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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是指对世界本质的研究，即研究一切存在者，一切现象（尤其指抽象概念）的原因及本源。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所构建，称其为“第一哲学”、“第一科学”。
特殊：汉语词语特殊：2020年若寒发行的专辑：从特殊到总体再到知识社会学——论析霍克海默对曼海姆概念的批判_西方哲学论文五篇欢迎学习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 论文 关键词】；特殊概念；总体概念；霍克海默；曼海姆
【论文摘要】曼海姆站在知识社会学的立场上，以的特殊概念为起点，中途经过总体概念，最后上升并回到他构建的知识社会学这一基点，从而诠释了一个全新的流动的概念。霍克海默以主义为视角对其概念的思辩和形而上学性进行了有力地批驳。
追溯的渊源，最早可见于英国 哲学 家培根的“偶像说”( idola) ,“培根的偶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看作是 现代 概念的先驱。但是，培根并没有创造出“”一词，真正第一个创制概念并把这一概念引人西方哲学史的当数十九世纪法兰西研究院院士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他在研究了孔狄亚克和洛克的哲学后，“创立了他称之为的学科。着人们对问题的深入和理解，继特拉西之后，便有一系列熠熠生辉的名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但在对问题的探讨中，却不能不提到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是知识社会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他于1929年完成了《与乌托邦》一书，从而奠定了他在问题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地位。在该书中，他“概括了一门能对社会生活作出新的和更深刻理解的新学科”，并系统地阐述了知识社会学关于问题的新见解。
曼海姆提出概念的同时，提出了另一个与之相应的乌托邦概念，并认为，和乌托邦，都是关于“存在之超越的观念”，随之曼海姆又对二者进行了较详尽地区别。WwW.0519news.COM最后他发现了一个相当恰当的标准来对二者加以区分，“这个标准就是它们能否实现。同时，曼海姆也承认，乌托邦与相比更易识别，往往披有虚伪的外衣，因此，曼海姆把的重点放在之上，这样，曼海姆站在其知识社会学的立场上详尽论述了他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公诸于众，也招致了许多学者特别是许多西方主义者的批判。
一
曼海姆在考察“”概念时很困惑，他坦言，自一词创制以来，新含义层出不穷，有必要对此术语的含义作一番。而“这样一种将表明，这一术语总的说来有两个不同的和可区分的含义—特殊含义和总体含义”。那么，什么是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呢?曼海姆分别作了回答。“当表示我们怀疑我们的论敌所提出的观点和陈述时，这一概念的特殊含义便包含在其中，”并且，在怀疑的基础上，对论敌的观点和陈述加以歪曲。“这些歪曲包括:从有意识的谎言到半意识和无意识的伪装，从处心积虑愚弄他人到自我欺骗。当然，曼海姆也指出，这一特殊概念并不能简单等同于谎言、欺骗或伪装，它的内容和含义是多方面的。如果把其范围扩大，指“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 历史 —社会集团(例如阶级)的”，则是这一术语的总体概念。也就是说，总体的概念意谓一个时代或一个团体的总的意识结构与特征。
了的两种概念后，曼海姆考察了这两种概念之间的关系。在曼海姆看来，这两个概念的共同因素在于:它们都不会为了了解论敌真正的含义和意图，而只依据论敌实际的言论。也就是说，为了了解论敌真正的含义和意图，不仅仅依据论敌的实际言论，还依据主体的具体特点和生活状况。它们都是从个体或集体的存在状况出发，因而具有功能化的特点。它们的区别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范围上存在不同，包括主体范围、时间范围，也包括内容范围。特殊概念只表示论敌作为的一部分，而总体概念则对论敌的总体世界观表示怀疑。第二，“的特殊概念在纯粹心 理学 的水平上对观点进行。而总体概念是在精神层次上对观念起作用。第三，“的特殊概念主要与利益心理学一起起作用，但其总体概念则使用更形式化的功能，不考虑动机。”在特殊概念那里，由于利益的动机，便产生谎言、欺骗，而在总体概念那里，利益动机与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功能和结构解构。最后，曼海姆在考察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关系的基础上，指出特殊概念实际上从未脱离心理学范畴，因此，与总体概念比较起来，便没有多大意义。
从的特殊概念到总体概念。曼海姆对两种概念的区分，只为了得出一个结论:发生于心理层次的“揭底”不应混同于更激进的怀疑主义和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次上进行的更彻底更具摧毁力的批判性。缘于这样一种结论，特殊概念有必要上升到总体概念。但是，这种上升的进程并不是无所依赖与自发的，而是得益于多种因素共同培育的结果。曼海姆 总结 出三个步骤:“第一个重要的步骤是意识哲学的 发展 。起初，主体意识到的是一个无限多样化和混乱无序的世界，其后，在这种世界图式中确定了“有领悟力的主体统一性”，用曼海姆的话说，“实际上构成了总体概念的雏形。第二个阶段的到来，是在人们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待总体的，然而是超现世的观念之时。“曼海姆承认，这主要是黑格尔和历史学派的功绩。在这一阶段，在黑格尔那里，“民族精神”这种代表历史上被区分的意识的成分被结合进了“世界精神”之中。很显然，总体的意识概念的历史化“产生于思想的历史— 潮流与哲学领域的结合”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创造现代总体概念最重要的一环同样产生于历史—社会进程。在前几个阶段，意识的载体是个体或民族，而现在，阶级取代了种族或民族成为历史上演变的意识的载体。在这一阶段，“民族精神”的概念被“阶级意识”所取代，曼海姆认为，这种阶级意识就是阶级。总体的概念经过了这三个步骤即从意识本身到民族意识再到阶级意识后，特殊的概念便消融在总体概念之中。起初，主体对的批判主要从心理学上出发，而现在则深入到理论层面，开始的总体结构，正因为如此，“的总体概念在理解我们的社会生活方面具有特别的意义和关联。 从总体的概念到知识社会学。曼海姆作为·舍勒开创的知识社会学思潮的继承者，他探讨的总体概念本身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建立他的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在曼海姆看来，从总体概念的特殊领悟到普遍领悟的过程是精神 发展 史上出现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二
曼海姆的“理论对本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以‘终结’为口号的社会学思潮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同时，他的这一理论也招致了许多学者的批判，在这些批判中，霍克海默走在了前列。·霍克海默是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1930年，他发表了《一个新的概念?》的 论文 ，从而对曼海姆的理论提出了全面的批判。
针对曼海姆关于的“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的提法，霍克海默在比较了康德 哲学 后认为，这一提法，特别是总体的概念的提法是从康德哲学中引申出来的。在康德那里，经验知识是通过知性范畴来构成的，它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而在曼海姆那里，他把总体的概念理解成“在社会环境中的地位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一总体概念似乎有一个广阔的社会的和 历史 时代的背景。而实际上，“这一背景并不是指真实的生活世界，而只是纯粹的精神运动史。因此，霍克海默指责曼海姆，在这个意义上，他没有比康德提供更多的东西。另外，曼海姆在探讨总体的概念向知识社会学的过渡时，指出，“曾经是党派的思想武器的东西变成了社会和思想史的一般研究方法。这样，在曼海姆那里，特定的党派立场就消融在了之中。这种超党派、超阶级的观念 自然 也导致了霍克海默的批判。霍克海默指出，“按照曼海姆的观点，知识社会学的规定使学说从‘一个党派的斗争武器’转变为一个超党派的‘社会学的精神历史’。与曼海姆相对应，肯定了的阶级性，告诉我们，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这样，霍克海默在批判曼海姆概念的超党派和超阶级性时，也有力地维护了的阶级特性。
曼海姆概念发展的最终结果是知识社会学的建构，而据霍克海默的，曼海姆的总体概念没有跳出康德唯心主义哲学的案臼，因此，作为概念发展最终结果的知识社会学也没能超越唯心主义。霍克海默在曼海姆的思想与狄尔泰思想的内在联系时也深刻地指出，“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和狄尔泰的精神 科学 一样，是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继承者。在曼海姆看来，“现实”、“存在”是他构建的知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但是，霍克海默尖锐地指出，曼海姆眼中的“现实”、“存在”都植根于精神和概念之中，他还和黑格尔《逻辑学》开头的“存在”概念作类比，认为一样是空洞的、无内容的。但是，这在那里，却是真实的，不仅如此，霍克海默还指出了曼海姆概念和知识社会学的形而上学的本性。在曼海姆那里，他把一切知识都看成是，并使之形而上学化，而在那里，却摒弃了思辩的和形而上学的成分，并且，用霍克海默的话说，“已经尝试用概念去摧毁形而上学的权威。而比晚几十年的曼海姆却在向相反的方向上前行。
综观上述，从曼海姆概念的原意和霍克海默对其概念的回应可以看出，曼海姆的理论明显继承了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说”，并且掺和了传统德国的形而上学的成分。在他那里，作为一种的主义成了贬义上的而且是毫无生机的。因此，作为其思想倾向维护的社会理论的霍克海默对其思辩和形而上学的本性进行了有力地驳斥，这也在一定范围内维护了主义立场。但是，霍克海默只从理论层面而未从社会层面对其进行批驳。20世纪30年代，法兰西阴云笼罩整个德国，作为德国当时知识界的著英，曼海姆顺应了这一潮流，他的理论为在德国的统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是德国现实在思想领域的表现。说到底，“曼海姆的理论是资产阶级的理论。”
一、农上文库村新型纠纷的现状
（一）相关概念的叙述
纠纷是指社会主体之间在追求或实现某种利益的过程中，其行为与社会既定秩序和制度规定以及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相冲突，产生矛盾，进而引起社会失序的现象。本文所指的新型纠纷主要是指研究者在本次对江苏两地区（兆丰村和沈家村）的实证调查中所发现的本世纪近五至十年内新出现以前从未出现的或近期大量涌现而之前很少引起关注的纠纷。例如装修纠纷、网购纠纷、物业纠纷、拆迁纠纷等。
（二）农村新型纠纷的典型案例
1.装修纠纷典型案例
近日兆丰村的木工黄某遇到了一件尴尬事。据黄某介绍，当时在房屋装修时他承担了木工部分，并与包工头朱某口头约定，以工程图纸上的建筑面积为准，当时图纸上标明的建筑面积为666.82平方米。完工后，黄某发现，实际施工的面积比图纸上标明的建筑面积多出了几个平方。他要求包工头朱某按实际面积支付工程款，遭到拒绝。后调解员介入调解后，最终朱某接受了与黄某一起找房主，协商支付多余工程款的做法。
2.网购纠纷典型案例
沈家村老罗在网上购买了一部价值3000元的诺基亚手机，这款手机在网上标价比市场便宜了近千元，货到后，发现手机有明显的使用痕迹，根本不是网上介绍的全新手机，同时也没有发票和全国联保的单据。经追问，店主表明正因为是二手的所以才比市场价便宜，如果手机出了问题也只能到相隔几百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去修，本镇又无地方可修。wwW.0519news.cOM
二、从新型纠纷看农村非传统纠纷产生的深层原因
（一）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关系矛盾是该地区非传统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
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利益格局的重构过程。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经营模式由原来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转变，群体利益也发生了重新的调整，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产生，追求利益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一些个体或小团体开始了不顾规范的约束、不择手段地进行原始积累。加上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失范，社会诚信缺失，市场经济固有的各种弊病开始产生，受利益驱动，产生了许多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纠纷。
（二）法律滞后不完善、政策法规与现实脱节也是引发矛盾纠纷的重要原因
法律滞后一些新型纠纷发生后相关的法律的没有实施修改或跟进覆盖政策，当前我国部分领域还存在法律上的“空白”，虽然若干法律中有一些零星规定，但都是分散不系统的，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法律制度。造成无法可依而引发社会矛盾纠纷。另外，政策法规与现实脱节导致实践中诸多问题在认识和处理上都存在较大分歧。
（三）基层组织控制力削弱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机制不健全是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深层次体制原因
由于社会基层组织正处于一个转型阶段，一些基层组织的管理体制不健全、不完善，部分基层组织处于疲软状态。尤其是部分农村治保会、调解组织已是名存实亡，处于瘫痪状态，也就更不能发挥其对农村社会矛盾的化解和调处作用。基层组织控制力削弱，无形之中导致了一些社会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调处而增多和加剧。另外，调解员队伍建设相对滞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与新形势下矛盾纠纷调处工作要求相比相距甚远。
（四）当事人自身文化素质较低，法律知识欠缺、事前法律意识淡薄事后权益意识增强是纠纷产生的人为因素
随着农村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诸多变化。传统的美德受到冲击，古朴的乡风遭受感染，有相当一部分群众爱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导致亲友之间，邻里之间感情淡漠，个人与集体之间信誉度降低，大局意识缺乏。
三、现行解纷机制存在的问题
现行解纷机制存在着如下问题：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多元化农村纠纷，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纠纷的能力欠缺，调解的效力缺乏法律强制性；纠纷的私力救济、无救济因为缺乏必要的引导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隐患；缺乏因事而异设立的临时性纠纷解决机制；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日益凸显；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数量逐年递增，提高了解决纠纷的成本；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缺乏沟通联系，难以形成系统化、配套化的纠纷解决体系。
四、相关的对策思考
（一）完善相关制度，做到有法可依
比如，目前应该建立室内装修材料强制性规范，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制度保障。室内装修涉及多种材料，有的材料可能危害人身健康甚至危及生命，但发生纠纷却没有相应的标准可以比照，不能有力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建议建立装修材料强制性规范，规范比较混乱的装修装饰材料市场，同时为相应的司法鉴定、评估工作提供制度依据。此外还应推行装修合同范本、加强行业监管，讲究行业的规范性，减少纠纷。
（二）加强法制宣传，提升守法境界
在我国现阶段，农民的法律意识薄弱，法律知识少。所以，必须在农村宣传法律知识，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教育村民自觉守法、，自觉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效防止各种矛盾的产生，使各类纠纷案件消灭在萌芽状态。必须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同时提供法律援助，让农民知悉尽可能多的维权途径。做好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是化解农村多元纠纷的重要重要措施之一，肩负着和谐乡村矛盾的重任，任重而道远。
（三）坚持因情施策，做到“对症下药”
矛盾纠纷产生原因多样、表现形式复杂，必须针对其特点“对症下药”。在调处过程中，首先要充分认识矛盾纠纷，做到”三清”。不仅要弄清矛盾纠纷的局态，理清矛盾纠纷的因果，同时还要弄清矛盾纠纷的性质。其次在化解矛盾纠纷时做到“快、准、宜”。一要快，就是指调解工作介入快、调处快。二要找准化解纠纷的切入点。三要因人而宜。第三要把握原则，规范运作，完善调解机制。矛盾纠纷多种多样，解决矛盾纠纷的方法也应该灵活多样。
（四）坚持管理创新，构建多元机制
面对矛盾纠纷的新特点新趋势，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主动推进工作理念、工作机制、工作模式创新，在矛盾纠纷调处工作上创造新的经验，努力从源头上、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和减少及“民转刑”案件发生，筑牢基层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坚持多元多级的纠纷解决机制长期共存的方式构建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打造包括私力救济、组织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以及其他类别的纠纷解决机制，针对新类型的农村纠纷，成立相应的临时性纠纷解决机制，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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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君子这么难做，为何人人还要以这作为典范来要求自己呢？只是因为这个角色太完美，太让人想成为这样的角色了。孔子塑造这一人格形象就是期望其能发挥社会的示范和道德引领的作用，从而塑造社会价值体系，整合社会规上文库范，成为克服社会失调的一条途径。社会只有大量存在合乎规范的要求，体现价值目标的理想角色，才有可能稳定的发展。
2.制度变迁对角色关系的影响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身份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安排的结果。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新的领导人就面临着采取何种发展道路n和管理体制组织经济建设并迅速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的选择。
2.1公社制度对角色关系的影响
首先面临的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即选择一种能够快速而且直截了当地实现国富民强目标的发展途径。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很低，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6.l元。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不满中国的实行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封锁。面对这种情况，能否迅速发展经济是关系到新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时发展重工业是唯一的选择。而身份制是国家集中和动员社会资源，协调社会流动的工具。对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低、资源相对匾乏的社会而言，通过这种制度既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又保证了国家对社会资源的集中控制使用。因此，、在1956年到1957年先后六次做出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外流的指示，采取强制性措施不允许农村人进入城市。1958年第一届全国常务委员会颁布了《中华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镇必须持有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镇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同时在组织管理上开始实行农村公社制度，8亿农民被困在公社、大队、生产队里。经济学家赫切曼说：“公社制度下的既没有进出权，也没有喊叫权。他们能在体制内不是出于对集体的忠诚，而是因为别无选择。”公社制度更加限制了农民的自由流动，1964年第一个迁移规定正式，以严格控制乡城迁移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户籍制度基本确立，同时开始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在内的城市户口人员的生活物资计划供应制度。1977年，规范户口迁移的第二个规定，首次明确“商品粮”人口和“农转非”概念，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人口的界限。
2.2户籍管理制度对角色关系的影响
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划分及其转换限制，是中国户籍制度的核心内容，人为的把公民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民两种不同身份。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在空间地域上而且在社会认同上构建了一道边界，从整体上确立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制度框架，也确定了城市人和农村人的身份角色。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拥有不同的社会权力和义务，并且拥有不同的机会结构，个人一旦获得某种社会身份，很难依赖个人的力量加以改变。个体基本上是按照国家规定的身份来定位自己的角色，进行日常的行为活动。在这种严格的制度性规定之下，不同身份的人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这样的权责关系是非常明确的，从而角色之间的关系也非常明确、简单。家族本位或许扩展到大生产队的集体，但是亲缘、地缘关系仍然是相互交往的前提。
2.3改革开放对角色关系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农村人们公社制度解体，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实行，农村劳动力得以挣脱土地的束缚，要求放宽户口迁移政策的要求与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稀缺资源配置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国家权力授予关系、市场授予关系与非制度性安排（社会关系网络）三种配置资源关系。非制度性的安排使得传统的社会关系得以保存和发展，市场授予关系使得人人都有竞争的机会而发展经济利益关系。为了适应形式的发展，一些限制农民的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或多或少的调整。1984年，公社制度废除，解除了身份制对农民行为的限制，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获得了可以相对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权。1997年转批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规定“办理小城镇户口实行指标控制，指标由国家计委、公安部、农业部有关部门另外下达。经批准在小城镇落户人员的农村承包地和自留地由原所在地的农村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收回。”20xx年3月转批了《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在县级市区县驻地镇及其建制镇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接亲属，均可以根据本人意见，办理城镇常住户口。”20xx年5月国家粮食局发出通知，今后在全国范围内迁移或者农转非的居民，将不再办理粮油关系，取消了长达40年的“户粮挂钩”政策，为户籍制度的改革排除了一个重大制度性障碍。20xx年8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编制完成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提出，未来5年内国家将取消社会从业人员之间的不同身份，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的有序流动。
从上述政策看来，户籍管理制度为身份角色的形成提供了分离条件；统购统销制度提供了交换条件；公社制度提供了稳定城乡关系的条件，尤其是农村方面的稳定条件；各种劳动结业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为城市的稳定提供了条件，这也是农村人想转化农民的角色所望而止步的。虽说各种体制的改革和政策的调整使农民角色从过去被生产集体高度束缚的集体农民变成了相对自由的自由农民，有将近1亿农民涌向城市就是很好的说明。但是，“农民”这个角色和身份仍然没有改变，民工的流动仅仅是地理上的流动，而不是角色和身份的流动。农民的社会地位的获得仍然受到户籍身份制、就业福利保障制的影响。民工就象候鸟一样，定期要返乡，在他们年老时必须回乡来养老，城市没有他们最终的栖息地，最多只是使家庭经济条件改善的途径而己。也有少数在城镇安家落户的，但是人们谈论他们时，仍然用的是某村某组的某某人的称呼，而不会因为他的家在城镇而发生改变。
事实上，农业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没有深入下去，农业的市场化程序没有继续提高，城乡隔离的经济体制和扭曲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农村大量的劳动力何去何从？城乡差距的扩大使得农民再也不愿意死守着土地吃饭了，年轻一代不愿意从事农业劳动，孩子们不学习农业劳动，农村主体角色要求多元化发展。
3.当代农村社会角色关系的特点
中国农村改革最终把农业经济建立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之上，正是这一步农村改革的成功，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家庭经营毕竟是小农经济，数达9亿之众的农业人口几乎每人都有一份自己的土地，而家庭经营就是每份土地的简单相加。这样的经济状况使得中国农村没有脱离“村庄—土地—家族”的基本状况，因此不能忽视中国传统的韧性问题，也不能忽视这一传统改变的动态过程。以当代社会结构为依存的当代中国社会角色关系也必然不能忽视韧性和动态的过程特点。
3.1家族本位思想的藕断丝连
政策和制度的改革允许农民有一定的自由权，但是真正能流动并且在城市扎根的只是农村中的少数人，多数人仍然是生活在祖辈分割下来的土地上，和同姓人生活在一起。虽说这种流动弱化了家族本位的思想，但是土地的存在使得家族本位的思想不可能完全抹灭。平时或许有些口角或者是利益之争，一旦本姓氏、本宗族的某个人面临重大事情(比如说去世、遭外姓人欺负等)，肯定会奋力而出。
不过，家族本位思想的范畴在现在却窄了许多，很大程度上指的是直系血缘亲属。只有这样才可能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和人力上的义务。外出打工者基本是亲戚之间相互介绍的，手艺的传授只限于直系血缘，这与《金翼》里描述的大家族共同商议发展相去甚远了。
转贴于上文库 3.2君子角色面临挑战现代人没有机会接受这么多的内在道德品质的训练，本身就难以获得君子的优良品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的日益激烈，谁先获得信息就可能先成为弄潮人，更何况在“什么都缺就不缺人”的现代中国，机会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这就面临着一种选择，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别人呢，还是私自做自己的事上文库情？或者在帮助别人后哪怕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之后要求报偿，象外国人在父母家吃完饭要给饭钱一样？的确是二难选择。
而事实上，如孔子说的“小人的勾当”的行为太为正常，如贫困款的发放有限，先和村领导打招呼的人或许就可以先领到，尽管有其他的人比他更需要这些钱；打探到某个水果贩子需要一定数量的水果，深夜悄悄将自家的运过去，而不管隔壁堂兄家水果快要腐烂掉……这样的例子太为普遍。
3.3主体角色的多元化发展
社会角色理论认为角色的变化、社会的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农民这一角色长期不分化，社会成员没有水平流动，这个社会就会毫无进步，停滞发展，也将会无法改变传统农业社会的单一局面。当代中国的农民自我意识增强了，自身也认识到了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各方途径来提高自身素质和地位，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社会认可的自致角色。不断涌现的农民企业家、农民作家、农民艺术家、农民工人等就是主体角色多元化发展的结果。
3.4角色认同的困惑
中国的制度原因使得“农民”这一身份角色成为弱势角色，甚至“农民”都成了一个骂人的专用词语，比方说某某人看某某人的做法不顺眼可以骂“你农民啊，这也不会做！”“农民”这一社会角色成了一个得不到公众认可的角色。常常听到村民用极其羡慕的口气说“人家城里人就不是这样的……”，什么时候农村人变得这么不自信？在外面打工者不愿意说自己来自农村，在大学读书的孩子更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来自农村。农民不太愿意认同自己的角色，对自己的角色认同产生了困惑。
4.当代农村社会角色关系的转变
中国农村的社会角色问题是当代中国关注的焦点之一，尤其在现在化进程的今天，显得有些混乱。从纵向来看，儒家典范完美描述的角色在现实的个体身上并不能实现，个体从心灵深处希望自己的行为符合这些角色要求，而实际行为上却难以遵循这些要求，角色认同的困惑与混乱感时刻与个体共存。从横向来看，西方思想和观念随着现代化潮流涌入中国，或多或少的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何况西方优越的物质文化曾一度使得我们相形见细；在抵触、选择性接纳、融会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个体角色定位及认同处于徘徊的边缘，加剧了个体角色认同的困惑与混乱感。
4.1当代农村社会角色关系转变的体现
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迁对个体行为构成了改变的压力。但由于行为具体性、习惯性及其他因素，直接改变行为颇为不易，个体乃不得不有意无意地让观念与行为剥离。社会角色与角色行为正是通过这样的分离体现出个体主观适应环境的能动性。在当代中国农村人的现实生活中，社会角色和心理的转变主要体现在：
第一，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的土地依赖意识已经急剧减弱，相当大一部分农民离开土地出去找工作，他们对于种地、流动的看法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职业选择方面对经商表现了浓厚的兴趣。据估计，全国卖出户口300万个，收入约250亿元。这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对自己身份的改变所做的重大转变。但是，没有能够实现在城镇落户的农民只有继续回到家里，单纯的耕种意识下降，会多方面找出路来弥补家庭经济，土地只是成为口粮的基本供应地，而不是经济主要来源支撑了。他们心里也有个小九九，土地的低产生、高投入让很多农民离弃或抛荒土地。农村专业农业化有必要的集中趋势，只要有合适的工作，很多人都不愿意继续在土地上劳动下去。
第二，尽管特殊的家族本位主义和地缘主义倾向仍然存在于农民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准则中，但市场经济己经培养出他们明显的“认事不认人”的普遍主义原则，他们的家族意识、血缘和地缘观念有所淡化。也就是说，角色互动的准则有了明显的市场运作特点，责任和义务得到明确划分。另外，在男女平等和生育、家族传承有关方面的意识也趋于现代性，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计划生育工作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一个家里只有一个孩子，无从选择的是女孩子的时候，男女平等和家族传承的老传统就会减弱。那么，就有一个矛盾，社会中的个体是矛盾的存在体，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现代的价值观念并存，并能好好的存在于个体内，的确是个奇迹。
第三，经济条件的改善、教育程度的提高、外出经商和工作的经历，使得农村人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越来越有强烈的改变现在的身份的意识，从而他们的人生态度非常积极，对后代的教育和经营的投资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他们又不能真正适应当今社会，没有能力对后代进行实质性的帮助，从而形成一个两难困境。
4.2如何看待当代农村社会角色关系的转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实现农业强国的过程是漫长的。三农问题早己被党列入工作的重点，并且是重中之重。国家经济要想稳定发展，社会要想安定，有八亿农村人口的农村稳定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也证明，农村的稳定为中国社会发展作了巨大贡献，三年自然灾害及文化革命时期的农村就是典型的例子，勤劳而质朴的中国农民默默无闻的为历史的发展作着奉献。研究当代中国农村角色关系，就是希望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关注农村社会的稳定问题。
社会变迁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对自己的角色、对所面临的角色关系的变化有诸多困惑。历代帝王“重农抑商”政策所造就的农民身份自豪感在现代商业化气息的冲击下已荡然无存，“重商轻农”的社会现实很难让农民有身份的自豪感。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迫切要求以政策和制度的名义来巩固和加强农村社会的稳定。美国学家米格代尔在《农民与革命》一书中认为：“农民没有完全进入主流社会制度，主要是由于他们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要想改变农民身份角色的现状，解决农村目前存在的角色关系问题，必须要进行制度创新，赋予农民更多的权力，减少对农民的剥夺和限制，使农民的角色身份职业化、正式化。
我认为，农村社会真正、长久的稳定，关键是农村人自我的自豪感、自我的骄傲感的失而复得。只有当农村人有了身份的自豪感，有了生活在农村的优越意识，才会继续在农村生活下去，维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在要进行的制度创新与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是农村教育的改革，要想真正改变农村的状况，真正实现现代化，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年老的难以改变，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的身上，这就是教育的工作。
最后，用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心理学家英克尔斯的话作为结束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到行为都能转变为现代化的人格，它的现代、经济和文化管理机制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能真正称为现代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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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农村社会保障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社会保障领域亟待研究 的薄弱领域。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是一项周期长、工程大、风险高的事业，如何将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论文关键词：社会保障问题；农村贫困居民；研究；公平
一、初识农村社会保障
农村社会保障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是国家通过法律手段，采取强制性措施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形成特殊的社会消费基金，当社会成员丧失劳动能力或基本生活发生困难时，给予物质上的帮助，以保证社会安定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措施、制度和事业的总称。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了大多数人的最低经济要求和社会需要，对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起到了一种“社会安全网”的作用，通过社会产品的再分配，使许多不能依靠个人来维持生活的生、老、病、死、伤、残等，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缓和了阶级矛盾，为社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当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世界各国都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促进社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建立新农保制度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大决策，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重大举措，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基础性工程，是实现广大农村居民老有所养、促进家庭和谐、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惠民政策。wWw.0519news.com
二、贵州新型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农村社会保障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社会保障领域亟待研究的薄弱领域。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是一项周期长、工程大、风险高的事业，如何将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省的社会保障建设已经取得巨大进步，在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更是成绩突出，但是上层建筑怎么能脱离经济基础呢？贵州“两欠”省情的现状，决定了贵州省社会保障体系要有很多问题，与国外发达国家和国内其它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的省份相比，贵州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完善，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有许多的问题等着去解决。
（一）贵州农村社会保障形式单一，社会化程度低，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贵州有80%的居民住在农村，但农村始终处于社会保障的边缘，有相当一部分社会保障的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挤在保障体制之外，而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却在不断扩大，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分别占全体居民的18.3%、10.7%和13%，还没有达到国际上20%的最低标准。
（二）社会保障基金不足，基金来源单一，抗风险能力弱
1、我省经济发展水平低，不能为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
2、社会保障起步晚、无积累、包袱沉重等历史的原因外，相关立法的欠缺导致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没有统一的机构和方式，致使社会保障基金在征缴、运行、组织、管理、信息披露，等一系列重要的环节上无章可循和存在制度性漏洞，这种状况还进一步导致基金筹集进程中大量逃避缴费等现象的发生。资金管理部门管理不够规范与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各地挤占、挪用和非法占用基金的情况时有发生，基金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资金运营不能保值增值。
（三）新农合制度落实不到位，运行模式不完全适应农村社会新的变化
1、体现在学习、宣传、普及等工作不到位。对新农合的宣传力度不够，农民对新农合的有关的各项规定不甚了解；制度的普及与执行力度不够，导致各医疗定点机构对新农合制度也未严格执行。
2、体现在相关机构对新农合重视不够。农村医疗卫生体系不健全不是新农合组织完全能解决的，需要相关部门予以资金上的支持与帮助。
三、贵州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前景及对策
农村社会保障，是国家为了保障公民在各种突发性自然灾害，如年老、疾病、缺乏劳动能力等情况下，从国家和社会获得足够的物质帮助而建立起来的援助制度。我国“七五”计划中明确规定:“要适应对内搞活经济，对外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情况，从我国当前的国力出发，按照有利生产、保障生活的原则，有步骤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雏形。”这些年来，在各级党委及的领导下，在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保障领域，如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和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不少成就和成功的经验。但，必须同时承认，在农村基层，特别是象贵州这样少边穷地区的农村基层，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还任重道远。 （一）地、县两级要认真贯彻落实20xx年贵州省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特困群众救助工作的通知》中关于“全省所需农村特困群众救助经费采取分级负责，省、地(州、市)、县(市、区)按4:2:4的比例分担”的规定，全额落实所承担的特困群众救助经费，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可以将这部分资金转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地、县两级不能因为省级加大了扶持力度而减少本级财政的投入，要按照比例足额将救助资金纳入财政专户，坚决杜绝挤占、挪用、截留的现象。
（二）切实解决城乡低保工作专项经费，并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做好城乡低保与医疗救助、临时困难救助工作的衔接配套工作，逐步建立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长效工作机制，确保城乡社会救助工作真正成为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加强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与协作，注重各项救助制度衔接与配套，完善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全面搭建以城乡低保为依托的社会救助体系工作平台。加强社会救助工作人员上岗的政策和业务培训，提高基层民政干部队伍素质，强化为民服务意识，规范操作程序，提高社会救助效益。
（三）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所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农村社会保障中最低层次的保障，是一种直接消灭绝对贫困现象的重要举措，是为农民设立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因此，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重中之重，必须尽快启动与实施。
（四）在实施过程中要坚持“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社会保障的产生与建立这种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矫正“市场失灵”、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它受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但自身却必须是公平优先，在此基础上兼顾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效率优先，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这对于尽快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过程中，坚持效率优先，就是要优先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优先安排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最急需、最实惠、最见效的资金项目，努力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产出率或成本收益率，以实现现有财力约束下社会保障的综合效益最大化。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要更加注重公平，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保持张力。
（五）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监督机制。包括以下四部分：1、管理系统内部的监督。指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对经办机构的监督，监督的重点是合作医疗基金的收支和使用情况；2、监督委员会对管理委员会的监督。由于管理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农村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对管理委员会的直接、外部监督就成为多层次监督机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3、社会监督。指利用新闻媒体及群众进行监督的机制；4、法律监督。指利用行政诉讼等司法程序进行监督。对擅自提高医疗收费标准、浪费医疗资源、贪污挪用农村合作医疗经费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罚款、吊消营业执照、取消专业技术资格，开除工作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罚。
总之，我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任重而道远，需要发挥各阶层的力量，贵州省各级党委要加强执政能力，各级也要提高行政效率，要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和社会媒体的监督力量，各类社会组织也要积极参与，丰富和扩大保障资金的渠道。同时各级还应该建立各种应急处理预案，工作监督机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科学制定省、地、县三级低保资金负担比例，认真修正各项与当前形势不相适应的办法措施，使制度建设、机构建设以及作风建设逐步得到提高和改善，制度逐步达到健全和完善，使我省农村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得到真正落实，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和落实保驾护航。
论文关键词： 新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 城乡发展
论文摘 要： 新农村建设是我党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为其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本文通过对我党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亟待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阐述，研究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精神文明是社会的重要特征和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是凝聚、激励全国各族的重要力量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指出：“随着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我国社会存在的一些内部矛盾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状况，这些矛盾已经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农村思想道德、、经济、文化领域，不和谐的因素已大量存在。”［1］农村思想道德、、经济、文化领域正是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建设新农村，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需求的有效途径，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报告指出：“一个社会能否和谐，一个国家是否长治久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要切实加强先进文化建设，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WwW.0519news.coM”［2］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要在大力发展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强化对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一、党越来越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我党历来高度重视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为解决“三农”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党的进一步提出必须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办法来解决“三农”问题。以后，以同志为的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做好农村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放在了“五个统筹”之首；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同志提出了著名的“两个趋向”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指出中国已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支撑这一判断的数字有：20xx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万亿元，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5%以上，财政收入达到2.6万亿元（20xx年财政收入已突破3万亿元）。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建设新农村”，并对新农村建设提出了20个字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一号文件，即《关于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专门就新农村建设作出了科学而系统的战略部署。
我党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也包含着高度重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说：“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而且是指主义的理想、信念、道德、法律、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没有精神文明，怎么能建设？”［3］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作了一系列部署和安排。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我党就精神文明建设专门作出的第一个决议。决议中特别强调在广大城乡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活动，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克服社会风俗习惯中还存在的愚昧落后的东西。1995年10月20日,中办、国办转发了、农业部《关于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扎实开展创建文明家庭、文明村镇和文明乡镇企业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各种共建活动。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三大群众性创建活动(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以提高农民素质、奔小康和建设新农村为目标，开展创建文明村镇活动。
还先后召开了五次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座谈会，分别推广了五个不同类型的典型经验。一是1994年7月和办公厅在红旗渠所在地河南林州召开了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研究了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路。重点介绍了林州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战太行、出太行、富太行，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脱贫致富的经验。二是1996年11月在湖北武汉市召开了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重点推广了湖北省竹山县创建“十星级文明户”活动的经验。三是1998年11月、文明办在山东省文登市召开了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座谈会，推广文登市立足为农民服务，为农民办实事，引导农民奔小康的经验。四是2000年8月、文明办在辽宁省开原市召开了会议，推广了以城带乡、城乡共建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五是20xx年11月、文明办在海南省召开会议，推广了生态文明村建设的经验。
所以这些表明党一直高度重视并且越来越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二、精神文明建设是新农村的重要内容
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更加强调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强调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统筹发展。既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又要统筹城乡社会发展；既要统筹城乡物质文明发展，又要统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强调了经济建设、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是一个综合概念和有机整体，是一个协调发展、共同进步的系统工程，是对新农村的全景式描绘：生产发展是基础，生活宽裕是根本，乡风文明是关键，村容整洁是形象，管理是保障，展示了一幅幅现代“桃花源”的愿景。
20个字要求都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密切相关，直接涉及的内容有8个字“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乡风文明”包括文化、风俗、法制、社会治安、群众性创建活动等诸多方面，实质上就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它又通过其他方方面面来展示并衡量，既是新农村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设成就和发展成果的外在表现，又是新农村在精神层面的要求，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也是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无论是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还是农民的致富，都离不开精神文明的哺育和支撑。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新观念、新风尚要依靠精神文明建设来传播，所需要的人文精神、创业精神要依靠精神文明建设来培育，所需要的氛围、社会环境要依靠精神文明建设来营造。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建设新农村、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证和灵魂所在，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农村物质文明、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都具有重大而紧迫的现实意义。
三、统筹城乡发展亟待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部分城市的快速崛起与广大农村的发展无力是两幅不和谐却相互叠交的画面，加上渐渐拉大的地区差距，让人们看到了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危险。一组资料表明，20xx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4∶1，若考虑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为5∶1—6∶1，而改革之初的1978年，这个比例是2.5∶1。有一位专家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瑞士驻华大使回国后有人问其对中国的总体印象。他说，中国有3亿多人口的城市和欧洲差不多，8亿多人口的农村和非洲差不多，欧洲加非洲就是中国。连老外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大中国，小市场”。中国人口13亿，只有4—5亿的城市人有现金支付的购买能力，是一个现代消费群体，而8亿左右的农村人现在仍属于现金支付购买能力很低的庞大的半自给群体。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这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表现在交通通讯、自来水、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上，而且表现在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上，而城乡之间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设施上的差距则更大。资料：农村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占39.1%，远低于城市65.4%的水平；全国还有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厕所；70%以上的农民是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农村中学生人数是城市的4倍，而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中，农村仅占38%。农村义务教育得到多少呢？只有7%。义务教育成了谁的义务呢？本应是的义务成了农民的义务。农村的文化建设与农民的需求也不相适应，农村文化落后的面貌几乎没有改变。20xx年，农村文化事业费仅占全国文化事业费的26.5%，低于城市文化事业费47个百分点。全国720个县级图书馆没有购书经费，占公共图书馆总数的26.7%。还有相当数量的乡镇没有建立文化站，有的即使建了也是名存实亡。所以必须用统筹的观念来建设新农村。只有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才能让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果，共享社会进步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
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硬任务
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硬任务。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是软任务，不是可抓可不抓的事，而是非抓不可、非狠抓不可的事。乡风文明不是一个单一的短暂的实践措施，而是一个多元的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全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300多万个自然村，我省有行政村24847个。我们不仅要着眼长远，更要抓紧当前，既不能急于求成，操之过急，又不能消极等待，无所作为。抓硬件建设见效快，只要领导重视，投入资金、人力、物力，面貌很快就会变化，而软件建设却不是靠资金和人力物力就能轻易实现的，难度更大的正是人的文明与进步，道德素质的全面提升。而相对于硬件建设而言，软件建设更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现在我们面临的一是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农民多是以家庭为单位分散从事农业活动，集体观念淡薄，集中教育活动难以开展。虽然家庭生活条件较之以前有改善，即使富起来的一些农村也是“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二是农民群众思想文化多元、多变、多样的特征日益明显，各种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相互交织、相互激荡之势，在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同时，一些不良意识有所滋生，落后文化有所抬头；三是现在农村的人群大体分三个方面：一部分在本地的企业上班，一部分外出务工、经商，留下来的多为妇女、老人和未成年人。特别是前两部分人群，他们对一些问题有着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可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从环境到内容，从对象到渠道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求更现实，任务更艰巨。
参考文献：
［1］.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讲话，20xx-2-19.
［2］.在中国党第十七次全国上的报告，20xx-10-24.
［3］.文选（第二卷）.出版社，1983：36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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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wan.cn/mianfeilunwen/shehuilunwen/103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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