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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德语/英语：Albert Einstein；1879年3月14日—1955年4月18日），出生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乌尔姆市，现代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出生于德国乌尔姆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母均为犹太人）。1900年毕业于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入瑞士国籍。1905年，爱因斯坦获苏黎世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并提出光子假设、成功解释了光电效应（因此获得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同年创立
美利坚合众国（英语：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United States，简称“美国”），是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50个州和关岛等众多海外领土组成的联邦共和立宪制国家。其主体部分位于北美洲中部，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1989年至1996年初始版美国总面积是937.3万平方公里，人口3.33亿，通用英语，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原为印第安人的聚居地，15世纪末，西班曼哈顿工程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_科技哲学论文五篇要是你对这篇文章想说点什么，可以发表分享给大家！
摘要：曼哈顿工程是美国及其盟友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实施的制造原子弹计划。本文通过对曼哈顿工程前后科学家们的态度和行为的回顾，考察了该计划中体现出来的科学家对社会的责任意识与学术良知。反战争使科学家们高度意识到了自己对社会的神圣责任；而履行这一责任的过程亦给他们带来新的困惑，并进而促使他们在现实中不断努力地寻求着“真”与“善”的统一。
关键词：曼哈顿工程、科学家、社会责任
abstract: the manhattan project was a huge plan of researching and making a-bomb that was implemented by u.s.a. and the allied countries during the world war ⅱ. the paper surveys scientists’ attitude and behavior to the manhattan project, and reviews scientis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cience conscience which embodied on this project. the anti-fascist war spurred scientists to cogniz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to society, but the process of perform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brought them to the new perplexities, and impelled them to seek continuously the unification of both ‘truth’ and ‘kind’ under reality condition.
keywords: the manhattan project; scientist; social responsibility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陆军部主导实施的曼哈顿工程，动员了当时盟国最优秀的核科学家，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 。wWW.0519news.coM其直接的结果是于1945年7月16日，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作为20世纪大科学的经典案例，人们从科学组织和管理，以及战争与科学等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在伟大的反战争胜利xx周年和人们纪念国际物理学年的今天，随着人们对科学的成就及其社会效果给予愈来愈高度的关注，科学家们的社会责任正在成为一个普遍关心的话题。本文试图从这一新的视角，去考察和回味当年物理学家们的言行和思想。大量事实表明，曼哈顿工程不仅是反战争中科学家们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而它的结果，尤其是它所带给科学家们的困惑，则对于今天的人们进一步去思考科学家应如何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一充满现实感的问题，也将带来有益的启示。
一、核裂变的发现与物理学家的担忧
说起曼哈顿工程的起源，在物理科学中应首先回到核裂变现象的发现。1938年12月中旬，德国物理学家哈恩（hahn, otto）和斯特拉斯曼(strasan, fritz)在实验中发现，用慢中子照射铀－235原子核时，受到照射的铀原子核会裂变成两个更轻的原子核。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丹麦著名物理学家玻尔（bohr， niels）那里，刚好玻尔应邀前往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访问，于是1939年1月，这个消息被他带到美国，并在同行中引起了震动。
人们关注此一发现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伴随着这个过程发生的质量亏损所释放的能量，比相同质量的化学反应要大几百万倍。而且根据轻原子核中质子和中子数几乎相等的情况，几乎可以立刻推测出，在重原子核裂变为轻原子核的过程中，将释放出多余的中子。这意味着如果原子核的数量足够多，重元素的体积和重量足够大的话，那么裂变放出的次级中子，还有可能引发临近的原子核进一步产生裂变，并且这个过程将不断地持续下去，人们将此称为链式反应。
核裂变和链式反应的发现，几乎直接向人们预示了这一结果在军事利用上的可能。微小的中子既然有能力释放沉睡在大自然界中几十亿年的物质巨人，那么由此制造出来的炸弹，其巨大的破坏力和杀伤力可想而知。当时正处在大战爆发前夕，从的疯狂联想到核裂变的发现者是德国物理学家，就不由得使人们多添了几分忧虑。
犹太裔物理学家西拉德（szilard, leo）是最先感受到这种忧虑的人物之一。西拉德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1922年在柏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在柏林大学、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任教。听到核裂变的消息时，他刚刚流亡到美国。的疯狂和曾受到纳粹的亲身经历，使他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敏感到，绝不能让纳粹率先拥有那势必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他周围，还有一批有着类似经历的科学家，如下面还要提到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fermi, enrico），以及同样是匈牙利出身的物理学家威格纳（wigner, eugene）和特勒（teller, edward）。为了防止此种事态的发生，西拉德及其同仁意识到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一方面他们想到要积极着手该领域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想尽办法去延迟德方在同一工作上的进展。
西拉德建议科学家们要审慎地对待已获得的研究成果，不要轻易发布任何有关核研究方面的信息。为此他还积极同身边的费米和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joliot-curie, frederic）取得联系。作为同行，他深知此二人在寻找裂变过程中释放出来的中子方面所持的关心和已取得的实验进展。事实上，在得知核裂变现象的事实后，他几乎立即联想到该过程将放出复数中子的可能，并且很快在实验中确认了每个原子核的裂变将平均释放两个中子的现象。考虑到研究将导致严重甚至是危险的后果，他和合作者仅仅将这个发现以“致编者的信”的形式寄给美国的《物理评论》，在通知他们该项发现的同时，要求编委会暂时不要发表该信的内容。
在积极地开展研究工作、同时又审慎地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同时，西拉德等人还想尽办法要延缓德国方面工作的进展。其中一个重要措施是，使德国方面无法获得推进该项工作所必需的原料。考虑到当时世界最重要的铀矿产地在比利时统制下的刚果，西拉德和威格纳想到应尽快与比利时方面联系，以告知其不把铀卖给德国。他们想到了正在普林斯顿的爱因斯坦。因为他们得知爱因斯坦与比利时女王的关系良好，因此想到以他的名义给女王去信。
1939年7月西拉德和威格纳拜访了爱因斯坦，后者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可就在准备这封信的过程中，西拉德遇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经济顾问亚力山大•萨克斯（alexander, sachs），经过后者的劝说，他们决定将信改寄给罗斯福总统。因为这样做或许还可以从美国得到从事相关研究的资助。由此便产生了那封著名的爱因斯坦“为原子能问题给罗斯福总统的信”。
信中要求总统“注意如下事实和建议”：首先是法国的约里奥-居里和费米及西拉德的工作已经“几乎可以肯定”，原子核的链式反应将“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和大量像镭一样的元素”。其次是“这种新现象也可以用来制造出极有威力的炸弹,……使之在港口，很可能就会把整个港口连同它周围的一部分地区一起毁掉”。接下来信中告诫“美国只有一些数量不多而品位很低的铀矿。加拿大和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都有很好的铀矿，而最重要的铀资源在比利时属地刚果”。最后信中建议总统委托一个“信得过的人”，来“同那批在美国做链式反应工作的物理学家之间有一种经常的接触”，以经常向通报该领域发展的情况，提出行动建议，“特别要注意为美国取得铀矿供应的问题”。此外，这个人还需“设法加速实验工作”，如果需要该项资金，则可通过他的帮助来加以解决。信的最后还提到了德国方面最近的动向。指出“德国实际上已经停止出售由它接管的捷克斯洛伐克铀矿出产的铀。”而且德国的“研究所目前正在重复着美国关于铀的某些工作”。
二、曼哈顿工程的启动
通常认为，爱因斯坦致罗斯福总统的信直接导致了美国着手开发原子弹的大规模行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罗斯福接到由萨克斯转交的爱因斯坦来信后，于1939年10月19日下令成立了一个铀元素顾问委员会，并任命国家标准局长布里格斯（lyman, j.briggs）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布里格斯于1939年10月21日主持召开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参加者包括陆军兵器部门的亚当森上校，海军兵器部门的法伊弗尔中校等正式成员；也邀请了西拉德、威格纳和特勒等科学家列席。但会议并没有直接导致大规模研制原子武器的结果，一方面由于欧战刚爆发，美国正处在隔岸观火的位置上；另一方面科学界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许多科学家对此充满了疑虑。11月1日，委员会在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一方面认同了炸弹的威力和开展此项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提到了“尽管在原理上存在着制造原子弹的可能，但这不是很快就可以实现的，需解决的问题很多，而且十分复杂”。这里所说的问题，主要是指技术上的问题。
由此可见，爱因斯坦致罗斯福总统信件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了美国高层对核能问题的关注，它导致了铀元素顾问委员会的建立和下面将要谈到的委员会对核研究的支持。它也是科学家们高度责任意识下的最初成果。不过所有这些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原子弹开发还相去甚远，在大量技术问题得到解决之前，科学家们只能十分有限地开展相关研究。1940年2月，陆海军方面向委员会拨款6000美元，用于支持费米和西拉德等少数科学家继续他们在实验上的工作。同年6月，随着铀元素顾问委员会并入新组建的国防研究委员会，和铀元素研究本身亦被明确定义为军事研究，方面加大了支持力度。截止到1941年11月，委员会共支持了16项科学家们的相关研究工作，总金额达到30万美元。
美国推动下的大规模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展开，始于1941年岁暮。其重要的原因是这一年夏天，根据美英之间的战时情报交换协议，美国获悉英国方面关于制造原子弹的技术构想已大致形成。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了显著进展。1941年12月6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天，在华盛顿的白宫听过科学研究开发办公室主任、原麻省理工学院工学院长（bush, vanneva）的汇报之后，罗斯福总统正式批准了开发原子武器的计划。并决定成立领导该计划的最高政策小组。其成员包括正副总统，陆军部长史迪文森，参谋长马歇尔，科学研究开发办公室主任和国防研究委员会委员长柯南特。1942年夏季，美国正式制定了总金额达20亿美元的原子弹研究开发计划，取名为“曼哈顿工程”，由美国陆军工程建筑部副主任格罗夫斯将军任计划总负责人。就科学家方面而言，在最高政策小组之下，由康普顿（arthur, compton）、劳伦兹（ernest, orlando lawrence）和尤里（harold, clayton urey）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领衔，组建了强大的研究阵容。康普顿在芝加哥大学成立了化名为冶金研究所的机构，专门负责生产钚原料的研究开发；劳伦玆于加州大学的放射线研究所中开始了以电磁分离法来提取铀原料的工作；哥伦比亚大学的尤里则负责提取铀原料的气体扩散法研究。此外，在新墨西哥州还成立了莫斯研究所，专门从事原子弹的研制开发，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被任命为研究所的所长。在这些研究所中，聚集了当时美国的一大批年轻有为的物理学家。
三、赶在前面
为了赶在的前面，科学家们被广泛地动员起来。他们以高昂的热情和专业素养投身于反抗战争中。尽管许多人并非一开始就热衷于军事研究，但战时的责任和科学上的好奇心促使他们很快便一改初衷，加入到曼哈顿工程这浩大的行列中来。后来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著名物理学家费因曼（feynman, richard p），在提及当年加入曼哈顿工程时这样写到：
那还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生的时候。一天我正在房间里工作，鲍勃•威尔森从外面跑进来对我说：“有了一份来钱的绝密工作。本不该对外讲的，但我想你听了后一定会毫不迟疑地参加。”听他说起那是一项通过用分离同位素的办法制造炸弹的工作后，我立即摇头表示没兴趣。可谁知他走后不到3分钟，我的头脑中竟开始充满了他刚才说过的话，以至于再也做不下去手中的事情。就这样我们大家都很快放下正在进行的工作，来到了莫斯研究所。……我们怀着良好的愿望，把力量合到一起，忘我地工作。
奥本海默将此解释为正义感与好奇心的双重作用。在这种作用下，科学家们的努力很快便换来了一个又一个划时代的成就。1942年12月2日，从哥伦比亚大学集中整合到芝加哥大学冶金研究所的费米小组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铀—石墨原子反应堆。它高5.6米、长10米、宽9米，内可装填52吨核反应材料，装置总重量达到1400吨。利用这套装置，人们进行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核裂变链式反应实验，从而为原子弹的制造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紧接着佩汀领导的小组解决了天然铀的提纯技术，纯度达含铀 90%以上，并于1943年6月21日在田纳西州建立了两座大规模的k—25铀离析工厂，为美国生产原子弹提供了充足的铀原料。与此同时，奥本海默的莫斯研究所先后组建了3台新型加速器、2座小型反应堆和电子计算机，完成了中子速度选择器的试验、反射层材料的性能试验和中子引发器的设计等一系列重要课题的研究。
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科学家们不仅付出了辛劳和汗水，而且付出了青春和生命。很多人从接受任务的那天起即默默地从亲友们的视野中消失，一去就是几年，杳无音信。上面提到的费因曼在前往莫斯研究所时，与患有淋巴结核的中学时代的恋人新婚还不满一年，就在目睹第一颗原子弹的前夕，他的妻子离开了人世。
1946年的一天，年轻科学家路易斯•斯洛廷为了进行原子弹的“临界质量”实验，在那艰苦而简陋的条件下，他用螺丝刀把两个半球沿着导向轴相对衔合，同时准备在正好达到链式反应临界点的瞬间将半圆球分开。正当两个半圆球已经相当接近，质量已达到临界值时，他的螺丝刀不幸突然从手中掉了下来。为了制止链式反应的继续和危险的发生，他徒手将两个半球掰开，使在场的7个人免受放射线的伤害，可他自己却因此中了致命的辐射剂量。9天之后，这个年轻科学家便为曼哈顿工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那个神圣职责的驱使下，科学家们争分夺秒，忘我地工作，每个人心中的一个共同信念就是要赶在的前面，以使世界上正义和无辜的人们免受来自纳粹疯狂的核威胁。
四、困惑与抉择
就在人们日以继夜地奋斗，进而日益接近成功的时候，战争的进程不断给科学家带来新的困惑，新的现实要求他们在新的抉择中履行自己的职责。
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美国的情报人员了解到德国的原子武器研究并没有取得什么了不起的结果。此刻，在大舒了一口气的同时，曼哈顿工程的管理当局没有将这一消息告知那些在正在现场拼命工作的科学家们。他们担心后者知道真相后，会失去工作热情进而瓦解斗志。事实也正是如此，一个偶然的场合，英国物理学家罗特布拉特（rottblatt，michael）得知了这个消息。他立刻意识到，继续做下去将违背自己的初衷。尤其是当他从曼哈顿工程的负责人格罗斯将军口中亲耳听到，现在研制的原子武器可以在战后用来对付苏联人的时候。罗特布拉特向他的老师，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提出辞职，在老师的庇护下，他克服了重重阻挠，终于退出计划，回到了英国。从而成为唯一中途退出曼哈顿工程的所谓“叛逆者”。更重要的是战后，同样的意志驱使他积极投身于制止核威胁的运动中，并成为的获得者。
随着纳粹德国的灭亡和研制原子弹的工作接近完成，科学家们在是否使用和如何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上再次以自己的良知发出了呼声。作为原子弹的制造者，他们考虑到原子弹所拥有的巨大破坏力和杀伤力，因而呼吁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决不可轻易使用原子武器。即便在对日使用原子弹已成定论的情况下，他们也还是竭力要求使用之前，首先给予性的警告。前面提到的西拉德此时此刻对于那些热衷于核威胁的倾向深感担忧，他指出：“我们用原子弹进行的行为，将会加速美国和苏联之间展开研制这些武器的竞争”。 为此，西拉德在建议延缓使用原子弹，并呼吁对原子弹的使用进行国际控制的同时，再次想到去寻求爱因斯坦的帮助。他同样为之起草了一封致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针对目前的情况陈述了自己的看法，遗憾的是罗斯福在未看到备忘录之前就离开了人世。
1945年6月11日，芝加哥大学冶金研究所的弗兰克等7名科学家联名致函国防部长，指出“如果美国成为这种毁灭人类的新武器的最初使用者，则势必丧失掉世界的支持，进而在激化军备竞争的同时，丧失掉为控制此种兵器而达成国际协议的重要机会。”这便是以弗兰克的名字命名的著名的《弗兰克报告》。
1945年7月17日初，63名科学家联名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份请愿书，指出“考虑到正在开发的武器威力将在世界范围内带来的社会影响，我们必须意识到将其使用于战场时，合众国乃至国民在道德方面所承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世界终究是维护世界和平中的决定因素，因此我们呼吁，针对眼前的战况，在使用该武器之前，应将其威力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展示，……以使日方对于顽抗下去将导致的结果有一个深思熟虑的机会。”
然而所有这些科学家们在高度责任意识下的发言，都没有获得应有的回应。决策者们的观念正如此时代表管理当局的奥本海默所表述的那样：“科学家不应该对社会有益地或有害地利用他的成果承担责任。他仅对自己的工作或成果的科学价值负责”。 事实上，早在曼哈顿工程启动之初，美国最高政策小组的在致康普顿的一封信中就曾提到：“在此想明确强调的一点是，已经口头向阁下说明的那样，您的委员会所负责处理的将仅仅是技术性上问题，至于针对该计划（指曼哈顿工程）的政策如何以及应该如何等问题，则不属于贵会的权限”。也就是说在这项事业中，不论这些科学家们是否怀着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投身于曼哈顿工程，但是对自己的工作所将导致的结果及应该导致怎样的结果这一重要问题，他们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发表意见的权利。最后的结果众所周知，美方在没有任何事先警告的情况下，接连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使用了两颗原子弹。说是为了尽早结束战争，但从不给对手以考虑之机，急急忙忙在两处投下两种不同类型的原子弹的事实中，除威慑之外，多少让人感到了一些军事实验的性质。
五、悲剧中的反思与行动
1945年8月6日和9日，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及其所带来的惨剧，使许多科学家感到强烈的震撼。他们在面对悲剧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开始了新的保卫世界和平与人类尊严的行动。
曾是核裂变的发现者哈恩的合作者，后来由于受到纳粹的流亡到瑞典的犹太科学家迈特纳(meitner, lise)在回忆起刚刚听到原子弹的消息时说：“1945年8月6日，一个记者将电话打到我家，让我就原子弹一事发表评论。我吃惊地问对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并质问对方是不是搞错了！然而当从对方的口中再一次听到‘原子弹’一词时，我感觉到这些年来本已渐渐远去的恐怖转瞬间又回到了身边。其实对此我本来是知道的，而且应该一直都十分清楚才对。这就是说，在我们的帮助下释放出来的核能，本来就有可能被用来制造以破坏为目的的炸弹。”另一个犹太科学家，战时效力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拉比（rabi, isidor isaac）谈起自己当时的感受时说：“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不知是何种原因，当时所受到的至今也没能消失。那种感觉中带着恐怖和不祥，仿佛冻结在心底一样”。 曾经说服罗斯福总统关注核研究的爱因斯坦懊悔地写道：“要是我知道这种担忧（指拥有原子弹）是没有根据的，同西拉德一样，我当初就不会插手去打开这只潘多拉盒子”。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之后，爱因斯坦还写了一封告美国公民书。书中呼吁到：“我们将此种巨大力量释放出来的科学家，对于一切事物都要优先负起责任，原子能决不能被用来伤害人类，而应用来增进人类的幸福。”
曼哈顿工程的结局使科学家们十分担忧地看到“科学实际上给人类提供了自我毁灭的手段”，看到了利用核武器的战争将使人类走向深渊。为此他们“呼吁世界各国及其国务活动家们行动起来，封闭那些通向毁灭的道路”。在那个战争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物理学的年代，动员一切力量消除战争便成为一切有责任感的科学家们共同的愿望。
曼哈顿工程带给科学家们最大的启示是，那种大科学中所强调的广泛合作精神在履行社会的责任中也同样重要。为了限制原子武器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危险的努力中，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结成了广泛的联盟。1949年约里奥－居里在巴黎主持召开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次。他在演说时宣称：“科学家们不愿成为那样一些力量的同谋者，这种力量有时为了罪恶的目的去利用科学家们的成果”。为此他呼吁：“科学家们作为劳动者大家庭的成员，应当关心自己的发明是怎样被利用的”。
1955年，爱因斯坦与罗素发表了题为“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在宣言上署名的还有布里奇曼（p. w. bridgman）、缪勒（h. j. muller）、鲍威尔（c. f. powell）、约里奥－居里、马克斯•波恩(max born)、莱纳斯•鲍林(l. pauling )、汤川秀树以及上面提到的罗特布拉特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宣言”呼吁各国科学家行动起来反对核战争，并在最后决议中写道：“鉴于未来任何世界大战必将使用核武器，而这种武器威胁着人类的继续生存，我们敦促世界各国认识到并且公开承认，它们的目的决不能通过世界大战来达到，因此，我们也敦促他们寻求和平办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一切争端”。作为“宣言”主旨的继续，1957年来自10个国家的22科学家在加拿大小城帕格沃什召开了第一次“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帕格沃什会议”。会议宣言指出:“在国家间互不信任和因此而产生军备竞赛的现有条件下，自然科学的一切部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心理学)都将愈来愈陷入为军事目的服务之中。……这引导自然科学离开其本身的目的，这种目的在于：增加人类知识的总和以及帮助征服自然力而有利于全人类。”由此，“科学家的事业所具有的意义是，使科学家们能事先预见到由自然科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危险性，并能够清楚地想象出同自然科学发展相联系的远景。他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时代目前最紧要的问题具有特殊的权利，同时肩负特殊的责任。”
中国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也率团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战后原子科学的发展中，科学家们本着高度社会责任意识在不断地呼吁人们反对一切核威胁的同时，在开发核能，改善人类生活的事业中也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绩。历史正在告诉我们，“在两种可能性的斗争中，对原子能为人类服务的良好作用的希望，将战胜对原子弹毁灭一切的作用的恐惧”。
结 论
60多年前，物理学在原子科学领域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而战争的阴云也日益密布于世界上空。德国科学家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对于原子核裂变现象的发现，在带给人们以极大惊奇的同时，这一工作将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也使人感到了忧虑。以西拉德为代表的一批犹太裔科学家率先行动起来，他们在抢占科学制高点的同时，又以在自身专业视角上所洞鉴到的一切，去唤起和有关方面的重视。
曼哈顿工程的展开固然有着来自科学界的影响，然而相比之下，战争进程的需求和技术可行性问题的解决，或许有着更加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如何，在紧迫的战争形势下，科学家们更加广泛地动员起来，为了赶在前面，从而使人类免受被毁灭的威胁，他们在曼哈顿工程这个特殊的战场上，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然而伴随着战争的胜负初显端倪，了解到危险的对手已成为虚幻的存在，他们便开始有人退出这场失去意义的竞争。即便是大多数不明真相的人们，由于意识到即将制成的武器所拥有的巨大杀伤作用，他们也再一次以自己的良知，呼吁决策当局审慎地对待原子武器的使用。
广岛和长崎原子弹所造成的空前惨剧，在战后带给科学家们极大的震撼。他们在反思中更清楚地意识到，既然科学家们能事先预见到自然科学的进步所导致的危险，能想象出同自然科学发展相联系的未来，他们对解决我们时代目前最紧要的问题就应该拥有特殊的权利，同时也应当承担特殊的义务。战后大科学时代的科学家们结成了广泛的联盟，为了全力制止原子武器的威胁，也为了新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曼哈顿工程自始至终贯穿着科学家们对于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责任意识。它是这种责任意识下的产物，其展开过程又促使愈来愈多的人们对应该如何履行这神圣的职责进行着深入的反思。在伟大的反战争胜利xx周年和纪念国际物理学年的今天，科学技术的社会化或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进程，要求人们更深刻地去领悟科学活动的根本意义；这就需要在强化对人类和社会的责任意识同时，不断努力寻求履行这种责任的更加有效的途径。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们以其庄严的立场和充满理性与睿智的言行强调了科学在保卫世界和平和创造人类幸福中的本来意义，在走向和谐社会的今天，他们所留下的一切对我们拥有多方面的启示作用。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ssachusetts, 1969.
高橋智子等，科学者の現代史，東京：青木書店，1995。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ｍ]，：商务印书馆，1979。
山崎正勝等，原爆はこうして開発された(増補)，東京：青木書店，1997。
村上陽一郎，科学者とは何か，東京：新潮社，1994。
马克斯•f•佩鲁茨著，真该早些惹怒你——关于科学、科学家与人性的随笔[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xx。
同3。
胡文耕， 科学前沿与哲学[ｍ]，：党校出版社，1991。
同4。
佛里德里希•赫尔内克，原子时代的先驱者[m]，：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1。
同上。
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20世纪后期算得上引领西方学术思潮的大手笔了，只是直到世纪末，在各流派纷呈的多彩图景中这浓墨重彩的一笔才渐入国人视野，但由于国内主流知识界先入为主地将ssk定位在了反科学思潮上，抱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加之解读文本的实际难度，恐怕只有少数学人愿意仔细了解他们的具体主张。包括至今硝烟未尽的这场“科学大战”，人们更热中于谈论战争的氛围，而不是争论的具体内容。特别是近几年来“社会建构”已经被人们作为时髦语汇广而用之，但与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诸纲领相比，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建构论似乎有被国内学界“黑箱化”的倾向，也缺少适当范围的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争鸣。
那么，借用ssk的语言，ssk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场域，采用何种话语系统展开他们的理论体系的，他们所建构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与境如何，他们真正的社会学和哲学的理论抱负是什么？他们为自己的信念提供的辩护策略是什么？显然，系统回答这些问题是有相当大困难的。这主要是由于ssk的研究者本身是一个边界相当模糊的群体，而且内部歧见甚大，反对者阵营也难以达成共识，形成有效合力在学理上对其进行深入批判。但是，透过霍桂桓、鲁旭东、刘华杰等国内几位有见地的学者精心设计的《知识与社会译丛》 中ssk的几位先锋派人物的纲领性文本，我们有可能聚焦于ssk的相对主义纲领进行一番知识社会学的“反身性”追问。
一. ssk的智力资源：对标准观点的修正
ssk的倡导者无疑是20世纪反叛传统之一族。与西方思潮中以考察科学为对象的其他纲领不同的显著特征是，他们是聚焦于微观的科学知识的产生和科学实践活动，对科学进行社会-文化的经验研究。Www.0519news.cOmssk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们或者热衷于论证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形态一样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或者致力于祛除科学真理的客观性和科学实践的无功利性的神秘。 一些人从人类学家视野观察科学家在干什么和他们声称在干什么，强调以局外人的眼光和术语真实描述实验室生活； 另一些人则关注如何从与境和“行动者网络范畴”，理解和解释科学知识的生产；一批案例者们试图剖析科学争论是如何面对社会-文化这一“终极法庭”的， 说明科学权威和专家统治的形成如何是利益驱动的…… 。如果仔细检视ssk最核心的理论主张，至少可以看到，在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时，他们充分借重了后实证主义知识社会理论、库恩科学哲学和解释学方法几大智力资源，向传统的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科学观开战，即ssk学者声称的“对标准观点的修正”。
1. 科学知识能免于社会学诘难吗？
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大多数知识社会学家采纳了舍夫勒所称的“某种形式的标准科学观”，这种观点包含四项核心假定：自然界具有一致性；可以明确区分事实和理论，并且它们具有不同的认识论特征；科学观察是不带偏见的对客观事实的单纯关注；存在对科学主张做出评价的统一标准和明确规则。
在ssk学者看来，正是在这种标准科学观的引导下，传统知识社会学一直把科学知识视为具有认识论特权地位的真理体系。因此，自舍勒创立“知识社会学”起，虽然如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等人曾将社会学理论用于科学知识的，但最终所获得的结论是，与文学、艺术或伦理、宗教等其他知识形态相比，科学知识是不受社会历史和环境因素直接影响的知识。社会学可以客观世界解释的社会条件，也可以客观知识的社会影响，但不能科学知识自身的形式和内容，科学的结论完全是由自然界决定的，科学知识理应排除在社会学之外免于社会学诘难。 虽然默顿学派首开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先河，但研究的也仅是一种科学体制社会学，是把科学看作在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四大基本原则指导下运行良好的社会建制，一如默顿本人所言，“科学社会学一贯和永恒的主题是科学共同体成员所信守的价值和规范的复合体”，他所关注的是科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组织的规范结构，并未企图对科学知识自身进行深层剖析。
20世纪后期，整个西方社会和西方学术在反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浪潮冲击下，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各类文化的和理论的困境。究竟是要寻求一种普遍理论，还是站在相对主义立场上，知识社会学在所谓“认识论的两难”中终于引发了后实证主义变革。在讥讽着前辈们执著于追求纯粹的客观知识和普遍理论的幼稚的同时，一批人在大呼“理性缺场”的情境中，义无返顾地转向了与境主义和相对主义。 在这种关头，社会学中能够取代缺场理性和实证主义的唯一选择，似乎就是建构一种相对主义的知识社会学，就是要把信念和权力这种非经验事实的东西提升为可以证实和证伪理论的力量。因此，在这种与境下，对于作为知识典范的科学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深度怀疑和批判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但是，如理查德•怀特利指出的，令后实证主义者不满的是，直到70年代，在社会学家看来，科学的知识内容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黑箱”。因此，大卫•布鲁尔宣称，如果社会学不能自始至终地用于解释科学知识，无疑只是一种贫乏的社会学。 于是，知识社会理论的后实证主义变革与对科学标准观点的“修正”合流，破解被默顿学派“黑箱化”了的科学知识，就被看作是社会学家一项“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了。而ssk的倡导者要指出，社会因素对于科学知识是决定性的，而且是永远无法消除和超越的，对科学知识的研究只能用自然主义的手法作经验主义的说明，以揭示科学知识究竟是如何社会地建构的。 按照如此抱负，诸如 “科学能否接近真理”？“科学理论如何与实在相符”等一系列哲学问题，就自然转换成了社会学问题：“科学家共同体是如何建构像事实一样的知识的”？“科学家如何通过协商，生产出作为知识的可被社会接受的关于自然的信念”？……
2. “自然之镜”的破碎与相对主义的激进解读
瓦解传统知识社会学家所坚持的“科学是例外”这一假设之最大的外部力量，事实上是传统科学观受到了自蒯因以来的某些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的质疑，特别是经过库恩、费耶阿本德和罗蒂的阐释后，真理的与境化和多元化主张打开了科学事业通往非理性主义的大门，也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提供了相对主义建构论的智力之源。在他们看来，以往建立在自然界的一致性基础上的科学知识主张都是大可怀疑的。因为，依他们之见，科学事实的陈述已被证明依赖于推测性理论假设；观察已被证明受语言框架的指导；逻辑和经验证据对科学理论的不非决定性已经蕴涵着对于科学主张判定标准的可变性；科学家信念的多样性要求科学的内容和意义将不断根据语境和社会背景重新解释。因此，正是科学标准的不确定性、科学基本主张的非决定性、科学结论对社会符号资源的依赖性这一切，说明科学的结论不仅仅受自然界影响，而更多地是社会产生的。于是，ssk的倡导者主张，长期被误导的“科学是自然之镜”的单一观念，必须接受相对主义观念的修正，而代之以科学之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甚至心理的多结构复合观念。
这种修正的观念无疑还源于对库恩理论中的相对主义哲学义蕴的激进解读。库恩关于不同共同体中科学认知标准的不同、概念意义的变迁、以及世界观差异的理论，的确为世人“提供了柔性的解释资源，使社会学家可以用极为不同的方式利用它”，尽管库恩后期一再否认他早期引入的“科学共同体”和“不可通约性”概念中包含有相对主义倾向，但是“激进主义解释者看到的却正是范式和不可通约性概念中蕴涵的革命性，他们将其视作库恩思想真正的意义所在”， 也因此被当作ssk 相对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基础。何况库恩确实还曾明确指出，经验和观察材料并非科学发展过程的决定因素，一个科学家会去寻找什么证据和认真地使用它，是由他心目中的理论决定的。经验的真正功能不是检验理论，理论往往在支持它的经验事实出现之前就被人们接受了。对于已被接受的理论，人们往往注意那些能证实它的证据，而对反对它的证据却视而不见。
如果经验证据不是理论得以确立的仲裁，科学术语和科学命题的意义依赖于它们所在的整个观念系统，就难以判定任何两个理论是对立的，或者是与事实陈述不相符的。表面上看似相同的陈述，在不同的理论参考框架中可能具有不同意义，分享共同的解释框架才是科学共同体存在的基础，运用不同框架的科学家会去考察不同的世界，一旦共同体一致的解释框架解体，就不可能有真正有效的沟通。 因此，如果自然界不是科学知识的决定因素，主观框架不可避免地介入科学认知过程，实验证据和逻辑不能判定一种范式比另一种范式更为优越，就没有理由以一种自然信念排斥另一种自然信念，也就只有依赖社会文化的信念、共同体的协商机制和科学权威的话语权力了，于是，科学理论的选择就失去了真正的理性之维，科学知识就必然是由社会强决定的了。
虽然科学知识社会学不是在社会学体制下产生的，也不是职业科学哲学家的独创，ssk阵营中的研究者也不都是专业的社会学家，更多的是曾受过自然科学、实验科学、科学哲学、科学史训练的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但正是在热衷相对主义和建构论方面的“家族相似”，决定了他们相同的理论诉求，特别是他们独有的反实证主义的社会学视域和相对主义哲学倾向是构建ssk理论体系共享的智力资源。
二. ssk的方利器：科学解释学
究竟何为科学知识？一直以来是大有争议的问题。从科学知识“是被经验证实了的科学结论”、“是没有认识主体的客观知识”，到“是科学文献档案中积累的知识”，直到ssk的“科学知识是可被社会接受的信念”……， 体现了各路知识论者完全不同的主张。但是，科学知识是有意义的，科学知识是可理解的，这一点显然是已达成基本共识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科学就是在寻求可理解的对于世界的解释模型，区别只在于这种模型是自然之镜还是理论构造或社会协商之物。ssk试图对科学知识黑箱进行双重破解的重要利器之一是解释学哲学方法。
狄尔泰最初创立解释学，并宣称“我们解释自然，我们理解精神”时，原本是要区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独特性，将解释当作人文科学的普遍方；随后，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在解释学内部的争论，推进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在方上的相互渗透；当海德格尔声称解释学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后，解释已不单纯是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成为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变成实际存在的事实的自我解释了。而伽达默尔倡导的“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解释学”在于重新恢复亚里士多德倡导的，与纯粹科学技术理性相区别的“实践智慧”。ssk的理论家们显然深得解释学一路发展所提供的思想精髓，而且在不同与境中采取不同取向加以灵活运用，他们相信，运用解释学说明科学知识是得出社会建构论的一条有效途径。
解释学主张的与境关联和所宣称的重建意义，甚至创造意义的功能，恰是ssk引入社会向度解构科学知识所必需的，与境主义解释学的一种立场就是强调解释的情境关联，强调任何特定的文本都是认识主体在具体的历史社会境遇中通过语言形式完成的。同时解释学也强调，由于不同社会背景中的社会行动者本身不可避免地是负荷意向性的，而理解和解释的过程就是认识主体重建知识及其内在意向的过程，就是重建意义图景的过程。只有经过这种意义重建的过程，知识所提供的语义图景、行动者内在的意向与认识主体的价值趋向才能相统一，而在共同体中这种重建的意义又是主体间可通达的。于是，依照扩张到科学知识领域的解释学，对科学世界作内在意义的解释也如同对其他人文社会世界意义进行解释，就不需要任何先验的假定了。
既然不存在制约人类理性活动的普遍的合理性标准，科学活动和科学知识的评价标准是以共享的文化的合理性为基础的，那么，我们关于世界的图景就不是从世界产生的，而是我们强加给世界的。既然信念不可能超越环境和文化的影响，社会文化环境又会随时间和地域有所变化，就没有任何一种信念是唯一合理的或是唯一真理，ssk把这一点称为“自然信念的多样性”。 马尔凯和卡林•诺尔-塞蒂纳具体了描述自然图景的科学家话语和文本对情境的依赖。在他们看来，对同一事件，不仅不同科学家的说明不一样，即使同一科学家的话语也会因不同语境有所改变，甚至还会由者的介入而发生变化。ssk的任务就是说明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的解释实践，并表明这些解释程序如何随社会情境而变化，以及科学家对行动和信念的说明如何是社会产生的。 “科学知识社会学就是要搞清楚，在什么意义和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有理由地说，科学知识是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的。”
三. ssk的辩护策略：关注科学实践的经验主义
在ssk的相对主义社会建构论的理论阐述和社会实践中，随处可见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方略大抵是：以经验替代理性；以具体场景的现实深描取代普适的典范模型；以针对个案的解释学取缔对认知真理的单方诉求；以共识和文化信念阻断对自然界客观性的通达。因为他们坚信，通过历史案例的考察、通过科学争论的研究、通过实验室生活透视，以及通过科学话语的，可以准确地将科学实践和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一一呈现出来，而这种呈现本身就是支持相对主义建构论假说，而不支持理性主义实在论假说的有力证据。但是，另一方面，在许多场合，他们又声称自己的基本主张是科学事业的一部分，是一种运用科学的术语，以客观的、理性的姿态理解科学活动的努力，强调ssk的工作也具有标准科学的可重复性、主体间性和客观性，只是其文化目标是为了沟通“两种文化”而已。依我们之见，要深入ssk的理论脉络及其有内在逻辑缺陷的辩护策略，就必须将ssk的知识社会学抱负和他们的认识论哲学抱负区分开来。
1. ssk的社会学抱负和哲学抱负
首先，ssk引入社会学纬度说明科学知识，其不同于哲学家之处在于把一种建构论与经验主义联系起来，不把“证据的不完全决定性”、“观察渗透理论”等问题当作纯哲学争论，而是倡导一种自然主义手法，试图通过系统的经验观察和描述，来代替先验的理性思辩，去揭示这些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希望以经验社会学进路取代抽象哲学的进路。而另一方面，从哲学角度讲，与其说ssk采取的是一种方的相对主义和经验相对主义，不如说，是通过建立相对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反驳传统的认识论，其真正的哲学旨趣或抱负是企图张扬一种集体主义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他们认为，深入考察科学实践对于理解科学知识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科学的知识本质不能简单地通过对孤立个体的行为和信念进行哲学的或心理学的来确立，还需要用社会学的来考虑他们的集体劳动和表现。而且他们相信，以自然主义视角将科学实践看作一种文化形态，将推进从认识论角度对科学共同体的体制性规范的探讨，而这显然是关于学院科学的强势社会学几乎不曾涉及的。
事实上，“相对主义”一词在ssk的研究中一向有三重义蕴：（1）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方准则；（2）对科学实践进行经验研究所获得的结论；（3）认识论上的一种哲学信条 。那么，他们为包含这三重义蕴的相对主义纲领提供的辩护策略究竟是什么？
如果ssk学者采取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主义，不会引起主流科学哲学家那么强烈的非议，关键是第三种义蕴的相对主义确实对人们一直以来秉持的标准立场提出了巨大挑战，也是引起90年代科学大战中某些科学家对ssk激烈批判的根源所在。仔细解读ssk先锋派人物的经典文本不难看出，ssk在其理论和元理论的不同系统中事实上对三种义蕴的相对主义采取了不同的辩护策略，即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理论说明时，坚持一种经验主义（自然主义）策略，在寻求“科学知识社会学何以可能”的哲学基础时，除了某种激进的工具主义策略外，还采取了一种诉诸自然理性的辩护策略。因此我们有必要区分ssk的社会学辩护策略和哲学辩护策略。
2. 经验主义的社会学辩护策略
首先，必须明确，布鲁尔和他的追随者最初的理论实践并不是要建立一种替代理性主义的相对主义知识哲学，而是以一种微观经验研究进路，把一种相对主义的知识哲学转化成一门经验主义的知识社会学。在他们看来，相对主义不是与理性主义或实在论相对立的，而是一种避免实证论偏见的方策略。他们自己也声称，相对主义强纲领所主张的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反身性等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是ssk得以建立的方原则。巴恩斯和布鲁尔特别强调，这种方原则的意义在于揭示，“所有的信念、就其可信性原因来讲完全都是等价的。这并不是说，所有信念都是同样真实或同样虚假的，而是无论其真假与否，他们的可信性的事实都同样应当使视为有疑问的。我们准备辩护的观点是，所有信念的影响应毫无例外地要求经验研究，必须通过找出信念可信性的特殊的、局部的原因来加以说明。”
ssk之前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已经告诉人们，“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ssk的研究者则是要更一般地通过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手法揭示，科学知识如同其他知识一样是负载利益、负载文化、负载实践、负载情境的。诺尔-塞蒂纳和拉图尔正是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出发，对于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经验研究，揭示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了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这种建构，一方面是实验室中知识的建构，一方面是科学文本的社会建构。《制造知识》和《实验室生活》正是对于ssk方相对主义策略的具体实施。巴恩斯在《局外人看科学》中也指出，在高度专业化的现代社会，当今科学中已经确立的关于科学的观念，大多是从科学家报告的情境中，并以这些情境为基础塑造的。常规科学并不总是诉诸直接的观察这一终极法庭的，而是诉诸从属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科学专业中的科学权威，甚至是由专家统治的社会裁定的。
而最重要的是，ssk反复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它既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经验研究的结果，同时又是通过经验证据的支持而获得其合理性的。
3. 追求自然理性的哲学辩护策略
依照传统理性主义的主张，是应当区分“理性模型和社会模型”的，但布鲁尔认为，存在一种自然理性的理论，使自然主义的社会模型并不与理性模型冲突。 为了获得哲学上的立论基础，也为了将其理论纳入科学的一部分，除了某种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策略外，ssk还采取了一种诉诸自然理性的哲学辩护策略。尽管ssk始终关注的是科学知识的社会文化的因果关联，强调的是非理性因素对科学知识建构的介入。但其领袖人物却反复辩解说，“相对主义的对立面不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而是绝对主义。” “总的来说，科学和常识一样，是诉诸因果关系的，理论性的，价值中立的，时常还是还原论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经验主义的，而且归根结底是唯物主义的，这意味着它是与目的论、拟人论以及超验的东西是对立的。” 1996年布鲁尔、巴恩斯和亨利合著了《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一书，提出了一种有限主义理论为ssk的相对主义纲领辩护，在我们看来，这一次的辩护显然采取了一种借重理性的策略。他们认为，“人们能够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当作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因为它包含了可以运用于它自身的科学方法”。
ssk认为，虽然“知识”的含义是指“已被接受的信念”，而不是指“正确的信念”。 但知识所“分享”的东西确实存在，只是这种分享并不是柏拉图分享“理念”意义上的分享。存在于知识“之外”的东西，比知识更加伟大的东西，使知识得以存在的东西，正是社会本身。“如果我们极其珍视的那些科学成就不具有社会制度的特征，那么，它们就不可能像它们实际存在的那样而存在。”
实际上，在ssk那里，解释学的与境理解并不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对立面，为了摆脱认识论两难，他们反对断然的二分：要么接受永恒的非历史的合理性标准（纯粹的客观主义），要么接受随意的社会标准和实践（绝对的相对主义），而他们企图寻求第三种道路，或称第三种替代物。在我们看来，是在寻找另一种理性，这种理性实际上相当于他们宣称的“植根于科学实践的自然理性”。实际上，伽达默尔倡导的“作为理论和实践的解释学”的核心观念也贯彻着类似的信念：主观性和情境在现实中创造了人们所拥有的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在科学研究中这些规范是具有主体间性的。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方法中，普遍性和祛个人的规范都是可能的。”这种规范恰是ssk所寻求的集体主义的认识论的客观基础。但是，同样可以断定的是，ssk的自然理性并非真正意义的伽达默尔式的实践理性，以这种自然理性为ssk作哲学辩护也不免牵强。
科学知识社会学各派人物在放弃了基于科学真理的实证主义，放弃了基于数学和逻辑的理性之梦之后，其中的大多数仍然还是想把理性当作最后的希望，把科学进步当作现实的可能。只是他们一方面不无遗憾地看着非理性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无孔不入，一方面仍然试图理性地展示非理性是如何在科学的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运作，又是如何产生各种科学成果的。实际上，他们是在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深植于科学实践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种第三条路线为无法否认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作主观框架介入的与境解释，并未完全排斥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性辩护， 而且在辩护中不可避免地要诉诸某种理性的力量，这恐怕也是当今整个西方思想界，特别是知识论不能摆脱的一种理论境遇。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ssk虽然更加关注了科学实践的社会纬度，扩展了相对主义知识论的意含，但这种相对主义建构论的最大危机显然是对于科学规范性和科学统一性的破坏，也无法内在一致地解释自17世纪以来，科学的社会建制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尽管ssk对我们的标准观念发起了挑战，而且许多论断未免武断激进，甚至在ssk的经典表述中会看到“自然界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的荒谬说法，然而，不容否认的事实是，ssk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阈，使我们探讨科学知识的产生和科学知识的合法性时，不再无视社会情境的作用和科学共同体的集体认知过程，这是后学院科学社会运行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ssk相对主义强纲领的提出，有其不同的社会学抱负和哲学抱负，而且是与20世纪后半期整个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和学术背景密切关联的，我们仅仅用传统科学哲学的观念对其社会学进行批判，的确有一定的局限。合理的做法是，将它放在20世纪后半期整个西方社会的学术文化与境中审视其具体的理论主张及其渊源。同时认识到，任何主张的辩护策略是与理论体系密不可分的，仔细剖析理论主张和辩护证据才能获得对于一种理论的完整理解。《知识与社会译丛》至少提供了我们深入了解ssk基本主张和辩护策略的纲领性文本，使我们可以从中发掘ssk学者最初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与境和场景，并达到对于这一理论内核的深层透视，也有助于我们对其进行有的放矢的学理上的批判。
参考文献：
1. 大卫•布鲁尔著，艾彦译，《知识和社会意象》，东方出版社，20xx年。
2. 巴里•巴恩斯著，鲁旭东译，《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xx年。
3. 巴里•巴恩斯著，鲁旭东译，《局外人看科学》，东方出版社，20xx年。
4. 迈克尔•马尔凯著，林聚任等译，《科学与知识社会学》，东方出版社，20xx年。
5. 和卡林•诺尔-谢蒂纳著，王善博等译，《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东方出版社，20xx年。
6. 大卫•布鲁尔、巴里•巴恩斯，《理性主义、相对主义、合理性》，《哲学译丛》，2000-1。
7. 史蒂芬•科尔著，林建成、译，《科学的制造——在自然界与社会之间》，上海出版社，20xx年。
8. 史蒂文•夏平著，赵万里译，《真理的社会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xx年。
9. 哈里•科林斯，特雷弗•平奇著，潘非、何永刚译，《人人应知的科学》，江苏出版社，2000年。
10. 哈里•科林斯，特雷弗•平奇著，周亮、李玉琴译，《人人应知的技术》，江苏出版社，2000年。
11. 约翰•齐曼著，曾国屏等译，《真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xx年。
12. 诺里塔•克瑞杰著，蔡仲译，《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暴光》，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
13. 杰夫瑞•c.亚历山大著，张旅平译，《世纪末社会理论》，上海出版社，20xx年。
14. 赵万里著，《科学的社会建构》，天津出版社，20xx年。
15. 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xx年。
一．对传统科学认识论的修正
近代哲学认识论和一般的知识论一直在致力于回答一个最核心的问题：知识何以可能？作为认识主体，人怎样才能获得知识？人怎样才能获得客观真理？这里的人，是作为认识主体的单个的理性的人，而不是处于具体社会和历史情境中的人。ssk在哲学上试图建立的关于科学的相对主义认识论，是把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看作科学中社会组织和认知组织的相关单元，强调“认知共同体” 的集体认知或社会认知的突出地位 。WWW.0519news.cOm由于这种认识论是基于不同空间和时间的认知者的认知，因此，它必须回答两类问题，跨越时间聚集在一个空间的，来源不同的人如何会获得共同思维方向的认知？分布于不同空间的人们如何保持几乎同时产生的共同的思维方向？这种集体活动又是如何形成所谓“思想的集体类型”的？ 同时，在大科学的语境中，这种批判的正当性何在？
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传统，都是期望以某种同一性为知识的客观性寻求基础，传统科学认识论的特殊地位是以自然界的一致性在场为根基的，这种认识论假定，自然界的秩序是我们认识的源泉，经验证据完全决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依据明白无误的“莱布尼兹式法则”可以为科学理论的真假排定优先次序，只有自然界是科学理论一致性的最终确定者，客观的不带偏见的经验证据是科学争论的首要仲裁。科学认识论中最为典型的主张甚至认为，各种科学理论完全可以把关于自然的信念分为“真实的”和“虚假的”两类范畴，前者是直接从对实在的认识中获得的，因而是毫无问题的；后者则由于其中存在着偏见和曲解的因素，必须予以说明。即“真理都是毫无疑问的，谬误是需要因果说明的”。
自蒯因之后，特别是自库恩和罗蒂之后，理论对外在世界的解释张力似乎引起了科学认识论的断裂， ssk的相对主义认识论就认为，真理和一致性总是由一定的理论框架设定的，而理论框架的建立本身是在一定的与境中集体认知的结果，是文化选择和社会协商之物。如果“对于事物和客观科学真理而言，为没有语境的依赖关系进行辩护，或者为没有文化依赖的随意信仰辩护，就等同于信神和信鬼”。 ssk提出的是：所有信念，就它们可信性的原因而言，都是彼此平等的。无论真假与否，它们的可信性的事实都同样被看作是有问题的；这意味着，无论把一种信念评价为真实的或合理的，还是评价为虚假的或不合理的，无一例外都必须找出其可信性特有的原因来加以说明。例如，无论根据自己的标准对信念作出怎样的判断和评价，如下所有问题在所有情况下都应当予以回答：一种信念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代代相传的常规的认识能力和专门能力？它是否为社会中的权威所享有？它是否是通过已确立的社会化的制度传播，并且得到普遍认可的社会控制机构支持的？它是否与既得利益的模式密切相关？它是否会在实现共同的目标（无论是目标、技术目标，还是这两方面的目标）方面起到某种作用？涉及信念的判断其实际的和直接的结果是什么？
科学知识的确具有大量显著的认识论特征，正统的观念认为，科学活动的目的是要确立关于自然界的客观知识，是由一种发现与境和辩护与境构成的，但是，今天，基于科学知识生产“第二种模式”的科学，对其认知活动显然不能单纯从传统认识论角度刻画，需要根据独特的知识生产和认知的与境予以理解，ssk认为，这种与境不仅包括对自然界的理解，而且还是个体的与集体的人类社会文化的与境。事实上，在默顿学派的研究中也并没有否认社会因素在科学发展规模、科学家职业的选择和科学问题的选定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关键在于，默顿强调的是“科学是由个体科学家寻求对公共知识作出贡献的个人声誉推动的” 。而在ssk看来，这就完全忽视了集体认知的效应，忽视了科学可以看作“重要的公共知识的社会生产”的观念，即使在学院科学中，独创性的最高个人品质，也必须在制度框架的嵌套层级结构内行事，这种行事的结果不仅由某种语境所塑造，而且实际上也被社会建构着。只是这里的“建构”， “无非是指它暗含着意向性，即某种指导我们自己以某种方式行事的心智行为，它意味着生产知识的社会机制并非自动运行的，而是受引导的，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操纵而奔向理性目标的。”
ssk学者甚至认为，大科学时代科学的认识内容不仅是在社会环境中通过一系列社会过程得以发展的，而且科学知识本身是负载利益和与境的。科学中“每一个新发现都是一个结果，但并不是运用评价经验事实的一套理性规则的结果，而是偶然事件的结果，即偶然使用个别仪器、个别材料的结果，是实验室内部人们之间，有时是实验室内部同实验室以外的人们相互磋商的结果。只是在把发现写出来给同行看的时候，科学家才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编成故事，强调理性，而抹杀了导致这种发现的偶然性和社会性的磋商”。科学方法是“根植于社会行动的场景之中的”。 因此，科学中的协商和共识比自然界的裁决更重要，而且，依他们之见，连自然界规律本身也是科学家集体创造的结果。实验室的产品要想成为科学知识，必须得到其他科学家的评价和接受，并融入公共性知识体系。因此，科学的目标就不仅仅是个人获取信息提出能够自圆其说的思想，而是使理性思维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形成共识，特别是在公共知识的前沿领域或非核心领域，“这种共识不仅是充分的，更是必要的”。
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者来说，像传统认识论那样，断然地把某些理想的标准或信念看作与其他在局部地区为某些共同体接受的标准和信念不同，具有绝对的合理性或权威性，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并不存在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以理性和非理性的方式持有的信念不会构成本质上不同、需要诉诸不同人类精神、或者与实在有不同的联系、非要根据不同的社会组织模式来决定它们的可信性的东西。它们都将以集体认知和社会认知的相同方式得到解释，都需要诉诸社会与境的具体。因此，科学知识本质上是已被集体或社会 “接受的信念”，而非“正确的信念”。
二． 认知世界的与境化与科学知识的建构
在科学一向具有崇高的认识论地位的状况下，如果自然界不是我们认识的唯一来源，不是我们真理的最终裁决者，我们凭什么可以共享某些东西，人们又如何达至集体认知的主体间性？这是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ssk认为，这种共享的根源是，我们存在于一个共同的外部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具有某种结构，但它不是由自然界的结构和秩序决定的，而是一直处在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动态的网络结构，我们暂且可以把它称作一种“与境化”的认知世界。
在大科学时代，人们处在科学共同体、研究团队、交流系统、学术机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构成的认知网络的交叉点上。科学家的使命是在已有的外部环境中，通过合作、协商，建构可被共同体接受的理论，而融入公共科学知识体系的新理论又将成为现有外部环境有机结构的一部分。正如诺伊拉特所说：科学家像是在公海上试图重建他们船只的水手，但他们不能在码头上事先把船只拆开，然后用最可利用的组件再把它装配好。有问题的甲板是在公海上被一块一块地移走修理或者替换的，然后再被安装在大致恰当的位置上。这个不断自我装配过程的每一步，都强烈地被其周围的结构所决定，尽管如此，一个全新的结构也就同时被及时地制造出来了 。科学知识正是通过结构化过程得以变化和增长的。这是科学认知世界与境化的一个方面。ssk理论家的行动者网络纲领，话语纲领正是对这种认知世界与境化说明的一种努力。
另一方面，今日科学是在、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的多重利益联盟中运行，即使是最博学最自觉的个人，也只能扮演社会文化实践要求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即成为由极不相同的群体构成的特定的社会成员，群体之间和群体成员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各自具有不平等的控制他人行动的能力，在各种利益冲突中是经由谈判、妥协后终止争论或达成共识的，因此，利益与境对于认知世界和科学知识实施着双重的社会建构。ssk理论家的利益模式、实验室研究正是对这种认知世界与境化的另一典型解释。
90年代以后ssk对强纲领进行修正，bbh提出的 “社会学有限主义”认识论 强调在科学活动中，词汇的意义、信念和范例在连续使用中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和可变性都是因为使用中的集体认知和社会认知的背景依赖性和非性导致的。他们新建立的目标-利益因果模式是对认知世界与境化的一种最新阐释。
这样，ssk的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的认知世界就包含着最核心的几类成分。首先，并非单一由自然界构成的外部世界的存在是一个基本前提，外部世界的秩序和不确定性共同成为我们经验的原因，也是我们话语共同的参照系。人们进行选择、质疑，或者肯定、否定什么理论或者信念，其行为都是因为我们假定这个世界以这样或那样方式存在着为基础的；第二，我们还有可以观察和谈论的各种与境中的事态，以及观察和谈论这些事态的不同方式，至于这些事态究竟是关于自然的，社会的，还是理论世界的并无关紧要，它是我们建构科学知识的出发点。依照布鲁尔的说法，这些东西都是由“我们的思维过程具有的唯物主义预设前提的观念图式所提供的。” 也是他的所谓真理的“第三种”功能解释。第三，将认知结果纳入科学公共知识体系以及其使用过程中不可消除的一系列“认知利益” 条件也是与境化的认知世界的一部分。 依照ssk学者的这种与境，为了获得共识，获得他们所说的“关于外在性的、持续时间最长，公共性程度最大，最生动的[集体]经验，获得相对牢固的合理性，社会行动者就必须对与境化世界进行一种去中心的理解，确立某种可以制约个人化的规范和框架，因此，框架与实在的关联最终是通过支配日常的有效承诺的标准构想出来的。这种规范和框架使我们获得一种有条件的客观性”。例如，一方面，人们创造了一个由命题组成的可见的理论世界，它的客观存在性是当代西方科学知识的一个重要成就，大多数实践者在这个世界都具有一种非个人的地位。个人越是掌握了他们非人格世界的的概念，个人实践就越会服从于超个人的控制，就越屈从于共同体的普遍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非个人的世界并不完全是理论的，也包括生活的世界，生活世界不仅是非个人的，而且还以典型的方式设定了普遍的和共识的形式。尽管在缺场理性的意义上这一客观性基础不是价值中立的，但它在文化、历史和实践的意义上是可达成共识的，因此，ssk 认为，“获得共识的可能性就成为科学客观性的另一个标准”。
实际上，在ssk那里，个体的经验都是在由人们共享的各种假定、各种标准、各种意图及意义构成的社会文化框架中发生的。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知识就是他们对“实在”的集体看法，我们的文化具有的知识之网——正像它们在科学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并不是由自然和任何一个个体都可以亲身经历，或者亲自习得的某种实在知识编织而成的，而是经由各类集体的经验和实验提供的线索、模型和范例编制而成的。因此，必须把知识和群体的观念、社会的文化联系起来，而不是只与个体和自然联系起来，个体可以通过某种调整机制来适应这个主要不是由自己创造的世界。因此，在ssk的与境化的世界里，“对真理和谬误的区分，就变成了一种存在于各种经验和从社会角度传播的信念组成的混合物内部的某种区分。真实的信念和虚假的信念中也同样包含了真理和谬误这两种成分”。
三．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如何面对科学的规范性？
传统的科学认识论是依靠科学理论与自然结构和自然秩序相一致的标准获得科学的规范性的，默顿理论是依赖社会建制和科学共同体制度化的规范获得科学规范性的，依据这样的观念，科学所以成为“科学的”，其合法性是由科学本身决定的，而且存在一套科学共同体内被制度化的普遍性的规范原则，在实践中指导着科学家的大多数活动，以保证被认可的科学知识忠实于自然界，这些基本原则就被认为是为所有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应用活动提供了明确的规定。但ssk却是通过削弱有组织的学院科学的地位传达他们的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的，在那里“根本不存在任何一组特定的关于自然的信念可以被认作是合理的或唯一的真理”， 而且，任何规范都是由于社会因素而与境化的，因而也是易变的，显然ssk理论正在冒着科学规范性特征丧失的危险。
另一方面，一旦ssk的相对主义建构论说明被接受，科学的集体认识论或社会认识论仍然必须追问，科学是如何被合法化的？科学是否也能像宗教那样，以一种祛神秘化的形式合法地存在下来？当然，由于大科学已经被看作同时服务于上帝和恺撒，即同时满足探求客观真理的知识需求和满足社会利益的功利的需求，因此，他的合法性不单纯是认识论问题，但是，同时服务于上帝和恺撒在策略和行为上的灵活多变性，以及不可祛除的利益依赖性，能否保证科学经由集体认知和社会认知获得真正的合法性呢？
显然，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的哲学假定，必然导致ssk对科学规范性和科学合法性观念的修正。首先，依照他们的逻辑，将科学的认知资源和社会资源做出二分本身就是不恰当的， 因为认知客体对于处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科学家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科学家在磋商中是同时使用着认知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而且，最终，社会资源会渗透到科学评价和结论的结构中，经过磋商的科学结论，不是对自然界的确定解释，而是处在特定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具体的行为者群体所认为适当的主张和集体认可的信念。其次，就社会规范、认知规范和技术规范与科学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而言，ssk 的理解是，“规范的意义总具有社会的偶发性，即它取决于处于变化着的社会背景中的行动者的解释。要使任何具体规范与大范围的明显不同的行为相一致，我们不能把知识的生产看作是遵从任何一套特定的规范行事的简单结果。相反，把科学规范看作是研究者在获得自己和同行们的行为的磋商性意义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词汇更为妥当。因为，科学家们能够获得多种多样的规范形式，可以用灵活的方式把每一种形式应用于个别事例，而且总能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任何既定的行为。研究者接受某一种解释是社会互动或社会磋商过程的结果；即成员们交换观点，而且相互之间试图进行说服并施加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这些观点可以得到修改、摒弃或加强。磋商的结果受到成员的利益、学术倾向和专业倾向、成员对有价值的信息和研究条件的控制，以及成员诉诸科学权威性的力量等因素的影响。认知或技术规范在任何特定的研究领域中也会有相当不同的解释。‘与已确立的知识相一致’，‘与证据相一致’，‘有效性’，‘可重复性’等，所有这些都要求根据特殊情况予以解释，正如社会规范是因社会而易变的一样。” ssk的这种对科学规范性的解释恰好排斥了科学的合法性问题，无法解释今日科学的建制化的巨大成功。
当然，这种解释本身是期望重建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联系，将科学作为知识生产方式之一种，形成一类特殊的受认识与境影响的人类知识的理解。 为了说明这种研究的正当性，ssk学者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遭遇到了坚决维护科学理性和实在论地位的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反对。但是，就目前的争论看，传统的认识论和ssk的理论，“任何一方都没有令人信服的案例以使自己在论战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科学的力量在于宽容意见的差异性，任何一方都不能充分证明各自对‘发现’和‘建构’隐秘地同居了几个世纪的文化进行认识论清洗的正当性。不可否认，ssk的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即使以一种弱的形式——确实向我们打开了一个认识论探寻的新纬度。” 科学知识社会学“推进了对科学共同体的体制性规范从认识论角度的探讨” 。
但是一个同样不容回避的问题是，ssk解构科学规范的努力显然没有成功，因为随社会变化的不同的规范如何使跨越时间的，来源不同的人获得共同思维方向的认知？分布于不同空间的人们如何会几乎同时产生几乎相同的思维结果？集体的交流活动如何形成思想的集体类型？或者说，这种集体的综合判断力和社会综合判断力来自何处？虽然ssk学者已经借重知识社会学从认知世界的与境化的视角做出了一部分回答，但终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也许真的存在一种由于人类自身的进化和社会文化的进化而形成的人类心智的认知结构，使人类共享着不能用逻辑推理模式概括的某种公共理性，这种理性已经内化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内化为科学认知的一部分，因此能够有效地规范人类的科学活动。“认知也许是科学的社会纬度和认识纬度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我相信这也许是我们从ssk理论中获得的重要启示之一。关于人类心智认知结构与科学知识的问题，我们将另文探讨。
主要参考文献
1. 大卫•布鲁尔著，艾彦译，《知识和社会意象》，东方出版社，20xx年。
2. 巴里•巴恩斯著，鲁旭东译，《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xx年。
3. 巴里•巴恩斯著，鲁旭东译，《局外人看科学》，东方出版社，20xx年。
4. 迈克尔•马尔凯著，林聚任等译，《科学与知识社会学》，东方出版社，20xx年。
5. 卡林•诺尔-谢蒂纳著，王善博等译，《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东方出版社，20xx年。
6. david bloor，barry barns and john henry，scientific knowledge：a sociological ysis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7. 大卫•布鲁尔、巴里•巴恩斯，鲁旭东译《理性主义、相对主义、合理性》，《哲学译丛》，2000-1。
8. 史蒂芬•科尔著，林建成、译，《科学的制造——在自然界与社会之间》，上海出版社，20xx年。
9. 史蒂文•夏平著，赵万里译，《真理的社会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xx年。
10. 约翰•齐曼著，曾国屏等译，《真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xx年。
11. 诺里塔•克瑞杰著，蔡仲译，《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暴光》，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
12. 赵万里著，《科学的社会建构》，天津出版社，20xx年。
13. 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xx年。
14. [英]s•富勒，吴畏译“科学与技术研究和社会科学哲学”，《世界哲学》，20xx年第6期。
15. 胡杨《强纲领的建构与解构》，《哲学动态》，20xx年第10-11期，《从强纲领到社会学有限主义》，《自然辩证法通讯》，20xx年第期。
关键词：；科学哲学；社会文化导向
abstract: as early as twenty century eight 10-year our country scholar sun mu-tian exclusively studied the rise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soviets inside the research for philosophic problem of science.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noticed a characteristic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soviets, namely incline toward " the social culture orientation "on the develop mechani of science. this paper will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notation and form of the social culture orientation in the soviets philosophy of science ,hope textual research can provide a certain consult for the our philosophy of science.
key words: russia, philosophy of science, social culture orientation
一、 引言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孙慕天就在有关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中专门探讨了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问题 ，并注意到了当时苏联学者在科学发展机制问题上偏向于“社会文化导向”的特征 。Www.0519news.com当然，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科学的发展机制问题，也是20世纪中叶以来以历史主义为主流的西方科学哲学的一个走向；但是苏联学者的研究首先以主义哲学为基础，因此在出发点上与西方学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总的看来，西方的研究总是在内因论(интернализм)和外因论(экстернализм)之间摇摆不定。内因论强调科学知识发展的内在因素和机制，外因论强调科学概念及理论产生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虽然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两派的争论逐渐趋于缓和，西方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都力求二者的统一——例如“科学发生学的社会结构学派”，包括美国的门德尔松(e.mendelsson)，英国的赖特(p.wright)，西德“斯丹堡学派”和万•登•戴尔(w.van den daele)等都提出了内因论和外因论整合的任务——但是他们的主本上还是思辨式的，并没有在整合的具体步骤上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
而学者则反对内因论和外因论的对立和斗争。с.р.米库林斯基(с.р.микулинский)就直截了当地说：“无论是内史论还是外史论都代表了一种简单的、局限性的和片面的设想，因此说不上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正如在活力论与机械论之间没有什么选择一样。”因此，“只有摒弃这两种构思，并且发展一种取而代之的理论，才能解决问题。”在他看来，“科学发展的机制法则，在这里意味着新知识的首先的和首要的形成过程，它不是通过科学概念的逻辑交织（这是内史论要求我们做的）形成的研究基本范围能够解释的，也不是通过把科学史的因果关系缩小为排它性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这是外史论者徒劳无功想做的)能够解释的，只有通过在认识到它们的辩证统一和社会历史实践对科学的客观内容、社会经济文化历史条件和个性因素之间相互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影响的过程中这种相互关系才能够进行解释。”[ ]
с.р.米库林斯基的观点代表了学者在科学发展机制问题上的一般看法，即着重探讨外在的社会文化因素“内化”为科学认识前提的“中间环节” (промежуточное звено)，于是学者就在科学哲学的问题上开拓出了一个与西方大异其趣的“社会文化导向”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ая ориентация)。
二、 科学认识的社会文化制约性
在1931年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苏联代表团所提出的有关科学发展的“社会-经济决定论”曾经成为科学发展的外因论的先锋。但是仅仅把科学的发生发展归结为社会-经济原因是不完备的，默顿(r.k.merton)就曾指出：“经济条件对于观念的出现与传播是必要的，但并非充足的，……经济条件并没有严格地决定观念，而只是预先规定一定的倾向性。”[ ] 并且在今天看来，单纯的外因论也不是科学发展理论的主流——20世纪60年代以后，学者在有关科学发展问题上更多的还是强调科学逻辑与科学史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与外因论不同的“社会文化决定论”的观点，承认科学认识的社会文化制约性。
所谓科学认识的社会文化制约性，指的是社会文化要素与科学认识的联系方式问题，它揭示的是社会文化环境通过一定的中间环节（哲学世界观、科学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等）对科学认识的影响，简言之，就是社会意识和文化影响科学的特殊形式[ ]。л.м.卡萨列娃(л.м.косарева)就认为，传统的外因论观点在研究科学的社会本性和认识的社会文化制约性时，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持庸俗的社会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观点，而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中间环节——广阔的文化背景、时代的精神气质，也就是人本身[ ]。
在学者看来，经济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影响（如果这种影响确实存在的话）经常要以精神文化背景为中介的观点是显然的和无可争议的，但是问题在于要找到这个“中间环节”，也就是社会文化作用于科学的途径。学者对这一中间环节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探讨，其中有四种思路较为典型：
第一，把中间环节归结为哲学思想。这一观点的代表是м.с.科兹洛娃(с.м.козлова)，她认为“科学认识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揭示事物的规律性，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因此，确信一切现实事物都具有规律性和认识客观规律的可能性，是科学思维的一个前提。科学所必需的这些观念，同……空间观念、时间观念和运动观念一样，是先于文化领域比较广泛的历史联系中自发地发展成熟，然后才在哲学中获得合理反映的。”“哲学作为精神文化的一种形态，与科学不仅在外表上相互影响，而且也深入科学的内容，被包含于科学的结构之中。哲学在把人类理性经验的一些最普遍形式吸收进来充实自己的同时，也给科学的发展以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可能是通过中介来实现的，因为哲学在转向文化的各种不同范畴时，要把社会生活各个不同领域内所形成的概念转换成理性语言。因此，哲学给科学的发展以新的推动力，就是把科学之外的理性材料变成为科学所能运用的形式。”[ ]她进一步研究了哲学思想对物理学认识的影响，她认为这种影响可以存在于个体发展(онтогенез)、也可以存在于系统发展(филогенез)之中，其中个体发展指的是哲学对科学家个人创造的影响，而系统发展指的是把哲学思想纳入正在形成的理论结构本身；而把哲学思想纳入科学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形式实现——要么作为自然哲学的前提，要么以专门的哲学体系出现。[ ]
第二，把中间环节归结为科学的范例(идеалы)。а.п.奥古尔佐夫(а.п.огурцов)提出，科学与文化相互影响的基本途径是科学知识的范例，正是科学知识的范例为把方规范和标准转化为文化背景提供了保证。在科学范例的帮助下，“研究活动的标准和结果才获得了文化上的意义，而认识活动本身则被整合为文化-思想的统一体。” а.п.奥古尔佐夫认为这一过程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为科学共同体中某一集体所特有科学性的范例具有比较广泛的文化意义上的思想，可以转化为教育和文化系统的价值和规范；另一方面，在转化为一定发展阶段的文化价值之后，科学范例就要对研究纲领的形成、对认识材料的选择和解释、对认识过程本身产生影响。”[ ]
第三，把中间环节归结为思维方式。基辅的研究者в.л.赫拉莫娃(в.л.храмова)在讨论社会文化背景如何“内化”(интериоризация)为科学认识时认为，文化和社会意识影响科学认识的决定性途径表现为思维的范畴结构。作者注意到，世界观意义的范畴结构的存在是某一确定的历史时期所特有社会意识原型的合理化形式。它们形成了特殊的时代思维方式(стиль)，并作为相邻的精神活动(如科学和艺术)的一般思维形式，从而保证精神文化的完整性。按照в.л.赫拉莫娃的观点，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具有特定的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一组范畴。例如，在现代思维方式中主要有这样一组相互联系的范畴：必然性、偶然性、可能性、现实性等，в.л.赫拉莫娃认为其中最重要的现代文化原型是多元性(поливариантность)，它在概率和非线性中找到了自己表达。[ ]
第四，把中间环节归结为“科学纲领”(науч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п.п.盖坚科(п.п.гайденко)认为，科学同其他文化范围相互影响的途径表现为概念的形成，他称之为“科学纲领”，即科学理论赖以“增长”的基础。п.п.盖坚科指出，正是通过科学纲领，科学才表现出与社会生活和时代的精神氛围的密切关联。[ ]
显然，学者所主张的这种“社会文化导向”实质上是对外因论的拓展，是把经济因素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通过社会文化中精神方面的内容说明外在的经济因素作用于科学认识的途径。同时，这种“社会文化导向”也不能不说是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内因论和外因论的整合，他们所谈论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等恰恰是社会文化因素中影响科学家思维或进行理论选择的前提或者标准。
这种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导向”不仅被学者理论地提出来，同时也被实际地应用着。例如，在科学革命问题上，б.м.凯德洛夫(б.м.кедров)就把科学革命的本质归结为科学家思维方法的急剧转变。б.м.凯德洛夫说： “实际上，每次科学发现都是学术思想发展中的某种飞跃。……为此，必须使该发现(或者一连串发现)带有根本上重要的方的性质，换句话说，为了在自然科学家的思维方法中引起急剧转变，就需要从早先占统治地位的、已经证明是有缺点的或者甚至根本站不住脚的研究方法那里坚决转向与科学认识的更高阶段相符合的思维新方法。因此，首先应当把自然科学革命理解成对自然现象、对那个能够认识（反映）被研究客体的思维结构本身的研究和解释方法的根本转变。正是在思维方法的这种急剧转变中，在从科学认识的已经陈旧的方法向新的进步方法的过渡中，包含了真正自然科学革命的实质。”[ ]
在б.м.凯德洛夫之后，学者就有关科学革命问题形成了“从方着眼的哲学家”和“从文化着眼的哲学家”两类研究者。前者的代表是в.с.斯焦宾(в.с.стёпин)，他认为应该从科学知识的结构和动态变化上研究科学革命，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打破旧的科学基准和哲学基础，改造科学原理结构；后者的代表是в.в.卡久京斯基(в.в.казютинский)，他认为仅仅描述科学知识急剧增长的机制不足以说明科学革命的实质，虽然科学革命意味着科学知识及其哲学-方基础“转变”，但是必须考虑到新的理论系统怎样形成以及科学界怎样接受新的理论系统，因此科学革命是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质的飞跃。б.г.尤金(б.г.юдин)支持в.в.卡久京斯基的观点，他进一步提出科学知识观念系统的转变只是科学革命的一个方面，还要从更广泛的角度考察科学革命的实质，要考虑知识的运用、学习、科学组织、研究者的交往方式等等方面，因此对科学革命的研究也就是对文化动态变化的研究。无论是“从方着眼的哲学家”还是“从文化着眼的哲学家”，他们的观点都没有偏离社会文化导向，都强调了哲学-方基础的作用，只不过“从文化着眼的哲学家”更注重在科学理论进步中哲学-方转换的具体方式；而且，这两种观点也不是对立的，是不断磨合并逐渐走向综合的，例如，在1991年出版的两本论文集——《文化进程中的科学革命》（《научные революции в динамике культуре》.москва.1991.）]和《科学史中的传统和革命》（традиции и революции в истории науки. москва.1991.）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其中а.в.阿胡京在《科学革命如何可能？》一文中写道：“科学革命现象向我们揭示出，科学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不是外部的，而是深刻的内部特点。思想在不受到外部影响而是深入本身的情况下吸收了文化。……它靠其它的文化力量来维持，排除了私人的认识。一句话，它是文化的思想。”[ ]同时，в.с.斯焦宾也开始把科学革命理解为触及和改变知识的最深层和最基础层面的现象。他注意到，在科学基础的变革中新的科学基础的论证过程不仅取决于新的理论成果（预言新的事实或产生新的理论模型），而且还取决于社会文化秩序，他指出：“科学革命是表现为在科学探索的战略发生改变和确定未来科学发展方向时在知识发展中呈现的一些有分歧的观点。在这一时期，文化从未来科学史的可能发展路线中挑选出的恰好是那些与文化的基本价值和世界观结构相符合的最优的方法。” [ ]到了1996年，出版的科学哲学教材就对科学革命做了综合性的规定：“首先，科学革命同基本的科学传统的变革相关；第二，它们经常涉及科学的世界观基础和哲学基础，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思维方式的变化。”[ ]
三、 科学哲学的社会文化导向的成因
学者在科学发展机制问题上偏向于社会文化导向不是偶然的，既有世界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也有哲学和科学自身发展的特点。
从国际背景上看，就像孙慕天所指出的，科学哲学的社会文化导向是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性哲学思潮的一种表现，即在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哲学出现了“形而上学”的复兴，开始承认哲学世界观对科学认识发展的作用，并由此出发把科学认识论的研究引向了社会文化学的轨道，学者的观点不能不说是顺应了这种世界性的学术发展趋势。 [ ]众所周知，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在的哲学党性原则的约束下苏联哲学界历来对西方“资产阶级哲学”采取敌视态度，对孔德(auguste comte)、马赫(ernst mach)的“实证主义”更是批判有加，并且一度把逻辑经验主义作为实证主义的“变种”一同加以批判。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苏联哲学界对“左”的思潮的清除，苏联哲学界逐渐改善了对西方科学哲学的态度，从一味的批判转向了参考和借鉴。70年代以后，苏联哲学界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了一系列的西方科学哲学著作，1975年出版的《科学逻辑和科学方》丛书的第一部译著就是t.s.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с.р.米库林斯基和л.а.马尔科娃(л.а.маркова)在为其所写的跋中曾对t.s.库恩的理论作了高度的评价。1978年，苏联哲学界又出版了题为《科学的结构和发展》的第二套丛书，主要收集了i.拉卡托斯(imre lakatos)、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的作品。因此，苏联时期的学者对西方学者的著作是熟悉的，他们所使用的“范例”、“科学纲领”等概念就来自于t.s.库恩和i.拉卡托斯的作品。当然，他们把“范例”、“科学纲领”这些被t.s.库恩和i.拉卡托斯认为是科学内部的东西归到了社会文化范围是值得商榷的。
从苏联时期的哲学发展特点上看，这种社会文化导向还受到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苏联时期的学者是根据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观点深入研究科学的本性和科学进步的机制问题的。
科学哲学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导向还不乏其特殊的科学发展背景。要知道，自然科学在的兴起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彼得大帝时期，科学技术首先是作为增强国家军事、工业力量的有力手段被引进的。到了苏联时期，有关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的指示进一步使科学技术成为了为社会经济服务的工具，科学技术一直被作为“生产力”而被发展和应用，它的研究内容也主要由军事工业、国民经济的发展动向所决定 。洛伦•r.格雷厄姆(loren r.graham)在其著作《和苏联科学简史》中就论证了与苏联的科学和科学机构是在社会、经济及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问题。笔者在《试析苏联的文化传统对国家科技政策的影响》一文中也提到，以团队精神为底蕴、以专制主义为内容的苏联文化传统构成了该国科研管理体制的思想基础，其中典型的“大国意识”决定了苏联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军事战略导向，使苏联的航天技术、原子能技术、机械制造技术及汽车技术等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可以说，的科学史本身就充分证明了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科学研究方向的观点，因此学者对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根源是深信不疑的。
四、结语：社会文化导向的意义和不足
综上，笔者概述了学者在科学发展问题上对社会文化导向的偏重，这是科学哲学的典型特征。应该说，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确实提出了新的思路，为外因论和内因论的整合找到了具有可操作性的途径。在科学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这一思路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值得我们的参考和借鉴。
当然，学者的研究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它的缺陷之一就是没有严格界定“社会文化”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似乎“文化”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所使用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世界图景等概念本身就是文化的内涵。从具体的应用来看，他们更多地是使用了文化中精神层面的内容，而经济因素则包含在社会文化的物质层面之中。那么，如何处理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的关系、如何用精神层面的概念（哲学思想、思维方式等）代表物质层面的概念（经济因素）去探讨与科学认识的关系问题，就成为社会文化导向进一步说明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5]孙慕天.科学认识论研究的社会-文化导向——对一种国际性哲学思潮的比较[j].哈:北方论丛.1990(2):6-7, 1-9.
[ ] [苏] с.р.米库林斯基.根本不应成为问题的内史论和外史论之争[j].京:科学史译丛.1983(1):63,61,69.
[ ] [美]r.k.默顿.知识社会学的范式[j].京: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1982(4):55.
[ ] [9]мамчур е.а.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ая детерминация научного познания ( дискусс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постпозитивист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наук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87(7):32, 314-315.
[ ] косарева л.м. социокуоьтурный генезис науки ноаого времени (философский аспект).м..1989.6.
[ ] м.с.科兹洛娃.论哲学思想在科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j].京:科学史译丛,1983,2: 13.
[ ] козлова м.с. о роли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идей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роцессе развития науки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ко-наук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1982.76.
[ ] огурцов а.п. история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идеалы научности и ценности культуры // наука и культура. м.,1984.177,178.
[ ] гайденко п.п.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кий аспект эволюции науки.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ко-наук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1982.64.
[ ] [苏]б.м.凯德洛夫.对自然科学的最新革命的观点[j].丁由译.京: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 1982, 4:36-37.
[ ] ахутин а.в. как возможно научная революции ? традиции и революции в истории науки. м.: 1991.89.
[ ] стёпин в.с.научные революции как 《точки》бифуркации в развитии знания. научные революции в динамике культуре.м..1991.76.
[ ]купцова в.и..философия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науки. м.:аспект пресс.1996.237.
[ ]王彦君.试析苏联的文化传统对国家科技政策的影响[j].京:自然辩证法通讯,20xx(1):52.
摘 要：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1857~1936)是英国著名的哲人科学家，是19和20世纪之交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社会改革家。 他就各种社会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提出了一整套诱人的解决方案。他关于“自由思想”的论述，至今仍值得每一个知识人深思；他关于“市场的热情和研究的热情”的论述，值得混迹于学术界的“市场人”猛省，值得“研究人”警惕。这些论述的思想意义是永存的，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关键词：皮尔逊 社会哲学 自由思想 市场人和研究人
正如皮尔逊所描绘的，19世纪末是社会剧烈变化的年代，是在每—个思想领域里观点争斗的时代。有人从中发现不安定、对权威的不信任、对所有社会建制和长期确定的方法之基础的怀疑，从而把它们视为社会统一的衰微、指导行为的最佳原则的崩溃。具有不同气质的人则把这个时代看作黄金时代，因为新知识将传播到大众之中，处处生根的人类关系的新观点将排除陈腐的陋习。良心的责备和贫困的伤痛在一代人中激起了令人惊异的冲动，形形的党派和群体提出针锋相对的主张并发出截然不同的呐喊，各种各样的补救措施和解决方案都想找机会付诸一试。 他这样入木三分地描绘当时的社会和各色人等的样态：
“人生有一些时期对他来说最好是缄默不语——与其说教还不如聆听。眼下；世界充满了预言家，他们聚集在市场，他们在每一个可能的角落设置座位，并停留在那里，他们在他们热情能够吸引或他们的舌头能够达到的人群中“老王卖瓜，自卖自夸”。wWW.0519news.COm哲学家、科学家、正统的徒、自由思想者——聪明人、傻子和盲从者——都通过他们与某一较大真理的对抗正在市场上呐喊、说教、创生和消亡，也许还正在上窜下跳，而他们个个却没有意识到这个真理的存在。在这样的真与假、教条与怀疑的喧闹和骚动中，个人有什么权利可能建立他的学派和讲授他的学说呢？”
面对诸多“市场人”的“市场的热情”之淋漓尽致的表演，皮尔逊以冷静的“研究人”和睿智的“自由思想者”的角色登上了时代的思想舞台。
一、自然思想和自由思想者
皮尔逊是在与教条主义和宗教的对照中定义自由思想和自由思想者的。人自从首次尝试思维以来，面对宇宙生命的无限与个体生命的有限，就力图回答一连串的“永恒的为什么”。于是，原始人逐渐发展出灵魂及其不朽的教义，成长出神话、迷信、原始宗教和教条。他们赋予宇宙以目的，使无限从属于有限——飘浮在人被设想为不朽这个大气泡上，使整体从属于部分。由于这是后来每一具体宗教的主旨，皮尔逊于是把宗教定义为“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他进而指出，坚持用神话说明人类在此达到的或在今后可以达到的真正知识的任何问题，可称其为奴隶思想或教条主义。由于大多数具体宗教缓慢发展的速率，它们或多或少都是教条的。拒斥所有的神话说明，坦诚地接受所有已确定的关于有限与无限的关系的真理——皮尔逊给真理所下的一个定义是：“真理一词本身指明了事物之间某种确定的和清楚的关系，因而指明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关系。”([3]，p．11)——就是所谓的自由思想或真正的宗教知识。换句话说，按照皮尔逊赋予该词的意义，自由思想者具有更真实的宗教，比任何神话信仰者知道更多的有限与无限的关系——自由思想者的真正知识使之成为最高意义上的宗教人。自由思想与其说是实际的，毋宁说是理想、一种渐进的理想，该理想随着可能知识的每一进展而进展。自由思想者不是当他愿意思考事物时而思考事物的人，而是在事物必须被思考时而思考事物的人。([3]，pp. 3~6)
在皮尔逊看来，人们思考的每一事物似乎表明，在一个有限事物与另一个有限的事物之间存在着确定的关系、不变的秩序，即所谓的定律。由此可得到一个公理——相同的一组原因总是严格地产生相同的结果，没有这个公理便不可能有任何知识、任何思想。这种定律、这种原因在结果中的有序结局之本性在于，它不是有限的、可变的东西，而是绝对的、无限的，于所有时间或变化的概念的，或于有限事物的特定群的。因此，它就是我们作为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关系而追求的东西。这就是自由思想信条的真正本质和每一个人实际上指导他的行动的法则。([3]，p. 14)也许正是在这个逻辑框架内，皮尔逊认为自由思想使自由思想者成为他自己的理性的主人时，也使他变为世界的君主，这才是自由思想者信仰的无穷乐趣。其实，这一看法也是与皮尔逊的“正是人的心智统治宇宙”的观点一脉相承的。([3]，p．20)
在把宗教定义为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把自由思想定义为关于这一真正宗教的必然不完全的知识、把教条主义定义为用神话的东西代替已知的东西或至少用想像的产物补充已知的东西的心理习惯——以每一种方式阻碍自由思想成长的习惯——之后，皮尔逊强调指出，物质论就其由于教条主义而忽视无知而言，无神论就其仅仅是否定的而言，实证论就其宣称有限与无限的关系超越解答而言，悲观主义(也认为该关系超越解答)就其未用热情的人类道德体系代替信仰而言，都不等价于自由思想。他进而认为，真正的自由思想从不由于教条主义而略过无知；它不仅是破坏的，而且是创造的；……它不是尊奉无知，而是尊奉知识。于是，我不能不认为，真正的科学人永远不是物质论者、实证论者或悲观主义者。如果他是第一个，那么他必然是教条主义者；如果他是后两种情况中的无论哪一个，那么他必然坚持他的任务是不可能的或无用的。但是，他并未因某种等同性而使自由思想与科学完全—致，因为正如他看到的，自由思想是有限与无限的关系的知识，而科学就其说明个体相对于整体的地位而言，是这样的知识的十分重要的要素，但却不是其全部。([3]，p．7)值得注意的是，皮尔逊本人作为一个自由思想者 尤为关注“心智自由” ，而他对心智自由的理解是深刻而有趣的。
“心智的秩序是与物质的秩序一致的，因此，唯有在自然中发现它自己，在它自己中发现自然的心智是自由的。”([3]，p. xiv)
皮尔逊还论述了自由思想的使命、责任和义务。他说，人们对于永恒的为什么未发现问题的答案或未找到解决它的方法，便很容易滋生绝望、悲观主义、绝对的精神痛苦。这种精神痛苦不同于缺乏面包和黄油的身体痛苦，尤其是在许多具体的宗教体系剧烈倒坍的情况下，解除它更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因此，自由思想的责任是，用每一种可能的方式减轻或解除人类的精神痛苦，这一使命是作为宗教的自由思想和行为道德的自由思想之间的关联环节。而且，自由思想也能作到这一点：它能够指出许多问题，即便一时未解决也能指出寻求解答的方向。与此同时，皮尔逊也看到，个体自由思想者对推进有限与无限关系的部分知识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他必须满足于尽量吸收已经确立的真理。即使一代人添加到库存中的真理量与未发现的真理相比，也是无限小的—部分。换句话说，我们知识的绝大部分是由过去传给我们的，它是我们的遗产——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权利。因此，自由思想者必须对过去负有深切的感激义务，必须以最深沉的同情和尊重对待过去。对自称是自由思想的许多东西的决定性检验正在这里。嘲笑过去的智力发展阶段，辱骂邻人还处在教条主义信仰奴役的阶段都与自由思想格格不入一—嘲笑和辱骂永远不会是自由思想者的真正使命。([3]，pp．9~11)
按照皮尔逊的观点，自由思想的使命是双重的：不仅在于摧毁有损于事实的不可抗拒的逻辑的教条主义即破坏的使命，而且在于教育的创造的使命；不仅在于传播实际上获得的真理，而且在于发现新真理。这是因为，只要自由思想只是对教条的愤世嫉俗的反抗，只要它仅仅是否定的和破坏的，它就永远不会变成一种伟大的活生生的力量。这是因为，发现真理是自由思想的最高尚的功能和最深刻的意义，是发现者的最幸福的愉悦和最强烈的欢欣。他进而说，要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不是通过神话，不是通过想像的猜测，而是通过认真的用功，通过率直而艰苦的大脑工作；因为问题的解决等于人类智力的发展，没有一个人能说这将在何处结束。在我看来，自由思想的这——使命似乎是这样的，意识到这一使命的自由思想者可以用加利利 的先知的话骄傲地说：“我没有去破坏，而是去完成.”([3]，pp．11~14)
怎样才能成为自由思想者呢?皮尔逊在对自由思想正名的基础上，对此做出了率直而明确的回答：
“要成为一个自由思想者，抛弃所有的教条主义的形式是不够的，更不必说用粗俗的讽刺来攻击它们了；这只不过是否定的行为。真正的自由思想者必须拥有他的时代的最高知识；他必须站在他的世纪的高坡上，留心过去已经达到和现在正在达到的东西。如果他本人正在为增加人类知识而工作，或者为在他的同胞中传播人类知识而工作，那就更好了——这样的人可以称之为自由思想的高级教士。你将立即看到自由思想者在他面前具有的积极的创造性的任务是什么。拒斥教，或者嘲笑所有的宗教，决不构成自由思想，而太经常地是十足的教条主义。真正的自由思想者不仅必须意识到他所拥有的真理的处所，而且必须分辨出他还是无知的地点。像真正的科学人一样，他必须永远不为下述说法而感到羞愧：我在这里无知，我不能说明这一点。这样的坦白吸引思想家的注意，并促使在我们知识的黑暗地点作研究；它不是软弱的坦白，而实际上是力量的标志。”([3]，p．6)
皮尔逊意识到，成为一个自由思想者，即使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也是极其困难的任务，因为要接近任何宗教理想都是如此。这是长期而耐心的思维、坚忍不拔的研究的结果，也许需要整个一生的劳作——这是真诚地献身于真理，即便真理的获得可能消灭原先珍爱的信念。自由思想者必须没有自私的动机，不是为支持一个党派、一个个人或一个理论而工作，不是从偏见的立场出发追求真理，因为这种行为只会导致知识的歪曲。达到完美的自由思想也许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终有一死的人易受偏见的支配，或多或少是教条主义的，可是通向理想的道路是向大家敞开的。在这个意义亡，我们最伟大的诗人、哲学家和博物学家，诸如歌德、斯宾诺莎和达尔文这样的人都是自由思想者；，他们无视教条主义的信念，力图用他们时代最高的知识和思想武装起来，去阐明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3]，pp．7~8)
二、自由思想与宗教和道德
皮尔逊认为，自由思想者的使命同时是宗教的和道德的。他的道德是，他的宗教崇拜是追求真理，这在获得时指导他的道德的和社会的行为。([3]，p. 116)这样—来，自由思想就与宗教和道德密切关联起来。加之他把宗教和自由思想都定义为对有限与无限的关系的真理之追求，二者具有不解之缘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鉴于有限与无限的关系的知识就是定律的知识，他甚至认为宗教必须被视为本质上的1aw ，它不是“物质”的无头脑的定律，而是思想的定律。自由思想的使命就是传播已获取的知识和获得关于这—定律的知识。([3]，pp．15，19)他说：
“自由思想的部分使命与新真理的发观相关。正是在这方面，显示出自由思想的本质上的宗教特征。它不是具有定形的和不可改变的信条的、极力拒绝一切不保持其教条的新真理的、停滞的宗教体系，而是实际上要求新真理的、其唯一目的是使人类知识成长和传播的、必然把每一个伟大发现作为它自身的基本部分的宗教体系。自由思想的热情应该出自这种对宗教真理的追求中；它从这种源泉中应该找到连续的燃料供应，教条的信仰是无法利用这种燃料供应的。”([3]，pp．12~13)
皮尔逊—方面表明自由思想不是无神论而是真正的宗教([3]，p．x，5)，另—方面又在定义宗教时并未断言上帝的存在。他说，有限与无限的关系这一定义使宗教成为必然的和逻辑的范畴，仅仅给上帝以偶然的存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认为佛教对门山思想者来说是具体宗教中最有价值的研究。他从佛教中引用了这样的箴言：“像你在一生中能够接近地那样接近知识和善。不要让你自己为上帝而烦恼。不要使你自己被对未来存在的好奇心或欲求而扰乱。仅仅追求自修和自制的高尚道路的果实。”([3]，pp. 8~9)事实上，皮尔逊是不赞成乃至反对人格化的上帝的，他甚至认为如果非要坚持有—个上帝的话，那就称宇宙乃至人的精神为上帝好了([3]，pp. 19，43)。
皮尔逊也看到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与自由思想的巨大差异。他表示，任何一个给定的具体宗教，就其实际上说明了某种程度的有限与无限的关系而言为真，就其建立的是有限与无限的想像关系而论为假。由于现存的宗教没有在我们面前充分展示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所以它们必然只不过是一半真理——并非全部谬误，因为许多宗教在朝向问题的解决有某种即便很小的进展。大多数现存宗教体系的最大危险就在于此，不以我们的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之真实知识为满足，而借助想像略过我们的广泛无知。也就是说，它们用神话填补真正知识的处所，使我们对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依然一无所知。现在，尽管我们关于此类知识还知之甚少，但却在不断增加：科学和哲学正在继续向我们呈现关于人与自然、个人思维与抽象思维之关系的更广阔的观点。照此看来，在每一个具体的宗教中，知识的成分应该增加，神话的成分应该减少，即每一个具体的宗教应该处于发展状态。遗憾的是，宗教并未与知识齐步前进，它们仍坚持用神话说明一部分有限与无限的关系，而我们对此已有真正的知识。这样宗教便阻碍了真正说明的传播，从而导致所谓宗教和科学、宗教与哲学的争夺——这些是难以理解的“信仰”与“理性”的冲突，冲突只能在无法清楚察觉神话和知识之间区别的人的心智中产生。自由思想和古老的具体宗教的显著差异正在于对真知的不同态度上。([3]，pp. 4~5)皮尔逊以如下语句概括新、旧派别的自由思想者对待宗教的立场：
“对旧派别的自由思想者来说，他们设想他们的唯一使命是消灭教；新派别的我们则呐喊：‘去研究教；了解它作为一种纯粹的人类建制在一千九百年间已经作了的以及还没有作的东西，只有此时你才能在消灭中创造——创造那种在未来能起重大作用的宗教。’”([3]，p．117)
关于自由思想与道德，皮尔逊提出“只有自由思想者才能够实际上是道德的”命题。因为在皮尔逊的眼中，道德即知识和理性，而自由思想者必须具有他的时代的最高知识，了解人类发展的规律，并且能够在与这些规律的一致中实现他的社会本能。因此，无知的和未受教育的人不能是自由思想者，也不能是道德的。([3]，p．7)他进而表明：
“对自由思想者来说，道德生活类似于宗教生活，它是一种产物——知识的产物。正如自由思想者的宗教是对真理的追求，他的唯一指导是理性一样，他的道德也在于把那种真理应用于生活的实践方面。 自由思想者的道德是他的宗教的本性的一部分，正像教的道德是他的教的本性的一部分那样。”([3]，p．113)皮尔逊还谈到，使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趋近自由思想者的道德理想的唯一实际方法，就是教育和教导社会运用理性指导种族的本能和道德冲动。这种教育的目的不是意指纯粹的科学事实和历史事实的知识，而是意指这些事实与定律的协调，从而造成作为人类行为准则的思维模式。这样看来，所谓有学问的人在该词的意义上决不是受过教育的，从而往往是不道德的。要知道，社会的稳定依赖个人的道德，而个人道德又与教育协调。因此，必须给公民以受教育的途径和闲暇，使之发展其理智本能，力求达到自由思想者的道德标准。([3]， pp．114~116)
在这里，我们顺便涉及一下前面未述及皮尔逊的有关伦理思想。在历史上，关于伦理道德问题有诸多派别，如直觉派、快乐派、功利派、克己派、进化派等等。皮尔逊的伦理思想明显地打上了边沁(j．bentham)和穆勒的功利主义的烙印，又处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框架之内，也与诸多思想家的自我克制学说有一致之处，还夹杂着其他派别的思想因素。从他对“道德是什么?为什么要道德地去行动?”的回答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他还认为，要判断行为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我们必须研究它的效果——不仅是对他人的效果，而且也是对自我的效果。如果我们处理的事情简单得像谋杀和严重地耽于声色，那么在判断它们对他人或自我的效果，即决定它们的特征时，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但是，对于人类生活中的大多数行为，其效果则要困难得多，尤其是在必须及时做出决定之时。皮尔逊不是道德至上论者，他指出康德的下述命题是荒谬的：世界是为人可以有一个道德行动的场所而存在的。他断言，生命是为比纯粹道德更广泛的意图而存在的，道德只是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的条件。我是道德的，并不是因为我的生活的目标是这样的，而是因为只有如此我才能满足早期教育和遗传本能铭刻在我身上的社会冲动。冲动的满足引起欢乐，生活中的欢乐是我们在生活的丰富可能性的充分范围内理解生活和创造生活的必要条件之一。([3]，pp．105~106)
皮尔逊还就“自我克制的伦理学”作了详细的历史考察和深入的哲学探究([3]，pp．66~102)。他看到，人是为烦恼而出生的，这像自然规律一样确定无疑；种族的发展赋予人以情欲和需求，但处于现象世界的人在那里要完全满足其欲望是不可能，从而伴随着难以平衡的痛苦。这是使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和先知困惑的事实，并驱使他们在自身之内寻求宁静的避难所，因为只有在内心世界似乎存在着自由行动和主观创造的领域。而在变动剧烈的现象世界中是找不到依然平静的水面的，因为不可抗拒的外力常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人们从欢乐的顶峰一下子就抛向痛苦的深渊。他反问道：
“精神使它自己与种族偏见、与人的满足、与肉体盲目作现象的奴隶脱节，从而摆脱外部感觉的羁绊，欣喜于他自己的主观性，这难道不可能吗?人难道不能把他的幸福建立在除现象世界的暂时形式之外的某种东西的基础上吗?一方面由于理性过程，另一方面由于超验的再生，人难道不能使他自己于永远变化的现象的奴隶身份状态，使他自己从命运使他所处的世界脱身吗?通向这一伟大目标的途径可以合适地命名为自我克制(renunciation)，为避免人的奴隶状态对人的的自我克制。”
按照皮尔逊的观点，乔达摩或释迦牟尼佛陀也许是最早提出自我克制学说的。在佛教理论中，首先必须扑灭的是“精神和心灵的罪孽深重的贪婪状态”。乔达摩要求人们放弃三种性向(predisposition)，这三种性向影响了、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大影响了人在现象世界中的行为路线。在没有感官愉悦的情况下生活会持久吗?在没有不朽信念的情况下人能够是道德的吗?在没有对上帝崇拜的情况下人能够向公正进展吗?乔达摩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这些目标能够、而且只能够通过知识达到。早期教教义中也有不少自我克制的话语，不过它们与佛教中的极为不同。这是一个难以表达的哲学体系的概念，因为教宣称启示而非理性是它的基础。该概念认为好声色是欺骗或幻像，现象世界本身是罪恶的世界，它是阻碍人们趋近正义的桎梏。在放弃感情世界之前，在具有冲动和欲求的“肉体”被抑制之前，就不能进入较高级的生活。这种自我克制被命名为“再生”(rebirth)。再生是进入新的道德生活，进入精神的幸福，进入与上帝神秘的一体化，这被称之为公正。再生不能通过人的智慧或知识达到，它是神的恩典的超验活动，人只能够通过信仰和善行为此做准备。教像佛教一样未使人的感性的东西与心灵的东西协调起来。皮尔逊还讨论了迈蒙尼德、阿威罗伊、斯宾诺莎等思想家的自我克制理论，前者试图把作为仆人和手段的感性与精神调和起来。皮尔逊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把价值寄托在智力活动上，寄托在那些力图扩大人类知识领域的人的智慧或愚蠢上。
三、市场的热情和研究的热情
在1885年发表的{市场的热情和研究的热情}([3]，pp. 103~122)中，皮尔逊把两种类型的人——“市场人”(man of the market-place)和“研究人”(man of the study)——加以对照和剖析。这篇讲演此后作为小册子出版，他把它题献给真正的“研究人”布雷德肖。在小册子的题记中，他引用了德国人文主义者康拉德•穆特在1510年左右致埃贝(p．eberbach)的信中的一句话：“谁将宽恕你们的坏徒?”我回答说：“研究和知识。”
皮尔逊有时也把研究人与自由思想者、真正的者等量齐观，他认为研究人在社会问题上诉诸理性、教育、信奉社会进化，而市场人则诉诸、，信奉社会革命。研究人深知，知识没有终点，追求真理没有终点。研究人不需要拥有作为观念提出者的名声；他满足于享受生活的充实，使生活达到宗教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是理性的(由于生活是在与他的时代的最高知识一致的情况下度过的)和道德的(由于生活被引向社会的目的、教育的意图和真理的发现与传播)。研究人相信所有社会改革是日益增长的道德的结果，而道德则是教育和知识的事情，因此社会改革是一个缓慢进展的、往往难以察觉的公众教育过程。对于所有希望享受生活充实的人来说，社会的行为的领域正是在这里!
皮尔逊在市场人和市场的热情时说，使一个市场人能够实现他的规划的能量可用他能够在他的同胞中激起的热情的量来衡量。通过诉诸创造热情，并把它引导到确定的目标，这本质上是市场人的方法。他不是力图通过人的理性推动人，他力图影响他们的感情，他们的，在这样作时并激发他们的热情为他热心的事业服务。党派、迷信、宗教仇恨、民族偏见、阶级感情、个人欲求和种族冲动的每一个状态，都是市场人为实现他的意图所必需的用来引发的东西。他进而揭示出：
“市场的热情是拥有(或确切地讲设想他拥有)某种超人能力的人的状态。他不是理性鼓动的状态，而宁可说是狂乱状态，是宗教的、社会的或的狂热状态。它可以激发无知者——一方面通过混乱的观念占据他们的想像，另一方面通过浮夸地诉诸他们的偏见和——处于兴奋状态。”
皮尔逊看到，市场的热情眼下如此风行，在和社会生活中如此蔓延，以致要找到样本简直可以顺手拈来。我们把国家命运委托给的家基本上是市场人，这种人通过诉诸阶级偏见和热情的无知而赢得他们目前的地位。在议会迄今几乎找不到理性的家，讨论议案不是考虑其社会价值，而是从党派的立场和利益讲话。这种人的语言是华丽的，修辞是卓绝的，只是彻底缺乏逻辑思维或学者研究的精神。
这样的基于偏见而不是基于理性的热情对于研究人来说是不可能有的。皮尔逊表明，研究人也是有热情的——研究的热情：它的力量在于冷静而不在于狂热，在于坚持而不在于狂躁；它作为行为的动力，不易使它向那些没有体验到它的人表现出来。研究的热情出自对知识的渴望，它在许多情况下达到一种五条件的。人在追求真理时可以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促动全体研究人的精神不是野心，因为许多人既不追求又未体验到任何名望。承认知识在生存斗争中起重大作用，那就不难理解追求真理如何变成一部分人的。没有把握周围的社会界和物理界的规律的人，他们所有的生活必然是狭窄的、受苦的，其行为领域也是有限的，不能充分地享用生存。而研究人通过学习和研究，增加的知识随之带来增长的活动，生活变成理智的整体——物理定律和社会定律像任何心理过程一样变成理智的事实。通过研究获得的真理变成人的理智本性的一部分，此时他在行动中便不会与这些定律矛盾。于是，他对研究的热情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正是这种行为的连贯性，这种一致的服从理性定律，给予研究人的品质，把他的道德从情感的根据提高到理性的根据。当社会的和物理的真理知识变成人的理智本性的一部分时所出现的持之以恒，就是我所谓的研究的热情。我相信，正是这种研究的热情，处在所有实际的社会行为的背后。”
皮尔逊强调，相比之下，尽管市场的热情可能暂时汹涌澎湃，但这只是外观。当反作用来到之时，当洪水平息之日，又有几个宗教的、社会的或的狂热真的实现了呢?泡沫依然存在——名称、机构、形式，但是真正的社会利益十分经常地是数学家所谓的负量。长期的、几乎不可察觉的海浪的冲击也许比暴风雨对装甲舰更危险，同样地几乎不可察觉的研究的热情比所有强大的雄辩能达到更多的东西。如果我们在未来的社会风暴中依靠研究的热情的指导而不是依靠市场的热情的指导，那么必定能为民族带来社会新生。为了培养持之以恒的研究的热情，把市场转化为研究，他提出用每一种手段教育还不具有同类理智发展手段的人；坚持用通过研究的物理定律和社会定律解决道德问题，而不是通过习惯道德和个人偏见来解决；抑制那些使生活变成神话无知的领域，而不是变成显示民族智慧的领域的市场人；抛开属于过去的神灵启示、盲目意志、先知和殉道者，立足于坚实的理性基础。
皮尔逊关于市场人和研究人、市场的热情和研究的热情的论述是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至今仍不乏现实意义。回顾中国百年的历史和眼下的现状，不是能给人诸多有益的启示么?
参考文献和注释
李醒民：卡尔•皮尔逊：著名科学家和自由思想家，：《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2卷(1990)，第2期，第65~78页。李醒民：《皮尔逊》，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10月第1版，vi+357页。
k．pearson，the grammar of science，walter scott，london，1892，pp. 3~6．也可参见卡尔•皮尔逊：《科学的规范》，李醒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9页。
k. pearson，the ethic of freethought and other addresses and essays, second edition (revised)，adam and charles，new york，1901，p．1．该书于1888年在伦敦初版。
按有关辞书的解释，自由思想(freethought)是不受权威或传统影响的态度或信念，尤指18世纪的自由宗教思想；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指于权威而在理性基础上形成见解的人，尤指怀疑或否认宗教教条的人，也称其为理性论者。
e．s．pearson，karl pearson，an appreciation of some aspects of his life and work，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38，p. 35．
加利利(galilee)是古代巴勒斯坦最北部地区，相当于今以色列北部。现分上、下加利利两部分。
这里的law含有定律、规律、法等涵义。皮尔逊指出，犹太人早已模糊地认识到“宗教是law”这个事实，甚至在拉丁语religio(宗教)中已有所暗示([3]，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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