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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性又称真实性，与主观性相对，客观性，即客观实在性，它指事物客观存在，唯有将主观性通过实践与客观性统一才能获得客观真理。
语言(英文：Language，法文：Langue )是人类进行沟通交流的表达方式。据德国出版的《语言学及语言交际工具问题手册》，世界上查明的有5651种语言。一般来说，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汉语、英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法语是世界上的主要语言，也是联合国主要的工作语言。汉语是全球母语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英语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个概念，往往是先有语言，后产生文字。语言的三要素是语音、语法和词汇，是由词汇按一定的语法所构成的语音表义系统。根据语言的要素特征和起源关系，把世界上的语言分成不同语系，每个语系包括有数量不等的语种，这些语系与语种都有一定的地域分布，不同的语言在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借鉴融合。从“表述危机”谈起——试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认识论上的后现代主义取向_其他哲学论文五篇感谢阅览！
论文 摘要：本文试图从“表述危机”引述 哲学 上的从认识论到语言学的转向。通过简要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本身，从中得出后 现代 主义的相对主义倾向和建构倾向的语言学的依据。并进一步对认识论中的另一表述语言—— 科学 作一，得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认识论上的后现代主义趋向，并且进一步指出，这一趋向是由于认识论中实在的不在场而造成的，是对世界的不一致性思考的结果。
论文关键词：表达；表述；实在；认识论；社会建构；后现代主义
从“表述危机”谈起，就不能不先讲一下表述(repre—sentatlon)。表述是与表达(presentation)相对的。表达是 自然 界及人类活动在人的心中的呈现，是一种感觉、情感。而表述则是通过语言把内在的感觉、情感表现出来，达到人际交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外界的一草一木，还是人内心的意义世界，都必须经由语言来再现为符号象征，并以此来达到沟通人与世界的作用。语言成了人与世界的中介。以往的人倾向于把语言等同于实在，或者说是实在背后的理念的反映。语言与客观实在是一一对应关系，我们对于语言进行反思，就等于对客观实在进行拷问。
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表述问题(theproblem ofrepresenta—tion)。“所谓‘表述问题’，即表述(知识、语言、说明、意象、能指、解释项、行动或行为等)与世界(事实、意义、实在、所指、被解释项、意图或原因等)的关系问题。”…‘在上面所提到的表述与世界的关系是一对一的。wwW.0519news.coM实在是在场的，当人们追问表述是否一定会真实再现客观实在时，实在就悄然退场了。实在的不在场就会引起“表述危机”。“表述危机”“是人们对通过语言媒介对于世界的把握产生了某种怀疑，怀疑这样把握世界是否仅仅是一个‘幻象’(simulacrum)，怀疑语言媒介再现世界时的真实性、可靠性。”
表述本身也是个认识的过程。认识论其实就是关于知识的哲学，就是把对自然界的表述合理化的过程。正如前面所写的，表达是无法向他者呈现任何东西的。是内在化的。只有通过表述才能成为可交流的符号象征。可见认识是依赖于符号、语言的。语言就是横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之镜。当索绪尔开始对语言本身进行，并得出语言符号之间的差异决定的观点时，语言这面自然之镜开始破裂，分崩离析，散落一地破碎的分离的镜片。索绪尔的语言观颠覆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语言与所指最终合而为一的语言观即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也说明了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理论渊源。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先于人存在，人是被投入到现有的语言的洪流之中。语言的意义与所指不是一一对应的。这样的观点必然会导致意义的多样性，阐释的多样性。语言也会变得不可靠，甚至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通过人自己在说。正是语言学上的变革，才会给后现代主义者们一个认识论上的支点，向统一性开战。
科学作为认识论中最为精致也最为得意的作品，在这场语言学的转向中，也遭遇到了它自身的“表述危机”。科学的表述危机要分为两个层次来讲：首先，科学也是一种表述，也是一种语言符号系统，也要经历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语言的表述危机。其次，科学本身的特殊规定，使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客观性和对现实世界反映的准确性。但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这里，科学也成了一种建构，是实验室制造出来的。科学在认识论上的客观性、准确性来自于科学家们运用科学方法的过程的保证。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所认定的现代性的代表模式。所谓现代性就是指知识的获取在其所属体系本身获得其全部的合理化依据。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眼里，事物不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永恒不变的本质，而只有在特定的 历史 条件下的建构。当自然之镜被打碎后，再没有统领一切事物的事物了，破碎的镜片只能反射出世界的一隅，利奥塔也不承认有绝对的统一的决定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的立场可以说是在解决表述危机时提出的相对主义批判的后果。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门派众多、大家云集，但都坚持要科学考察科学知识本身的属性，而不因科学的客观性将社会学考察排除在外。
根据前面对科学表述危机的两个层次的区分，下面也将社会建构论中各家分为两大类；首先，一类是对科学本身的表述，即对科学文本进行文本和话语，话语纲领(theprogrammeofdiscourseconalysis)是由米歇尔·马尔凯创建起来的，其所在学派称为约克学派。“他们的基本主张是，科学家对任何给定主题的说明是十分易变的(variability)，因而社会学家在将它们作为资料解释科学实践的性质之前，首先应该对这些说明本身，即科学家的话语，进行。”。它的基本问题是“科学家对行动和信念的说明是如何社会地产生出来的”其次，另一类是对知识真理的社会建构和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的研究。在知识真理的社会建构中，最著名的是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用利益这一社会学中的重要维度和动力机制来揭示科学活动中的行为和结果。以及这其中的科学知识的动态变迁过程。还有以科林斯·平奇和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前所持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其基本出发点是假定自然世界和我们关于自然世界的信念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于前者的”o[1](pi61)科林斯甚至认为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界所起的作用甚微。在对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研究中。有将人类学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在科学社会研究实践中的拉都尔、伍尔加及克诺尔·谢廷娜，前两者合作出版了《实验室生活》，后者著有《知识的制造》一书，在这些研究例子中，社会建构论者注意到了科学家作为有主体性的认识者在科学事实建构中以及在实验室本身的设计流程的作用，并对此进行了社会学的。
通过以上的可以看出，正是认识论上的，在理论上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提供了基础。而后现代主义，无疑是这一认识论的哲学上的先行者。社会建构论在科学这一最为坚硬的认识论堡垒上打开一道口子，而后现代主义则是打开这个堡垒时的工具。 那么认识论上的这个又是怎么样的呢?是否在后 现代 主义及社会建构论的进攻下，它就全身而退，进入垂暮之年了吗?认识论就是关于知识的 哲学 。获得知识就是准确地表达外在于心灵的世界，要想了解知识的本性及可能性就是要理解心灵用何种方式去建构表述的。自休莫的怀疑论以来，认识论不断受到怀疑论的质疑，而且愈演愈烈。
认识论的背后实际上有着一个关于秩序的神话，有序是人们内心的渴望。也就是说在认识论中，有一个先在的隐性前提，在外面大世界之外存在着一种决定性秩序，等待着人们去发现。事物为什么成为其所是，在其中是否存在着原发的、内在的原则，或是在人类的心灵中存在着这样的原则呢?对前者的回答构成了 科学 的存在根据，正是这种客观实在性，使科学在认识论中有了可以不受社会因素审问的特权。而对后者的回答，则形成了以康德为代表的意识哲学的范式， 自然 界中呈现的 规律 和秩序是我们赋予自然的。
科学在认识论中的特殊地位是以实在的在场为根基。人类总会对自己的存在进行本体论的追问：人是在地球上的。地球又是在一个大乌龟的背上，到此为止，大乌龟就是我们人类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本体论根基。科学的作用就是对大乌龟本身进行描述解释。这种描述解释，是通过人类本身的经验、感觉、语言赖以进行的。认识论常被看作是一种狭窄的、排他性的基要性活动，它要保证我们认识世界的手段——科学、理性、感觉的有效性，并且要使之合理化。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只不过是指出了这只大乌龟是人造的、是不存在的，要放弃本体论的承诺，要放弃经验与客观实在的关系。
认识论上的首先是由于语言中介作用遭到怀疑。在我们的言语之外是否客观存在着一个物理世界或主观世界，它们是否是真正的于语言之外。德里达就认为表述实际上预设了表达。这也就是所谓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所以任何认识中的表述和表达都不可能是对实在的客观反映。表述是人主观意识的先在，以及语言在形成后的结构性预设，都否定了科学的纯客观性，把科学从认识论的神坛上拉了下来。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社会建构论则进一步把社会因素和人为因素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进而抹煞了科学知识的绝对客观性。另一方面，语言不再是实在的客观再现，实在的不在场，使得语言的意义出现了多样性和差异性。正如利奥塔所倡导的绝对迥异，差异才是绝对存在的，一致性只是相对的。
其次，再向前跨一步，客观世界本身是否是一致的，如果世界本身的实在也不是一致的，那么在认识论上必然会出现各种认识的范式。范式是库恩的一个核心范畴。而库恩早期提出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更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来源。而无独有偶，利奥塔在语言游戏说中也提出了语言规则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通约性实际上就是绝对差异。人们生活有各自所属的特定的社群，各个社群之间的世界观、范式、生活方式是具有差异的。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各个语言游戏之间的规则是不可通约的。因此，要完全理解另一个社群的范式、世界观、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
但是，世界正在日益地全球化，几乎没有人还生活在单一的文化中，而不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因此，不可通约性只是一定程度上的，或者可以说是从某种角度而言的。现实世界的不一致性或不确定性，最终造成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起，科学知识社会学无疑就是在这一思潮影响下的对科学的反动。
但回过头来看，后现代主义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种态度，或是一种认知方式和一些文化现象的归纳。它与现实是有一定距离的，实在在认识论上的不在场，使得现实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隐退了，后现代主义者关注的是文本、话语这一类的事物，具有想象的成分。在科学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为人们展示了科学的另一面，消除了科学知识的绝对客观性。利奥塔在考察了后现代的知识状况后得出：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是并行的，科学知识并不比叙事知识来的必然，甚至科学知识的合法性也是通过争论、竞争来完成的。这些科学观对
论文 关键词： 科学 知识社会学；库恩 哲学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与库恩哲学在 历史 上有着密切的关系，库恩哲学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了认识论基础，提供了历史主义的方启示，并提供了一种跨学科的工作模式。科学知识社会学继承并 发展 了库恩的哲学，具体表现在强纲领的出现以及相对主义的彻底化。
科学知识学会学家们一致认为库恩是他们的先驱，是库恩为他们的研究开辟了道路，使他们的研究成为可能。在他们的著作中，“库恩”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极高，而且总是笼罩在光环之中。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m.马尔凯在其1979年出版的《科学与知识社会学》一书中指出，正是库恩等人发起了科学革命，使得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成为了可能。他在同年发表的一篇名为《库恩与科学社会学》的论文中写道:“当库恩的著作首次发表的时候，许多社会学家认为这好是对他们学科的科学惯例的观点发起了引人注目的挑战。”碰巧的是，库恩也在1979年出版的《必要的张力》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他的理论“会为那些想探索外部影响以什么方式、通过什么途径显现出来的人们提供某种初步工具。”’1982年巴恩斯又写了(库恩与社会科学》来专门论述库恩与ssk之间的关系。
一、库恩哲学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影响
(一)库恩的“范式”思想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了认识论前提
一般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与库恩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前者认为后者是其思想上的源泉。WWw.0519news.COm在库恩的思想中，有两个关键的概念:“范式”与“不可通约性”，而前者其实也是来自后者的范畴，库恩的范式概念正如他的研究者所说，模糊不清，这也许就是库恩遭受非议的原因，也是此概念在其思想中慢慢消失的原因。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不可通约性”这个概念，并一再为其合理性辩护。在库恩的词典里，“不可通约”指科学革命前后的两种范式，即使大部分概念相同，但这些概念在新范式中是以一种新的组合出现，因此它们的意义也改变了。科学理论的取舍是两个范式的更替，而范式的更替不是认识的深化，而是心理上的信念的变化。库恩主要考察了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对理论选择的影响，这样，非理性因素就在科学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个概念引申出的相对主义成为一般理解库恩思想酌依据，科学社会学家们接受和继承了库恩的思想。库恩的相对性的科学理论选择标准和非理性思想，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工作开辟了道路。
(二)库恩给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了历史主义的方
1962年，库恩发表了他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掀起了科学哲学界的一场革命，从此科学哲学史上出现了一个以他为代表的新的派别—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反对逻辑经验主义，认为逻辑经验主义只注重逻辑推理和逻辑演算的做法是不对的，而应该把研究的基础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之上。库恩在《结构》一书中阐明了其历史主义的观点:他把科学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常规科学阶段与科学革命阶段。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家共同体有统一的范式来指导研究，常规科学是依靠范式的确定而确定的，范式为科学研究活动提供了研究对象、研究方向、方标准以及理论选择的客观标准，因此，在此阶段，科学研究是相对稳定的;在科学革命阶段，科学家共同体没有大家承认的唯一范式，而其结果往往是新范式取代旧范式，冲破旧理论建立新理论，但是这并不代表人类更进一步接近客观真理，只代表了新的范式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在这里，库恩特别强调了灵感、知觉等非理性因素。因此，从历史上看，科学的发展是非积累性的，是不连续的，科学的一切都可能随社会和文化等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他认为科学家应当设身处地去思考，就是对科学做动态的考察。
(三)库恩给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了跨学科的工作模式
库恩从一个物 理学 专业的博士发展成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两个领域功勋卓著的大师，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库恩是20世纪一位比较全面的思想家，他的研究不仅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两方面的重大成就，而且，更是科学社会学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在《必要的张力》一书的序言中，他就说到:“我的书本质上是属于社会学的。库恩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并使之与整个社会过程联系起来，初步探讨了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对科学“范式”转换的影响，可以说，实际上他已经提前开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事的工作。库恩在《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一文中讨论了哥白尼革命和历史的关系。他指出，正是改革日历的社会压力，促使技术的中断发展成一场危机，导致天文学历史上的哥白尼革命。马尔凯也曾指出，他们(社会学家)把库恩所提出的，尽管是完全初步的方法作为一种模式，来说明科学家的信仰和科学判断如何受到他们研究共同体内部的社会立场变化的影响。 二、 科学 知识社会学的进一步 发展
(一)强纲领对“范式”的激进解读
强纲领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阐述的较为系统的知识社会学主张，是布鲁尔在《知识与社会意向》一书中提出的，强纲领认为，对一切科学知识内容的解释都必须遵守四个原则:因果性、公平性、对称性和反身性。事实上，库恩范式理论的本质是把社会科学解释学的理解模式引人到对科学的理解过程中，使科学的成因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揭示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的本质特征，解构了科学的特权地位。正如库恩所言:“我的观点一直是这样的:在任何时候， 自然 科学家都要基于一系列概念，当代研究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的也是这些概念。这些概念是 历史 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代研究者通过训练，并且只有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用来理解其他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方法，才能进人这种文化。有时我叫它为特定阶段的解释学基础。……它与我曾称的范式很相似。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科学知识累积解释的批判，强烈地促进了人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系与区别的再认识。科学知识社会学派正是其中的生力军。巴恩斯指出:“科学没有任何特权。因为其信念与理性或实在有一定的相应联系，因而其文化传播过程与其他领域所采取的相比，决没有更重要之处。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看来，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内容的影响，不仅是始终存在的，而且也是决定的。这也是他们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的主旨。
(二)相对主义的彻底化
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待相对主义的态度与库恩大不相同。库恩被称为相对主义者，原因在于库恩否认真理是对自然界的真实陈述，而认为当理论能支持对经验的检验时，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而且库恩还认为不存在客观的中性观察。但库恩在主观上拒绝承认自己是相对主义者，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被称为“相对主义者”，是因为他和批评者对相对主义有着不同的认识，“按照这个术语的一种意思，我可能是个相对主义者;但按它更本质的含义，我又不是的。
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却公开承认自己的 哲学 认识立场是相对主义的，并极力为之辩护。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的巴恩斯和布鲁尔认为相对主义对于科学地理解“知识形式’，并不构成威胁，相反却是这种理解本身所要求的。h.m.柯林斯则公开对相对主义赞美有加，他说“相对主义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林间空地，他距离我们通常所处的直觉大道不算太远。的确，相对主义的林间空地中有许多小径，它们通向碎石路的多数目的地。但它们并不引向某种预定的道路。林间小径呼唤探索，它有许多条道路，对于观察风景它比普通大道能提供更丰富的选择。
三、结语
科学知识社会学与库恩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上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虽然前者在某些领域里过度使用了后者的思想，但是库恩哲学直接催生了科学知识社会者这门富有生命力的新学科，并对其核心纲领和理论框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库恩哲学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了认识论基础，提供了历史主义的方启示，并提供了一种跨学科的工作模式。科学知识社会学继承并发展了库恩的哲学，具体表现在强纲领的出现以及相对主义的彻底化，可见，科学知识社会学库恩哲学中的非理性思想进行了激烈的解读.将相对主义思想推向了极致。
摘要:哈贝马斯与福柯在理论上有诸多分歧,对此人们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是对于他们共同的理论旨趣却鲜有人涉及。他们共同的理论旨趣在于守护的社会生活。这表现在:揭示现代社会的各种专制问题,表达的社会生活的理想,提出生活的可能路径——对话批判。其中重要的不是他们是否认可的价值,而在于他们表达的的共同涵义,那就是对各种各样社会生活及其意义的彰显与守护。哈贝马斯所提出的“重振公共领域”可以被看做当前话语批判的比较理想的场所,从而为实现价值提供一种可能的条件。
关键词:哈贝马斯;福柯;
哈贝马斯与福柯之间的争论,被冠以很多称谓,比如“20世纪德法之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理性与非理性之争”、“建构与解构之争”、“理想与现实之争”等等。因而,人们从多种角度对二者思想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比勘。但是,这争论得以产生的基础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理论旨趣,而研究者却往往对之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这种状况导致的必然后果是使“争论”失却了原初的意义,即它本要解决的问题和要实现的目标被遮蔽甚或歪曲了。本文则试图阐明:哈贝马斯与福柯共同的理论旨趣既不是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性,既不是理性也不是非理性,既不是建构也不是解构,而是守护的社会生活。也就是说,是哈贝马斯与福柯共同的终极眷注,现代是否可能是他们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守护的社会生活才是他们思想的共同使命。
一、哈贝马斯对现代的合法性危机的批判
从所发表的著述来看,显然是哈贝马斯思想自始至终的关键词,其关键之处首先就表现为对现代的合法性危机的批判。WWW.0519news.COM这种批判分为逐渐深入的两个层次:一是对现代合法性的基础(即公共领域)的考察;--是对现代合法性危机的揭示。
1.对合法性基础—公共领域的考察
早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通过对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考察,哈贝马斯就对资本主义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他了17世纪英国和18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功能。在他那里,公共领域是指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以自主的公众为主体、以生活世界为背景、以社会问题为对象、以实践话语为机制、以公众为表现形式的社会交往领域。它意味着,平等自由的市民集合起来成为公众,针对社会生活的意义问题,通过自主自律的话语交往(提议、质疑、批判、辩护)而达成共识。可以说,公共领域是意志形成的必要条件。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后期发展,国家公共权力和私人经济利益集团对公共领域实施了干预和操纵,消解了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和批判性,使之蜕化成了专制的舞台。
然而,哈贝马斯并没有对公共领域失去信心。30年之后,其哲学巨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重新阐述了公共领域在现代中的功能。在哈贝马斯看来,的合法性基础不在于公共权力自身,甚至不在于建制化的法律本身,而在于非建制化的、非正式的公共领域的实践话语当中。只有经过了公众的实践话语检验而形成的普遍规范才是合理意志的基础,而且只有变成一种建制化的国家意志——法律,这种意志才能够得到切实的实行。也就是说,在公共领域中,具有多元利益和价值的公众通过话语协商,对生活世界中的公共问题进行论辩,或者对权力的合法性进行批判,从而形成一种表现为公众的共识,然后把这种公众转化为一种交往权力,并将这种交往权力通过法律的建制化程序转化为行力。
但是,在哈贝马斯那里,公共领域是否受到干预和操纵,是否起到合法性基础的作用,并不是由公共领域自身决定的,而是由现代社会的整个系统的危机造成的。
2.对合法化危机的揭示
在《合法化危机》等著作中,哈贝马斯重新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并进一步深入阐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国家的干预职能的增强,经济危机虽然没有被消除,却已经转变为一种比较缓和的危机形式,这样,“国家干预”成为晚期资本主义获取“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但是,也正是由于国家的干预职能的增强,引发了系统的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使得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移到了国家权力系统。合理性危机是系统的输出危机,表现为行政机关不能制订出合理的政策,国家机器对经济活动的失控,无法驾驭经济系统,从而使金钱逐渐失去社会整合的功能。与合理性危机相应,合法性危机就是系统的输入危机,它是指系统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和忠诚。一旦这样,权力也会失去社会整合的功能。因而,在哈贝马斯看来,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即由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权力就失去了社会公众源自生活世界的意义认同,而获得的或者维持的是公众消极的形式上的不抵抗或附和。
晚期资本主义通过代议制这种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在哈贝马斯看来,它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掩盖和加深了问题。它一方面吸纳公民的忠诚,从而确立起形式体制和程序;另一方面却排除公民真正地参与的意志形成过程,以使行政决策的大部分不为公民特定意图所左右,于是形成了这样一幅图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为形式的制度和程序创造了应用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公民在一种客观的社会中享有的是消极公民的地位,只有不予喝彩的权力。”在这种情形下,对合法性需求的满足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的:其一是用颇具说服力的精英论和技术统治论为公共领域的去化提供理论论证;其二则是针对公民的冷淡和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标的期望,实施一种福利国家的替代纲领,也就是通过行政或经济手段自上而下地输送生活的意义。这种输送其实是一种强加或者诱导,实质上是系统(系统或经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这种自上而下的合法化利用了市民追求暂时的实用价值的心理,维持的不过是表面的暂时的稳定。但是,哈贝马斯指出,生活的意义是一种稀有资源,不可能用行政手段制造出来,而只能依靠生活世界的主体自身的行动来创造。形式所减少的合法性固然可以用系统能够承受的报偿加以弥补,但当这种报偿不能满足公众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标的期望时,由于系统侵入生活世界导致的“意义”匮乏,合法性就会陷入全面的困境。
可见,在哈贝马斯那里,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生活的危机,也是一种意义创造的危机。它不仅表现在科学技术对生活实践的排挤,使的公共权力受科学技术之“”的驱使,而且使人们丧失了生活世界的领地,使生活意志取决于工具一技术理性的奴役,使生活本身变成权力和货币的注脚。福柯对现代专制的批判
当问及“能把我们的社会看作社会吗?”的 问题时,福柯的回答铿锵有力:“不,我们的社会绝不是社会。”在福柯的思想中,一直存在着与专制的张力,可以说在其著作中具有重要地位。他所谓的专制不只是一种制度,因为他发现,在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充斥着专制的话语和权力,而其根源在于现代形而上学——主体哲学的泛滥。而他所谓的则是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从专制的权力和话语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多元个体独特意义的社会行动及其价值。
1.福柯对合法性危机的批判
与很多思想家一样,福柯也意识到现代社会所谓的陷入到合法性危机当中。他指出:这种危机表现为以知识和权力的总体化来奴役社会生活中的个人,奴役的过程表现为“将人变成主体”的生产过程,“区分”、“规训”和“主体化”则是实现这种“生产”的三种方式。
通过对现代社会中受到排斥的边缘化领域的研究,福柯揭示出现代社会的知识一权力制度按照所谓主体的标准将人区分为“正常人”和“非正常人”,而这种区分的开始也就是奴役的开始。在《疯癫与文明》等著作中,通过对“疯癫”、“犯罪”、等现象的考察,福柯揭示了它们从一种自在的生活演变成一种“疾病”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正是理性对非理性的奴役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根据理性的标准将疯人、罪犯和者从主体当中分离出来,将之视为“不正常的人”。这种区分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知识一权力机制作用于原初社会生活的结果,其实质是控制和奴役。
区分的目的是找出需要被改造的人,而改造是通过规训与惩罚来进行的。在《规训与惩罚》中,通过对监狱的考察,福柯揭示出现代社会就是“规训的社会”。所谓规训,就是用知识、技术手段按照所谓正常人的标准对人的行为和肉体进行改造。这个改造的实质是统治权力的实施,以训练出符合标准的人,这个标准就是服从权力的统治。福柯写道:“规训权力的主要功能是‘训练’,而不是挑选和征用,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更好地挑选和征用而训练。”也就是说,规训的实质是一种为了使用而改造人的行为和肉体的技术,其目标在于使人成为驯顺的人。规训主要通过三种手段来实现: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两者在检查中的结合。通过各个层级的监视,现代社会受到全面的监控;通过各种规范化的裁决,现代社会充满各种处罚措施;通过各种检查,将监视与处罚结合起来,使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处在规训当中。每个人(包括规训者本身)都深陷于这种裹挟一切的洪流当中,成为它的一部分,增添它的力量,从而被控制、教育、治疗和改造。这所有的一切构成了现代人生活的实际处境。
规训并没有实现现代人的自我生产,而是现代人接受他者生产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通过主体化的自我意识的形成,现代人才最终完成了“将人变成主体”的过程,将奴役从对他者的奴役扩及对自我的奴役,从而完成了知识一权力的统治。在《性经验史》中,福柯考察了个体自我意识组织的历史演变过程,从而揭示了现代自我意识组织即主体化的真相,那就是主体化,即以自我塑造的面貌出现,使现代个体把主体化理解成“自我教育”,自觉自愿地按照主体标准改造自己,成为现代统治所要求的标准现代人。于是,现代个体被知识一权力彻底奴役却浑然不知,甚至乐此不疲。
可见,在福柯看来,现代标榜的制度的实质是专制,这样的是没有合法性的。真正的是不受区分、不受规训、非主体化的本真的社会生活,是使一切生活意义得以生成和彰显的。
2.无处不在的权力和话语
福柯对现代的批判并没有停止在表象层面,而是通过对“权力”和“话语”的追问进一步揭示了其根源。他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是权力,或者,说得更明确些,权力是如何实施的;当某人对另一个人实施权力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他看来,权力往往通过某种话语表现出来。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为话语所标记的世界中,这种话语就是谈论、交谈、言说。与哈贝马斯一致的是,福柯也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结构或词汇句法的整合,语言是一种生活,就是通过言语来展现生活的意义,而话语则是语言的形式。而与哈贝马斯不同的是,话语不可能在理想的言谈情境中进行,话语无时无刻不充斥着权力的实施,总是一方压制另一方。对于近代以来理性的崛起和非理性衰落这一过程的考察,福柯发现,理性的话语处于绝对宰制的地位,而理性他者却处于失语的状态,由此造成现代社会的专制。
福柯对理性专制的批判具有浓重的悲剧意味。他承认权力、真理、知识和理性的实际在场,并且认识到,建立在理性和真理基础之上的制度和权力具有顽固性。他无法从内部来“爆破”它,而只能从外面来“振动”或“撼动”它。因此,他直接攻击的不是理性、真理、制度、权力和霸权本身,而是采取了迂回的策略,揭示被他们排斥了的生活样式及其意义。他重点关注的是人们过去长期忽视的一些领域,比如精神病院、监狱、学校、军营、性等等。在所有这些“现代社会的毛细血管和缝隙”当中,福柯都窥探到了“权力无孔不入”的证据。因此,他对现代性采取了一种“颠覆性策略”,这一点相似于德里达,但他采取的方法不是语言或话语解构,而是细微的历史考查,即“谱系学”的研究视角。谱系学“指知识的。不是反对科学的内容、方法和概念,而是首先反对集中权力的作用,这个集中权力与在类似我们这样的社会中组织起来的科学话语的制度和功能紧密联系”。这里所说的“知识”是经过现代理性过滤了的、经过现代科学证实了的、经过现代制度规范了的、经过现代媒体大众化了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其实是一种权力。它并不是普遍的,而是排他的,而被排斥的是非理性的、未证实的、制度外的、边缘的生活样式及其意义。通过谱系学的考察,福柯发现,由于理性、真理、知识、国家等等的高度一体化和对权力的滥用,个体的“非理性”和“消极自由”维度处于一种完全被压制和被侵占的状态。因而,对知识的、对科学话语的抗争其实就是为边缘自由生活的呐喊,为那些被排挤在科学话语之外的生活争取话语的权力,为制度和功能体系所禁锢的生活解开枷锁,为被扭曲的、正在实施“矫正治疗”的生活价值正名。
实际上,福柯对理性专制的批判是为作为体制内的主导者之他者争取合法权力,因为在他看来,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处于边缘的、被排挤的、被压制的他者话语。所以,他对整个现代性和人类科学都持一种批判和否定态度,把“他者的事业”和现代性置于势不两立的对立之中。这使他的学术从根本上站在启蒙以来西方主流哲学的对立面上,几乎从来没有给予现代以肯定性的评价。正如罗蒂所言:“在福柯的著作中,有一大部分——我认为是最有价值的部分——就在显示自由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教养方式,如何把古老的前现代社会所无法想象的种种束缚,强加在其成员身上”,从而“揭发民 主社会的种种弊端,指出社会扼杀自我创造和个人规划的空间的种种方式”。可以说,福柯终生所致的目标就是,为个体的性、创造性、自主性和隐秘性找到存在的理由。
3.对主体哲学的批判
福柯对权力及其专制的批判实质是对主体的批判。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研究的总题目不是权力,而是主体。”“主体这个词有两种意义:控制和依赖使之隶属于他人;良知或自我认识使之束缚于自身的个性。两种意义都表明了一种使之隶属、从属的权力形式。”也就是说,这种主体并非指单个的行动主体,而是被对象化的、被赋予了无穷力量的抽象的人,作为主体的人总是处于控制与依赖的专制之中。
福柯对主体的批判并非是对具体的行动主体的批判,而是对迷信主体力量的主体哲学的批判。这种主体哲学的典型特征是主客体二元分立的对象化思维方式,它主张作为主体的人凭借理性能力具有绝对的控制客体的权力。这种权力体现在知识与规范当中。
福柯认为,对知识的掌握表现为主体对客体的科学认识和对权力的技术实施。也就是说,知识与权力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其结果就是形成了认识的真理制度。这种真理制度作为权力实施的依据对主体和客体都同样起着统治的作用。“真理以科学话语的形式和生产该话语的制度为中心;它受到经济和的不断激励(经济生产和权力对真理的需求);它以各种形式成为广泛传播和消费的对象(它流通于社会肌体中相对广泛的教育或新闻机构);它是在某些巨大的或经济机器(大学、军队、新闻媒体)的非排他的、但居于主导地位的监督之下生产和传输的;最后,它是整个斗争和社会冲突(斗争)的赌注。”也就是说,通过认识及其结果以及对真理的认识和实施,主体哲学将整个社会置于一种普遍的制度化的、程序化的、排他的统治机器之中,使人从统治机器的制造者变成被统治的奴隶和响应一般程序的机器。这是真理的胜利,但同时也是真正主体即人的死亡。
主体哲学不仅主张真理的普遍适用,而且主张规范的普遍实施,即普遍道德。主体哲学主张社会应当按照统一规范来行动,遵守规范成为个体行动的首要要求,否则就被视为“非正常人”。非正常人需要通过各种规训组织和手段来获得遵守规范的能力,这样疯人院、监狱等机构就产生了。福柯认为,规范的这种运用实质上不过是主体哲学所要求的生产主体和客体的一种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它变成了对人的奴役。
于是,福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虚伪的社会,现代也是一种虚假的。因而,在他那里,具有现实虚假的与理想的真实的双重含义,对现实虚假的批判的另一面正是对真实的期盼。这种期盼在福柯那里并不是理论的建构或遥想,而是亲身的践行,他用自身的“疯狂”的行动——同性恋——对现代社会中专制的权力进行了讽刺和对抗,对隐藏在权力背后或阴暗角落的价值进行了揭示和张扬。
三、守护的社会生活
根据上文所述,哈贝马斯与福柯都对现代社会中的合法性进行了批判,在这一点上,福柯显然与哈贝马斯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即都对现代社会中的专制,尤其是系统专制进行了激烈批判,只是前者采用的是谱系学的外在批判的视角,而后者则采用的是合法化的内在批判的视角。但是,他们对虚假的揭示并不表明他们否定的价值,更不意味着任凭专制的横行,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来反抗专制,为现代开药方,为个体解放找出路。也正因此,哈贝马斯才被誉为“的斗士”,而福柯则被称为“一位信奉尼采哲学的主义者”。
在哈贝马斯那里,不仅仅是国家的信念,而且是公民作为个体自主生活的解放历程。这种对待的立场使他极其注重解放,将之看做“一种非常特殊的自我经验方式,因为其中的自主化过程与性的获得相互交织在一起”,而这种解放首先就是让自我的生活现身。在个体当中激励而起的解放兴趣,使公民在自我认识和展现中体验自由。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虽然自我是作为绝对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存在于自我意识当中,但是仅仅依靠自我的力量,并不能保持和实现自我,而是需要与他人的交往,因为自我具有一个主体间性的内核。个体的日常生活是由主体间相互理解的诸种交往实践构成的。一个人越是通过与他者交往来认识自我,反思自我,塑造自我,他就越是自由。因此,任何一种制度、权力、话语或,若压制、扭曲或操纵了个体与他者之间的交往,就操纵了个人的自主生活,都与本身的解放兴趣相违背。而现代社会正是通过操纵公共领域中公众的自主交往来达到专制的目的。与此相应,要使现代名副其实,那就需要还公共领域一个自由之身。
福柯认为,自由政体仍然是一种前景良好的社会实验,并且把自己看做是在一个社会中为实现人类自由而奋斗的一个公民。因此,他提出的问题是:真正的生活在现代社会中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有人说福柯是理想的天敌。的确,作为尼采式的主义者,福柯所瞩目的不是等在远处的理想,而是展现在眼前的被压制的、被扭曲的社会生活本身。虽然如此,在面对“中有真理存在吗?”这一问题时,福柯回答道:“我坚信真理的存在,以至不得不假设有多种多样的真理,和对真理不同的表述形式。”这里所谓的“真理”其实就是对的社会生活的表达或使之自由现身的理论。的社会生活是多种多样的,不应当有主次优劣,更不应当有操纵甚至毁灭。离开了的社会生活,真理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内容而成为了空谈。我们不能指望先知或统治者来告诉我们真理。但是,正如福柯所说:“我们可以向统治者要求某些真理,针对他们的终极目标,他们策略的一般性选择,还有他们计划的特定环节:这就是被统治者的‘par-rhesia’(自由言说),他们能够而且必须以知识的名义,根据自己的经验,以市民的身份,对统治他们的人提出质询,要求统治者解释所采取的行动和决定的意义”。在他看来,自由言说具有如下的涵义:“parrhesia是这样一种口头行动:说话人通过坦率而拥有一种和真实的特殊关系;通过危险而拥有与自己生活的某种关系;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拥有与自己或他人的某种类型的关系;通过自由和责任拥有一种和道德律的特殊关系。更精确地说,parrhesia是一种说话人在其中表达他与真实之间的个人关系的口头行动,他为此豁出生命是因为他意识到为了改进或帮助他人(自己也是一样)去说真话是种责任。在parrhesia中,说话人行使自由并选择坦率,而不是规劝:他选择真实,而不是谎言或沉默;选择冒死而不是安全;批判而不是谄媚;道德责任而不是个人利益和道德漠视”。
这样的自由言说实质上就是一种争取社会生活的话语,一种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践话语。然而,作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福柯并不那么轻易地相信自由言说的实际作 用,而是以历史考察的方法借色诺芬、柏拉图等古希腊哲人之口向它提出了诸多的质疑,特别是提出了在制度中自由言说是否可能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谁有资格说出真理(即制度中的自由言说有无区分或排斥,是否允许所有的相关者都自由言说)?如何保证这种言说不变成权力的实施方式?言说与理解是否可能(即在制度中,每个公民都有权表达出他的生活需求和对权力的看法。这样如何在个体化的表达中达成普遍的一致)?
从哈贝马斯与福柯对现代所提出的要求可以看出,现代是可能的,而可能的路径就是自由自主的话语批判。而哈贝马斯所论及的公共领域的实践话语则为个体间多样化的、差异性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展现的舞台,而且为对公共权力的批判提供了场所。然而,这种实践话语回答了福柯的如上问题,可以成为守护社会生活通往社会的可能途径。
首先,公共领域是边缘化的、被压制和纵的社会生活合法化的渠道。也就是说,公共领域是开放的,不具有排斥性。社会生活本身是无声的、自然而然的,每每我们说它、注视它或反思它时,它就逃逸了,因此作为说者、注视者和反思者的我们,始终与生活本身保持了距离,但是同时我们还在生活着。正是生活的这种无声和自然,使得某些生活方式被合法化,某些生活方式被边缘化,某些生活方式被非法化。而公共领域是人们反思、批判自身生活和公共权力的舞台,是连接国家权力和社会生活的中间地带,是多元的生活世界的发声器,从而可以为边缘化的和被压制的生活提供合法化的话语空间。这种话语不是权力话语,不具有强制性,它是通过公众以理解为取向的交往行动形成的交往网络,从根本上说是反对强制的。
其次,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领域始终与国家公共权力和社会权力保持张力,随时警惕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压制和操纵。公共领域是以批判性为其精髓的。其批判性本身蕴藏着社会生活的解放兴趣。批判具有反思、理解、扬弃、辩护、澄清等涵义。公共领域的批判一方面指公众对自身社会生活的自省、交流和理解;另一方面指对涉及自身社会生活的公共权力的理解、监督和反抗。人们以批判为目的,形成公认的可以作为实践话语的理性尺度,和真诚坦率的交往氛围,由此对公共事务做出于公共权力领域之外的理性判断。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社会批判针对的不仅是生产关系和造成客观上可以避免的灾难的社会动力,也包括社会存在形式自由当中蕴藏着的潜能,诸如,人类日常交往中的和解行为、相互承认基础上不可动摇的主体间性、自律和尊严,以及不可避免的共同生活中那稍纵即逝的幸福瞬间。我认为,社会批判启蒙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明确这一点,并且要反对一种功能宿命论。”作为生活主体的广大公众正是社会批判的主体,他们对公共权力的批判不是针对远离生活尘嚣的美丽幻境,而就是针对这些现存的公共社会生活本身的。
最后,公共领域要求宽容的精神。作为多元而自主的公众的话语场所,公共领域内在地要求他者的存在,多元主体结构和宽容是公共领域的内在要求,没有宽容精神的公共领域必然沦为专制的舞台。公共领域不是康德式独白的公共空间,公众正是在与他者的交往中确认自身,确认他者,确认共同的生活世界的。公共领域的话语是一种理解的话语,而不是一种宰制的话语,决不容忍占主导地位的制度或权力对他者的压制、操纵和扭曲,甚至公共领域本身就是反对统治的。在哈贝马斯看来,不仅宗教世界观需要对异己或非的宽容,而且在当今多元社会中,不同的世俗化世界观也需要宽容,甚至在具有强烈同一性特征的语言和文化生活方式中,仍然需要呼吁宽容精神。宽容蕴含着共同的生活背景,但它指向的是生活的差异,因此它与强制、排斥和同化都是相对立的。
总的说来,哈贝马斯与福柯在如下这个根本点上是一致的:要求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其重心不在于国家,而在于社会,就是保卫社会;保卫社会就要守护生活世界的意义,反对系统对生活世界的统治。当然,在福柯看来,权力无处不在,即使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中也同样充斥着权力的压制,公共领域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然而,不管福柯是否承认,作为一种话语机制,公共领域始终是被边缘化、被压制、被扭曲的社会生活向各种专制挑战的阵地和获取承认的舞台。
论文 关键词: 科学 知识社会学 认识论 知识辩护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知识属性问题的一条重要进路。近来，ssk的认识论抱负，关于知识的观点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鉴于此，在与传统认识论的比较中阐释ssk的认识论抱负，通过比较ssk与传统认识论一脉相承的研究旨趣和研究进路上的差别，表明其对知识研究的重要意义。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自80年代以来，逐步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从其称谓来看，ssk与社会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其思想渊源可以直接追溯到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传统，因此在科学 哲学 家看来，ssk的社会学抱负是显而易见的。同时，ssk最初进入 自启蒙运动以来， 哲学 家一直将 科学 知识视为“ 自然 之镜”，这种观点在科学知识和世界的关系上持一种反映论的实在论观点，认为存在一个于我们认识之外的客观世界，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真命题的集合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既然科学知识与世界之间是一种真实摹写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对科学知识(关于世界的表征)的证明和辩护达到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和把握，而对作为世界表征的科学知识的辩护则需要运用一种语言的方法。WWw.0519news.coM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正是在这种科学观的影响下，认为科学知识的发现及辩护语境是相分的，科学哲学所关注的仅是科学知识的辩护语境，于是逻辑经验主义采取一种语言的方法对科学知识进行逻辑和合理性重建。
罗蒂、库恩和奎因等人在批判了传统科学观，使科学知识的认识论特权地位受到威胁的同时，也使逻辑经验主义对科学知识的研究方法受到了质疑。既然发现语境和辩护语境不可分，那么对科学知识本性的考察必然要回到科学知识的发现语境中。从本质来看，发现语境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发现”一词仍然暗含了一种反映论的假定。按照ssk的观点来看，科学知识并非被发现、而是被生产和制造出来的，因此回到发现语境事实上是回到科学实践中，不仅研究客体，包括科学家本身都成为考察知识所不能忽视的内容。
同时，ssk继承知识社会学的传统，深受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将知识看作存在于一定社会文化之中的信念系统。既然语言本身已是一种社会实践，一种生活形式，那么由语言所组成的知识不仅是一种实践的表征，其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形式。因而对其本性的考察正如对语言意义的考察一样，要在具体的使用中，即具体的实践中进行。因此，ssk的研究或是回到某一科学争论 历史 中，从历史、文化、 、 经济 等多方面对争论产生的原因进行，或者以局外人的身份深入实验室对某一具体知识的产生过程进行人类学考察。
4.语境主义策略:用知识产生的地方性代替知识辩护的普遍性
ssk在实现以经验社会学方法对科学知识进行因果性的构想时，已经暗含了一种拒斥科学知识客观性和普遍性、将知识还原到具体语境中的假定，可以说一种语境主义的策略已经暗含在ssk的理念和方法中，“在讥讽着前辈们执着于追求纯粹的客观知识和普遍伦理的幼稚的同时，一批人在大呼‘理性缺场’的情境中，义无反顾地转向了语境主义和相对主义”。
语境主义策略本质上取决于ssk对知识的看法。ssk继承了库恩将科学知识看作一种集体财产的看法，认为“知识是文化或亚文化成员的共有财产，作为各自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代代相传，其可信性依赖于集体的权威，对它的使用和应用决非服从于抽象的逻辑术语的描述，它只能从人们在特定的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特定行为的关系中被理解”。因此，为了理解知识的产生和 发展 ，“就必须参与它的使用语境，必须关注它的使用者的特定的实践目的”。在ssk的视野中，科学知识并不因其对客观世界的符合而获得可信性，事实上，在他们看来这种符合论是不可能成立的。科学知识的可信性源于集体的权威，那么知识并不是惟一确定的，对知识的理解也不可能是脱离语境的，因此我们对于知识的理解和评价必然要回到产生它的语境中，将知识置于特定语境中，置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进行。
这种策略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境思想之间有很强的连续性。后期维特根斯坦主张语言应回归日常语言，回到生活实践，从而使语境的涵义从原来逻辑结构层面扩大到行动领域、实践领域，他强调了一种语境对意义的规定性。语境在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中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在具体的使用中，句子间上下文的关系，包括对话人正在谈论的主题;其二是使词或句可以被双方理解的共同的生活背景、语言习俗和社会建制。语境主义策略表明，科学知识的产生是与语境相关的，这一方面表明知识并非具有普遍性和反映论意义上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表明知识并非主观、任意的。因为语境中的各种因素为科学知识提供了规则和约束力。
我们发现，“语境”在ssk学者那里至少包括了以下两层涵义:其一，知识产生时，科学家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构成科学家背景信念的社会文化因素。比如在巴恩斯和麦肯奇对19世纪英国遗传学争论的中，皮尔逊和巴特森各自所处的阶级、特定的和利益构成了我们理解这场争论的语境。这种涵义的语境在一定意义上是外在于知识的。其二，实验室中，科学研究的索引性，即科学活动的境况偶然性，包括科学家选择的偶然性、实验室操作的地方性等特征。
这一策略具体表现为两种研究进路，一种是回到历史，在具体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语境中讨论科学理论与一定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将某一理论归因于某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因素，通常是一种宏观的进路。另一种是回到现场，以一种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人类学方法对科学知识形成和接受的实践过程进行描述。前一种进路主要代表是爱丁堡学派在“利益模式”引导下对历史上科学争论所作的研究，后一种进路主要以拉图尔、伍尔加、诺尔一塞蒂纳所做的实验室研究为代表。
ssk主旨是倡导一种经验主义、自然主义的方法对知识进行描述性研究。在这种主旨下，一部分理论家提出了系统的科学研究的纲领，另一部分学者则在此纲领的引导下进行了大量实践研究、案例研究，这些案例涉及多个自然学科，从时间来看，既有对科学史上著名案例的还原式研究，又有对当代科学实验室的人类学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给学术界带来巨大反响的同时也受到责难。原因在于ssk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科学哲学大相径庭，结论往往被看作是反科学客观性的。正是这些原因使得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遭到大量批判甚至是漠视。一些传统科学哲学家并不把ssk作为竞争对手，这样的一种批判和漠视事实上并没有看到ssk在社会学方法背后的认识论抱负，因而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它关于知识的思想。
ssk中蕴含着丰富的语境思想，在历史主义消除了发现语境(context of discovery)与辩护语境(context ofjustification)二分的影响下，ssk更加重视知识的语境性，爱丁堡学派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以及实验室研究都说明科学知识何以是语境依赖的，知识在动态维度中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知识问题一直是哲学关注的中心话题，从什么是知识到人如何认识，对知识的提问方式尽管发生了改变，但人类对知识本性的探索从未有过变化。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来，对知识的研究转而成为对知识的载体语言的研究，因而，当代主流认识论是采取一种语言的方式研究知识属性问题，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科学哲学也是沿用这一思路对科学知识进行。
长期以来主流的探究知识问题的学派忽视了ssk的成果，正像英国学者库什在《哲学与知识社会学》一文中指出的:一直以来，英美哲学并没有将科学知识社会学看作是自己的对手而加以足够重视，这样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在战后的大部分时期，以哲学为主的认识论学者都忽视了证明是知识的一种来源;他们忽视了诸如集体信念或集体证明和集体认识这样的现象;而且他们没有关注认识活动的组织过程。这种奇怪的无视已经使认识论无法阐释科学知识的生产和维持了”。而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作的工作正是对传统认识论的一种校正与补充。
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了当代对科学知识进行研究的一条重要进路，他们并不将知识看作经过辩护的真信念，而是看作一种集体认可的信念，并且不对知识和信念作本质区分。更明确地说，这种差异不在于从“辩护”到“认可”，而在于从“个人辩护”到“集体辩护”，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区别，源于对知识的不同理解。传统认识论将知识看作个人认识的获得物，因而无需对认识主体进行区分，个人只要对自己的信念进行充分辩护，就可以声称自己拥有知识。但在ssk看来，知识并非被个人而是被集体所拥有的，是集体认识的成果。知识不是个人的，但又必须通过个人认识达到，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主体间不同的认识如何比较，怎样达成共识，最后呈现出的统一知识是如何得到辩护、如何被认可的。上述问题都将ssk对知识辩护的研究引向社会维度。在此意义上说,ssk仍然是在探讨“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只不过对知识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传统科学哲学和认识论产生了分歧。ssk明确主张:对知识与信念进行对称性考察，对知识的成因进行因果性说明，科学知识一样不能免于社会学的话难。
当今，ssk对科学知识的考察已经越来越与一种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关联在一起，共同表明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即在实践中研究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将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从一种语言式的研究转向一种描述性的经验研究。这样一种研究将有可能为我们解决科学哲学和传统认识论的困境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
[ 论文 关键词]库恩 科学 知识社会学 强纲领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富有生命力的新学科，它的诞生直接受益于库恩 哲学 ;特别是其核心主张强纲领理论，更是深受库恩范式理论的启发。库恩哲学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整体架构有着深远的影响，涵括了相对主义认识论、 历史 主义方以及跨学科的工作模式。
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一致认为库恩是他们的先驱，是库恩为他们开辟了研究道路。在他们的著作中，“库恩”这一名字出现频率极高，而且总是笼罩在光环之中。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m·马尔凯1979年在其发表的一篇名为《库恩与科学社会学》的论文中写道:“当库恩的著作首次发表的时候，许多社会学家认为这好像是对他们学科的科学惯例的观点发起了引人注目的挑战。”正是在库恩哲学的牵引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得以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前身中衍生出来。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诞生与库恩哲学
自默顿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与社会》发表以来，科学社会学这门交叉学科得到长足的 发展 ，但同时也遇到了诸多方面的困境。默顿的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曼海姆的成果，最基本的设想仍属于认识论范畴。wwW.0519news.CoM他有四条原则，即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同时，他也认为，科学知识是实证的，如果一旦被证实，其内容在社会中就是必然的;科学知识不受科学家个人素质及其社会地位的影响，因而，科学共同体评价理论的技术性标准是固定的;科学的目标就是“扩大正确无误的知识”，知识是在经验上可以验证而在逻辑上首尾一致的关于 规律 性(实际上是预言)的陈述，技术规范和道德规范将为达到这一目标提供工具。默顿的这些主张忽视了科学的社会实践目的，把注意力只集中在获得真理这一科学的功能之上，对科学的生产力功能没有给予始终一贯的关注。并且，由于默顿把侧重点放在社会结构如何影响科学子系统上，致使科学社会学只限制在探索支配科学家的社会行为的原因和支配科学活动的社会体制上。因而，在默顿的研究范式中，社会学家只是通过统计论文或引证的次数来考察科学家对知识增长的贡献，而不科学知识的社会根源，似乎科学思想的只是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的工作，这就造成了一个“交叉空白点”。库恩的范式理论很好地阐析了科学知识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点。这样，虽然库恩并没有像默顿那样建构一个完整的社会学体系，但是库恩哲学却直接导致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新学科分支的诞生。
科学知识社会学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之后，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主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科学知识社会学是从科学社会学、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库恩的科学哲学的营养中成长起来的。库恩范式理论中的相对主义解构了科学知识的特权地位，凸显了科学的历史与境性，使得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模式成功地进入到科学研究领域。
二、强纲领中的库恩范式理论思想
强纲领(stior8 p)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阐述的较为系统的知识社会学主张，是布鲁尔(d. blaor)在《知识与社会意象》一书中提出的，“所有科学知识，不论 自然 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可以用社会学的方法.‑f2l。强纲领认为，对一切科学知识内容的解释都必须遵循四个原则，即因果性、公平性、对称性和反身性。
众所周知，传统科学社会学长久以来将知识分为两种。一种是数学和自然科学，其余的属于另一种，包括诸如宗教信仰、道德、实际智慧等内容以及所有的社会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被认为是质朴的、不被任何利益所站污的。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怀疑的、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比如，美国 现代 杰出的科学社会学家斯塔克(stark )认为，“因为人们关于自然的事实是他发现的，而文化事实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工作。这两种情形中，知识的社会决定是不同的。针对这种观点，库恩提出了范式等相应的观点。范式(paradigm)一词，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来的。除了范式一词，书中尚多次提到常规科学、科学危机、科学革命、前范式等概念闭。因此，可以由此推导出从这些环节到范式的一个循环过程。库恩范式理论试图阐明的就是，科学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的成果或者说是人对自然的一种理解，总是在这种循环中实现的。任何理解(科学理论)都必须是在理解者(人)和被理解者(自然)的合作中才是可能的。理解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是建构的而非单向控制的，它处于一个不断演进的循环过程。库恩通过科学史的研究发现，科学一旦接触到历史材料就与人们平时的看法有所不同，并预示了一种新形象。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并没有什么不同，它并非是自然界的纯客观反映，而是与其由之产生的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库恩认为，每一种科学事实的解释都是在某一个范式之内的解释，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
事实上，库恩范式理论的本质正是把社会科学解释学的理解模式引人到对科学的理解过程中，使科学的成因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揭示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的本质特征，解构了科学的特权地位。正如库恩本人所言:“我的观点一直是这样的:在任何时候，自然科学家都要基于一系列概念，当代研究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的也是这些概念。这些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代的研究者通过训练，并且只有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用来理解其他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方法，才能进人这种文化。有时我叫它为特定阶段的解释学基础。……它与我曾称的范式很相似。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科学知识积累解释的批判，强烈地促进了人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系与区别的再认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创立者—爱丁堡学派正是其中的生力军。巴恩斯写道:“众所周知，科学知识的发展，大量的理论和原理被怀疑并且成功地被取代，这的确是为什么如此之多的科学哲学家为维护事实与理论的区别而不得不进行艰苦斗争的原因。这斗争所依赖的辩护性隐喻正是事实的积累。然而，也还有对理论看法的异端思潮。最近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库恩的工作有力的动摇了这种信仰。他所描述的科学中基本理论的变迁，不再是对增长的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和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既然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一样，并非以纯积累的方式变化着，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们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维持一定要求助于社会原因?爱丁堡学派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巴恩斯指出:“科学没有任何特权。因为其信念与理性或实在有一定的相应联系，因而其文化传播过程与其他领域所采取的相比，决没有更重要之处。也就是说，科学不应该被认为似乎在认识上优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识体系。因此，对科学知识内容的解释就不能再限于以往那种否认社会因素的作用。甚至承认社会因素会影响科学知识的内容的看法也是不彻底的。在爱丁堡学派看来，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内容的影响，不仅是始终存在的，而且也是决定的。这也是他们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的主旨。
三、库恩哲学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影响
科学知识社会学直接从库恩哲学中诞生，也饱含着库恩哲学的精髓。库恩哲学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相对主义认识论前提
在库恩所称的常规 科学 阶段，有一个指导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活动的范式，这一范式提供了判断科学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在一门学科 发展 的 历史 长河中，不同常规时期的范式是不同的，而且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可见，在库恩那里，科学合理化的概念被相对化了，科学合理性是拘泥于一定范式的合理性。而在科学革命阶段，不存在一个为大家所公认的范式，科学家需要在有可能成为范式的候补理论中作出选择，但这种选择缺乏合理性标准，而只能诉诸非理性。库恩主要考察了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对理论选择的影响。这样，非理性因素就在科学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库恩的相对化的科学合理性概念和非理性思想，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工作开辟了道路。
以库恩 哲学 作为认识论前提，实质上是对以逻辑经验主义为认识论前提的默顿传统的一种挑战。在库恩看来，科学知识的意义只能由特定范式所决定，因此，科学评价不存在一个普遍一致的标准。这样一来，本文开篇所述的默顿为保证“扩大正确无误的知识”所提出的那四条原则就难以成立了。正如马尔凯所说:“库恩描述了科学认识变化的过程，他所用的方法似乎表明，以传统的社会学理由为先决条件的价值观念经常发生冲突。这使社会学家注意到，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系统的经验证据表明科学中这种价值观念的作用是普遍的、无偏见的、不动感情的和谦卑的等等。”但是，后库恩的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与社会交叉地带的广阔研究领域都迅速被这种相对主义认识论前提所攻占，尤其是后 现代 主义甚至把有限度的相对主义发展成为彻底的相对主义，违背了库恩的初衷，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规范的。
2.历史主义方启示
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都相信存在一种超历史的、放之一切时代而皆准的方原则，因而，把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完全地割裂开来。库恩则认为:“科学史有助于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颇为特殊的空缺，可为他们提出问题，提供资料。”因此，库恩从研究科学史入手，提出了一种大相径庭的科学观—范式理论。该理论把科学看作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一种可以历史地描述的经验事实，从而使自己成为以这些描述(即科学史)为基础的一套关于科学的理论。
库恩坚持历史主义的方原则，他认为历史学家应该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即努力考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从现在的观念和范畴出发，去推测过去。而且，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过去的社会，而历史主义的方就是对科学作动态的考察，因此，考察科学史就是历史上的社会因素对当时科学的影响。所以，库恩的历史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社会学的方法。科学知识社会学也注意到了库恩在方上与以往哲学家的不同，h"m·柯林斯在批判现象学 文献 和其他相关的哲学文献中都没有关于科学概念的变化的讨论时指出:“托马斯·库恩是试图描述变化的过程，特别是革命的过程的一个少有的例外。正是在历史主义方启发下，科学知识社会学特别重视对历史上的科学和当代科学的动态生产过程作社会学的考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实验室研究。
3.跨学科工作模式
库恩从一个物 理学 专业的博士发展成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两个领域功勋卓著的大师，本身就是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典范。事实上，由于涉及历史和哲学，库恩的很多研究也是属于社会学范畴的。在《必要的张力》一书序言中，他就写道，“我的书在本质上是属于社会学的”。库恩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并使之与整个社会过程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对科学的“范式”转换的影响，可以说，实际上他已经提前开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从事的工作。库恩在《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一文中讨论了哥白尼革命和历书的关系。他指出，正式改革日历的社会压力，促使技术的中断(托勒密体系已经不能很好的解决天文学问题)发展成一场危机，导致天文学历史上的哥白尼革命。马尔凯也曾指出，他们(社会学家)把库恩所提出的，尽管是完全初步的方法作为一种模式，来说明科学家的认识信仰和科学判断如何受到他们研究共同体内部的社会立场变化的影响。例如，库恩讨论了与老一辈的科学家相比，年轻的科学家对于突然出现的范式的各种反应。这被看作是在科学知识社会生产的社会学考察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通过以上对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库恩哲学思想的，能够发现，科学知识社会学与库恩哲学在历史上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虽然前者在某些领域里过度应用了后者的一些思想，但却是库恩哲学直接催生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这门富有生命力的新学科，并对其核心纲领和理论框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相应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成长也必然将反过来丰富和发展库恩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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