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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延（wài yán）是一个逻辑学名词，是一个共相的外在内容，当一个共相不对应任何对象时，称作该共相的外延是空白的；若一个共相的外延不是空白的，则该共相对应的一切对象称作该共相的外延。
意识是人脑对大脑内外表象的觉察。生理学上，意识脑区指可以获得其它各脑区信息的意识脑区（在前额叶周边）。意识脑区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辨识真伪，即它可以辨识自己脑区中的表象是来自于外部感官还是来自于想像或回忆。这种辨识真伪的能力，其它任何脑区都没有。当人在睡眠时，意识脑区的兴奋度降至最低，此时无法辨别脑中意像的真伪，意像基于记忆中的认知，这就是所谓的“梦境”。意识脑区没有自己的记忆，它的存储区域称作“暂存区”，如同计算机的内存一样，只能暂时保存所察觉的信息。意识还是“永动”的，你可以试一下使脑中的意像停止下来，就会发现这种尝试的徒劳。有研究认为，意识脑区其实没有思维能力，真正的思维都发生在潜意识的诸脑区中，我们所感知到的思维，其实是潜意识将其思维呈现于意识脑区的结果。一种更一般的定义将意识视为一种特殊而复杂的运动，可以反映（映射）真实世界以及非实有意识自身的运动，可以正确映射真实和意识本身规律，也关于诚信的哲学思考_其他哲学论文倘若你对这类文章感觉哪里不好，可以和大家一起探讨！
摘要：运用主义哲学观点对诚信品质的正确性与重要性以及如何培养诚信品质进行阐述，解决人们思想上的疑惑和迷茫；呼吁每个人都要为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而努力。
关键词：诚信；欺骗；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物质与意识关系原理
社会上一些假冒伪劣、欺骗等现象时有发生，新闻媒体屡有报道，难怪有人发出“好人遭殃”“老实人吃亏”的感慨，感慨之余，人们不禁要问，诚信到底还是不是人们应遵守的美德？还有没有市场？我们应如何把握和对待？这些疑惑与迷茫下的诚信危机，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
一、诚信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一）诚信的涵义反映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原理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正确的意识能促进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则阻碍事物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诚信，即诚实守信，就是不欺骗，不歪曲事实，在此基础上，说到办到。看来，要做到诚信，在一定意义上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相吻合的。Www.0519news.COM以事实为依据是办好事情的前提，只有在事实基础上，才能得到正确的判断和理论，依靠正确的判断和理论才能解决好问题，推动事物的发展。任何虚假和伪装都将注定其唯一命运——失败。回顾中国近代史，党的真诚与的虚假形成鲜明对比，在力量极大悬殊的情况下，党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诚信，充满欺骗的人如何能真实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即使最简单的道理，让这些人说出来也会完全扭曲、变形、颠倒，结果只会害人害己害社会。
（二）诚信体现了事物的联系原理
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与周围其他事物联系着，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孤立存在的事物是没有的。
学校开设各学科的联系；社会各行各业的联系；经济文化的联系。联系充斥着整个世界，事物是相互联系的，一个人诚实守信，就能得以多助左右逢源，克服种种困难，有不利变有利，有被动变主动最后取得成功。否则，只能遭人唾弃、斥责，处处碰壁，甚至走向绝境，或许也能得逞一时，但决不能得逞一世，最终逃不掉惨败的命运。
在经济快速发展，商战日趋激烈的今天，以诚为本，信誉至上，更是商家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经营的好坏，是生存还是被淘汰，都与经营者的诚信密切相关。海尔集团，其前身为青岛电冰箱总厂，把检测出库存不合格的冰箱全部砸掉，以“诚”字获取快速发展而闻名全国。美国大公司假账丑闻，令该公司股票大跌。一切的一切，无不道出“诚信是金”的道理。
（三）诚信与欺骗的并存符合矛盾的观点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即对立统一，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论什么事物都包含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事物时要学会用“两分法”“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
根据辩证法，诚信与欺骗这两个方面同时存在就不足为奇了，属正常现象。我们不可能保留事物矛盾的一方而抹去另一方。正如，生与死，不会因为人们热爱渴望生命就能够长生不老。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威胁和伤害，不可能因此就不发展科学。所以，诚信存在，与其对立的另一方面就肯定存在，我们要能够正视，能够客观的对待。
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的两个方面有主次之分，事物的性质是有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因此，我们事物，不仅要看到矛盾的两个方面，更要分清分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即哪是主流，哪是支流。
我国的思想道德建设，诚信正义是主要的，一直是人们所赞扬的高尚品德，受到广大的推崇，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欺骗之类社会阴暗东西的存在，但充其量只是社会副产品，是支流，丝毫不影响人类高尚的道德情操。正像乌云遮不住太阳一样，阻碍不住精神文明的向前发展。看问题时，不能因为看到不好的一面就全盘否定，就丢掉了信心，失去了勇气。要能够用主义科学观点，分清主次，明辨是非，不做“一叶障目”的愚人。 二、诚信的界限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具有特殊性，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特点，同一事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需要我们具体问题具体。
诚信中有两种情况，就需要具体对待。一种情况是诚信外延的内缩。我们看下面现象：一个人本着诚信的原则，告诉病人一个别人一直隐瞒的真相——该病人换了不治之症，使病人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快速死亡。对犯罪分子、对敌人仍讲诚信，对方在不断欺骗还深信不疑。这种所谓的“诚|”，实质是一种迂腐，是一种危害他人和社会的一种行为。“诚”的愈深，危害就愈大。表面上看，似乎属于诚信范畴，实质则不是，这种“诚”要不得，应去掉，称之为诚信外延的内缩。
另一种情况是诚信外延的外扩。看以下现象：一支部队陷入敌人包围，士气消沉将要全军覆没，将领骗士兵说援军到了，于是，一鼓作气冲出了包围。又如，欺骗一位老母亲说她已死于战场的儿子还活着。欺骗犯罪分子使之绳之以法。在这些事例中，我们能说“欺骗”不是代表善意、真诚和正义吗？特殊情况下，表面是欺骗，但实质与诚信一样，利人利己，是可取的，称之为诚信外延的外扩。就是把特殊时候的欺骗归入诚信范畴，使诚信的外延扩大，如此，于情于理才说的通，才令人信服。
人们在纷繁芜杂的社会中，在各种各样的事情面前，一定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把握好诚信外延的内缩与外扩，理清头绪，有理有节，褒善除恶，伸张正义，弘扬诚信美德。
三、如何培养诚信品质
（一）从外部环境和自身修养两方面着手
充分发挥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作用，使学生从小就不断接受良好道德品质的熏陶，培养诚信美德。加强社会宣传，净化社会环境，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通过法规来约束和打击不良现象的滋生与蔓延。
由辩证法内外因关系原理可知，对诚信品质的培养，除了依靠客观诸多因素外，关键是要在自我修养中逐步提高。要经常进行内省，努力做到慎独。所谓内省，指自觉地进行思想约束，内心时时反省，检查自己的言行。古人云：“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君子博学而日参乎己，则智明行无过矣。”诚信只有在自我严格要求自我反省中才能培养形成，并在独处无人监督情况下，依然诚实守信，这就是慎独，慎独是诚信的真正最高境界。
（二）从小事做起
诚信品质的培养要从每个人做起，从每件小事做起。一点一滴的积累，逐步培养，循序渐进。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基础，量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千里之堤，潰于蚁穴”就是这个道理。
（三）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
建设中，道德与法制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要想正确事物，就必须坚持两点论，学会两分法。与诚信格格不入的现象，例如：制假售假、走私、偷税、骗税、有隐患不报、出现事故欺上瞒下等等，要依法严肃查处严厉打击，对不法分子形成震慑的同时，促使其提高道德品质，培养诚信道德意识，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在诚信的问题上，只要运用主义哲学思想做指导，就能获得全面科学清晰的认识。让我们共同努力，为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而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主义哲学原理》
[2]《中学》
[3]《思想教师教学用书》
论文关键词: 柏拉图 人的全面发展
论文摘要: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一些研究者对柏拉图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阐释值得商榷。有些学者认为，柏拉图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奠定在比较科学的哲学基础之上，价值取向上是为社会服务的。简单地把和柏拉图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等同起来。其实二者在其理论出发点、内涵及实现途径上具有显著差异，不能简单等同。
和柏拉图都是西方哲学史上的思想巨人。探讨二者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差异，不仅有助于厘清柏拉图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积极因素和理论局限，而且对准确理解和坚持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推进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理论出发点差异的辨析
(一)的理论出发点:现实的个人
在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抽象人本主义的过程中，把目光从神秘的绝对观念、抽象的理性投向感性的现实世界、现实的个人。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于幻想中的与世隔绝的、离群索居状态下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因为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WWW.0519news.cOM”观察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个人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是人的异化。揭示的异化是指劳动异化。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人的异化规定为四个方面:一是劳动者的劳动同他的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创造的产品越多，越加强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控制和奴役。“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二是劳动者同他的劳动过程相异化。在看来，人们在自由的劳动过程中应该感到愉悦和快乐，可在资本的强制下，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一旦强制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三是劳动与它的类本质相异化。认为劳动是人的类本质，本应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是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四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工人之所以不能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在劳动过程中不能感到愉悦，这是人们在生产关系中不公平的地位决定的，是前三个规定的逻辑结论。
在《资本论》中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支撑，了由于资本家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垄断，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表现为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的过程统一。资本主义再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剥削和奴役关系的再生产。他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具体人—工人劳动者的悲惨境遇及其异化的全面性、历史性。资本本是人的产物，却取得支配一切，决定人的命运的无穷力量;人原本是历史的主体，却葡甸在商品、资本的绝对权威之下，成为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奴隶和工具。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深刻对抗性矛盾贯穿于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的一切方面和全过程。扬弃异化，摆脱奴役，不仅源于强大的道义力量，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逻辑。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奴役制度的历史必然性。而主义又是和人的全面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在《党宣言》中进一步强调:在主义的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怎样摆脱资本对现实人的野蛮奴役，扬弃异化，实现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主义全部理论，也是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正是从资本主义现实个人的生存境遇出发，通过对现存社会有机体内在矛盾的精辟剖析，探寻到消除工人苦难境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及其现实路径。可见，现实的、感性的个人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
(二)柏拉图的理论出发点:抽象的理念
柏拉图的教育观也蕴含着丰富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他肯定智者学派的“三艺”(文法、修辞和逻辑)，完善了“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且重视体育训练，促进公民德、智、体、美的全面提升与和谐。柏拉图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无疑具有很多可资借鉴的合理内核。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他的理论出发点不是现实的、感性的个人，而是神秘的、先验的客观精神实体—理念。在柏拉图看来，理念先于个别的可感事物而存在，是万物的本原和模型，个别事物是理念的摹本和影子。他认为善的理念是最高的理念，是理想国的最高价值目标。柏拉图认为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之上国家分层统治就是善的理念表现形式。他主张理想国的公民应分成三部分:卫国者、士兵和普通人。这三个等级体现了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理性、和欲望。与此相应需培养三种德行:智慧、勇敢和节制。柏拉图认为，应由哲学家管理政务，军人保卫国家，普通人从事生产活动。这三个等级在国家里面做各自的事而不互相干扰的时候，一个国家便成为正义的国家。要建立理想国，实现善的最高理念，关键在富有哲学素养的统治精英。而统治精英不是“自发地产生的”，必须由“有意识地培养造就。”由此柏拉图提出人才培养应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根据公民的等级和察赋进行分层培养，以实现理想国的社会蓝图。柏拉图的核心教育价值理念不是自由和个性，而是集体和秩序。为此柏拉图主张儿童的游戏规则和运动方式应长期保持不变，确保理想国的和谐与稳定。“如果游戏时常被破坏，时常有新的变化，不管在体态或服装方面，年轻人不觉得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可是凡对什么东西的款式、颜色等能创造出新奇的是被人尊敬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老实地说，一个国家里最大的危机莫过于此;因为凡是改变游戏的实在是暗中改变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厌旧喜新。”不难看出，柏拉图的人才培养思想着眼于理想国的目标，而理想国的制度安排又是善的理念的外在化和具体化，这种善的理念不是历史的、具体的，而是先验的、抽象的。人的价值，人的本质力量不在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变革，而是对先验理念的洞察和感悟。可见，柏拉图的出发点不是现实的个人，而是抽象的理念。其教育思想虽有人的全面发展的合理成分，但核心价值目标是要实现由抽象理念支配下的理想国的等级理想，以牺牲公民的个性自由来换取等级制度的秩序和稳定，彰显了强烈的社会本位主义伦理指向，与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个性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二、内涵差异的辨析
(一)从主体的全面性视角来考察
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指每个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社会应该提供这样的条件，使“每个有拉斐尔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地发展的可能。”从主体的视角看，全面发展的“人”不是少数统治精英，而是指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发展权不为统治精英垄断，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人的全面发展不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发展来换取另一部分人的发展。所有公民都平等享有社会提供的发展条件，全方位进行改造外部世界的创造性活动，全面开展社会交往，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素质和能力，实现自己的自由个性和内在潜力。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任何一个人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它一切人的发展。“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得不到解放。”还描绘了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动人情景，充分体现了主体的全面性和发展内容的丰富性。“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们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
柏拉图关于主体发展的全面性主要限于知识精英内部。他的人才培养思想以其理想国的分层等级制度为依归。在初等教育阶段，除奴隶以外的所有公民都接受体育、音乐、道德等基本教育，主体尚有一定程度的全面性;但在较高的教育阶段，第三等级的劳动者失去了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权利 (个人享赋特别优秀的除外)。这一阶段的教育范围比较广泛，主要通过数学、天文学、谐音学和辩证法训练，超越感性思维的局限性，提升抽象思维能力，这对完善人的心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人的发展主体仅限于少数知识精英。柏拉图认为只有精通辩证法的哲学家，才能把握善的理念，掌握高深的知识和智慧。而绝大部分第三等级的体力劳动者只有最低感情的灵魂，不具掌握高深知识的能力和可能，也没有进一步接受高层次教育的权利。“人们按其能力说，是完全不同的。有一些人是为统治而诞生的，另一些人是为辅助统治而诞生的，至于其它的一些人则是为种地和做工而诞生的。”柏拉图把人的能力差别凝固化、绝对化，把较高层面的个人发展权仅限于少数知识精英，这与强调的让每个人共享发展权的思想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二)从范围的全面性视角来考察
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人的活动、需要和能力的全面发展;二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社会交往的普遍性和人对社会关系的全面占有与共同控制;三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和个性的自由发展。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丰富实践中，特别重视生产劳动。在他看来，生产劳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的主体性的基本依据，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性条件。人们正是通过生产劳动，改造了自然界、社会和人自身，拓展了人的发展活动空间，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尽情挥洒。生产劳动既改变外部自然，“同时改变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到自己的控制。可见，人类通过生产劳动不仅能动地改造自然界和社会关系，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的内在世界。生产劳动创造了人的类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以此为基础，认为生产劳动不是单个人的孤立活动，而是社会性的实践活动。因此，人的全面发展也包括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交往的普遍拓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摆脱狭隘的分工、地域、民族和国家的限制，建立起涵盖、经济、文化等多层次的社会联系，个人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中的个人，越来越善于利用社会交往的积极因素丰富和发展自己，全方位展示自己的巨大潜力。
柏拉图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也具有范围上的广泛性。他的基础教育主要包括体育和音乐。对于等级和享赋较高的公民，柏拉图还主张对其进行理性教育。通过数学、几何、天文、哲学训练，剔除人的感望对灵魂的诱惑和纷扰，保持心灵的纯净和理智的清醒。 柏拉图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范围虽然比较广泛，但未把物质生产劳动纳入其中，这是他对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理解的重大偏差。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柏拉图对人的本质的唯心主义理解。他没有把人理解为现实的、感性的个人，没有理解正是物质生产活动创造了人的本质。柏拉图把神秘的理念作为最高的本原性存在。在他看来，人的本质不是现实的生产实践决定的，而是抽象的理念决定的。柏拉图把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视为低贱的、非本质活动，而把脱离生产实践的抽象思维活动误认为是人的本质活动，由此认为普通劳动者的物质生产必将导致人的物欲膨胀，美德的沦丧，理性精神的没落，不利于理智与理念世界的接近。柏拉图没有把物质生产活动和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而试图通过脱离生产实践的纯粹理性训练，摆脱感望和经验对理念世界的诱惑，达到对永恒理念的本质把握，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由于柏拉图没有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劳动实践的产物，理解为社会关系的存在，因而也忽视社会交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大影响。他反对社会不同阶层的合理流动，主张把在一定历史下产生的社会分工凝固化、永恒化。不同等级的人应该各司其职，不可随便转换。否则就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柏拉图认为“这三类人如果易位而处，相互对调，一定会使国家受到最大的损害，也可以说是对国家做了最大的坏事。”由于脱离了生产实践，脱离了与其它社会阶层进行广泛的社会交往，割裂生产劳动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统一，即使是他寄予了厚望的知识精英群体，自身的发展也不能不受到狭隘交往关系的严重制约。因而带有明显的狭隘性和局限性。
三、实现途径的差异辨析
(一):联系社会发展探讨人的全面发展
在看来，人的全面发展既要通过教育自身提升人的素质和能力，又要通过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必要条件。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人具有能动的主体精神，通过自身的创造性活动，改造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人又是一定环境和社会关系的产物，任何人的历史创造活动都不能不受一定的现实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制约。“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伴随着社会进步的时代浪潮，人的全面发展呈现为不断演进的三大历史阶段:人的依赖性、人的性以及人的自由个性。高度重视生产力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他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生产力是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它不仅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为人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生产力的发展本身也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增强的显著标志。人们正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使自然成为人化自然，从而烙下了人的本质力量的深深印记。当把工业发展作为生产力进步的时代标志来理解时，他积极肯定了工业发展与人的发展，即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致性。赞扬工业是一本打开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书。由此可见，高度肯定生产力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
把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又一重大举措。在看来，发展生产力的确是人的发展强大推进器。但并不意味着生产力的任何发展会自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只有生产力的发展和公平、合理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尤其是在旧的社会分工、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奴役人的上层建筑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并不同步而行，相反，正是通过牺牲人的发展来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基于此，强调必须变革奴役人、摧残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正如在《党宣言》里指出:“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
(二)柏拉图:从教育内部探讨人的全面发展
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问题上，柏拉图也不乏真知灼见。他看到了直接生产过程感性经验的局限性，认识到必须经过抽象思维，透过现象才能达到对事物本质的理解。柏拉图反复强调数学、天文学、辩证法对提升人的抽象思维能力的重要作用。这些精辟思想直到今天依然富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但柏拉图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没有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单纯从教育内部思考人的发展的具体途径，这与他的先验本体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柏拉图看来，理念的世界是本质的世界，感性的世界是虚幻的世界。人既是理念世界的产物，又是感性世界的产物。人的本质不是基于劳动创造，不是基于社会实践，而是源于对先验理念的把握。柏拉图认为把握理念的过程就是认识事物本质的过程，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展示的过程。他认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在把握理念，而把握理念的根本途径就是脱离感性经验的理性思维训练。因为在柏拉图看来，感性经验并非是通往理性认识的基础和桥梁，而是屏障和阻碍。他坚信灵魂在人出生前就已存在，且拥有先验的知识。学习就是对先验知识的回忆。但这种再认识不是靠感性经验，而是靠理性思维训练。“人应当通过理性，把纷繁杂陈的感官知觉集纳成一个统一体，从而认识理念。这就是一种回忆，回忆到我们的灵魂随着神灵游离时所见到的一切;那时它远瞩，超出我们误以为真实的东西，抬头望见了那真正的本体。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只有哲学家的心灵长着翅膀，因为他时时刻刻尽可能地通过回忆与那些使神成为神的东西保持联系。”不难看出，柏拉图把认识归结为对先验理念的回忆，他忽视感觉经验对认识活动的基础性作用，没有看到人的知识和能力最终来源于社会实践，特别是人类最基本的生产实践。而生产实践的静态表现就是生产力。柏拉图没有联系生产力来探讨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也忽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人的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片面夸大理性思维的作用，把脱离生产实践的理性教育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理论上的局限性。尽管如此，柏拉图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仍有很多富有启发意义的合理内核。如初期教育阶段一定程度的公共教育思想，男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的思想，音乐、体育结合的身心和谐教育思想以及深刻的辩证法思想等，对于当下中国的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文关键词:天地情怀 人际牵依 实践理性 血缘重视 独尊儒术
论文摘要:在诸子争鸣时期，孺家文化能够从百家学说中脱颖而出，成为时至今天仍影响着中国人生存姿态的学说，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它的很多观点都与中国的农业主导因素相吻合。孺家文化所表现的天地情怀、人际牵绊以及血缘重视，都可以解释其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意识的内在因素。而汉代的罢触百家、独羊孺术政策，更把孺家发展从外部因素层面推向了人为的高峰。
对于中国人来说，儒家文化其实已经不是一种在争鸣中发展的哲学理论形态，它更应该是整个华夏民族的一种生存态度和方式，是在岁月在蒋中积淀下来的祖辈记忆和原始认识。当然，这个“原始”并非指人类发生之初由劳动经验累积所叠起的对整个宇宙世界的认识，而是指由黄河流水冲刷出来的中华民族在社会人际生活中凝聚的智慧体悟。千载百世的华夏文明，在儒家文化的引领下无意识地踏步着自己的征程轨迹，走着一条集体选择的道路。
在二千五百年前，一个身影走人了这古老的文明国度，影影绰绰之间，他餐风露宿，奔走六国宣扬自己的主张，却尝尽世间的冷淡凄苦，最后郁郁而终。那时的他怎么也想不到，在其身后的千年中华文明，将在他那瘦弱的身影中得到无限扩大延长，儒家哲思之门，将由他这里旬然中开，直到现在……
割据混战、戈戟亮影的春秋战国时期，沙场以堆积的白骨无情地演绎了所谓胜者为王的社会逻辑，另一方面，中华思想史上又惊喜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唯美思想局面。WWw.0519news.Com战争的延续成为文明融合的一种激烈方式，在这纷乱的时期，君主们对一种能够支撑自己国家走向千秋万世的理论主张的强烈期盼促使当时文人幕客们的思维有了深刻性与广阔性的高度提升。作为“百家”中的一家，当时的儒学其实屡屡遭遇到挫败尴尬，孔子一句:“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让千年以后的我们仍感到那股揪心的苦闷疼痛。但后来儒学又何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主流意识的呢?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片面的逻辑推理问题，从深层次而言，它是由我们民族的心理特征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态来决定的。
中国是一个农业主导型国家，对天地的依赖使中华民族在传统社会意识中天然就存在着一种对生命和宇宙的尊重情感。正如《周易》中所倡导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强烈的生命意识在古人的言辞行止中已经得到最突出的显现。对于他们而言，天与地是自我生存的基点，尊天敬地，厚爱万物的思想已经在他们的内心形成简素雏形，或者说其实是一种潜在的心态。千世百辈的中国人依靠着黄土地延续 自己的家族历程，天地对于他们而言与其说是生存的依靠，还不如说是心灵的依归。在日复一日早盼朝雨、涝望炎日的岁月中.他们内心对天地万物、宇宙生态有着一种海洋文明所不及的亲和感。他们知道这自然生命是与自己并有的存在，也是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命因素，这样，一种兼有“敬”与“爱”的情感就萦绕在中国人与天地生命之间。笔者把这称为一种“天地情怀”。正是这种崇生爱物的原始意识，给儒家学说在华夏的传播创造了足够的心理基础。儒家推祟复周礼以兴家邦，而这种对礼仪的严格执著正是在外部形式上给了人们一个表达对天地万物尊重服从的途径。各种周礼在儒学家们看来是天下顺乎行的实现方式，但人们的看法却单纯得多了。在普通人的心理意识中，他们会认为如果能够处处实行正统周礼，自己的虔诚就有了对话者，尤其是天地祖宗之礼，在这方面的意味就更浓重了。通过一整套规整的礼仪形式，人们首先得到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安顿感与充实感，他们会觉得自己对天地祖宗的敬意已经在这些仪式中得以表达与传递，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心理情感外化而得以完成的满足感。而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说，儒家所倡导的“亲亲—仁民—爱物”思想在也给了他们天地情怀以合理化的理由。他们通过儒家文化可以让自己的一些行为得到合理解释，把以前的“自然而为”变成“有的放矢”，所有的盲目都找到理性化的途径。儒家的礼乐文化，在某程度上说其实就是生命的规整化、秩序化，也是情感的条理化。儒家在中国人的天地情怀处理上，并不像道家那样走向泛神化的道路，而是把一切收归理性，化作日常。
其次，儒家思想中强调对人的尊重和仁爱，讲究人际关系中的牵连与依靠，这也恰合了黄色文明圈重视人的社会性的思想特征。在原始农业文明中，人与天地力量的悬殊使当时的人们在长久的劳动中懂得以协作改变自身的弱小。这种群化心理在黄色生态中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意识，世代延流而不断强化。所以在农耕的中国社会里，“人”代表的不是一个个单纯的个体，而是“群”，或人群，或族群，总之是以人的社会性连系起来的关系链条。而所有的一切，关乎生存的，关乎思考的，关乎文化的，都是在这链条延伸的基础土进行的。孔子讲“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说“仁者爱人”，所有的这些可以说都是在理论上强化人的社会链条，以“仁”的观点阐述着传统文化中对人的社会性的强调。当然，这是从群体心态角度进行的解释。而在先秦时期，儒家的这些思想又有着某种现实意义。他们“仁爱”的学说在那个纷战连年的时代，其实正代表了人们的理想与憧憬。儒家学派不但给了人们一个回归和平与仁爱天性的理由，更把他们导向儒学营造的解释氛围和理论支撑。这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可以说是一种与人们心底最深层夙愿相契合的理念，从时间与空间选取的角度而言，儒家确实占领了很大的优势。而如当时名家，虽然被现代学者认为是中国逻辑学说的开端，但在那个战火铺天盖地的时代里，又有多少人真正有闲心去兜转于那些“白马非马”或“离坚白”等的逻辑游戏呢?
第三，儒家学派的务实精神其实也是与农耕文明的中国社会有着心理上的本质性一致的。儒家的社会人生理念不是落在虚无缥缈的空想构思之上，他们导人通过一些日常最简单的、可实践的事情让其思想得到落实。正是由于这种简单与日常，使他们的提倡没有的其他学说中拒普通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感，而是把最广大的人群包揽在自己的学术构建之中，也让他们获得最泛的民众基础。可实现性，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得以高度传扬的一个很重要因素。道家所追求的个人超脱，那种脱离社会伦常而复归自然的境界，虽然与人类的天然本性有相吻之处，但毕竟对于生存在现实的人而言有着太多的“理想色彩”，特别对于以伦理情感为自身思想原点的中国人而言，这种学说很有双脚不能着地的遗憾。李泽厚先生曾经把儒家的特征概括为“实践理性”，对这点我是比较同意的。儒家文化以理性精神对日常的生活实践进行一种最为人性化的归纳，把所有的是生活都纳人到儒学思想的心理轨迹中。正是它给人们的心理压抑一个舒张的实践空间，才能是它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标志性代名词。便如《大学》开篇便道:“古之欲明明之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这样的要求大大缩短了人的当下能力与生命目标的距离，也就自然地能让人更有魄力精神去奋斗于“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了。这实际上也是儒家以人为中心的一个突出表现。它所指望的事都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祟高理想，而是能从当下做起的现世事功，这就让人在生活的琐碎间无意就能得到一种内心的慰藉，从而引导人从自我的平凡开始走向“大同”的高远。“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网陷这就是实践理性的民间智慧了。 另外，儒家对血缘的关注重视其实也是它能够成为主流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华夏文明诞生以来，中国人就一直注目于自己的血缘流脉，其在发展历程中对血缘关系的分解远不如海洋文明那么干脆，“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还是以血缘关系为纽结的农村公社”卿肠。直至今天，从关注血缘演化而来的伦理道德遵从，还在主导着我们的价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说，对血缘的珍视其实是母系社会的遗留物，也是人对自己生命源头的归属感情在引导的。儒家学说中极力提倡的忠孝之道恰恰就是中国人血缘心态的一个理性关照，在这方面，与其说孔子的学说机遇性地吻合了中国传统思维习惯，还不如说其实是他在感知中国文化后用更为理性纯粹的笔触把它们整理归纳起来，并予之以学术思想的正名，让最普通的人都能对这些主张产生共鸣感与认同感，以更为亲和的姿态走进中国社会生活。就如濡家所提倡的“兄友弟恭”“父慈子孝”，或者在礼法上的“三年之丧”等等，其实抓住的也是血缘伦理这一条。但他们把中国人对血缘的天性珍视或演化为礼仪传统，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或引导为价值观念，使之成为人们思考问题衡量判断的一部分。也就是在这个方向上，儒家文化成功地把握了中华民族的原始心态，而把这种思想与其倡导的礼乐传统有机结合起来。
当然，儒学尊贵地位的确立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汉武帝高扬董仲舒“罢翻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并把它落实到自己的政策中。汉初，由于刚统一的国家经历多年战乱的煎熬，百废待兴，于是，汉朝廷提出以“黄老之道”为理念，通过“无为而治”的政策方针与民休息。在汉武帝执政以后，国家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他发现这种宽松的手段其实暗伏险线，朝廷组织的涣散与权力不平衡，很容易导致整个架构的崩溃。对于统治阶层而言，只有严整的社会等级划分才能确保安定和权利稳固，才能使保证官员百姓各安其位而不会重演无数“民反”、的历史剧幕。这时候，董仲舒的适时出现解决的汉武帝的优心。他“以‘罢易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正致力于对汉初的‘无为而治’进行‘更化’、以使集权获得强化的汉武帝的赏识。‘于是，儒家的“中庸”“仁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主张就成为了对人们宣扬等级理念的最佳的。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当时朝廷对儒家经典的官方诊释都是具有很强烈的偏向性的，他们会因循自己的统治意图目标去制定“注经”的言语及指导方向。但无论当时所倡导的“儒学”有多少歪曲成分，被董仲舒予以多少神学化色彩，毕竟，儒家文化已经从百家中脱颖而出而被赋予“独尊’，的光环。这在儒学的传播上可以说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而对于汉武帝而言，“罢黝百家”的重要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独尊儒术”，这只是手段，其根本目的就是用另一种方式继续延伸秦皇、李斯们的道路，说到底就是为了统一思想。把社会意识单一化处理而便于通过操纵社会价值观而落实控制。在这个目的导向下，罢翻百家的行动必然采取强有力的政令措施严格执行。于是，儒学的“独尊”便有了一个“最好的时代”，当然，这也可能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因为儒家思想的大量扭曲，沦为统治的工具，被标签为升官进爵之学，便是在这个时代开始的。冯友兰先生所说的“自此以后，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而儒学又须为上所定之儒学。于是‘天下英雄，尽人般中’;春秋以后，言论思想极端自由之空气于是亡矣。”哪便是抒发这种感叹了。
在中华文化史上，对儒家学说一直褒贬不一。但谁也不可以否认，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有人说，“如果把西方的文化视为‘智性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则可以称之为‘德性文化’。”~事实上，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中国文化在自我发展中一直刻意冲淡了逻辑理性带来的数字化哲学，而是更注重个体的感觉体悟以及自己文化群落中形成的思维模式和评价标准，也就是所谓的道德指导规范。而明显地，在这种“德性文化”中儒家文化的引导又占有很重成分，它以代代延续的生命历程滋养着中华伦理文明，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主流意识渊蔽。
〔论文关键词」形而上学 终极知识 生存境界 类生命 历史性
[论文摘要]在传统形而上学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形而上学的合法性问题既是现代学术界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解决现代人价值迷失的中心课题。文章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力图从“生存境界”的角度来挽救“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在揭示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的基础上，区分了形而上学的理想和形而上学的理论。形而上学的现实的合法性在于人的类生命和历史性，形而上学的鲜活的生命在于人类价值的寻求和生存境界的名显。
在当今科学主义盛行、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形而上学由于理论和现实的原因，普遍地遭到了人们的否弃，甚至导致了“什么都可以”的无主义和人类精神迷失的虚无主义后果。那么在传统形而上学陷入危机的背景下，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内核何在?
一、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
形而上学的合法性遭到了现代哲学家的质疑，同一性逻辑的死亡哲学到底是怎么回事?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是如何产生的呢?要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首先明确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特点。
从古希腊特别是巴门尼德以来直到黑格尔的传统形而上学历史的突出特点是透过现象寻找现象背后超经验的本质，并以此作为理论的最后归宿，即以终极知识来建立形而上学体系，其中包含两个方面:寻根的思维和理论思维的实体本体论的深度模式。www.0519news.Com
首先，传统形而上学是一个充满了隐喻和逻辑的战场。“阿基米德点”是世世代代人的共同追求。黑格尔说得好，整个哲学史就是一个堆积着累累白骨的厮杀的战场。形而上学就是不断地寻根，破旧立新。在不断的摧毁与重建中，传统形而上学都预设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古代朴素实在论直接断言存在的客观性，思维围绕存在转。而近代认识论转向以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经过了理论的反思。存在是思维意识了的存在，存在围绕思维旋转。简言之，虽然传统形而上学家各有其自身的形而上学出发点—“阿基米德点”，但就总体说来，他们拥有共同的逻辑前提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其次，传统形而上学区分了两个世界:意见世界和真理世界。意见世界是一个流变易逝的非真理世界，而真理世界是一个光明的、永恒的超感性世界。在二重世界的对立中，传统形而上学划分了深度模式的等级。前者是低等级的，后者是高等级的。传统形而上学的目的就是要透过人生活于其中的感性的世界，去探求超感性的世界，使人与真理完全合一。超感性的理念世界是理论的关注焦点，从而传统形而上学昭示出三个基本原则:逻辑高于生存实践，静观高于行动的原则;追求终极实在的绝对主义原则;非历史性原则。
总之，传统形而上学以“阿基米德点”的更新显示其积极进步的一面，但是理论的生命在先验逻辑演绎体系中，最终被终极实在所窒息。终极实在或实体是真理，人要甸旬于它的脚下，以求获得真理性的认识。
理清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特点后，下面本文将具体地其理论困难: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和现实生命的抽象和。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同一压制差异，消融了差异。古代哲学寻求世界的始基，到巴门尼德进一步抽象化为存在。“古代哲学继承了神话的整体概念;但有所不同的是，它在抽象的水平上把万物归‘一’。”到近代唯心论哲学，或者说认识论转向以来，同一和差异的关系在思维逻辑的平台上得到反思。总之，差异是被同一了的差异，是在同一主控下的差异，“差异”成了一个异于自己的变种。
第二，以非历史性的实体解释历史性的存在者，这是一种理论的独断。实体是一、自因者。非时间的实体是它物存在或不存在的原因，其中必然包含一个理论的鸿沟。而这个鸿沟正是由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原则决定的:同一优先于差异，静观的理论高于生存活动。差异、生存活动都是流变的，只能带来意见的知识，而真正的真理性认识是稳定的、自明的。真理主导意见，由此，实体是主动的解释者，而历史性的现实的存在者则是被解释者。历史性的存在者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实体的怀抱，才能永享真善之福。
第三，传统形而上学塑造了一个理性主义的英雄，他或她能以自己的理性傲视宇宙，找出宇宙的最后奥秘。然而正如近代哲学所说，脱离人的思维的存在，对人来说也是虚无，是“存在着的无”。因此，应该承认理性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人的生存结构不仅仅包括思维逻辑，也包括非理性的情感、生命体验。而后者正是传统形而上学所忽视的地方，或者说被消融在了理性的独断之中。
总之，传统形而上学抽象和了人的现实的生命和历史的活动。生活仅仅成了理论生活，唯有过理论生活的人才拥有认识和行动上的特权，由此可能会带来权力的。
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是由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信念—寻求动变的万物现象背后的不变的本质和它的理论原则所决定的。具体来看，有三点是必须提到的:
第一，传统形而上学的鲜明特征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它以概念范畴追问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在无穷后退中，逻辑地推演出了实体和绝对。这是一种知识还原论的方法。理性狂妄地想构造出整个世界的原理体系，然而在这个原理体系之外，还有另一个活生生的世界被沉思的理论家所遗忘了。
第二，传统形而上学采用的是主客二元对立的知性的思维模式。首先，人把存在当作一个对象，理论地沉思对象，并用概念的知性的方式去把握存在。这样只可能达到对具体存在者的认知，而不可以把握无限之存在。“斯宾诺莎和黑格尔都曾说过，规定即否定，这就意味着概念范畴既有其规定性的一面同时也有其限制性的一面，因而不可能表达无限的对象。”其次，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还存在一个致命的难题。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不存在无理论的观察，一切静观都是被理论、前见或偏见所污染了的。主体就是这样一个带着前见、有死的存在者，不存在如实反映客观实在的人心之镜。所以客体的存在是无法为主体所确证的。没有人可以跳出主体的领域去把握自在的存在者。这个思想可以追溯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现象和物自体的区分上。康德认为人只能以先天的范畴综合感性材料形成关于现象的认识，而不能达到关于物自体本身的认识。
第三，时间性被排斥在真理世界之外。真理世界是永恒的现成的存在，而现实的世界则由于时光的茬再不断发生变迁。由此一方面真理世界狂暴地统治着现实世界，另一方面现实世界的变迁却与真理无关，进而不能带动理论的思索与时俱进。
总之，传统形而上学以主客二元对立的方式线性地追溯世界的最终本质即终极知识，这种理论的方式是追问有限物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它不适合形而上学追问无限，寻求安身立命之本的需求。传统形而上学时间性机制的排除导致了理论的封闭性和僵死性，不符合人和世界的活生生的特点。
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特点和理论困境导致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猛烈抨击，后现代主义的矛头直指实体形而上学，称之为同一j吐的死亡哲学等。在欧美哲学中最典型的是维也纳学派，他们以经验证实的原则拒斥形而上学，认为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假命题，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而欧洲大陆哲学或者揭露传统形而上学的无根性和虚无性(以尼采为代表)或者从解释学出发，强调人的有限性和历史性，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绝对意识。当代的后现代主义者则以更激进的态度摧毁一切深度模式，反对基础主义，反对中心主义，导致一种流浪者的思维;哲学无家可归，然而又四处为家，世界的图景从深度化急转为表层化和平面化。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极端的深渊给思想以猛烈的震撼，但是生活之树需要在张力中保持微妙的平衡。
二、形而上学的转型和新形态的寻求
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还原论的思维道路已经集中到了它的极端。从传统形而上学理论中挽救形而上学的理想和生命是现当代哲学家的任务。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发生了转型，新形态的形而上学出现了。他们抛弃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的原理体系，回归到现实的生活和人的现实的存在，批判地继承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想，即人的价值追求和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寓居之处的寻求。
现代的形而上学思想家从埋头于知识的审视中抬起头来，开始环顾丰富多彩的世界和人生。人的生存不再是从终极实体中找到根源和理由，而是历史生成的显现。从总体上说来，形而上学的巨大转变体现在从对象性思维到非对象性思维，从非历史性思维到历史性思维。具体体现在:
第一，人的参与方式上，从外观、内省到生活。逻辑的力量不是万能的。“对逻辑的怀疑起于对那种思想的知识，这种思想在存在之真理的经验中找到其源泉，而并非在对存在者之对象性的考察中找到其源泉。”人不再仅仅是一个静观者，人就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就构成了人的本质。说过;“人是什么”就在于人生产什么和人怎样进行生产活动。尼采从权力意志的涌动和充盈来解释人和世界的关系。海德格尔则从人的生存方式上划分出了本真的人的存在和非本真的人的存在。
第二，理论内容上，从抽象思辨到非理性。人不再是抽象为干瘪的理性的人的形象，人是有血有肉的带有欲望、情感的非理性的人。由此，形而上学的理论从人来看就不是一个僵死的体系，而是充满了活力、流动的丰富多彩的世界。逻辑的力量是有限的，直观和非理性的本能也被引人到哲学中来。“理性及其表象只不过是思想的一种方式，而且它决不是由自身来规定的，而是由那个已经令思想按理性方式进行思考的东西来规定的。”
第三，理论的旨趣上，从知识论到生存实践。形而上学不再是寻求关于世界的终极的知识，而是对人的现实的历史的生命和生活的研究。“思的任务就应该是:放弃以往的思想，而去规定思的事情。”人在历史的和现实的生存实践中开拓出一个世界，塑造出人自身的形象，建构起人和世界互动的桥梁。在这种世界和人的互动、人和人的关系中彰显人的生存境界!
第四，生命境界上，从无根基的玄远到有根基的高远。传统形而上学给人提供的是一个玄远的意义世界，这个世界是脱离尘世，脱离人的世俗生活的。理性狂妄地构造出了一个超验世界，这个超感性的世界就像空中楼阁一样美丽，然而虚幻。而现代的形而上学思想则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立足于大地，建立起朝向天空的大厦。形而上学以现实的生活为根基。
总之，人就是活动于社会历史之中的，人不是像传统形而上学那样不食人间烟火、不理世事变迁的孑然自存者。人更原始的存在是在人的生存活动中与世界融合为一的存在，人创造了世界，世界也创造了人。人不再是以对象化的思维方式探究世界。历史的思维和非对象化的理论态度是开启别样的生命境界的钥匙。
在形而上学理想的现实涌动和生存境界的历史性彰显中，西方形而上学发生了如上的总体的转变，那么新的形态又有哪些呢?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尼采对传统形而上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尼采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虚无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人丧失了进取心。这是一种奴隶道德。尼采的形而上学是权力意志张扬的主人道德。权力意志肯定人的生命，肯定人生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我决断性。人的生命是一个冲力和创造力，是不断自我表现、自我创造和自我扩张的过程。权力意志作为求强力、求生成的意志是人的内在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它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权力意志并不处于现实的人的存在之外，它与现实的人的存在不是的。另外，权力意志不是一种终极的实体，而是不断的运动、变化和生成的过程。可以说，尼采更多的是继承了赫拉克利特的生成的思想。尼采彰显的生命境界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进取的生命的强力状态。 其次，海德格尔称尼采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然而他又被德里达认为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如果说尼采的主要功绩是揭示传统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那么海德格尔的功绩则是从破坏转向建立。海德格尔揭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无根性在于存在的被遗忘。海德格尔从存在者的研究转向对存在的探讨。此在是能追问存在的存在者。由此以此在的生存状态的切人对存在的展开。存在不是人以概念逻辑的方式去把握的东西，否则存在就成了存在者。存在是此在以先于逻辑的生存去领悟的存在。
最后，还要提到的是。哲学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困境。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如下:第一，理论前提不同。传统形而上学以思维和存在的非历史的同一性为逻辑前提，或立足于存在，或立足于思维。而以人的历史性的活动为前提，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第二，基本理论原则不同。传统形而上学采用的是逻辑高于生存实践，静观高于行动的绝对主义原则。而则主张历史的生成的原则。第三，思维方式不同。传统形而上学是主客二元对立的对象性思维方式，而则主张主客融合为一优先的前逻辑的非对象性思维，主张实践的历史的生成。第四，形而上学的理想不同。传统哲学诉诸于在场的实体，即把握世界总体的知识。而则诉诸现实的生存实践以达到自由和解放的欲求。
当然，新的形态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还现实的生活一个本来的面目，没有僵化，一切都是活生生的。人的世界是一个多维的丰富的世界。理性之维并没有遭到排斥，而只是得到了其应有的限度。
三、形而上学的沉沦与回归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必然在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与时俱进。形而上学的沉沦与回归，一方面显示了形而上学—人的安身立命之本—的巨大魅力;另一方面显示了形而上学的历史是一个不断遭到否定又不断重建的历史。那么，形而上学在现代社会遭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形而上学的合理内核是什么?当今形而上学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性状态之中呢?
与传统社会结构的同质性不同，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化的、异质的社会。其中变化的本质是支撑人的生命活动开展的经济的飞速和变革性的发展。市场经济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是全方位的变革。人的生存从“人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转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性”。一方面，它打破了行力的一统天下，导致了、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的分化。再也没有规范各个领域的“集体意识”，各个领域都有自身的规则和目标。另一方面，私人领域也从的专制中解放出来，倡导个性自由、和解放。以往的公共领域中分化出私人领域，它们各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公共领域不再具有道德权威的神圣地位。也无法给人以价值上的劝慰，而只能给人以最低限度的保证—保证基本的不受侵犯。而私人领域则出现了诸神之争，没有客观统一的标准，一切都是私人的自决。马克斯·韦伯从社会学的视野探讨了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的处境。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理性化的社会，价值理性被挤占了空间，工具理性占主导地位。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祛魅的世界，造就的是价值的多元论。
分化的社会，价值的贬值，在世俗化的社会土壤里再也不可能结出同一性的实体论形而上学的果实。传统形而上学必然受到价值多元论的冲击。传统形而上学的生命在理论的困境和现实的生活面前顿显苍白无力。
现代社会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梦想，那么我们所坚守的形而上学存在的合法性是否也会遭到人们的拒斥呢?形而上学作为人之为人的美好理想和追求，是人的安居之所，这是不容抹煞的。“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理想犹如指路明灯，没有它，人就会焦躁、空虚、在烦中逃遁自身。形而上学的理想又是与理论的建构不可分割的。要重建形而上学，关键的问题是发掘形而上学的核心。正是由于核心的异化和曲解，导致了整个形而上学的理路和致思的困境。
形而上学的合理内核就在于人的自为的生命本性即人的类本质。“形而上学属于‘人的本性’。形而上学既不是学院哲学的一门专业，也不是任意的异想天开的一个领域。形而上学是此在中的一种基本发生。”形而上学是人的本性的理论表达。形而上学超越直观经验，超越当下个别现存，寻求无限，这从根本处着眼是与人的超越的本性分不开的。人的本性是自为的类生命。首先，人的意识可以把自己的类当作对象和本质来看待。人是自身活动的主体，人是自由的存在者。其次，人可以把任何类当作自己的对象来对待，在这个过程中自由地形成对象“为我的关系”。人在与对象的普遍关系中确立自己为一个普遍的、自由的存在者。再次，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人也是一个具有超越性的类存在者。人的本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创造性的活动中，对象向人生成，人也确证了自己的真实存在。人是超越性的而不是僵固的、现实的而不是现存的存在者。人总是不满于现状，总要试图超越现状。人的生活不是现存，而是创造性地改变现存以获得现实的生命存在。自然环境是动物的环境，人的环境只处于自己的创造性活动中。在对象化活动中，现实的人得以产生和确证自己。这样，现存的人就是一个未完成的人，而人的现实只存在于人的创造性活动之中。这正体现了超越现存，超越感性的形而上学的本性。
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正是因为扭曲了人的历史的生成的本质所造成的。它所理解的人是一个理性的人，是逻辑建构的纯粹的人。传统形而上学用逻辑的范畴、概念去把握世界时，必然导致一种凝固的知性化倾向。一方面，人用理性去把握整个世界的本质，寻求人与世界的关系，世界的本质是超验的，而理性只是通过逻辑思维对感觉经验进行整理，这样我们只可得到关于现象的认知;另一方面，人的本性是活生生的丰富的存在。仅仅用概念逻辑去整理杂多就会脱离开人的现实，导致一种抽象的必然性的理解。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正确地理解人的本质和人的生活。人是先于任何规定的、先于本质的、前逻辑的活生生的人，人是开放的、历史生成的、现实的存在。这就是形而上学的合理内核。对现实的人的任何曲解或极端的理解都必然导致形而上学理路的困窘。只有更深地回到人之为人中来，形而上学才能从沉沦中扭转过来。
形而上学已经历经了一次沉沦与回归的历史，然而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形而上学又昭示了一次更深的沉沦，而新的回归却还缺乏声势。后现代主义在激烈地反叛传统形而上学实体论的模式的基础上，倒向了另一个偏激的路向。没有同一，没有基础，没有中心，主张差异和多元。毫无疑问，这与现代社会的变迁是有着必然的联系的。更深处，这是与对人的理解息息相关的。
形而上学终结了，现在是“后形而上学”时代。“后”即反形而上学，它基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认为不再存在统合二者的先验的秩序。后现代主义在打倒一切偶像的基础上，高呼“人也死了”。不再有作为整体意义的人，人被各个领域分割了，人成了碎片的集合。没有基础性的奠基，人茫然失所，人忙于各种事务，却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是一个价值真空、各行其是的时代。在针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上，后现代主义无疑是激进的。但是，后现代主义在去中心化中也存在理论的悖论。批判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存在批判的根据。那么后现代主义批判同一性形而上学的根据何在呢?
从传统实体论的形而上学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昭示了，我们寻求确定性却导致了僵死性，我们寻求对僵死性的克服，却又导致一个更大的深渊。西方传统哲学把周围世界世界化，即创造了一个与人的现实世界相隔绝的玄远的彼岸世界。当代哲学家把彼岸世界拉回现实世界的努力中，往往导致了一个相反的倾向，即把世界周围化，世界被表层化、平面化了。形而上学从深度模式急转为了平面模式。可以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都是二维的、呆板的。也许是人所拥有的工具使然。思想和语言是有使用限度的。所以人只能在一定的界限范围内揭示世界、宇宙和人生。然而历史地来看，形而上学本于对世界和人生的显现，在惊异中永葆活力地发展下去正是形而上学不竭的活力。所以，就时代精华的哲学来说，形而上学就是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历史显现。
论文关健词:理性主义 生存境界 危机 敬畏 栖居
论文摘要:理性主义是两千年西方文明的世界观和价值现的基础，现代文明沈建基于理性主义之上。伴随着理性主义的发展和扩张，它在给现代人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危机。在此前提下，“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一种对现代文明的终结实际上也扰是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和终结。本文试就理性主义在自身发展中对人类生存的根墓以及人类生活的神圣向度的遮蔽进行，以开启出它与当代人的生存危机的关系和此问题得以解决的可能。
现代人大多相信人类是不断进步的，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强有力地支持了这一信念。当人们享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改善时，便以为人类在不断进步。诚然，已经过去的20世纪可以看作是科学空前地介入人类事务的时代。我们为应接不暇的科学成果欢欣鼓舞，因为它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的物质需求，为人类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生存的空间。但另一方面，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动态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人类文明的发展正表现为失控的、盲目的发展。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恰当使用和滥用，给自身生存带来了种种危机，引发了危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更危险的是，人类自己丧失了生活的意义。人类存在的本真状态被遮蔽了，人类在改变物的存在之前，已经先改变了自己。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其根本原因是技术理性得以存在的基础—西方传统理性主义所带来的后果，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是理性一时误导的结果，那么生存危机在当代的到来是科学技术这一现代理性直接导致的必然的结果。WWw.0519news.coM这种后果也必然伴随着对理性主义自身的否定，伴随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的张扬，遮蔽了人的生活的神圣向度。在此意义上讲，“上帝死了以后人也死了”正道出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命运。
在这里，我们必须先对西方理性主义的自身发展有所开启，才能谈得上理性主义的命运问题。理性是属人的，理性主义自诞生之日就具有人本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本质。苏格拉底之所以被雅典法庭以不敬神的罪名处以死刑，是因为他的理性主义所具有的人本主义价值倾向直接与当时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冲突。但是理性主义在古代还没能充分自觉到理念或本体的实质性内涵，只有到现代才逐渐彰显出它的人本主义本质，而这种彰显恰是理性主义发展的必然。
一个理论发展的任何阶段是不能脱离它其中的内在线索而单独加以考察的。古希腊理性主义始于巴门尼德，在他看来，关于存在的哲学探索必须要符合逻辑确定性原则。巴门尼德从逻辑确定性原则出发寻求不同于自然的另一种实在，感性世界不具有实在性，真正的实在只能在理智中寻找，这对理性主义本体论具有奠基意义。柏拉图正是基于自然的非实在性出发提出概念实在论(理念论)，开创了两千年的形而上学的先河。到了以神学占主导地位的中世纪，有人认为这时理性主义被中断了，事实上并非如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思维方式就保存在这种“神学”中。西方文明植根于性质不同的两种文化传统:一是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二是古希伯莱人的宗教信仰。在希伯莱人那里宗教信仰靠的是启示真理，在那里有的是先觉者，而没有所谓的神学家。如果说神学为“学”，那么已经是通过表象—概念化思维而获得的真理，此时，理性与信仰得以沟通。与其说化理性为信仰，不如说化信仰为理性。不管是安瑟伦还是托马斯，都把上帝理解为终极确定性根据或最高理念。近代理性主义则意识到，凡是人们能够清楚明白谈到的实体—自然、灵魂和上帝，不过是显现于认知经验之中的观念，因而也即是“我思”之规定。笛卡尔的“我思”也就是现代哲学要弘扬的处于主体地位的人及其理性。当然，这种思并不停留在那种个体人的“我”之“思”，当黑格尔提出“思在同一”时，这种“思”是实体的“思”，是本体意义上的思。意识是主体和客体得以显现的场所，思存的同一性也就是意识的绝对性，意识的绝对性也即是概念的绝对性。这种“绝对”，从本体的角度指的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根据，至此传统理性主义达到了它的最高境地。
值得思考的是，理性主义者过于囿于理性的、逻辑的一面，他们对本体的逻辑构造恰恰遮蔽了真正的本体。如果在希腊人那里，“自然，一词指的是存在者整体的“自我涌现’或“绽放，这样的自然乃是一切生命体的母体、主体、本体。那么在深刻自觉到了理念或本体的实质性内涵，而突现了人的主体及其理性的近现代人那里，几乎失去了对自然整体的生命直觉，一旦提及自然，所想到的乃是受必然性支配的物理学、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逐渐丧失了生命的直觉，以及对自然的疏远化。同时上帝的理念化遮蔽了教信仰的本质，自然神学的上帝的理念化，实际上遮蔽了信仰的上帝。如果说以色列人之所以信仰，主要是因为他们听到了的呼唤，才能从埃及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那么，罗马人之所以信仰耶稣，是因为他的一生及其遭遇使人们意识到了人间的苦难和悲剧的根源以及人类生活的真正的永恒的意义。教信仰根源于这些活生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以及它对个体所给予的启示，而不是抽象的理念和原理。信仰的上帝应是《圣经》中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活的上帝。同样，当思想家们要改变传统观念中的人与上帝的关系以及对人性的否定性理解来力图把传统宗教改造成理性的宗教或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时，也就是要以理性来构造出神或把理性当神来看待。康德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神学人学化、_上帝人化之路，康德之后经过费希特和谢林的本体论论证，到黑格尔那里神学和人学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耶稣的本质在于神人同一性，神学和人学的解释循环实现了上帝的人化或人的上帝化。这样，神圣和世俗、彼岸与此岸得到了和解。那么与此同时，也正如尼采所说的，我们用海绵去把那个像大海那样拥抱一切、涵盖一切的作为整体的“地平线”(真实存在者的超感性世界)给抹去了。也许，上帝真的死了，而且显然是“我们把他杀死了”。
“人起立而人于主观性中的过程使存在者成了对象，……对存在者的消除，也即把上帝杀死……”。既然如此，人便成了“世界的主人”。在理性主义的视野中自然界不过是一个客体，人才是世界的主体，理性成为至上的原则和普遍的尺度，是人为自然立法。科技革命所引发的工业革命，已将培根关于运用知识统治自然的主张和笛卡尔关于“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观念付诸实现，自然已从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转变为被征服、被控制的外在实体。在启蒙时代，人们之所以有坚定的关于文明进步的信心，是因为他们对人类理性的力量怀有完全的“信心”，他们相信凭借理性的力量可驱散遮蔽着人类精神的无知和迷信，人们从此即可获得道德和精神的改善，从而生活得更加幸福。理性的进步统领着一切进步，有了理性的进步，不仅会有技术的进步，而且会有道德和精神的进步。今天，人类知识正在市场的激励下不断创新，不断进步，但人类道德与传统社会人的道德相比较并没有进步。人类的德性已与知识分离，而这种分离就肇始于启蒙。事实上，理性本身始给不出什么终极价值的中性的东西，它既可以促使人们提高道德修养、追求神圣价值，也可以使人们陷人世俗情欲的满足之中，使自然失去神圣的价值而成为人的欲望的对象。科学技术在满足物资和精神需求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新的危险，即人口的急剧膨胀、自然资源的锐减、生态平衡的破坏、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新疾病的不断出现等。科学技术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自由和解放，反而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束缚和主宰着人类，这些都不由得人们对理性的片面执着进行反思。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的本质远比我们想象立足的更深，伸展得更厂，它远在原子弹爆发之前就已消失了物，人借助技术理性从物理学的强制中摆脱出来，却没有获得自身的完全解放，而是陷人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困境中。
人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并没有彻底被消灭，只是在其存在中变了样。在这个过程中人也变了样，而且首先是人变了样，变成了那个消除自在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者的人。人已被降为对地球的完全的统治的最可靠工具，人和物的技术关系成为了最高的无条件的存在方式，人为应付因消灭物而来的可怕的空洞感，想要在极度不安中确定其本质，就会变本加厉起劲追求事物单纯的数量和秩序。于是，高科技一高消耗一高消费一再高技术……相应的是精神上的空白和人性、物性的贫乏、无聊、酗酒、吸毒……物事先被限定于某一方面，强行其进人非自然状态，以合乎技术的需要。实际上，早在十八世纪，卢梭就意识到了科学技术是道德沦丧、社会奢侈的主要原因，甚至可以说在笛卡尔的技术逻辑刚刚产生时，和他同时代的帕斯卡尔就已经深切的感受带理性主义所隐含的危机，他认为理性是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人生的。人的心灵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如果说理性主义是种思维的形式逻辑，那么，人的心灵所关注的则是生命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别的。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的解放”运动，除了理性的解放之外还包括世俗生活的解放，人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动物，一定程度上的物质利益的追求和现实幸福的追求是合理的和无可非议的。但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又把人的生活推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人们的生活日益沉溺于无限膨胀着的物欲中，正义、人格、良知、贞操等属人的神圣的东西也日益成为追求名利的手段，权利和地位也日益成为和堕落的象征。 西方理性主义发展到现代出现了唯理智主义，这种样态把人们带进了一个误区，它是在激励着人们追求上帝的“全知全能”，激励着人们永不知足地追求物质财富，激励人们以无法触及无限的方式去追求无限。在西方文明的古希腊时期，德性与知识是不可分离的，苏格拉底有个著名的口号，“德性就是知识”。他所说的关于德性的知识相当不同于现代人所说的知识。他所说的知识不仅包括关于各种具体事物的信念，而且包括分辨事物的能力和行动的能力。亚里士多德在解释苏格拉底的思想时说，“他相信所有的德性都是知识的形式;以至于当我们知道何谓正义时，我们便立即是正义的了。”可见，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所讲的知识主要是道德知识，是直接指导行动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关于人类综合性的信念，是对人生、社会、世界的正确的理解，是指导人生的艺术。古希腊人对德性的重视在中世纪人那里表现为对上帝的虔诚和拯救灵魂的努力。人既祟拜上帝的至善(尽善尽美)，又敬畏上帝的全知全丽，那种“想与上帝并驾齐驱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欲望”被视为不可赦免的罪恶。而在启蒙时代，知识的典范已不再是关于道德和生活的艺术，而是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自然科学知识。培根相信“知识就是权力，它既无限地奴役生物，也无限地顺从世界的主人”，至此知识变成了“操纵和征服自然界”的“方法”或“有效的工作程序”。也正因为如此，知认才是力量。显然，知识与德性已然分离，对知识德追求即对力量的追求，而不是对德性的追求。
自文艺复兴始，西方人逐渐视“凡人的幸福”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于是，他们不再崇拜上帝的至善，不再向往“上帝之城”。人类又开始追求力量，并且日益滋长起“想与上帝并驾齐驱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欲望”。人们当然明白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他们相信人是作为类而存在的，去历史地走向上帝的全知全能，即通过文化“遗传”和历史积累，人类知识会日益穷尽自然的奥秘，从而自然界中与人类为敌的力量会日渐消失，人类会日益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现代人对力量的追求，既表现为人类共同体内部的个体、党派或民族对权力或霸权的追求，也表现为人类全体对地球的榨取和征服。今天，人们对争夺霸权的战争已有普遍的厌恶，但对全球化经济竞争所造成的生态压力却浑然不觉。如今的人们正兴奋的谈论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在知识经济时代，培根的口县已被“知识就是金钱”所取代。在明晰界定了知识产权后，知识和经济便可直接交换，知识更直接的服务于经济发展了，现代社会只是“个人实现自己欲望的竞技场”。德性对人生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知识和智能。你若指责某人无道德，他可能并不在意，但你若说他弱智他多半会恼羞成怒，所以才有现代科技飞速发展与道德退化的巨大反差。这种对智能和力量的贪求在失去了道德的制约以后会带来人类的自毁。
事实上，人是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者，人也只能在思想中触及无限，不可能通过理性去逻辑地把握无限。科学知识包含部分真内容的猜想，人类也永远不能以绝对中立于理论的纯粹的客观事实去证明科学理论，人类知识永远也不可能穷尽自然的一切奥秘，而且它相对于大自然所隐匿的奥秘，永远只是那沧海一粟。向死存在的人昭示着它的有限性，个人是有限的，个人的认知能力也是有限的，个体无论占有多少物，他仍是有限。人类今天的强大只是相对于古人或其他物种的弱小的强大，却不是能够征服自然的强大，人类若真的能像上帝那般强大，那就无须为任何危险担忧了，而实际是现有的危机已足够否定着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了。后现代思潮的出现也说明了这一点。
人类既然永远也不可能如上帝那般强大，那么人将怎样摆脱自己加诸自己的危机呢?“唯当我们已经体会到，千百年来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最冥顽的敌人，这时候，思想才能启程。”大自然作为不断生成着的无限存在永远隐匿着无限的未为人知的奥秘，人不可能为所欲为，因为大自然永远握有惩罚人类的无穷力量，大自然就是人类须对之心存敬畏的终极实在。戈类对无限的追求应该表现为对终极实在的理解和敬畏，并进而表现为对德性和精神境界的不懈追求。当我们能站在知识的边界上而’‘面对”“不可言说的”存在时，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便会油然而生。对大自然心存敬畏之情，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膜拜自然之神，相反，敬畏自然的感情会激励我们不断地叩问自然，虚心地倾听自然的“言说”。自然科学研究应是叩问自然的方式，应是倾听自然“言说”的方式，它作为人类无限求索的一种方式应永远行进在叩问自然的道路上。当启蒙学者们一方面以自然取代了上帝，一方面宣称人类可通过知识进步而征服自然时，西方人便已割断了与终极实在的联系，从此，道德也就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人成了万物的尺度，人能成为这个尺度吗?如果说这里“道德”是老子所说的那个意义上的“道德”，那么我想现代人类之所以巫需道德上的提升，人类道德函需追赶科技进步，是因为那是具有生存论上的紧迫性的事情。
当今世界技术的疯狂扩张、高视阔步突出表现在取有用性尺度将物占为已有，这正是对物的干扰，对物的消失，必致物之意义丧失，而不能让人体会本然之物。事实上，人和物非有用性的相互“守护”关系才是人本真的生存方式和实践方式。在对理性主义进行反思中，康德指出不把他人当作工具，海氏对此则思道:生存不尽于有用，生存的本质是诗意栖居。“让存在者存在”并非主张放弃行动，反对人类中心论也不是要贬低人尊严和地位，而是要求分物各显其本性，这也就是应和了胡塞尔“‘回到事情本身”的口号，而不是在理性“对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偏执之中”。对于在概念之流的追逐中日益失去本真生活的人类来说，重要的是首先要找回被认知经验所遮蔽了的诗—思的经验和信仰的经验，理性、信仰直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人类思想以最大的开放性和灵动性去领会那既确定又不确定，既可知又不可知的真理，使终极意义和形而上学真正得以彰显，使上帝成为上帝，人成为人，自然成为自然。自然和世界得到了它们的自主和尊严，人得到了他的人性，我们亲切明智地同物打交道，尊重它们的丰富性，自身性。我们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在一种奇特的方式上成为简单的和平稳的，不再固执于对人的有用性，而是对熟悉世界的意义保持敞开态度。
海氏呼唤人栖居在大地上，归属于存在，当人守护着存在的真理时，他才会看到存在命运的展开，而不落入纯粹主观意志的认知中去，人作为必死者存在于大地上，就是去栖居，去从事居的“筑”。必死者生存于大地上并珍爱这大地，他仰望天空和诸神以求找到自己栖居的尺度。以思、诗、美、.艺术品的综合力量，从更为基本的人的生存状况来对待人和拉术、自然、社会，人生状态的审美化，整个人的生存境界的提升，人才会诗意地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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