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聚会艺术到新理想主义_美学论文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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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从聚会艺术到新理想主义_美学论文

对于艺术家们来说，衡判他们的标准有很多种。一种是从审美与价值观上，看他所创造的艺术究竟给人类提供了多大的美感和联想张力，第二种是从思想上，真正优秀而且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必然都是一些思想深遽，对世间事物具有一种非凡且深刻的洞察力的观察者。他们还会站在时代的前沿，充当一定的预言家的角色。而在我个人的眼里，王能涛则无疑是这样的一位。

人们衡量艺术家的优劣，除了其创作本身，还要看他是否在举手投足之间具备有一种大气和超越古今艺术同仁的风范。和王能涛的接触使我想起了自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心中把雕塑家罗丹与贾克梅蒂所作的对比。我一直以为，罗丹这样的智者和艺术家才真正地可以担当大师的角色，而贾科梅尼，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而已。为什么会这样说？罗丹正属于我所说的那种具有某种预言力量和永恒力量的人物。他的作品洞察人类的心灵，达到人们精神世界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度，而贾克梅蒂不过只是反映了人类生活受挤压、近乎于窒息的过程，换一句话说，他仅仅只是指出和反映了人类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却并没有给人类找出一种方法或者一条道路，只是由着人类在各种各样所谓焦虑、烦恼、苦痛的生活中苦苦挣扎。而罗丹，他却因为他的作品的力量及对人类前瞻性的指引而获得永恒。

王能涛的作品正在越来越具有一种跨越时代的力量。虽然他现在还没有能力和罗丹这样的世界级的艺术家作比，但是他已经开始慢慢地向罗丹的这种精神境界和思想的深度靠近。在这个正处于艰难转型期并且已经露出了一丝丝光明曙光的中国社会，他的作品无疑越来越具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WWw.0519news.COm

青年时期澄积的诗意

王能涛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具有佛相。凡是参加过他在2000年秋天举办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展览的人都知道，他的笑脸绝对地令人难忘。他绝对不是那种因承受中国近百年以来的历史而多多少少变得有一点压抑或者焦虑的那种类型。反之，他没有任何精神上的负累。他的心中充满阳光。他个人把这种因为心态的健康而在脸上也表现得很健康的精神状态叫做禅。

其实和王能涛已经认识很久了。一年以前，第一次见到他，就被他所带来的一本小画册所震撼——那是一本不按照普通的出版规则来定制开本的小册子，宽宽的，以至于你竟然说不清它究竟是多大的开本。一翻开画册，一股热情与理想主义的东西就扑面而来。

首先迎入眼帘的就是他的一幅叫“王府井”的摄影作品。这幅作品取景普通，把焦点放在中国首都最知名其实也很普通的一个商业区，然后通过他的观照，使它具有了一定的人文意义。他说他在这幅作品里要表现的是一种世界精神。

何谓世界精神？就是指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在他眼里都不分任何种族、任何肤色、任何国界地聚集在一起。当然也包括聚集在王府井这条中国最知名的商业性街道。他所想表现的就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聚合起来的精神。后来，他把这种精神的表达就叫做聚会艺术。

事实上，这种聚会艺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他的家中表现得非常厉害。只不过，他当时还没有把这种日常生活中所谓的聚会上升到艺术理论的层次上来。一直到2000年秋天，艺术家冷林到他的家中来玩，才一语惊醒梦中人，把他的那种开放式的生活方式称之为观念艺术里的一种：聚会艺术。

而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王能涛绝对地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什么艺术家。那个时代，他还不过只是一个比较调皮而又同时比较听话的孩子而已。

他对记者曾经谈到过他的经历。其实很平凡，像一杯白开水一样。他甚至于有时候认为简直没有什么好说的。“那是一个很容易积聚梦想与诗意的时代。其实人越贫困越容易积累起诗意。”他笑着说，“我是指那段生活而言。”他出生于1962年，那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相对比较热闹的时期。上的各种角色都纷纷粉墨登场，各种运动搞个不停。等到他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的尾声了。

上小学，好玩。有一个姓吴的老师教他们绘画。那是一个只有二十来岁的漂亮女孩，艺术功底并不是很深厚，但是却给了很小的他们无限的想象。他们喜欢和这位老师在一起，喜欢听她讲所有与艺术相关的话。当然也包括照着那位女老师涂鸦画一些小人鸡鸭鹅什么的。一直到上中学，他的父亲正好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就给他们开了一个绘画班。绘画班的老师召振中，是一个受过专业的训练的人，一边给他们讲你们一定要以后当艺术家，一边言传身教，在上课的时候躲进自己的工作室去冲胶卷，画油画。

“那真是一个培养一种自由主义精神的时代。”王能涛笑着说，“当时经常有漂亮的女教师来找他，我们就很羡慕，心里想这种工作既吸引人又自由，如果我们以后也能做这样的工作那该多好。”1984年，他在已经在齐齐哈尔某个军工厂工作了五六年之后，突然又考上了民族学院美术系，向他青年时代的梦想迈进。

艺术上的探求

王能涛后来把他的艺术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哪三个时期？他是这样划分的——

第一个时期，五彩缤纷的表现主义时期。那个时候他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幸运的。虽然也曾经很苦恼地在那个大型军工厂画了几年的牌和写了几年的标语宣传口号。但是考上民族学院美术系的只有他一个，应该说他很高兴了。但他不然，他很不知足。因为视野的被拓宽。

80年代，是一个很热闹的时代。劳森伯第一次访问中国，这个大胆的西方艺术家一来就把美术馆的墙壁打了个大窖窿，他的艺术表现方式完全不按中国传统的方式来进行。这一下子把王能涛他们吓呆了。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艺术——想一想在他来之前，哪一个画家的作品不是被规规矩矩地在墙上挂着？有谁敢没事了把美术馆的大墙上捅一个大窖窿？同一时期，波普艺术进入中国，对他们又是一次冲击；再接着，85新潮艺术运动也在社会上开展起来。这一切都给了接受传统的美术教育与艺院教育的他们莫大的。青春期的骚动与不安还有对艺术半知半解的认识搅得他们发起痒来。他们开始举办自己的艺术展。同时把一些锅碗瓢盆挂在墙上，美其名曰“艺术”。

1987年他在读期间，自已伙同同学及比较要好的朋友举办过一个“无题”艺术展。既为“无题”自然也就没有套路。他们把展厅里接进了一根塑料管，专门让人往里面灌水以制造流水声。同时，还规定每一个来看艺术展的人都必须要在烛光下看……年轻时期的幻想和在支配着他们，也同时给他们无限广阔的艺术联想空间。

“那个时候大学流行看佛、释、道等宗教方面的书，还有人看弗洛伊德和萨特。我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过来猛看一把，总觉得生活与我们过意不去。就这样，自寻烦恼。一方面在学校好好地学着画油画，一方面狂喊乱叫，好像世界都要给我们颠覆了似的。”

1988年，他毕业，被分配到国际世纪艺苑工作。那也是一个艺术机构，可他觉得，这怎么也看来不像是一个搞艺术的人要从事的工作。正好他很早就已经开始早恋，女友是空军歌舞团的一个演员，待遇也不错，他们很早就住在了一起。等到他把户口一留在，她一分房，他就离开了那个单位，从事自由艺术创作。

最早也做生意，从事一些商业艺术活动。其间还从事过与房地产相关的活动。不过主要仍然是以艺术创作为主。他运气够好，认识了一个在加拿大工作的人员，那个人经常地给他介绍一些国外的买主，就这样，他就在一种文化的滋养下面滋润起来，一直到1995年在宋庄买下自己的房子。也就是这个时候，他开始画他的第二批作品，也就是红色系列。

“一开始我比较注重表现主义的东西，着重表现青年时期的变异以及由社会动荡所带来的不安。后来这种情况好转。到宋庄之后，我冷静地想了一想，觉得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总是执着于给一些区的外国人画画那样创作下去了，就冷下心来创作了一批表现了一定理想主义精神的东西。当然，那个时候这种精神状态自己也还不是十分地明晰，只是觉得是受一些过往生活和童年经验的影响。因为毕竟是在一个理想主义与乌托邦精神泛滥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就这样，他边画油画，边注意国际上艺术动态的发展。

开放时代的文化浸泡

1999年，他因为一次意外的机遇到了法国，受到法国一位普通公民的赞助。那个法国人家里很有钱，酷爱艺术，在巴黎离雨果纪念馆不远的地方有自己的一套房子，他经常利用这套房子来举办一些艺术展览，由此来资助一些世界各地在物质上比较贫困但是却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艺术家。王能涛因为一位朋友的邀请他到了法国，参加了这一次的展览。这一次的法国之行对于他个人而言收获是巨大的。一是自己的一些艺术创作得到了艺术观众们的承认，二是拓宽了视界，开始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艺术。

“以前我的思想虽然现代但其实还是很传统，一直到这一次去法国，才开始考虑到绘画并不仅仅是艺术的最好的表现形式。它应该还包括其它的许多门类，一个艺术家应该在多个领域予以探索。”

变化是在无形之中开始产生的。因为早期给一些人员绘画的影响，他认识了许多的外国朋友。而这些外国朋友都知道他在宋庄有自己的一个很大的画室，就三五结伴地到他这里来玩。结果来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达到了上百人。而且这里面什么国家什么肤色什么职业的人都有。德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荷兰人，都来了。白种人、黄种人，还有黑皮肤的人，也来了。记者、外交官、学者，也有流浪的一文不名的青年，都跑到他这里来玩。他的心越来越开放，在不同的思想文化的浸泡下面，他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观念和思想体系。

“中国并不缺少批评性的力量。”他说，“多年来我们有许多的艺术家满足于个人情绪的渲泄，包括表现一些与社会磨合得不好就由此产生的苦闷情绪与抵触意识。我不太喜欢这一点。我觉得一个大的艺术家应该能够对眼前的一些烦恼或者痛苦有所超越，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甚至于放到几百年以后，把目前的一切都只是当作一个过程，这样，自己的思维才可能具有历史的纵深度和超越性质，才有可能创造出对人类心灵有所指引的作品。”也因为此，他在2000年后开始画了一批新的作品，此被他称为“灰色系列”（即新理想主义系列）。

据他自称，这是他第三个时期的作品，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他的理想主义精神表现得更甚。如果说以往的“红色系列”还只是对自己的童年时期及早期生活的一种经验和印象的追求的话，那么他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对自己的创作有了异常清醒的认识。他知道自己在画一种属于中国人的独特的能够反映他们的本质精神的作品。“中国人一直很理想化，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别人没有的东西。事实上，现在西方国家也同时在承受着某种因为物质的充裕而带来的心灵危机，他们也在我们的精神里找出路，这正如我们也在学他们一样。其实学去学来，我们还得回到自己。”

2000年秋天，他在太庙举行大型艺术展览“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表现一种属于乌托邦的世界主义精神，其目光之宏远高阔令人惊讶，以致于有艺术评论家说，“是结束我们的百年阴影的时候了”。实际上，他所要结束的是中国人一种自闭，自陷于苦难之中不可自拔的心理。在秋日的阳光下面，他展出了他的雕塑作品《那天释迦牟尼》和《美丽的生活充满阳光》，还有其它的一些音响、绘画、装置作品。两年后，“成都双年展邀请展暨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展”上，他的作品居然还是人气最旺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而在这残酷的艺术竞争环境中，这恰恰证明了他超迈常人的预见性与前瞻性。

自称受禅宗影响深厚

在和记者的交谈中，他不止一次地谈到他受佛家禅宗思想的影响甚深。包括他所创作的作品《那天释迦牟尼》，也是在他有一天看《五灯会元》这本书时才找到创作的灵感与契机的。至于他后面所画的那些“灰色系列”，则更是返朴归真，把从后期所取来的一些图案剥掉其时代精神的外衣，再融合他个人所理解的新理想主义精神，再加上他所认为应该有所超越的佛家文化，就成了他后期非常平和明朗的一批艺术作品。

他说他在今年的4月20日将有一次很重要的艺术展览。本来他是想艺术展一年做一次，但是鉴于那一次“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艺术展取得成功之后他觉得有一些思想需要沉淀与梳理，就静下来冷静地思索，决定下一步路怎么走。最后，他决定把以前希望每年放在秋天的展览挪到春天来举行。“人得学会不停地改变自己。”他说。

他的下一个展览叫做“吃喝玩乐”。这个“吃喝玩乐”既同于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吃喝玩乐，又异于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吃喝玩乐。他说，吃、喝、玩、乐照样还是在进行，但是我给它们赋予了艺术的内容和形式。他觉得在这一点上，他受他所接触到的一些人的思想影响很深。

有一位叫奥古斯坦（augustin flory）的法国朋友，这些年来一直在不断地帮助他。他是一个徒，他对他说，只有对你们好了我才高兴。上帝让我帮了每一个人我才会感到高兴。这种开放的善良的人生态度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的艺术观念，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收藏家塔克思的言论也对他发生过一些影响。塔克思是世界上一流的收藏家，他收藏了从杜尚到安尼渥克、巴斯奎亚特等世界一流艺术大师的作品，他的言谈举止，对他的艺术认知均起了一定的促进的作用。“到最后，生活就是艺术，艺术也就是生活，它们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他这么说。

王能涛的计划，这一天在他所要举办艺术展览的那个地方，会安排一场舞台剧上演，也会有一些人在那里吃喝玩乐，还会有他画的一批“新理想主义”的作品展出。他所给人提供的是一种近乎于开放的环境，你在那里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看画就看画，当然，也还包括欣赏他的其它的艺术，如雕塑、装置、声音、录像等。总而言之，随心所欲。

“我是溶艺术于生活一体。这与过去的一年相比，我开始从一种宏大的叙事中撤退，开始把一种新理想的精神揉入具体的生活，在生活领域来征服受众。”

收藏家说，挣钱是为了买你的画

王能涛从事艺术活动与创作到今天，已经获得艺术界不少同仁的承认。同时也被一些国内外的收藏家所看好。不过王能涛的作品的收藏家们很奇怪，并不是像其它的艺术家们的收藏家一样是一只专业的队伍。其中既有像塔克思这样的世界一流的收藏大家，也有其实什么也不懂，但仅仅只是热爱艺术的人。还有一些是朋友。这些人更奇怪，他们买王能涛的画根本就不是为了增值，而仅仅只是为了让自已高兴。

他们并不缺钱花，但他们却对王能涛说，我们要好好地工作，努力挣钱了来买你的画。而王能涛也对他们很够意思，每一次他们来到宋庄，他都以朋友的身份对待他们，绝对地不想到他们是买主。让他们想来就来，想去就去。

“我从小就受到一种家庭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对待每一个人都热情好客，但是也平等对待，绝对不会因为你的什么身份而觉得我们彼此有什么不同和高低。”就这样，他陪着他的那些国内国外的朋友们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还该玩就玩。朋友们走了一批又一批，又来了一批又一批，像拔萝卜似的一来就带来一串。来了之后，无一例外就总有一些人比较喜欢他的画，提出要买下。这时候他的态度就表现得不卑不亢。小的画提出要2000美金，大的画甚至于要1万美金。当然，他所提出的这种价格是与他现在的艺术成就是相吻合的。

著名的收藏家马未都对王能涛帮助甚大。第一次办展览，他原预算是七八万元，但展览报批时的几十个章子盖下来，他的预算就不够用了。马未都给他支付了一大半，最后对他说，你看你适量给我几件作品就行。

知名音乐人蔚华则更有意思，她是有一次跟她的国外的朋友到他的这儿来玩的。一看见他的画就喜欢上了，非要提出来买他的画，并且对他说，你的作品你要多少钱你说，我随便给。她一口气买下了他五幅作品，以致于他最后不得不提醒她说：蔚华，你不要买我的作品买得太凶了，你还得考虑一下你的经济承受力和它的市场价值。可是蔚华却很果断地对他说，以后你画了新画就一定要叫我第一个来看，我还想收藏你的作品。

法国人奥古斯坦和瑞士人马克更有意思，他们说，我们不仅仅是喜欢上你的作品了，还爱上你的作品了。闻者无不哈哈大笑，而王能涛，就是在这样的一些朋友们的鼓励和信任下面不断地创作的，他把他的目光投向更远阔的世界。

第二篇 对现状的思考和艺术家的责任_美学论文

一，现状在迅速变化的当代社会背景下，艺术也在不断变换自己的角度和角色，从表面现象看来，它所涉及的范围已渗透了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这种“百花齐放”的表象是否真的意味着文化的繁荣和精神的富有？还是另有值得探究和质疑的表象掩盖下的真实情况。

当代艺术的多元性，以及媒体的迅速更新，给人造成了某种误解，即：随着媒介的发展和更新，使艺术家不需再花很多功夫去培养技艺以及在精神上的修养，而是只需要能想出来一个新的点子，用新的媒介或新观念的形式把它做出来，再进行一番包装和操作，就庶几乎矣 .这样，“人人都是艺术家”理想就能得以实现了！有这种观点人标榜最新的媒介和观念，以及对表面视觉效果的精致和的追求，如的制作流程，时尚的花样翻新 .捷足先登者已尝到甜头，后来者恍然大悟，跃跃欲试，大有众望所归的趋势 .这种趋势将导致艺术家不再对艺术，对生存作严肃而深入的思考和反省，不再将艺术活动视为其而艰难的精神探索，不再视其为崇高而珍贵的精神载体，不再与平庸有距离。他在精神探求中的快乐被现实成功的所取代，作品的精神意义不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手段。他真正关心的不再是作品的精神价值，而是能否在现实的竞争中获取机会和成功。他的最高目的就是在这个生产机器中谋求最有利的位置和待遇，成为最重要的一个零件。艺术不再是精神的先觉者，时代精神圣殿的叩门者，（圣殿已被大众消费娱场所置换了）。艺术与大众的关系不再是：精神的向导————被引导者而是：服务————消费当艺术成为消费品时，它不过是高级的思维游戏软件！而艺术家一旦丧失其精神的性和深度，他就丧失了作为艺术家最根本的东西，而他也不再是艺术家了。WwW.0519news.cOM

他不过是商业机器奴役的消费品生产者。

因此，艺术的生产化，精神的表面化，庸俗化是不可避免的。艺术品生产者们极力追求表面形式的悦目，以看似有意义的社会学及哲学性的词句来包装这些实际上内容浅薄的视觉产品。这样，到处充斥着低劣，糟糕的作品和晦涩难懂而不知所云的批评文章。一如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伪劣的产品。这些伪艺术以及投机者们在前卫艺术的标签下的一切行为都显得理直气壮，他们将浅薄无知，精神的贫乏藏在这样那样的主义和各种口号式的振振有词下面。其实这些人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他们只是用“文化”，“精神”，“主义”之类的词语装点门面罢了。昨天还在大喊追求精神的终极意义，今天就转而要消解精神的终极意义，并宣称只有眼下的东西是有意义的；昨天还煞有介事的进行艺术哲学的形而上的探讨，对生存的意义作严峻的思考，今天就极力鼓吹艺术数字化的积极时代意义。（“时代意义”！！这个字眼的不容怀疑性犹胜法律）他们的变化鲜明而迅速，如古谚云：识时务者为俊杰。

（他们对这一点的认识倒是“以不变应万变”）他们攀着时代潮流里的浮木，俨然是时代的代言人！谁想质疑这一点，就等于是自绝于时代，他将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我记得很久以前在一本画册上（那时一本印刷质量低劣的画册是艺术青年的珍宝，他们总是虔诚而幼稚的对画册研究很久，乃至于把印刷错误当作画的特殊效果）看到何多苓说的一句话，至今印象深刻：“潮流是令人兴奋的，而艺术是永恒的”。八十年代的艺术家对此毫不怀疑，但在九十年代这句话该倒过来说：艺术是兴奋的，潮流是永恒的！艺术家在潮流中竞逐辉煌的瞬间，乐此不疲，而忘记了艺术是永恒的（或者已不再相信）。 一些矫揉造作，无病的东西穿着文化的外衣成了时髦的前卫艺术，这就是我们的当代文化艺术！？这就是我们准备慷慨馈赠给后人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艺术！ ？ 当然，我想那些文化殖民者是乐于看到这样的情形，因为这对他们的文化策略是有利的。这些现象的背后的深层文化历史原因不是本篇要讨论的，且置，以待他日 .这里只大致列出几点：一，自身传统文化基础的丧失；二，本土文化的弱势地位导致殖民文化的倾向；三，西方后现代理论的解构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流行（流行就是被粗暴误解和简单化的过程），为文艺的平面化，生产化找到了思想上的根据；四，经济迅速发展而经济秩序与经济结构的紊乱使文化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尴尬的地位；五，商业机器的扩张将艺术的精神性剥夺而将其置为内部生产流程的一个环节。

我想提醒那些津津于咨讯发达，觉得形势一片大好的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八十年代初咨讯极其匮乏，控制极严的情况下产生的作品的感染力远胜现在那些过目即忘的东西。那时的精神产生于对当时生存的反思，当时的生存虚妄是令人痛苦的，容易感知的，而现在的生存虚妄是令人愉快的，如毒品作用于人，不是无法感知的，而是乐于感知的，既然是乐陶陶的事情，还反思什么呢？现在许多人相信技术的精致，形式的加上一个时髦的点子就可以作出好的作品。技术的精致（现在很多人连这一点都达不到），形式的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但是精神的震撼却是不能制造的，那是艺术家用心力，智慧，修养，技艺和虔诚乃至痛苦（伪劣的无效）铸就的，而非机巧所至。相反，越是追求表面形式的，越显示其精神内核的空洞 .我相信，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衡量艺术的标准只有：好的与不好的。而没有过时或时髦的。好的作品永远会绽放智慧和感人的光芒，而低劣的作品无论在聚光灯下显得多么漂亮精巧，多么时髦，却不能改变它低劣的本质。

众所周知，凡高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中国前卫艺术家的心目中扮演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凡高在八十年代倍受艺术家们的推崇，他就是一盏明灯，对于那时拮据的艺术家来说，凡高的际遇不啻为一剂困顿的镇痛药（虽然那时候除了少数个体户，大家的经济状况都差不多）当然，这剂镇痛药里最有效的一味还是凡高后来的成功，无论是在艺术史上还是拍卖槌敲定的天价成交纪录，都隐然暗示着迟来的荣誉与财富对在贫困中挣扎的苦难的补偿，没有看过花花世界没有开过洋荤的八十年代前卫艺术家有这种抽象的想象就足以支撑他们为了真理和理想艰苦奋斗了。而且我相信他们的真诚和纯粹，这在真空里未经考验的理想主义是可贵的，然而也是脆弱的，不堪现实一击，其实不需一击，只需稍稍诱惑，就足以动摇其心智，改弦更张。到了九十年代，凡高已不是艺术家心目中的“贫困英雄”，他们已不满足于这“迟来的爱”，开始质疑“凡高神话”，质疑如果凡高的作品没有后来学术权威以及史家的认定，没有金钱的认定，是否还有价值？！他们更愿意成为活着就能享受到成果的毕加索们。同样的事实换一个时候却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孰是孰非且不论，单是这现象就颇值得玩味。这种变化的确与时代同步，一个崇尚物质的时代取代了崇尚理想的时代，脆弱的理想主义价值观在经济热潮的惊涛拍击下，迅速灰飞烟灭。九十年代的中国前卫艺术在无可奈何中遁入无聊的嘲弄与玩世不恭中，然而就在前卫的缪斯跌入精神的沼泽时，命运却向它投来了青睐的眼光。中国在后冷战时期的特殊位置，吸引了西方人的注意力，中国前卫艺术成为疲软的西方艺术圈的新一轮炒作题材，“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展在世界巡回展览，德国的“china ”展轰动欧洲一时，中国前卫艺术进军威尼斯，圣保罗，等等。恰似“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直黑着的中国前卫艺术一下子被拉到眼花缭乱的国际艺术的前台，喜出望外中又夹杂着无所适从的生疏劲儿，西方人礼貌而又傲慢的审视多少让人有些不适，但这不过是美中不足，白璧微瑕毕竟，在不久以前这还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前卫艺术就这样在精神的茫然荒芜与机会茂盛林立之间的谷地中晕乎乎地走进了international.精神的荒芜并未使艺术家陷入死地，反而得出了成功的结果，这多少有些荒谬的公式没有带来太多的疑问，大多数人（尤其艺术家）关心的是这个结果。于是，茫然无聊的呆滞表情象瘟疫一般迅速蔓延至全国许多前卫艺术家的画架上繁衍变异，他们就一任精神这样荒芜下去，以便在机会的密林里搜寻成功的踪迹。反讽，这个在九十年代倍受前卫艺术眷顾的宠儿，是前卫圈里众人追捧的对象，无论是“波普”，“泼皮风”，还是“艳俗”，无一不借助反讽，以获得意义的阐释。提到反讽，不得不想到杜尚——这个善用反讽却又被历史反讽的遁世者。杜尚在无意义和无价值的平台上玩着机智而富有修养的精致的拆毁游戏，他尽量使意义的每一次坍塌显得理性和优雅。我们可以看到，杜尚对艺术（也许是整个文化）价值体系的否定，不仅体现在他的作品里，也体现在他的生活态度中，二者是一致的，他远离艺术圈，远离潮流，踽踽独处，他的作品其实不是作品，只是他聊以打发时光的玩意儿。然而事与愿违，历史偏偏在他的无意义中生出了意义，反艺术却成为新艺术的肇始，遁世的行为却遁入了艺术史的重要位置，颇有“无为而无不为”的妙用。但是，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前卫艺术家却没有这种一致性。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无聊，消极的世界，而现实中的艺术家们却积极热衷得很，对生活抱有很高的期望，竞争的激烈决不亚于我的想象。这两种对立的态度在中国的前卫艺术家身上统一起来，象是为辩证法下的注解，也使得反讽的态度显得不那么超然，象在解释和表白什么似的。有句西谚，大意是：解释是幽默的致命伤，正如幽默是浪漫的致命伤。

这里假借一下，解释也是反讽的致命伤，象是耍魔术的人露出了破绽。这还不是最糟的，还有些没经过脑子的直接抄袭和模仿，简直不忍看下去。至少我就看见过不只一头猪在中国前卫艺术界出没，好像从杰夫- 昆斯的猪圈里偷跑出来一路跑到中国来了。在这样的状况里还能有多高的期望呢？我只要看到稍微动动脑子转换得不是太差的作品就会啧啧赞叹：“哎，这个还抄得不错呀！”我们已有了对“波普”的“成功”嫁接，有了对“艳俗”还不太成功的模仿。二战后美国暴发户式的经济成功和移民艺术家共同缔造了战后美国艺术的崛起，抽象表现主义还可以说是欧洲超现实主义的余绪，而波普艺术就是彻头彻尾的美国式的商业与肤浅文化的产物了，他们用商业炫耀商业，用肤浅揶喻肤浅，因为他们——本来如此！后来的艳俗艺术同出一辙，他们用色情调戏色情，用庸俗抚慰庸俗，他们自己就乐于成为他们反讽的对象，因为他们——本来如此！而中国的模仿者们确实不易，要一夜之间抛掉从前所有的包袱，重负，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也算是非同寻常了，因为他们——本非如此！当然，形势还在变化，还有新的可供模仿的东西，在英国有锯牛的，在德国有剥人皮的，听说在中国已经有用断手做作品的了，唔，这在力度上还不够，继续努力罢！有个规律叫效者尤甚，就是说模仿者比始作俑者搞得更过火，更狂热。那个德国医生艺术家还不敢剥自己的皮，哪个模仿者敢拿自己开刀就可称得上是继往开来了。（拉道口子，滴几滴血的把戏显然太小儿科了，别人枪击，电打都已是历史了）虽然这个世界每天都有人自杀，不足为奇，但为艺术献身毕竟有些不同凡响。算了，玩笑归玩笑，我还没有傻到会以为那些艺术钻营者们会如此形而上，就算是此举成功了，成功的好处却无法享用，何况，还不一定，谁会做不赚钱的生意呢！一个人痛苦到要砍手砍脚的，我非常同情他。但如果象老黄盖一样用皮肉之痛换取成功，我佩服他舍得干的勇气，倒不一定觉得在艺术上有什么意义。

八十年代中国艺术界对西方文艺的模仿还可说是形而上的，艺术家还在谈艺术还在谈精神，会为了艺术的观点而争论；九十年代就形而下了，艺术家不谈艺术了，他们谈展览，谈操作，谈生效，谈名牌，谈购物，争执的焦点是展览的机会而不是什么艺术的观点。至于精神，艺术，意义都是批评家在展览序言，艺术杂志上的产品介绍，谁当真就傻的有点逼人了。八十年代的模仿是精神的，朴实的，粗糙的；而九十年代的模仿是功利的，浮华的，且做工精致。技术与操作进步了，而精神却衰萎了。跨入新世纪，大家都摩拳擦掌，四处搜索，当目标进入视野，瞄准，抠动扳机，还不知哪只鸟会倒下。

一位哲人的一段话很适合用来形容现在的艺术界： “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做的斗争，曾经大大的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至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以上这段话，把“艰苦”两字去掉就更贴切了。

历史给了杜尚本无所谓的地位，它会不会给我们有所谓的前卫艺术家们呢？二，术语汇编在现今的艺术圈中流行着一些“术语”，虽只窥一斑，而可知全豹，今搜罗几个，略加注释，以飨读者。

“操作”——对艺术家而言就是展览，在各种媒体上的宣传，还有批评家写的不是批评的文章；这是明的，暗的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对于光明正大的操作倒也无可非议，但是对操作的重视超过了对艺术本身的重视，就变质了。

“生效”——操作以后有所斩获的学术性说法。

“当下”——我的理解是：被具体个人关注的当下才是当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当下，选择什么样的当下，那是个人的嗜好问题，但如果有人认为这也应是大家的当下的话，就未免有些霸道了，也不符合“百花齐放”的文艺政策。

不是只有对当下俯首贴耳的描模才是关注当下，对当下的批判，对当下的否定，也是关注当下，态度不同而已。

“情景”——这个含义模糊的词象一团迷雾，弥漫在艺术界中，使人难辨你我。

“陌生”——其实这圈子里人不多，都是熟人，谁都不陌生。

“疏离”——虽然不陌生，疏离却倒是真的。

陌生与疏离是觉者对畸形的社会生存状态的描述，如病历对病情的记载。诊断的准确是令人叹服的，然后就有人效颦！然后就有人说我也有这种病！然后就有人开始叹服病。

“精神”——引用北岛的一句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权力”1 ——众所周知，这是一个概念，现在的艺术家却津津乐道，难道他们热衷于？不，因为有个现代哲学家说：话语就是权力。

“话语”——正如对它的解释，它象一个威严的国王，手握权杖，雄据宝座，俯瞰着对它的膜拜者。

“权力”2 ——补充一下，话语虽说是权力，但权力却不甘于只是话语，它是活生生的，善变的，它可喜可怒，可收可放，可予可夺。

“权力”3 ——在精神领域里，权力在有判断力和思维的人手里。

“解构”——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解构的呢？我倒认为的解构比温柔的“解构主义”更彻底，更有横扫一切的气概 .“观念”——关于观念的观念的观念。

“深刻”——这是当初极力追求但现在极力摈弃的一种状态，如今显得深刻的人是被嘲笑的落伍者。他不知道：大家已不玩儿深刻了，玩世不恭才是现在的深刻，并有其哲学依据，“一切都是游戏”，一切人都陶醉在堕入虚空的失重感之中，那里个人融入大众，没有自我的面孔 .“艳俗”——艳丽就是艳丽，俗气就是俗气，不要怕丑害羞的。

喜欢俗气的东西，并陶醉在里面的人其实很真诚。民间俗气的东西因为它的创造者和欣赏者都满心喜欢的创造和欣赏，所以倒朴实可爱。艳俗艺术家的心态象他们一样的话，一定会有好作品诞生。就怕是搞艳俗，却偏要成为高雅。

“前卫艺术”——一，不了解艺术的人们对他们难以理解的艺术作品的统称。二，是一种反叛姿态的艺术，当反叛成为时髦后，前卫艺术其实就是主流艺术了。反叛的模仿者的头脑不过是时髦制造者的俘虏。反叛的能量来源于精神与思考的性，对于反叛的模仿者，我只能告诉他：“你极度营养不良，别撑着，回家补充补充营养，再来练。”

“在场”——如果满桌的话题都是我不关心的，在不在场对于我来说有什么关系呢！不在场对我是种解脱，也免得惹眼碍事。

“后现代”——批评者的雷区，拙劣艺术生产者的避难所。

“成功”——一，现在令人不可自拔的沼泽。

二，每个人都想实现的状态，也包括我。不过每个人有自己对成功的理解。有个农民告诉人说如果他当了国王，就在田的两头各放一碗红烧肉，耕地时到了田坎边就吃一片，于是大家都取笑他没有见识。其实农民的憨戆中也有狡猾，实际的一面，他压根就无所谓当不当国王，因为这个假设的可能性太小，而对红烧肉的假设却是不难实现的。也许农民吃上红烧肉时，痴心想当国王的人还饿着肚子，这时笑话就该由农民来讲了。不过燕雀怎么也不会明白鸿鹄的想法。

“文化”——知识是文化，无知是文化，智慧是文化，是文化，深刻是文化，肤浅是文化，高雅是文化，低俗是文化，商业是文化，流行是文化，荒诞是文化，无病是文化，虐待是文化，被虐是文化，暴露是文化，偷窥是文化，冷酷是文化，残忍是文化，是文化，色情是文化，吸毒是文化，犯罪是文化，……一切都可以以文化的名义进行，这样无论干什么都是文化行为，而行为者也成了文化人，无论他有没有文化，他可以由此爬上文化搭起的了望台，获得一个居高临下的视角，可以俯视周围荒芜的精神世界。

词语本身是无辜的，问题出在对词语生吞活剥的理解，对它粗暴的词义，对它的利用。最后还要补充一个在前一阵的中国前卫艺术圈里（也是整个社会）流行热门话题——“与国际接轨”，这个重要命题不能不提。自从与国际接触之后就引来了“与国际接轨”的讨论，从字面上理解，要接轨必须双方都有轨，西方世界的轨道的存在大概无须争辩，但是我们的轨道在哪里呢？连路基都没有了，遑论轨道。如果我们还没有轨道那么接轨又从何说起呢？所以我不知道怎样接轨！

此其一；就算人家同意跟我们接轨，我们没有，那就只有让别人的轨道伸过来了！这不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吗？但这显然不是接轨，而是接“鬼”！此其二；最后还有一个疑虑：我不知道毕加索，马蒂斯有没有想过“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也不知道张大千，齐白石有没有想过“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单从文献资料看还没有发现他们对此问题的意见，当然我们可以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这个问题的话，将会获得更伟大的艺术成就！不少人提出过与西方平等对话等等意见，我觉得就中国艺术的现状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而言，还为时尚早。自己立起来了，别人自然以平等的态度相待，与其把希望寄托在西方人的俯就上，还不如自己做些踏实有益的建设性工作。

三，责任我想，世俗社会的物欲横流，精神贫乏不应该是艺术世界也物欲横流，精神贫乏的借口。对堕落的思考不等于堕落本身。相反，艺术家在这样的现实中，更应该清醒的意识到自己作为精神的觉者和文化承传者的道义和责任。没人会要求商人去承担文化责任，也没人要求艺术家为经济危机负责。从个人目的来说，想赚钱的作生意，想当官的搞，想当科学家的学高科技，动机和目的单纯统一而行之有效。想搞艺术的人就应该对艺术负责任。艺术家的责任并不需要太高远的动机，每一个艺术家只要平实地把自己的作品做好，少一点故弄玄虚，少一点见风使舵，少一点盲目自大；好学些，谦虚些，有原则，就是尽到对艺术的责任了。责任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需要艺术家用切实的行动去实现它，中国艺术的现状也需要有责任感有眼光的艺术家去改变。因为有太多的不负责任的艺术家和他们不负责任的作品在艺术界沉浮。把无知当单纯，把浅薄当朴实，把恶心当创新，把小聪明当机智是他们的风格。新潮美术结束后有人提出清理建构艺术队伍，但是现在的艺术队伍并不比十年前更纯洁，相反现在的艺术圈更好混，连绘画基础都可以免了，直接作装置或行为艺术家，只要有出位之举，就可扬名立万。

（也有作得好的装置和行为，这里不是一概而论）不过我倒不担心鱼龙混杂，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是良莠不齐，好坏掺杂，没有纯净水。清理队伍在当时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容易让人联想到“清理阶级队伍”的肃杀味道。时间和历史会打发那些伪劣货的。我只是想提醒大家，稍安毋躁，有耐心点，眼光高远些，把你们的才智更多地给予作品，让作品的生命更长。艺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奇怪得很，行家一搭眼高下就立判，好赖就立分，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希望我们时代的艺术家能多几件“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作品，给自己一个交代，也给历史一个交代。波依斯的“人人都是艺术家”这句著名的口号，是唤起在生命虚妄中流转的人们，让每个人自己去承担起对生命的责任，自己去寻求精神的家园，自己去完成自由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下，人人是艺术家才成为可能。而非在技术化的媒介发展的支持下得以实现，这种实现所达到的不是人人都是艺术家，而是人人都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波依斯过去了，但是事实上并非人人都成为了艺术家，我们不能因此说他是一个骗子，我们不能因沉睡者的昏昧而怪罪觉醒者的呼声不灵。“人人都是艺术家”，这是波依斯的理想，他为此做出了抉择和行动，并以此抉择和行动承担起了对自己生命的责任，以及对社会，对文化，对历史的责任。那么，在今天这个命题是否已经过时了呢？是否人都应该陶醉在现在巨大的消费游戏中，并为之呐喊呢？是否精神的高贵与平庸不再有距离了？昆斯式的成功真的让平庸引领世界进入了天堂？欧洲与美国都是商业社会，但为什么欧洲诞生了波依斯，而美国诞生了昆斯？我想单是商业社会背景的理由，还不能自圆其说。可能我的问题在别人眼里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他们无所谓是昆斯还是波依斯，他们关注的只是成功与否。“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个形而下的真理进入了形而上的领域，并引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但是我想肯定还有人没有加入这竞争的大军；还有人保持着精神的尊严；还有人在思考我们的文化艺术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路；还有人没有为世俗的成功与失败所动摇，而且坚持自己的信念。艺术家不是关心名利场中得失的社会活动家，不是只计算利润的商人，也不是只为谋生而工作的工

人。艺术家应是灵魂的守望者，是与生存的虚妄争斗的苦行者，是向人们敞开生命真实的一扇门。他的生活是通向本真的坚实的路，仅管这条路孤独，无人知晓，他迈出的每一步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心智和勇气。他的思考要超越世俗的评判，不群，他不会在动荡的潮流中迷失自己，更不会为取悦众人或为达到私欲的目的而放弃自己的理念。作为生命个体的人，有私欲，有野心，有懦弱，有虚妄，而这一切又正是人通向自由和本真的路基，跨越它们的每一步构筑了生命的真实存在。艺术家关心的是精神实现的成功与否，现实的成功可以带来名利，但这不是其停止精神探索的理由（虽然这种实例比比皆是），一个成熟的艺术家不会为名利所累，他仍然去作他真正关心的事情。他仍然在精神的路上去发现真正属于他的快乐和痛苦。成功与失败，在他的眼里与在众人眼里是迥异的。

我知道，这种说法早已不合时宜了，聪明者已将他们曾有的虔诚和理想扬弃，以洞明一切的世故和练达与生活。但是我仍然坚持我的不合时宜，并相信这个世界还存在价值和意义。作为艺术家，他的成功在于，穿越现实中的虚妄，超越自我的虚妄，回复精神的纯洁，高贵与尊严 .这是我的理想，也 许这个理想的失败已经是命运的决定，但是坚持还是放弃却是我自己的决定！

邱黯雄 2000 年 5月于哥廷根初稿7 月于成都定稿 ）引自《哲学史讲演录》，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59年9 月新一版。

第三篇 样板戏的艺术缺失_美学论文

每个革命样板戏在中都是规模巨大的系统建设工程，投诸其中的人力物力包括像汪曾祺、阿甲等人在内的艺术创作力以及直通最高决策层的领导力量都堪称空前绝后。尽管人们即使在当时也能看出它们的教育功能和色彩如何地突出，但哪怕是今天的读者和观众都愿意承认并接受这样的印象：样板戏在艺术上可谓千锤百炼，尤其与现在动辄粗制滥造仓促推出的艺术作品相比，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精品。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或许会从思想倾向上反思样板戏的左的导向，却很少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揭示样板戏的严重缺失。随着当代媒体煞有介事的炒作与渲染，随着年轻人对传统京剧拿腔拿调作风的厌腻情绪的增长，以现代京剧形式为主体的样板戏其艺术上的经典意义一直得到了夸张的展示乃至圆满性的强化。如果我们不从样板戏的文本实际出发对它们的艺术质素加以认真的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一任有关样板戏艺术的完美性想象与错觉代代流传，那将是一种学术的失责。

一

样板戏的创作宗旨表面上是为工农兵服务，但根本的目标是为服务，为宣传服务，作教育民众、武装民众的思想武器。在中，在某种逻辑的推论中，这两重宗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为工农兵服务其最大价值就是要使得服务对象提高思想觉悟，对他们实行教育，武装他们的思想，就是对他们的最好服务。可体现在艺术表现上，以服务为主还是以教育为主其结果将大不一样。以服务为主的戏剧艺术必然在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手法上进行艺术定位，而以教育为主的戏剧艺术则只会在老百姓接受的可能性上考虑到他们，思想内涵的设定和艺术表现的取法却首先服从于某种需要。wWw.0519news.cOm样板戏的本质属性是教育的艺术，有时候在许多人的理解中甚至就直接成了本身--曾经身历其境的人们应能想象得到，如果一个人在中反对革命样板戏，那将会遭致怎样的厄运，这就决定了，它们的艺术取法和艺术定位实际上最大限度地忽略了工农兵的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同时也意味着，即使用当时流行的艺术价值标准--工农兵文艺的标准来衡量，它们也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这是为服务与为工农兵服务这两重宗旨之间矛盾龃龉的必然。

当中的某些风云人物举起"京剧革命"的旗帜，将样板戏的基本形式定位在现代京剧之上时，他们与其说是考虑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毋宁说是完全进入了戏剧的角色。京剧作为中国富有民族传统的戏剧种类，确实拥有大量的稳定的接受群体，但它毕竟还是一种地方戏，它的固定接受群体毕竟局限在华北地区，选定它作为样板戏的基本剧种，在全国推广，这策划本身就是对于中国最广大地区群众欣赏习惯的粗暴挑衅，一开始就奠定了样板戏运作的化性质。京剧作为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民族剧种，与中国党的关系似乎也至为紧密。当年在延安艰苦的生活中，与中国党领导人物、机关干部和群众有过过从的戏剧艺术至少有新歌剧、新秦腔、新秧歌剧、话剧和京剧（平剧）等，就其在干部和群众中的影响而言，似乎《白毛女》等新歌剧的成就最大，而且由于能有效地融进各地民歌的旋律和某些地方戏的表演方法，在民族化和地方化的道路上应该说可塑性极强，在全国推广的可能性也最大。但京剧在中国党多数机关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拥有基本稳定的爱好者群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以《逼上梁山》等传统剧目的革新成功地演示了古为今用的艺术前景，受到领袖的由衷赞赏和郑重表扬。京剧与中国党的这一重关系应被视为其作为样板戏基本形式的重大资本，甚至是根本决定因素，样板戏策划者和倡导者选定京剧，基本上不是从广大工农兵群众接受的普遍性和喜闻乐见这一原则出发的。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论述在样板戏的艺术形式设定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这一作用的决定性显然是人们一般的泛泛而谈所难以认知的。或许后来的人们理解不了，为什么在不遗余力地鼓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时代，在格外强调戏剧形式的民族化和民间化的时代，样板戏的另一艺术形式却选中了莫名其妙的芭蕾舞--这个以脚尖运动为支力点的洋玩意儿与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中所有的舞蹈形式都没有联系，而且，当样板戏要求所有的舞蹈演员都穿上严整的民族服装以后再踮起他们的脚尖装模作样地奔舞上场以后，芭蕾舞原有的那种穿边沿翘起的超短裙或肉色紧身衣尽情显露优美身姿的西洋式俚俗魅力已不再留存。这就是说，芭蕾舞作为中国戏剧形式样板的其它所有理由都无法成立，惟一的理由便是"洋为中用"思想的落实。"洋为中用"的文艺思想不仅起着方向性的指导作用，而且在样板戏形式的选用上明显起到了极端性的启发作用：样板戏的策划者和设计者正是要选择特别"洋"的芭蕾舞以为"中用"，用以表现中国化的农民革命和阶级斗争故事，这便是《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以现代芭蕾舞剧方式存在的理由。

由上可见，标明为工农兵服务的样板戏至少在主导剧种和基本形式的选择上很少或者没有考量工农兵的欣赏习惯与艺术趣味，而完全是在一种理念的意义上进行的一种艺术实验。既然连主导剧种和基本形式的选择都能最大限度地忽略了工农兵，处在化运作中的样板戏在艺术表现方式上更加会突出，突出的教育功能，一面将工农兵群众的艺术接受置于十分次要的地位，从而在艺术策略上显现出教育之于群众欣赏的粗暴。这样的粗暴最突出的体现乃在于，完全不顾广大民众的欣赏习惯和接受心理，片面地普及现代京剧和现代芭蕾舞剧。在样板戏具体的艺术表现中，一旦需要阐解道理，立即就放开架势截断剧情发展旁若无人地通过大段唱腔加以空洞的展开，这些被展开的道理往往与大众的切身关怀相隔最远，却被处理为主题唱腔而倍加渲染。每个样板戏几乎都由一个充满大道理的主题唱腔，如《红灯记》中的《雄心壮志冲云天》，《海港》中的《思想东风传送》，《沙家浜》中的《毛主席党指引方向》，《龙江颂》中的《让革命的红旗插遍四方》，《山》中的《乱云飞》等，一律都由主要英雄人物演唱，尽显其"高大全"的特色，在畅快淋漓的教育中基本上剥夺了人们艺术欣赏的。

由于最大限度地忽略了群体的欣赏需要和艺术趣味，样板戏普遍存在着以说教强加给剧中人物同时也强加给观众的表现套路。在这一点上，《红灯记》第五场的"说红灯"一段表现得又尤为突出。革命老太太李奶奶要对李铁梅讲红灯的道理以教育她，于是煞有介事地坐下来，循循善诱地告诉17岁的孙女："这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它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哇！过去，你爷爷举着它；现在是你爹爹举着它。……紧要关头都离不开它。要记住：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哇！"剧中的李铁梅当然表示心领神会，当时欣赏样板戏的许多人由于受到了系列的教育，应亦不难理解这段话的象征意味，可一般的民众包括时过境迁的观众怎能理解这样的陈说？李奶奶话说得相当直白，但含义又相当玄奥，与其说这是戏剧中的人物说白，倒不如说是自负不凡的摇滚诗人在神经兮兮地作诗和呓语。显然，作者在设计这段说白时，沉入了的迷狂，完全忘记了剧中教育的对象，忘记了戏剧面对的观众，忘记了一切可能的戏剧情境。大概样板戏创作者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此后的样板戏在阶级教育的情节处理上再也没有效仿这种空洞的说教法了。

但是其他样板戏也都跟着《红灯记》的"脚步走"，虽然一定意义上避免了这样的空洞，可将阶级教育的内容表现得却十分生硬。《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革命战争题材的样板戏，都了阶级教育的内容，且看这些内容的安排何其稚拙。《智取威虎山》第三场《深山问苦》，从标题看显然是要展开诉苦环节的。杨子荣来见在化装侦察时已经认识了的常猎户，像一个心理医生要引导病人宣泄自己一样，激发受苦人将自己的苦难说出来："老常，说吧！"为了达到激发的目的，竟然不顾人家的情感痛苦，一定得让人家叙说不堪的往事，这做法至少不算忠厚。与此相似，《沙家浜》中也有一段诱导"诉苦"的戏，不过那诱导者是伤病员小王和卫生员小凌，诱导的对象是沙奶奶，诱导的方法竟然与杨子荣的一样笨拙。按常理，既然老人家已经那么痛苦，而且不愿再提过去的事，两位战士就应该就此打住，安慰老人，不让她过于伤心，可他们似乎知道编导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诉苦"的戏非演出来不可，于是十分不通人情地，甚至可以说是残忍地恳求着沙奶奶讲述自己的痛苦往事。

"诉苦"在样板戏中成了一个必需的环节。正因为在意义上它是必需的，样板戏的作者在设计它的时候就可以忽略生活中的合理性，让杨子荣和沙家浜的战士们像有一种怪异的癖好一样喜欢听别人诉苦。不顾当事人的情感伤痛，只是一味地要求别人讲述自己悲惨的往事，应该说属于一种怪异的癖好，虽然它与赏玩别人的痛苦不能同日而语。这充分说明，样板戏为了激发热情，宣传理念，常常会忽略工农群众的欣赏要求和欣赏习惯，甚至通过侵害剧中人物和群众正常的情感方式来调动他们的，显现出艺术表现上"正气凛然"的粗暴风格。

二

样板戏从本质上说是一批戏剧，虽然不是完全忽略了艺术的讲求，可浓烈的气氛几欲呛死了艺术上的自由呼吸；这不仅影响了戏剧艺术的创造性，而且也很难保证在较低层次上艺术的完整性，也就是说，很难保证艺术上不出现明显的漏洞。

浓重而僵死的符号系统确实窒息了样板戏创作者的基本灵性，致使他们在一般的戏剧情节和人物处理中都常显得十分僵硬。前述"诉苦"情节的引发在处理上就很僵硬，最能反映剧中力量分配关系的人物身份的处理也颇为僵硬，僵硬得有时令人忍俊不禁。样板戏中人物的职业都在光亮的映照下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工农兵"当家作主的年代，以阶级论为基础，人们的职业和身份被划分为不同的色彩。如果说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是红色的，那么从事不同职业的工人在红的亮丽程度上显然并不一样。在他们当中，产业工人最为可靠，心最红，眼最明，立场最坚定，斗争最坚决。那时各种党史版本都会在各个历史阶段社会结构时特别指出产业工人的数量之壮大，产业工人的参与率常常是判断诸如五四运动等历史运动重要意义的重大指标。样板戏中的主要英雄人物，除了像"出身雇农本质好"的杨子荣来自农村无法获得工人成分，或如《沙家浜》、《龙江颂》等戏剧场景就在农村主要人物必须世代为农而外，一般都出身于产业工人或者具有产业工人的身份。《红灯记》中的主要英雄人物李玉和是铁路工人，他的身份如同他手提的红灯一样，经过样板戏的运作都成了革命的象征。

《智取威虎山》第七场"发动群众"，从威虎山逃离虎口的李勇奇看到参谋长带领的这些"大兵"既"急人难治病救命"，又嘘寒问暖和蔼可亲，初步消除了对解放军的误会，由原来的情绪对抗转为愿意与参谋长沟通。参谋长关切地问他"干什么活儿的"，李勇奇回答说是铁路工人，参谋长听罢，居然"异常兴奋"地说："好哇，那更是自己人了！"李勇奇当然不会理解或者说也并没有在意参谋长的这种异常兴奋的情绪，同时也就不会注意他所说的那个"更"字。可我们没有理由忽略这个字，因为它非常真切地传达出那个时代艺术把握中的职业和身份的色彩。这样的职业和身份的色彩不仅装扮起了《海港》里的一大群男女老少工人阶级，而且也突出了"家住安源"、矿工出身的女党员柯湘。有了同一的或类似的职业身份色彩，样板戏人物之间的关系就自然变得亲密起来了，于是李玉和到粥棚对人力车夫老张特别关切，《山》里的党代表教育雷刚：以他原从事的职业而言不应歧视阶级兄弟田大江，因为大家都是"同怀一腔恨"为人劳苦役的工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坏人从事的往往是灰色职业，比方说匠人，如《智取威虎山》中的栾平，其身份乃是小炉匠，再如《龙江颂》里的黄国忠，其身份并不是一般的农民，而是烧窑的师傅。《海港》里的阶级敌人钱守维体面一些，但也是个调度员，与工人阶级离心离德。《红灯记》里的地下党人王连举比起李玉和来当然就有点靠不住，因为他连一般的工人也不是，而是一个"巡长"。正因为职业有如此重大的色彩分别，革命者要化装行事也一定须扮出灰色身份，如《红灯记》中柏山游击队的联络员须是磨刀人，前来送密电码的交通员要装扮成"卖木梳的"，《沙家浜》中的程书记也只能装扮成郎中，而阿庆嫂的公开职业是开茶馆的，她丈夫的公开身份则是跑单帮的。

如果说人物职业与身份的色彩的僵硬化处理在那个讲求阶级出身的时代几乎无法避免，那么，下文将要到的种种艺术上的疏漏则完全可以加以弥补。问题是，样板戏的主创者全身心地投入了戏剧化的运作中去了，他们就不会、也不屑于想到这些漏洞并试图加以弥补。

样板戏在人物关系的处理上常常显露出明显的粗陋痕迹，从而在具体的戏剧情境下暴露出于情理不合的艺术缺失。如果我们今天重新观看《龙江颂》，很容易会为剧中尴尬肉麻的人物关系处理发出嘲谑的笑声：党支部委员、生产小队队长阿坚伯心疼支书江水英，拂晓时分给她送鸡汤，又为了不影响她休息，就自觉地在门前守候。他们之间如此地亲密无间，也许反映了已为今天的人们所久违了的特定年代人们朴素的阶级感情，但遭到怀有自私自利思想的常富的怀疑和不满乃在情理之中，谁知那阿坚伯面对群众的怀疑与不满还振振有词，唱了一大段"这样的好书记人人夸不够"，居然将十分尴尬的须溜动作处理得那么冠冕堂皇，正气盎然。并不是说阿坚伯不能给江水英送鸡汤，《沙家浜》中的积极群众沙奶奶不是招待新四军战士"一日三餐有鱼虾"么？但那是战争年代，军民关系，与《龙江颂》这一和平年景，且发生在两个党员甚至是党的基层干部之间的事情岂能同日而语？创作者在这里明显有一个处理上的疏漏：将党员、小队长阿坚伯混同于一个普通老贫农了。如果他的身份作相应的调整，对江水英投出父亲般的关爱，送鸡汤之举方无不可。

即使在表现战争年代的人物关系时，样板戏也常显露出情理上经不起推敲的漏洞来。以《红灯记》为例，我们从李玉和与王连举的关系上，就能够发现一系列的漏洞。李玉和与王连举都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之间"单线联系"，看来王连举是李玉和的"下线"，属于他领导，也许就是他发展进来的，关系应该十分紧密。在他没有叛变之前，应该对他十分信任，这样才通知他到现场接应交通员。可实际剧情中王连举并不十分清楚交通员的身份以及任务，他只知道掩护。或许是地下党的纪律不能让别的人知道，然而家里要来"表叔"的事情分明连17岁的铁梅都知道了，岂应瞒过作为嫡系同志的王连举？王连举既然叛变了，并且堕落成日寇的帮凶，应该会毫无保留地将地下党接头的暗号告诉敌人，可剧中特务假扮地下党来说"卖木梳的"，偏偏不知道最重要的暗号乃是红灯，以至被沉着老练的李奶奶识破，怎能讲得通？如此这般的漏洞在《红灯记》中还能不断被发现，比如，既然那送密电码的交通员还很健康，为何不在"明天下午"直接与磨刀人接头？李玉和和李奶奶牺牲后，李铁梅在赶往柏山的路上遇到磨刀人，怎么不对一对"照旧的"暗号就亮出红灯了呢？

类似的情节和细节漏洞在《龙江颂》中也比较多见。在第六场，江水上涨，漫进500亩秧田，情况紧急，必须组织劳力，加高河堤。但"咱大队百十户人家千把双手"，劳力已经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江水英还要主动派民工去帮助打通虎头岩工程，而且组织的是精干的"青年突击队"，包括江水英自己。自然，她不能不去，虽然本大队情况紧急，虽然大队长李志田又不在家，可凿通虎头岩的工程毕竟有县委高书记在那里坐阵指挥。如果说整个《龙江颂》据此看出不过是江水英的"拍马工程"，那是一种没道理的酷评，可放着自己大队的大田不保，硬是将自己大队有限的劳力主动拉出来加入全县动员的大工程中，是否妥当？是否合情合理？再说，一个面向全县的巨大工程，江水英所带的那个突击队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可第七场的民工却对江水英们说"两天的活叫你们一天干完了"，似乎打通虎头岩全成了江水英的功劳。

这些都是疑问。这些疑问难以解答，似乎只可以用来说明样板戏艺术构思上的粗疏。

每一个样板戏都充满着剧烈的斗争，这些斗争又体现着充足的质量，因而成为戏剧的核心与灵魂。革命战争和地下工作的题材就是围绕着这样的斗争展开的，那斗争的情节自然很好安排，可在反映建设的样板戏中，斗争的设计就是个问题。固然，阶级斗争是纲，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还会与党作殊死的斗争，但那是理论上的阐述，如何在和平条件下组织起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情节，对于样板戏策划者来说，依然是个艰难的问题。他们懂得通过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错综的办法来强化这种斗争，于是《海港》中设置了一个不安于做码头工人的韩小强，让他成为两个阶级争夺的对象，《龙江颂》则让大队长李志田只对自己大队的生产和副业起劲，从而眼不明，心不亮，轻易上了敌人的当。然而，与党争夺韩小强这样的青年，或者迷惑李志田这样的干部，都只能是阶级敌人的惯用手段和伎俩，而绝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破坏，破坏建设，破坏党的方针政策，破坏支援国际革命；破坏是阶级敌人的意志行动和贯串动作。将这样的"阶级觉悟"化作剧中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内容，是有关样板戏创作的艰巨任务。无疑，样板戏的创作者及其所属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指挥者对于样板戏所做的这些"艺术"转化工作还是相当满意的，要不然也不会被确定为"样板"。然而在概念化的强烈冲击和厚重包围中，样板戏的这种"艺术"转换几乎没有什么艺术可言。创作者在刻画反派人物的破坏动机及相应的意志行动时，所演绎的往往是较为荒唐的阶级斗争逻辑。《海港》

中的钱守维在旧社会是账房先生，用马洪亮的话说，曾"帮助敌人压榨工人血汗"，不过显然没有大恶，因而解放后还能被起用，委以调度员这样的重任，那地位似乎也不在出纳会计之类的"账房先生"之下。党这样信任和重用他，他没有充足的理由像一般阶级斗争剧的阶级敌人那样，梦想"变天"，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而且似乎与外国敌对势力没有现行的组织联系，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凭什么那么仇恨党，一看见党员"眼睛都要出血"呢？而且，既然刻骨仇视党，码头上堆满了国家的物资，可做的破坏事体不胜枚举，为什么偏选在支援非洲的小麦里撒一点玻璃纤维作冒险？似乎钱守维也很知道这援非粮食的意义，所以恶狠狠地说："好就好在叫你们两头错包，到处丢脸！看你们的国际主义高调怎么唱！"原来冒那么大风险进行破坏，仅仅就是为了让"他们"丢一点脸面而已，不知这位旧账房先生作这样的盘算是否划得来？

《龙江颂》里的阶级敌人黄国忠也与钱守维一样蠢笨且莫名其妙。本来他是逃亡地主，原应夹着尾巴避免惹是生非，可不知怎么的，偏偏对"堵江救旱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想方设法进行破坏"：先是唆使队长阿更提前点火烧窑，后是赤膊上阵自己跑去毁坏大坝，所有的动作都似乎为了早日自我暴露。为了让他"跳出来"，创作者安排了拦江大坝工程塌方，急需大批柴草，明知道近在咫尺的龙江大队几个小队备有准备烧窑的柴草，可指挥部采取的"紧急措施"却是"向兄弟社队调运"柴草，给黄国忠唆使队长提前点火留下莫名其妙的余地。或许"指挥部"的同志为了减少龙江大队的损失而不顾迫在眉睫的塌方舍近求远调柴草，身在现场的江水英应该当机立断组织突击队将龙江大队的柴草就近调到大坝上，然而为了给黄国忠的阴谋留下时间，也是为了将李志田调离烧窑现场，居然在这节骨眼上有人通知说："水英同志要大队长到坝上商量。"为了让黄国忠更进一步"跳出来"，创作者在第八场又安排了关闸断水事件：由于江水上涨，给旱区送水的闸门溢出的水正威胁着龙江大队的500亩良田，黄国忠来劲了，一面散布"旱区已经有水了"的谣言，一面撺掇李志田关掉供水闸门。李志田在他的唆使下竟不顾贫下中农的劝告决定关闸断水，差点就上了阶级敌人的当。其实，拦江抗旱是全县的大工程，一个龙江大队大队长怎能擅自决定是否开闸断闸？这其中的荒诞不经似乎只有在阶级斗争的特殊逻辑上才能解释得通。

在所有样板戏中，《龙江颂》表现的阶级斗争最为平淡，最为勉强，也最为牵强，可以说漏洞百出。为了让阶级敌人黄国忠最后暴露，创作者不得不出此下策，安排他狗急跳墙直接去破坏大坝，被守候和跟踪的民兵逮个正着。如果说这样一种全无技巧可言的安排乃是鼓吹阶级斗争戏剧的通行方法，那么，有关黄国忠真正面目的暴露则完全是胡编乱造，甚至不符合当时的生活常识。支部书记江水英不知怎么的已经掌握到黄国忠原叫王国禄，而且解放前就住在后山，可她偏偏不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进行外调，而是私下里向盼水妈打听，引来了一段忆苦思甜，一次便确认了黄国忠的身份与罪行。这种无组织无纪律（既不通过组织关系外调，又擅自随意向贫下中农透露党支部掌握的敌情）的做法在那个年代是极为忌讳的，《龙江颂》的作者们为了完成表现和宣传的任务，对生活真实合理性的罔顾与挑战几乎到了百无禁忌的境地。

我们样板戏的上述艺术缺失，都是在比较低层次（比方说，生活的真实性和情节的合理性）上进行的，离"历史的和美学的"价值标准相距十分遥远。就是在这样的判断层次上，样板戏的缺陷也还是难以尽述。例如戏剧结构上的严重缺陷就很值得注意，《红灯记》第11场《胜利前进》完全是蛇足，在这方面，《智取威虎山》的结尾就解决得比较紧凑。最不堪的是《海港》的结尾，为了营造一个剧情的，煞有介事地弄来一份电报，通知说前往非洲的外轮按时开航了，然后便是欢声雷动，高呼"毛主席万岁"，好像这按时开航是罕见的事件，是难得一遇的莫大的喜讯--热烈得极为荒唐。至于人物设置的松沓，语言的乏味粗糙等艺术缺陷，更是比比皆是，不一而足。如此诸多缺失的揭示当然不是为了给这些日趋复活的荒唐戏剧提供修改、"完善"的建议，而是试图证明，这些彻底化了的样板戏其实在艺术上从来并无精心构建的痕迹，它们从根本上说就不是正常的艺术作品，更不用说是有生命力的艺术品。

第四篇 艺术与现实的美学_美学论文

在黑格尔哲学中。美的概念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宇宙生活是绝对观念体现的过程。只有在其整个空间和其存在的全部时间内的宇宙才是绝对观念的完全体现；而在为空间时间所限制的某一事物中绝对观念是绝不能完全体现出来的。绝对观念体现后就分解为各个特定观念的链条；而每一个特定的观念也同样只有在它所包罗的无限众多的事物或实体中才能完全体现，但绝不能在某一个别实体中完全体现出来。

但是，一切精神活动领域都……

一切精神活动领域都受从直接上升到间接这条规律的支配。由于这条规律，那只有经过思维（间接形式下的认识）才能完全理解的[绝对]观念，起初是以直接的形式或一种印象的形式出现于心中，所以在一般人心目中，为空间时间所限制的个别事物完全吻合于它的概念，似乎某一特定的观念完全体现在这个事物上，而一般的观念又完全体现在这特定的观念上。对事物的这种看法是一种假象（ist ein sc hein），因为一个观念

决不会完全显现在个别事物上；但是在这个假象下面却包含着真实，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说，一般的观念确实体现在特定的观念上，而这待定的观念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在个别的事物上。这个以为观念完全显现在个别事物上的、本身包含着真实的假象，就是美（das schone）。

美的概念在流行的美学体系中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由这个基本观点得出了如下的定义：美是在有限的显现形式中的观念；美是被视为观念之纯粹表现的个别的感性对象，因此在观念中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感性地显现在这个别的对象上，而在个别的感性对象中，又没有一样东西不是观念的纯粹的表现。wwW.0519news.COM从这方面说，个别的对象就叫形象（das bild）。

这样，美就是观念与形象之完全的吻合，完全的一致。

我不必去说，[黑格尔由之得出美的定义]这种基本概念现在已被公认是经不起批评的；我也不必去说，既然美[在黑格尔那里]只是由于未被哲学思想澄清的观点的缺乏洞察力而发生的“假象”，有了哲学思想，观念在个别对象上的显现之貌似的完全就会消失，结果[，按照黑格尔的体系，]思想发展得愈高，美也消失得愈多，直至我们达到思想发展的最高点，那就只剩下真实，无美可言了；我也不想用事实去这一点：实际

上人的思想的发展毫不破坏他的美的感觉；这一切都是早已反复申说过的。作为［黑格尔体系的基本观念的〕结果和形而上学体系的一部分，上述的美的概念随那体系一同崩溃。但是一个体系也许谬误，而其中所包含的一部分思想，地来看，也许[有其正确性]，还能自圆其说。所以还要指出[黑格尔的美的定义]，即使离开[他的形而上学的现已崩溃的体系]单独来看，也仍然经不起批评。

“一件事物如果能够完全表现出该事物的观念来，它就是美的，”——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说，“凡是出类拔革的东西，在同类中无与伦比的东西，就是美的。”一件东西必须出类拔萃，方才称得上美，这是千真万确的。比方，一座森林可能是美的，但它必须是“好的”森林，树木高大，矗立而茂密，一句话，一座出色的森林，布满残枝断梗，树木枯萎、低矮而又疏落的森林是不能算美的。玫瑰是美的；但也只有“好的”、

鲜嫩艳丽、花瓣盛开时的玫瑰才是美的。总而言之，一切美的东西都是出类拔萃的东西。

但并非所有出类拔草的东西都是美的；一只田鼠也许是田鼠类中的出色的标本，但却绝不会为得“美”；对于大多数的两栖类、许多的鱼类、甚至许多的鸟类都可以这样说：这一类动物对于自然科学家越好，就是说，它的观念表现在它身上愈完全，从美学的观点看来就愈丑。沼泽在它的同类中愈好，从美学方面来看就愈丑。并不是每件出类拔革的东西都是美的；因为并不是一切种类的东西都美。美是个别事物和它的观念之完全吻合这个[黑格尔的]美的定义是太空泛了。它只说明在那类能够达到美的事物和现象中间，只有其中最好的事物和现象才似乎是美的；但是它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事物和现象的类别本身分成两种，一种是美的，另一种在我们看来一点也不美。

同时这个定义也太狭隘。“任何东西，凡是完全体现了那一种类的观念的，就显得美，”这意思也就是说：“美的事物一定要包含所有在同类事物中堪称为好的东西；在同类事物中所能找到的任何好的东西，没有不包含在美的事物中的。”在有些自然领域内，同一种类的东西中没有多种多样的曲型，对于这些领域内的美的事物和现象，我们确是这样要求的，例如，橡树只能有一种美的性质：它必须干高叶茂；这些特性总是呈现在美的橡树上，在其他的橡树上再没有别的好东西。可是在动物里面，一当它们被养驯的时侯，同一种类中间就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典型来了。在人身上，这种美的典型的多样性更加显著，我们简直不能设想人类美的一切色调都凝聚在一个人身上。

“所谓美就是观念在个别事物上的完全的显现，”这个说法决不能算是美的定义。

不过其中也含有正确有方面——那就是：“美”是在个别的、活生生的事物，而不在抽象的思想；这也含有对于真正艺术作品的特性的另一正确的暗示：艺术作品的内容总是不仅对艺术家，而且对一般人来说也都有兴趣的（这个暗示就是说：观念是“不论何时何地都起作用的一般性的事物”）；其所以如此的理由，我们留待后面再说。

常被认为和上面的说法一致，实际上却有完全不同意义的另一个说法是：“美是观念与形象的一致，观念与形象的完全融合。”这个说法确实说出了一个根本的特征——然而不是一般的美的观念的特征，而是所谓“精美的作品”即艺术作品的美的观念的特征：只有当艺术家在他的作品里传达出了他所要传达的一切时，他的艺术作品才是真正美的。这是当然的，只有在画家完全描绘出了他所要描绘的人时，他所作的画像才是好

的。但是“美丽地描绘一副面孔”，和“描绘一副美丽的面孔”是两件全然不同的事。

当我们给艺术的本质下定义，我们还得说到艺术作品的这、特性。在这里我以为需要指出一点：认为美就是观念与形象的一致这个定义，它所注意的不是活生生的自然美，而是美的艺术价品，这个定义里，已经包含了通常视艺术美胜于活生生的现实中的美的那种美学倾向的萌芽或结果。

那末美实际上到底是什么呢，假如不能把它定义为观念与形象的一致”或“观念在个别事物上的完全的显现”？

建立新的没有破坏旧的那么容易，防卫要比攻击困难；因此我认为正确的关于美的本质的意见，很可能不会使所有的人觉得满意；但是假如我所阐述的美的概念——那是从目前关于人类思想与活的现实之关系的主导的见解中引伸出来的——还有欠缺。偏颇或不可靠之处的话，我希望那并不是概念本身的缺点，而只是我阐述的不得其法。

美的事物在人心中所唤起的感觉，是类似我们当着亲爱的人面前时洋溢于我们心中的那种愉悦[注]。我们无私地爱美，我们欣赏它，喜欢它，如同喜欢我们亲爱的人一样。

由此可知，美包含着一种可爱的、为我们的心所宝贵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一定是一个无所不包、能够采取最多种多样形式、最富于一般性的东西；因为只有最多种多样的对象，彼此毫不相似的事物，我们才会觉得是美的。

[注]“新观点”：指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

在人觉得可爱的一切东酉中最有一般性的，他觉得世界上最可爱的，就是生活；首先是他所愿意过、他所喜欢的那种生活；其次是任何一种生活，因为活着到底比不活好：

但凡活的东西在本性上就恐惧死亡，恐惧不存在，而爱生活。所以，这样一个定义：

“美是生活”；“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就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

这个定义，似乎可以圆满地说明在我们内心唤起美的情感的一切事例。为要证实这点，我们就来探究一下在现实的各个领域内美的主要表现吧。

在普通看来，“美好的生活”、“应当如此的生活”就是吃得饱，住得好，睡眠充足；但是在农民，“生活”这个概念同时总是包括劳动的概念在内：生活而不劳动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叫人烦闷的。辛勤劳动、却不致令人精疲力竭那样一种富足生活的结果，使青年农民或农家少女都有非常鲜嫩红润的面色——这照普通的理解，就是美的第一个条件。丰衣足食而又辛勤劳动，因此农家少女体格强壮，长得很结实——

这也是乡下美人的必要条件“弱不禁风”的上流社会美人在乡下人看来是断然“不漂亮的”，甚至给他不愉快的印象，因为他一向认为“消瘦”不是疾病就是“苦命”的结果。

但是劳动不会让人发胖：假如一个农家少女长得很胖，这就是一种疾病，体格“虚弱”的标志，认为过分肥胖是个缺点；乡下美人因为辛勤劳动，所以不能有纤细的手足，——在我们的民歌里是不歌咏这种美的属性的。总之，民歌中关于美人的描写，没有一个美的特征不是表现着旺盛的健康和均衡的体格，而这永远是生活富足而又经常地、认真地、但并不过度地劳动的结果。上流的美人就完全不同了：她的历代祖先都是不靠双手劳动而生活过来的；由于无所事事的生活，血液很少流到四肢去；手足的筋肉一代弱似一代，骨胳也愈来愈小；而其必然的结果是纤细的手足——社会的上层阶级觉得唯一值得过的生活，即没有体力劳动的生活的标志；假如上流社会妇女大手大脚，这不是她长得不好就是她并非出自名门望族的标志。因为同样的理由，上流社会美人的耳朵必须是小的。偏头痛，如所周知，是一种有趣的病，——而且不是没有原因的：由于无所事

事，血液停留在中枢器官里，流到脑里去；神经系统由于整个身体的衰弱，本来就很容易受；这一切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经常的头痛和各种神经的疾病；有什么办法！

连疾病也成了一件有趣的、几乎是可羡慕的事情，既然它是我们所喜欢的那种生活方式的结果。不错，健康在人的心目中永远不会失去它的价值，因为如果不健康，就是大富大贵，穷极奢侈，也生活得不好受，——所以红润的脸色和饱满的精神对于上流社会的人也仍旧是有魅力的；但是病态；柔弱、萎顿、慵倦，在他们心目中也有美的价值，只要那是奢侈的无所事事的生活的结果。苍白、精倦、病态对于上流社会的人还有另外的

意义：农民寻求休息和安静，而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人们，他们不知有物质的缺乏，也不知有肉体的疲劳，却反而因为无所事事和没有物质的忧虑而常常百无聊赖，寻求“强烈的感觉、激动、热情”，这些东西能赋与他们那本来很单调的、没有色彩的上流社会生活以色彩、多样性和魁力。但是强烈的感觉和炽烈的热情很快就会使人憔悴，他怎能不为美人的精倦和苍白所迷惑呢，既然惊倦和苍白是她“生活了很多”的标志？

　可爱的是鲜艳的容颜，

　青春时期的标志；

　但是苍白的面色，忧郁的征状，

　却更为可爱。

如果说对苍白的、病态的美人的倾慕是虚矫的、颓废的趣味的标志，那末每个真正有教养的人就都感觉到真正的生活是思想和心灵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在面部表情、特别是眼睛上捺下了烙印，所以在民歌里歌咏得很少的面部表情，在流行于有教养的人们中间的美的概念里却有重大的意义；往往一个人只因为有一双美丽的、富于表情的眼睛而在我们看来就是美的。

我已尽篇幅所能允许地探讨了人类美的主要属性，而且在我看来，所有那些属性都只是因为我们在那里面看见了如我们所了解的那种生活的显现，这才给与我们美的印象。

现在我们要看看事物的反面，研究一下一个人为什么是丑的。

大家都会指出，一个人的丑陋，是由于那个人的形难看——”长得难看“。我们知道得很清楚：畸形是疾病或意外之灾的结果，人在发育初期格外容易为灾病所毁损。假使说生活和它的显现是美，那末，很自然的，疾病和它的结果就是丑。但是一个长得难看的人也是畸形的，只是程度较轻，而“长得难看”的的原因也和造成畸形的原因相同，不过是程度较轻而已。假如一个人生来就是驼背，这是在他初初发育时不幸的境遇的结

果；但是佝偻也是一种驼背，只是程度较轻，而原因则是一样。总之，长得丑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畸形的人；他的外形所表现的不是生活，不是良好的发育，而是发育不良，境遇不顺。现在我们从外形的一般轮廓转移到面部来吧。面容的不美或者是由于它本身，或者是由于它的表情。我们不喜欢“凶恶的”、“令人不快的”面部表情，因为凶恶是毒害我们的生活的毒药。但是面容的“丑”多半不是由于表情，而是由于轮廓的本身；

面部的骨胳构造不好，脆骨和筋肉在发育中多少带有畸形的烙印，这就是说，这个人的初期发育是在不顺的境遇中进行的，在这样的情形下，面部轮廓总是丑的。

根本无需详加证明：有人看来，动物界的美都表现着人类关于清新刚健的生活的概念。在哺乳动物身上——我们的眼睛几乎总是把它们的身体和人的外形相比的，——人觉得美的是圆圆的身段、丰满和壮健；动作的优雅显得美，因为只有“身体长得好看”的生物，也就是那能使我们想起长得好看的人而不是畸形的人的生物，它的动作才是优雅的。显得丑的是一切“笨拙的”东西，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依照处处寻找和人相似之处的我们的概念看来是畸形的东西。鳄鱼、壁虎、乌龟的形状使人想起哺乳动物——但却是那种奇形怪状的可笑的哺乳动物；因此壁虎和乌龟是令人讨厌的。蛙的形状就使人不愉快，保况这动物身上还复盖着尸体上常有的那种冰冷的粘液；因此蛙就变得更加讨厌了。

同时，也无需详说；对于植物，我们欢喜色彩的新鲜、茂盛和形状的多样，因为那显示着力量横溢的篷勃的生命。凋萎的植物是不好的；缺少生命液的植物也是不好的。

此外，动物的声音和动作使我们想起人类生活的声音和动作来；在某种程度上，植物的响声、树枝的摇荡、树叶的经常摆动，都使我们想起人类的生活来，——这些就是我们觉得动植物界美的另一个根源；生气篷勃的风景也是美的。

美是生活，首先是使我们想起人以及人类生活的那种生活，——这个思想，我以为无需从自然界的各个领域来详细探究，因为[黑格尔和斐希尔都经常提到，]构成自然界的美的是使我们想起人来（或者，[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预示人格）的东西，自然界的美的事物，只有作为对人的一种暗示才有美的意义。[伟大的思想、精辟的思想！啊，假使这个在黑格尔美学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思想被提出作为一种基本思想，以代替对

观念的完全显现的虚妄探索，那末黑格尔的美学会是何等的高明呀！]所以，既经指出人身上的美就是生活，那就无需再来证明在现实的一切其它领域纳的美也是生活，那些领域内的美只是因为当作人和人的生活中的美的一种暗示，这才在人看来是美的。

但是必须补充说，人一般地都是用所有者的眼光去看自然；他觉得大地上的美的东西总是与人生的幸福和欢乐相连的。太阳和日光之所以美得可爱，也就因为它们是自然界一切生命的源泉，同时也因为日光直接有益于人的生命机能，增进他体内器官的活动，因而也有益于我们的精神状态。

[甚至可以一般地说，当你读黑格尔美学中谈论现实中的美的那些地方时，你就会想到他曾不自觉地把对我们所说的关于生活的东西当作自然中的美，可是他却又自觉地把美规定为观念的完全显现。在斐希尔的《论自然中的美》那一篇中经常说到美仅仅是活生生的或似乎是活生生的东西。而在美的观念的发展中，“生活”一词就时常在黑格尔那里出现。]最后，人们或许要问，在我们的定义“美是生活”和[他的定义]“美是观念与形象的完全一致”之间，有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呢？如果将[黑格尔的]“观念”理解为“被本身实际的存在的一切细节所规定的一般概念”，这个问题的发生就更自然了，因为，如果这样，“观念”的概念与“生活”的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生活力”的概念）之间就有了直接的关联。我们提出的定义，是不是只把在流行的定义中用思辨哲学的述语表达出来的话改写成普通的话呢？

我们将看到，对于美的这两种理解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把美定义为观念在个别事物上的完全显现，我们就必然要得出这个结论：“在现实中美只是我们的想像所加于现实的一种幻象；”由以上可以推论：“美实际上是我们的想像的创造物，在现实中（或者[用黑格尔的说法]，在自然中）没有真正的美；”由自然中没有真正的美这种说法，又可以推论：‘艺术的根源在于人们填补客观现实中美的缺欠这个意图“以及”艺术所

创造的美高于客观现实中的美“，——这一切思想，构成了[黑格尔美学的]实质．并且这一切思想[出现在他的美学中]不是偶然地、而是根据美的基本概念之严格的逻辑发展。

反之，从“美是生活”这个定义却可以推论：真正的最高的美正是人在现实世界中所遇到的美，而不是艺术所创造的美；根据这种对现实中的美的看法，艺术的起源就要得到完全不同的解释了；从而对艺术的重要性也要用完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了。

所以，应该说，关干美的本质的新的概念—一那是从和以前科学界流行的观点完全不同的、对现实世界和想像世界的关系的一般观点中得出的结论，—一会达到一个也和近来流行的体系很本不同的美学体系，并且它本身和以前关于美的本质的概念根本不同。

但是同时，新的概念似乎是以前的概念的必然的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将会不断地看到流行的美学体系和我们提出的体系之间的本质的不同；为了指出它们中间的密切关系之所在，我们要说，新的观点说明了以前的体系所提出的最重要的美学事实。便如，从“美是生活”这个定义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美的领域不包含抽象的思想，而只有个别的事物，——我们只能在现实的、活生生的事物中看到生活，而抽象的、一般的思想并不包括在生活领域之内。

至于以前的美的概念和我们所提出的美的慨念的根本不同，我们已经说过，处处都会显露出来。我们觉得，这不同的第一个证据，可以从关干崇高与滑稽对美的关系的概念中看出：在流行的美学体系中，崇高与滑稽同样被认为是美的变种，由于美的两个要素，观念与形象，之间的不同的关系而产生。按照黑格尔的体系，观念与形象的纯粹的一致就是所谓美；但是观念与形象之间并不总是均衡的：有时观念占优势，把它的全体性、无限性对我们显示出来，把我们带入绝对观念的领域、无限的领域，——这叫做崇高（das erchabene）；有时形象占优势，歪曲了观念，这就叫做滑稽（das komiscehe）。

批评了根本概念之后，我们必须把那些从根本概念中产生的见解也加以批评，我们必须研究崇高与滑稽的本质和它们对美的关系。

流行的美学体系既给了我们两条美的定义，也给了我们两条关于崇高的定义。“崇高是观念压倒形式”和“崇高是‘绝对’的显现”。实际上这两条定义是彼此完全不一致的，正如我们看到流行的体系所提出的那两条美的定义彼此根本不一致一样；其实，观念压倒形式得不出崇高的概念的本身，而只能得出“朦胧的、模糊的”概念和“丑”（das hassliche）的概念，〔（车免）近的美学家之一斐希尔在论崇高一文和论滑稽一文序言中出色地发挥了这一点〕；同时，“崇高的东西就是能在我们内心唤起（或者[用黑格尔派的术语来说，]自行显现）‘无限’的观念的东西”这个公式，又是崇高本身的定义。因此，必须把这两条定义分别加以研究。

要指出“崇高是观念压倒形象”这条定义并不适用于崇高，是很容易的，因为就是接受这条定义的斐希尔本人，也附带说明由于观念压倒形象的结果（也可以用普通的话来表达这个意思由于对象中自己显露出来的力量压倒了所有限制它的力量的结果；或者在有机的自然中显露出来的力量压倒了那表现自然的有机体规律的结果），我们得出来的只是丑的或模糊的东西。丑和模糊这两个概念都与崇高的概念完全不同。固然，如果丑的东西很可怕，它是会变成崇高的；固然，朦胧糊也能加强可怕的或巨大的东西所产生的崇高的印象；但是丑的东西如果并不可怕，却只会令人觉得讨厌或难看；朦胧模糊的东西如果并不巨大或可怕，也不能发生任何美的效果。并不是每一种崇高的东西都具有丑或朦胧模糊的特点；丑的或模糊的东西也不定带有崇高的性质。这些概念和崇高的概念显然不同。严格地说，“观念压倒形式”是指精神世界中的这一类事件和物质世界中的这一些现象而言：对象由于本身力量的过剩而毁灭，无可争辩，这类现象常常具有极崇高的性质：但是也只有当那摧毁自己的容器的力量已经具有崇高的性质时，或被那力量摧毁的对象（不管它是如何被本身的力量所摧毁，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崇高的时。才有可能，不然是谈不到崇高的。当耐亚嘎拉瀑布有一天冲毁了它所由形成的岩石[注]，以其本身的压力毁灭自己的时候，当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由于自己精力过剩而死亡的时候，当罗马因为本身的重负而复大的时候，——这些都是崇高的现象。但这只是因为耐亚嘎拉瀑布、罗马帝国、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个人，其本身已经属干崇高的范围的原故。有其生，即有其死；有其作为，即有其复灭。在这里，崇高的秘密不在于“观念压倒现象”。

而在干现象本身和性质；只有那被毁灭的现象本身的伟大，才能使它的毁灭成为崇高。由于内在力量压倒它的暂时显现而发生的毁灭的本身。还不能算崇高的标准。“观念压倒形式”最显明地表现在这个现象上面：正在茁长的嫩芽会冲破那产生它的种子的外壳；但是这决不能算是一种崇高的现象。“观念压倒形式”，即对象本身由于在它内部发展的力量的过剩而灭亡，这是所谓的崇高的消极形式有别于它的积极形式的地方。对的，消极的崇高高于积极的崇高；因为我门不能不同意，“观念压倒形式”足以加强崇高的效果，正如同崇高的效果可以由许多其他的情形来加强一样，比如，把崇高的现象孤立起来（空旷的草原上的金字塔比在许多宏大的建筑物中的金字塔要雄伟得多；在高山丛中是连它的雄伟都会消失的，）；不过加强效果的环境并不是效果本身的根源，而且在积极的崇高中又常常不是观念压倒形式，力量压倒现象。这方面的例证在任何一本美学读本里都可以找到许多。

[注]我是说那在本质上就是美的东西，而不是因为美丽地被表现在艺术中所以才美的东西；我是说美的事物和现象，而不是它们在艺术作品中美的表现；一件艺术作品，虽然以它的艺术的成就引起美的，却可以因为那被描写的事物的本质而唤起痛苦甚至憎恶。(例如，莱蒙托夫的许多诗和果戈里的几乎全部作品就是这样。)——作者原注。

现在让我们来看崇高的另外一个定义吧：[用黑格尔的话来，]“崇高是‘无限’的观念的显现”，或者用普通的话来表现这个哲学公式：“凡能在我们内心唤起‘无限’的观念的，便是崇高。”即使随意浏览一下最近美学中关于崇高的论述，我们就会相信，这一个崇高的定义是[黑格尔的]崇高的概念的精髓。不仅如此，认为崇高的现象在人内心唤起“无限”的感觉这个思想，也支配着不懂精密科学的人们的概念；很难找到一本书不表现这个思想的，只要有一叫‘哪怕是不相干的借口，，就要把它表现出来；几乎所有．壮丽风景的描绘，所有叙述可怕事件的故事，都要涉及或应用它。因此要是前面所说的关于“观念压倒形象”的概念，我们只用了很少的来话加以批判，那末对于雄伟的事物唤起绝对的观念这个思想则必须予以更多的注意。

可惜，我们不便在这里对“绝对”或“无限”的观念做一番，指明“绝对”在形而上学概念的领域中的真正意义，只有当我们理解了这个意义之后，我们才会看出认为崇高即“无限”之毫无根据。但是，即使不作形而上学的讨论，我们也可以从事实中看出，“无限”的观念，不论怎样理解它，并不一定是，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几乎从来不是，与崇高的观念相联系的。假如我们严格而公正地考察一下当我们观察崇高的事物时所得的体验，我们就会相信：第一，我们觉得崇高的是事物本身．而不是这事物所唤起的任何思想；例如，卡兹别克山的本身是雄伟的[注]，大海的本身是雄伟的，凯撒或伽图个人的本身是雄伟的。当然，在观察一个崇高的对象时，各种思想会在我们的脑子里发生，加强我们所得到的印象；但这些思想发生与否都是偶然的事情，而那对象却不管怎样仍然是崇高的：加强我们的感觉的那些思想和回忆，是我们有了任何感觉时都会产生的；可是它们只是那些最初的感觉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我默想穆其阿斯·塞伏拉的功绩，这种思想就要发生：“是的，爱国主义的力量是无限的，”但是这个思想只是穆其阿斯·塞伏拉的行为本身（与这一思想无关）所给与我的印象的结果，并不是这印象的原因；同样，在我默察一副美丽面孔的画像时，也许会发生这个思想：“世界上再没有比人更美的东西了。”这个思想并不是我赞赏这画像美的原因，而只是这幅画像令我觉得美的结果，与画像唤起的思想完全无关。所以即使我们同意，对崇高事物的默想常常会引到“无限”的观念，但崇高——它产生这种思想，而不是由这思想所产生的，——对我们发生作用的原因，不是这个思想，却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可是，当我们研究我们对崇高的东西的概念时，我们发现，第二，我们觉得崇高的东西常常决不是无限的，而是完全和无限的观念相反。例如勃兰克峰或卡兹别克山是崇高的[注]、雄伟的东西，可是决不会有人想到这些山是无限的或大到不可测量的，因为这和他亲眼看到的

相反。见不到海岸的时侯，海好像是无边际的；可是所有的美学家都肯定说（而且说得完全正确），看见岸比看不见岸的时侯，海看起来更雄伟得多。那末，这个事实说明了崇高的观念不但不是由无限的观念所唤起的，反而或许是（而且常常是）和无限的观念相矛盾，“无限”的条件或许反而不利于崇高所产生的印象。让我们进一步考察一下许多雄伟的现象在加强对崇高事物的感觉上所发生的效果。大风暴是最雄伟的自然现象的一种；但也需要有非常高度的想像力，才能看出大风暴与无限之间有什么关系。大风暴袭来的时侯，我们赞赏它，只想到风暴本身。“但是当大风暴袭来的时候，人会感觉到自己在自然的威力面前的渺小，在他看来，自然的威力无限地超过了他自己的力量。”

不错，大风暴的威力在我们看来是大大地超过了我们本身的力量；可是即使一个现象对于人显得是不可制胜的，也还不能由此推论说这现象是不可计量的、无限强大的。相反地，一个人看着大风暴，他会很清楚的记得：它在大地上终究是无力的，第一座小小的山丘就会毫无疑问地完全遏止住狂风的压力、闪电的袭击。不错，闪电触着人会把人烧死，但是这又怎么样呢？这个念头并不是我觉得风暴雄伟的原因。当我看着风车的翼旋

转的时候，我也很清楚地知道，假如我撞着了它，我一定会象木片似的被打碎的，我“觉察到了在风车的威力面前，我的力量的渺小”；然而，看着旋转的风车却未必能唤起崇高的感觉。“可是，这是因为我的心里不会发生恐惧；我知道风车的翼是不会碰到我的；我心里没有大风暴所引起的那种恐怖的感觉。”——这是对的；不过这已不再是以前的说法了，这回是说：“崇高是可怕的、恐怖的。”就让我们来探究一下这个确实可以在美学中找到的“自然力的崇高”的定义吧。可怕的事物常常是崇高的，这固然不错；但也不一定如此：响尾蛇比狮子还要可怕，但是它的可怕只是令人讨厌，并不崇高。

可伯的感觉也许会加强崇高的感觉，但是可怕和崇高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可是让我们把雄伟的现象顺序看下去吧。我们没有看到过自然界有任何东西足以称为无限的。

为了反对由此得出的结论，人们可能说：“真正崇高的东西不在自然界，而在人的本身；”我们就同意这点吧，虽则自然界也有许多真正崇高的东西。但是为什么“无限的”爱或“毁灭一切的”愤怒在我们看来是“崇高的”呢？难道因为这些情绪的力量是“不可制服的”，而“‘无限’的观念便是由这不可制服性所唤起的”吗？假若如此，那末睡眠

的要求更是不可制服的，最狂热的恋爱者也很难支持四昼夜不睡眠；比“爱”的要求更加不可制服的是饮食的要求“这才是一个真正无限的要求，因为没有一个人能不承认它的力量，而一点也不理解爱情的人却多得很。许多更艰苦的事业都是因为这个要求，而并非因为“全能的”爱情才完成的。那末，为什么饮食的欲念不崇高，而爱情观念却崇高呢？可见不可制服性也还不是崇高；无穷和无限性完全与雄伟的观念没有关联。

[注]耐亚嘎拉瀑布：北美洲的一个瀑布。

[注]卡兹别克山；在高加索。

第五篇 哈密地区维吾尔族传统服饰刺绣艺术探析_美学论文

【摘  要】哈密尔族刺绣是哈密地区尔族传统服饰中主要的装饰手段，是一种传统的手工艺，是我国少数民族刺绣文化的精髓。哈密尔族刺绣独具特色，具有极高的艺术与历史研究价值，体现了哈密尔族对生命的热爱与讴歌，其取材广泛、寓意丰富、风格浪漫、工艺精湛、针法讲究、色彩艳丽、装饰性强，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范式及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社会学价值，是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的重要资源。

【关键词】哈密尔族  刺绣  工艺特点  价值

哈密尔族刺绣是一种美化服饰的传统手工艺，是哈密尔族传统服饰最主要、最普遍的装饰手法，以其纷繁复杂的款式和精巧的刺绣而独具魅力，是哈密尔族妇女勤劳、智慧的结晶。哈密尔族刺绣多用于服饰的领口、袖口、胸前、下摆等部位装饰，纹样古朴、造型稚拙、构图饱满、色彩艳丽、对比强烈，体现了一种原始、纯真、古朴、大方的民族特色。哈密尔族刺绣用彩色丝线将独特、古朴、繁复美丽的图案刺绣在服装上，色彩艳丽、对比强烈。用寓意手法来描绘原始图腾、宗教信仰、浪漫情怀、记述历史、再现民俗风情、寄寓精神向往等，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载体。

一 哈密地区尔族传统服饰刺绣的特点

尔族很早就重视服饰的刺绣工艺，并一直把它当作服饰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加以发展和完善，使其成为尔族普遍使用的独特的服饰装饰艺术形式。www.0519news.Com哈密尔族传统服饰刺绣主要是服装及配饰，如袍服、坎肩、长裙、套裤、靴帽等数十种。在历史的发展沿革中，各民族文化的不断融合，使哈密尔族民间刺绣工艺得到了极大发展且逐渐形成了多种风格、特色各异的刺绣手法。从艺术角度讲，无论在造型、色彩、工艺，还是在图案纹样上，哈密地区尔族传统服饰刺绣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深刻的社会内涵，也体现了民族的、时代的文化特征。哈密地区尔族传统服饰涉及刺绣工艺的部位有许多，列举如下：

1．长袍刺绣

哈密地区尔族一年四季都喜欢穿袍服，袍服式样比较宽大，多在领口和袖口以刺绣工艺装饰。首先是袍服镶边刺绣，大多长袍会设计镶边，袍服的衽、两侧开衩及底摆镶边，领口、袖口镶边等，而在镶边上面常常设计刺绣图案；其次是袍服衣身刺绣，刺绣运用于袍服衣身部位最为常见，有时在衣身的局部设计刺绣图案，有时在整个衣身大部分运用刺绣工艺装饰。

2．短袄刺绣

短袄是哈密尔族女性所穿的上衣，男性。其形制一般是衣长到人体的胯部，窄袖，面料多为红色缎料或紫色缎料，款式可分为大襟、对襟、琵琶襟等几种，有前后两侧开四衩和不开衩之分；袖口、前襟、下摆和底襟均饰以花边和刺绣，前襟多刺绣以云头如意图案。

3．坎肩刺绣

哈密尔族无论男女都有穿坎肩的习惯。坎肩是立领无袖、琵琶襟紧身式的短上衣，可套在长袍或短袄外面起装饰保暖作用；种类款式有长坎肩、短坎肩；有开衩坎肩、无开衩坎肩等区分。而刺绣艺术在哈密尔族坎肩上的运用可以是非常频繁的，哈密尔族在设计制作各式坎肩时，一般会在坎肩的所有边缘部位均用到镶边工艺，在镶边部位常加以刺绣装饰。有些坎肩通身以刺绣图案装饰，使整件坎肩显得非常华丽。

4．长裙刺绣

哈密尔族女裙形制复杂，款式丰富，无论在造型上、色彩或装饰上都颇具特色。长裙在两侧施裥而留正面无褶，前后有20厘米左右宽的平幅裙门，并在这一平面上织绣各种纹饰，裙门的下半部为主要的装饰区，上绣各种华丽的纹饰，以花鸟虫蝶最为流行，边加缘饰。两侧各打细褶，细褶上也绣有精细的花纹。

5．套裤刺绣

套裤也称为“膝裤”，哈密尔族套裤是上宽下窄，裤管上部大多被裁制成尖角状，裤管底部紧裹于胫，为了方便穿脱，人们在裤脚处开衩，用带系结，并在裤口处刺绣。

6．花帽刺绣

哈密尔族帽子也是刺绣工艺重点装饰的部位。花帽多为圆口、圆顶，顶较扁平；图案花纹多采用菊花、梅花、莲花、牡丹、芍药、佛手等刺绣。中青年男子的花色与妇女基本相同，只是花帽沿口，以黑色平绒镶边。

7．绣花鞋刺绣

哈密地区尔族妇女喜欢穿绣花鞋，绣花鞋形如船型，没有左脚和右脚之分，鞋底是由麻线或棉线纳出来的，叫“千层底”。鞋帮周围绣以花卉、动物的图案，鞋头往往是虎头造型。刺绣手法采用平绣、堆绣、锁绣，图案以夸张变形的图形纹样为主。

8．靴袜刺绣

哈密尔族妇女的袜子，其形制为高靿，整个袜子以彩锦制成，多以绣花袜子为主，分棉袜和单袜两种，在靴袜的高靿、袜面，两边处绣制对称的牡丹、菊花、佛手、莲花或动物图案等。         二 刺绣题材及表现技法

1．刺绣图案的题材

哈密尔族刺绣题材大多是以动物花草及表现吉祥寓意的图案，极少有描绘人物的。动物刺绣图案有龙、凤、仙鹤、孔雀、锦鸡、蝴蝶、喜鹊、蝙蝠、松鼠、螳螂、鱼等；植物花卉刺绣图案有牡丹、石榴、佛手、莲花、玉兰、水仙、葫芦、菊花、梅花、竹、忍冬、兰草、瓜果、葡萄、桃、灵芝等；天象纹刺绣图案有日、月、云、水、山；器物纹刺绣图案有八宝；文字刺绣图案有万、寿、福、喜；几何纹刺绣图案有直线、锯齿、万字、如意、回纹、龟背；人物纹刺绣图案有八仙。这些图案都富有鲜明的现代气息，并且造型夸张而生动。哈密尔族刺绣是借助丰富的物象来反映喜庆、吉祥、人寿、年丰、友谊、爱情等美好的愿望，表达尔族同胞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2．刺绣图案的表现技法

哈密尔族传统服饰上刺绣技法丰富多样，大致有：平绣、打籽绣、锁绣、辫绣、盘金绣、堆绣、破线绣、钉线绣、缠绣、贴布绣等。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哈密尔族刺绣针法也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如齐针法、参差针法、阶梯针法和散针法等较为常见。不同的技法与针法相结合，可以形成不同的构图风格，一件出色的绣品往往集若干技法、针法于一体，体现出哈密尔族特有的审美理想。“平绣”针法包括齐针、搀针、抢针、套针、施针、擞和针、接针、旋针等多种针法；起落针都在图案纹样的轮廓边缘，针角排列匀称，线迹平行，不重叠交错；以碎小、纤细的连续纹样为主。打籽绣针法又称“打子绣”、“环籽绣”，是点绣的一种，亦称“打籽”，刺绣时将绣线在针上绕成粒状小圈，然后在近线根处刺下，绣一针，形成一粒“籽”，常用于表现物象形态的质感和花卉的花蕊等装饰性较强的图案。盘金绣是将丝线或某种纤维盘组成图形，再用绣线将其钉固于面料上的针法。用金、银线盘组图形，再用绣线将其钉固于面料上，则称之为“盘金绣”或“盘金银”。

根据哈密尔族刺绣技法来分，其针脚形式大致分为绣、插、捆、点、挑、串等。大面积施以平绣，根据需要如要凸显色调层次的，则用插针将彩色深浅不同的丝线去，形成几种色彩的平面连接过渡；如要显出立体感的地方则使用捆针，使其形体在绣面上突出来；如绣面上需要显出立体感的细小部分，则使用点针和挑针。服饰上的刺绣，往往需要综合运用几种针脚，或配合贴花、补花和花边来完成。

三 刺绣图案的构成形式及配色方式

1．刺绣图案的构成形式

图案是一个民族最富有人文内涵的符号，哈密尔族传统服饰的绚丽多姿与其丰富的纹饰是分不开的。哈密尔族刺绣纹案古朴稚拙、构图饱满、新鲜活泼，充满了浓郁的生命气息。哈密尔族刺绣图案带有强烈的写意特点，大致可以分为写实图案、变形图案和几何图案三类。写实图案造型逼真，体型明确，以描绘现实生活场景与民俗理念为主，为了增添构型的动态神韵，刺绣中往往大胆采用抽象的方法，增加图案的寓意和装饰意味；变形图案主要以对象的神态特征加以变形夸张，取得最佳的艺术表现形式；几何纹则删繁就简地表现出深刻的含义。

哈密尔族刺绣的构图与造型特征大部分源自与原始宗教密切相关的原始意念，使哈密尔族刺绣具备了其他绣种所不具有的古朴稚拙与灵动跳脱。哈密尔族刺绣在构图布局上采用散点透视的平面构图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不受一个固定视域和视点的局限，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一幅图案中同时表现几个视域里的形象，打破正常次序感和时空造型观念，使刺绣图案的空间感从平面延伸到无限。哈密尔族刺绣在不太宽阔的衣袖、衣领、衣肩，甚至衣背中储存众多信息和空间符号，造型简洁明快而内涵丰富，给人强烈的装饰美感。

综观哈密尔族刺绣图案造型，它不讲究透视关系和结构，甚至于不顾比例与虚实，不讲事理逻辑，全凭着想象与幻想，自由发挥大胆创意。图案以点、线、面方式将民族意识进行抽象、概括、变形，形成有规律的“回”形纹、“如意”纹、“十”字纹、“之”字纹等基本骨式，古朴多姿。其图案又因所绣材料大小与形状不同，分为单独纹样、二方连续纹样、四方连续纹样、适合纹样。绣品则按布的经纬“挑针走线”，多曲线和折角，故刺绣作品中多出现折枝花鸟图案。哈密尔族妇女刺绣不用打底稿，也不必描绘草图，她们全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布局谋篇，将一个个单独的、局部的图形巧妙组合，形成一幅幅丰满的刺绣作品。

2．刺绣图案的配色方式

哈密尔族刺绣的独特审美意蕴除了来自于它丰富的纹样和精湛的工艺外，更体现在色彩的大胆运用上，色彩可以被看作是哈密尔族刺绣最鲜亮的符号。在用色上因性别、年龄、场合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色彩。在哈密尔族刺绣中，色彩不单纯只是彩色而已，它已经被赋予深刻的文化含义；哈密尔族女性尚红，因为红色代表青春、热情和生命，是吉祥如意和富贵的象征，故红色多用于未婚姑娘和儿童身上；蓝色庄重、沉稳，象征成熟美，多用于男士袍褂；而黑色深邃、凝重、神秘，多用作基本色和老年男装服饰。哈密尔族刺绣在配色时多选用黑色或湖蓝色为底，纹色则以亮色点缀。这种设色方法能使色彩多而不杂、艳而不跳，色调和谐，层次感强，形成了哈密尔族独特的艺术风格。

哈密尔族服饰刺绣艺术，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现哈密尔族妇女精湛的技艺和哈密尔族服饰的无穷魅力，是哈密尔族生命文化在装饰艺术上的体现，洋溢着浓厚的生命意识，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那些充满浓厚文化内涵的哈密尔族服饰刺绣艺术，依附于本土文化，也记载着尔族的历史、信念、理想和审美情趣，表现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各个阶层的文化修养和精神面貌，吸引着后人不断地去探知、去感受。

参考文献

［1］林锡旦.中国传统刺绣［m］.：美术出版社，20xx

［2］丁川、丁文涛著.生命意识——民间美术的永恒主题［m］.：中国文联出版社，20xx：194～202

［3］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xx

［4］张昕中.哈密尔族服饰［m］.：美术摄影出版社，20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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