宗白华美学与中国哲学精神_美学论文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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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希腊语：αισθητική；英语：Aesthetic）是一个哲学分支学科。德国哲学家亚历山大·戈特利布·鲍姆嘉通在1750年首次提出美学概念，并称其为“Aesthetic”（感性学），也就是美学。美学是研究人与世界审美关系的一门学科，即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审美活动。审美活动是人的一种以意象世界为对象的人生体验活动，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美学属哲学二级学科，需要扎实的哲学功底，它既是一门思辨的学科，又是一门感性的学科。美学与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神话学等有着紧密联系。

宇宙（Universe）在物理意义上被定义为所有的空间和时间（统称为时空）及其内涵，包括各种形式的所有能量，比如电磁辐射、普通物质、暗物质、暗能量等，其中普通物质包括行星、卫星、恒星、星系、星系团和星系间物质等。宇宙还包括影响物质和能量的物理定律，如守恒定律、经典力学、相对论等。大爆炸理论是关于宇宙演化的现代宇宙学描述。根据这一理论的估计，空间和时间在137.99±0.21亿年前的大爆炸后一同出现，随着宇宙膨胀，最初存在的能量和物质变得不那么密集。最初的加速膨胀被称为宗白华美学与中国哲学精神_美学论文五篇假若你对此篇文章感觉哪里不好，也可以上传分享给大家！

第一篇 宗白华美学与中国哲学精神_美学论文

关 键 词   道  禅宗  周易  妙悟   艺境   生命境界  中国哲学

宗白华先生（1897—1986）是中国现代美学理论的奠基者。宗白华美学思想渊源有自，就其与中国古典哲学精神的关系而言，它主要与老庄、《周易》、佛学（禅宗、华严宗）的思想最为密切。①本文侧重在探讨宗白华如何接受中国哲学精神与艺术思想之影响，建构起“生命—艺境美学”的理论体系。

一、“道”与宗白华艺术美学

青年时期的宗白华偏爱中西哲学，他曾说：“庄子、康德……相继在我的心灵的天空出现，每一个人都在我的精神人格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1]（151）尤其老庄思想对宗白华的人生观和艺术观有较大的影响。他认为，先秦诸子“不可能不谈到美的问题，也不可能不发表对于艺术的见解。wWW.0519news.CoM尤其是庄子，往往喜欢用艺术做比喻说明他的思想。”[2]（449），宗白华将庄学看作是中国艺术美学的一个渊源所在，庄学成为宗白华论述中国艺术美学特质的一块理论基石。总的来看，老庄哲学对宗白华美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道”、“虚”这两个方面。

1、道与“空白”的阐释

宗白华认为庄子是极具艺术天才的哲学家，他“对于艺术境界的阐发最为精妙。在他是

‘道’，这形而上原理，和‘艺’，能够体合无间”，而“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1]( 367) 在老庄思想中，“道”的本质就是“无”，是虚空。庄子的“唯道集虚”、“虚室生白”的理论对中国艺术精神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诗词、书画、音乐、园林等，都重视虚实结合、有无相生。古代艺术家常以空中点染、抟虚成实的表现方法，使诗境、画境、乐境里有空间感，虚空中传出动荡，神明里透出幽深，“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庄子的以艺见道、道艺合一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美学精神的走向，故此，宗白华说：“中国人对‘道’的体验，是‘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唯道集虚，体用不二，这构成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和艺术意境的实相。”[1]（370）将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与“道”相联系，确是宗白华的创见。在宗白华的艺术美学理论中，作为宇宙意识和生命精神的老庄的“道”，既是中国美学的文化背景，也是他建构美学本体的一个主要源泉。

宗白华认为，老庄哲学对画境的渗透，使得中国画在最高的审美境界上与哲学的理念相通。宗白华说：

中国人感到这宇宙的深处是无形无色的虚空，而这虚空却是万物的源泉，万物的根本，生生不已的创造力。老、庄名之为“道”、为“自然”、为“虚无”……万象皆从空虚中来，向空虚中去。所以纸上的空白是中国画真正的画底……中国画底的空白在画的整个的意境上并不是真空，乃正是宇宙灵气往来，生命流动之处。笪重光说：“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这无画处的空白正是老、庄宇宙观中的虚无。它是万象的源泉、万动的根本。中国山水画……登高远眺云山烟景、无垠的太空、浑茫的大气，整个的无边宇宙是这一片云山的背景……中国画的山水往往是一片荒寒，恍如原始的天地……纯然一块自然本体、自然生命。[1]（45）

画幅中飞动的物象与“空白”处处交融，结成全幅流动的虚灵的节奏。空白在中国画里不复是包举万象位置万物的轮廓，而是溶入万物内部，参加万象之动的虚灵的“道”。[1]（101）

清代画家张式说：“烟云渲染为画中流行之气，故曰空白，非空纸。空即画也。”[3]（993）确为精到之论，烟云仿佛一息相吹之气，成就绘画艺术的生命境界。荒寒的画境中有生气流行，有自然生命，即所谓“无画处皆成妙境”，它来自“虚空却是万物的源泉”的老庄的哲学精神。以图示之：

中国画： 空白（技法）→ 云山（背景）→ 自然（生命本体）

         ↑↓                          ↑↓

道  论： 虚空（道的特征） —————→无、道（哲学本体）

众所周知，“空白”理论构成了中国艺术美学的重要方面。如中国书法是黑白相间的艺术，墨为有形，白藏气韵，强调“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4]（73）书法的审美意味就孕藏在无墨的空白之处。中国画更是推崇“画之妙在无笔墨处”；[5]（1311）古代诗学也认为“文章妙处，俱在虚空”。[6]（1519）“空白”确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代表着中国艺术的一种审美境界。宗白华认为，“空白”理论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它源自老庄学说（“道”论）。老庄哲学认为，“道”是宇宙的最高本体，呈现为“无”，它是无形无象的，又是真实存在的，“道”蕴藏着一切和无限。《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尤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 道“为声之声，为响之响，为形之形，为影之影，” 它是“周流秋毫”而又“弥纶太虚”[7]（215）的宇宙本体的存在。道是“空白”，是万象之源泉，万动之根本，具有最广阔的潜在内蕴。“空白”以无形涵盖有形，以无象包孕有象，，而成为无限的存在，此所谓“大象无形”。在古代美学家看来，“空白”、“虚空”既是万物的本体，也是艺术的本源。宗白华重新阐释和发微了这个理论，使其更具有现代意义。

2、虚实两元

《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说“万物负阴以抱阳”，“道”分为一阴一阳，一虚一实。道之阴阳摩荡，虚实结合，在艺术理论上就是强调虚实相生，气韵生动。宗白华对“虚实”范畴很关注，认为“空灵”与“充实”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两元。“虚实”是中国美学的重要理论，清画论家方薰说“古人用笔，妙有虚实；所谓画法，即在虚实之间。虚实使笔生动有机，机趣所之，生发不穷。” [8]（137）方士庶也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景也。” [8]（349）都说明中国艺术（画、诗、书等）都强调虚实结合。

宗先生认为虚实理论“是一个哲学宇宙观的问题”。儒家和道家都是讲虚实结合的，而“老庄认为虚比真实更真实，是一切真实的原因，没有虚空存在，万物就不能生长，就没有生命的活跃。”宗白华将儒道在虚实问题上作了调和，认为孔孟和老庄并不矛盾，“他们都认为宇宙是虚和实的结合，也就是易经上的阴阳结合。”在中国艺术中，阴阳摩荡，虚实相生，“才能真实地反映有生命的世界”。[2]（455）艺术的充实意味，主要来自儒家的“充实”观和人格境界论，孟子“养气说”就是充实论，宗白华对艺术的充实精神：

司空图形容这状硕的艺术精神说：“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吞吐大荒，由道反气”……“行神如空，行气如虹！”艺术家精力充实，气象万千，艺术的创造追随真宰的创造。[1]（348）

艺术的空灵，则主要来自老庄的道论。宗白华认为，园林的艺术建构学彰显出美感的民族特点：

建筑和园林的艺术处理，是处理空间的艺术。老子就曾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室之用是由于室中之空间。而‘无’在老子又即是‘道’，即是生命的节奏。

园林的楼、台、亭、阁、窗的设置，都是为了“望”，为了“得到和丰富对于空间的美的感受”。古代中国人，“总要通过建筑物，通过门窗，接触外面的大自然界”，所谓“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诗人艺术家“从一个小房间通到千秋之雪，万里之船，也就是从一门一窗体会到无限的空间、时间”。明计成曰：“轩楹高爽，窗户虚邻；纳千顷之，收四时之烂漫”（《园冶》），园林中通过轩窗来通向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国园林美学就是要“小中见大，从小空间进到大空间，丰富了美的感受”，追求动荡无限的空间感。园林建筑是“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2]（476-478）即从园林的小天地来体悟宇宙的大化生机。园林艺术“小中见大”的观点来自老子“有生于无”的哲学精神。

中国各类艺术，写实容易空灵难。清戴熙说山水画“沉著易，空灵难”，“山石以画而得，云水以不画而得。山石成则云水自在。”[3]（995，1001）中国画，以实生虚，抟虚成实；充实外见灵透，空白处有妙境。这种理论泛见于宋元时期的山水、花鸟画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宗白华有精妙的阐释：

（宋元）画家所写的自然生命，集中在一片无边的虚白上。空中荡漾着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道，老子名之为夷、希、微。在这一片虚白上幻现的一花一鸟、一树一石、一山一水，都负荷着无限的深意、无边的深情。[1]（371）

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9]（100）道是空、无，乃“万物之母”；无生有，成“万物之始”。又曰：“天地相合，以降其露”。[9]（76）道是生命的根源（生命本体），宇宙是一个大生命的整体，贯穿其中的大“道”如甘露一般滋润万物的生长。宗白华理解的老庄之“道”，具体说就是宇宙间化生万物、表现大宇宙生机蓬勃的生命精神。宗白华认为，中国艺术“空寂中生气流行，鸢飞鱼跃，使中国人艺术心灵与宇宙意象‘两镜相入’互摄互映的华严境界。”在他看来，“道”是虚白，但不是死寂，它包孕万有，体证生生，是蕴涵生命活力的宇宙精神，也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源泉。因此，艺术意境以表现生命流行、气韵生动为核心。 [1]（372）中国艺术要创造一片神游的意境，写出万物的内在生命。

二、《周易》经传与生命和谐精神

宗白华以《周易》经传的“生生之德”的义蕴（“生生之谓易”）和“无往不复”的理论来作为其生命本体美学又一形而上的资源。在宗白华看来，易经生生无尽的和谐精神恰可以做为其生命美学的文化背景。宗白华曾说《周易》是中国唯一成“伟大的哲学系统”的哲学，同时 “《易》是一部动的生命的哲学”。[1](188，245)叶朗曾论述过易经的生命精神，他说：

(《易经》)最关心的是人类与自然界的生命现象，并认为人和自然界的生命过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易经》的每一卦都是讨论天人关系，而天人关系的中心就是生命。这就是《易经》的灵魂。《易传》发挥《易经》的思想，提出了“生生之谓易”（《系辞上》）、“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等命题。按照《易传》的命题，自然界是生生不息的过程，自然界充满了生意，而从这里就产生了世界的意味和情趣。这就是“乐”的境界。这可以说是《易传》的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10]（11）

出于重建中国现代新型文化的使命感，宗白华对《周易》有着持久的关注。在《周易》中，他找到了中国审美文化中生命精神的源头。在宗白华看来，周易广大和谐的生命意蕴是重建刚健昂奋的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

宗白华认为，“《易经》上说：‘无往不复，天地际也。’这正是中国人的空间意识！”[1]（423）而“《易经》所常用的如往复、来回、周而复始、无往不复，正描出中国人的空间意识。”[1]（431）周易的无往不复的空间意识和节奏感是中国艺术审美空间理论的来源。他认为：

时间的节奏（一岁十二月二十四节）率领着空间方位（东南西北等）以构成我们的宇宙。所以我们的空间感觉随着我们对时间感觉而节奏化了、音乐化了！画家在画面所欲表现的不只是一个建筑意味的空间“宇”而须同时具有音乐意味的时间节奏“宙”。一个充满音乐情趣的宇宙（时空合一体）是中国画家、诗人的艺术境界。[1]（431）

宗白华在《形上学（讲演）》中说，周易的鼎卦乃是中国哲学的生命“空间之象”，[11]（612）而革卦是“中国生命时间之象”。[11]（616）《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他认为这句话体现了中国人的空间意识，“空间与生命打通，亦即与时间打通”。[11]（612）易之卦象，即是指示人生的范型。[11]（627）他说“象之构成原理，是生生条理”，[11](629)进而认为中国哲学是一个“生命的体系”。他认为“中国哲学既非‘几何空间’之哲学，亦非‘纯粹时间’（柏格森）之哲学，乃四时自成岁之历律哲学也。”[11]（611）《周易》无往不复的空间意识，启示了汉代的律历哲学，二者共同形成了“以时统空”、“时空合一”的哲学思想。②在中国艺术中，时间的四时（春夏秋冬）配合空间的四方（东南西北），空间时间化，时间空间化，时空合一，充满音乐的节奏。宗白华将时空感与虚实理论相联系：

中国人的最根本的宇宙观是《易经》上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我们画面的空间感也凭借一虚一实、一明一暗的流动节奏表达出来。虚（空间）同实（实物）联成一片波流，如决流之推波。明同暗也联成一片波动，如行云之推月。这确是中国山水画上空间境界的表现法。[1]（434）

中国人抚爱万物，与万物同其节奏：“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庄子语）。我们宇宙既是一阴一阳、一虚一实的生命节奏，所以它根本上是虚灵的时空合一体，是流荡着的生动气韵。[1](438)

空间的音乐化和节奏感，导致在审美观照上采取的方法就是仰观俯察。宗白华认为，“俯仰往还，远近取与，是中国哲人的观照法，也是诗人的观照法。而这观照法表现在我们的诗中画中，构成我们诗画中空间意识的特质。”[1]（436）这种观赏方式，使得主体视线在仰观俯察之际往复流动，满目生机。

《周易》言 “天地之大德曰生”，标举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这构成宗白华生命本体论美学的的一个思想资源。宗白华认为，《周易》昭示的宇宙的生命精神就是“动”的精神，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系辞上》），《易传》基于对宇宙自然生生不息的经验观察，用“道”来指明其变化、秩序与规律：“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系辞下》)。变化的动力是阴阳刚柔的矛盾对立，但其中起主导的是“阳”、“天”，即“乾”：“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象传》）宗白华解释说：“‘乾’是世界创造性的动力，‘大明终始’是说它刚健不息地在时间里终而复始地创造着，放射着光芒。”[1](477) “天道”是动健常新的，“人道”也如此，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象传》)，人生当效法生生不息之宇宙，创为刚健昂奋、充实光辉的人格精神。

，宗白华说：《易》“象之构成原理，是生生条理”。谢赫“六法以气韵生动为首目，确系说明中国画的特点，而中国哲学如《易经》以‘动’说明宇宙人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与中国艺术精神相表里。”[1]（105）宗白华看到《易传》正是“以‘动’说明宇宙人生”[1](105)，而“动的范型是道”[11](628)，“动”是宇宙自然之本体性存在——“道”的显现。所以“中国人最根本的宇宙观是《易经》上所说的‘一明一阳之谓道’”，“这形而上的道，这永恒创化着的原理”，正是中国传统宇宙观与人生观的根本依据[1](434，439)。宗白华采用柏格森的哲学术语“创化”(“创造进化”)来指称“道”，用 “绵延”解释《易传》：“‘生生之谓易’，其变化非空间中地位之移动，乃性质一‘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之发展绵延于时间。”[11](609)

宗白华曾在《看了罗丹雕刻以后》（1921）文中说，他“自幼的人生观和自然观是相信创造的活力是我们生命的根源，也是自然的内在的真实”。[11]（309）罗丹艺术的生命活力给予宗白华以巨大的精神震撼，他说，“动者是生命之表示，精神的作用；描写动者，即是表现生命，描写精神”，表现动相，才能表现自然的生命精神。[11]（312）在宗白华看来，“动”、“活力”、“生命”都是指天地自然无处不在的生命创造精神。在《艺术学（讲演）》中，宗白华认为“艺术为生命的表现，艺术家用以表现其生命，而给与欣赏家以生命的印象”，“艺术品之表现，为一种生命的表现。”[11]（545）同时他还说“凡一切生命的表现，皆有节奏和条理，《易》注谓太极至动而有条理，太极即泛指宇宙而言，谓一切现象，皆至动而有条理也，艺术之形式即此条理，艺术内容即至动之生命。至动之生命表现自然之条理，如一伟大艺术品。”[11]（548）至此他开始自觉建构以生命为本体的美学思想。

中国古典哲学与美学认为：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美就在于生命与节奏的和谐、活力与秩序的统一，这就是“至动而有条理”。 宇宙间大化流衍、生生不息，天地充满着盎然生意与灿然活力。而艺术的使命则在于原天地之美，协和宇宙，参赞化育，以显露如宇宙生命同样的生香活意。宗白华认为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充满生机活趣的宇宙中，中国艺术的要义在于表现宇宙的盎然生意，诗、乐、画、舞莫不如此。正如方东美所说：“中国艺术，都有一般盎然活力跳跃其中，蔚成流畅饱满的自由精神，足以运气充周，而运转无穷！所有这些都代表了一种欣赏赞叹，在颂扬宇宙永恒而神奇的生命精神，就是这种宇宙生意，促使一切万物含生，百化光焉。中国艺术家正因能参赞化育，与此宇宙生命浑然同体，浩然同流，所以能昂然不巧于美的乐园中。”[12]（373）

三、禅学妙悟与艺境体验论

佛学思想（禅宗和华严宗）对于宗白华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年在写《萧彭浩哲学大意》（1917）和《康德唯心哲学大意》（1919）等文章时，宗白华就是从佛学的视野来寻求东西方哲学智慧的共通性，由此他认为：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含义闳深，颇契佛理”，“吾读其书，抚掌惊喜，以为颇近于东方大哲之思想”。[11]（4）至于康德，宗白华认为“康德书中，最精两语，即是说一切诸法，具有形而下实相，而同时为形上虚相，事理无二，几于佛矣”，无论是康德的思想还是佛学，都强调现象即本体，进而宗白华发现“东西圣人，心同理同。”[11]（14）宗白华早岁对佛学的兴趣，一直持续到后来对美学的研究。在其美学理论中，禅宗思想一直占有极高的地位。

禅宗一重“心性”倡“即心即佛”，二重“顿悟”主“顿悟见性”。禅宗的“顿悟”与“境界”说对中国艺术理论有巨大影响。禅宗的“顿悟”主张直觉顿悟思维方式，而禅宗的“境界”说与传统的“意象”理论进一步融合，二者对中国美学的妙悟说、意境论等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宗白华美学的艺境理论吸纳与融汇禅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顿悟”（妙悟）的体验方式和“境界”（禅境）理论两个向度。

1、妙悟为本

宗白华强调“心源”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1]（358）心灵为美之源，此理论来自禅宗。禅宗主张“自心是佛”的“顿悟”法门，其理论基础之一，就是“一切法皆从心生”。[13]（127）禅宗认为，“心”是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万法”）产生和存在的本源。所谓“万法从自性生”，[14]（20）“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13]（60）等，均是申明此意。禅要求整体地、直觉地体现自然。所谓“顿悟”，不是推理，而是个体的直觉体验。禅的直觉通于艺术的审美心理，二者都力求永恒意味的超理性的直觉体验。宗白华说：

禅学发展到成熟阶段，连禅宗也不必要，文学也不必要，言说也不必要。世间与出世间的截然不同的界限（佛教二元论的根据）完全废除……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到处都是真如的显现，可见真如界并不是离开了这块染污的土地另有所在，真如世界也正在这块载土上。相反地，更可推知真如之所以为真如，正是凭藉人世间的现象为工具才可能实现，无现象界即无从证得本体。[1]（879）

在这段话中，宗白华认为禅学从现象直证本体，或者说本体即在现象之中，一切都是真如的显现。有学者指出：

禅宗（在慧能之后）认为，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吃饭、走路，还是担水、砍柴，通过刹那间的内心觉悟（“顿悟”），都可以体验到那永恒的宇宙本体。所以在禅宗那里，“境”这个概念不再意味着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不再意味着现象界与本体界的。正相反，禅宗的“境”，意味着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和生命现象中可以直接呈现宇宙的本体，在形而下的东西中可以直接呈现形而上的东西。 [15](108)

如何于现象中见证本体？禅宗强调了直觉顿悟的功夫，而顿悟即在心源，方寸之间妙悟本体。

以心感物，是禅宗思想的一大特点。禅学重视“心”的作用，对中国美学在唐以后更加重视主体心灵产生极大的影响。禅宗所谓“一默如雷”，主张从沉默处倾听震耳雷鸣，就是靠心的力量，以心听声。“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于心”，审美感受不仅仅用感官去直觉感受，更重要的是用心去感受。当感官知觉伴随着理性、精神时，主体才能在他的感觉直觉中“自得其得”，“自适其适”。自然无限空静深广，意境悠远虚静，只要用心去倾听，就能进入超知性、超功利的精神境界。

由于禅宗重视心源，倡导妙悟，对中国艺术精神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禅学发展史看，“妙悟”的概念最早是由后秦僧肇在《般若无名论》中提出，他说“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后至唐李嗣真与张彦远在其画论、宋严羽在其诗论中都标举“妙悟”理论，遂使“妙悟”成为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

在宗白华看来，“妙悟”既是一种审美体验方式，也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宗白华说:

艺术家经过“写实”、“传神”到“妙悟”境内，由于妙悟，他们“透过鸿濛之理，堪留百代之奇”。[1]（366）

禅宗主张“在日常生活中，在活泼泼的生命中，在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中，去体验那无限的、永恒的、空寂的宇宙本体”，即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禅宗于现象见本体的认识论与中国艺术思维有相通之处。禅宗的这种思想进入审美领域后，“就启示和推动艺术家去追求对形而上的本体的体验。这就是‘妙悟’、‘禅悟’”，体悟到的是“永恒的宇宙本体，是形而上的‘意’。”[16](109)艺术家以妙悟之审美心胸，从有限进入无限，自微尘中见大千，从而体悟时间、空间、自然、宇宙、人生的无限意蕴。这就是妙悟的境界。

2、禅境显现

在禅宗“境界”、“顿悟”理论的启发之下，自唐代以后， “意境”术语开始出现，随着宋元时期山水画的发展步入高峰，“意境”说遂成为中国艺术理论最重要的美学成果。宗白华认为意境理论的一个重要源头是禅境，他说：中国自六朝以来，艺术的理想境界就是“澄怀观道”，“在拈花微笑里领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禅境”。中国艺术境界就是“鸟鸣珠箔，群花自落”的“超圆觉”之境，[1]（363）生命超越，境界圆融。在宗白华看来，中国美学中，艺境如禅境，禅境乃是最高的艺术境界。

禅宗将禅境分三个阶段来说明：第一境（未参禅时）“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主客对立，主体以理智看山水，所以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境（参禅后）“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主客互动，心物交融，对象被主体情意同化，对象在主体的感知中变异，因此见山非山，见水非水；第三境“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万古”表时间之永恒，“长空”表空间之无限，“万古长空”这一超越时空的本体，在瞬间的“一朝风月”之中证得。刹那即终古，从有限进入无限。 [16]（19）这三层境界，第一层次是审美感知，心灵对印象的直接反映；第二层次是审美感兴，心物交流；第三层次是“妙悟”的境界，乃为最高的灵境。

禅境就是在“唯心”顿悟中到达对现象的超越，是心与物在最高层面的统一。受禅境理论的影响，宗白华说:“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从直观感相的描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层次。”[1]（362）这三层次，他又称之为“写实（或写生）的境界、传神的境界和妙悟的境界”。[1]（382）在他看来，“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1]（364）禅境就是最高灵境的启示，就是妙悟的艺术境界。在禅境中，鸟飞叶落、云飞水流，都是禅悟的对象，都是圆融自在、和谐空灵的真如境界。李泽厚所说：“在禅宗公案中，用以比喻、暗示、寓意的种种自然事物及其情感内蕴，就并非都是枯冷、衰颓、寂灭的东西，相反，经常倒是花开草长，鸢飞鱼跃，活泼而富有生命的对象。”[17]（374）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禅境中体悟到的是活泼灿烂的生命精神。所谓“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王维《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这是一种与生命、历史和宇宙相关的最高感悟。

四、宗白华“生命—艺境美学”之建构

宗白华美学与中国哲学精神有深厚的血脉渊源。建筑在中国古典哲学与传统艺术思想基石之上的宗白华美学，就是“生命——艺境美学”。③

在《看了罗丹雕刻以后》（1921）中，宗白华就强调了自然和艺术的生命活力，他说：“一切有机生命皆凭借物质扶摇而入于精神的美。大自然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推动无生界以入于有机界，从有机界以至于最高的生命、理性、情绪、感觉。这个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一切‘美’的源泉。”[11]（310）到了晚年，宗先生回归本土文化和艺术传统，在《我与艺术》（1983）文中说：“作为中国的欣赏者，不能没有民族文化的根基……我在欧洲求学时，曾把达·芬奇和罗丹等的艺术当作最崇拜的诗。可后来还是更喜欢把玩我们民族艺术的珍品。”[2]（615）从对罗丹艺术的生命活力的热情赞美，到对中国古典艺术的生命精神的皈依，这个过程宗白华走了整整62年，尽管他对中西文艺的生命意蕴的阐释前后有变化，但生命本体的美学建构却始终未变。正如李泽厚所说：

这样一种对生命活力的倾慕赞美，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情思，从早年到暮岁，宗先生独特地一直保持了下来，并构成了宗先生这些美学篇章中的鲜明特色……宗先生……再三强调的中国美学以生意盎然的气韵、活力为主。[18]（3—4）

从儒释道思想的融通性来看，宗白华认为：中国整个古典哲学均是“于形下之器，体会其形上之道。于‘文章’显示‘性与天道’。故哲学不欲与宗教艺术（六艺）分道破裂……道与人生不离，以全整之人生及人格情趣体‘道’。《易》云：‘圣人以神道设教’，其‘神道’即‘形上学’上之最高原理，并非人格化、偶像化、迷信化之神。其神……为观天象、察地理时发现‘好万物而为言之’‘生生宇宙’之原理！中国哲学终结于‘神化的宇宙’”。[11]（586）宗白华认为，以《周易》为首，可以看出中国哲学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生命哲学。宗白华在1919年《读柏格森“创化论”杂感》一文中提出的“创造进化的意志”（即生命意志），晚年他仍然说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是“反映生命的艺术”，[2]（612）在《我与艺术》中，宗白华深情追忆少年情怀，说“那象征着世界核生命的大海，哺育了我生命里最富于诗境的一段时光”。[2]（615）宗白华美学生命本体论的建构当始于1920年代，从接受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开始，到回归中国的生命哲学，生命本体的哲学精神贯穿他的哲学与美学活动的全过程。

宗白华美学以生命为本体，同时“艺术意境”也是其美学思想的核心理论。1986年，宗白华在文集《艺境·前言》中说他“终生情笃于艺境之追求”，并感叹“人生有限，而艺境之求索与创造无涯”。[2]（623）“艺境”是宗白华美学的价值追求。假若我们将目光投向宗白华青年时期的学术活动，则会发现，他在美学处女作《美学与艺术略谈》（1920）中，就已涉及“最高的艺术精神”问题，而到晚年再次申明“终生情笃于艺境之追求”。可以说，宗白华先生对“艺境”的关注和研究长达60余年。从这个意义上也能说明“艺境”确实是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核心。

何谓艺术意境？宗白华说：

一个充满音乐情趣的宇宙（时空合一体）是中国画家、诗人的艺术境界。[1]（431）

这个命题包涵着丰富的意蕴，它道出了中国艺术的本质特征。“在中国艺术中，没有孤立的空间意象，任何艺术意象都是在时间中展开的，以时间的生命之流融汇意象”，[19]（69）中国艺术追求时空合一的意境。宗白华认为，人生有五种境界:即功利境界，伦理境界，境界，学术境界，宗教境界。而艺术境界介乎学术境界与宗教境界之间，它是“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1]（358）

从宗白华对“艺境”内涵的各种界定，能洞见“艺境”的丰富意蕴：艺境以宇宙、人生、万物的灿烂感性为审美对象；艺境侧重主体心灵境界的开拓；艺境是虚实结合，有无相生，以形传神，时空合一；艺境是心物的双向交流：既使万物心灵化，又使心灵具体化，最终心物俱冥，物我统一。正如宗白华所说：“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

同时，艺境以表现宇宙的生命精神为最高的审美蕲求。宗白华认为：“我人心中情思起伏，波澜变化，仪态万千，不是一个固定的物象轮廓能够如量表出，只有大自然的全幅生动的山川草木，云烟明晦，才足以表象我们胸襟里蓬勃无尽的灵感气韵。” 因此，“山川大地是宇宙诗心的的影现；画家诗人的心灵活跃，本身就是宇宙的创化，它的卷舒取舍，好似太虚片云，寒塘雁迹，空灵而自然！”[1]（360）有学者指出：“中国艺术意境，流荡着勃郁沉潜的宇宙生命，跃动着超迈而莹透的文人心灵”，[20]（307）宗白华的艺境论是建立在整体生命理论的哲学基础上的。

综上所述，建筑在中国古典哲学精神与传统艺术思想基石之上的宗白华美学，就是以“生命”为美学本体，以“妙悟”为审美体验方式，以“艺境”为审美价值追求的三位一体的美学体系，简言之就是“生命——艺境美学”。

[注 释]

①李泽厚在《美学散步·序》（上海出版社，1981，p4）中认为：儒家精神、庄子哲学、禅宗与屈骚传统，构成“中国美学的精英和灵魂。宗先生以诗人的锐敏，以近代人的感受，直观式地牢牢把握和强调了这个灵魂（特别是其中的前三者）”。

②“律历哲学”的内涵及其与宗白华美学的关系，可参看汪裕雄《艺境无涯》（安徽教育出版社，20xx,p55-84）与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p53-99）两著的详细探讨。

③当前学界关于宗白华美学的名称界定主要有“生命美学”、“境界美学”、“散步美学”、“体验美学”等。如陈望衡在《宗白华的生命美学观》（江海学刊，20xx、1）、彭锋在《生命哲学与“散步”美学》（汝信、王德胜主编《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安徽教育出版社，20xx,p642—667）文中就提出宗白华“生命美学”的观点。汪裕雄在《艺境无涯》（安徽教育出版社，20xx，第3页）、陈文忠在《美学领域中的中国学人》（安徽教育出版社20xx,p289）著作中均认为宗白华美学是“境界美学”。王德胜在《散步美学》（河南出版社，20xx,p5）中认为“散步”“呈现了宗白华美学的总体特征”，宗白华美学是“散步美学”。皮朝纲认为宗白华美学是“体验论美学”（《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p519）。这些界定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宗白华美学特质的单个侧面，但是都不能从内在精神上全面把握宗白华美学的本质特征，而笔者以为生命、境界、体验在宗白华美学思想中是三位一体的，故名之为“生命—艺境美学”。

[参考文献]

[1]《宗白华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2]《宗白华全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3] 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美术出版社，1998.

[4] 包世臣:《艺舟双楫》，《艺林名著丛刊》之一，：中国书店影印本，1983.

[5] 邓乔彬:《中国绘画思想史》，贵阳：贵州出版社，20xx.

[6] 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 叶朗:《中国历代美学文库》（魏晋南北朝卷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xx.

[8] 叶朗:《中国历代美学文库》（清代卷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xx.

[9] 冯达甫:《老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0]叶朗:《中国传统美学对现代美学的几点启示》[j].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京），20xx.1.

[11]《宗白华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12]蒋国保:《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方东美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13]普济:《五灯会元》卷七，：中华书局1984.

[14]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

[15]叶朗:《再说意境》[j].载《文艺研究》（京），1999.3.

[16]张节末:《禅宗美学》，杭州：浙江出版社，1999.

[17]李泽厚:《美学三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18]李泽厚:《美学散步·序》，上海出版社，1981.

[19]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

[20]汪裕雄:《艺境无涯》，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xx.

第二篇 “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札记_逻辑学论文

一、“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维特根斯坦就这样以神秘的朦胧诗一般的语言结束了他的《逻辑哲学论》。就是这本不到10万字的格言体著作，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哲学流派，扭转了20世纪哲学的方向。它是20世纪享有盛誉的哲学团体“维也纳小组”的“圣经”，在学术聚会与学术沙龙上被逐字逐句的朗诵和讨论，而维特根斯坦本人却以他特有的高傲多次拒绝成为这个著名小组的成员。

美国著名哲学史家w·考夫曼曾经说过：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标志是：他的出现为哲学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而这样的事情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一生中居然做了两次！

如鹰鹫般棕色而瘦削的面孔，目光深沉有神，举止灵活有力，特立独行，天马行空，没有恋爱，没有婚姻，没有朋友……这就是维特根斯坦，20世纪哲学革命中神话般的英雄。

还有，一个同性恋者，抑郁症患者，多疑，狂躁，伴随一生的“自杀情结”，生前身后的荣辱毁誉……这也是维特根斯坦，20世纪哲学的天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维特根斯坦应征入伍。未经作战即成为意大利人的战俘。而《逻辑哲学论》的手稿即是在战火纷飞中完成的。

维特根斯坦后来对自己应征入伍动机的解释是：“是因为我有自杀倾向，而没有比战争更好的自杀方式了。”

被捕时，维特根斯坦正骑在炮筒上，用口哨吹着贝多芬第七交响乐的第二乐章。

什么是“可说的”？

所有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可说的。维特根斯坦如是说。WwW.0519news.CoM

什么是“不可说的”？

生命。伦理。价值。情感。宗教。。想象。直觉。形而上的本体……一切可以赋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东西，都是不可说的。它们是如此神圣之物，以至不能被说，只能在沉默中显示。

凡不可说的，只能显示。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维特根斯坦在写给好友冯·费克尔的信中如此解释他的《逻辑哲学论》：

“本书的观点是伦理的观点……也许这是开启这部著作的一把钥匙……：我的书由两部分组成：这里描述的部分加上所有我还没有写的东西。确切地说，正是第二部分相当重要。”

不可说的、只能在沉默中显示的东西，永远比可说的东西重要。生命和文化永远高于自然和技术。

于是：

“凡可说的，都是可以说清楚的”，“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何等简洁、明了；何等单纯、透明。一如主人的衣着，简朴、整洁；一如主人的住所，一床、一椅、一桌，几盆鲜花。哲学的空间纤尘不染。

简洁与单纯是哲学的最高境界。能将哲学还原至此境界的思想者，非大师莫属。

我们还需要说什么，我们又还能说什么呢？

当有人告诉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剽窃了《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时，维特根斯坦大度的一笑：“我不在乎一个小孩偷了我的一个苹果。”

因此，哲学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终结了。因为“所有的哲学问题都解决了”。

维特根斯坦有力地挥动手臂，大声向世界宣告。

维特根斯坦走了，走的如此潇洒从容，充满自信。

二、乡村教师

维特根斯坦离开了哲学的王国，离开了城市的喧嚣，到奥地利三个偏僻的乡村当小学教师。

那些偏僻的小山村，如果不是维特根斯坦，历史学家将永远不可能知道它们的名字；而那些有幸受教于维特根斯坦、如今大部分早已作古的村民，也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他们曾经和一个世界级的哲学大师一起生活、学习。

维特根斯坦曾多次表示不愿意做大学教师，他甚至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大学教师，又是一个诚实的人。

这使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个律师的墓碑上刻着：“这儿躺着一个律师，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过路人看见后惊讶的说：“真没想到这么小的地方居然躺得下两个人！”

但维特根斯坦那过于直露的自白仍然让我震惊！不仅因为我生活于有着“天、地、君、亲、师”的文化传统的中国，教师被视为“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更因为我自己是一名大学教师，我内心深处时时由衷的泛起一种职业的自豪感。

直到有一天，某个突然发生的情境闪电般击中了我的生活，若不是那个突如其来的“内心事件”（借用萨特的术语），我也许永远无法体认维特根斯坦内心世界的矛盾与情感冲突。

那是在别人看来一件极不足道的小事：我和往常一样站在讲台上，阶梯教室座无虚席。我几乎像一个动了感情的演员，深深沉浸于自己的角色，忘记了周围世界的存在：我和萨特一起为人类的自由呐喊，和尼采一起感受“上帝死了”对西方心灵造成的巨大震撼，和加缪一起思考人生的荒谬与永恒的“存在之谜”，和弗洛伊德一起向人性深处最隐秘的角落开掘……我讲述着公元前800-600年，那个被雅斯贝尔斯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那个诞生了佛陀、耶酥、、孔子、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时代，文明的薪火代代相传，使无数世纪的人类心灵沐浴它的绚烂与壮丽……我深陷于自己的不能自拔，以至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给学生留下思考的空间。我渴望与年轻的心灵对话，因为我深知，智慧的交流与碰撞如同电光石火，是人类思想保持创造力的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一阵短暂的寂静后，台下一个声音悠悠响起：

“老师，请问考试怎么考？”

我的脑袋突然出现空白，我一下从天堂跌落到地狱，我的自尊和自信一瞬间被彻底击垮。

据维特根斯坦说，在剑桥的讲台上，有一天，他脑袋里突然出现空白，面对学生，他突然感到无话可说。

那么，当他来到偏远的乡村，面对那些嫩稚单纯、未被世俗污染的孩童，他是否由衷感到了灵魂的安宁与幸福？

我深深理解维特根斯坦。

三、“反哲学”的哲学家

1929年，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6年的乡村小学教师生涯，不仅抚慰了他那颗浮躁的灵魂，而且他对哲学也有了新的体认。

他重返哲学的王国。而这一次，他是以彻底“反哲学”的斗士的姿态出现在哲学舞台上。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古典还是现代，我都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后期维特根斯坦那样如此极端的反对哲学、并强烈要求取消哲学的“哲学家”。

“哲学是我们的理智冲撞语言的界限留下的肿块。”

“哲学在于语言的误用”，是哲学家“神志昏迷”与“理智痉挛”的结果。

“什么是哲学？是给苍蝇指出逃出捕蝇瓶的道路。”

“哲学的目的在于治疗。”

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是：本不该有哲学问题，哲学问题的出现是哲学家误用了我们的日常语言，说了不该说的话。是典型的庸人自扰，甚至是一种病态，是哲学家“神志昏迷”与“理智痉挛”。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当一个人搞哲学的时候，让他停下来，对他进行“治疗”，让他从语言的误用回到语言的日常用法上来。这样，哲学问题就消除了，哲学家的病也就治好了。

“不要想，而要看！”维特根斯坦号召我们从形而上学的迷雾中迷途知返，回到清楚明白、单纯简洁的日常生活的世界里来。

这是对人类哲学与人类文化的彻底“解构”， 维特根斯坦是一位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大师。

就在维特根斯坦逝世后不到20年，利奥塔发表了他的《后现代知识状况》，运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语言游戏”的概念“解构”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宏大叙事”，他由此成为“后现代主义之父”。

从此，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几乎成为所有“后现代”哲学家用以“解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万能武器”。在20世纪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思潮中，无论是利奥塔、福柯还是德里达，其“解构”的锋芒几乎指向每一个被“现代性”浸染的领域，却惟独对尼采和维特根斯坦情有独钟，尊他们为“后现代”思想的先驱和鼻祖……

中国社科院的江怡博士在其著作《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中，不仅将维特根斯坦与德里达相提并论，而且富有创见性的认为，西方思想的危机经历了三个阶段：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体认到的是西方科学的危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颠覆了整个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反映的是西方哲学的危机；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则更进一步揭示了西方文化的危机，它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日常语言的使用之中！西方文化的危机已经病入膏肓，深入骨髓，浸透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这是对深深浸淫于启蒙主义“现代性”西方社会的警世危言——和尼采一样，维特根斯坦来的太早了！

四、代“后记”：heal博士、罗素与维特根斯坦

1998年，一个酷暑难当的盛夏，“中、英、澳哲学暑期学院”在某高校大礼堂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此学院的创立与享有盛誉的英国哲学大师a. j. 艾耶尔的名字连在一起。这位与石里克、罗素、卡尔纳普等共同开创了逻辑实证主义，从而扭转了20世纪哲学发展方向的哲人，临终前留下遗嘱：将自己的全部财产作为基金，开办一所哲学学院，用于培训有志于科学哲学事业的中国学人，为东西方哲学与文化的交流搭起一座桥梁。学院每年暑假在中国大陆或港澳地区开办一届，为期一个月，它实质上为中西学人在学术上相互切磋砥砺提供了一个交流的。走进学院礼堂时，我在过道墙壁上悬挂着的艾耶尔的巨幅画像前停下脚步，久久瞻仰着这位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哲学大师，崇敬仰慕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

本期哲学的讨论主题正好是维特根斯坦。这也是我恭逢盛会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在20世纪的哲学家中，维特根斯坦是吸引我兴趣最为长久而又最令我困惑不解的人物。维特根斯坦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或者漩涡，我刚刚一接触便被一股强大的吸力身不由己的卷入进去，无力自拔。记得《论语》中孔子的颜回对孔圣人的评价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西方圣哲维特根斯坦所给我的就是这种奇异的感觉。

在同一个研讨班的有大学的韩林合博士，当时他那本数十万字的《维特根斯坦之路》刚刚出版；前面曾提到过的中国社科院的江怡博士，他还是国内一本著名的维特根斯坦传记的作者。那本传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序言”中的一个奇特而新颖的比喻：维特根斯坦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追求浪漫传奇生活的“西部牛仔”，犹如曾经轰动一时的美国电影《廊桥遗梦》中的那个摄影师罗伯特·金！初读这个奇特的比喻时，我心头一震，几乎对江怡博士大胆的想象力佩服到五体投地！

英国方面担任本次主讲的是来自牛津大学的heal博士，heal女士年届不惑，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位哲学女博士开朗、热情，一头齐耳短发，有较重的苏格兰口音。她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虔诚和执着令人感动。也许，作为一名女性，选择哲学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即使在观念开放的西方，也注定要比别人付出他的两卷本的《西方哲学史》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生动幽默的语言，睿智的点评以及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让我心旷神怡，叹为观止。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哲学的世界竟是如此的神奇诱人。一个年轻幼稚而又好奇的学生，从此一步步进入哲学那神圣的殿堂。

如今，在暑期哲学学院提供的简陋的单人宿舍里，在银白色的日光灯下，我斜靠在床上，再次翻开罗素的传记：

1915年，罗素因参加反战活动，被宣判为有罪，并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解除了教职；

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获奖演说的题目别具一格：“重要的愿望是什么？”他借这个重要的讲坛呼吁世界和平；

1955年，罗素争取到爱因斯坦的支持，发表了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号召东西方科学家召开一次世界性会议，共同讨论采取什么实际行动应付人类由于原子武器的出现而面临的危机；

1961年9月，89岁高龄的罗素因组织群众在空军总部和国防部门前静坐而被法庭判处一周的监禁；

1963年，罗素与法国哲学家萨特一起组织“国际战犯审判法庭”，调查并审判美国总统约翰逊、国防部长及国务卿在越南战争中的罪行；

1970年2月2日，罗素与世长辞。就在逝世的前几天，他发表了一个重要的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埃及和巴勒斯坦难民营……

读到这里，我的眼眶湿润了。我合上书本，轻轻披衣下床，来到校园空旷的操场。此刻，万籁俱寂，夏夜的天空繁星闪烁，清风送来阵阵舒爽的凉意。我的思绪仍然无法停止。当罗素这个人类和平的斗士在为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而奔波，而操劳，而呼号的时候，他昔日的朋友和学生维特根斯坦却正在战火纷飞中孜孜不倦的构思着世界的本体。难道他对生灵的呼号充耳不闻？血污与泪水难道没有淤塞思想家的感官？他真的把时代的苦难吞纳入自己的心胸，从而化为内心世界的冲突、煎熬与巨大张力？我前面的解释正确吗？

仰望繁星，我再次想起康德的那句名言：“世界上有两件事物，我越想越引起我内心深深的战栗与惊恐：头顶的星空与人心中的道德律令。”罗素与维特根斯坦无疑是我们时代的两颗耀眼的巨星。相比之下，罗素似乎离我们更近，我们能够听见他的声音，感受他的喜怒哀乐，他是可感可触的具体存在；而维特根斯坦似乎离我们更加遥远，像一个梦幻的影子，无法触摸。他在无边深邃的天空永恒寂寞的燃烧，我们只能通过到达身边的微弱的光线模糊猜测他的存在……

heal博士在暑期哲学学院毕业典礼上的精彩总结再次回响我的耳边：

wittgenstein is a paradox!（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吊诡”！）

参考文献：

[1]《维特根斯坦传》，[美]巴利特著，杜丽燕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7月版

[2]《存在主义》，[美]w.考夫曼编著，陈鼓应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3月版

[3]《逻辑哲学论》，维特根斯坦著，伦敦，1922年

[4]《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著，安斯库姆英译本，1958年

第三篇 作为第一哲学的超越论现象学_逻辑学论文

提要：胡塞尔将他的超越论的现象学哲学称作“第一哲学”，强调它是一种由最终根源奠立的普通科学的开端和基础，它正是要研究那些最初的、自身包含一切存在与真理之起源的东西，即超越论的主观性。一切真正的科学都必须从这种科学中寻求它们的全部基本概念和原理的、它们的一切方法的、一切其他原则的最后来源。胡塞尔通过对哲学史的考察表明，这一思想也是贯穿于数千年哲学史中的统一动机，并且已在历史上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就。胡塞尔所提出的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正是要揭示这种超越论主观性的领域。他称这种方法是一种全新的反思方法，是彻底的纯粹的对自身的思考，是完全不同于自然态度的“非自然的”态度。但是胡塞尔在这里提供的不仅是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而且同时还提供了一种有关现象学还原的“现象学”，即现象学还原的“理论”。

关键词：超越论的现象学；第一哲学；现象学还原；共主观性

  

胡塞尔的《第一哲学1923/1924》构成了从1913年《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理念》到1929年《笛卡儿式的沉思》之间他的思想进程中现象学发展的里程碑和高峰；正如胡塞尔在1923年8月31日致茵加登的信中所说的，这是一个在现象学意义上并具有“第一哲学沉思”形式的哲学体系之构想，这些沉思作为“开端”，一定会从根本上开启真正的哲学。

胡塞尔在这里将他的超越论的现象学哲学称作“第一哲学”，是要强调，它是一种由最终根源奠立的普遍科学之开端部分和基础部分，它正是要研究那些最初的东西和自身包含一切存在与真理之起源的东西，即超越论的主观性（transzendentale subjektivitit），纯粹的自我。WWw.0519news.cOM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又称“第一哲学”为“考古学”。第一哲学将严格科学的哲学当作最高目的理念。这种严格科学的哲学是彻底有根据的哲学。它是以确定的绝对自明的基础为根据，按照最严格的方法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

《第一哲学1923/1924》由上卷《批判的理念史》和下卷《现象学还原的理论》两卷组成。上卷《批判的理念史》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是对超越论的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历史导论。在其中，胡塞尔按照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诡辩哲学的反应中产生的，并作为内在的主导目的决定以后科学发展进程的哲学目的理念，对哲学的历史进行了批判的考察。根据这种哲学理念，哲学应该是由认识者对他的认识成就进行普遍的和最后的自身考察，自身理解，自身辩护而来的认识，或者说，哲学应该是绝对证明自身正当的科学，而且应该是普遍的科学。在这种批判的考察中，使胡塞尔感兴趣的是历史上对作为认识之统一来源的超越论的主观性的认识。考察要揭示贯穿于数千年哲学史中的动机之统一。这种动机作为发展的推动力，存在于一切想要成为真正的哲学，想要获得真正哲学方法的哲学之中。胡塞尔说，对于历史上的哲学的进步来说，决定性的转折在于，从前想要成为科学的诸哲学之所谓的科这里提到的哲学史上统一的动机，在胡塞尔看来，就是追求严格科学的哲学，追求绝对证明自身正当的哲学之理想，而在其历史的具体实现过程中，这种动机就变成了追求实现超越论哲学之理想的各种不同尝试。胡塞尔的理念史批判正是针对这些尝试之成就与问题的。

在古代怀疑论哲学中，胡塞尔就已经看出了超越论哲学最早的倾向。古代的怀疑论哲学就已经以“超越论方式”将实在的宇宙，一般可能的客观性全体，当作意识的一般对象来考察了，它第一次实现了从朴素地专注于呈现着的对象向反思态度的转变，使进行认识的意识作为实行超越论功能的主观性进入到人们的视线中。古代怀疑论通过将科学的目的理念追溯到进行认识的主观性，将真实的存在本身追溯到科学真理，并追溯到认识真理的主观性，而使当时新发现出来的实在宇宙与主观性之本质关联所带有的不清晰性变得清晰可见。因此它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苏格拉底哲学中，胡塞尔看到了理性批判的萌芽形式。苏格拉底的伦理学批判正是回溯到一切正当性的最初源泉，即确真的自明性（apodiktische evidenz）。他第一个认识到理性的普遍方法的必要性，并认识到这种方是一种以确真的自明性圆满实现的进行澄清的自身沉思。他第一个认识到纯粹的和普遍的本质之自身存在。这种本质能够在普遍的和绝对的直观中，自身呈现出来。苏格拉底的方法是通过本质直观进行彻底澄清的方法。他要求用由这种本质直观而来的普遍理念对道德生活进行正当性证明。

胡塞尔给予柏拉图哲学以最高评价，称柏拉图有关严格科学的基本思想决定了欧洲文化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命运。在柏拉图那里已经有了“全部科学的总体”这个概念和“普遍科学的统一”这个概念，而这所意味的正是新的哲学。这种新的哲学的理念就是要成为绝对证明自身正当的科学，它力求在每一个步骤和每一个方面都达到最终的有效性。在这里已经有了关于这种哲学之必然奠立和已经必然划分为“第一哲学”和“第二哲学”两个等级的概念。柏拉图将存在者看成是意义，并且认为，只有确真自明的被给予之物才可作为真理来认识。柏拉图第一个从诡辩哲学的悖论中看出了属于哲学之理念的真实存在、真理和认识活动三者的本质联系。柏拉图的辩证法就是认识论。它是第一个科学论，并第一次使科学成为可能，正是因此它是科学之历史的起源。柏拉图意义上的科学不是一般的认识，而是这样一种认识，它要求对它的每一个论断，每一个论证步骤，都能够作出普遍原理的说明。

关于近代哲学，胡塞尔认为，它的发展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以一种新的更严肃的主观主义，一种以理论上最彻底的，最认真的态度绝对证明自身为正当的主观主义，即超越论的主观主义，克服那种否定客观认识和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似是而非的、不严肃的、轻率的主观主义。

胡塞尔说，近代是从笛卡儿开始的。笛卡儿是哲学的真正开始者。在超越论哲学的历史上，胡塞尔给予笛卡儿以最高的评价，称笛卡儿是一切真正的超越论哲学之父。笛卡儿以他的《关于第一哲学的沉思》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笛卡儿发现了一切真正哲学之开端的基本形式。笛卡儿认为哲学应该成为绝对证明自身为正当的普遍科学。哲学所思考的是普遍的绝对的认识之正当性证明的方法，它拟定这种方法，并论证这种方法的正当性。笛卡儿第一个试图从理论上满足作为怀疑论论证之基础的无可争辩地为真的东西，并第一个从理论上占有了即使是最极端的怀疑论也要以之为前提的，并在以怀疑论进行否定时要返向地联系于其上的最普遍的存在基础，即对自身毫不怀疑的进行认识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他将超越论的自我看作是一切认识的根源，看作是真正的哲学应该借以实现系统的绝对可靠的发展之“阿基米德点”。正是笛卡儿的这种对超越论的主观性的发现，才使超越论哲学得以开始。但是胡塞尔说，笛卡儿本人并没有了解这种发现的真正意义，他对于超越论的意识科学毫无所知，他完全囿于客观主义的先入之见中。

胡塞尔指出，如果说笛卡儿在追求一种作为绝对被奠立的，绝对证明自身为正当的科学体系的真正的真实哲学时，偶然发现了认识问题，并要求一种应该先行于一切真正科学的有关知性的理论，那么洛克正是想要真正阐明这种理论，而且正是为了这样的目的。洛克的新颖之处正是他将我思当成课题。洛克在其“观念”学说中就预见到了超越论的直观主义。洛克的哲学不仅按照它的原初形式，而且按照它以后继续发展成内在哲学的形式，都是通向真正的方法之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洛克是按照自然主义的观点行事的，在洛克那里，自我是预先给予的世界之中的心灵。

胡塞尔认为贝克莱是近代最彻底的、并且事实上是最有独创性的哲学家之一。他是近代经验主义和近代心理学最伟大的先驱者。正是贝克莱第一次系统地尝试使在进行认识的主观性中构成实在世界（物理的世界，动物和人的世界）成为理论上可以理解的。是他第一个提出了关于外在性作为纯粹自身封闭的意识内在性之现象的基本理论。贝克莱有关他人的身体与他人的精神生活的理论，是第一个以内在性为根据而建立的有关超越性的理论。当然，贝克莱仍囿于洛克的白板论的自然主义。

胡塞尔在休谟的《人性论》中看到了有关纯粹现象学的第一个构想，尽管它具有纯粹感觉论和纯粹经验现象学的形态。胡塞尔认为，在休谟的理论问题提法中第一次呈现出一些可以看作是新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之预备形式的问题。休谟式的实证主义是怀疑论的完成，同时又是迈向超越论的基础科学的决定性准备步骤。休谟式的心理学是对于有关纯粹意识之被经验物的科学之第一次尝试，是第一个具体的和纯粹内在的认识论。在超越论哲学的历史中，是休谟第一个通过具体内在的，通过对于内在领域的实际研究，寻求解答关于超越的客观性如何在纯粹的主观性中，在纯粹意识中被构成，以及与此有关的认识如何可能等问题。几乎在休谟所有的论述中，都能够同时看到现象学的关联。尽管在休谟的怀疑论中没有一个命题能从科学上得到真正支持，但它却是一种直观主义的和内在的哲学，因此是真正的直观主义哲学，即现象学的预备形式。但是休谟的怀疑论只能导致一切哲学和科学的终结，而且休谟也同样陷入自然主义之中。

胡塞尔认为，莱布尼茨是近代理解了柏拉图理念论之最深刻的最有价值的意义，并据此将理念认作是在特殊的理念直观中自身呈现之统一的第一人。对于莱布尼茨来说，直观作为自身呈现的意识，就已经是真理的和真理之意义的最后来源，任何以纯粹自明性看到的普遍真理，都具有绝对的含义。莱布尼茨在对单子的根本特征进行研究时，把握住了意向性的根本特征，但是对这种特征作了形而上学式的理解，他没有认识到，意向性能变成科学上可以理解的，并可以是科学研究的课题。莱布尼茨系统地构想了一种有关作为意识生活的主观并在自身中构成客观性的那个自我之纯粹的和绝对必然的本质的科学，认为以绝对自明性看到的自我之本质特征要求一种完全是绝对的意义。他将这种有关自我之本质的科学认作是一切一般认识和科学之最终根源性（这种根源性的先验性apriori是一切先验性都在其中在更高阶段上被构成的最深刻的先验性）的科学。但是胡塞尔指出，莱布尼茨的哲学仍是朴素的和客观主义的，在他那里，世界是在自然意义上被给予的，并且是按照自然的真理被认识的。

胡塞尔也给予康德的哲学以最高的评价。他说，康德在哲学史上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就在于人们谈论得很多却理解得很少的对于世界之意义解释的“哥白尼式的”转向，同时又在于他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科学—超越论的科学。他将这种科学看成是对于世界的意义之严格科学解释的唯一形式。胡塞尔认为，康德的超越论哲学是对全部哲学思想方式的革命，它标志哲学研究的一种全新的形式和一种新式的哲学理论类型。康德是将超越论哲学引入真正可实行的理论形态中的第一人。康德实际上拟定了科学的超越论哲学之最初的体系，拟定了一种关于在超越论的主观性中建立真正的客观性之原则可能性的超越论的科学的理论。康德的哲学是从自然的认识方法向超越论的认识方法转向，从实证的或独断论的世界认识和世界科学向超越论的世界认识和世界科学转向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实现，是将自然，直观的自然和数学自然科学的自然，作为在超越论的主观性之内在性中被构成的构成物而从理论上加以理解的第一次尝试。因此康德的超越论哲学构成了向超越论现象学过渡的一个环节。但康德只是超越论哲学的开路先锋，而不是它的完成者。

胡塞尔对康德的哲学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康德的理性批判以独断论的客观主义为基础，到处都运用了超越的形而上学的假设。康德不知道现象学还原。他陷入令人捉摸不透的人类学主义。他将人的主观当成心理能力的主体来讨论，将心灵和人格性的主观看作是与现实的意识相符合的超越物，表明他仍停留于心理学主义的立场上。总之，康德的理性批判是与认识本质固有的意义相矛盾的，它完全属于科学的认识论之前形态，本身并不是科学，即使按照可以作为科学之最微小的开端来看，也不是科学。

尽管有这些严厉的批判，胡塞尔并不否认自己的哲学与康德的哲学之间的联系。他说，尽管他自己的现象学从起源上就不是由康德及其学派直接决定的，但必须承认，它是一种将康德的研究之最深刻的意义付诸实际行动的一种尝试。

可以看出，胡塞尔的理念史批判完全是从他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超越论现象学哲学观点出发的，其批判的范围也严格限定于历史上可以看作本身具有超越论哲学之倾向、萌芽，或某种预备形态的哲学。这种批判一方面展示出在哲学史发展中处于预备阶段中的超越论哲学所呈现的各种形态和所取得的各种进步，另一方面，也揭示出这些哲学的不足与缺陷，表明它们由于根本的不彻底性而陷于客观主义，人类学主义，心理学主义，一句话，陷入自然主义。因此这些哲学没有一种是真正的超越论哲学。而根本的原因是它们都不知道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这种批判的积极结果，就是引发了胡塞尔要重新开始的动机，即开始从根源上建立真正科学的哲学，即超越论现象学的哲学。

那么胡塞尔的哲学与这些历史上的哲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联系之中呢？

古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关于严格科学的哲学之理念，显然是胡塞尔哲学的一个来源。

就近代哲学而言，胡塞尔把他的哲学思想发展与历史上的哲学之联系归结为两条路线。他吸取了笛卡儿《沉思录》和洛克《人类理智论》的最内在的意图，这为他的现象学发展之可能性创造了前提。他一方面吸取了洛克心理学之合理的最内在核心，另一方面吸取了笛卡儿关于被绝对奠立的普遍科学之合理意义，以及为它服务的向超越论的自我还原的方法之目的设定的合理意义。在这些动机的共同作用中，他将被澄清了的经验的自我还原为超越论的自我，也就是将洛克的纯粹心灵的经验还原为超越论的经验，使超越论的主观性变成直接经验的领域，并变成经验研究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超越论研究是由心理学的描述的研究和发生学的研究产生出来的。这是胡塞尔思想发展的一条路线。

胡塞尔思想发展的另一条路线，是从莱布尼茨的动机出发的，而且是从莱布尼茨的柏拉图式的动机出发的。洛克对于柏拉图理念学说的解释对他的影响，与这条路线有联系。由此产生出一种柏拉图主义。将对于莱布尼茨作为“形式存在论”的普遍意义之再发现，以及莱布尼茨关于每一个对象领域都可以直观地获得的先验科学之要求（又是对于旧的莱布尼茨的动机之再发现），前后一贯地转用到心理学和超越论哲学领域，就产生出对可以用本质学方式实行的纯粹心理学和超越论哲学的必然认识。布伦塔诺对意向性的重要发现，对于这种哲学的真正实行提供了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但是布伦塔诺在对意识领域之理解中，仍束缚于普遍的自然主义，因此并未达到意向和意向描述的真正的方法。

所有这些有时被胡塞尔从一个侧面追求的动机（但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是彼此相互联系的），最终导致一种以越来越高的自信为自己辩护的有关超越论的主观性的严格科学，即超越论的现象学。

胡塞尔由上卷《批判的理念史》的历史批判得出，哲学按照理念本来应该是绝对证明自身正当的科学，但是历史上的哲学由于所指出的种种原因，并没有实现这种理念。胡塞尔由历史的批判还得出，一切正当性证明都在进行认识的，并能以超越论的纯粹性把握的主观性统一中有其最后的来源。因此哲学需要重新开始。因此需要一种有关超越论的主观性的科学，一种有关根源的科学，一种“第一哲学”。一切真正的科学都必须从这种科学中寻求它们的全部基本概念和原理的，它们的一切方法的，一切其它原则的最后来源。其它的科学由于它们的最终来源领域的这种共同性，本身必然呈现为这门唯一哲学的分支。但是历史上没有一种哲学是这样的哲学，只有超越论现象学的哲学才会成为这样的哲学。在这样获得了超越论现象学之预备性概念—最普遍的目的理念—之后，胡塞尔就要开始单独实现这个目的理念，就是说，使符合这个目的理念的哲学———超越论现象学的哲学—从其最初的开端起引致现实的生成。该书下卷《现象学还原的理论》就是要完成这项任务。

下卷虽然讨论的是方法问题，但实际上是要通过对现象学还原方法的讨论建立一种超越论的现象学形态的“第一哲学”，因此它涉及到了胡塞尔哲学的广泛内容。胡塞尔之所以将重点放到现象学还原的方法上，可能是出于以下一些原因。首先，一般来说，方法的构想与论证是哲学本身的本质部分。哲学按照其固有的意义，只有借助于一种能够从科学上进行最后辩护的思想而构想和论证的方法，才是可能的。哲学只有就其普遍的方法之系统形态达到最高的和最后的意识上的清晰性，才能获得真正的和真实的存在。其次，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是一种全新的反思方法，是完全不同于自然态度的“非自然的”态度。自然态度的生活是专注于世界，忘我于世界的生活，而这种非自然态度的生活是一种彻底的和纯粹的对自身思考的生活。它要求系统地摆脱自然的现世主义态度，使一切世间东西都超脱世间性并将它们提升到纯粹的主观性。正是因为它的这种非自然的、非世间的超越论的性质，在自然的世间的生活中并没有关于它的任何提示说明的样板。因此给人们的理解造成了严重困难。除此之外也许还有一种更具体的原因，即为了弥补此前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理念》一书中对还原论述的缺陷。胡塞尔说，在那里采取的“笛卡儿式的还原的道路”虽然好像是通过一种跳跃就已经达到超越论的自我，但是因为这个自我毕竟缺少任何预先的说明，看上去是内容空洞的，因此人们就不知道由这条道路会得到什么，甚至不知道如何会由此获得一种对于哲学具有决定意义的，完全新式的基础科学。因此，正如对该书的反应所表明的，人们很容易就屈服于本来就很具诱惑力的朴素的自然的态度，并且在一开始就立即倒退回这种态度。由于这些原因，全面阐明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就成了一项迫切的任务，因而也成了该书下卷的主要课题。而且正如该书编者在“编者导言”中说的，从1920年起，胡塞尔关于现象学“根本问题”的思考就已经集中于“通向还原的道路”了。为方便读者理解，这里就下卷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简要说明。

一、普遍的科学哲学之理念，绝对正当性证明原则和确真自明性原则

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所追求的目的理念，是普遍的科学哲学，而他所遵循的原则是绝对正当性证明的原则和确真自明性的原则。

胡塞尔说，哲学的彻底精神使它本质上不同于任何停留于朴素性之中的其它文化信念，哲学从根本上反对一切朴素性，并试图通过克服一切朴素性而获得最终真理。一切实证科学由于没有从理论上研究被认识客体的起源（认识活动之赋予意义，确立存在的功能），没有研究进行认识的超越论生活和有所成就的活动，因此是朴素的，抽象的，片面的。即使是将主观性及其认识活动当成课题的心理学，也是如此。因此，面临开始的哲学家，对以前以朴素的实证的态度获得的一切认识成果、真理、理论和科学，不再满意了。于是对于继承下来的哲学和科学的朴素性的批判就成了第一哲学的沉思之最初的和必然的部分。这种批判，一方面使人们认识到，以实证主义精神建立完全是直向地指向世界和一切可认识物之绝对意义的科学与哲学，是根本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一切认识成就的根本东西，引向形成意义和有效性的意识的主观性，引向进行认识的和有所成就的认识活动和被认识的存在之间的相互关联。因此使人们能够预期一种新式的科学和哲学，一种返向地指向作为一切进行认识的理性和理性形态的，作为一切科学的根源领域的“超越论的”主观性的科学。由此获得一种作为普遍的和绝对的科学的有关这种原初提供根据的主观性的普遍的科学哲学之理念，并由这个哲学理念之可理解性中产生出绝对正当性证明之原则。开始的哲学家只想要绝对被证明为正当的、系统的和普遍的认识。他必须对这个目的之意义和实现这个目的之可能性进行思考，而这些思考的内容就构成通向哲学之路的必然的开端，并形成方法之基本部分。哲学本身的内容正是从这种方法的运用中，作为被绝对证明为正当的理论之体系产生出来的。因此胡塞尔说，这种普遍的科学哲学必须将绝对正当性证明的原则放到前面，要求在最严格意义上遵守这个原则。它要求哲学的确信应该是绝对自明的确信，是一种进行看的确信，一种绝对自身给予的确信，并将自身给予的绝对的最佳值看成是一切判断，一切意见之正当性的最后标准。这就是有关认识和合目的活动之方法上的第一原则，即自明性原则。

但是一切自明性又必须作为自明性而证明自身为正当的。在反思的意识中，将在判断的确信中被意指的意义内容的诸成分，与自身给予之物的诸成分比较，就意义内容的诸成分之被充实程度逐一检查。得到完善充实的成分被称作具有切合的自明性。（adaguatel evidenz）切合的自明性的特征是，这种由绝对自身给予而被把握的东西不可能是非存在或可疑存在。因此这样的自明性又被称作确真的自明性。

切合的并因此是确真的自明性这个指导原则，是认识的正当性证明之“形式的”而且实际上是不可超越的理想，也是哲学开端的指导原则。针对开端本身的考察涉及的正是询问作为最初的自明性必须获得的那些切合的自明性，因此所涉及的是要获得被规定用于整个哲学建筑之基础的那些被证明为正当的认识之基本领域，即超越论的主观性。实行现象学还原正是为了获得这个具有切合的自明性的基本领域。

二、现象学还原的两条道路

对现象学还原方法的论述是该书下卷的中心内容。胡塞尔在这里提出了现象学还原的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通过对世间经验的批判通向超越论主观性的道路，由于这条道路只不过是对在笛卡儿的最初几个沉思中隐藏的（而且也是对笛卡儿本人隐藏的）深刻内容的澄清和强调，胡塞尔又称它为超越论还原的笛卡儿式的方法。第二条道路是胡塞尔称作由心理学还原而通向超越论现象学还原的道路。下面就这两条道路分别作一些简介。

（1）第一条道路：通过对世间经验的批判通向超越论主观性的道路

胡塞尔是由探讨外部经验是不是切合的知觉这个问题开始的。他通过对个别空间事物的知觉结构，全面联合的总体知觉结构，以及处于连续进展之中的知觉过程的结构的指出，由于其本质结构的缺陷，世间的经验不可能达到切合性。他说，每一个别知觉一方面具有在它当中真实地被意识到的诸规定内容，另一方面又具有一些空的附带意指和预先意指的内容，这后一种内容并不是真正自身给予的。被知觉的空间事物总是依赖人们的经验的继续证实，而经验只能由经验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而且始终只是假定地证明为正当的。由于知觉本身的这种普遍本质结构，知觉的不切合性是不可消除的。因此空间事物性被给予之物的不同存在甚至非存在是无限可能的。

全面联合的总体知觉之普遍的连续性使我们持续地意识到一个统一的世界。但是外部知觉活动的连续的流事实上是以连续校正的形式进行的，通过校正消除一切不和谐而达到和谐，使人们总是能够意识到一个同一的世界在此存在。但是，尽管迄今为止普遍的世界知觉一直是以这种和谐统一的方式进行的，并不能保证今后一定会继续这样进行。这种和谐统一的结构也可能会解体，因而为世界根本不存在留下了可能性。因此根本谈不上世界确真存在的必然性。

不仅个别的知觉和全面联合的总体知觉的结构有这种偶然性性质，而且连续进行的知觉过程之普遍结构也具有这种偶然性性质。每一个知觉作为对事物的知觉都随身带有对未来一致的过程或通过可能的校正达到一致的过程之预期，就是说，相信知觉以后仍继续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这是世界知觉连续进程的普遍结构。但这是一种单纯经验上的相信，因此可能得不到证实，前后一贯的校正过程的结构可能会解体。因此世界的实存是十分可疑的，世界可能是一个单纯的假象。

在这样完成了对世间经验和世界实存的批判以后，胡塞尔就将这种批判的结果用于哲学的目的。他说，这种批判的结果表明，世界并不需要存在，不需要曾存在过，也不需要今后存在。开始的哲学家作为首先想到的开端将一切科学普遍之后，呈现给他的就是这个认识：“我在”；还有这个认识：“世界存在”。但是世界的存在是在完全不切合的经验中被给予的，因此世界的存在也必须包括在普遍的之中。那么“我在”的情况如何呢？

胡塞尔说，如果假定这个世界不存在，那么作为世界之部分的我的身体也不存在，因此作为人的我也不存在，于是就什么也没有剩下。然而被所有这些当作前提的知觉世界的活动却存在，并且我本身作为知觉活动的主观和世间的知觉活动在其中进行的整个具体的心理生活的主观，连同我的全部生活都存在，并且仍是我之所是。因此，如果我的经验的客观世界被消灭了，那么我，经验这个世界的纯粹的我，并没有因此被消灭。因此必须区分：在世间的自身经验中，知觉上原初给予我的人的此在，和在超越论的自身经验中，在纯粹反思的自身经验中，原初给予我的超越论的此在。在世间的自身经验中，我是心灵和心灵的自我，它属于被经验到的身体，这个自我会和身体，和世界一起消失。而纯粹的或超越论的自我并不随世界的消失一起消失，它并不拥有由我的世间经验而来的实存的意义，它的确不是什么世间的东西。我的纯粹的自我及其进行经验的生活仍然有效，它是我的考察得以进行的整个基础，如果抛开这个基础，我的考察就会是绝对无意义的。

这种对世界的排除，就是实行现象学还原。胡塞尔说，揭示超越论的主观性的方法根本是必不可少的。单纯的反思，不管多么完善，如果没有这种方法，就仍是自然的心理学的反思。在自然的平淡的生活中，没有理由要超出这种自然的态度。但是如果在我朴素地实行世间经验时，我赋予世间经验的那种有效性不起作用了，我将这个世界完全勾销了，那么这种超出自然的态度就成为必然的了。这时保留下来的就只是我的经验这个世界的自我和我的生活本身。因此在这里就是：“我存在，当我经验着这个对世界的经验时，我存在。”即使没有任东西存在，并且不管世界和人等等是否存在，这个进行经验的生活都存在，我的生活都存在。只不过这是一种超越论的生活，在其中实行的是将世界排除的态度。于是超越论的主观的存在及其生活领域就被作为超越论批判的课题揭示出来了。

（2）第二条道路：从心理学还原通向超越论还原的道路。

胡塞尔说，建立在被经验的世界可能不存在这种证明之上的笛卡儿式的还原，只具有一种有限的结果。它通过设定被经验的世界不存在，将目光仅仅指向作为进行经验的，此外也作为未被这种不存在涉及的主观性的主观性。因此这种方法必须得到进一步扩展，以使任何有关世界的思想设定完全失效，也使任何理想的对象性东西完全失效。为了划定超越论的主观性的整个范围，必须做一些补充的研究。只当这种研究结束，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本身才能作为一种成熟的方法建立起来。这条新的还原道路，即从低级阶段的单纯现象学－心理学还原有步骤地上升到高级阶段的超越论还原的道路，具有一种巨大的优点，即它向我们展示出对主观东西本身的结构（悬搁的可能性就是基于这些结构）之最广泛最深刻的理解，并提供了对主观性的纯粹意义之最深刻理解。因此胡塞尔说，它不仅提供了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而且同时还提供了一种现象学的还原的现象学。

这条新道路从那个实行随便什么行为并以自然方式与随便什么意向客体关联的自然的朴素的自我出发，对每一个别行为实行一种类似于在笛卡儿道路上针对世界与世界经验实行的悬搁。在这里进行反思的自我有可能在以自然方式实行反思时同时就变成漠不关心的自我，他排除对被反思的自我之当下兴趣的一切参与，禁止在这个方面进行的批判和认识中指向真实存在的一切企图。于是这个进行反思的自我在这样的悬搁中就发现了现象学上纯粹的行为，但这种纯粹性尚不是超越论意义上的纯粹性，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纯粹性，是经验心理学意义上的纯粹性。但是胡塞尔说，在经验的－人的自身行为上实行的这种个别的还原中，能够展示出一条获得超越论的主观性的道路。其方法就是，代替上述的操作，我直接将自己构想成超越论的－现象学的自我，这个自我实行超越论的－现象学的还原，将自己的超越论的主观性变成一般现象学的经验和研究之敞开的无限的领域。这样，我就变成了超越论的观察者，我的悬搁本身由于它在一种以前的心理学的还原尚不知道的意义上是普遍的和彻底的，而变成了超越论的悬搁。在这条道路上，我不仅获得了作为超越论的我的我本身，而且还通过将他人的主观性也包括到这种方法中，而获得了超越论的共主观性（intersubjektivitat），作为以超越论方式把握的个别自我的超越论的共同体的超越论的全体自我。

在这里应该注意胡塞尔关于现象学心理学还原的特征说明。胡塞尔说，处于自然态度之中的心理学家，生活在他熟悉的周围世界中，并不需要放弃现实的世界和理想的世界，放弃客观的东西。为了获得纯粹心灵的东西，他只要求对个别行为及其意向性东西实行某种程度的还原，对被当下行为设定有效的客观东西暂时加括号，世界与人在背景中作为已经获得的习惯财富仍然有效。因此他实行的是一种抽象的行为，通过抽象，一方面获得单纯物理的身体这个成分，另一方面获得纯粹的心灵这个成分，而且正是作为“成分”获得的。而在以自然的普遍性实行这种抽象时，则导致整个世界的心灵成分，即一切人和动物之存在的纯粹心灵全体。胡塞尔说，这种个别地进行的，只对个别呈现的存在有效性加括号的现象学还原是不充分的。因为我们是处于无限的生活关联的普遍统一之中，处于自己的和共主观的（intersubjektiv）历史生活的无限性之中的。这种生活本身是无限生产的，而且又是在对现在的地平线（horizont），过去的地平线和将来的地平线之侵入中无限呈现着的有效性之普遍统一。因此这种个别的还原始终还是留下了一些隐蔽的有效性和这些有效性之无限的作用范围。

在胡塞尔关于超越论的普遍悬搁的说明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关于地平线意识的揭示，也即关于对具体的知觉行为结构中的前景意识和背景意识的区分。前者指自我行为特别地指向的课题，以及课题本身所涉及的一切东西。后者指使空间对象的背景被意识到的意识地平线。胡塞尔说，我的生活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我决没有无地平线意识的被知觉物。每一个被知觉物只是作为具有其看不见的里面和看不见的背面的正面之呈现而被给予的。这种未被看到的里面和背面，是“非直观地”被意识到的，但是这种直观上空洞的意识仍然还是意识，是一个意识的地平线，当注意的目光指向那里时，人们就会注意到它。而且每一个被知觉物不仅有其非直观的内在的地平线，同样也有其非直观的外在的地平线，即它的空间和空间事物性的环境。这种环境首先是一个确定的预示的领域。实际被知觉到的东西由这个领域让人们去注意直接地邻近地共同在此存在的东西或能够预期的东西。这种预示任何时候都能够变成现实。当注意力指向那里时，被指示的东西就被意识为一起在此存在的现实性。这些空的地平线包括整个世界，将整个世界当作可经验的无限性包括于其中。世界之总是新的领域会在可能知觉活动之理想的全体中逐渐被知觉到。这种意识地平线不仅包括现在的周围世界，而且还包括过去与将来之敞开的无限性。在生动地流动着的现在本身中，包含着被意识到的过去的领域和将要到来的领域。这种地平线以特殊的方式包含着所关联的有效性之无限性。这种关于现实周围世界地平线的，对于理想的世界也是适用的。相关联地，在流动着的经验之每一阶段的结构中，都以地平线形式具有关于我的周围世界在此存在的确信。

正是这种有关地平线意识的说明，为胡塞尔提供了一种能使连续流动着的生活所包含的一切有效性一下子全部失效的手段。胡塞尔说，我的反思不仅能够针对我的各种各样个别的行为，而且也能够针对我的一段生活，最后也能够普遍地通观我的整个生活，并为我的整个生活作决定。如果我为了一种普遍的批判并为了能够由真理和真实性之根源形成新的和真正的生活之目的，而去追踪最高的意义，并去探询所谓的极限状态，我就能够达到一种与对生活之普遍概观相关联的以反思方式进行的自身规定，即同时禁止现在对我有效，以前曾对我有效，和将来会对我有效的一切有效性，将一切有效性普遍悬搁起来。这种普遍的悬搁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通观我的生活，相关联地，同时就意味着通观世界。这种通观也是一种行为，它的对象是我的这整个生活对于在其中曾被设定和正被设定的对象性全体的意向关联。我对这里的对象加括号，使我的行为之地平线含蓄地包含的全部有效性失效，而只保留地平线意识本身作为进行设定的意识为有效。于是我就获得这个通观自身的行为之纯粹主观的东西。如果我不仅对我现在的生活，而且对我过去的和将来的生活也如此行事，我就能够获得本身绝对自成一体的我的全部纯粹的生活，不管过去、现在和将来为我在此存在的周围世界之存在与非存在的情况如何。因此我能够纯粹就其本身考察我的纯粹的普遍的生活。

胡塞尔说，这样我就彻底实行了超越论还原这种新方法。超越论还原的方法使我放弃一切对世界的自然相信，使我停止将我看成一个现世主义者，一个自然的人，由此而为我敞开一个全新的经验之无限领域，即超越论的主观性之经验领域。这个新经验领域对我这个正在开始的哲学家所以是最重要的，正是因为“我－在”之在最初的把握中已经显露出来的确真的自明性。这种东西并不包含在自然的宇宙中，也不可能包含在其中。胡塞尔说，在我思的自明性中，以及以能够间接奠立的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中，就存在具有绝对正当性证明的和具有我所寻求并能够最终达到的哲学意义的一切可能的真理与科学。对超越论的自我的认识，是在最后的和最高的意义上真正令人满意的一切科学认识和使哲学的生活成为可能的一切哲学认识的唯一源泉。正是因此，胡塞尔将哲学本身定义为：超越论的主观性根据超越论的自身经验及其派生物对自身之以系统的超越论的理论研究形式进行的系统阐明。胡塞尔说，超越论的方法是这样一种方法，它通过排除一切自然的真理，通过普遍的改革，而自动地实现绝对证明为正当的一切真理，将真理由其有效性之隐蔽的相对性中突出出来，并置于绝对的基础之上，在这个基础上，一切相对性东西都处于清澈的主题之中，并在普遍的转换中变成绝对认识的主题。

另一方面，忠实于彻底精神的胡塞尔又指出了纯粹现象学的超越论的朴素性之可能性和对超越论的经验实行确真批判的任务。他说，如果我们完全抛开哲学的目的，我们仍能够实行心理学阶段的现象学悬搁和超越论阶段的现象学悬搁，并能够实行所属的一切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朴素的经验和超越论的经验，朴素的科学和超越论的科学，同样也是对立的，而且正是在“朴素的”和“超越论的”二者对比的意义上是对立的。

但是胡塞尔说，我们也能够通过以下方式规定“朴素的认识”的第二个概念，即指并非由绝对的认识之理念指导的，并非由绝对的和全面的正当性证明而来的认识之理念指导的认识活动。我们也能够更普遍地就每一种采取的态度，每一种理性生活，按照这样的对立理解。在这种意义上，不仅未被超越论的悬搁触及的一切自然的认识活动是朴素的，而且建立在超越论的主观性基础之上的认识活动也可能是朴素的，只要它没有受到确真的批判，只要它对超越论认识的绝对正当性证明不做任何询问。

三、超越论的自我学和向共主观性还原

胡塞尔说，超越论还原是向超越论的主观性还原，因此是向这个进行还原的我的超越论的自我和我自己的超越论的生活还原。在这里，我能看到的真正存在的东西，只不过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认识者的——生活之意向的事件。这样我就处于超越论的唯我论之中。因此超越论的现象学就只有作为超越论的自我学才是可能的。作为现象学家我必然是唯我论者。胡塞尔说，这就是他对于现象学还原最初的认识，而且在他发现移情作用（einfiihlung）的道路以前许多年里他都没有看到将它形成为共主观认识的任何可能性。移情作用道路的发现，对于使一种完整的超越论的现象学成为可能，并在更高的阶段上，使一种超越论现象学的哲学成为可能具有决定意义。

胡塞尔说，超越论还原直接地得到了我的自我，间接地得到了借助于可经验的身体而被指示的或可被指示的这个和那个超越论的他我，并且一般而言，得到了无限多的超越论的主观。

借助这种移情作用首先得到了他人。胡塞尔说，我的身体是我唯一能在其上以绝对直接的方式，原初地经验到心灵生活之体现的东西。我的身体是知觉他人身体的原身体，所有关于其他身体的经验都是由这个原身体派生出来的。他人的身体只是就其与我的身体和在我的身体上赋予其物理性行为以赋有灵魂的表现的那种东西相似而言，才能被理解为身体。但是在对他人身体的知觉之意义中包含有某种间接性，正是这种间接性将对他人身体的知觉与对我自己身体的知觉从本质上区分开了。在他人身体中体现的心理东西是以间接呈现（apprasentation）的方式被意指的。在我自己的原初身体性中，我有一种关于主观东西结合到事物性显现者中的原初体验。当我在他人身体上知觉到这个在全部举止中与我的身体相似的事物时，我只能将它理解为在其中有主观东西得到体现的东西。借助移情作用，我作为自我就以知觉形式拥有关于其他主观，任何他我“亲身”在此存在的意识。我的这种移情作用也可以在他人身体中或借助他人的身体表现出来。据此我能将另一个人经验为某人，他本身又能够以另一个他人这种形式经验第三人，而这第三人又能够以同样方式经验第四人，如此等等。根据这种相互在此存在的原初形式，就形成极其多种多样的我－你－行为和我们－行为。这些行为对于其他人和作为统一的相互交往的众多人，又是可以移情的。这样一来，极其多种多样的共同体生活就变成可能了。不仅是众多的主观在生活，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借助移情的经验的意向性，提供作为他的他人的所有其他人，这些其他人作为共同在此存在的其他人，处于他的实存领域之中。而且每一个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所有这些其他人处于社会联系之中。

胡塞尔说，如果在移情作用上以还原方式获取其现象学成分，就会遇到根本新奇的东西。我可以如同在我自己身上做的那样，通过仿佛进入到他们的行为生活中为他们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知觉、回忆、预期、想象等等，将纯粹主观性突出出来。于是我就在他我中发现了作为他人意向成分的一切体验。在这种情况下，在直接的意向性和间接的意向性中，可能有相同的东西同时被给予，并作为相同的东西被视为同一；例如，我经验到某物，同时我经验到我的邻人通过经验指向同一个东西，一个第三者在观察这个邻人指向这个东西，等等。因此对移情作用的超越论解释表明一种向他人的主观性过渡，与此同时也向超越论的主观性过渡。胡塞尔说，在这里自然经验的每一个部分都被改写为超越论的经验。并在超越论的经验中表明其真正的意义。所有那些在各个方面都属于持久的和总是能够得到证明的对一个世界—一个由时而经验到，时而没有经验到，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的事物构成的世界——所确信的东西，在超越论上不外就是一种具有稳定的本质结构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能够确定地描述的系统，一种具有连贯的超越论的联系的经验和和经验可能性之系统；我能够在超越论的经验中和进行构成的直观中经历到这种联系。事物本身的此在，经验对象的此在，都不可分割地包含在超越论的经验关联的这种系统之中，如果没有这种关联，它就是不可想象的，并且根本就是虚无。其他主观随身带有的也正是这样的经验系统，并且一个主观的经验系统之意向客体，与另一个主观的经验系统之意向客体是同一个东西。

由于移情作用生效，我与他人在被知觉到的空间事物方面的广泛序列中相符合。而且他人的超越论的主观性在我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中被准当前化（vergegenwartigung），我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也在他人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中被准当前化。正是在这里胡塞尔将事物性的周围世界在与人格关联方面的特征称作是共主观的（intersubjektive），即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周围世界，对于在我的主观性中间接呈现的和可间接呈现的每一个人而言同一的（dieselbe）周围世界，不仅在一个超越论的主观性中，而且在这些主观性之共同联结起来的全体中同一的周围世界，并且是每一个人可能的诸知觉之系统的以及一切在他之中间接呈现的他人可能的知觉之系统的基底极，而这些他人都带有被辩明是同一基底的附属的诸基底。

在主观性中只能通过间接呈现，但不能通过知觉被构成的东西，也就不再是内在于它之中的东西，而是超越性东西。这是在这里唯一能如此这般称谓的超越性（transzendenz），即他人的主观。只是通过这种解释性的经验，与彼此超越的诸主观性相关联的共同体才被建立起来。内在于每一个别主观之中的对象性东西，如果不是实项地内在的，就能够被共主观地视为同一的。因此，世界是共主观的－理念的－内在的。胡塞尔的结论是，一切客观存在都是超越论的绝对的共主观的“产物”，而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不可以再被理解为人。

四、现象学还原通向超越论的唯心主义

由现象学还原揭示出超越论的自我、超越论的他我和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以后，胡塞尔便谈到了现象学还原的哲学意义。他说，由于对现象学还原的意义和成就的误解，人们以为纯粹现象学唯有作为超越论的自我学才是可能的，因此只能作为超越论唯我论才是可能的。只有最深刻地理解现象学还原的意义，才能防止这样的误解。胡塞尔说，现象学还原的道路通向超越论的唯心主义。其实在正确理解的现象学还原中，已经预先指出了通向超越论唯心主义的进军路线。因为整个现象学只不过就是这种唯心主义的第一个严格科学的形态。超越论的现象学作为最严格的科学，是对这种唯心主义之真正意义的第一次精确的澄清，是以最有说服力的形式对这种唯心主义所做的第一次真正的证明。

胡塞尔说，在自然态度的反思中已经表明，世界，我总能有意义地谈论的世界，是我的认识活动之被认识物，我的意识之被意识物。当我转入到现象学的态度以后，就比自然的反思者更认真地实行这种对于一切认识事件之主观性的认识，在超越论的主观性之普遍关联中，从超越论的起源上，对从理性认识中产生的“真正存在”这个概念进行最后的澄清和意义规定。如果我设想，在我的周围世界中根本没有其他人的身体出现，因此我对于他人的身体毫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客观的现实性，整个世界，就只不过是我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系统的相关项统一，而“真正存在”就会是作为我的可能的普遍一致的经验过程同一性之相关项的可构成的理念，在我的可能的经验之理想的系统之外，它就什么也不是。如果我允许他人的身体，在这里就有他人的存在。我就能以移情作用的方式获得一切可能的他我不仅是作为处于我之中的意向对象性东西，而且是作为合法地相似地一起在知觉上被认识到的和被证明为正当的他我，他们对于我是“他人”，但对于自己则是“自我”。借助普遍的现象学还原，我就能在与我自己的自身意识中流逝着的生活之联系中，提供出第二种超越论的生活。这种超越论还原对于他们只是意味着，在我由移情作用方法以超越论方式将这种可能性之合法意义（超越论解释的意义）确定下来以前，我不能使用它们的可能性。如果我在与我自己的超越论生活之联系中考察他人的生活，那就会认识到，由于这种联系，我的事物世界的意向构成同样也获得与他人实行的意向构成的联系，而且是作为同一事物世界的意向构成的联系。我能够借助移情作用，在被我与另一些人知觉到的事物是同一的这种意识中，使我的知觉与他们的知觉达到综合的统一。一切对于我而言是真实的东西，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也都是真实的，并且具有在每一个人的认识生活中作为认识生活的相关项而被构成的基本认识统一的超越论的存在。我由此获得了“客观的”（共主观的）世界之意义和“客观的”世界科学之意义，为一切以合法的真实性存在着的东西获得了合法的意义。但是这种统一的绝对的存在是共主观的存在，作为为自己本身而被原初构成的存在；而总体的绝对的存在，是共同存在于现实和可能的共同体中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之全体的存在。这里有关主观性的理论之整体必然是唯心论，但是超越论现象学的唯心论。这种唯心论并不否认物理的自然，物质的自然，以使心灵的存在代替它作为真实的存在登上帝王宝座。而是由被澄清了的认识即关于超越论的自我为一切存在和一切真理赋予意义的认识取得下面这种绝对自明的洞察，即一切存在本质上都在意向上返向关联到自我的存在，而这些自我从他们那个方面只是返向地联系到自己本身，他们对于自己本身是意向的存在，是为自己本身被构成的，而他们相互间只是间接地作为他我被构成。

胡塞尔又进一步将这种现象学的唯心论归结为莱布尼茨式的单子论。他说，根据对共主观性的，唯有处于其相互关联之中的诸自我才是绝对存在的。它们作为绝对的诸自我并不是世界的部分，并不是经验实在性意义上的实体。它们是绝对的主观性，没有它们进行认识的构成活动，一切实在的实体就不能存在。诸自我不仅为自己存在，而且彼此互为存在。而且是通过进行实体化的意义赋予而是这种东西的。社会性东西之绝对的存在就存在于每一个自我之绝对的存在和每一个我－你关系的绝对的存在之中，存在于一些自我与另一些自我的共同体关联中。它们在共同体中是世界之绝对的承担者，世界的存在是为它们而被构成的存在。

胡塞尔说，只有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唯心主义才提供给自我并提供给绝对的交往的主观性以真正的自律，并提供给人以力量，及其按照自律的意志而绝对地形成自身，形成世界之合理的可能性。因此，只有这种绝对的主观性，才是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是神学和目的论研究的课题，是有关历史之发展和意义研究的课题，最终是形而上学研究的课题。

五、超越论的现象学作为彻底的认识论

超越论的现象学还原还原到超越论的主观性，将作为反思的现象学经验领域之确真必然的存在突出出来，使之成为显然可见的，以作为超越论研究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所进行的研究，是认识论研究。

胡塞尔说，现象学是最彻底的认识论。现象学不是研究诸可能的世界或世界一般之可能性，不是直向地致力于存在论，而是对进行认识的主观进行研究，它将经验活动和思想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本质要素和本质法则当成研究的课题。这种研究的任务就是以现象学方式按照其种类、形式和本质可能性，研究有效的认识活动之本质、本质条件和可能性条件，研究认识的目的本身，以及真理之本质和意义，以获得有关认识的认识，形成有关认识的一切概念和规范。为要突出经验活动和逻辑思维活动之最普遍的东西，这里需要一种形式的现象学，一种现象学的逻辑学，以使在每一步骤上都证明为正当的科学方法，逻辑上正确的方法成为可能。这种研究最后一定会形成一种规范的认识论，拟定出一种有关科学的工作方法之普遍的反思规则，并且会为每一特殊科学领域拟定出一种有关认识活动的，使认识者在每一步骤上都有可能在进行正当性证明时与一些作为提供理解和提供正当性的东西的普遍的洞察联系起来，并由此而保证他的认识行为正确的特殊的方。现象学本身构成提供正当性的一切可能形态，并因此构成一切可能的规范，为认识活动和被认识之物，为真理与真实存在，为作为理论的理论，而且也为个人的和社会的一切可能的评价活动和意愿活动，构成规范的理念。精神科学的认识论如同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一样，也属于现象学范围。在超越论现象学范围内，一切彻底的工作方法，都是认识论的，并以认识论为前提。

因此这里所研究的正是有关认识的理论，而且是以超越论的纯粹性，在超越论的主观性之固有形态中研究认识的。这种研究不做任何自然存在论的假设，不由自然存在论形成任何前提。但是前后一贯地阐明了的现象学，一定会达到作为可能认识之相关项的对象性东西，达到处于其可能样式之中的真实存在。对认识活动就其本质和可能性进行研究，就会得出不可分割的存在论的任务，因此一切存在论都包含于现象学领域中——但是作为认识的相关项包含的。如果在这里作为可能的认识之特殊类型通向可能的自然认识，在这种可能的自然认识中就作为相关的可能性连带设定了自然之可能性。于是就能够进行完善的自然认识，并根据本质现象学追求哲学的目的。在本质现象学中，在可能的对自然进行构成的经验和对自然进行规定的思想之全部关联中，获得作为进行自然认识的理性之构成物的自然存在论，另一方面，作为对经验的事实的自然进行认识的事实的理性之构成物，获得经验的事实科学。就这样得到了有关自然的现象学。

因此，在超越论的现象学中，在认识论研究的基础上，存在论，方，与认识论达到理论上的统一。当这种研究使认识之一切可能的事件在与认识的关联中达到自身给予的直观，并达到规定之最终可想象的清晰性时，超越论的主观性也就得到了最终的理解。

胡塞尔在这部著作中一方面通过理念史的批判将自己的超越论现象学的哲学与历史上已发生的种种超越论哲学尝试加以对比，以突出自己的超越论现象学的哲学之特征与本质；另一方面，又通过对自己哲学的方法的详细阐明突出了自己哲学的最核心问题，由此而将自己的哲学作为一门全新的哲学之整体向世人展示出来。由于这两个部分的这种独特设计和巧妙配合，大大减轻了人们在理解他的哲学方面的困难，为人们正确理解他的思想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指导。

第四篇 从“时间”问题发展的内在逻辑透视哲学的精神旨归_逻辑学论文

时间问题是贯穿于西方哲学史的一个基本问题，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对时间问题的思考方式、构建方法、解决路径虽不甚相同，却或隐或显地存在着某种逻辑关联。这一逻辑关联概言之，即从亚里士多德经奥古斯丁和康德到海德格尔直到后现代，时间问题逐渐由外在的自然转向人的生活。时间问题在解决不同时期的哲学理论困境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时间的命运始终与“存在”、哲学的命运相生相伴，正是在这一上文库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对“存在”的追问要以时间为其提供可能性境域。“‘存在着’这个词究竟意指什么？……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具体地探讨‘存在’意义的问题，而其初步目标则是把时间阐释成为使对‘存在’的任何一种一般性领悟得以可能的境域。”[1]（p1） 询查西方哲学时间概念嬗变的逻辑线索，我们得以窥见西方哲学由关注外在的自然、神、理性的本体论哲学，归宿于提高人的形而上的精神品位的价值追求。

一、从逻各斯、现象到意识的时间演绎

古希腊哲学执著于对“逻各斯”本身（logos）的追寻与探讨，从巴门尼德力图从“真理”与“意见”对立角度来说明“逻各斯”的本真性质，演进成柏拉图关于理念论的“现象——本质”的独特对峙，最终形成了亚里士多德对“物理学之后”的规定。wWW.0519news.cOM“后”意味着“超越”，“物理学”意味着自然科学；超越物理学指向超越自然科学之上的终极存在，形成关于“存在之存在”的最高知识。亚里士多德则尊称它为“第一哲学”，后人称其为“形而上学”。“第一哲学”蕴含着在“存在的存在”的根基之处的科学、神学与哲学的一体性关联。“它对于每一个存在物而言都是真的，并且构成一切论证和推理的基础。它们最终以本体论，神学和普遍科学为人所知。”[2]（第1章，p3） 在“第一哲学”中，神是“最高的目的”，它既是“自然”的本原，又是人的“本体”，这一哲学样式将“人”与“自然”置放于“神”之下。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古希腊哲学执著于对神的本体论证明，以此来为神学确认其合法性根据的同时，也为人的存在提供终极基础。

古希腊哲学对时间问题的探寻与追问，体现了神学本体论的特征。哲学史上第一个关于时间的定义，由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提出：“时间是第一个有形体的本质。”[3] （p304） 其意为时间是火的变化，即时间是变化本身。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活”意味着变化，变化就是时间，因此整个世界都展示于时间中。但是活火本身的变化造成了事物的“一切皆流，万物常新”，[4] （p23） 使整个世界陷入变化无常的不确定性中。而哲学恰恰是为了获得某种关于世界的确定性说明（即真实或真理），于是哲学必然要将“变化”排逐出去，时间因此必然被放逐。巴门尼德仍然延续了“时间就是变化”的时间观，但是他开始转向对世界“确定性”的思考。他提出真理之路在于：只有存在者（有）存在，不存在者（无）是不存在的，或者说不存在者的存在是不可能的。[4] （p31） 但这条真理之路在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是无法获得的，它只能在人的思维世界中实现，“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4] （p31） 这样，巴门尼德完成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的翻转：在思维中的存在者的存在才是真实的，存在者的存在必须在思维中才能获得其确定性而加以把握。于是时间被排除于“真理”之外。

柏拉图发展了巴门尼德的哲学理论，将真理与意见之路演进为“理念世界（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现实世界）”。理念世界是不动不变的，是真实的世界；现象世界是变动不居的，是不真实的世界；两个世界之外存在一个造物主，他以理念世界为模型，通过印刻某种原始混沌的物质制造出现象世界，因此现象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至此，西方传统哲学二元对立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在柏拉图这里得以确立。以二元对立的本体论思维方式来探寻时间，其结果必然是现象世界中的时间不是真实存在的，它只能是对理念世界中“永恒”的摹仿。时间是由造物主（神）“摹仿那永居统一的永恒，创造了永恒的摹本，摹本要按照定数运动，这个摹本我们叫做时间。”[5] （p382） 柏拉图关于时间的概念，一方面将时间作为“摹本”仅存在于现象世界，仍持守着“时间就是变化（运动）”的传统时间观；另一方面，他对时间的起源问题做出了根本性的规定，即时间是造物主根据“永恒”理念在某种原始物质上印制的摹本。

与柏拉图对造物主的无限崇拜相异，亚里士多德专注于“第一推动者”对运动和时间的无限作用。第

转贴于上文库

一推动者即是最高的目的与形式——神，但这个神不再是柏拉图式的造物主，而是自然性质的神。“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最重要特色在于上文库，……这种目的论总是被设想为自然中所固有的。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通过引入世界灵魂和第缪求斯所完成的东西，在这里通过一种自然本身所固有的合目的活动予以解释。”[6] （p194） 亚里士多德将“第一推动者”视为运动的源泉，在柏拉图的时间观基础上发展了时间问题，他仍然在现象世界中探讨时间。他在《物理学》中提出时间的概念：时间是计算前后出现的运动得到的所计之数。[7] （p124） 从此开创了西方哲学史影响深远的“物理学—神学”时间观，呈现出关于探讨自然运动变化的终极知识论的理论特质。之所以是“物理学—神学”时间观，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仍然是神学背景下的时间观，因为自然万物的运动要以神作为第一推动者，而运动是产生时间的前提条件。亚里士多德在时间的本质论述中，否定了柏拉图的“时间就是变化”的时间观，提出“时间既不是运动，也不能脱离运动”，[7] （p124） 并且时间与人的意识相联。时间与运动相联，这就使时间在运动之中得以存在；但时间与人的意识相联，又使时间在运动之外得以存在并与人相关。这一论断是具有重大的开启意义的，它将柏拉图的时间本质问题由外在的现象世界（自然世界）开始转向人的意识世界。

二、上帝的责难与主体化的时间意识

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的神论设计，为中世纪时间观的神学本质提供了理论奠基；然而他的物理时间作为一种引发万物展现与消失的特殊的物理存在者仅存留于自然世界（现象世界），又给教信仰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因为一方面，二元对立的本体论思维方式使流变的现象世界难以与不变的本体世界求得统一，本体世界是真实的，而现象世界是不真实的；但是两个世界都是上帝创造的，因此它们必须都是真实的。这一悖论带来了对上帝的种种“诘难”。另一方面，上帝与时间的关系上，如果上帝在时间中，那么上帝就在时间的某个“现在”中，那么他很快会过去；即使上帝贯穿于整个时间之流，那么他显然要受时间的支配；如果上帝在时间之外，那么上帝又如何知道时间中的事情呢？如果存在于本体世界的上帝是无时间性的，其意愿也是无时间性的，那么无时间性的意愿如何会创造现象世界的时间秩序呢？物理时间观不仅动摇了现象世界的根基，也制约了上帝的绝对自由。这就使虔诚的徒——奥古斯丁必须排除现象世界中的物理时间的合理性，通过对时间概念的重释完成对上帝的救赎。

奥古斯丁将现象世界中的时间归于人的内在思想意识的延展，以一种独特的内在意识视角从根本上变革了亚里士多德式的物理学时间观。他提出时间不是一种客观的、自在的时间之流，它“只是我们的思想的伸展或延伸”，[8] （p253） 时间的本质是思想的延伸，它只能存在于人的思想之中。与亚里士多德关于时间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的辩证形式相对照，奥古斯丁巧妙地阻断时间的连续性并运用其间断性成功地将上帝置于时间之外，从而完成了对上帝的拯救。在奥古斯丁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时间结构原理构建于他的“现在”论上。亚里士多德认为没有“现在”就没有时间，因为没有现在就没有过去和将来，“‘现在’是时间的一个环结，连结着过去的时间与将来的时间，它又是时间的一个限：将来时间的开始，过去时间的终结。”[7] （p132） 时间由过去、将来和现在构成，如果把过去和将来看作是线，现在则是连续线段的无数的点，现在连接着过去和未来。时间不是由部分构成的整体，而是流动着的连续的量。在时间之流中，时间不断地由此“现在”过渡到彼“现在”，“现在”不断地结束过去又开始未来，“时间也因‘现在’而得以连续，也因‘现在’而得以划分”。[7] （p127） 这样时间就具有了连续性和间断性的形式，时间也就成了处于流动中的连续的“现在”序列。

奥古斯丁过滤掉时间的连续性，构筑了他的间断性的“现在”理论。他指出：“说时间分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类是不确当的。或许说：时间分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三类，比较确当”。[

转贴于上文库 ”。[8] （p247） 换言之，“现在”在物理学时间中原本是区分“过去”与“将来”的连续流动的点，在奥古斯丁这里却以割裂的方式被切割成若干个静止的时间点，时间沦为“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而过去的“现在”已经过去，将来的“现在”还没有到来，所以它们都不存在。唯一存在的只能是“现在”，但是上文库如果只有“现在”那么时间就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如果永久是现在，便没有时间，而是永恒。”[8] （p242） 同时，“现在之所以成为时间，是由于走向过去；那么我们怎能说现在存在呢？现在所以在的原因是即将不在”。[8]（p242）“即将不在”意味着既在又不在，但它仍然存在。于是对“现在”概念的肢解成为奥古斯丁摧毁物理学时间防线的最后一搏。奥古斯丁认为如果“现在”存在，那么“现在”就是正在经过的时间，那么对它进行现实地度量就是可能的。可是，“现在”之中分不出长短、快慢，对时间的现实度量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即使现实的时间可以被测量，也找不到一个客观的尺度来确定时间的长短。所以“现在”即使存在，它对于时间也是无意义的。由此而来，时间不能从外在的现实世界获取，它只能进入到人的内在的思想世界中探询。奥古斯丁将物理时间中的客观性驱除，将时间完全建立在主观性基础上，“时间存在于我们心中，别处找不到。”[8] （p247） 因为时间只在人的意识中存在，而人的意识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上帝成为时间的最终宿主并成为自由之神。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变革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哲学变革，虽然他仍以二元对立的本体论思维方式阐释时间，但这一思考方式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即不再是希腊哲学中本体世界与纯粹自然世界的对立，而是上帝与主体化的现象世界之间的对立，因为一切现象都随“时间”而只在人的意识中生灭变幻。由此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变革使哲学由关注纯粹自然转向关注人的主体世界。

三、理性的分野与时间的先验图型说

与古希腊哲学对外在“对象”的神学确认相异，近代哲学的基质性标志是以“自我”的思维的至上性、明证性为基础的知识论特质。“自我”是具有明证性的真理标准的人类理性，它构成了近代哲学的基础。“自我”主体性原则的确立，目的在于诠释理性或自我意识何以能够成为世界的本原。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哲学的着力点在于要为人征服自然的“科学”知识（实证意义上）提供合理性根基，而不再是为“神学”知识提供合法性证明。近代哲学肇始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与“在”的关系问题。“思”是主体的理性之思而不是上帝的神启，它的目的在于形成认识与改造现世的“在”的科学知识，确证人定胜天的自我存在的价值。“思”有着“经验”与“先验”的双重来源，两者对“在”的始源性意义引发了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执。休谟将这一争执推向极端，把作为科学知识之基础的因果律解释为纯粹心理的习惯性联想，从而使知识失去了其客观有效性，导致科学根基岌岌可危。

康德基于“人为自然立法”的理论底蕴，提出“先天综合判断”，试图弥合“先验”与“经验”的决裂，解决由休谟问题引发的对科学知识的合理性与明证性的质疑。时间概念成为康德解决休谟问题的关键点。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赋予时间以先天直观的纯粹形式来构建现象世界，使纯粹的“自然”世界从属于时间，进而确立了“人为自然立法”，回答了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首先，时间作为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使杂多表象能够在某些关系中被直观而形成显象。其次，显象要与范畴结合才能形成知识，但是两者又存在异质性。前者来自感性，直观没有联系作用；后者来自知性，范畴不能表现为直观。因此康德必须寻求“第三者”来为范畴运用于显象提供桥梁，这个第三者就是“时间”。因为一方面杂多的感性直观都包含时间，时间与显象同类；另一方面，时间是一切对于对象直观的必然形式，它具有普遍性和先天性，因此它就具有与范畴同质的普遍性。时间的这种先验规定使它能够而且也只有它能够将显象归摄于范畴之下充当中介，而这一中介作用需要想象力来完成。想象力具有双重能力：经验性能力和先天想象力。经验性能力产生图像；先天想象力产生图型。图像是通过图型并且根据图型才能够形成，而图像又必须通过它所标示的图型才能与概念结合。反过来，图型是不能被带入图像之中的东西，它只是根据统一性的规则按照范畴所表达的一般观念进行纯粹综合。[9]（p166） 时间的序列表现为“量”的图型；时间的内容表现为“质”的图型；时间的顺序表现为关系的图型；时间的概念本身表现为模态及其各范畴的图型，它包含和表现着作为一个对象是否以及如何属于时间的规定的相关物的时间本身。[9]（p168） 时间的先验图式理论充分说明了“时间”在主体意识统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从而将主客体统一于人的认识之中，确认了科学知识的合法性根据。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对“时间”概念的探求又实现了人与时间的分离，使人能够为自身立法，并因此获得道德自由。康德认为人作为先验主体，不能进入时间空间这两种先天直观形式之中，因此人不能通过范畴形成关于人的知识。“时间的表象原初在其中有其根据的主体，同样不能由此规定它自己在时间中有其根据的腐朽，同样不能由此规定它自己在时间中的存在，而如果后者不可能，则前者作为通过范畴对它自己本身（作为一般能思维的存在者）的规定也不能成立。”[9] （p312） 先验主体不能进入时空之中加以直观，而时间又是一切显象的先天条件，所以先验主体不可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不在时间之中。先验主体在时间之外，既否定了作为知识形态的先验主体的可能性，又肯定了先验主体的自由的可能性。主体作为自在之物而存在，不受范畴控制所以完全是自因的。由此，康德哲学的奥秘在时间之中得以揭示：纯粹理性批判中，自然从属于时间，时间是人的直观形式，因此人为自然立法，使科学成为可能；实践理性批判中，人在时间之外因此是自因的，人为自身立法，人是自由的。时间成为厘定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逻辑支点，“纯粹思辨理性批判所完成的时间（以及空间）与物自身的实存的分离，就具有这样巨大的重要性。”[10] （p112） 时间在为科学确定认识范围和奠定基础的同时，也为人类的自由提供理论依据。转贴于上文库 　人是自由的且为自然立法，这使人的自由凌驾于科学之上，从而使“人是目的”的哲学主旨得以弘扬。从这一意义上说，康德哲学不再上文库以神学本体论或知识本体论的方式构建其内在的理论结构，而是以超越科学、追求自由的形上之学的方式诉诸人的理性生活。由此，西方哲学的始自亚里士多德的神学、科学与哲学一体性的“第一学术”在邂逅康德之后开始与科学分离，“在这里，先验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分歧已见端倪。”[11] （p273） 哲学以自身的方式而不是以神学或科学的方式探寻人的奥秘，近代哲学知识论的逻辑进路似乎受到阻断。然而黑格尔对知识的无限崇敬与膜拜，使知识在历史的过程中或逻辑的演进中成为了至善的、普遍的、绝对的知识，从而弥合了科学与哲学的短暂，将传统形而上学发挥到极致状态而穷尽了其发展的所有可能。这预示着传统形而上学必然遭遇由盛而衰的命运，“黑格尔逝世之后，随着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哲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12] （p676）

四、哲学的精神旨归与时间的三维通达

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家们重新寻找哲学方向和检验哲学基础，重新确定哲学问题与对象，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应运而生。然而，逻辑实证主义矛头直指形而上学，呐喊着“拒斥形而上学”，试图以观察和实验的实证方法获取经验知识来消解形而上学，这对形而上学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而当非理性主义代表人物尼采面对形而上学时，他狂呼要“重估一切价值”，这更是对形而上学的重创。形而上学腹背受敌，失去了昔日的风光无限，犹如一位暮年的智者无力而没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命运磨难的形而上学期待着哲学家的救赎，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使西方形而上学重新焕发。海德格尔以存在与时间的关系为核心，论证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与新的形而上学致思的开启，形而上学几经命运回转最终归宿于“形而上学属于‘人的本性’”。[13] （p140） 时间概念成为海德格尔挽救形而上学的着力点。

海德格尔的时间观受启于奥古斯丁和康德，并直接渊源于胡塞尔的内时间观，还受到了柏格森的生活时间观的影响，在批判以往的“流俗时间”观后提出了自己的存在论时间观。海德格尔指出“流俗的时间”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物理学规定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源始的时间因此被遮蔽了，由此导致了存在者对存在的遮蔽，使传统形而上学以存在者为研究对象。海德格尔将时间诠释为时间性的整体性到时并以此来澄明“存在”。在《存在与时间》中，他批判流俗时间观是将来、现在、过去三者相承相继的线性时间，它遮蔽了人们对存在的领会；真正的时间应是绽出性的和境域性的，它是一种领悟“存在”的可能性境域，“把时间阐释为使对‘存在’的任何一种一般性领悟得以可能的境域”。[1] （p1） 真正的时间应是时间性的“到时”，“时间性”是将来、过去、当前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到时”是“将来”、“过去”、“当前”三种时间样式的共同到时，是一个三维交互伸达的整体，这一整体构成了存在的“界域”。自此海德格尔以时间性的整体性到时取代以往的线性时间之流，使存在通过“此在”在“到时”中显现，从而使存在逃逸于存在者的阴霾。“此在”即是人的存在，是存在论的出发点与立足点，换言之，人的存在是其他事物存在的先决条件，时间也要以人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由此而论，时间便不再是物理学时间或神学时间，而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的人的时间。以时间的可能性境域来领悟“存在”，意味着海德格尔不是以无限的抽象理性探求“存在”，而是立足于现实生活中的有限的个人来追问人之生存。时间概念的生存论转向，使哲学由知识论形态转渡至生存论形态。

然而，海德格尔以“此在”构筑他的存在论体系，其哲学实质仍是以“此在”为本体的传统样式的形而上学，仍然没有挣脱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统摄的理论传统。这意味着海德格尔仍然持守着人既为自然立法又为自身立法、人的自由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立场与信念。依此而论，人要拥有更多的自由，首先要执著于对自然的征服。然而背道而驰的是，当人不遗余力地倾注于科学技术的更新与进步时，科技反过来又控制人使人沦为单向度的人，人无暇顾及自身而使人的自由在知识的操纵中丧失了。因此，重拾自由就必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思考与定位，改变人类宰制万物的世界图景，使人与自然建立起平等关系，使人从自身思量自由的可能。时间概念再次成为海德格尔转变哲学思路的关节点。

海德格尔在《时间与存在》中，对《存在与时间》的时间观进行了修正，从而改变了他前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思考方式。他从“本有”（das es）中思考存在与时间，推论出“存在”与“时间”都不存在（nicht slind），而是被“本有”给出（das geben），即有（给出）时间和有（给出）存在，“时间不是人的创造物，人也不是时间的创造物，在这里没有创造，只有上述澄明时—空的达到意义上的给出。”[14]（p97） 时间不再是人的创造物，改变了《存在与时间》中此在的始源性意义，人的中心地位被天地人神共在的四维结构取代。“天”象征着明亮和敞开，“地”象征着隐匿与关闭，“神”是神秘之域，“人”是生存之域，“存在”就是发生在这些遮蔽与除蔽的领域中的一切。存在要从“有”中加以思考，就要求把存在之“在场”思为“让在场”，而存在作为“在场”与“让在场”是“本有”通过时间规定的。与此同时，时间在永恒的流逝中作为时间而留存，又是通过存在加以规定的。存在与时间都不存在，而都是“有”，它们只能作为本有的赠礼而从本有中加以思考；“有”是时间与存在的共有，时间与存在相互规定。于是，思的任务不是存在与时间，而是在场性与澄明。时间的本质不再是绽出，而是通达转贴于上文库 即澄明，三种时间样式相互通达，保持于其本己的统一性中。海德格尔以“有”的存在论思想澄明时间与存在，使存在在“有”中显现自身，从而拓荒性地实现了对为存在者提供根据的传统哲学的根本变革。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哲学作为孕育人为自然立法的科学的哲学样式，必将随着科学与哲学的分离而走向“终结”。“终结”不是结束而是作为一种理论样式的哲学的完成，这意味着必将有新的哲学样式代替传统哲学。“科学之上文库发展同时即科学从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和科学的性的建立。这一过程属于哲学之完成。”[14] （p70） 存在论哲学以全新的哲学样式宣告了哲学与科学的分离，确证了科学的与哲学的自我认同，从而使人类的哲学之思承载起新的任务，即为现代人构筑栖居的精神家园，使人摆脱技术座架中的“科学方式”，重新思考人的本真的生活样态。尽管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时间观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的时间观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后现代时间观对于“现在”的执著，使时间开始向空间迁移。“后现代时期被等同于未来意志主义建构的覆灭和关注现在生活的保护消费主义规范的胜利。其实，它呈现出一种从未出现过的社会时间性，其主要特征为此地此时的至上性。”[15] （p40-41） 后现代时间观驻足于“此时”，所专注的是当下的感性体验与个性自由，时间滞于“此时”而导致了个体对自由的追求要在空间中得以延展，空间必然由此划分出个体空间与公共空间。这促成了后现代哲学对两个空间的讨论，从而使个体的自由空间以及各个主体间的平等自由关系成为时代的哲学主题，由此伦理学、道德哲学、哲学应势兴起。在这一意义上，哲学的精神旨归不再是神秘莫测的理念世界，不再是逻辑实证的概念世界，而是提高人的形而上的精神品位的价值追求，至此哲学才真正表达了“哲学即形而上学”[16] （p1242） 的理论实质。转贴于上文库

第五篇 辩证逻辑应是逻辑而不是哲学_逻辑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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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该怎样理解“辩证逻辑乃是研究人类辩证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的科学”这一定义?

“金著”说：“目前在中国，对辩证逻辑的对象已有共识，普遍认为它是人类的辩证思维……并采纳给出的如下定义：辩证逻辑就是一门研究人类辩证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的科学。wwW.0519news.com”“关于辩证逻辑的这个定义，首先它是依据人类思维发展的两个阶段(或类型)：知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后者又称之为辩证思维。”“其次，这个定义也就规定了辩证逻辑的研究范围，以区别于辩证法、认识论和形式逻辑。”②笔者认为，根据上述“金著”所谓的对辩证逻辑的对象的共识，应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辩证逻辑与普通逻辑(即“金著”所谓的形式逻辑)不同，辩证逻辑的对象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辩证思维，是辩证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的科学。什么是辩证思维(的)形式?亦即辩证概念(辩证思维概念)、辩证命题(辩证思维命题)、辩证推理(辩证思维推理)等。因此，辩证逻辑就是关于辩证思维形式(辩证概念、辩证命题、辩证推理等)、辩证思维规律、辩证思维方法的科学。相应地，普通逻辑的对象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初级阶段——普通思维(即“金著”的“知性思维”)，是普通思维形式(普通概念、普通命题、普通推理等)、普通思维规律、普通思维方法的科学。第二，辩证逻辑与普通逻辑有同也有异。其同在于二者都是逻辑科学——都是研究思维形式的(不研究思维的具体内容)；其异在于普通逻辑的对象是普通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辩证逻辑的对象是辩证思维形式及其规律。因此，辩证逻辑与普通逻辑的不同，根本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不能说辩证逻辑与普通逻辑的研究对象相同，只是研究的角度、侧面不同。第三，辩证逻辑与辩证法、认识论不同：辩证逻辑与辩证法、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有密切联系，辩证逻辑是辩证思维的逻辑总结，辩证思维是完全自觉地按照辩证法进行的思维，因此，辩证逻辑必然与辩证法、认识论相一致，或者说，辩证逻辑必须以辩证法、认识论作指导。但是，辩证法、认识论是哲学，是世界观，它们研究自然、社会、思维(认识)的一般规律，具有阶级性。辩证逻辑是逻辑，它只研究辩证思维形式及其规律，不研究自然、社会、思维(认识)的一般规律，它不是哲学，不是世界观。辩证思维形式具有全人类性，辩证逻辑所揭示的正确运用各种辩证思维形式的规律、规则，是服务于全人类的，它没有阶级性。

但是，“金著”却不是这样看的。“金著”在谈到辩证逻辑与普通逻辑的不同时说：“虽然它们都研究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但它们却从不同侧面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研究。辩证逻辑从形式与内容的密切结合中考察思维形式的相互联系及它们运动和发展的规律性。形式逻辑则撇开内容而仅考察思维或理论的形式结构。”③笔者认为，“金著”的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同意的。第一，说辩证逻辑和普通逻辑都研究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固然可以，但是，辩证逻辑所研究的是人类思维发展高级阶段——辩证思维的思维形式，普通逻辑所研究的是人类思维发展初级阶段——普通思维的思维形式，而作为人类思维发展的两个根本不同的阶段④，其差别不仅表现在思维具体内容的不同上，也表现在思维形式的不同上。而作为辩证逻辑，其作用正在于总结出辩证思维形式所以不同于普通思维形式的根本特征，总结出与正确运用普通思维形式的普通逻辑规律、规则不同的正确运用辩证思维形式的逻辑规律、规则，以指导人们正确运用各种辩证思维形式。第二，说辩证逻辑与普通逻辑的不同在于普通逻辑是撇开内容而仅考察思维或理论的形式结构，辩证逻辑则不是撇开内容而是从形式与内容的密切结合中考察思维形式，这显然是不妥的。我们知道，任何思维都包含着思维具体内容和思维形式两方面，而逻辑学之所以是逻辑学正在于它研究思维形式而不研究思维具体内容，并且要真正研究思维形式就必须撇开思维具体内容。因为，一则思维形式正是指的思维撇开思维具体内容后所有的那个东西⑤；二则思维具体内容千差万别，无限复杂，逻辑学在研究思维形式时如果还要兼顾思维具体内容，逻辑学就将成为包罗一切科学的科学了。进一步说，说普通逻辑研究思维形式在于研究思维形式的形式结构，而辩

转贴于上文库 证逻辑研究思维形式不研究思维形式的形式结构，这也不妥。辩证逻辑既然研究辩证思维形式，而辩证思维形式也具有自己特有的形式结构，辩证逻上文库辑自然也同样要研究辩证思维形式的形式结构。在拙著《辩证思维研究》中，正是根据辩证命题、辩证推理在形式结构方面的不同，对辩证命题、辩证推理进行分类的⑥。不仅如此，应该说只有通过对辩证思维形式在形式结构方面的，才能真正弄清楚辩证思维形式与普通思维形式的区别，并进一步弄清楚辩证逻辑与普通逻辑的区别。

二、究竟存在不存在不同于普通思维形式的辩证思维形式?

“金著”在介绍国内的辩证逻辑观点时说：“还存在一种观点，就是认为辩证逻辑在思维形式上之所以有别于形式逻辑，就是它研究的是辩证概念、辩证判断和辩证推理等，以区别于普通概念、普通判断和普通推理等。这种用意是好的，也下了不少功夫，但多少有些牵强，因为无论概念也好，还是判断也好，它们的本性本来就是辩证的，形式逻辑只因为撇开了这些部分而只研究它们的纯形式结构罢了。所以没有必要把同一个概念分别写作普通概念和辩证概念，等等。”⑦这里必须弄清楚如下两个问题：(一)究竟存在不存在不同于普通思维形式的辩证思维形式?(二)即使概念、推理的本性是辩证的，是否辩证逻辑的任务就只能是研究它们的这种辩证本性，而不应该去研究辩证思维形式?下面我们先论述第一个问题。

笔者认为，确实存在着与普通概念、普通命题、普通推理等不同的辩证概念、辩证命题、辩证推理等。先讲概念问题。试看下面普通概念与辩证概念的对比：

1．物体的运动是物体在一个地方，然后移动到另一个地方。(“运动”的普通概念)

运动就是“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⑧(“运动”的辩证概念)

2．真理就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的普通概念)

“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⑨(“真理”的辨证概念)

真理跨过一步，就会变成谬误。(“真理”的辩证概念)

3．祸是祸，福是福，祸不是福，福不是祸。(“祸”、“福”的普通概念)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福”的辩证概念)

根据上述普通概念、辩证概念的对比可知，普通概念是对事物在相对稳定状态之下的某些规定的反映，它强调的是概念内涵、外延的确定性，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别。普通概念不能具体反映事物内部矛盾、事物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的发展、转化。辩证概念是能够具体反映事物内部矛盾、事物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的发展、转化的概念。这也是人们之所以称普通概念为具有确定性的概念，而称辩证概念为具有灵活性的概念的原因之所在。

4．人是能够制造生产工具的动物。(“人”的普通概念)

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自古及今人也是有发展变化的；人有种族、民族、性别、宗教信仰之分，特别在阶级社会，人分属于不同的阶级，不同阶级的人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是不同的。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⑩(“人”的辩证概念)

由上述“人”的概念可知，普通思维“人”的概念只反映自古及今人和动物的共性(都是“动物”)以及人与其它动物的根本差异(“能够制造生产工具”)，而辩证思维“人”的概念则要反映人在不同历史、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特殊性。前者反映的是“人”的某种特征，后者反映的是“人”的多种规定性的统一。普通概念只反映事物的某种抽象的同一性，而辩证概念所反映的则是体现着差别的同一性。说：“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11)这句话完全适合辩证概念的根本性质。由于普通概念对事物的反映是抽象的、空洞的，辩证概念对事物的反映是具体的、丰富的，人们称普通概念为抽象概念，称辩证概念为具体概念。

概念是思维的细胞，是思维的最基本的形式，两种不同的概念也决定了普通思维和辩证思维的不同的性质——普通思维为抽象思维，辩证思维为具体思维。

普通概念和辩证概念的根本差异也决定了两种思维在逻辑上的一系列差异。

1．表现在思维基本规律上的差异

普通思维基本规律同一律：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关系下，每一思想都具有同一性(确定性)。公式：a(思想)是a(思想)。

2．表现在概念种类方面的差异

人们根据外延的差别将普通概念区分为单独概念(如：中国)和普遍概念(如：人)。

人们根据辩证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矛盾问题将辩证概念区分为隐性辩证概念(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矛盾在该概念的语词形式中未能明显表现出来，如：真理)和显性辩证概念(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矛盾在该概念的语词形式中明显表现出来，如：集中制)，对偶辩证概念(这种概念是成对的，它们反映两个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事物之间的矛盾，如：真理、谬误)和非对偶辩证概念(这种概念不是成对的，它反映某个对象内部固有的矛盾，如：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

3．表现在概念的关系上的差异

人们根据概念外延之间的相容与否将普通概念之间的关系区分为全同、真包含、真包含于、交叉和全转贴于上文库 异五种关系。这种关系所反映的是事物的同、异关系。

人们根据辩证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辩证关系将辩证概念之间的关系区分为：普遍联系关系、对立差异关系、相互依赖关上文库系、相互转化关系、扬弃关系。

4．表现在给概念下定义上的差异

普通概念主要是通过揭示邻近属和种差下定义。辩证概念主要是通过揭示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矛盾下定义。如：运动就是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专政就是对实行，对敌人实行专政。

5．表现在给概念进行划分上的差异

普通概念划分时各个子项之间是毫无关联的和互相平列的。辩证概念划分时各个子项之间是由此及彼的、从低级形式发展成高级形式的。如：真理分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认识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普通概念划分有一条重要规则：子项不得相容，而辩证概念划分各个子项之间却恰恰是可以相容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就是相容的——无数相对真理之和就是绝对真理(13)。

再谈辩证命题问题。什么是辩证命题?辩证命题就是对事物的矛盾及其发展、转化进行具体断定的命题。例如：

(1)光既是粒子又是波。

(2)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死，就没有生。

(3)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例(1)对“光”的内部矛盾进行了具体断定。例(2)对“生”和“死”之间的矛盾关系进行了具体断定。例(3)对“坏事”和“好事”之间的矛盾转化关系进行了具体断定。

辩证命题所以能够对事物的矛盾及其发展、转化进行具体的断定，关键在于它是由辩证概念构成的。譬如，在上述三个辩证命题中，“光”、“粒子”、“波”、“生”、“死”、“坏事”、“好事”都是辩证概念。作为普通概念，“粒子”、“波”、“生”、“死”、“坏事”、“好事”都是不相容的。因此，上述三个命题如果是由普通概念构成的，它们就都是自相矛盾的。只有有了“光”、“粒子”等的辩证概念之后，才能形成这样的辩证命题。

由于人类已经进入了辩证思维时代，随着各种科学的发展(现代科学从根本上都是辩证思维的科学)，辩证命题大量涌现，为了对它们进行逻辑研究，在辩证逻辑中我们也完全可以对之进行科学的分类，并且对它们的逻辑结构进行(14)。为了节省篇幅，下面笔者只以“光既是粒子又是波”为例，说明确实存在着不同于普通命题的辩证命题。

一些否定辩证命题形式的人认为，“光既是粒子又是波”根本不是什么辩证命题。他们说，这一命题形式无非是普通逻辑中的联言命题，具有“p∧q”的命题形式。难道真的是这样的吗?

试看下面的公式：

(p∧q)→p

p→r

┐r

∴┐p

∴┐(p∧q)

学过普通逻辑的人都知道，上述公式是一有效式，亦即只要前提都是真的，按照这一形式进行推理，结论必然是真的。现在我们假定“光既是粒子又是波”就是普通思维联言命题，具有“p∧q”的命题形式。试把这一命题代入上述公式如下：

如果光既是粒子又是波，那么，光是粒子；

如果光是粒子，那么光透过微孔射在帷幕上应当显现为一个光点：转贴于上文库 光透过微孔射在帷幕上并不显现为一个光点(事实是显现为一个亮环和一个暗环)；

所以，光并非是粒子；

所以，光并非既是粒子又是波。上文库

从上述“光既是粒子又是波”的例子完全可以证明，确实存在着不同于普通命题形式的辩证命题形式。

令人不解的是：“金著”一方面怀疑辩证思维形式的存在，一方面又多次对它们有所论述。例如：“金著”第四章“概念和概念体系”中“概念的种类”部分，就有“抽象概念与具体概念”这种分类，其中说“由知性思维形成的概念就称作为抽象概念，由理性思维形成的概念就称作为具体概念”，“抽象概念就是在抛开对象的差别、矛盾和联系的情况下，而对对象本质的孤立、片面的反映”，“具体概念就是包含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个体性)于一身的概念，就是理性思维反映对象多样性统一的概念。须知，这种统一乃是在反映对象本质基础上的多样性的统一，也即是包含差别、矛盾于一身的统一”(16)。这里所谈的抽象概念不就是普通概念，具体概念不就是辩证概念吗?在“金著”第五章“判断”中，又多次谈到矛盾式判断形式，它以《资本论》中的“资本既在流通中产生又不在流通中产生”为例，指出：“的这个表述包括这样两个部分：资本‘既在流通中’和‘又不在流通中’产生。它的内涵决不是形式逻辑矛盾律所表示的两个命题(或判断)不能同真，其中必有一假的意思。”“在(流通中)”和又“不在(流通中)”乃是一辩证矛盾，“作为矛盾双方是相互依存的，它们是缺一不可的”，“形式逻辑的矛盾律管不了辩证矛盾”。这种判断形式为“矛盾式判断形式”，这一判断形式尽管从形式逻

“金著”第六章“推理”第三节“推理的基本形态及类型”，用相当大的篇幅对“由一面导出其反面的推理”、“同异互见的推理”、“矛盾传递推理”、“矛盾对比推理”四个辩证推理类型(马按：虽然该书讳言“辩证推理”而只言“辩证逻辑推理”，而实际上讲的就是辩证推理)进行了论述，并且还对这些推理形式用一定的公式加以刻画。究竟这些辩证推理类型的分类和刻画科学性如何，姑且不论，但无论如何，“金著”肯定了辩证推理形式的存在却是无法否定的。

三、是否因为概念、判断的本性是辩证的，辩证逻辑就不应该研究辩证思维形式了呢?

“金著”说：“无论概念也好，还是判断也好，它们的本性本来就是辩证的。”这句话对不对呢?是对的。辩证法规律普遍存在于自然、社会、思维之中，自然也存在于概念、判断之中。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就精辟地论述过这一问题，对此笔者是没有异议的。但问题在于能否因为概念、判断的本性本来就是辩证的，辩证逻辑就只能研究概念、判断的这种辩证本性，而不应该研究辩证思维形式呢?笔者的答复是否定的。应该看到概念、判断的辩证本性问题，是思维形式的辩证法问题，是辩证法研究的对象。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谈到任何一个命题中都存在着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等等时，就是把它作为辩证法来谈论的，是在于说明辩证法的普遍性的(他的《谈谈辩证法问题》的标题就是明证)。思维形式的辩证法不是辩证逻辑的对象。辩证逻辑的对象是辩证思维，更具体来说是辩证思维形式(有人说是“辩证思维的形式”，其实，“辩证思维的形式”也就是“辩证思维形式”)。辩证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只有到了西方的希腊时期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辩证思维才开始产生(当时也还只是辩证思维的萌芽时期)，而思维形式的辩证法却是自有了人类思维就一直存在了(19)。固然，研究思维形式的辩证法需要运用辩证思维，但是，这只能叫做“用辩证思维去研究”，而不能叫做“研究辩证思维”。“金著”反复强调辩证逻辑的对象是辩证思维，却又把辩证逻辑的对象归结为思维形式的辩证法，这难道不是在偷换概念吗?同样，“金著”把辩证逻辑对“辩证思维(的)形式”的研究，解释成对“形式的辩证思维的研究”，也是偷换了概念。

不错，在“金著”中也谈到了“思维辩证法”和“辩证思维”的区别，谈到“思维辩证法……无论在知性思维，也无论在理性思维中都客观地存在着”，“辩证思维就是人们在思维过程中通过一系列对立统一概念、范畴来把握处于普遍联系中的运动着的对象整体性的思维”(20)。但又同时强调：“在主义经典著作中，并没有明确区分过思维辩证法与辩证思维。”并且说：“你越想精确区分，你就会觉得越不好区分，因此，要明确这样一点，即思维辩证法与辩证思维的区分是相对的，不能看做绝对。因为它们在人的思维中本来就是紧密相连的。”(21)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金著”竟然把本来是“研究人类辩证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的辩证逻辑科学，变成了辩证法(不是主要讲辩证概念、辩证判断而是主要讲概念的辩证法、判断的辩证法，不是主要讲辩证思维方法而是主要讲思维方法的辩证法)、认识论(不是主要讲辩证概念、辩证判断的认识作用，而是主要讲概念的形成、判断的形成)、逻辑史(不讲辩证判断的分类，而是讲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判断的转贴于上文库 分类)、辩证逻辑、普通逻辑混然杂陈的读物了!

“金著”说：“辩证逻辑这门学科，不单纯地是严格意义上的逻辑，也不单纯地是哲学，而是具有逻辑(广义或非严格意义)和哲学的双重性质的一门学科。”(22)但是，为什么辩证逻辑就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呢?不错，自从黑格尔提出辩证逻辑以后，辩证逻辑和辩证法就被长期搅混在一起，人们也把辩证逻辑上文库和辩证法相混淆(包括作者本人也曾经这样认识过)。但是，在两千年的长时间里曾经和哲学搅混在一起的普通逻辑，最终能够从哲学中出来，并因此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辩证逻辑为什么就不能从哲学中出来，成为一门完全的纯粹的逻辑科学呢?(当然，它仍需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金著”在谈到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辩证逻辑的研究时说：“当时有人要求把辩证逻辑从辩证法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的学科，并专注地去研究辩证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乃是这一时期辩证逻辑研究和讨论的最大收获。而这也正为以后的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23)这句话讲得是多么深刻啊!笔者深信，只要我国辩证逻辑学界奋发图强，勇于创新，真正的、科学的、与当前人类辩证思维时代相匹配的辩证逻辑科学体系一定会形成。转贴于上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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