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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性又称真实性，与主观性相对，客观性，即客观实在性，它指事物客观存在，唯有将主观性通过实践与客观性统一才能获得客观真理。
理性是指人在正常思维状态下时为了获得预期结果，有自信与勇气冷静地面对现状，并快速全面了解现实分析出多种可行性方案，再判断出最佳方案且对其有效执行的能力。理性是基于现有的理论，通过合理的逻辑推导得到确定的结果。反之就是反理性。理性的本质就是否定与怀疑。试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旨趣_其他哲学论文五篇倘若你对这类文章有更多的感触，可以发表分享给大家！
〔 论文 关键词〕 科学 知识社会学 解构 建构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解构了知识的客观性与合理性，用信念取代知识，试图建构科学的“社会实在论”。本文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解构与建构两个层次的理论结构，指出ssk的论述定位于知识的部分因果这一理论旨趣，而不预设 自然 世界与理性的概念，其无法获得对知识自洽的说明。
科学知识社会学又称为ssk，是科学 哲学 在后 现代 的一种理论视角，其理论观点与科学哲学传统思维方式及理论旨趣谨然相异。科学知识社会学批判传统科学哲学倡导的理性、真理与客观性观念，提出非理性、社会影响、 协商是知识产生与科学进步的核心原因。夏皮尔指出“我们们生活在一个缺乏确定性的年代，我们不再相信科学知识的传统特征，这种特征是把科学进步描述为它的充分实在性。布鲁尔认为“所有科学知识—无论是经验科学方面的知识，还是数学方面的知识—都当作需要调查研究的材料来对待。柯林斯断言知识的生产是科学行动者之间偶然“谈判”的结果，并声称“自然世界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起着很小的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拉图尔和伍尔加在《试验室的生活》中，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在生物实验室中跟随科学家的研究实践，其主题在于指明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的，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谢延娜在《知识的制造》中展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材料不是自然的，而是建构的。www.0519news.CoMssk源起于英国，后来扩展到美国及欧洲大陆，内部各流派其研究方法，理论倾向和认识论倾向都不尽相同，研究的问题也有所不同，但综合其所有主张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观点:第一，反对把科学仅仅看成是理性活动这一传统的科学观;第二，强调科学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弱势决定，削弱甚至完全否定经验世界在限定科学知识 发展 方面的重要性;第三，自然科学的实际认识内容只能被看成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主要受社会因素影响。ssk采用的论证策略及理论旨趣可归结为在解构和建构二个层面的证明:解构层面，ssk解构了传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理性说明模型，批判科学史及其科学发现的理性描述模式，否认自然世界在科学认识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建构层面，ssk建构起科学实践认识的社会因果说明模型，取消科学与信仰之间径渭分明的界限，用社会因素取代自然世界决定科学认识的核心地位，认为科学知识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至其知识内核都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
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是ssk首当其冲必须征服的障碍。理性主义认为科学的 历史 由理性主宰，只有在理性解释不起作用的地方，非理性的心 理学 因素和社会因素才有存在的必要。拉卡托斯把科学史分为“内史”和“外史”，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内史，非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外史。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内史是第一位的，外史是第二位的”。即或在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看来，“社会因素”即是“理论之外的因素”，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客观知识内容是社会学无法界人的领域。在知识社会学的纲领性著作《知识与社会意象》中，布鲁尔批判了这种赋予理性优先地位的观念是受到源自弗拉格一帕拉图主义对客观性理解的影响，是一种目的论解释模型，以这种客观性概念为基础，弗拉格区分了理性的逻辑维度与心理维度。布鲁尔批判了拉图尔的客观性概念是理解科学与理性的一种非自然主义的神秘方法，在这种非对称理性思想中，社会被理解为非理性的根源，用来解释认识论的缺撼，这是极为不公正的，是一种误导的方法。一与目的论模型相对应的是因果关系模型，“它们是两种相对立的立场。"ssk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就是为了给知识社会学开辟出一块新天地。
客观性、真理与合理性是理性主义认识论中的核心概念.与理性主义认识方法一脉相承。客观性、合理性标准是语言可翻译可理解的标准，这是理性主义反驳ssk主张的一个强有理的证据。在巴恩斯与布鲁尔合著的《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中，ssk解构了“使翻译成为可能的‘合理性的桥头堡”’。解构的策略其一是否认存在标准的意义，“在词语的使用方面并不存在什么优先的理由(不存在什么‘简单的与知觉相关的情境’)，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末被文化变量使之复杂化地‘标准的意义”，“所有概念和所有惯用语是等价的”其二是借用库恩的不可通约思想，承认“绝对理想的翻译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可能只是根据偶然的和局部的标准判断，对产用目的来说可接受的翻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ssk的解构策略并不能贯彻到底。虽然ssk否认“绝对理想的翻译”，但也不得不承认可理解的异族文化，也不得不承认“适当的和普遍认可的惯例”。 ssk用来否认翻译的合理性基础的一个例子就是卡拉姆人使用“yakt”的事例。卡拉姆人把我们称为鸟的许多实例称之为“yakt"，但在卡拉姆人看来，蝙蝠也属于“yakt’，之类，而食火鸡则不包括在其中。ssk证明，因为卡拉姆人的‘yakt’不能完全被翻译为我们所说的鸟，如果存在客观标准，存在“合理性的桥头堡”，那么就应该存在跨文化意义上的鸟这样的词，正因为存在不同文化对正如鸟之类最显而易见的概念的不同理解，因此，理性主义者的客观性是要受到质疑的。但是不是我们就完全不能理解卡拉姆文化了，当然不是这样。“要了解‘yakt’并不难，只要注意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最终就能像卡拉姆人一样辨别`yakt’o”此处证明假设了前提p(如果概念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则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不存在具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所以概念不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客观性与合理性并不能先验得确定概念的所指，而只是为理解概念的所指提供根据，是为理解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中“什么”存在的根据，也是我们得以判断我们确实知道了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的根据。如果从这一点来理解，也许确实不存在“绝对理想的翻译”，但绝对存在“可理解的翻译”，而不仅仅是“可接受的翻译”。
“对于学习者来说，没有必要假设存在一些共享的概念。”那么，我们如果理解异域文化呢?ssk认为根据“概念的特性”，我们可以作出“相同性判断”，由此理解成为可能。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概念的特性”如何导致明确的含义?相同性判断怎么可能?相同性判断之所以相同的根据在哪里?彻底解构真理、合理性与客观性，漠视知识的客观经验基础，把自然世界逐出知识的认识论领域，这显然违背对科学知识的常规理解。
科学知识的经验基础仍是ssk无法逾越的问题。“理论确实对经验作出反应，但是不是与它所说明的经验一起被人们给定的，也不仅仅受到这种经验的支持，要想引导和支持这种知识成分，人们还需要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种能动力量。知识的力量成分是一种社会性成分，它是真理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关于错误的指导。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布鲁尔并不准备否定理论受到经验的支持这一事实，只是提出我们不应该忽视理论知识中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影响因素—社会因素。但承认理论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由此推导出这种社会性成分就是科学理论和真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说是真理主要的影响因素。拉卡托斯也承认完整的科学史应是内史与外史的结合，在理性说明的基础上，应由心理学和社会因素给予补充说明。波普尔也承认科学发现的逻辑中不能排除心理因素的影响。但如果布鲁尔要证明社会因素是科学知识和真理的决定性因素，他必须进一步说明知识与真理的社会本性以及何种具体的社会原因影响与决定了哪一部分科学知识的核心内容。ssk在解构层面模棱两可的论证，对建构层面的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建构层面，ssk从本体论上用信念取代了传统的知识概念。“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它是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的。……当然，必须把知识与纯粹信念区别开来。我们通过用知识这个证词专门表示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同时把个体与具有个体特征的的当作纯粹的信念来考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从一开始，ssk就给出了“社会学家”对知识的理解，知识就是信念，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如果知识只是纯粹的信念，是个体的一种心理活动，只具有心理学基础而不具有任何可理解的共识，这显然有驳于我们的常识。怎样在纯粹的信念与知识之间作出区分?ssk又指出，知识是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而任何具有个体特征的都只能当作纯粹信念，不成其为科学。由此一来，我们根本无法区分“知识”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理解”与“相信”、“证据”与“认为”之间的分别。但是在这段话中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在所有的定义与结论作出之前，有一个限定状语“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也就指出了知识社会学看问题的角度，讨论问题的层次只是“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知识社会学就只准备讨论以信念为特征的社会因素对知识形成的影响。那么，我们并不把对“科学家”、“传统的科学哲学家”、“理性主义者”探求科学的客观性基础，认为科学是一种由证据给出证明的真理。显然，ssk不但陷入本体论上的相对主义，而且从方上承诺了一种彻底的相对主义。ssk的理论命题“我承认我对你的知识只是一种信念，但同样的你对我的知识也只是一种信念”，虽然这不具有任何建设性的含义，但符合于ssk倡导的对称性假设，同时也没有给他的理性主义对手留下逻辑的漏洞。 当然， 科学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行为，知识最终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完全排除社会因素的影响，这是一种理想化，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由信念一统不论是自相驳斥的亦或是各说其是的理论呢?如果说ssk的最终目的只是反驳理性主义的一统天下，而不准备在推倒理性主义之后再建立由社会因果说明一统天下的权威，那么，此一目的显然已经达到。ssk的最终目的，是用社会因素取代 自然 世界对科学知识的决定性影响，而把知识的经验基础退变成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
“个人与无语言的动物共同具有一些技巧。他们是我们的智能真实而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种技巧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天然的直觉能力。ssk并不准备讨论这种能力已经形成的经验印象与客观事物的关系，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动物的航行能力的特性应当看作是对知识社会学的一种批判这观点所表现出的不过是对‘知识’这个词的解释方式的一种个人主义的偏见”，“混淆了个人技能与社会技能”。ssk完全将客观性排斥于讨论的范围之外，而认为这是一种完全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达到对客观世界的自然知觉。我们的自然知识与知识或说信念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知识社会学没有给出任何说明，如果说把所有知识等同于信念而所有诸如，"xxl伊尔河上的独木渡舟”之类归弄种动物的本能认识，则我们在宇航飞船上看到地坏围绕太阳转无疑也应归于这样一种本能认识，那么在 电子 经过盖革计数器时发出的咔哒声是否也应归于一种本能认识，如果说听到咔哒声是一种动物式的本能，而判断是电子通过则是一种知识，是社会建构的，那么我们可以逻辑的推导这是我们所称之为电子的东西通过的这又可不可以看作是一种作为人这种动物的本能呢?如此一来，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本能，我们根本无从界定。
.布鲁尔的强纲领从方上给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定下应当遵守的四个信条。第一，因果性假设认为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状态的条件;第二，无偏见性假设认为应当客观公正地地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第三，对称性假设认为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既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第四，反身性假设认为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其中第三条对称性假设或说等值性假设受到了普遍的质疑，用同样的因果原因说明真理与谬误，这显然是与传统的二值逻辑背谬的。因果理论模型tt，既可作为命题p成立的证据，也可作为p的反命题成立的证据，这在二值逻辑的语境中是不成立的，也是违背我们的常识逻辑的。对此，ssk在其此后一系列论述中进一步指明:“我们的等值假设是:所有信念，就它们可信性的原因而言，都是彼此平等的……我们将为之辩护的观点是，所有信念的影响，无一例外都需要经验研究，并且必须通过找出其可信性特有的、特殊的原因来加以说明。由此可见，ssk并不是认为同样特殊的原因同时说明真理与谬误，而只是强调，所有信念的影响(或说社会影响)都应该经过经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社会原因，同样，这也只是一种在科学中有关理性、有关科学的“观察基础”问题上有限相对主义的立场.而非有关真与假的本体论的相对主义。
ssk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对真理、客观性、合理性、科学进步等观念都赋予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解释，甚至试图解构外部自然在科学知识中的决定性地位。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ssk指出了理性主义反映论认识中存在的缺撼，但是因此我们就可以用社会因素取代自然世界在认识中的核心地位，完全放弃科学的客观性基础呢?如果一个社会学家试图证明社会变量影响科学的认知内容，她就必须细心地刻划被影响的究竟是什么科学内容。正如科尔所言:“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确实描写了社会过程如何影响科学的动作，但是他们未能证明，对于我所说的知识结果或者科学片段—它们最终被科学共同体作为真理接受并随后成为那一领域的核心知识—有一种实质性的影响。并非ssk不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某此信念的自然主义解释与知识的自然主义解释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导，后者需要一种相当的认识论与其它理性手段”，不求助于自然世界与动物本能的结合，“集体信念的可接受性”无法获得完备的说明，勿宁说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理性主义作为两种理解科学知识的视角成为互补的关系。
论文 摘要：一般认为：ssk是相对主义的并且对传统的 科学 哲学 形成了严肃的挑战。本文试图考察这个观点。在理论选择问题的视野中，ssk并不是相对主义的。但是ssk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形成挑战确是存在的，其根源是本质意义上的相对主义。
论文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选择；相对主义
在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般理解中．存在着一种普遍被接受的观点：科学知识社会学是相对主义的。不仅如此，随着社会学家支持相对主义倾向的加强，科学知识社会学更加与相对主义相接近。这种观点的后果是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解上，造成了一种障碍。随着这种观点的接受，一种偏见也开始确立起来：科学知识社会学对传统科学哲学来说是一种麻烦和挑战，传统的科学哲学家开始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及其纲领作为～种挑战来批判(劳丹)。在人们的意识中，相对主义是作为贬义的概念出现的，但是，令人迷惑的现象却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如柯林斯一直将自身称为相对主义．而且以此为荣。面对这种现象应该如何理解呢?
在科学哲学内部．“相对主义”成为库恩、费耶阿本德以来科学状况的一种概括。这种概括充满了批判的意味。现在它成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标记。因此，弄清它如何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标记就成为非常有必要的事情了。
一般说来，科学知识社会学与库恩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前者把后者作为思想上的源泉。在库恩的思想中．作为关键性的概念．“不可通约性”来自“范式”这一范畴。库恩的这一概念正如他的研究者所说的，本身就是含糊不清的但是确定的是：从这个概念中引申出的相对主义成为一般理解库恩思想的根据。wWw.0519news.Com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接受和继承了库恩的思想。他们承认库恩对于实证主义的批判，而且还认为．这种批判是他们思想的来源。史蒂芬·科尔认为．“库恩拒不接受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在实证主义那里． 自然 界的经验证据表现在他们的“可证实性”概念中。因此．库恩的批判成为他相对主义的一个来由。但是，他的相对主义根源更多的是和“不可通约性”联系在一起。w．h．new—ith就是从这个角度批判着库恩。他认为库恩的相对主义和理论的不可通约有着密切的关系。w．h．new—ith对不可通约性的思想做出了三种分类：与价值变化有关的不可通约；与典型的标准变化有关的不可通约；与典型意义变化有关的不可通约。“作为理性主义者．他批判着库恩不可通约性的观点。“首先，我将要指明这个前提(不可通约)是不清楚的。问题应该是因为理论是不可通约的．我们无法断定一个理论优于另一个理论标准的合理性。但是，如果理论本质上是不可通约的，那么我为什么会面对在他们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呢?为什么不全部相信他们?早期库恩曾经说过无法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一些无法另外做出比较。他写到：‘来自科学革命的正规的科学传统不但是无法比较的，而且实际上和他们之前的理论是不可通约的。’但是人们想知道理论如果是不可通约的他们又是怎样不可比较的。那么如果不可比较的判断可以被证明的话。那么他们可以比较是有意义的。”从夏皮尔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论述：“我所力图指出的主要之点不仅仅是．库恩的观点是一种否认科学事业客观性和合理性的观点；而且我已经尽量说明，库恩得出结论的论据也是不清楚的和不令人满意的。他对库恩的后退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认清库恩从他原来的立场后退程度和意义是很重要的。”但是库恩在答复陷人相对主义的责难时，从原来极端的立场作了最为惊人的退却。”在他的相对主义问题上，夏皮尔给予了充分的揭示：“由于他们未对这些及其他基本观点进行，所以对他们的主张的最合理的解释就蕴涵着一种极端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否认科学的进步，甚至否认任何科学知识。”
不仅如此，在建构主义那里，库恩至少是打开潘多拉盒子的人。“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家认为库恩的立场为相对主义认识论开了绿灯。”
所以．库恩的传统形象以及他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使得科学知识社会学是相对主义的观点确亚起来．而且这种确立也成为批判它的相对主义的一个充分的理由。但是．这种确立与认同是否是合理的呢?
2相对主义是认识论领域内非常重要的概念．如今这个概念已经被超越于这个领域来使用。在科学哲学内部．相对主义具有了自己特殊的规定性。在前面已经提到理论选择问题是判定一种观点是否是相对主义的依据。那么，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察科学知识社会学。
理论选择问题来源于一种对科学的 发展 做出解释的要求。在科学中，从理论t1到理论t2的变化是一个涉及科学进步、发展的现象，对这个现象做出解释和说明成为科学哲学中的核心问题。在解释的模式中．存在着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模式的区别。w．h．new—ith在确定理性主义模式时谈到了四个标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他的四个标准是：
1．科学共同体拥有由理性主义模式提出的属于自身的目标。
2．根据可获得的证据．新理论t2优于旧的理论t1(根据来自上述模式中可比较性原理)。
3．共同体正式认可t2优于t1。
4．这种认可推动着共同体成员放弃t1而支持t2。
在谈到他心目中的理性主义者．如逻辑实证主义者波普尔和拉卡托斯时．他指出他们关于理论可比较性的原理．并且对这些原理给予了批判性的。在谈到非理性主义者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时．他认为“例如库恩、费耶阿本德这样的非理性主义者立场的特点是他们坚持这样的断言：理论之间的比较无法完成；理论是不可通约的。”
理论选择问题的有效性成为判断问题的根据。如果在某个理论中，理论选择问题被取消或者宣布无法解决．那么这个理论必然会导致一种相对主义；相反．承认这个问题的意义和有效性，则是对相对主义的一种宣战。这是在科学哲学中被承认的一种理论根据。很显然，理性主义者在理论选择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和意义；但是对于非理性主义者，这个问题并没有意义。那么．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这里表现的怎样呢?它与相对主义的关系是什么?因此，有必要对它们在理论选择问题上的观点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够明确它是否是一种相对主义。
一般说来，强纲领被看做是自然主义的。他们认为信仰仅仅是属于其他需要给出因果解释的自然现象中的一种。“很显然，在他们的研究中，他们寻求把信仰和引起信仰转化的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我们仅仅需要缘社会学家．而不是讨论他们的真和假、合理性和非合理性那样对待信仰．仅仅是解释他们为什么被选择或者改变。”如果说，在关于理论选择的规范模式中，理论t2被选择，理论t1被放弃是因为根据经验证据，t2要比t1更好一些。那么在后来对强纲领的批判中，“非理性主义”作为他们的名称被提了出来．因为他们放弃了这些因素而代之以其他(社会)因素。但是在这二者之间真的存在着一种本质的区别吗?面对两种竞争性的理论．如果选择了其中的一个而放弃另一个．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确定一个标准，然后来根据这个标准来判断哪个理论更加吻合标准，随后得出结论。在强纲领中，他们首先将这种选择看做是一种自然现象，然后来在这个自然选择的过程中．究竟是什么因素来决定着理论的取舍。
“利益”、“社会原则”“社会协商”等社会性的标准被确立起来；美学因素也开始取代证据成为一种理论选择的标准(对于这个存在着争论)。首先来看以下建立在美学因素上的理论选择。人们把这种对于科学选择的解释看做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但是如果问：一个理论符合某种美学原则而被看做是美的并且得到认可．那么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还是一种规范主义的?它与前面所说的，用经验证据来判断理论为真、为假的做法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在这个问题上．答案是明确的，在以美学因素为主的理论选择中．更多的含有价值性的因素。科学共同体的美学原则群决定着理论中包含的美学因素的程度和价值。在美学原则群的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是如果这些美学原则中有着经验性的过程．那么这种理论选择模式可以看做是非理性主义的；但如果共同体的美学原则是一个先天的东西，如自然界中的经验证据一样．那么这种理论选择模式应该被看做是与前面所讲的规范选择模式一致的。在强纲领中，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如果说．他们进行的是一种科学研究，那么他们给予了我们一幅关于科学家理论选择的客观解释．而且是因果性的解释。但是如果他们把“科学共同体”作为理论选择或者作为科学理论解释的一个基础．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被作为是科学哲学的威胁的说法有其合理性所在。我们必须对强纲领的深入到内部．这种微观式的作用才能显现出来。 “强纲领的关键性观点是：在解释某个人或者某个共同体为什么坚持了特定的信仰上．在解释某个信仰转变的发生上，与考虑被谈论信仰的真假、理论真理内容多少、理论的合理与否无关。”可以看到，从在强纲领的观点中，可以推出：某个人或者某个共同体坚持了某个理论或信仰。这是一种 自然 现象，而不是一种理性的抉择过程。所以他们强调了外部的非 科学 因素，即社会因素。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因素是以一种宏观的面貌出现的。在科学知识的选择中．这种宏观性因素起着相应的重要作用。s．barrybarnes的“利益”范畴就是科学共同体选择理论的一种宏观性的标准。可以借助一个例子更好地理解这里所说的。在物 理学 中，引力波的探测是验证广义相对论的基础。科学家一直围绕“是否存在着引力波高流量”而争论。结果是“引力波高流量不存在” 的观点被科学家所接受。那么，科学家选择了“不存在”的观点仅仅是因为实验证实了引力波高流量不存在吗?除了一些科学家反驳josephweber的实验．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在这个理论背后． 工业 科学部门的利益与“引力波高流量是不存在的”观点密切相关。这个观点是材料、加工技术、热力噪声等技术应用于现实生活的基础。很显然如果这个观点被认为是错误的．那么利益就会受到严重的破坏。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利益”成为某些科学家理论选择的标准。davidbloor的“社会原则”、harrycollins的“社会协商”等都是一种非科学因素。现在，非科学因素取代了“证据”成为理论选择的一个标准。
可以把传统的理论选择问题进行一种整理，通过这种整理可以发现：一种原有的存在于强纲领和传统理性中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在传统的理论选择的解释中，理论是自主的．科学家或者共同体根据理论自身的真、假来判断是否取舍．如果理论为真．那么科学家会相信并且坚持这个理论．
否则会进行修正；理论的真、假断定来自经验证据(那种将经验证据等同于自然界的观点．如强纲领在这一点上是不合理的)。在强纲领中．相似的逻辑也是存在的。先不考虑将整个理论的选择看做是现象还是其他．只对科学家进行理论选择中的标准问题进行考虑。那么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中．他们是否坚持一种标准或者类似于标准的东西存在着?前面的表明：在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强纲领强调一种非科学性的标准。他们坚持“利益”。如果用证据能够对理论的真假做出检验，如果能够根据理论的真假做出选择，如果把这个过程称为是“科学性的”，那么在强纲领那里，他们坚持的是：科学家是社会性的人．他们选择理论的过程应该是社会性的。所以，这种社会性的因素成为理论选择的一个标准。
这样一来，理论选择的问题被强纲领解决了。整个科学知识社会学也依照强纲领的方案解决了理论选择问题。可以看出．理论选择问题对于他们是一个有效地问题。那种无法在理论间做出选择的来自于范式的矛盾并不存在。
但是，传统的科学 哲学 所面临的威胁并没有消失。真理、客观性被社会性的因素所取代。在当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的理解中，存在着相当的争议。在理论选择问题上，它们不是相对主义的。在前面的考察中．已经确认：科学知识社会学批判了将经验证据作为理论有效的根据之观点．将社会因素，如利益、美学因素作为理论选择的真正根据。但是．这种做法恰恰为相对主义留下余地。在前面所举的关于“引力波高流量是否存在”的科学争论中．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考虑，在判定“引力波高流量不存在”的理论观点上，这一理论之所以被接受为真的根据应该是经验的证明。
但是根据科学知识社会学．他们认为，科学家是根据“利益”而确认了这个观点的真实性。“利益”是什么?利益仅仅是某些团体所具有的。这使得他们确立观点的基础变得狭隘和相对。因此将社会因素作为理论为真的根据．对理论做出选择事实上是承认了某些相对性因素的合理地位。
但是，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因素的理解应该联系到胡塞尔。在他那里，他严厉地批判了种类相对主义．他称为人类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放弃了“经验证明”．投人到社会性因素的怀抱．并将其作为理论选择的根据。这只是表现出更加的没落。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经验证明”就是一种人类主义．是相对主义的一种形式。
如此．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应该被称为人类主义的。他们的相对主义并不是因为他们将“经验证据”改变为“社会性因素”才出现．而是与坚持“经验证据”的实证主义一样本质上都是(人类主义的)相对主义。对于他们的相对主义的摆脱在于认识到．他们的相对主义只有在更大范围的相对主义内才能克服．而不是重新回到原来意义上的客观的、经验证据上。
论文 关键词:知识社会学 社会境况决定论 唯物史观
论文摘要:本文考察了知识社会学的中心思想，即受海姆的“社会境况决定论”，并在此基拙上探讨了受海姆这一理论同主义唯物史观的区别。
“社会境况决定论”是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中心思想，它探讨“知识的存在决定”或“思想的社会决定”。曼海姆认为，思想家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状况中，特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状况造成了思想家看问题的社会角度，思想家从自己的社会角度出发形成思想理论，就难免使自己的思想理论带有自己的社会偏见，成为一种。因此，思想终究是由社会境况决定的，曼海姆把这叫做“境况决定论”或“社会境况决定论”。不少西方学者将这一观点同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相提并论，并称为“一曼海姆观点”。让我们对曼海姆的这一观点作一考察，并澄清这一观点同的观点的区别。
1社会境况决定论的表现
曼海姆的“社会境况决定论”认为，思想、理论的产生和 发展 并不是由思想理论本身决定的，而是由思想理论之外的社会境况即社会环境、社会状况决定的，曼海姆把这些决定思想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也叫作“存在因素”或“超理论因素”。www.0519news.com
具体地说，曼海姆说的“存在因素”或“超理论因素”是指客观存在的生活经验、群体利益、社会地位、社会过程以及其他社会环境因素。在他看来，这些社会性因素制约着人的认识方式，使不同的社会环境的人产生不同的思想，因此，思想理论必定同这些社会性因素有关。
例如，竞争就是重要的社会存在因素或超理论因素。“竞争不仅通过市场机制控制着 经济 活动，不仅控制着 和社会事件的过程，而且也提供对世界的不同解释的动力。当这些不同解释的社会背景被揭示出来时，人们会发现它们只不过是争夺权力冲突群体的观念的表现。曼海姆认为，理论上的分歧往往可以归因于世界观上的差异，而这种世界观上的差异又是由不同群体的竞争和对抗无形中引导着的。因此，要真正理解一种理论或一种思想，就不能根据它所解释的对象，因为不同解释者对同一对象可以有不同解释，而应当具体地解释主体，看他属于哪一个社会集团，贯彻什么样的集团目的和期望，只有这样才能弄清一种理论的真实意图，才能真正理解这种理论。
又如，世代更替也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存在因素，它和竞争一样制约和促进思想理论的发展。曼海姆认为，要考察世代更替对思想发展的作用，就不能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而应当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如果我们不加任何区别地简单地谈论‘世代’，我们就会把纯粹生物学的现象同社会文化力量造成的现象混为一谈”。正如从横向看，一个人总是归属于一定的社会群体，总是有一定的社会位置一样，从纵向看，一个人也总是置身于一定的 历史 时期，总是有自己的年代位置，这种年代位置同样制约和影响着他的思想。另一方面，世代更替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更替，而且是社会文化的传递过程，每一代人都是这一传递过程的中转站。而每一代人在传递社会文化时，都要同它进行新的接触，就好像一个人在社会流动中要进行新的接触一样。在这种新的接触中，“个人的意识会发生相当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经验内容的变化，而且是个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的适应性变化”(3)。不同世代的人们对世界会有不同的解释，因此，世代是造成人文社会理论发展变化的一个社会存在要素。“这一要素在许多情况下影响着理论的选择原则和组织原则，影响着理论的分化，并影响着在特定社会和特定时期中流行的观点”。曼海姆说，思想理论初看起来似乎是自行发展的，而从知识社会学的观点看，它只不过是由竞争，世代交替以及其他社会存在因素支配和影响的有节奏的运动。
曼海姆认为，思想家的社会境况不同，他们在形成理论时的角度即“观点”也不同，这些不同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同一个概念的理解不同。例如不同社会派别的思想家都使用自由这一概念，可是在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却差异极大。在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传统保守主义思想家把自由理解为各个等级根据自己的特权生活的权利，而浪漫保守主义思想家和新教派运动思想家却把自由理解为每个人都按自己的个性去生活的权利。此外，自由派思想家则把自由理解为所有的人都掌握有同样的基本权利。曼海姆由此得出结论:“总之，即使是在规定概念时，这一规定的角度也是由观察者的既得利益引导的。也就是说，思想是由特殊的社会群体所期望的那种东西引导的。
第二，使用对立的概念。例如保守派思想家喜欢使用“民族精神”这一概念，而进步思想家则喜欢使用“时代精神”这一概念。这是由于保守势力经常以民族传统、文化差异和国情差异为理由，拒绝接受新思想和新制度;而进步势力则主张顺应时代潮流，接纳新事物。
第三，没有使用某些概念。思想家在形成理论时，由于其社会境况的作用，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某些问题，这就造成了与这些问题有关的概念的不存在。“某些概念的不存在不仅表明某些观点的不存在，而且常常表明对掌握某些生活问题兴趣的不存在”。而这终究是由思想家的社会境况造成的。
第四，所用基本范畴的特点不同。曼海姆说，保守派思想家所使用的范畴常常具有整体性，它“不打破经验材料的具体完整性”，而激进派思想家所使用的基本范畴往往具有性，他们通过的途径得到更小的思想单元，以便“可以通过因果性范畴或功能性整合将其重新组合”。曼海姆认为，这种特点上的差异最终也起源于他们社会境况上的差别。
第五，采用的思维模式不同。曼海姆认为不同社会集团的思想家有不同的思维模式。如当时进步势力的思想家喜欢应用 自然 科学 的最新成果，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模式来考察社会现象。而代表没落的地主、贵族等势力的思想家则不接受这种思维模式，而是更喜欢采取诸如“人格型”的思维模式。
第六，抽象的水平不同。曼海姆说，有的思想家在其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停留在一定的抽象层次上，不再向前推进了，这种情况同思想家的社会立场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曼海姆的社会境况决定论对人们的思想至少具有以下影响:第一，它使人们看到，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论，它不是由客体或对象决定的，而是深受主体的社会境况制约的。这就对思想是由对象内容决定的这一传统观念造成了极大冲击。第二，曼海姆的上述观点，对于把思想发展史看成纯理性、纯逻辑过程的传统理性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使人们看到了思想发展的非连续的一面，这就对传统思想史的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第三，曼海姆上述思想沉重打击了传统的抽象真理观，为非理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引人认识论进一步开辟了道路。 2社会境况决定论的 历史 考察
所谓历史考察，主要是寻找 现代 社会思想多元化的社会历史原因，同时说明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原因。
在曼海姆生活的年代，社会思想体系多如牛毛，且各自互相攻击，呈现出思想多元化的局面。各种思想都自称正确，可究竟谁是正确的?对此许多人感到十分茫然和无所适从，因此社会上盛行各种各样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曼海姆称这种局面为“当代思想困境”，并认为要摆脱这种思想困境，就必须弄清各种社会思想的来龙去脉，这就需要从社会历史方面考察思想多元化的原因。曼海姆认为，现代社会思想多元化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教会权威力量的动摇。在欧洲中世纪，教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凌驾于国家之上。这种权力上的集中必然要求思想上的垄断，即由教会来垄断对世界的解释权。这种垄断性的思想有一个特征，这就是它离日常生活的公开冲突相对遥远，而以学术性的面目出现。这种思想尽管也有内部争论，但这些争论却不反映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而更多的是出于建立体系的需要，这种建立体系的需要总是把宗教和其他生活领域的事实作为支持已有的学说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思想冲突的。而随着社会力量的变化、文艺复兴的到来、宗教改革的出现，教会力量也就一步步地衰落了，与这种衰落相适应的是教会对世界解释的垄断权的丧失，这样真正的思想争论就开始了，解释世界的其他方式就日益被承认了。
二是社会动荡的加剧。曼海姆在此强调了社会交往的重要性，认为社会动荡加速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在交往中各种思想方式得以传播、碰撞，会合于同一个心灵中，这对于冲击人们原有的思想信念起着很大作用，促进了思想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例如 工业 革命伴随的一个现象就是急剧的社会流动，社会的水平流动使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同行业的人们频繁接触，人们在接触中发现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思想方式。但是，仅仅发现思想方式的多样性，还不至于导致对自身思想信念的动摇，因为人们仍有可能固守自己的传统和习惯，而把其他思想方式视为异端。
但是社会的化进程还造成了剧烈的垂直流动，即不同地位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而社会的垂直流动使得社会下层的思想方式能与上层的思想方式相抗衡。“这种化进程首先造成了这种可能，即它使原先没有公认的有效性的下层思想方式获得了有效性和威望”曼海姆认为，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体验世界的方式，即使他们信仰同一个宗教，他们也有着不同的信仰方式和解释方式。因此在稳定的社会中，下层思想方式不会造成上层思想方式的动摇。而在化时代情况则不同，化使下层思想能够在同一个有效性的层面上与上层思想相抗衡，而且化造成的垂直流动促使不同阶层的思想方式会合于同一心灵，使人体验到它们的不相容性。这样就动摇了人们原有信念的权威性，迫使人们这样去想:“思想过程的多样性难道不是可能的吗?如果一个人审视思想的可能性，难道不是可以发现众多的方式吗?因此曼海姆认为，只有当水平流动伴随着剧烈的垂直流动时，人们对自己原有的思想方式的有效性的信念才会发生动摇。而只有人们对自己原有的思想信念发生动摇，思想的多元化才有可能。
三是不从属于任何阶级的知识阶层的出现。曼海姆说:“现代生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知识活动不再像在以往文化中那样，专门由一个特定的阶级和牧师来承担，而是由不依附于任何阶级的一个社会阶层来承担，这个社会阶层的成员来自社会生活的越来越广阔的领域。”在中世纪，由于教会统治一切，因此教士拥有布道、 教育 和解释世界的权利。而且教士的思想和行为受到社会组织的严格控制，他们的使命是把教会内部的思想凝聚力强加给其他思想方式。而在现代社会，教士丧失了对解释权的垄断，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的知识分子阶层。由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出自社会各阶层，他们不属于某个特定的阶级，他们的思想不受特定组织的制约，这样他们在思想上就展开了自由竞争。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之间不得不竞争，因为他们只有通过竞争才能赢得公众的赞同。由于知识分子来自社会各阶级和阶层，因此他们在竞争中，实际上也就把社会各集团的利益冲突转变成观念冲突。这样也就造成了思想的多元化。
总之，曼海姆对现代思想的多元化的原因进行了社会历史的考察，这一考察也就是对现代各种人文社会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说明。在这一总体性考察的基础上，他又对某些人文社会学科的形成进行了具体的说明，指出了现代认识论、心 理学 和社会学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曼海姆还指出，现代人之所以会产生思想困境，是因为他们对思想多元化感到困惑，而他的知识社会学则要揭示各种思想的历史起源，说明它们的社会群体基础，指出它们的社会功能，从而对它们分别予以理论上的定位，使人们能知其所以然，把思想多元化看成正常现象，让各种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失去市场。因此曼海姆认为，他对现代思想困境的历史性，同时也是对他的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的说明。曼海姆这一考察，使人们对近代社会 科学 产生和演变的社会根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首先，建立与其学科特点相适应的学术评价制度，要尊重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特点，体现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差异。我国理工农医类高校现行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制度基本上是对自然科学学术评价制度的简单模仿，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门类之间的学科差异，存在着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裁量、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的现象。其后果是造成哲学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都从属于自然科学，丧失自己的学科特色。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民族性、阶级性、本土性以及真理检验的直观性，价值实现的潜在性和间接性，成果多样性及引文的长周期性等特点。这些特点都要求我们在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价时予以尊重。
其次，建立与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特点相适应的学术评价制度，有必要在一定范围内恢复同行评价制度。当代学术研究中，与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交叉并存的趋势使学科分化越来越细，隔行如隔山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似乎每个人都可以插上嘴说两句，但事实上，只有同行才能作出真正科学、客观的评价。在进行研究项目的评审时，也只有同行才能发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如方法的可行性，研究意义的大小等等。尽管同行评价可能受到个人学识水平、主观倾向或学术成见的影上文库响，也可能因为利益关系而失去公正性和客观性，并非无懈可击，但相对于行政评价和量化评价，其优势也是明显的。近年来学术界所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的批评几乎都指向量化法，因为量化法重量而不重质，将学术研究等同于工厂里的流水线，是根本违背学术发展规律的。Www.0519news.COM行政评价体现的是行政思维而不是学术思维，行政思维凭借行政力量会极大地妨碍学术自由和学术创新，而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说，学术自由几乎就等于学术生命。同行评价虽然并非无懈可击，但其弊端的出现是非本质性的，可以通过单盲法、双盲法、公开式、交互式、集体法等多种方法来尽量保证评审的客观性。只不过同行评价程序的复杂性需要增加评价的成本投入，延长评价的时间，这需要得到高校领导和管理层的理解和支持。
再次，建立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校特点相适应的学术评价制度，还要求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内部差异。哲学社会科学或通常所称的文科各学科之间的差异并不比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小。以哲学和社会科学为例，以前我国学术界、教育界普遍不承认二者之间的差异，而统称之为社会科学。近年来，尽管哲学不属于科学，自然也不属于社会科学的观念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但在学术评价制度上没有相应的体现。我们现在将所有的学术研究统称为“科学研究”或“科研”，而哲学并不属于科学，对它的研究应不应该属于“科研”呢？如果不是，我们每年申报那么多的科研项目，填写科研成果，是否名不副实？不仅哲学，其他传统人文学科如文学、史学、历史学等能否称之为科学也一直存在争议，这个争议不仅仅是名义之争，更本质的是学科研究方法之争。社会科学从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为榜样，并向其借鉴研究方法，强调研究成果的可量化和可重复性，而这些特征不可能在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中体现出来。理工农医类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师资力量薄弱，往往难以组建院、系、所等二级单位，某些理工类高校的人文学院或社会科学学院因此成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都差异很大的学科的杂烩。这一特点反映到学术评价制度上就是忽视哲学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往往只根据某个强势学科的特点来制定学术评价标准，并对其他学科进行评价。而这些强势学科往往是实用性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它们的学科研究方法已经完全自然科学化，讲求实证、定量、模型等，与传统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相比，差异巨大。用这些学科的学术评价标准来评价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会造科的研究成果因为无法“科学化”、“实用化”而遭到忽视甚至歧视的状况。
三、尊重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高校教师的贡献，为他们潜心学术提供必要的保障
基本的物质利益是保障学术研究工作得以开展的前提，如果研究者整天要为稻粱而发愁，是不可能沉下心来做学术研究的。目前我国高校教师的薪酬水平普遍偏低，尽管其总体收入水平居于社会各行业中等偏上的位置，但与其他行业的同等学历人员相比，高校
转贴于上文库 www.ybask.com教师薪酬明显偏低，而且增长速度缓慢。明等人对我国40所高校教师所作的一份薪酬满意度调查显示，在所有被调查的教师中对于薪酬“较满意”和“很满意”的仅仅只有14.84%，而表示“较不满意”和 “很不满意”的却占到被调查教师总数的41.01%，另有44.15%认为“一般”[8]。20xx年10月，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江苏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20xx年高等教育国际”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直言不讳地指出，仅仅靠国家规定的工资收入，高校教师的待遇就太差了[9]。目前高校教师的收入之所以还算体面，主要是建立在“创收”和“项目提成”的基础之上。但并不是每个学科都能够有足够的“创收”机会，因为不同的学科和研究方向决定了与市场需求联系的紧密程度。一些应用学科因为天然地紧跟市场需求，更易产生经济效益；某些传统的基础学科如文史哲等则很难通过市场获得“创收”。但这些教师同样面临住房、婚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经济压力，如果缺乏必要的物质保障，他们可能就会“潜心创收”而非“潜心学术”，或者急功近利，通过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学术资源和研究经费，从而引发学术道德失范等问题。因此，理工农医类高校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还需要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解除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的后顾之忧，为他们潜心学术创造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充分调动高校教师的积极性，高校收入分配实行“效率优先”政策。1999年后全国高校普遍推行了国家标准工资加校内津贴的分配制度和模式，这次改革的总体思路就是“效率优先”，试图通过物质利益的激励来调动高校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根据“效率优先”的思路，收入分配应该向“效率”更高的群体倾斜，通过物质利益的来鼓励所有群体提高“效率”。那么，高校教师的“效率”从何体现呢？高校教师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其“工作绩效”上，这主要又由教学和科研两部分组成。教学方面的“绩效”可以通过计算教学工作量来进行量化，以此为标准来进行分配；但科研方面的“效率”却往往难以量化，而且目前的量化评价体系根本不能表现哲学社会科学的“效率”和“工作绩效”。我国大学的整体“绩效”主要由各种大学排行榜来认定，但目前我国社会中介机构所作的高校排名具有严重的偏科性与功利性，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在当前的高校评价体系中，工科类得分高于综合类，综合类得分高于师范类，哲学社会科学比重越大的高校排名越差；自然科学研究的得分一般远远大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得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完全附属于自然科学，甚至可有可无，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贡献基本上是忽略不计，偏科现象十分严重。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各种大学评价体系中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不能为提升高校整体“绩效”作出贡献，也就意味着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高校教师的“绩效”是低的。根据“效率优先”的思路，“工作绩效”低，自然获得的收入也应该低。不合理的大学评价体系导致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误判”，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教师的贡献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已成为我国高校的通病，也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巨大障碍。转贴于上文库 www.ybask.com
李兰芬，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道德个体的心性觉解、人格提升是道德修养所要推崇的某种境界，而达此境界的道德修养方法、途径及其过程在本质上则既受制于人们生活所依的微观生存处境，更受制于人类发展所处的宏观社会形态。放宽到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下来谈道德修养，目的在于将作为人类道德实践活动之传统方式的道德修养置于一个恰当的社会语境进行讨论，以给予其道德社会学的重新关注，而不是褊狭地将其嵌套在某种既定话语下进行传统式的个体道德解读。由此看来，道德修养与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尚不为学界关注但却兼具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伦理学问题。任何企图脱离社会生活历史进程的道德修养，无异于自我放逐和自我边缘化。伴随人类生活公共化与异质化的演进，原本植根于同质性社会形态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体系已欠活力，顺应现代社会异质化与公共化的转型之势，从封闭走向开放，以构建一种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生活方式语境中的道德修养理论，乃是笔者想要言说的重要理论旨趣。
一、中国传统社会形态中的道德修养
从社会的性质和形态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主要可分为两类：同质性社会与异质性社会。同质性社会通常表现为社会民众归属于共同的共同体，并拥有大致相同的认同、理想信仰和价值追求；异质性社会中的民众虽然在信仰、价值和认同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依然能够谋求其基本的价值共识和文化理解。“家国”一体的制度安排和封建的自然经济构筑了中国传统的同质性社会形态，即：维系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的宗法血缘关系，不仅加固着君权与族权的联盟，而且也构筑着君主意志转变为社会意志的基本通道，从而使多地域、多民族的中国华夏大地形成了基本雷同的社会结构、伦理纲常及其可沟通的行为方式。Www.0519news.Com这种同质性社会形态成就了以“成德、成性”为境界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观念：既有西周的“敬德配天”、“修德配命”之说；先秦儒家的“存心养性”、“反身自省”的“内在功夫”；宋明理学家的“居敬穷理”和“省察克治”的“向内求索”；还有老子的“涤除玄览”、“致虚极、守静笃”、释家的“觉悟”、“渐悟”、“顿悟”；等等。无论是儒家主张的内省自身、格物致知以成圣贤，道家坚守的致虚极、守静笃以返璞归真，抑或是释家力行的净心觉悟以求“修炼成佛”，都在向世人澄明这样一种镜像：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修养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推己及人”的社会价值旨向，但终因其片面推崇“诵读经书”、“颂经参禅”、“坐而论道”、“三省其身”，以实现道德个体心性觉解的道德修养方法及其修养过程，就已然将作为人类道德实践活动方式的道德修养仅仅视为一种可以远离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以内省、自责、内修、悟道为主要方式的私人生活领域的心性求索。这种与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同质化结构相适应的传统道德修养具有强烈的依附性、内向性和精英性的文化特质。
依附性是浸透着中国传统道德修养方法、途径、境界及其全过程的基本文化特质。在“家国一体”和封建自然经济的中国文化传统氛围中，道德修养一般总是以位高权重者为引领、以长者匡正晚辈为秩序，从而为维持既有社会秩序锻造出一代又一代谦卑温顺的依附性“臣民人格”。其次，以“成德、成性”为境界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诸多之道，均以内向度的人性回溯为精神归宿。无论是主张抵达内心善的儒学，还是觉解或顿悟某种虚极境界的老庄学派，都始于人自身向善的欲望、执于“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内自省”的修身功夫，止于尽心知性，回复人之本性的境界。以儒家、老庄为代表的这种“为己”的心性修养之学，是一种向内用力，而非向外求利的道德追求。最后，以“成德、成性”为境界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作为对人及其生命存在意义的终极目的性价值理解的推崇，有助于构筑并促进人生精神世界的完善和至善，尽管因其人生哲学基础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和权威主义依赖，对多数平民百姓来说它还只是一种具有某种虚幻镜像的奢侈品。
二、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转型社会的挑战
时至今日，社会转型的发展语境已经成为我们讨论一切中国现象，包括道德修养现象无法摆脱的时代背景。按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的理论，我们可以将社会转型理解为是一种需要接受“灵魂的”的挑战及对挑战的回应过程。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社会转型的挑战已成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经验事实。以社会存在方式及其变迁的历史眼光鸟瞰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灵魂的”情景中所直接承负的诸多挑战，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
首先，依附性的“臣民人格”遭遇个性张扬的挑战。在与传统伦理文化和人格范型相适应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中，民众个性在整个社会格局或者说漫长的封建社会演变中是个隐形而不彰显的存在体。产生并服务于封建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同质性社会结构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文化，无论是其原生形态，还是秦汉以后的流变形态，本质上只是一种奉行人身依附关系的、塑造模具式系列道德人格的宗法等级道德修养，计划经济与传统社会虽有本质差异，但在道德修养方法和途径策略上已然还是以一种国家伦理的“独特权威”继续强化着经过改良过的种种新型依附关系。由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所推动的中国现代化所带来的，以个性张扬和人的解放为特征的异质性转型社会，打破了同质性社会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之间的可通约性格局，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不可通约性的文化特征。换句话说，传统的依附性道德修养范型或系统对现代人的约束力日渐式微或近乎塌陷。异质性社会由于削弱甚至消解了外在于具体道德主体的唯一性、权威性规定，使道德主体得以赢得性人格以及自由价值的认知与判断空间，从而打开了传统道德修养被禁锢的封闭之门。
其次，内向性的“尽心知性”遭遇公共领域的挑战。作为传统道德修养根基的儒家伦理之目的在于追求个体之德的圆满，所谓“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劝学》)的“慎独”境界。与传统社会私人领域独大的状况不同，现代社会的、经济自由与文化多元不仅造成了德沃金所说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明显界分，而且促成了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张。广阔的“公共空间”使现代人在自由与个性得以充分彰显的同时，发生着与私人领域之外的人、物、事之间更为密切的公共关系。然而如何与陌生环境共生、与不同人群共存、与时间流动共进？传统的以纯粹追求自我人格的心性觉解，或者片面局囿于对熟人领域的道义承诺为宗旨的“尽心知性”内向性道德修养体系已力所不及。人们生活世界所显示出的公共取向和公共意义，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道德修养的认识论视域：在公共生活日益扩张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独具的个性、卓越的私人美德，而且更加迫切地需要基于现代公共生活要求，符合个体社会身份与公共角色的职业化、专业化的公共美德。诸如：基于参与所需要的正义感，基于人际交往所需要的平等、诚信、宽容、明礼守法，基于公民身份所应当具备的爱国主义、法制意识等等。显然，这种认识论的转向再一次撼动了囿于狭小私人领域的“尽心知性”的内向性道德修养的根基，从传统相对封闭的私人领域走向开放广阔的公共领域已成当代中国社会道德修养的选择路径。
最后，“成圣成贤”的精英道德遭遇公民道德的挑战。既推崇“天人合一”道德人格形上境界，又诉诸日常生活礼仪纲常，具有相对成熟和完备规范架设的，发端于传统同质性社会的中国道德修养体系，对于完善和拓展少数社会精英分子个体精神家园无疑有其一定的道德修养价值。但是，这种以“成圣成贤”为个体境界的精英道德修养，既放逐或远离了仅以谋求有尊严地活着的广大民众道德主体的普适性资格，更遭遇经济成分多元、社会职业多样、地位差距拉大、价值取向多元的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所成长起来的公民道德的挑战。公民道德对“成圣成贤”精英道德的挑战既表现为对传统道德修养体系的怀疑、动摇，更积聚着一种建构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生活方式道德修养体系的深刻的社会力量。
三、当代中国公民社会语境中的道德修养
中国社会是否已经进入了公民社会，这是一个需要采用制度性和组织性若干指标评价的实证的社会学话语，然而处于转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公民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愿望或猜想，而是一个确定无疑的社会发展的经验事实。30年改革开放在社会领域引发的根本变革，就在于其成就了中国社会由单位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深刻转型。尽管公民社会在全球范围的实现程度和发展水平错落不齐，但它作为国家、市场、社会公众等不同力量处于一种平衡状态的异质化、公共化结构的社会形态，总是一个需要以、商谈、参与为其文化特质的社会。“一个公民社会就意味着这里存在着一部渗透着自由、和理念的----法，众多充满着活力的民间团体，提供制约与纠错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领域以及拥有公正、责任、宽容、善于对话、善于妥协、积极参与之精神与素质的普通公民。”公民社会的上述文化特质不仅存在于领域、经济领域，而且也渗透于道德领域，进而催生社会道德的文化转型。这种文化转型在道德修养领域将发生什么样的历史性变迁？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公正地说，对这个相当独特的道德文化，不仅从文明的层次上反思还很少，就是对其内部的相当精密微妙之处的解析也极为鲜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当代中国道德修养及其转型，对伦理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道德修养及其转型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在这里，我们无意诟病传统的“心性求索式”的道德修养体系，相反，我们依然认为，“心性求索”是道德修养的重要形态，因为，道德修养作为个体化的道德实践活动，产生于个人自我确证、自我肯定和自我发展的需要。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途径及其过程进行个体精神世界的道德修养则是社会的、历史的；当“心性求索”作为一种主体道德修养形态的合理性、合法性所依存的微观生存环境和宏观社会形态不再依旧，就需要对其进行适时的修正、完善，从而使道德修养体系得以形成与发展了的社会形态和人们的具体生存环境相适应的新型道德修养形态。笔者以为，“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体系是与以“、商谈、参与”为文化特质的公民社会相适应的当代道德修养体系的可能选择。目的伦理学认为，道德修养不只是遵循规范，而是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规范是为了生存，修养则为了生活，道德修养当以人为目的，指向人的幸福的生活方式。
所谓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指的是一种奠基于生活的、以生活意义为价值诉求并主要通过日常生活交往中的经验教化、习俗规范、制度创新来影响人的道德认同、陶冶人的道德情感、磨砺人的道德意志，进而达致某种道德境界的道德修养形态。主张以生活濡化作为当代中国公民社会语境中的道德修养形态的学理依据有二：一是生活的道德性；一是道德修养的“生活”性。生活的道德性，是指生活不仅为了活着，而且更需要有意义、有尊严地活着。人的生活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意义、生成意义、实现意义的过程。意义问题就是生活的道德性问题。人不仅拥有感性生活，而且拥有意义生活。这种意义生活既产生于感性生活又为感性生活提供价值目的和意义参照，从而真正实现人有德性的幸福生活。生活的内在法则是生成的、开放的、超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不仅是实然的，更是应然的；不仅是惯常的、不证自明的，更是可供选择的，创新的与超越的。生活濡化式道德修养的生命力就在于其秉承了生活的这种超越性与创新性，为每个个体的道德修养不断注入新的价值与不竭动力。道德既构成生活意义的解释系统，使人对生活意义有更合理、更深刻的理解；又构成生活意义的目的系统，使人的生活得到更为合理、更为完善的展开与提升。道德修养的“生活”性，是指道德修养作为一种道德实践的活动方式总是表现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表现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修养赋予人的生活方式以意义，道德修养的价值植根于“美好生活”或“人生幸福”。换句话说，一种道德修养，如果忘掉了人的生活、遗弃了人的生活，它就不再是人的道德修养；而人总是以自己的尺度来衡量、估价和选择适合于人自身生活的道德修养方法和途径。道德修养作为人的生活方式，具有为我性、求善性和内在超越性。据上所析，较之于“心性求索式”的道德修养形态，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在本质上是一种更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语境中公民道德成长特性及其发展规律的生成性道德修养模式，其最终目的是将公民历经生活检验的合理的价值与信念纳入道德修养体系，以加快完成人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能力，即：知与行的同构过程，从而实现某种理想的道德修养境界。换句话说，在生活濡化的道德修养视域中，道德修养主体不再只是一个静观的凝视者而必须是一个行动的实践者。诚如胡塞尔所言：“当我们面对面谈话，互相握手致意，有爱和恨，在思考和活动中，在辩论中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处在那种人格主义的态度中。”以生活濡化为路径的开放式的道德修养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生活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道德修养场域。
以生活濡化为向度建构的道德修养体系的哲学基础是道德自由。所谓道德自由是指人们自主地进行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的能力。没有一种初始的道德自由，人类的任何道德修养都将成为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宁愿赞同“自由建构一切”的哲学理念。以道德自由为哲学基础的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的实践价值集中表现为：道德修养主体不再迫于外在的某种权威规定，而是根据人之为人的生活的道德需要自主选择道德原则、践履道德行为以实现人的道德权利，维护人的道德尊严，模塑体现丰富人性内涵的的道德人格。
较之于同质性社会形态中的“心性求索式”的道德修养体系而言，充分彰显“、商谈、参与”的公民社会特质的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体系呈现出自主性、公共性、公民性三大文化特质。自主性特质，源于以“、商谈、参与”为文化特征的公民社会，使每个公民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更宽的社会交往空间和更理性的道德权利选择。按照科学的理性去践履自我道德修养的方法、实现自我修养的道德境界，是公民社会道德修养自主性的核心内容。公共性作为生活濡化式道德修养的文化特征，源自孕育于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张。修炼公民个体的公共精神构成道德修养从“内圣修己”的“私域”向“外王安人”的“公域”与“私域”整合转型的核心价值。生活濡化式道德修养的公共性既蕴含着个体对他人的存在以及与他人关系的恰当理解，更表现在于人们通过对公共利益的普遍追求，参与公共事务，致力于改善公共生活、建构公共秩序，从而构建一种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生活方式语境的道德修养体系。公民作为公民所应具有的基本道德修养能力、责任及其习性的可能性则构成生活濡化式道德修养公民性文化特质的主要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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