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理逻辑的盲区与哲学逻辑的兴起_逻辑学论文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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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logic）是一个外来词语音译，指的是思维的规律和规则。狭义上逻辑既指思维的规律，也指研究思维规律的学科即逻辑学。广义上逻辑泛指规律，包括思维规律和客观规律。逻辑包括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符号逻辑），形式逻辑包括归纳逻辑与演绎逻辑。

意义是一个汉语词语，拼音是yì yì，一指人或事物所包含的思想和道理；二指内容，三指美名、声誉；四指作用；五指价值。事物存在的原因、作用及其价值。出自《谷梁传·襄公二十九年》：“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义也。”意义是人对自然或社会事物的认识，是人给对象事物赋予的含义，是人类以符号形式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人类在传播活动中交流的一切精神内容，包括意向、意思、意图、认识、知识、价值、观念等等，都在意义的范畴之中。数理逻辑的盲区与哲学逻辑的兴起_逻辑学论文五篇欢迎大家一起来浏览，希望能分享给用的到的朋友！

第一篇 数理逻辑的盲区与哲学逻辑的兴起_逻辑学论文

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被誉为当代最有创见的思想家、最杰出的本体论学者、技术社会的批判者。他的思想在哲学的很多领域都有重要的影响，他在存在主义、现象学、解构主义、美学及神学等方面都有不少精辟的论述。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很少论述他的逻辑思想。事实上，海德格尔的逻辑思想是很丰富的，他对逻辑有着深入的思考，他的思想对于我们进行逻辑学、逻辑上文库哲学的研究以及认识逻辑和哲学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本文拟从海德格尔对逻辑的定义、数理逻辑以及哲学逻辑的认识来探讨其逻辑思想，并进一步考察哲学逻辑兴起、逻辑在哲学中的应用以及逻辑多元发展的意义。

一、逻辑的定义和研究对象

海德格尔关于逻辑的定义是对我们传统观点的挑战。传统的观点认为，逻辑就是关于思想的一门规范科学，这门科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人们的思维制定应该遵循的规则，每一个追求真的人都应当遵守这样的规则。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观点有很多缺陷。首先，“思想”一词是具有歧义的，它既指称思维的过程，又指称思维的内容，而思维的过程属于心理学研究的范围。当然，确实有一些逻辑规律在起作用。例如，“如果p蕴涵q，并且p，那么q”(p和q是命题变项)，那么，如果某个人相信命题“a蕴涵b”，并且也相信a(a和b是命题的名称)，那么他应该相信b。Www.0519news.Com但是，对于人的理性的规范要求并不是逻辑学研究的领域。最后，“真”这个词也具有歧义。它既指称内容的真(陈述句“现在罗马在下雨”为真，当且仅当罗马事实上在下雨)，也指称形式的真或有效性(推理“所有的男人是永生的，所有的希腊人是男人，因此，所有希腊人是永生的”有效。作为逻辑规律的替换例子，即使前提或结论中有一个事实上为假)。考虑到这些缺陷，传统观点对逻辑的研究对象作了如下修正：逻辑是研究有效性而不是关于真的理解。如果按照这种对于逻辑研究对象的修正的话，逻辑的定义可以修改成下面的定义：逻辑是关于有效的意义结构的科学。根据这一定义，逻辑的任务就是制定意义结构有效性的规则或规律。

然而，海德格尔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逻辑学家研究的目的必须是提出关于语句的准确的意义，并且根据意义和意义的简单结构或复合结构的客观差异决定判断的形式，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将这样的形式纳入一个系统。”这一论述并没有明确提及有效性的概念，尽管将这样的简单意义和复合意义纳入一个系统必须展示它们之间的蕴涵关系，而它们之间的蕴涵规律将产生意义结构的有效性规则。在海德格尔看来，正确的逻辑研究对象既不是思维的过程，也不是一个思维的事实(无论是物理的或是形而上学的)，逻辑是关于存在(sinn)的，亦即关于一个命题或语句的意义和判断内容的。海德格尔认为，逻辑是提问中对存在的基础的检阅，它必须解决生活世界和哲学中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尤其是那些原则性的意义问题。基于这一立场。海德格尔深刻地洞察到数理逻辑的局限性或盲区。

二、数理逻辑的盲区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变量数学的产生和发展，数理逻辑也开始萌芽。莱布尼兹首先提出了改造逻辑，并建立一种表意的普遍符号语言以及思维推理演算的构想。这一构想改变了逻辑学的传统发展方向。19世纪40年代，布尔和德摩根分别建立了逻辑史上第一个逻辑代数系统和关系逻辑理论。1879年，弗雷格构造了一个谓词逻辑演算系统。20世纪初，罗索和怀特海完成了一个初步自足的二值逻辑演算系统。至此，数理逻辑的基础基本形成。对于像海德格尔这样醉心于传统逻辑的哲学家而言，数理逻辑的兴起无疑是一个挑战。虽然海德格尔对弗雷格关于概念和客体的涵义及指称的论述兴趣很浓，但是对弗雷格的欣赏却未能同样置于数理逻辑之上。海德格尔认为，逻辑斯蒂或数理逻辑并不能经由数学而获得解放，因此，它也不能真正解决逻辑的基础问题。海德格尔认为数理逻辑主要的缺陷在于将数学符号和概念应用到逻辑中，这样做的结果是使逻辑原则的重要性大为减低。数理逻辑并没有解决传统逻辑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尤其是那些原则性的意义问题。

海德格尔指出了数理逻辑的盲区，数理逻辑是形式化的，因此，它不能研究诸如判断的意义的动态变化及判断的结构和认知等的重要性问题。逻辑斯蒂将判断分解到翻译机器系统中，判断变成了计算的对象，因此不能成为本体论解释的论题。因为判断总是与客体关联而且客观上是有效的，逻辑不能触及判断的本质。在我们看来，尽管海德格尔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数理逻辑研究的盲区，但他对于由弗雷格奠定基础的数理逻辑的理解有一定片面性。在海德格尔撰写文章时，罗素和怀特海在他们的历史性巨著《数学原理》中建立了形式系统，促使这一新创立的逻辑展现出勃勃生机和活力。这种新逻辑极大地扩展了逻辑的研究领域，对过去不能定义的命题、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定义和证明。不过，海德格尔批评数理逻辑的观点仍然有启发意义。罗素也曾经看到了数理逻辑的盲区。他写道：“数理逻辑——除了在其初始阶段，它并

转贴于上文库 不直接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意义；在初始阶段以后，毋宁说它属于科学，不如说它属于数学。”

弗雷格在批判布尔等人的观点时曾明确指出，数理逻辑过分地具有数学的意味而丧失了逻辑的意义。弗雷格批判的焦点在于布尔等人使用了数学的概念(如和、积的概念)和数学符号来发展他们的逻辑，他认为这对于逻辑是不公正的，更为根本的是，逻辑学不能也不应该从其他学科中借用概念。因此，弗雷格没上文库有将逻辑还原为数学，而是将算术还原为逻辑。他致力于创立逻辑的分支而不是数学的分支。弗雷格在其逻辑中至少使用了两个重要概念，即量词和函数。虽然量词和函数看起来是数学的概念，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弗雷格发现数学概念是令人迷惑的、无益的。他所使用的逻辑概念对于任何实体而言是“非饱和的”，即在其内部中留有余地。因此，在弗雷格的理论之中，“x是聪明的”是一个不完全实体。对于弗雷格而言，它们是正确的逻辑概念，而非数学概念。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对数理逻辑过分数学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他对于弗雷格的指责是不成立的，因为弗雷格也同样在努力避免陷入数理逻辑的盲区。

海德格尔紧接着批判了包含命题演算的数理逻辑，他认为这样的逻辑不能够像传统逻辑和哲学形而上学那样回答关于判断的问题，例如肯定与否定的本质问题、系词和谓词的本质问题、真理转贴于上文库 的问题等等。事实上，《数学原理》中提出的命题演算同样探讨了这些问题，只不过这些“新式逻辑学家”提供的解决方法不够完善。出于反对心理主义的需要，弗雷格区分了断定与被断定的思想。在他看来，思维就是掌握思想，判断是识别已经掌握的思想的真值，断定表达了这种识别和确认。断定这个概念无疑是一个心理行为，它与思想的关系是神秘的，明确和澄清这种关系对弗雷格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些困难表明，弗雷格对于断定问题的解决方法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海德格尔认为，数理逻辑的创立者仅仅将判断还原到解释机器的系统之中，没有从本体论角度对判断加以解释。尽管这种批评并不那么中肯，但他认为数理逻辑的发展使逻辑丧失其重要性并且远离了本体论的讨论的观点，以及重视逻辑的哲学基础的研究的做法，客观上使后来的哲学家更加注重逻辑在哲学中的应用，促使了哲学逻辑的兴起和逻辑的多元化发展。

三、哲学逻辑的兴起

在英语文献中，与哲学逻辑相关的主要有两个表达：一个是哲学逻辑(philosophical logic)，另一个是逻辑哲学(philosophy of logic)。虽然也有人认为它们应该区分开来，但这两个名称并不是非常严格地区别使用的，它们所涉及的内容有许多是一样的。从一般文献尤其是近年的文献来看，哲学逻辑的用法更多一些。相对而言，国内文献反而区分得比较清楚。“哲学逻辑方面的分支一般都以命题逻辑、谓词逻辑为基础，与传统哲学中的概念、范畴和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哲学逻辑“是各种非经典逻辑分支的统称”。这样的看法得到比较普遍的认同。

在马堡讲演中，海德格尔就提出了哲学逻辑的概念，不过，他对于哲学逻辑的理解与我们所理解的逻辑哲学大体一致。哲学逻辑的发展历史悠久，在亚里士多德、莱布尼兹、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分别达到了高峰。在当代，海德格尔最为推崇的是拉斯克(lask)，拉斯克有意识地致力于逻辑的哲学理解，并努力扩展哲学逻辑的领域。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有可能促进逻辑学的发展，但是它没有成功提出逻辑的哲学化方面的构想，而只是强化了将逻辑发展为一门科学的趋势，即使逻辑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形式科学。范德尔(p.fander)的《逻辑》一书被广泛地认为是关于这一主题的现象学教科书。

下面讨论一下海德格尔所关注的关于哲学逻辑的几个问题。首先，依据海德格尔所构想的哲学逻辑，哲学逻辑并不是一门新科学，而只是实现了从一开始就在进行的对传统逻辑的刻画。海德格尔认为，关于哲学逻辑的思想首先应当是使逻辑的历史充满意义。这种首先明确什么是哲学，然后将哲学应用到逻辑中从而提出哲学逻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哲学家的赞同。但问题在于，我们从哪里以及如何开始探讨哲学的思想呢?海德格尔另辟蹊径。他认为我们应该从能够将我们引入哲学的传统逻辑开始来研究它的核心问题。按照这一进路，我们首先应该对哲学具有一定的历史上的理解，在此基础之上，研究逻辑的哲学潜力。那么，什么样的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可以使传统逻辑的论域与哲学发生关联呢?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十个方面：(1)判断问题。这是逻辑一直关注的问题。判断的特征是意向性，它是关于一个对象，即一个存在物的。那么，如何理解这样的意向性结构呢?(2)系词的存在与本体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系词的本体论意味有多大?(3)什么是预测?它与判断所发挥的作用是什么?(4)什么是意义?它与判断的关系可能是什么?(5)属于判断的真的可能性与假的可能性的结构是什么?(6)真理如何与判断相联系?它是判断的属性吗?(7)为什么传统逻辑具有两个真理概念：命题真理和自明的真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两个概念具有合理的证据吗?如果它们有共同的假定的话，那么这个共同假定是什么?(8)既然存在着理论真理和实践真理，那么哪一个是真理的初始涵义呢?(9)人类的思维如何与人类的存在相联系?(10)逻辑的形而上学基础是什么?

总的说来，海德格尔对于逻辑的认识更多的是从一种哲学的角度来思考的，他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逻转贴于上文库 辑和哲学的关系有很大的价值。他对于传统逻辑的关注为我们揭示出逻辑哲学很多深层次问题，他提出的一些哲学逻辑的问题也是现在逻辑哲学研究的一些核心问题。虽然他的一些观点还值得商榷，但是我们通过研究海德格尔的哲学和逻辑思想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进行逻辑以及逻辑哲学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理念，即逻辑是需要哲学来为其辩护的，逻辑的研究要有一个哲学的基础。上文库

四、逻辑在哲学中的应用和逻辑多元发展的意义

海德格尔和我们都认为，探究逻辑和哲学之间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逻辑的本质以及多个逻辑系统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哲学逻辑是一种不同于数理逻辑的变异逻辑，这就引出了逻辑是一个还是多个的问题。人们通常要问：为什么存在这么多不同的逻辑系统呢?是否存在唯一的基础逻辑(例如数理逻辑)，其他不同的系统都是这一基础逻辑的可择性部分的表述?是否存在多种不同的逻辑?这些逻辑之间是不是通过类似家族的方式而互相联系的?

实际上，当代的理论逻辑似乎有无穷多个，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模态逻辑关注必然性和可能性的问题；信念的逻辑用来解释信念状态的逻辑结构；认知逻辑是将知识的有效推理加以形式化；量子逻辑是关于量子物理现象的逻辑；道义逻辑是关于责任和允许的逻辑，如此等等。产生这种局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经典逻辑在处理科学和日常推理的特定方面不能够令人满意，从而导致了许多哲学问题。而回应这些问题是多值逻辑、自由逻辑、相干逻辑、条件句逻辑以及自由逻辑的基本任务。这些逻辑构成了哲学逻辑的主体，从而使应用于当代哲学中的逻辑系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我们将逻辑应用到这些哲学问题当中，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就使数理逻辑得到了更新，也使新的非标准逻辑系统的发展具有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除了关注这些具体的哲学问题之外，逻辑也关注抽象的理论问题，主要是关注逻辑自身的形式系统及其属性。例如，在元逻辑研究中，我们是从整体上来考虑逻辑系统的范围以及限制的。这就使得逻辑在集合论、计算机工程、人工智能模型、科学理论、哲学论证、日常语言的语义学和语言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从而使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们知道，逻辑理论和逻辑实践之间是互相促进的，正如纯数学和应用数学之间的促进关系一样。而当我们将一个已经存在的系统应用到实际的问题中时，才会发现它所存在的局限，这时就非常迫切地需要一个新的形式系统。可见，逻辑在哲学中的应用是推动哲学逻辑发展的原动力。

面对存在众多逻辑系统这一事实，人们无疑会提出一个哲学方面的问题：如何来理解逻辑的多样性呢?有些逻辑学家坚持认为只有一个特定的逻辑系统才是唯一正确的逻辑系统，可也有很多逻辑学家能够容忍有多种逻辑系统。在他们看来，特定的形式系统可能适用于特定的任务，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某一个逻辑系统或一簇逻辑系统。认为只有一个正确的逻辑系统的逻辑学家们往往将可择性的逻辑看做是不正确的，无论这些系统在形式上多么有意义。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哲学就是在这样充满争论和分歧的氛围中不断发展起来的，逻辑也不能例外。我们将逻辑应用于哲学当中产生出不同的逻辑系统，对这些不同的逻辑系统进行形式上的区分，可以更好地澄清哲学概念并且对其作出更为精确的解释，对于日常语言甚至一些专业化了但没有符号化的哲学术语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如果从哲学逻辑角度来看，逻辑应用于哲学的这一优点更加明显。我们将来可以见到更为复杂的逻辑机器，使用它会出现更多不同种类的逻辑系统、不同的逻辑范畴以及哲学逻辑。每一种逻辑系统都是相对于一个特定的哲学概念来设计的，它甚至会关注最为基本的逻辑运算是如何起作用的问题。不管怎样，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改变那些固执地认为只有一个正确逻辑系统的哲学家，他们会将自己喜好的形式系统作为逻辑大全或者作为最为本质的逻辑。但是，通过探究哲学和逻辑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认识到：即使是在最为抽象的逻辑符号系统中也存在着哲学承诺和预设，这同时也意味着哲学逻辑是逻辑的应用，在应用的过程中哲学理念已经深深地灌输进去，哲学与逻辑是水融的，两者的联盟使得各自的学科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于哲学与逻辑的关系问题我们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定论，或许我们也不企盼得到一个统一的定论，这种不断的探求、研究也许正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最终目的。转贴于上文库

第二篇 邓小平理论中的逻辑哲学思想初探_逻辑学论文

理论中的逻辑哲学思想初探

理论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出发，说明了真理的判定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逻辑问题，而是一个与实践主体、目的、手上文库段、过程密切相关的本体论问题。理论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而且蕴含着极为丰富的逻辑哲学思想。

一、“三个有利于”标准提供了从价值的角度解决“归纳问题”的客观前提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理论的组成部分。这一思想是在“实践论”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结晶。从本体论的角度看，“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实践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从逻辑哲学的角度看，“三个有利于”标准提供了从价值的角度解决“归纳问题”的客观前提。“三个有利于”标准把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与实现党的宗旨的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群众的利益作为衡量各项理论与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价值标准，以主体价值的客观性保证了价值标准的客观性，以价值标准的客观性保证了由归纳所得的真理的客观性。

“归纳问题”，亦即休谟所说的“关于事实”的真理的判定问题是西方哲学史上的难题。休谟认为，用过去的经验来推断未来缺乏事实依据。Www.0519news.COM因为相对于无限的未来世界，人们所能经验到的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据此我们只能断定部分“事实”，而无法断定全部。归纳推理的前提真，结论不一定真，即归纳推理的前提不蕴含结论使得归纳的结论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然而，作为数学乃至整个科学基础的公理、定理或原理的普遍命题都是从归纳得来的。不承认归纳结论的必然性，就会否认从归纳得来的公理、定理或原理，从而摧毁整座科学大厦。

归纳推理的结论不具备逻辑上的必然性又必须具备逻辑上的必然性是一个悖论。归纳悖论是人类认识的局限性的表现。认识形式，特别是推理形式的局限性决定了归纳问题不可能通过形式证明或纯逻辑的推演获得彻底解决。在休谟以后的两百多年间，许多逻辑学家如穆勒、罗素、凯恩斯、莱欣巴哈、科恩等人曾试图通过给归纳增加“预设”或借助于概率演算系统等形式化方法为归纳结论的合理性作辩护。但是，所有这些形式化方法都需要一个关于因果必然性的预设作为前提，而形式化方法又无法对“预设”本身的合理性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归纳辩护的另一个途径是从价值的角度来说明归纳结论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归纳辩护同样面临着价值标准的客观性问题的挑战。

由于价值产生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并且是根据主体及其内在尺度进行评价的。因此，要从价值的角度解决归纳问题，并且保证真理的客观性，就必须满足两个前提：其一是价值主体的需要必须是客观的，不依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否则就不能以价值为依据证明真理的客观性；其二是价值实现过程的客观性，即主体需要被满足的过程是一个无止境的客观过程，否则就不能证明从特称前提推出全称结论的合理性。对于一切主体来说，价值都带有某种“为我所需”的性质，价值的形成过程是使客体趋向于主体，接近于主体，为主体的需要及其发展服务的过程。而现实中人的需要都是具体的。不同时代的不同个人和利益集团具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需要。因此，如果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来谈价值，就无法解释真理——那些作为公理或科学原理的命题为什么是普遍有效的。

“三个有利于”标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解决了这个难题。1992年在南方各省的谈话中指出：对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

转贴于上文库 是三重价值标准——生产力标准、综合国力标准和利益标准的统一，其价值主体就是群众。

在价值标准中以群众为价值主体，就能坚持价值的客观性。价值的客观性是由主体的客观性决定的。所谓主体的客观性，上文库是指主体所具有的不依赖于一切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规定性。它包括主体的需要、活动等一切并非由人主观随意决定的表现。以群众为主体和以个人或阶级、阶层、集团为主体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个人或小群体的需要是由个人或小群体的欲望、兴趣、情感、态度和意志决定的，有很强的主观性；群众的需要是由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决定的，并且是受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制约的，具有客观强制性。在这个意义上，价值的客观性和真理的客观性是统一的。一个人、一个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否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一致决定着反映其主体需要的社会理论是否为客观真理。

将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与实现党的宗旨的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说明了群众的“主体需要”被满足的过程是和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历史过程相一致的。早在1978年，就指出：“我们是国家，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满足。……正确的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发展生产力是群众这一价值主体的根本要求。因为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才能提高的生活水平。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因此，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群众”这一价值主体的历史性和生产力标准的客观性表明，人类认识真理的过程就是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被满足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一个无止境的价值实现过程，也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的历史过程。

“三个有利于”标准从主体的客观性和价值实现过程的客观性出发，说明了真理的判定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逻辑问题，而是一个与实践主体、目的、手段、过程密切相关的哲学问题。正如所指出的，“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三个有利于”标准证明了，一切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理论、政策、措施都具有客观真理性，都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指出：“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三个有利于”标准以群众为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以生活水平的提高为评价标准，不仅坚持了价值的客观性和评价标准的客观性，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特点。

可操作性对于证明归纳结论的合理性极为重要。我们党的许多方针、政策都来源于群众的经验。如“包产到户”的政策就是群众的首创精神的体现。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方针、政策都具有归纳的特征，如何证明归纳结论的有效性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三个有利于’，标准告诉我们，尽管受条件的限制不能穷尽我们将会遇到的所有可能情况，但是，一项方针或政策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了的生活水平则是可以测量的。运用这种可测量标准确认归纳结论的合理性是完全可行的。因此可以说，“三个有利于”标准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逻辑前提。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事”对于解决知识体系的完全性和一致性问题的启示

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用“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来概括党的思想路线是的一个创新。这一思想对于冲破教条主义和“两个凡是”的禁锢，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意义。不仅如此，这一思想还为我们解决科学体系的完全性、一致性与知识的增长的矛盾指明了方向。

逻辑学关手知识体系的完全性和一致性的要求常常会受到知识增长的挑战。根据数理逻辑的定义，一转贴于上文库 个公理系统是完全的，则它应当将其论域中所有真命题包含在本系统内；一个公理系统是一致的，当且仅当该系统内不存在发现矛盾的可能性。但是，知识增长的规律表明，这个要求在现实中是不能完全实现的。哥德尔定理证明了包上文库括数学在内的所有公理系统都具有某种不完全性。这意味着，那些不能在本系统内得到证明的公理或预设可能会随着知识的增长被否定，新知识可能会与原有的知识体系发生矛盾，甚至会动摇原有的知识体系。

然而，人类知识在现有理论体系基础上的增长，必然要遇到认识的有限性和客观世界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不论是自然科学的定律，还是社会科学的原理都具有这样的特征：科学定律不仅反映了实际的状态和环境条件，还包括可能具有的状态和条件。因此，人类知识的增长对已有的理论体系的突破是必然的。问题在于，这种突破如何保证科学体系的完全性和一致性?

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理论体系的完全性、一致性与知识增长的辩证关系，强调了解放思想，冲破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势的束缚对于知识更新的重要意义。说：“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为依据，说明了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辩证统一的过程。一方面，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突破传统理论体系的框架。不断地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使理论有所创新；另一方面，只有实事求是，才能保证理论的创新不违背客观规律。

关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辩证统一的思想表明，科学体系的完全性、一致性问题的解决与认识发展的规律是一致的。科学的进步既需要解放思想，也离不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相对于思想禁锢、保守、僵化而言，要解决的是“要不要”、“敢不敢”创新的问题；“实事求是”则是针对那种违背科学、违背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的态度、方法和作风而言，要解决的是“怎样解放”、“怎样创新”的问题。实事求是规定了解放思想的正确轨道，说明了理论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受客观规律制约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把实事求是看作是理论创新的基础。早在1978年就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按客观事物本来的面貌去认识世界。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告诉我们，世界是统一的，正确反映某一现象规律的真理只有一个。只要坚持实事求是，按照客观事物本来的面貌去认识世界，就能够从根本上保证理论体系的完全性和一致性。

理论体系的完全性、一致性与知识增长的矛盾在纯形式的范围内是不可解的，这一矛盾只能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得到解决。正如所指出的，“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它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对于无止境的知识增长过程而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非常重要的，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首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的理论。早在1979年3月就指出：“过去搞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2年9月，在党的的开幕词中进一步指出：“把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身体力行，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了许多创新。从改革开放初期倡导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从兴办经济特区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所有这些创新都体现了的本质与中国国情的高度统一，都有对理论的创新。

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还提出了战略构想，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情况出发，为用和平方式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开辟了新的途径。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中国有香港、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实现与祖国大陆的和平统一问题，是中国的共同愿望和不可动摇的意志。但是怎样回归和怎样实现回归，则要考虑实际情况。香港、澳门的成功回归和当地经济的平稳过渡证明，提出的政策促进了两地的经济繁荣，对祖国的建设事业也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是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的。

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理论体系的完全性和一致性问题的解决与真理发展的辩证过程是相适应的。只有坚持解放思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一条新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才能发展主义，完善的理论体系。

三、的“实验思想”对于发现的逻辑的贡献

在逻辑哲学中，关于发现的逻辑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发现过程中主观性因素和客观性因素的对抗问题；其二是科学发现接近真理的途径是“证实”还是“证伪”。的实验转贴于上文库 思想对发现的逻辑的贡献在于，他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验表明，科学发现过程中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矛盾可以通过群众这一价值主体的实践活动得到解决。科学发现接近真理的途径就是在实验的基础上不断地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的实验思想是在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没有先例，没有现成的经验，领导这样一场革命离不开实验。早在1962年上文库7月7日《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中就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1978年以后，多次讲话中提到要允许实验，鼓励群众的创造性。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实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关于企业改革的实验，说：“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实验。”

实验思想的特点在于，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认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但是，只要我们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任何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的这一思想对于解决科学发现过程中主观性因素和客观性因素的矛盾问题提供了思路。

按照真理的本性，人们在科学发现过程中应当最大限度地排除主观成分的干扰，不带任何先人之见地反映客观事物本身。但是，认识的主体是人，是有目的、有意识地活动着的个人。因此，科学认识又不可避免地要受人的价值观念及等主观因素的制约。可以说，人类感情的、认识的、表达的和审美的需要，构成了科学的起因和目的。因此，科学发现过程中常常存在着主观性因素和客观性因素的激烈对抗。

的实验思想告诉我们，坚持“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是解决主观性因素和客观性因素矛盾的关键。因为，科学发现的过程是一个能动的过程，是人根据自己的目的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过程。虽然在这种活动中，认识主体的价值观及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直接地或间接地渗透进去，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以利益为重，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就能够排除个人的主观干扰，更完全、更准确地把握对象的本质。

改革是一种探索性实验，任何探索性实验都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是，以利益为重，“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就能保证实验的方向是正确的。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因为，改革开放的方向是正确的，沿着正确的方向，无论经历多少失败，总会不断地接近真理。

的实验思想还表明，“不搞争论”、“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在鼓励群众创造性的基础上反复实验是接近真理的有效途径。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而不搞争论的前提是“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都是群众在改革过程中的创新。我们只有“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才能改革创新，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科学发现的过程是人类的认识通过科学实验不断地趋近于客观真理的过程。的实验观点是对证伪主义观点的否定。虽然改革的每一项实验、每一项成果相对于的全过程说来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但是，正如在《实践论》中所指出的，“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关于“不争论，大胆试”的理论和实践为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并且引导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从逻辑的角度看，这一思想也是对科学发现的过程和途径的概括。转贴于上文库

第三篇 存在问题的逻辑哲学探赜_逻辑学论文

存在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本体论问题。在哲学史上，令人瞩目的是自从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以来，对存在问题的探讨进入了上文库现代逻辑的视野。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运用现代逻辑工具，企图解决有关存在的诸多难题，使存在问题的研究工作踏上了更加深刻与细致之途。本文试图对这一历史片段的重要思想作一简要回顾，并提出自己的初步见解。

一、何谓存在——“存在”是不是逻辑谓词的争论

在哲学史上，亚里斯多德首先对存在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在他看来，存在是存在物或范畴的一种不言自明的性质，“存在”在主谓式命题中充当谓词，用以述说主词所指对象的普遍性质。亚氏的这一思想符合人们的直观思维，长时间内被奉为无可置疑的真理。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安琴伦和近代哲学家笛卡尔就援用了这一思想提出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上帝是完美的，即上帝具有一切性质，存在也是一种性质，所以，上帝具有存在性，即上帝存在。然而这一证明引起了康德的反驳。康德认为，该证明的荒谬之处在于它把存在看作一种性质。“存在”虽然从表面上看似性质，实际上却非真正的性质。相应地，在语言形式上，“存在”虽然表面上是语法谓词，但它不是真正的谓词，即逻辑谓词。因为它根本没有起到逻辑谓词的作用，即能给主词概念提供新的信息或知识。例如“……是红色的”、“……是一只驯虎”是真正的谓词。wwW.0519news.com如果我告诉你：x是红色的，x是一只驯虎，那么我便向你提供了有关x的事实。而我对你说“x存在”时，实际上是说“有x”，没有向你提供有关x的任何新的信息或知识。康德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引起了后来存在问题研究的争论。这一在逻辑学界主要是围绕“存在是不是逻辑谓词”而展开的。

在一阶逻辑中，把“存在”作存在量词处理的人可追溯于奥地利哲学家布伦坦诺(f．brenta-no)，他注意到“存在”一词与“有些”之类的词之间有类似关系。如“有一个人病了”等同于“—个病人是存在的”或者“存在一个病人”，它们之间是等值的。因此，他称“有些”这类词为存在量词(记作“e”)，并主张存在不是谓词，而是量词。

弗雷格将“存在”称作“语言的一种困境作品”，认为其作用只在于促使人们去寻找并使用谓述内容的真正的表达方式——特称判断，即存在判断。在《算术基础》中，通过与数学中的一阶函数与二阶函数之间的区分相类比，他区分了不同等阶的概念。以单个客体作为主目的是一阶概念，以一阶概念为主目的是二阶概念。前者如“——是智慧的”，后者如“——有实例”。一阶概念表示客体的性质，二阶概念表示一阶概念的性质或性质的性质。对弗雷格来说，存在是一个二阶概念，存在概念所表达的本质上是这样一个思想，即一个一阶概念确实有实例，“存在”等于“不是空的”或“……被满足”。“我称存在为一个概念的性质。……在‘至少有一个4的平方根’这个句子中，既不是表达了一个确切的数2，也不是表达了－2，而是表达了一个概念，即4的平方根，它不是空的。……我以下述方式表达相同的思想，‘4的平方根’这个概念被满足。”①

罗素基本接受了弗雷格的存在观——存在是概念或命题函项的可满足性。他说：“存在”的“最基本的形式乃是从‘有时真’这个概念直接推导出来的。如果真，我们说a‘满足’函项中；这和说一个方程式的根满足这个方程式的意思一样。”②“当你取任何一个命题函项并且断定它是可能的，即它有时真的时候，这就给予了你关于‘存在’的最基本的意义。……存在在本质上是命题函项的一个特性，这是指命题函项至少在一个实例中是真实的。”③我们不能说现实个体存在或不存在，因为断定其存在或不存在的是命题函项。“存在”只能与一个命题函项而不能与一个指称个体或殊相(罗素有时称个体为殊相)的专名一起使用。“存在命题没有对现实的个体作出任何说明，而仅对类或函项有所说明。”如果说“某某存在”，就会产生“将只适用于命题函项的一个谓词转变成为满足一个命题函项的个体的谬误”。④

罗素的独到之处在于用摹状词理论处理存在难题。罗素承认，诸如“荷马存在”、“圆形的方形不存在”含有空词项的句子是有意义的，但这并不表明“存在”在这些句子中充当逻辑谓词。这些句子中的语法主词无法确保其命名对象的存在，不能算是命题的真正成分，我们可以将它们化归为相应的定摹状词。这样的句子可以改写为一个含有命题函项和变项的命题形式，句子中的伪成分(空词项)和谓词“存在”通过改写消失了。例如，“圆形的方形不存在”可以改写为“‘一个对象x既圆又方’这个命题函项是假的”。“荷马存在”可改写为“‘x是《荷马史诗》的作者’这个命题函项有且仅有一个值是真的”。通过这样的，使我们从表面谈论具有某些属性的事物的存在问题转成谈论这些属性本身，或者说，从表面上谈沦个体词的属性转化成谈论命题函项的属性。罗素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在存在问题上犯错误，是被表面语法所迷惑，通过这种，可以澄清“存在”问题上的思想混乱，并能解决哲学史上的许多存在难题。弗雷格、罗素式的方法，即将日常用语中的主谓式语句化归为量化式语句，以表明“存在”不是逻辑谓词的做法，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与挑战，皮尔士(d．pears)和斯特劳森(p．f．strawson)就是其中的代表。

皮尔士对“存在不是谓词”给出了一个“最低程度的表述”：当以“存在”描述某对象时会产生指称重言式或指称矛盾式时，“存在”在其句子中不是谓词。不过在他看来，这个最低程度的表述在下述三种情况下例外：

其一，当单称存在语句的主词指称某一虚构世界的个体时。因为诸如“哈姆雷特”、“孙悟空”的虚构人物只在作者的虚构世界中存在，并不蕴涵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说某虚构个体存在，意思是该个体在现实世界中存在，这无疑给它增

转贴于上文库 添了新的性质。这样的语句不再是指称重言式：同理，说某虚构个体不存在，意思是该个体在现实业界中不存在，也不造成指称矛盾式。

其二，当单称存在语句的主词指称历时性存在的个体时。例如，对“亚里斯多德”、“阿房宫”这样的历时性存在个体，我们说它们存在上文库或不存在，就是肯定或否定它们的现时存在性，这样的语句也不会造成指称重言式或矛盾式。

其三，当单称存在语句的主词指称某一经验层次上的个体时。假如，某人看见一把匕首，并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幻觉，那么当他在实际空间的意义上说“那把匕首存在”或“那把匕首不存在”时，他是在对那把视觉经验层次卜的匕首赋予实际空间的存在性，这样的语句并不会成为指称重言式或矛盾式。⑤

显然，皮尔士将存在问题引入了跨界指称的领域。在他看来，在指称对象的存在出现跨界的情况下，“存在”便给主词增添了新的性质或内容，此时的“存在”便成为一个逻辑谓词，它有别于限界指称个体的谓词。它是一个特殊谓词，即跨界谓词。

斯特劳森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借助于他提出的“预设类”(即由在某种特定语境中预设的某些对象构成的类或集合)概念，可以把存在解释成逻辑谓词。“预设类”在本体论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异质的子类，其中一个由真实的对象构成，另一个由虚构的或传说的对象构成。当我们用“存在”或“不存在”断定某个对象时，就是把该对象指派给预设类中的某个子类。例如，我们说“阿尔弗雷德国王存在”，就是把“阿尔弗雷德国王”指派给“实在的、历史上有过的国王”这个子类；说“阿琴国王不存在”，就是把“阿琴国王”指派给“神话中的、虚构的国王”这个子类。“存在”或“不存在”在句子中作为一个谓词出现，该谓词并非一个概念的谓词，而是某一预设类成员的谓词。也就是说，“存在”在主谓式语句中可以作为真正的(逻辑的)谓词出现，无需将它视为量词。⑥

皮尔士、斯特劳森实际上将包含空词项的存在语句纳入了主谓式的范式。可以说，自由逻辑将这一思想推向极端。大家知道，一阶逻辑否认存在是个体的性质，把空名解释为摹状词，将存在视为量同，为此作出了两个“存在预设”：(1)存在一个非空个体域；(2)每个自由个体变项和个体常项都指称其非空个体域中的某一个体。自由逻辑摆脱了这两个“存在预设”，直接承认“存在”是渭词。它允许所有个体词作为逻辑主词出现，不将空专名解释为摹状词。为了避免“存在怪论”，对一阶逻辑的存在概括规则进行了修改，在原规则的基础上引入了存在谓词e!(读作“存在”，e!x表示个体x存在)。修改后的存在概括规则为e!x，fx归xfx。此外，还主张在形式语言中严格区分个体变项和个体常项的作用，规定变项必须在论域中取值，而常项则不受此限。也就是说，在某一确定的语义解释下，既有有指称对象的个体常项，又有无指称对象的个体常项，前者相当于非空专名，后者相当于空专名。修改后的存在概括规则只适用于非空专名。例如，l是由雷白朗(leblanc)和赫尔培(hailperin)针对空专名的语义解释提出的一个自然演绎系统，该系统排除了对空专名进行存在概括从而导致悖论的可能性，既无须将空专名解释为摹状词，又避免了使用模态算子和高阶谓词而带来的推理的复杂性，完全达到了自由逻辑的一般要求。⑦

二、何物存在——“存在是约束变项的值”的逻辑语言解说

蒯因(w．quine)基本接受了弗雷格、罗素的存在观，并将讨论的中心由“何谓存在”转向“何物存在”。他在《论有什么》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其本体论承诺标准：“存在就是成为一个约束变项的值”。在他看来，名称和谓词并不与何物存在相关。名称的意义并非仅在于其命名和所指对象，我们不能因为使用了某一名称就必须承认有该名称的指称对象。例如“飞马”这一名称，不能因为使用了它就必须承认有飞马这个现实对象。如果认为对象的存在是由名称所承诺的话，我们就会遇到缺乏相应名称指示其对象的难题，正如康托尔指出的，对所有的实数，我们不能做到都有相应的名称指示它们。抽象名词也不能对其所指即共相作出承诺。例如，“红”的使用并不能使我们一定要承认存在着共相实体——红。在他看来，传统哲学把个体词的意义和命名等同起来的错误在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中已被揭露无遗。“当一个存在或非存在陈述被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时，它便不再含有任何甚至要给那些其存在颇成问题却被当作确实的实体命名的表达式，所以再不能认为这个陈述的有意义必须预设这样一个实体存在。”⑧至于抽象名词，在蒯因看来，我们不必将其视为实体名称，因为我们总可以把它替换成一个相应的谓词表达式，这个表达式对它所描述的个别对象来说或者为真，或者为假，但它本身并不指称某种共相实体。

蒯因排除了名称和谓词对本体论的承诺，将本体论的承诺与约束变项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在存在性语句被改写后的一阶逻辑表达式中，被量词约束的只能是个体变项，因为谓词表达式或概念不指称某种类型的对象，不能作为量词的约束变项，逻辑联结词自然也是如此。这样一来，本体论承诺的主体就落到了约束变项的身上。“存在就是成为一个约束变项的值”揭示了哲学家和理论学派在本体论立场上的差异之所在，为我们辨别不同的本体论立场提供了一个普遍标准。“被假定为一个实体，纯粹只是看作一个变项转贴于上文库 的值。……我们的整个本体论，无论它可能是什么样的本体论，都在‘有个东西’、‘无一东西’、‘一切东西’这些量化变元所涉及的范围之内。”⑨“一实体为一理论所预设，当且仅当为使该理论中的所肯定的陈述是真的，它必须属于约束变项的值。”⑩也就是说，某一理论所承诺或预设的存在物类型集中体现在其所表达的命题的约束变项即

上文库以通过“语义整编”揭示出来。首先用一阶逻辑的语言(蒯因称之为“标准记法”)改写这一理论，然后确定使作为该理论所肯定的量化公式为真时其约束变项x所在的值域，值域中的值便是该理论承诺或预设的存在物(实体)，这样该理论的本体论承诺就被揭示出来了。蒯因以此方法区分了现代数学哲学中的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和的不同本体论立场。在他看来，某一理论采用什么样的本体论立场，这要视实际情况而定。“我提出了一种明确的标准，以此来确定一种理论的本体论承诺是什么。但实际上采用什么本体论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而显而易见的忠告是宽容和注重实际的精神。”(11)

三、存在问题之我见——扩充的经典谓词理论能更好地说明存在问题

关于存在概念的逻辑哲学探讨源于空词项的指称问题。由于空词项在现实世界中没有相应的指称对象，以它作主词谈论对象的存在势必导致“存在悖论”等哲学难题。由此引起了“存在”是不是存在主体的属性从而是不是逻辑谓词的争论。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运用现代逻辑(包含一阶逻辑和自由逻辑)方法和日常语言方法，从总体上得出了三种不同的结论：以弗雷格、罗素、蒯因为代表的经典逻辑学家认为“存在”不是存在主体自身的属性，而是关于存在主体的概念，即命题函项或谓词的可满足性。因此，“存在”不是谓词，而是量词。与此相反，自由逻辑学家认为“存在”是存在主体自身的属性，“存在”是逻辑谓词，以“存在”作语法谓词的语句从逻辑上看是主谓式语句，不是量化式语句。斯特劳森和皮尔士等人结合精致的自然语言，认为“存在”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充当逻辑谓词，因此它是一种特殊的谓词。

如前所述，皮尔士的观点涉及跨界指称的问题，斯特劳森提出了异质的预设类思想。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是令疑的。先谈预设类问题。我们是通过一定的讨论语境将一个主词的指称对象指派给适当的子类的方式把“存在”添加到该主词之后的。然而在确定某一子类的外延之前必须解决哪些对象具备该子类成员资格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无需求助于语境及预设其具有这种“存在”的那个类就已经知道合法断言“存在”的条件。这就意味着“预设类”解决方案是多余的了。再谈跨界谓词的问题。跨界问题是指，存在于某一世界的个体也存在于另一世界中。也就是说，该个体在这两个世界中都具有存在性。当一个体出现跨界情况时，该个体的存在性并未在它将要跨入的那个世界中得到许诺，否则，无所谓跨界情形。跨界完成后，该个体的存在性在它跨入的那个世界中得到实现。这实际上是说个体存在性的跨界而不是个体的跨界，相应地，所谓的“存在”跨界不是真正专名的跨界，而是描述个体的谓词或摹状词的跨界。“存在”所断言的是描述个体的某一谓词在某两个可能世界中的可满足性，因此，即使在跨界情况下，“存在”仍然是量词而不是谓词。再说，跨界问题是一个富有争议而令人感到棘手的问题，“个体跨界”的依据(“本质主义说”和“反本质主义说”)至今尚无定论。蒯因的“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的本体论认可转贴于上文库 标准看来是给“个体跨界说”出了一道难题。人们一般认为，个体的某些性质可以跨界，但很少认为个体可以跨界。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根据现有的可能世界理论难以对诸如“伯克利学院的又圆又方的屋顶”的个体跨界提出一个有效的解释方案，因为“又圆又方”这一逻辑矛盾不允许出现在任一可能世界中。

自由逻辑关于“存在”是逻辑谓词的思想也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它关于e!的定义并不理想。以雷舍(h．rescher)的观点看，e!的定义必

上文库条基本原则。然而先前的定义大多不能做到这一点。为此他提出了“质性质(quslitative pmperty)”的概念，以此对其定义式中要求的谓词域进行限些定义因援用模态逻辑和高阶逻辑的技术手段带来的复杂性不说，还对经典一阶逻辑的存在概括规则进行了限制，大大削弱了推理能力。同时“质性质”本身的含义不清，有待说明。其次，自由逻辑断定“存在”可以充当个体词的谓词，是以其修改的存在概括原则和区分个体常项的类别为技术手段的。它以存在假设作为解决空专名问题的前提，同时区分有指称的个体常项和五指称的个体常项，这种做法与斯特劳森的“预设类”思想极为相似。由于“e!”的定义缺乏说服力，使得其修正的存在概括规则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按照自由逻辑系统的推理规则也会得出具有争议的结论。譬如等价规则。根据经典逻辑理论，我们可以断定：如果两个体a和b相等，就可以推出，如果a有性质f，则b也有性质f。但是根据自由逻辑理论，即使a和b不存在，也可以得出上述结论。也就是说，自由逻辑承认虚拟对象和实存对象一样都是有性质的。就这一点引起的争论是在所难免的。

笔者认为，经典的一阶逻辑比较成功地解释了“存在”问题。如果说弗雷格、罗素的命题函项理论和摹状词理论解答了“何谓存在”的问题，那么蒯因“存在就是约束变项的值”的观点则解答了“何物存在”的问题。命题函项理论将“存在”归结为命题函项或概念的属性即可满足性，从逻辑形式上看，“存在”是量词而不是谓词。这一观点可以从整体上解释“存在”概念，它既可以解释“存在”的跨界情况，又可以解释“存在”的非跨界情况。例如，某人说“亚里斯多德存在”或“亚里斯多德不存在”，按照命题函项理论，可解释为“x是亚里斯多德”这一命题函项在现实世界的可满足性或不可满足性。用摹状词理论可解释为“那

为量词，原来的语法主词改写为命题函项或谓词，排除了出现存在悖论的可能性。如前所述，个体的跨界存在不是指个体本身的跨界而是指个体存在性的跨界。因此“存在”在这种情形下依然是量词，它说明了该命题函项或摹状词在两个可能世界中可满足或具有指称。按照这种观点，可对“伯克利学院的又圆又方的屋顶是不存在的”这样含有空词项的存在性语句予以恰当的解释。由于“x是伯克利学院的又圆又方的屋顶”这一命题函项含有逻辑矛盾，不允许存在于任何可能世界(含现实世界)中，即在任何可能世界中不可满足或没有指称，因此根本不存在跨界问题。当我们说“伯克利学院的又圆又方的屋顶不存在”时，只不过是说：“x是伯克利学院的又圆又方的屋顶”这一命题函项在现实世界中不可满足，该命题显然是真命题；当我们说“伯克利学院的又圆又方的屋顶存在”时，意思是说：“x是伯克利学院的又圆又方的屋顶”这一命题函项在现实世界中可满足，该命题显然是假命题。照这种解释也根本不会出现所谓的“非存在之谜”。

既然“存在”是命题函项的可满足性，那么是什么东西满足命题函项呢?也就是说，有哪些存在主体呢?蒯因的“存在就是成为约束变项的值”的本体论承诺标准对这一问题提供了恰当的说明。在他看来，按照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名字对于本体论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名字可以转化为摹状词，而后者是可以消除的。实质上能使我们转入本体论承诺的唯一途径是约束变项的使用。他把表达式中的变项视为一种不定代词，代表某类对象中的任意一个，这类对象就是这个变项的值域。约束变项即被量词限定的变项，其值域已定，它同样作为代词的基本手段，存在就意味着有一个东西处在一个约束变项的值域内，即成为它的一个值。按照这种观点，任何本体论观点都可以在语言内部得到解释，同时也可以利用它来识别不同的本体论立场。因为我们只要按照谓词逻辑的构造规则就可识别约束变项的类型。例如，如果一个表达式的约束变项中只有个体变项，那么该表达式就是一阶谓词表达式，它表明了只承诺客观个体的唯名论本体论立场；如果一个表达式中的变项含有谓词变项或命题变项，那么该表达式就是高阶谓词表达式，它表明了承诺共相实体或理论实体的实在论或概念论本体论立场。转贴于上文库 “抽象出共相的另一种更大胆的方式，是允许迄今都只是不包含本体论承诺的模式字母像约束变项那样进入量词中。因此，如果我们通过引入量

上文库等来扩展真值函项理论……我们就拥有了一种包含共相，或者终归是抽象实体的理论。”(13)蒯因承认，“存在是约束变项的值”仅仅是关于某一理论内部的本体论承诺的语言判定标准，该标准不能解决我们实际上应承认何物存在或采取哪种本体论立场的问题。给出这一标准不是为了知道实际上存在何物，而是为了知道某个陈述或学说说存在何物，与实际上存在何物完全是两码事。然而将本体论的争论上溯至语言层次，可以找到人们进行辩论的共同基础，便于问题的解决。“存在就是约束变项的值”这一著名口号揭示了关于“何物存在”的长期争沦的语言学本质，在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笔者认为，虽然在蒯因的逻辑学词汇里没有高阶逻辑和模态逻辑的概念，但他在解答“何物存在”问题时实际上默认了高阶逻辑的合法性，而这一点虽然在弗雷格、罗素那里谈“何谓存在”时意识到了，但是坚决加以拒斥的。在弗雷格、罗素那里的约束变项只是个体变项，不允许出现谓词变项或命题变项。这当然与他们的本体论立场有关。蒯因的唯名论立场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转移到实在论立场上来，他除了承认物理对象，也承认像类这样的抽象实体是数学真理的本体论基础。如果我们把弗雷格、罗素意义上的约束变项或命题函项主目的值域由个体类扩展到抽象实体类，则一来便于我们从语言上谈论任一本体论观点，避免无谓的本体论纷争，二来可以和蒯因的理论连贯一致。大家知道，一阶语言中的谓词符号是以个体词(个体常元和个体变元)为主目的，因此一阶公式只能是表述有关个体属性的命题形式。但按照实在论的观点，个体不是唯一的存在实体，像性质、关系、概念等抽象实体也是存在实体，这些实体也具有某些性质或相互间具有某些关系，刻画它们的逻辑形式需要打破一阶语言界限，以增强语言的表达能力。基本方法之一是将一阶逻辑语言扩充为高阶逻辑语言。具体做法

“存在”概念也是有层次之分的。根据弗雷格的观点，“存在”是以描述个体属性的一阶谓词为约束变项的二阶概念。但如果它以二阶谓词为约束变项，那么它就是三阶概念了，如此类推，一般地，如果“存在”以n阶谓词为约束变项，那么它就是n+1阶概念了。转贴于上文库

第四篇 时代逻辑与哲学逻辑_逻辑学论文

一般说来。科学观是以自然科学为思维对象而产生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它是科学哲学所涉及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探讨的是科学目标、科学知识、科学真理、科学发现与科学检验及评价、科学发展过程和科学发展模式等等。可以说西方任何一位科学哲学家都有自己对科学的独特理解。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上文库是如果以时空坐标系统来反观科学哲学中的“科学观”，则大有“家族相似”的理论特征，无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现代哲学向后现代哲学转型固然有其内在必然逻辑。而现代科学观向后现代科学观的演化更有其深刻的哲学发展背景、科学技术进步根由以及社会环境变化原因。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产生，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是显而易见的，如“语言转向”、“解释转向”和“修辞转向”，等等。即使是具有后现代哲学特征的社会建构主义还在实现“更多的转向”。后现代科学哲学已实现的这些转向背后所呈现出的另一重要趋向性特征——“文化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加强对具有“文化特征”的后现代科学观的研究。不仅是科学哲学理论本身发展的逻辑诉求。同时又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方的指导，更重要的是为相关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因而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是不可低估的。WWW.0519news.cOm

一、现代与现代科学观

“现代”与“后现代”到底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的。这是现时代研究后现代理论思潮的学者们必须追问的基本问题。如果我们单从社会历史的分期来看，“现代”是以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起始点的，但从哲学的观点看，任何一个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嬗变都是与当时社会的条件、经济状况、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是诸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结果。由于哲学有其自身相对的特征，每一思潮的出现总是伴随一系列中心主题的产生。鉴于此，西方学者多倾向于在理解“启蒙”运动时。高频率地使用“现代”一词。启蒙运动从17世纪开始在欧洲形成自己的观念体系，到18世纪占据统治地位。如以“百科全书派”著称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1751-1780年编篡出版的一部长达35卷的《科学、艺术和工艺百科全书》，概括了哲学、科学技术、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各个领域的最新成果。成为启蒙运动进入的最重要标志。德国著名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把16世纪由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近代科学家建立的科学范式以及由普朗克、玻尔、薛定谔、海森堡等创立的量子力学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统称为现代科学。西方哲学家们把笛卡尔开创的以“我思故我在”作为第一哲学原理的理性主义哲学流派当作“现代哲学”的真正开始。

在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兴起的同时。近代自然科学(英文中的“近代”与“现代”都属同一个单词“modern”)也开始摆脱神学的束缚而向前发展。天文学、数学、力学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医学、解剖学、生理学、化学和地理学也有长足的进步。哥白尼运用数学方法，对观测结果作了认真计算，了托勒密的地心说，提出了日心说。布鲁诺从三个方面发展了哥白尼的理论，他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太阳是一颗普通的恒星，地球的轨道不是正圆；开普勒提出了一个思辨的宇宙模型。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定律。伽利略以自由落体问题为突破口，开创了近代力学的先河；牛顿继承伽利略天地统一的思想，把自由落体运动、抛物体运动和天体的运转联系起来，建立了万有引力理论，并提出了说明自然现象的微粒说。这种

转贴于上文库 科学的复兴使人们对人和自然有了新的认识，它在揭露神学的欺骗性的同时，使人们认识到人具有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人能够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使人们对理性有了新的认识，伽利略曾高度赞扬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是以理性为指导的结果，理性完全能够征服感觉。

如果说15、16世纪是现代主义的过渡时期，则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使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到了西方各个国家。启蒙运动的基本内容就是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天主教神学，阐发认识自然、发展科学的重要意义，上文库论证资产阶级的社会国家学说和伦理道德思想，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坚力量。所有这些都为第一次技术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人文环境。18世纪60年代以纺织机和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使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生产影响技术，技术再影响科学，即生产一技术→科学”。三者的相互趋动、相互作用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使农业社会开始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过渡，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确立，现代主义价值观一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真正形成。所以说，现代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讲应该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的、理性主义的代名词。

以西方科学发展史的角度看，近代哥白尼创立的日心说、牛顿的物理学、太阳系演化的星云假说、细胞学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原子——分子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分子运动学说、电动力学、光的波动说与微粒说以及20世纪初的相对论、量子力学、混沌学等现代时期以来的科学统称为现代科学。近代时期的科学发展可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从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为近代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它以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发表、地心说而建立日心说为起点，以牛顿发现惯性定律、加速度定律、作用与反作用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和林耐采用纲、目、属、种等分类阶元的生物分类法的发明为终点，建立起近代机械的自然观。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期为近代科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它以康德出版《宇宙发展史概论》、提出太阳系起源于一片原始星云的假说为起点，以19世纪以来由于电子、x射线、放射线的发现而引发的物理学危机为终点。使辩证的自然观开始形成。通过这两个阶段的发展。无论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还是天文学、地质学、数学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从科学发展的具体特点来看，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的科学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以来的科学。无论在思维方式、价值目标等方面都是大相径庭的。特别是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直接威胁到牛顿经典物理学的理论范式。它的追求不确定性的“确定性真理”与经典物理学分道扬镰。所以，当我们从哲学的视角来看科学史、来理转贴于上文库 解西方科学哲学时，通常把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的科学称为现代科学，而把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以来的科学称为后现代科学。从思维方式上看。现代科学总体上奉行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两个世界。二者是主动与被动、控制与被控制、克服与被克服的主客体关系。从理论重心上看，强调以牛顿力学为指导来认识理解客观物质世界，自然界的一切运动形式都可以还原为机械运动。“一切事件都要用纯粹机械的方上文库法来解释——也就是说。完全要被解释为一些按照牛顿运动定律的质点运动。因而用简单的机械决定论来寻求事物的必然性、确定性，而忽视甚至否定非确定性和偶然性。从对自然界因果关系的探究上肴，力崇归纳法而贬斥演绎法，认为自然界中同一类结果，可以尽可能地归之于同一种原因。而自然界复杂性科学的因果关系，概率与非线性问题都不在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考虑之列。因为现代科学观认为，自然界不是紊乱无序的，在杂多的现象世界中一定存在着确定的、有章可循的因果关系，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借助予数学工具去完成。从科学价值目标上看，科学是一种追求本质、真理的理性事业。是一种求真的活动，因为有了真理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促进人类的发展。所以科学在人类文化中占有绝对霸主的地位，为“文化之王”，它在价值上也是中立的，它与其他人文文化并无多大关系，“科学操作自然的方式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即非善亦非恶，完全取决于人类运用它的方式。”这就是说科学与人的行为道德、审美活动并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

二、文化转向的时代逻辑

时代逻辑决定时代的理论观点，时代逻辑的演化决定时代理论体系的生成与发展。从社会历史背景上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完成了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际化。垄断组织在争夺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建立起国际垄断同盟。形成殖民体系。十月革命使经济体系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共同组成了世界性经济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个对立的经济体系在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中相互竞争、渗透和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并支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走向。例如。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日、西欧共同体的合计国民生产总值和出口贸易占世界总额的一半以上，1955年分别占到了70.6％和62.1％。在战后20多年时间里，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实行凯恩斯主义策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较快、失业率较低、社会福利制度普遍建立。工人生活有较大改善，新兴科技事业蓬勃发展，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规模，改善了投资环境，从而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但凯恩斯主义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不能给资本主义带来永久的和平与繁荣。从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经济陷入滞胀。主要表现为生产停滞、物价猛涨、失业剧增、利润下降、财政赤字逐年扩大。诸种迹象表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资本主义是无法解决其沉重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动因危机。

从科学发展的境域来看。正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讲到的，当我们改变了对自然的认识时，先前的旧观念就会崩溃。如前所述现代科学追求的是精确性而缺乏综合性。它是在整体中研究部分、在复杂性中寻求简单确定因素。现代科学注重对线性系统和可积系统的研究，而忽视了非线性系统和不可积系统，这些系统在数学上是很难解决的，往往得出不确定的结果。后现代科学突破了经典力学范式，实现了科学认转贴于上文库 识上的重大变革。如量子力学领域的非连续性现象表明，所有的运动都可以被看成是非连续的运动，因为量子理论已成功地解释了电子运动的非连续性。在一定范围内事物可以与任何远距离的其它事物发生联系，当代物理学非局部联系的理论突破了机械论规范中的局部联系的观点。由于量子运动的不连续性，对它的认上文库识必须以一定的测量为条件来得出概率性认识，而且是认识者借助测量仪器和测量对象相互作用的结果，得到的认识现象也不能重复。所有这些都是与我们先前的科学常理相违背的。

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最初是由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提出的。他通过对矩阵力学与波动力学发生理论冲突的物理学根源的探索，第一次以测不准原理来加以阐释。他的理论主旨是：在微观物理现象中，一个微观粒子的位置与动量，时间与能量，方位角与等成对的物理量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性，因此也就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数值。例如。在一个微观粒子的位置与动量这一成对的物理量中，其位置的不确定性△x和其动量的不确定性△p必然符合如下关系：△x·△p=h/4π。其中h为普朗克常数，该式表明，△x和△p的积和普朗克常数属于同一个数量极，它说明了一个微观粒子的那些分属于波粒二象性的成对的物理量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性。测不准原理的提出，“揭示了量子力学与经典力学在本质上的差异，鉴于在经典力学中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原则上可以任意精确地同时测定，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测不准关系带来的这种效应，量子效应才能发生。”随后，波尔对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进行了更高的理论概括，提出了著名的互补原理：由于微观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而波粒二象性的诸对物理量不可能同时用两类仪器精确测定，因此只有把两类仪器的不同观测结果互补起来。才能得到微观粒子的完全认识。玻尔和海森堡认为。测不准原理和互补原理出自微观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这一物理实在。既然微观粒子的物理属性表明它不同于宏观客体的物理属性，因此在对于微观粒子的物理属性的认识上。也就必须放弃以宏观客体为对象的经典力学中的那种因果决定论，而代之以量子力学的几率统计论。然而。爱因斯坦坚持认为，物理实在是受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因果率支配的，一切物理现象都具有其统一的因果性。所以。原子尺度上的事件可以被确切预言，而不是几率。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

几乎在同一时期，数学的完备性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最著名的是“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发现。1926年前后，德国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在他公开发表的几篇论文中阐述了他的数学基础理论。他认为，数学就是由数学概念、数学定律与数学演算所构成的形式系统：数学的科学实质在于证明形式系统的无矛盾性。由此提出了“希尔伯特纲领”，其核心就是：公理系统的无矛盾性是数学基础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唯一标准；公理系统的无矛盾性的证明可以通过有限的构造性步骤来实现。这一纲领提出之后。奥地利青年数学家哥德尔在1931年出版的《论数学原理》一书中证明，包括算术形式系统在内，任何数学形式系统都不可能用有限的构造性步骤来判定它是否有矛盾。哥德尔所发现的这一被称之为“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说明。由于由任何公理所组成的形式系统都是不完备的，所以，不仅是数学全部，甚至是数学的任何一个分支，也不能用一个公理系转贴于上文库 统概括起来。正如美国波士顿大学科学哲学研究中心曹天予先生所言：“由于物理学和数学的基础研究中诸如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和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等发现，这些年来，人们对于科学依据其严密性和一致性而言的合法性所遭到的各种内部侵蚀，也日益敏感起来。考虑到所有这些。怀疑论者论证说，科学无论是就道德目的、认知真理、或是逻辑一致性而言，都不可能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更不能说用其他话语了。科学，或者更一上文库般地理性作为合法性话语的失败，导致了刻画现代性方案的元话语观念本身的瓦解。所有这些观点、论证和批评，构成了后现代性，尤其是后现代科学起始和被接纳的思想背景。”

除此之外，20世纪60年代普利高津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的协同学，把随机性、偶然性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耗散结构是关于非平衡态开放系统的有序生成和发展的科学。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耗散能量形成一种动态稳定的有序化结构。耗散结构论通过对熵、远离平衡态、开放系统、非线性相互作用和随机涨落等概念、方法的研究，第一次从科学上证明了自然界生存着同时又消逝着的本质特征。物质不再是被动的实体，而是与自发的活性相联系的演化过程。这种思想在社会科学、生命科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协同学主要研究开放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通过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协同效应。使系统以混沌走向有序、从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状态，以及有序又转化为混沌状态的具体机理和共同规律。它是通过对宏观参量、序参量、协同和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以及从有序到无序的演化等概念、方法的探讨，使在一定条件下无法辨认的子系统有了研究的可能性，它说明了有序结构的形成和系统的自组织是自发的、飞跃的过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是“同时受到因果律和机遇律的某种混合方式的支配。”这也印证了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的说法：“通过关注不可确定的现象、控制精度的极限、不完全信息的冲突、量子、‘碎片’、灾变、语用学悖论等，后现代科学将自身的发展变为一种关于不连续性、不可精确性、突变和悖论的理论。它改变了知识一词的意义，它讲述了这一改变是怎样发生的。它产生的不是已知，而是未知。”所以，用“本质”、“基础”、“确定”、“中心”、“理性”等词汇来描绘后现代科学，以“科学”为中心来解释人类社会的所有宏大叙事及其诸种文化现象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了。

三、文化转向的哲学逻辑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当西方文化已进入文艺复兴之后的最大转折时期，尼采的哲学诞生了。他在本体论上主张世界是许多个别意志的偶然性堆砌而无必然性的不确定性因素组成的；在认识论上他认为真理仅仅反映了人的主观信念，理性根本不能反映客观存在的真实世界，科学对本质确定性的追求是徒劳的。要“重估一切价值”。建立新的人类文化。他提出“上帝已死”的口号，成为时代最强音，其思想成为后现代哲学的理论基础。而德国另一位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主客二分传统哲学的批判，成为后现代科学观之文化转向的直接理论来源。

尼采把意志看成是世界的本质、万物的本源，生命的本质在于追求强力意志。他把强力意志分为四种：追求食物的意志：追求财产的意志；追求工具的意志；追求奴仆和主子的意志。物理学中引力和斥力的对立，化学中的化合和分解，自然界中有机体吸取营养都表现为一种“侵占”、“征服”，事物之间的区别只是表现在强力意志等级上的不同而已。这样，不仅否定了现实世界的客观物质性，而且否定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性。康德把世界分为现象和“物自体”世界。现象世界我们是可认识的。而“物自体”是转贴于上文库 可望不可及的。叔本华则认为，康德的“物自体”是可认识的，可认识的“物自体”就是意志。尼采则从右的方面批判康德哲学，他完全抛弃了“物自体”概念，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真实的世界，更谈不上去证明它。因此对知识和理性的追求是没有必要的，哲学探讨的根本问题是人的生命和本质，至于物质、精神、实体概念都是上文库虚构的，因为真实的存在唯有强力意志。“几千年来凡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木乃伊，没有一件真实的东西活着逃脱他们的手掌，他们本末倒置，把最后来临的‘最高概念’即是一般最空洞的概念置于开端。”尼采对传统哲学家们的批判实质上是对理性的批判。他指出：“现在许多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的那种信念也是如此，他们对此信念甚感满意，即相信在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方面具有同等标准的世界，相信借助我们那微不足道的理性便可应付的“真理世界”。他认为，合乎理性的世界模式是按人类的理性本性构造的，如果用这种被理性创造的世界模式来规范人生，生命就会失去活力。作为理性的主宰者上帝一已经死亡。“人”应当做“超人”，“超人”具有“大地的意义”。即脚踏实地的人，能面对自然界生机勃勃的图景而与万物融为一体的人，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因为这种“人是一切动物中最拙劣的东西，没有一种动物比人危险的失去它的本能。”最有智慧的人就是“超人”。

要做“超人”就要用艺术的眼光看待科学，就要对科学理性发起挑战。他认为。科学的首要特点是逻辑证明的严格性，然而其体系的建构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前提条件的，这种前提条件与科学精神是格格不入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以理性为指导来解释世界是不可能的。尼采以十分犀利的笔调写道：“诸君所理解的所谓‘科学地’解释世界实在愚不可及。荒诞不经。我们把这话讲给那些机械论者听，这些人当今非常乐意与哲人为伍。而且误以为机械论是关于一切规律的学问，一切存在均建立在这些规律的基础上。然而，本质机械的世界也必然是本质荒谬的世界。”在《反时代的考察》一书中。尼采揭示了科学事业带来的危险性、非人化和机械主义导致生命的病态以及工人的非人格化。在《偶像的黄昏》著作里，他揭露了科学研究给精神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以及人服从于物、受物支配的状况。他在极力否定利_学无所不能、无所不达的同时，又大加推崇文化和艺术，特别是希腊的悲剧文化。他指出：“我称为悲剧文化的文化，其最重要的特征是，智慧取代科学成为最高目的，它在科学的种种引诱面前不为所动，把坚定的目光投向世界的总体图像，力图把握其中的永恒痛苦，怀着同情和爱心把它视为自己的痛苦。”

海德格尔从存在论出发，重新思考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主体形而上学，试图从根本上终结主客二分的传统哲学。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自其开端以来，所讨论的问题一直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问题，把存在者当作存在，并没有思考存在及其本已的真理。存在论讲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对象、客体、事实，也不是最终的根据、本质、终极的实体，“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即存在是一切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最根本源泉。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任何存在论，如果它未首先充分地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转贴于上文库 最本已的意图。”“存在”一词是海德格尔哲学最核心、最重要的概念。然而西方形而上学始终把存在放之于被遗忘的角落。“我们哪儿也看不到这种对存在本身的经验。我们哪儿也看不到一种思想，是思存在本身的真理的，从而是把真理本身作为存在来思考的。甚至当作为西方思想的开端的前柏拉图思想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展开做准备时。也没有思存在本身。‘存在是’固然是命名存在本身的。但它恰恰不是把在场思为其真理而来的在场。存在之历史始于，而且必然始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上文库

既然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症结在“存在”，那如何对待“存在”方能终结旧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去追问存在的意义，而不是抛弃“存在”这个概念本身。追问存在意义的是人，人又是什么?它不是传统哲学所说的“理性的”、“有思维”的人，而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即亲在(dasein)，一种本原性存在，一种没有主客之分、物我之分、思有之分的原物显现出来的存在，再不以主体、意识、自我等概念称呼人及其存在。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与世界万物是融为一体的，人并非是孤立的主体，世界也并非是自存的客体。这样一来，真理也是与人的生存状态相联系的，它是事物得以揭示、解蔽而呈现出自己的面目，是存在意义上的真理。

海德格尔指出。传统西方哲学探讨客观世界原因、根据、本质、实体的做法，必然导致一神论。“形而上学必须从上帝出发来思考，因为思想的事情乃是存在，而存在以多重方式现身为根据：作为逻各斯，作为基础，作为实体，作为主体。”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时，就标志着超感性的理念世界的不可信，意味着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的终结。这种形而上学是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它是从在场者出发去表象在其在场状态中的在场者。并因此从其根据而来把它展示为根据的在场者。海德格尔宣称。尼采是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由于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而使哲学达到了极端的可能性。当科学从哲学那里分离出来而走向之时，思维方式也随之改变，它是一种控制论式的思维方式，人所思考的是如何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如何用技术并通过多种多样的制作和塑造方式来加工世界。当科学技术世界以及相应于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的可控性取得胜利之时，形而上学哲学也就终结了。“哲学之终结意味着植根于西方——欧洲思维的世界文明之开端。”这也为思留下了任务。

思是什么?或者说思的事情是什么?海德格尔认为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胡塞尔所探讨的是以实体性和主体性为形态的存在者之在场性。恩是一种去蔽或无蔽，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真理，这种真理是指主观表象与客观对象的符合一致。而去蔽、无蔽之后的心境必然是一种自由之境，是一切在场者和不在场者的敝开之境，这种在存在或在场状态中起着支配作用的澄明本身，以往哲学是未曾提及的。为了进一步揭示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还提出了“无”的概念，运思语言与诗的关系，面对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人被奴役、控制的局面，指出了一条追求存在之意义的向路，对后世反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文化与后现代科学观

学术界最难形成统一定义的术语之一就是“文化”。“文化”(cuhure)最初的基本涵义是“耕种”、“掘土”的意思，后来才引申为“培养”、“个性形成”等含义。古今中外文化的定义多达260余种，但无论如何，文化从总体上看，有三大方面的层次内涵。第一层次，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转贴于上文库 财富的总和，它是人类行为实践和精神活动的必然结晶，是人类从野蛮时期到文明时期，从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进入到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以及后工业时代不断进步与进化的产物，因此，把文化称之为“人化”是不无道理的。第二上文库层次，人类物质活动以外的所有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它包括、哲学、法律、道德、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它反映的是人类进入到文明时期之后精神生产、精神消费、精神制度的总和。在这里“科学和技术”属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层次，思想领域里的特定价值观念，如理想、信仰等等。

真正把“文化”作为一门学科来探讨，那已到了19世纪后期，并且对“文化”的陈述与“现代性”、“现代化”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所理解的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习俗等方面的复合体。如果把文化作为解释人类社会各类活动(包括科学技术活动)的理论框架，大致有三种形态的文化观念，即文化决定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决定主义把文化作为认识真理和知识的唯一标准；文化保守主义把包括集体意识、社会良知以及共同价值体系在内的文化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一旦特定社会的文化瓦解或失效了，这个社会也就进人无序状态。化相对主义是在当代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影响广泛而深刻的文化思潮。它认为，由于各个民族、各个社会的文化具有相对性，所以人类认识的标准就不是绝对同一的。各种文化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谁优谁劣的根据也是无从寻觅的。其核心理念是“去中心化”，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是“解构”。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后现代哲学家的思想都是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诸种表现，它的合理精神也是显而易见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但是按照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多样化的文化之间的伦理道德标准不一致，那是否还存在普适的价值观念呢?

“后现代科学观的文化转向”就是以文化的观点来看后现代科学(包括科学的技术)，把科学放在文化的背景下来探讨，进行哲学反思。到底有没有后现代科学?什么是后现代科学?如果单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讲，是没有后现代科学之说的。学术界特别在我国，通常把科学技术发展史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部分，而没有在现代之后再划分出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国内有学者认为，以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建立和分子生物学的兴起为主体的第三次科学革命的产生，推动了现代科学的不断繁荣和发展，直至今天，也显现不出有什么危机的征兆，如果按照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常规科学→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第四次科学革命不可能发生，也不会发生新旧范式的转换，那么后现代科学就是不存在的。我们认为，如果仅仅以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来衡量后现代科学的有无是有失偏颇的。毕竟库恩的理论只是近似地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历史，是归纳的结果，而现时代，制约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越来越复杂，科学共同体的组织模式、研究方法，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协商对话机制以及它们与之间的关系等等大大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再次，库恩的“范式”实为一种主观心理信念的演变模式，是一种“不可通约”的转贴于上文库 相对主义文化理念，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

从逻辑上讲，有后现代哲学就必有后现代科学哲学，有后现代科学哲学就必有后现代科学的存在。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上文库起，其观点理论、思维方式不断渗透、侵蚀到哲学领域，于是形成了至今公认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它虽然还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理论未必系统，但它有一批领军人物并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观点。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科学哲学，自然而然地会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后现代性”向科学哲学领域渗透是必然趋势。“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生成既有其外部的思想文化因素，也有其内在发展的逻辑必然性。”它不可避免地打上非理性、不确定性、差异性、去中心、反种族主义等文化烙印。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德都是后现代主义的同伴，正如西方学者r·萨索尔所说：所有这些同伴都对一种适用于科学的后现代哲学的感受性做出了贡献，因而成为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科学哲学是以科学为对象的哲学反思，后现代科学哲学就是对后现代科学的哲学反思。何谓后现代科学?我国有学者撰文指出：“后现代科学则是一种由现代性科学内部裂变而生的科学群。说其‘科学’，表明的是它仍然符合传统的科学规范，如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运用数学和实验工具，有逻辑自治的概念系统，规律的客观性和可重复性，实践应用上的有效性和功利性等等；说其‘后现代’，表明的是它与现代性科学在形上基础、理式架构、思维方法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异质性。所以，比照这一区分，相对论、量子力学、深层生态学、发生生物学、势动力学、系统论、混沌学等当属后现代科学之列。”我们认为上述说法是比较客观而“科学”的。首先，它说明了后现代科学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内在逻辑必然联系。后现代科学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它是现代科学的继续，虽然没有如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的爆发，但它已是现代科学发展链条上的环节，有其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实际功用。其次，它高度概括了后现代科学与现代科学之间的主要区别。后现代科学是在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土壤里孕育生长的。因此它的哲学基础、内在价值和对社会的影响已完全不同于现代科学。

后现代科学观就是以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基本理论为依据。对现代科学(包括科学的技术)的基本特征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与现代科学或技术观念、行为、目标、形态等相对立的科学意境和科学追求，同时它也以后现代科学本身为反思对象，注重研究社会的、经济、文化、历史等背景与科学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后现代科学观一反现代科学观把理性摆在头等地位，认为科学是一种非理性、无主义的事业，过分注重经验与理性会阻碍科学的进步，根本不存在所谓客观真理，因为“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只有在于一定的语境和关系中，只是一种结合性的具有暂时性质的对话。”于此，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科学也并非“文化之王”。后现代科学所追求的是“科学的实用性、解释的有效性、各种构成要素的协同性，以及科学理论对实际应用的经验适合度。”后现代科学观指出，确定性自然规律已成为神话，“要找到准确无误的解答往往是完全不可能的。”无论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关于生物物种偶然变异的积累可以改变原有物种的遗传特性理论，还是耗散结构、协同论有关参量、涨落的观点都证明了这一点。“常常一个不可预见的涨落使在两个等价的有序状态之间做出了最终的选择……新的状态常常是由偶然性决定的。不仅自然界如此，社会经济领域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后现代科学观反对现代科学的“价值中立说”，揭示了科学技术与权力、密不可分的联系。如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晚期社会，科学技术成了，因为科学技术的表面繁荣掩盖了其它社会文化问题并起到了导致社会堕落的意识转贴于上文库 形态作用。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了马尔库塞的观点，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即是”的理论。福柯批判了人文主义者主张的权力与知识分离的论点，知识与权力相互作用、相得益彰。“权力的运作制造出新的知识对象和信息体系，知识反过来又不断地制造出权力效果。”劳斯对科学与权力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开辟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新方向——科学学。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费耶阿本德上文库、劳丹等都认为科学决定、理论的选择与声望、年龄、权力等有着密切联系。甚至发出了“在科学中有权就是正确，就是进步”的感慨。以布鲁尔、巴恩斯等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以拉图尔等为代表的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在此方面都有更多更深刻的论述。面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生态困境。后现代科学观力主建立有机的生态文化观，在充分肯定世间万物内在价值的同时，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目的。

总之，从时代逻辑和哲学逻辑的观点看现代科学观与后现代科学观。其主张是迥然有异的，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前者将科学视为于人之外的绝对的客观理性知识，而后者认为科学的产生、发展、价值目标等都与“人化”密切相关，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文化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到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观再到历史主义科学观的演变，从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观到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新阐释。都揭示了现代科学观向后现代科学观实行文化转向的基本特点、主要内容和理论轨迹，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科学的新思考。因篇幅所限，此类问题将另文阐述。转贴于上文库

第五篇 分析的哲学与对话的哲学_逻辑学论文

一

要想了解一位哲学教授究竟偏爱哲学还是大陆哲学，最容易的方法是看看他书架上的图书杂志。如果他有相当多的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著作，而没有戴维森和罗尔斯的书，那他也许情愿被描绘成偏爱大陆哲学的，至少不愿意被说成是偏爱哲学的。如果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写有大量标记的抽印本，都是选自《哲学杂志》、《哲学季刊》和《哲学评论》等期刊的文章，那么他便可以被当作哲学家的典型。

不过，有时候你会遇到这样一位哲学教授，他既参加由上述杂志举办的讨论会，也能够就诸如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转向"的动机的解释是否恰切的问题谈得头头是道。还真有不少人，既包括以英语为母语的，也包括非英语母语的，能够在罗尔斯与卡尔·施密特、德里达与维特根斯坦、福柯与c.考斯佳德（christine korsgaard）①之间游刃有余。不过，本书各位撰稿人的大作中体现出的这种左右开弓的本领（ambidexterity），在全世界的哲学家中仍属相对较少的一小部分。不妨做一个无法证实的猜想(虽然它以对许多国家的许多哲学系的访问为基础)我认为这部分哲学家的比例大约在百分之十左右。

左右开弓的本领之所以比较少见，其主要原因是：研究生为了找到哲学教职，先得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可靠的职业候选人，但他们的时间只允许他们涉足某一个领域，而他们能够取悦的潜在雇主也只有那么多。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争这样的教职的候选人在进入市场之前，必须学习大量的思想史，因为他们不能让自己在被问及这样的问题时一脸茫然：霍布斯与马基雅维利的关系如何？尼采何以偏爱索福克勒斯而不是苏格拉底?而在英语国家，他们就不必操这个心。WWw.0519news.CoM但他们却必须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主流英语哲学杂志(至少也得是其中特别重要的)最近几期讨论的问题都有哪些？

克尔凯郭尔与克里普克，d.刘易斯与谢林，无论一个学生具有多大思想的好奇心，也不管他想对他们持有多少见解，时间总是不够。因此，如果他想发展这种左右开弓的本领，那通常都是以后的事情，即在他取得教职资格之后。然后他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研究而不是为了取悦于面试者或资深的同事。

只要在如何看好各个国家的职业市场这个问题上始终存在着社会学上的差异，哲学就将继续大体上为哲学和大陆哲学两大阵营。不过这种是否值得忧虑尚未可知。哲学领域的学术研究，类似于文学领域而不是自然科学领域，总是有地域之分的。就像文学领域内的研究生所受到的训练就是典型的对单个国家的文学的研究一样，哲学领域内的研究生所受的训练也是典型的对该国哲学系正在讨论的著作和问题的研究。

当法国的哲学专业学生不可能不读列维－布留尔，意大利的每一个哲学家都在阅读克罗齐研究黑格尔的著作时，在德国几乎没有人去关注他们。在1930年代的美国，哈佛大学大多数哲学专业的学生在读非常不同的著作，比海德堡、比萨、牛津甚至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学生更为广泛。学生们关于哲学前沿、也就是那些紧迫问题的想法，因国别而相去甚远，而且事实上，因其所在接受学术训练的大学的不同而差异极大。

在每一个国家，大部分哲学教授都不会过多地超出其导师为他设定的研究领域。因此，如果某位学生在密歇根大学的导师向他保证：德里达整个是一个江湖医生，或者图宾根大学的导师认为形式语义学神神叨叨，认知科学小打小闹，这个学生也许会就此一直相信下去。从理想上说，我们这些哲学家都认为应当不断地质疑我们的预设；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比别人好多少。大多数哲学家都对大陆哲学持一种暧昧的轻视态度，同时又没读过多少那方面的著作。许多大陆哲学家对哲学嗤之以鼻，却未曾尝试搞清楚哲学家认为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

但是，如果哲学和大陆哲学的只不过是我们所熟悉的、几乎不可避免地学术地域化的最为明显的例子，那么，为什么它就应当比别的产生出那么多的不信任和轻蔑呢？--如天体物理学与物理化学之间、民法与刑法实践之间、意大利文学与德国文学之间的？又为什么不将其仅仅视为单个学科内部受到不同专业吸引的不同学者之间的事情呢？

答案在于，我所描述的专业形成上的分歧，产生了对如下问题的不同解释：什么样的哲学教授是有价值的、有效力的，哲学在文化中的地位又是怎样的。以某种方式训练下的学者所获得的自我形象（selfimage），与另一种方式训练出来的学者相去甚远。他们对经受不同学术训练的人怀有轻蔑之意，故有猜疑之心：那些人是吃白食的，是从学科的声望中取利的；但此学科的性质和功能如何，他们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无法理解--这使他们陷入了各种形式的思想恶习（intellectual vice）。

自我形象中最大的差异在于，自然科学的模式对绝大多数哲学家来说远比绝大多数大陆哲学家重要得多。法国和德国哲学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在哲学家看来，顶多是"纯粹的"思想史研究，而与哲学家应当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的分内工作相去甚远。在《理智》（nous）、《心》和《哲学杂志》上发表的大部分论文，对在西班牙、日本、波兰和巴西教哲学的绝大多数学者来说，就像是真空中伪科学的嗡嗡作响。他们用贝克莱的名言讽刺那些被哲学家归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名下的纷然杂陈的问题："扬起一阵尘土，然后抱怨他们什么也看不见。"那些被英语国家的哲学家形容为当代哲学研究的"核心领域"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与最初把他们引入哲学之门的思想兴趣几乎毫不相干。

二

哲学是否应当将自身当作一种科学来思考，这个问题有点像哲学与思想史的关系，或许不参照实质性的哲学理论即可加以讨论。但事实上，元哲学问题(即倘若哲学有价值，那么价值何在?最好的探求方式何在?)与知识、真理和意义的本性的问题无法分离。在下面，我将概述这其中的一个问题，以便表明它能够产生多少不同的回应，而且这些不同的回应又是如何被不同的元哲学观点产生的。

这个问题是：概念只是语词的使用，抑或概念能够被更好地理解--一旦获得了明晰性则"概念的混淆"就会被清除，而不是只能被粗疏地把握的东西？围绕这两个选择而展开的争论使我们反思了这样的问题：是否存在像"概念"这样的活动？哲学家能否只是描述用法，并或许只是对用法中的变化提出建议？维特根斯坦放弃了系统化的意义理论的企图，这是否正确？奎因认为"语言表达式的意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本质主义的残余，这又是否恰当？如果他们两位是正确的，那我们还能否保留"概念的明晰性"乃是哲学探究的一个目标这一思想？我们能否追随奎因对与综合、语言与事实的区分的批判，却又坚持哲学家探究的是"概念"问题而非"经验"问题这一思想？如果不能，那么我们能否找到别的什么方式，使哲学仍然步入科学的坦途？

元哲学问题是围绕如下争论而展开的：一个断言的内容是不是用以做出这个断言的句子的事儿，故既因使用者、亦因读者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一定有什么不变的东西(即构成这个句子的语词所表达的概念)，从而或许确实存在着具有内在性质的东西，使得哲学有望得以确定。但是，倘若断言的内容确实以那种方式不断变化，那么概念就会像人一样--从来也没有重复过同一个模样，永远在发展，不断在成熟。你能够通过改变用法而改变一个概念，但你无法一劳永逸地正确理解这个概念（get a concept right）。

b.布兰顿（robert brandom）②论证道，依照人的模式来处理概念，乃是黑格尔的思想和实用主义的核心。③布兰顿自己的推论主义的（inferentialist）语言哲学是围绕如下论断建立起来的：句子的内容在不断流动，句子也毫不逊色。在他这种观点看来，由句子组成的从断定到断定的推论构成了句子所具有的惟一内容。推论的性质并未成为语言结构的组成部分，而是当个体和社群着手修正他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行为模式的时候很容易把握的东西。④采纳布兰顿的观点会迫使我们放弃这样一种观念：像"知识"或"德性"、"心灵"、"正义"这样的概念拥有永恒的、结构性的特征，哲学家能够洞若观火，而凡夫俗子却可能视而不见。

如果缺少了这种观念，就很难把哲学史看作绝大多数哲学家更喜爱的那副样子--即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经考察过的同样素材的不断考察，以希望最终正确理解知识、德性、心灵和正义。哲学家们能够希望像自然科学家那样一劳永逸地正确理解什么事，这个希望对于绝大多数哲学家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基于这一希望而建立起自我形象的哲学家则谴责那些认为不存在被称为"概念"和"意义"的稳定存在物的哲学家，指控他们把哲学还原为"纯粹的对话"了。

就我本人而言，这一指控至少是相当准确的（即使把"纯粹"二字去掉的话也是如此）。我认为，哲学从来没有打算依赖于科学的可靠道路，让哲学走上这样一条路也不是什么好主意，所以我满足于这样一种看法：哲学教授对文化的贡献是通过对语词的用法的变化提出建议，使新的语词进入流通和传播过程，而不是通过创造一些，为语词的适当用法提供标准。我非常愿意放弃正确理解事物的目标，而代之以扩大我们关于个体和文化的自我描述的交际语库（repertoire）这一目标。在这种观点看来，哲学的要旨并不是去发现人类"确实"是什么，而是帮助我们成长--使我们更幸福，更自由，更具有适应性。我们的概念的成熟，概念语库的增长，就构成了文化的进步。

作为语词用法变化的一个例子(这种变化或许可以产生更成熟的元哲学争论形式)，我建议我们放弃"大陆哲学"这个术语，并将对话的哲学（conversational philosophy）与的哲学相对照。这个变化将会改变我们的关注点，即从世界各地强加于青年哲学工作者的求职要求上的差异，转换到我刚才刻画的问题之上：是否存在着哲学家能够正确理解的东西。

我认为，"正确理解"（getting it right）这个词，只有当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每个人都从同样的断定得出大量相同的推断时，才是适当的。而"正确理解"这回事的出现，也只是当人们就这个领域内的探究目标达成共识的时候，当有关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解决问题的方式，从而问题能够确定下来的时候。在我们讨论的许多话题上，常识提供了这样的共识，如同专家文化（expert cultures）在其他许多话题上一样。在这些文化当中存在着一致，例如，一个基因的定位取得一致，就是把基因的化合物为它的组成元素，或者一个定理得到了证明。专家文化的成员都以几乎相同的方式使用着相应的所指表达式（如"基因"、"元素"、"证明"）。他们还对何物存在基本达成共识，因为对某种特定存在者的存在的共同信心，与对于某种所指表达式的效用的共识是分不开的。⑤

哲学作为一个整体，现在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一种专家文化，具有这种长期而近乎普遍的共识的特征。共识之所在一直是地域性的，暂时性的。在为哲学所统治的学系中，其教授撰写的论文所处理的问题，在资历较浅的新聘同事看来，通常完全是稀奇古怪的。饥肠辘辘的一代代哲学家，彼此都想把对方踩到脚下，这一景象在我看来，是支持对话哲学的最强有力的证据。哲学家未能发展出一个超越代际的问题域，这一失败提供了最好的理由，使我们认为"让我们正确理解它！"的口号有必要被另一种口号所取代，如"让我们另辟蹊径吧！"；而这些一个接一个的失利，便是哲学职业化二百年来的显著特征。

回想一下这个充斥着失败的二百年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哲学总是应该成为我们把常识和所有形形的专家文化加括号之后留下的东西。⑥哲学永远不应成为一种专家文化，每当它试图把自己转变为这样一种文化的时候，它就蜕化为经院哲学了。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哲学都应当成为专家文化的观念，乃是一种不幸的尝试的结果，这种尝试就是把这两个探究领域塞入一种为满足律师、医生和自然科学家之用而设计的大学体制当中。⑦

一旦我们放弃了某些东西是"天然的待解释者"（natural explananda）(即那些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令热衷思考的头脑去关注的论题)的想法，我们就不会再把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奥斯丁和布兰顿视为"做"（doing）形而上学、认识论或语义学的，也不会视之为在正确理解（或没有了解）实在、知识或意义。相反，我们会认为他们是在表达对某种耳熟能详的思想倾向的难以容忍的态度，并试图确立一种新的语汇表，一种现在正在讨论的描述现象的新方式。

黑格尔所表达的就是对康德等哲学家所使用的语汇表的难以容忍的态度，因为他们坚持认为主客二分是无法化约的。为了说服人们不要再以笛卡尔和康德式的方式言说，黑格尔提供了一整套对知识，对道德与理智进步，以及其他一切事物的重新描述。对于用以讨论这些问题的许多旧术语，他都赋予了新的、特别是黑格尔式的涵义。后期维特根斯坦也表达了对自己的《逻辑哲学论》和摩尔、罗素的哲学倾向的无法容忍的态度。奥斯丁视艾耶尔的思想为草芥，因为他无法容忍其无休止的拖延，妨碍了去探寻能够拯救英国经验主义的东西。布兰顿并不是在说：每个人都错误地理解了概念，只有我才正确地理解了它们。他的意思更像是：表象论者对语义内容的解释已为世人熟知，他们提出的问题也越来越沉闷乏味，还是让我们尝试一种推论主义的解释吧，看看能不能做得更好。《精神现象学》与《使之清晰》，犹如《哲学研究》与《感觉与可感物》，都不是用来回答"它们究竟在正确理解什么"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用以回答"它们在尝试理解什么"的问题。更有用的问题是：它是否有助于开始以那种方式言说？

哲学与大陆哲学的区分主要是个地理学和社会学的问题，而我更愿意取而代之的的哲学与对话的哲学之间的区分则区别了不同的自我形象，这些形象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元哲学态度而产生，反过来又是一阶哲学问题（如关于概念本性的问题）之回答的原因和结果。

我更倾向于上述意义上的对话的哲学而不是的哲学，因为我更倾向于那些具有充分的历史主义态度的哲学家，他们认为自己在参与一场对话，而不是在从事一种准科学的训练。我之所以对哲学抱有疑虑，是因为这一传统中的哲学家们往往认为他们在研究生时代老师教他们讨论的那些问题就是重要的，因为这些问题就是他们在研究生时代老师教他们讨论的问题！因此，无论对于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其他哲学家，他们都倾向于将其著作与那些问题联系起来加以品评。在我看来，这一专业化的扭曲过程，较之对话哲学家那里出现的类似现象，更有危害。

三

哲学教授的地理学定位与其自我形象之间之所以存在着大致的联系，其中一个原因是：对话的哲学在有些国家更为流行，在那里，黑格尔的著作是接受哲学高级训练的学生的必读文献。而在那些对话的哲学不那么流行的的国度，申请哲学教职的候选人可以在提到黑格尔的名字时茫然不知，而对他引入到哲学当中的历史主义也颇有疑虑。在这些国度里，学生们仍然倾向于从康德直接跨到弗雷格。跳过黑格尔有助于他们保持康德式的思想，即存在着思想、意识、理性或语言等等的永久性结构，等待着哲学家去揭示，而平民百姓困惑不解也无所谓。坚信这些结构的哲学家往往认为哲学与从笛卡尔到康德的哲学一脉相承，通常也认为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这一系乃是不幸地误入歧途，置之不理也无伤大雅。

相反，致力于后面三位人物的哲学家通常对黑格尔的这一看法心有戚戚："哲学乃是思想中对其时代的把握。"他们倾向于认为，哲学的进步不是由于对问题的解决，而是以新问题取代了旧问题--语词的某种用法所产生的问题被另一种用法所产生的问题所取代。这种历史主义的观点使他们对维特根斯坦的主张(哲学的目标是"完全的清晰")心存疑虑，因为这是一种对事物实际所是的毫无疑问的把握，它要让哲学（不只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笛卡尔哲学、弗雷格哲学，而是哲学本身）进入永久和平。他们猜测，只要存在着文化变迁，只要艺术、科学和产生了以旧的方式使用的旧语词无法令人满意地描述的东西，哲学就不会终止。⑧这也令他们怀疑维特根斯坦对"无意义"（nonsense）这一术语不谨慎的使用，而对其另一个主张颇有同感--即如果你赋予万事万物以意义，则它们就有意义。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用意义取代无意义，而是用某种更好的东西取代特定术语的可感的、一致的用法。

持黑格尔式的观点的哲学家往往赞成"社会建构论"的思想，特别是这样一种观点（此观点我已经顺便提到过）：关于各种对象的存在问题可以归结为关于特定的所指表达式的问题。他们也倾向于将哲学的不断发展视为由天才的个体而不是共同协作的群体所施展的富有想像力的跳跃。

四

以哲学-对话哲学的区分代替哲学-大陆哲学的区分，用以描述当今哲学教授之间的某些裂隙，或许有助于我们抵御这样一种诱惑：即要么将这种裂隙视为对热爱真理和理性的人与热衷于戏剧性效果和修辞学胜利的人之间的划分，要么视为对缺乏想像力的笨伯与自由奔放的精神之间的划分。更好的方式是将其视为对人类境遇的两种相去甚远的思想方式之间的裂隙，与宗教观点与世俗观点之间的裂隙同样深。这种裂隙自黑格尔挑战柏拉图式的思想的康德版本起就一直在加深，在康德看来，哲学应当类似于数学，能够最终证明关于人类生活的结构性特征的真理，而不是单纯总结人类迄今为止的生活方式。

站在这一裂隙的新康德主义一边的哲学家认为这样的观点是理所当然的：柏拉图正确地设定了人类思想的永恒的非历史性的母体，即试图通过做出知识与意见、实在与表象、理性与以及逻辑与修辞的区分而将事物一刀两断。而那些站在另外一侧、追随黑格尔的人则认为这些区分（以及其他的许多区分，如心与物、主观的与客观的、先验的与经验的、实在论的与反实在论的、表象主义的与推论主义的、康德式的与黑格尔式的、的与对话的）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有可能如同其他工具一样，虽已无用，但仍然存在。

黑格尔主义者认为，淡化这些旧式的区分（这在《精神现象学》中进行过第一次系统化的演练），是让未来比过去进步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当新康德主义者喜欢引用布特勒主教（bishop butler）的格言"一物是其所是而非他物"的时候，新黑格尔主义者则认为，一物（特别是一门学科）是借助与所有他物的关系而是其所是的，正如一个语词是借助语言中其他所有语词的用法而具有其所是的用法的。一切诸如此类的关系都是，而且应当是，不断流变的。

持这样一种关于物与词的观点［或可称之为"关系论"（relationali），但通常被称为"整体论"（holi）］的人，包括了许多自认为在"传统之内"研究的哲学家（布兰顿自己就是明显的例子）。但其中的大多数人对整体论都极不信任。他们之中不只包括大多数英语国家的哲学教师，也包括大多数属于德国哲学界的非英语母语的人。他们正确地认识到，彻底的整体论早晚会导致哲学的对话观，因此也会远离科学而沿着人文学的方向走下去。他们认为哲学适当的专业地位与某种形式的原子主义是不可分的，这种原子主义作为对哲学的方法和主题的某种解释，能够维系柏拉图将事物一刀两断的意向。

愿意保留此意向的不只是自己认同自己为"哲学"的那些人，也包括许多欧洲的和亚洲的哲学教师，后者认为英语国家哲学家称之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东西几乎毫无作用。这些人中有些坚持这样的信念：先验现象学最终将让哲学走上科学的康庄大道。不过，许多业已放弃了对胡塞尔的信任的哲学家仍然坚信，存在着某种应当被正确理解的东西，例如，海德格尔试图正确理解他所谓的存在论的差异（die ontologische differenz），又如，德里达也曾试图正确理解他所谓的延异（différance）。他们仍然相信某种拱顶一般的非历史性的框架，以把握哲学家们应当试图以越来越大的精确性来描述的人类生存。他们恰恰认为，以英语为母语的哲学家一直在错误的地方寻找这一框架。

新黑格尔主义式的整体论者，如我本人，认为前面所勾勒的社会学条件，即允许我们有效地谈论正确理解某物的那些条件，不能在延异的情形下实现，其他任何特定的哲学论题的情形也一样。因此，我们更乐意把海德格尔和德里达说成是这样的：为我们提供了富有想像力的新的表达方式，有助于我们在思想中把握我们的时代。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非得在哲学家和非哲学家提供的富有想像力的创造之间划一条楚河汉界。因此，我们也不担心哪一家学术机构应当担负起研究黑格尔、海德格尔、尼采或德里达的责任来。

这种不再忧心忡忡的态度将引导我们寻找思想史家与研习文学的学生之间的友谊，因为他们时常地发现这些学生是兴致勃勃的。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人文学提供了真理，而自然科学无法提供，而是因为对哲学史的研究使我们试图让哲学史适合于一个更大的历史语境。我们假定，代数拓扑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历史并不需要这种语境化，但哲学史，如同小说史一样，是必不可少的。而新康德主义者认为，我们无需任何特别的文学知识和史就能够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哲学家，对此我们不敢苟同。正如在我们看来，一位哲学家的著作的价值，并不是它与事情本身（die sache selbst）的关系问题，而是与其他哲学家的著作的关系问题，因此哲学本身的价值也就不是它与所探讨的主题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在于与人类的其他对话之间的关系。

我们这些新黑格尔主义者对历史所突出的不同重点，堪与我们对本书所提出的这种元哲学讨论所赋予的不同价值相比。新康德主义者一直试图远离元哲学，而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脚踏实地地做一些哲学"。但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探讨哲学现在是什么、可能是什么，这本身就是一种中规中矩的做哲学的方式，如同讨论如何将指称含糊的语境置于一种语句意义理论中合适的位置上一样。

这两种探讨是同一对话的组成部分，因为要理解指称的含糊性何以重要，就必须思考哲学的创立者们何以需要他们所需要的，何以采取了他们所持的立场，也就是外延论（extensionali）的要旨应当是什么。新康德主义者认为，引导学生去探讨含糊的语境提出的形式语义学的问题，就足以让他有一个做好的哲学的良好起点；而新黑格尔主义者则认为，如果一个学生从未反思过一种语义学理论可能对什么有益，那又如何能有合宜的言谈呢？因此，这些学生在写作论文时就要面临这样的危险：他的论文的半衰期会很短，会被下一代学生所忽视，甚至受到嘲弄。我们认为，历史的和元哲学的自我意识，是避免空洞的经院主义的最好的预警。

五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目睹哲学对对话哲学，抑或对话哲学对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永久的胜利。但是，想象任何一种可能性的实现，我认为都是异常困难的。这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两种哲学观点辩证地纠缠在一起，生死相依。在当前的时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要研究哲学，就不可避免地在划分新康德主义者和新黑格尔主义者的某些或所有元哲学的和实质性的问题上，或明确或含蓄，或本能或反思地选择自己拥护的阵营。只有像佩克斯列夫⑨那样无情无义的人，虽曾意识到这些问题，却无心选择一方，重整旗鼓。

另一方面，我所做的区分，只是尝试在思想中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部分把握。也许世界会改变，但不是因为当前的双方任何一方取得了胜利，而是因为会出现某种新的、能够称得上"哲学"的东西。也许这一改变会像17世纪的变革一样剧烈。到了1700年，已经没有人再对重新阐发14世纪多明我会（亚里士多德的拥趸）与对手方济各会（奥古斯丁的追随者）的争论有多大的兴趣了。有朝一日，或许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甚至柏拉图与尼采之间的争论，对知识分子来说，都将变得单调乏味，没有人再愿意修正更新。那时，本书确实会显得相当离奇古怪。不过，就今日而言，本书的作用很可能还是相当可观的。

注释

①克里斯汀·考斯佳德(christine korsgaard)，哈佛大学哲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哲学系主任（1996-20xx）。学术专长为道德哲学及其历史。著有《规范性的根源》（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 1996）、《创造目的王国》（creating the kingdom of ends, 1996）等。--译者

②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教授，著名哲学家，著有《结合的理由：推理主义导论》(articulating reasons: an introduction to inferentiali ，2000)、《使之清晰》(making it explicit ，1994)、《不一致的逻辑》(the logic of inconsistency，1980)等。--译者

③参见布兰顿："黑格尔唯心论中的某些实用主义主题：黑格尔对概念范型的结构和内容的解释中的商谈与管理"（some pragmatist themes in hegel's ideali: negoti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in hegel's account of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conceptual norms），载《欧洲哲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第7卷，第2期（1999年8月号），164-189页。布兰顿将唯心论视为这样一种观点："概念的结构和统一性与自我的结构与统一性是一样的"。（164页）

④参见布兰顿：《使之清晰》（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4），587页："对不同语言实践者的道义系统进行清晰的推理性认可的相对性，反映了蕴含在由不同语言实践者的具体语词所表达的概念中的推理认可的潜在相对性。'狗'、'愚蠢'、'共和党人'这些词自我口中说出，与自你们口中说出，其意义是不同的，这是因为--而且就其可运用性所得出的应用的结果而言--附属于我的不同信念而不同于我。［同样，对应用的环境而言也是如此，试考虑'谋杀'、'色情的'、'抒情的'等词。］"

⑤对这一观点更为详细的发挥，参见拙文《文化学与上帝存在的问题》（"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god"），见nancy frankenberry编《对宗教的激进解释》（radical interpretation in religio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xx），53-77页。

⑥关于哲学家与专家文化成员之间的区别，以赛亚·伯林提供了很好的解释，见《理论仍在否？》（"does political theory still exist?"），载h.哈迪(henry hardy)编选的伯林论文集《对人类的正确研究》（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1998），59-90页。特别是得出伯林如下断言的论证："哲学问题最可靠的特征之一......是，我们在开端处就困惑不解，而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也没有什么自动的技巧和普遍认可的专门知识。"（62页）

⑦这并不是否认为创造或鉴赏原创性的哲学或文学批评著作，专业课程的阅读的必要性。但是，有学识的（learned）和"科学的"（scientific）之间仍有区别，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比德语中的"科学的"(wissenschaftlich)更为狭窄，在这种意义上，物理学被视为科学的范型。

就文学批评与哲学的联系而言，比较一下美国大学的文学系和哲学系因高度专业化而成为所谓专家文化的堡垒所造成的结果，是有启发意义的。近来文学系"文学理论"的流行乃是如下事实的结果：你必须写一本著作以便取得教职。要做到这一点，最简便的办法是学一种理论，然后将其应用到一部文学作品上。这类著作中绝大部分都是没什么价值的苦力活。同样，为了在哲学系中取得教职而必须就一些目前时尚的争论所发表的绝大部分论文也是如此。在这两个领域中，出色的人士都是先为了教职而做那些不得不做的事情，然后再去做一点与当初把他们引入这个领域的兴趣相关的工作。

⑧我扩展了在《为世界发展服务》（"im dienste der welterschliessung"）一文中提出的这一观点，此文载j.舒尔特和u.j.温策尔(joachim schulte und uwe justus wenzel)编《何谓"哲学"》（was ist ein "philosophisches", frankfurt: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xx），148-154页。我在该文中论证道，非经院化的哲学问题是由如下事件创造出来的：亚里士多德文本的重新发现，宇宙微粒论的机械论的出现，法国革命，进化论生物学，以及19世纪的小说。

⑨佩克斯列夫（pecksniff），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martin chuzzlewit）中的人物，后成为伪君子的代名词。--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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