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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国企管理制度建设的“立”与“行”_企业管理论文五篇

202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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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是指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包括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其他部门所监管的企业本级及其逐级投资形成的企业。国有企业,由国家对其资本拥有所有权或者控制权,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决定了国有企业的行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支柱。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同时具有商业类和公益类的特点,其商业性体现为追求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其公益性体现为国有企业的设立通常是为了实现国家调节经济的目标,起着调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发展的作用。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权限划分,国有企业分为中央企业(由中央政府监督管理的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由地方政府监督管理的国有企业)。对于个别中央企业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较为特殊,归属于国务院直属管理,这些中央企业属于正部级。

管理制度是组织、机构、单位管理的工具,对一定的管理机制、管理原则、管理方法以及管理机构设置的规范。它是实施一定的管理行为的依据,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的保证。合理的管理制度可以简化管理过程,提高管理效率。浅析国企管理制度建设的“立”与“行”_企业管理论文五篇欢迎大家一起来收藏,希望能帮到你!

浅析国企管理制度建设的“立”与“行”_企业管理论文 第一篇

企业的组织管理制度是指企业内部生产和经营活动具体行为和准则,它规范着企业的经营者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国有企业往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内部管理方面可能存在着规章体系不健全、制度执行不力、时效性滞后等问题,由此造成的管理职能混乱、工作效率低下,这直接影响国企的经济效益和管理形象。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提升基础管理工作水平。笔者从制度建设方面结合企业现状就 “立”、“行”并举两个方面谈几点认识:

一、国企管理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人治”色彩浓厚 上文库

我国国有企业大部分是按照《企业法》注册的国有独资企业,实行总经理负责的管理体制,实质就是“一把手负责制”。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往往显现出管理者比较明显的自我意识和随意性, “人治”色彩较浓厚。

2.制度建设存在集权

国企一般在制度建设时“立项、草拟、审议、批准”四权于集于某个职能部门于一身。容易造成所制定的制度流程不清,接口模糊,执行起来协调难度大等困难。同时也不能排除,制度制定部门出于本部门利益考虑,诱发扩权、寻租等行为,造成制度的先天缺陷。

3.制度建设缺乏前瞻性

目前国企管理制度的制定过于依赖职能部门的“自觉性”,制度建设没有系统的计划。Www.0519news.COM容易造成对健全完善制度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的现象,致使职能部门本位主义严重,只注重专业系统内管理制度的完善,而缺乏相关部门的衔接,更重要的是与制度建设前瞻性脱节。

二、制度要“立”的科学

企业管理制度的建设首先要根据企业需要制定,符合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遵循可续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次企业的管理制度要在合情合理的前提下形成一个相互配套、内在一致的体系;最后,建立配套的奖惩激励制度,以保证管理体系的良性运行。

1.建立制度建设的二级管理体制

国有企业需建立管理制度的二级管理体制。设立专门的职能部门对企业管理制度建设进行统一归口管理,以增强企业整体制度层面的统筹。这样利于实现管理制度建设与企业总体目标、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

2.完善制度审核、批准机制

国企要适时改变目前制度建设方式,按照企业需要有计划的进行制度核发。通过“立项”的制度,才能由有关部门进行“草拟”。并将“草拟”权和“审议”权分离,以便让更多的中层管理干部、基层员工参与到管理制度上的讨论和审议中来。强化管理制度的审核机制将有利于让更为客观、更为专业的第三方组织制度审核,这将保障制度的质量和适用性。

3.制度的建立注重统筹兼顾

管理制度的简繁并不是判定制度好坏的标准,一部好的制度由于其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不能面面俱到。所以在“立”法的过程中要注重统筹兼顾,既要考虑制度体系的系统性、完整性,还要考虑到企业发展阶段的需要,突出现阶段的管理重点。

三、制度要“行”之有效

古人云,“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在建章立制的同时,我们要坚持“立”、“行”并重,抓好制度宣贯、执行和落实。

1.确保制度宣贯到位

知是行的前提,了解制度是执行制度的基础。执行者对制度内容的理解和认同是关系到制度执行与否、执行好坏的关键。笔者认为,要持续强化全员对制度的学习、宣贯,要采取员工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强化规章制度的宣贯力度,确保公司制度在干部员工中入于心、化于行,确保各项工作处于受控状态。

2.确保制度落实到位

制度贵在遵守、贵在执行、贵在落实。可以说没有执行的制度只能称之为“制度文件”。因此,抓好制度执行既是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检验制度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这就要求我们抓好以下几点:

首先,领导干部要把制度执行摆在突出位置,不仅要带头学习执行制度,自觉遵守制度,还要坚持原则,勇于负责,敢于担当,敢抓敢管。营造执行制度的氛围,形成上行下效的效果。

其次,要从制度流程入手,对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把制度的每个环节都设定出对应的监督责任主体、检查办法和奖惩措施,提高制度执行过程中的可操作性。要以“岗检”工作为载体,通过岗位责任制检查、基层建设验收、体系审核等方式,确保制度的落实。

最后,要完善考核机制,要将制度的执行落实情况与该部门当月的绩效考核挂钩,切实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增强制度的实效性。同时要将闭环管理的工作理念引入制度的落实当中,建立制度执行落实的督办平台,从而确保每个行为、每项业务都依照制度运行,各项工作都能做到有安排、有落实、有回馈。

四、结语

国有企业管理制度建设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因此,企业应该按照运行的实际情况对现有制度不断地进行“宣传-执行-评估-修订-再宣传-再执行”的循环,并通过适时的检查和严格的监督使制度内化为员工的日常行为习惯,从而不断提升企业基础管理能力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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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理论与我国行政管理制度比较的研究_行政管理论文 第二篇

关键词:韦伯 官僚制 中国转轨 公共行政管理制度 比较

在西方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20世纪,官僚制模式不仅是发达国家占统治地位的行政模式,也是这一时期私人企业占统治地位的组织模式,韦伯的官僚制成为组织结构的最佳之选,主宰着西方工业化时期的组织理论研究,也是现在仍然在全世界各国各组织盛行的组织方式,虽然在20世纪 80年代以来掀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对管理制进行了猛烈地批评,进而在组织方面西方世界在组织方面摒弃一些官僚制的科层设置,实行组织扁平化运动,将市场机制引入组织管理,试图解决组织僵化的问题,但总的来说都是对官僚制的修补,并非摒弃官僚制,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组织理论能够替代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处于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西方国家在试图重新衡量官僚制理论对转型中的西方世界的价值,各个思想界大师也急于找出一种能够适应后工业社会的组织形式,应西方工业化而产生的官僚制理论在时代发展面前能否得到更好的发展还是作为过时理论而被抛弃或者被取代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于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中国来说无疑这种适应工业化社会的官僚制理论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深入探讨的。wwW.0519news.coM转型期的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不同,正处于一个工业化不足的阶段,同时面对着信息化知识化,以人为本等观念普及的挑战和新情况,转型中的我国在官僚制先天不足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承接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就官僚制而言,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改造,置换甚至是彻底摒弃的观念,能否在理论上立足,又能否成为中国改革的先导,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国情与面临的特定任务构成我国行政改革的土壤,任何政策,措施与操作都是在这片土壤上结出的果实,我们既不可以一味的批判官僚制又不能不考虑官僚制暴露出的弊端和新的市场经济情况下的产生的市场机制引进到组织管理的新公共管理理论,重要的是在于区别对待,针对中国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地区四个世界的地域辽阔的中国的特殊国情,不可以一概而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制度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任务。

在转轨时期的中国,公共管理制度是在中国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研究中国现今的公共管理制度和韦伯的官僚制的差异是十分有必要的,我们可从中发现自身的问题,结合中国转轨时期国情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制度。

一、官僚制概述

官僚制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学者于1745年在描述普鲁士的形式时提出的。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韦伯现代官僚制是一种纯粹理想类型的官僚制,韦伯官僚制的理想性体现在韦伯抛弃了对官僚制进行价值关联的考虑上。他放弃了西方若干世纪以来普遍采用的以叙述制度的价值规范为主的研究方式,转而以合理主义价值立场和类型化比较研究与发生学因果相结合的理想类型的方,韦伯把公职人员预设为行政动物,剥去了他们的所有感情价值和情感,以价值无涉的研究理论,用刚性的制度和法律建筑起现代官僚制的理论大厦,并开创了独特的官僚制研究范式价值无涉使韦伯官僚制充满了学术上的浪漫色彩和理想上的崇高预期。因此,在西方官僚制没有招致人们的贬义理解。[1]20世纪初,为了避免人们对韦伯提出的官僚制产生误解,有人将韦伯的官僚制翻译为行政组织体系、科层制或集权制然而,科层制并不能完全揭示官僚制应有的内涵,官僚制比科层制包括的内容广泛得多,比如,与官僚制一样,虽然科层制也是一种严密的、合理的社会组织,提供熟练的专业活动,具有明确的权责划分和执行严格的规章制度,金字塔式结构的权力配置和等级服从关系等特征,但是,科层制只具有官僚制的部分内涵。正如有学者认为:官僚制可以包容科层制的某些特征,但作为特殊形式的科层制。[2]则无法完成对官僚制的解释,如此看来,使用官僚制能够更好地表达韦伯的本意,但却容易使人们将其与中国传统官僚制产生文字联想,乃至发生理论误读实际上,中国传统官僚制是古典类型的官僚制,而韦伯官僚制是现代类型的官僚制,二者相距甚远,具有本质上的差别。

官僚制在中文语境下往往是一个贬义词,实际上历史地看,人们对中国传统官僚制存在明显的误解。其实,官僚制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恶劣,古代中国之所以高度发达,与中国传统官僚制密不可分,其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完备的专制制度,使其成为人类历史上非常成熟的官僚制,一个官僚组织变得越成熟,它就越不可能死亡,成熟的官僚制之所以不容易死亡,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官僚制都具有庞大的规模,而所有的大型组织都有很高的生存率。[3]它与具有贬义的官僚主义官僚作风是不同的概念,中国转轨时期的公共管理制度是在传统公共管理制度也就是官僚制发展而来的,今天的公共管理制度在吸取西方先进管理制度的同时很多也沿袭了传统公共管理制度的做法,与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存在很大差异。

二、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中国转轨时期公共管理制度的多维度比较

1、产生的背景不同

韦伯的官僚制以相对专业化的官僚为主体所构成的和社会组织的一系列制度和原则的总和,它实质上是一种官僚体系,它是近代尤其是产业革命后发明与创造出来的主要用来指导和社会组织活动的组织形式,是适应西方产业革命发展的组织形式,也是与西方理性文化传统相应的组织形式,是迄今为止最有效,最流行和最成功的组织形式,符合西方发展市场经济追求着理性和效率的大环境,也是西方文化追求平等,防止极权主义统治,制约权力的有力的制度武器,之所以在西方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西方世界所采用的原因也在于它是适应产业发展的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可以说建立在层级化、专业化、规则化基础上的韦伯的官僚制是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的,西方的追求平等,讲究职能划分的文化基础与韦伯的理性精神、法治、科学精神不谋而合,二者相得益彰,韦伯的官僚制与工业化体系和西方文化体系都是相适应的。

中国转轨时期的公共管理制度源于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在历史上,古典类型的官僚制始于封建社会,早在战国时代,诸候争雄促使文化精英们试图探寻一种万世不衰的国家管理方式"秦朝建立了传统官僚制的基本框架,标志着中国传统官僚制正式形成;隋唐开科取仕标志着中国传统官僚制走向成熟;随着清朝的覆灭,制度层面的传统官僚制宣告瓦解。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适应和小农经济相适应的传统的官僚制被传承下来。虽然在今天的中国随着形势的变化有了很多的改变但是大体上中国转轨时期的公共管理制度还具有传统官僚制的特点,以人治、集权制、等级制为特点构成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体制,明显发展工业化发展是不相适应的。

2、阐述的内容不同

韦伯所阐述的官僚制在对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包括中国)进行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权力”、“统治”与“正当性”,揭示了现代“自由社会”中唯一的正当统治形式“法治”的特征与内涵,提出了理性官僚制模式。主要有以下六大特征:      (1)职能分工专化。必须从事的正常活动以正式规定的形式进行责任划分落实,具有清楚的职责范围。明确每人的权力与责任,并把这些权力与责任作为正式职责而使之合法化。成员按分工专精于自己的岗位职责的工作。

(2)职责等级明确化。为能够实行大规模的责任制与协作,职位按等级依次排列,任何官员的行为方向都由处于更高一级的官员决定,下级职务接受上一级职务的管理与监督。

(3)规章制度规则化。在理性官僚制组织中,组织运行,包括成员间的活动与关系都受规则限制。任何情况下,成员都要遵循一套抽象的规章制度,包括执行这些规章制度。这样有助于组织各部门协调一致,也有利于公平合理、平等地对待一切人和事。

(4)成员非人格化。成员不得滥用大权,应本着严肃与谨慎的非人格化精神,不参杂个人好恶褒贬,成员办事不影响组织的理性决策;公事与私事之间具有明确的界限;个人服从对象不是拥有特定职务的个人,而是其特定的职务;组织成员都按严格的法令与规章对待工作和业务交往,确保组织目标的实施。

(5)人才任用绩效化。成员凭自己的专业所长、技术能力获得相应的工作和岗位,享受工资报酬。组织按成员的技术资格授予某个职位,并根据成员的工作成绩与资历条件决定其晋升与加薪与否。

(6)行政管理效率化。成员的工作明确、快速、具体,有充分的经验和知识,有档案、文件等信息可供参考;工作性质有持续性、整体性且对个别事件有充分的裁量权;严格遵守上级的指令,尽量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有效达成目标[4]。

中国转轨时期的官僚制虽然在很多方面改变了原来传统官僚制的很多弊端但是仍然保留了很多传统官僚制度的遗风。转轨时期中国公共管理制度主要有以下特征:

(1)一把手占据权力资源。处在转轨时期的中国在权威构架基本上是精英主义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官与民之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泾渭分明的,并且按照人的身份差别区分官僚等级,其理论依据是,某些人一旦登上领导宝座就持有很多的可利用的资源,几乎单位一切的人员任用、解聘,资源配置等权力都集中于一把手手中,一把手说了算在今天的中国是被普遍认知的潜规则,无论在经济上社会上上都充分地表现他们的优势,就方面而言,他们凭借自己的权力不但垄断被领导者选举之权,在决定事项的过程中集体决议也只是走过场,实质决定权仍然是握在一把手手中,组织的规章制度在一把手面前也只能让步这种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的不同也造成了在法律面前的人格不平等,这些特征都与韦伯所设想的职务等级原则等级拉平化,只有专业技术和知识的差异大相径庭。

(2)权责分离。处在转轨时期的中国公共管理制度由于没有摆脱人治、集权的传统,在组织运转过程中就不可避免的存在权责不相一致的地方,有的有权无责,有的有责无权,有的权大责小,有的责大权小,部门之间往往权责不清,由此导致许多部门乱作为、不作为、少作为,造成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争权夺利、推诿扯皮。上级机关对所属部门缺乏明确的职责划分和授权,或包 揽过多、过细,以至下属部门越权作为、任意作为;或消极等待、不 作为,搞“矛盾上交”。进而公共部门决策时的盲目和执行时的任意妄为,出现大量的寻租行为,组织效率低下,权力,影响组织的长期发展。这样的特征也与韦伯所描述的权责一致、行政管理效率化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3)行政机构设置混乱。处在转轨时期的中国公共管理制度在原来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一直在坚持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但是至今为止还是存在着行政机构设置欠合理的地方。首先,机构设置缺乏科学性。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一直以精简机构为重点,但在精简机构的同时却常常忽视了机构设置的科学性、前瞻性与合法性,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这就常常导致机构臃肿、职能交叉、权责不清。另外,行政管理的专业化程度低。一方面是行政管理业务、程序的专业化分工程度低;另一方面,表现为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低,由于人员的录用不是依据严格的规定程序和手续,人员的晋升不是依据知识、技能和岗位需要,专业化水平低还表现在职位与人才的搭配上的不相适应,外行领导内行现象普遍存在。

3、蕴含的精神不同

一个制度的设置可以体现出设置的精神意蕴,韦伯所设置的管理制理论体现出来的是理性精神、法治精神和科学精神。

(1)理性精神,韦伯根据行为的合法性来源,将行为分为四类:目的与价值的合理性行为,情感与传统型行为,实质合理性行为和形式合理性行为。情感与传统型行为由于其合法性来源于主观的情感和不成文的习惯,不具有合理性,只有现代官僚制才具有真正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行为仅仅关注行为的后果是否合乎伦理、道德或功利方面的要求。而形式合理性不仅把行为的手段、程序看成是可度量的,而且把行为的目的、后果也看成是可度量的,是一种客观合理性行为。韦伯官僚制就是要追求这种形式合理性行为。体现了理性精神。

(2)法治精神,统治需要谋求合法性前提,其合法性可以是观念上的说教与认同,或理论上的确立与构架,也可以是技术上的设计与安排。韦伯认为,在人类社会的三种统治类型中,只有传统型统治和合法性统治才采取了官僚制形式。而传统官僚制,虽然有其合法性,但却具有较多的情感性与随意性行为,在制度方面也没有什么科学性,不具有合法性。只有法理型统治方式,是建立在人们对章程的合法性的认同和对合法性章程所确立的合法职位的自愿服从之上,因而既有合法性前提,又具有合理性基础。韦伯所倾心构建的现代官僚制就是这种法理型统治方式,是具有法治精神的表现。

(3)科学精神,韦伯认为官僚制中的公务员职位的取得是建立在契约受命基础上的。公务员将他们的职务视为唯一或重要的职业,并且接受严格的、统一的职务纪律和监督,职务升迁根据年资或政绩,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体现出严谨认真的科学精神。

相反在中国的公共管理制度的设置中明显的不同于韦伯的官僚制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它体现的是感性精神、人治精神和技术精神。

(1)感性精神,在我国,行政组织普遍缺乏理性精神。而往往是感情用事,官员们往往忠诚于提拔自己的上司而非制度本身,下级服从于权力而非服从于赋予权力的法律,很多行政人员做事任意专断,感情用事;被视为“做民之主”,人情行政,注重人治,无视规则与效率,缺乏追求真理与科学方法的批判精神与探索精神。

(2)人治精神,在我国,法治精神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法律法规制度不全,法律执行尺度不一,行政人员法治观念薄弱,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有法不遵”,“执法不严”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明显。人格化倾向明显,是家长制余风犹存,其次是由家长制衍生的一言堂现象。在当今行政组织内广泛存在“权力过分集中导致滋生,同志曾说过: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什么事情都由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

(3) 技术精神,在我国由于缺乏理性精神和法治精神导致行政机构设置缺乏科学精神,在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时候往往忽视其背景而只得其皮毛,照搬来的只是技术层面的具体操作方式而未考虑其中蕴含的科学的设置理念,所以导致出现机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尴尬局面,在公务员培训制度和检察制度也只是徒具形式的设置,就是由于只学到别人的皮毛而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只是工具主义的技术因素的移植不足以治理中国的组织管理弊病。

结 语

综上所述,韦伯式官僚制理论与中国转轨时期的公共管理制度在产生背景、内容和体现的精神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在公共行政领域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政准则"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所进行的官僚体制上的变革主要针对的是西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信条。对于许多行政传统各异且处于体制转型中的发展中的中国来说不一定适合"正如彼得斯所言:欧洲和北美国家的官员正寻找方法以转变成为更为企业型的官僚,并减少繁文缛节的羁绊"但许多体制转换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却面临着不同的挑战"这种社会发展平台的历史性差异我们必须予以特殊的关切,绝不能忽视我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价值理念,而盲目地移植西方国家的理论设计和实践途径"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具体的行政环境,同时要对中国古代以及国外的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进行选择,整理,总结,比较,,创造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共行政新理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中国公共管理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韦伯:摆脱现代社会的两难困境[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2]林婷.关于科层制与官僚制的概念辨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xx,(2):70.

[3][美]安东尼唐斯.官僚制[m].:中国大学出版社,20xx.21,25.

[4]唐吉安:传统官僚制与理性官僚制的比较及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xx,(5):29.

[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242.

[6][美]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孔令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57.

[7][美]卡尔.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m].徐式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8]王亚南.中国官僚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82-83.

中医药管理杂志_医学期刊 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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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S软件在不规则地形地貌土方量计算中的应用_地理论文 第四篇

cass软件在不规则地形地貌土方量计算中的应用

在高速公路、房屋建设和城市规划等各种工程建设中,土方量计算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且在整个工程量中,土方工程常占有较大比例。土方量计算精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土方调配、投资成本、建设工期、工程进度等。因此,研究土方量的计算方法、精度及适用范围是十分重要的。为此,本文针对测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合理的计算方法。

假定一设计高程作为计算两期土方量的基准线

这种方法主要是针对不规则地貌特征的地形计算土方量而采取的,它应用的原理是当一期地貌本身就不规则,如海底地貌,如果其受到破坏,发生改变,成为二期地貌特征的地形,那么计算这两次的土方量变化情况,在cass软件中是没有直接计算方法的,必须利用方格网法假定一设计高程来分别对其进行计算,例如广东某市的排水明渠挖泥扫海数据,由于受到台风的影响,使原来的工程受到了损失,要想获得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那就需要计算风前后的土方量变化情况。首先假定一设计高程,这个假定高程一般介于台风前平均的高程和台风后的平均高程之间,利用方格网法计算台风前的土方量如图1所示;然后再利用同一假定高程计算台风后的土方量如图2所示。

那么两期的土方量之和就是其台风后发生变化的土方量,从而问题迎刃而解。

对于不规则边坡采取分段处理方法计算土方量

分别分段进行计算如图5、图6所示,在计算过程中,不需要的图层可以关闭(指示灯成灰色),提高效率。wwW.0519news.cOM

结束语

工程测量中计算土方量的方法很多,各具特点,根据测区地形的需要,选择最适合的方法计算土方量还不够,还要求对图形进行处理或加工,使其符合条件利用软件来计算,这样省去了,人工手算的环节,从而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本文正是基于这个理念,对于不同地形地貌特征的地块采用不同计算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在计算土方量时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风险管理在新能源电池开发及生产中的应用_自动化专业 第五篇

原文作者:梁意,孙淑洋

摘要:不可再生资源的匮乏与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人类目前所遇到的最严峻的生存问题,这迫使我们加紧对于可重复利用的清洁能源进行开发与应用,新能源电池作为新能源能量转化与储存的重要介质,对于新能源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风险识别、评估、控制三个大方面对新能源电池项目开发与生产中的风险管理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并提出了项目实施建议。

关键词:风险管理 新能源电池 风险评估

1、引言

随着人类社会的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资源的使用需求越来越大,这导致全球资源过度开采,稀缺资源日益匮乏,另外严重的工业化污染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对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可恢复的破坏。这一切都迫使我们开发新型能源,新能源的应用大多都需要能量的转换与储存,新能源电池是非常关键的部件之一。而新能源电池的开发与生产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制约着新能源电池产业的发展,所以对其进行系统性风险管理是十分必要的。[1]

2、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是通过调研、专家咨询、系统、查阅资料等基础性工作,根据所问题的特点及目标,找出所研究问题的风险因素,并筛选出其中较为重要的因素进行分类新能源电池项目的风险识别可以结合“头脑风暴”“德尔菲”等方法,从风险识别的准确性与全面性原则出发,将其风险因素分为“技术与市场”“社会与政策”“企业运营及其他”三大类,每大类下分若干具体因素。技术与市场下分因素为:原材料利用率、零部件可靠性、传统电池销售量、传统电池市场增长率、其他新能源电池威胁(电池管理系统、电池续航能力、使用寿命、能量性能、能量密度、功率等指标)、汽车等主要使用市场、品牌认知、销售渠道;社会与下分因素为:宏观经济、环保政策、工资标准、税收政策、国贸政策、安全规定、消费者保护、通货膨胀率、消费者信心、环保意识、行业标准;企业运营及其他下分因素为:原材料价格变动、生产进度、自然灾害、操作失误、设备故障、设备价格变动、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泄露。Www.0519news.COm这些不确定因素都会对产品开发及生产的、进度、质量及成本等方面造成影响。[2]

3、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包括风险评价与风险估计两大部分内容,其中风险估计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3.1 风险概率估计

风险概率估计是对风险事态出现不确定性的估计。由于新能源电池的开发和生产具有很强的开创性,风险来源和风险特征很少有可利用的历史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新能源电池开发与生产项目可以采取专家加权评分法,邀请相关专家对使用新技术的风险进行打分,再根据对专家的信任程度赋予专家不同的权重,最后得出相应事件发生的概率。风险事件发生概率可表示为:

p=p(h)p(l︱h)

式中p(h)为风险事态出现的概率;p(l︱h)为风险事态出现并引起损失的概率。

3.2 风险损失估计

风险损失估计就是对风险事件所造成的直接与间接损失的估量。新能源电池开发与生产项目采用基于专家经验的定性的方法进行估计,得出统一标准的损失代表值,与相应事件的风险概率估计值代入到风险量测函数式,进行下一步的评价决策工作。

3.3 风险量估计

高新产品项目开发与生产的风险量同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与风险损失大小有关,当收益难以量化或可相对损失忽略时,可认为对于某项目,其风险r与该行动风险事态可能出现的概率p,及其可能造成的损失l具有某种函数关系,常见的形式是以乘法作为基本表现形式:

r=f(p,l)=p×l

根据风险评估结果,综合考虑风险管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采用决策树、贝叶斯决策等方法结合决策者效用准则以及风险评价矩阵等综合评价方法进行科学的客观评价。[3][论文网]

4、风险控制

新能源电池开发与生产项目进行风险控制,首先要通过选择模型和参数设定开发出监控系统,采取一定的措施时时跟踪监测和识别风险因素的变化,动态掌握结构风险水平的变化情况,如果风险水平超过所设定指标值,则发出风险预警,根据风险类型,在决策库中选取预先设置的风险控制策略进行风险控制,直到将风险值降低到合理范围内。[4]其中关键部分是风险对策制定和选择,常见的风险应对策略和措施有以下几个:

(1)规避风险:当项目潜在的开发或生产风险很大,又无其它策略可用时,主动放弃项目或改变项目目标与行动方案。在新能源电池项目技术更新较快,开发之前或者开发过程中如果发现关键因素变化而导致潜在风险超过指标值,又没有其他策略可选择时,可以选择放弃项目,而如果是发生在投产阶段应及时停产,避免更大的损失。

(2)转移风险:是指采取一定的手段,将桥梁施工风险的一部分或全部转移给其它单位或个人,以减少自身所承担的风险。新能源电池项目可以采用投保或引入合伙人等方式进行风险分担,将风险转移。

(3)预防风险:是指采取各种防范措施杜绝桥梁施工风险的发生,是一种主动的风险应对策略,新能源电池项目一方面应在工艺技术与生产流程等方面进行革新,或将风险因素同人、财、物在时间和空间上隔离或错开;另一方面通过教育与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改进主动预防风险的发生。

(4)减轻风险:是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和手段,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或减少风险带来的不利后果。新能源电池项目减轻风险的途径是尽可能的通过调研或论证等方式将不可预测风险变为已知风险和可预测风险,然后通过改进开发和生产方案、改变工作环境等方法降低风险的损失和发生概率。

5、结语

相对于传统产品或成熟产品来讲,新产品项目开发与生产的不确定性更强,在风险管理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会更多,而新能源电池的开发与生产不仅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也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所以不仅在开发与生产的过程中要注意风险评估与控制,在项目开始之前就要制定完善的风险管控方案,一定要将新能源电池项目的风险管理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进行。

参考文献

[1]任纪良,沈玲.燃料电池轿车开发项目风险管理[j].上海汽车,20xx(1):4-7.

[2]徐钰华.基于流程的产品开发项目的风险识别[j].航空科学技术,20xx(5):21-24.

[3]骆正山,王小完.产品开发项目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xx,37(3):387-389.

[4]张春勋,黄琼思.基于知识与过程集成的产品开发项目风险管理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xx(3):29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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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国企管理制度建设的“立”与“行”_企业管理论文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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