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论文】导语，大家所阅读的此篇共有103475文字，由汤玉科用心厘正之后，发表到范万文网fwan.cn！范万文小百科：齐湣王田地（？～公元前284年），妫姓，田氏，名地，战国时期田齐第六任君主，齐宣王之子。公元前302年，正式即位，在位十八年。明代农村的人口流动与农村经济变革_人口问题论文假若你对此篇文章的写作能力需要改进或者修正，也可以上传分享给大家！
一
在封建社会，所谓“农村经济”，实质乃是宵(商?)业经济。人口、土地、种植业，是构成它的三个主要因素。其中，人口是最为关键的。明代中国的农村经济经过唐宋以来的长期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的剌激，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变革。
这个变革，以王朝政策为导向，以农村人口流动为契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封建国家组织了规模空前的移动，使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并改变了人口和土地布局。但同时又存在着大批农民弃家逃亡的严重现象，制约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二阶段，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农民纷纷破产，出现大批流民群，最后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使农村经济由迅速复兴而陷入徘徊之中。第三阶段，以东南沿海地区农民为先导，开始更新“本”、“末”观念，自发地进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从单一经营转向农、工、商并举的多种经营。从而引发了农村人口的大分化、大流动，大批劳动力从粮食生产中分流出来，从事商业性宵业和工商业活动，削弱了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为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开辟了道路。并由此奠定了近现代中国农业与工商业经济，以东南沿海地区为最发达的基本态势。
深入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农村人口流动与农村经济变革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农村人口流动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与作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同时也有助于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何仍以东南沿海居领先地位的渊源所在。本文拟以农村人口流动为主线，结合土地利用和种植业的变化，对此做一个初步探讨。www.0519news.Com不妥之处，敬希指正。
二
人口的再生与流动，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两个必要前提条件。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做保证，社会生产就无法进行，而没有人口的合理流动，社会生产就难以向纵深发展。人口流动涵容两层意思：一是空间流动，二是职业流动。前者，是人们居住地域的变动；后者，是自身社会层次的位移（每一种流动有时可能兼具这两种情况）。如果从人口流动的历史价值考察，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对人口流动的社会效应进行具体。有些流动具有积极作用，有些流动则带有破坏性质。明代中国农村的人口流动就是这样。
在明代初年，中国农村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形式的人口大流动。
一种是，由封建国家统一策划、统一组织的人口大流动，即移动。“朝廷所移民曰移徙”，这些人可以称为“移徙”之民。
另一种是，没有组织、没有计划的人口大流动。他们是为了“躲避差役”等项剥削而四出逃亡，辗转各地谋生的，这些人可以称为“逃移”之民，或“流徙”之民（１）。
明初，移民包括徙民开荒和调军屯垦，都是仿效历强制移民的做法，形式上并不新奇。但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规模最大的移动，收效显著，影响深远。
元朝末年，群雄纷争，干戈不息，农村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史载：“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２）。长江以北广大地区，更是一片凄凉景象。有的以至“多是无人之地”（３）。
人烟断绝，土地荒芜，生产凋敝，这不仅是的灾难，也是对明王朝的致命威胁。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为了复洒农村经济，勇敢地面对现实，担负起历史重任。在农村以休养生息、开垦土地、增加户口为基本政策，在制定和完善各种典章制度、加强土地与赋役管理的同时，坚决运用集权的威力，围绕着调整人口布局和增加耕地面积两个中心环节，及时地在全国范围内强制进行空前规模的人口大移徙以及土地大开发，使中国农村一改元末以来的残破面目。关于这次人口大移徙的政策与背景、种类与人数、地区与路线、成效与影响等，已有人专门做了全面、深入的（４）。重复描述，自然是多余的。
概括起来说，这次调军移民垦荒运动，最早始于至正（１３５８年）十一月立民兵万户府，令军于南京龙江诸处屯田；继于至正二十七年徙苏州富民实濠州。洪武时“徙民最多”，迄永乐末年大体结束，“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至“正统后屯政稍驰”，大规模开垦生、荒地的运动基本上停止，为时凡９０多年。于时“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耻，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５）。全国耕地面积由此大增。洪武时移民最多，垦田自然也最多。其中，军屯曾达到８９万余顷（６）。至洪武十六年统计，有数字可考的垦田数为１８０５２１６顷（７）。移动的地区主要为山西、山东、河南、塞北以及江南等地。有数据可考者为２００万人左右（８），是当时国内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潮。
这次大移民，不仅在上、军事上有利于巩固边防，最深远的影响还在于经济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广大贫苦农民的一场生产自救运动，无业之民通过移居“宽乡”，暂时满足了对土地的要求，生活因此有所保障。从而减少了农村人口的死亡，为维持社会简单再生产准备了必要的劳动力。第二，通过大量移民开发内地“土旷人稀”的落后地区，尤其是以军政建设为主导、以移民实边和军士屯田为动力、以互市为纽带的对西南与东北等边陲地区的大力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中国北方与南方、边区与内地的经济差距，有利于各地的交流，增强了民族团结，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并由此奠定了清代以后中国人口与土地的布局。这是明初人口大移徙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１４世纪下半叶至１５世纪中叶，古老的中国在经历了元末战争、明初大规模营建和农民大量逃亡的冲击之后，仍能以勃勃生机，称雄亚洲，威震世界。国内清明，经济富庶；对外，郑和七次下西洋、四夷 臣服，“万国来朝”。究其原因。主要就是由于明王朝采行人口大移徙，使全国农村户口增、田野辟、粮食足，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当时另一种形式的人口大流动上。
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这是几千年来封建国家最感头痛的问题。明王朝也同样对此无能为力。不仅如此，在明代初年，最高统治者一方面主张“爱惜民力”，一方面却又大肆消耗民力。明太祖为了完成统一大业，连续进行大规模的南北征战。明成祖为了夺得帝位，发动“靖难”战争，兵火所及，村里为墟；费时十九年，用工上千万，耗资不计其数，迁都（９）；出兵；派郑和下西洋。正统朝三征麓川，连兵十二载，用军数十万，“转饷半天下”，西南为之骚动。为此，大肆催征赋税，增发劳役，兵连祸结，国匮民穷。于是，在号称“太平盛世”的背后，已经潜伏着不可克服的严重危机。从洪武年开始，各地穷民不顾危险，冲破王朝编户为里，严禁随意外出、迁徙的法令，蜂拥而起，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另一股人口大流动潮。对此，以往有关明初农民问题的论著，多数重视不够。据《明实录》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建文四年八月丁丑；永乐元年正月庚辰、元年十一月丁未、五年八月壬辰、八年七月戊子、十六年二月癸巳、二十年十月戊子；洪熙元年十二月丁亥；宣德三年闰四月甲辰、五年十一月甲寅、十年六月丁未；正统二年三月戊午、二年四月戊寅、五年正月辛亥、五年正月甲子、五年十二月甲午、十年五月庚子、十二年三月戊子、十二年四月戊申、十二年五月壬子、十二年六月丁卯条等二十二次的记载，山西、山东、北直隶、河南、湖广、陕西等处，包括复业和“累岁屡招不还”的逃亡之民，计为８９８６７３户，如按每户五口估算，总数为４４９３３６５人。逃亡的原因，“赋税浩繁”、“徭彼繁重”者占１６次，“累岁旱涝”者３次，“避兵流移”者１次，未具体说明原因者２次。
首先，可以明确而肯定地说，他们都不是朝廷组织的“移徙”之民。而完全是无定向“辗转流移”之民。
其次，在这些逃亡的人们中，有些是在元末战争中已经弃家他走，但绝大多数都是明王朝建立以后，由于经济剥削等原因而逃亡的。无论是还乡复业者，还是累招不还者，都是如此。洪熙元年十二月明宣宗说：浙江海守“一县几何民，而逃者九千余户。此必官不得人，科敛无度所致”（１０）。至宣德年，明宣宗又说：“人情皆欲安居，谁肯弃业他徙。只缘有司不善抚恤，横征暴敛，致其如此”（１１）。他还说：“天下，国初俱入版籍，给以户帖，父子相承，徭税以定。近年各处间有灾伤，乏食，官司不能抚恤，多致流徙”（１２）。正统时，明英宗说：“今岁未为荒歉，而民流移如此。盖由府、州、县官尸位素餐，苟且度日。稍有科差，则放富差贫。征收税粮，则横加科敛。或徇势要所嘱，督追私债，甚于公赋。或为豪猾所饵，通同侵渔，无所不至。以致小民不能存活，弃家业，携老幼，流移外境”（１３），“迁徙不常”（１４）。由于农民大量逃亡所引起的荒芜田地、究竟有多少，因史无明文，不敢妄猜。然以逃亡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地区之广，而又有不少人“累岁招抚不还”，则不难想象其后果之严重。从当日皇帝的诏令与臣僚的疏中，一再提到的“田地荒芜、庐舍荡然”；“流徙死亡，道路相挤”；“逃徙数多，复业数少”；“逋负税粮，遗累乡里”之类的言词、亦能略知大概。为全国首富之区的江南苏州、松江二府，永乐四年九月得到朝廷救济的复业流民凡１２万户，按户五口计，为６０万人。没有得到救济和尚未复业者，又不知有多少。后来周忱说：“苏松之民尚有远年窜匿，未尽复其额。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芜者”。苏州府太仓城，洪武二十四年黄册原额６７里，８９８６户。至宣德七年只剩下１０里，７３８户（１５）。四十一年间户口逃绝十分之九。苏、松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据官方统计，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全国田土８５７７６２３余顷（１６），１０６５余万户，６０５４余万口。从洪熙元年（１４２５年）起，全国田土一直只有４００余成顷，９９０余万户，５０００余万口。短短几十年，田土减少４００余万顷，户减近百万，口减千余万。除册文讹误、豪强欺隐之外，农民逃亡，“田地荒芜”以及“流徙死亡”，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明初两种不同形式的人口大流动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的视角，两者都有其局限性。封建国家实施大移民的出发点，意在“田野辟，户口增”（１７），以复兴为战争破坏的农村经济为基本任务和终极目标。对此，无需解释。移民的去向便是最好的证明。在数百万的移民大军中，除了一些具有手工业专长的技匠移入京师等处城市，专门供役于各种劳务工程，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以外，绝大多数都是从此地农村移到彼地农村，由内地农村迁入边区农村，他们的身分、地位、职业丝毫没有改变，依然被牢牢地捆在田土上，继续从事“本业”，即农业生产。土地也同样主要还是单纯种植粮食作物。屯垦的军人、农民、商人、富民、囚犯，都是“专以务农重粟为本”，资金投入和劳力分配用于发展经济作物的，比例极少。即使一些移徙京师地区的，也是以种粮为先务。所以，这次移动根本没有改变农村的单一经营方式，没有启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开发，更谈不到改变农村的经济结构问题。而逃民的大量存在虽然引起不少田地荒芜，生产破坏，妨碍了农村经济的复兴，有些地方以至重新成为人烟继绝之地。但它决不能抵消朝廷移动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因为其时它只是四散流徙，尚未形成大规模的屯聚；人数固多，但绝大多数已陆续还乡复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还不甚明显。三
十五世纪中叶，朝廷发动的移动已经结束。公元１４４９年，“土木之变”以后，形势突变。明王朝繁荣富强、“太平盛世”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随之而来的是，朝政日非，国力衰退，土地兼并盛行，社会动荡不安。封建统治者为了保证自己的享用和国家的财政收入，开始在农村广建“皇庄”，“加派”赋税，进一步扩大“折色”代租的范围。于是，中国农村在明初众多逃民尚未还乡复业的情景下，又出现了新的人口流动局面。而且由于形势的变化，流动的形式和性质也具有新的特征。相当一部分农民流入寺观，僧道人数骤增，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１８）。但基本的还是大量转徙于农村。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与封建王朝形成严重的军事对抗。从而使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为之大大减弱，由迅速复兴而转入迟缓之中。
先将这一阶段农村人口的流动情形，制成下表：
时间 地区与人数 资料来源
景泰三年五月庚戌 各处逃民辗转亡徙，所至成聚，其在河南、湖广、凤阳者尤甚。 《明英宗实录》卷２１６
天顺四年八月丁卯 广东韶州等府逃民以万计。 《明英宗实录》卷３１８
成化元年七月辛未 老弱转死，丁壮流移，南阳、荆、襄流民１０余万。 《明宪宗实录》卷１９
成化四年正月甲申 四方流民，屯聚荆、襄者已二、三十万。 《明宪宗实录》卷５０
成化四年三月庚辰 陕西平凉、延安、庆阳诸府人户，逃移外郡者“十有七八”。 《明宪宗实录》卷５２
成化四年四月乙卯 河南、荆、襄附籍流民已有６３００余户，未附籍犹不知数。 《明宪宗实录》卷５３
成化四年十二月丁酉 荆、襄、安、沔之间，流民不下百万。 《明宪宗实录》卷６１
成化六年四月壬左戌 四方流民汇聚汉中者，不下数万。 《明宪宗实录》卷７８
成化六年十一月 荆襄流民再次起义。时值大饥食，流民入山者９０万人。 《明通监》卷３１
成化七年七月甲午 荆、襄山中流民、无虑百万，陆续出山复业 者９３８０００余人。无籍核查，四散奔走出山者又莫知其数（１９） 《明宪宗实录》卷９３
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己丑 抚治荆襄都御史原杰奏曰：流民之数凡１１３３１７户，４３８４６４４口，俱山东、山西、陕西、江西、四川、河南、湘广及南北直隶府、卫军民等籍。 《明宪宗实录》卷１６０
成化二十年九月己酉 山西平阳一府逃移者达５８７００余户。 《明宪宗实录》卷２５６
弘治二年七月癸亥 流民在湖广郧、襄、荆三府已成家业附籍者５７８２４人，未成家业、愿回原籍者１３５４６人。 《明教宗实录》卷２８
正德元年三月辛丑 清查过荆、襄、南阳、汉中等处流民２３５６００余户，７３９６余人。 《明武宗实录》卷１１
正德元年十月戊申 续清查出荆、襄、郧阳、南阳、汉中、西安、商洛等府、州、县流民合计１１８９７１户，愿附籍者９２３７０户。 《明武宗实录》卷１８
正德十四年五月己亥 流民之患，不独山东为然。山西、陕西、河南、湖广，亦皆如是。 《明武宗实录》卷１７４
明中叶，以中部地区为主体的农民大流移，归根结底是农村经济秩序混乱的深刻反映。这种混乱，主要表现在土地兼并激烈和赋役日趋繁重。
土地方面。明初经过编制“赋役黄册”与“鱼鳞图册”，农村土地占有关系相对稳定，“无豪强兼并之风”。即使是在历来土地高度集中的江南苏、松一带，成化、弘治以前，士大夫求田问舍之事尚少，“门阀甚高者，其业不过中人十家之产”（２０）。苏州府以至没有大户，“止有小户”（２１）。至明英宗时，风气为之一变，诸王、外戚、太监纷纷占夺田土。尔后，富有四海的“天子”，也与“贫民较利”，广置“皇庄”，无偿掠夺农民的土地。明宪宗即位，“皇庄遍郡县”。孝宗期，皇庄进一步扩张。弘治二年，畿内皇庄５处，菜地１２８００余顷。勋戚、太监等庄田３３２处，共地３３１００余顷。管庄官校人等依仗权势，往往招集无赖群小，称为庄头、伴当、佃户、家人诸名目，占地土，敛财物，抢牲畜，污妇女，害人命，民心伤痛入骨（２２）。武宗即位一月，建皇庄７处，后增为３００余处。于是，诸王、外戚、太监、官僚、地主、奸猾之徒，乘时射利，侵渔成风，广占田地。他们当中，占夺田地数十顷，数百顷，数千顷者，大有人在。占有万顷以上者，亦不乏其人。正德初年，在皇庄遍地的京畿地区爆发了有明１５０年来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刘六、刘七起义；而在王府庄田为数最多的河南、山西、陕西、湖广等省，百万破产农民以逃亡和起义的形式表示反抗。这些都从不同的侧面说明：大批农民产业殆尽，或被迫流徙各地，或冒死举旗起义，土地问题是一个重要根源。成化七年六月，巡按直隶御史梁昉上言：“民迫于饥寒，困于徭彼，往往隐下税粮，虚卖田地，产业已尽，征赋犹存，是以田野多流亡之民，里甲有代偿之扰”（２３）。
赋税方面。明初明太祖定全国官民田赋，以“田有定则”，而“赋有常额”，“不得随意增损”为原则。“土木之变”以后，农村逋负日趋严重，国家岁入深爱影响，而支出却与日俱增，于是开始随意“加派”。《明史》称，“加派”始于嘉靖后期（２４）。然究其实，加派至迟在景泰年间早已出现。弘治时，户部待郎韩文说：“正统以前，国家用俭，故凡百姓输纳皆不常额之外。自景泰至今，供应日盛，科需日增，有司应上之求，不得已往往额外加派征纳。如，可南、山东等处之添纳边粮，浙江、云南等处之添买香烛，皆昔年所无者”（２５）。当时兵部尚书马文升也极陈赋役困民之害，认为“赋重役繁，未有甚于此时者也”。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宫火灾，为修建宫殿，在南北直隶及全国各府州县加派田赋银１００万两。自是催科旁午，海内骚然（２６）。
农民在困扰于赋重役繁的同时，又遇上严重的自然灾害。这是加速农民大批逃亡流徙的催化剂。天顺初年至成化末年：南北直隶、河南、山东、陕西、江西、湖广、四川、福建等处水旱频仍，军民饥馑。成化二十一年：陕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尸骸枕籍，流亡日多。
总之，正如弘治末年有人所说的那样：“今天下赋敛横流，徭役山压。加以彼旱此涝，收田之人，不足以缓公府之追求，唯有破家去产而已”（２７）。
而在全国一幅哀鸿遍野图中，惨象最烈的是河南、山西、陕西、湖广诸省。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自景泰二年（１４５１年）至弘治二年（１４８９年）的四十年间，在朝廷下达的救灾诏令中，一次减免田徂２０万石以上至３００万石者，计有四十六次（不包括没有具体数字的），内中与上述诸省直接有关的占三十三次，就是一个例证。
饥民是流民的后备军，民饥必逃。这一阶段中国农村人口的流动者，绝大多数都是“穷乏至极”，“无可度日”的饥民，他们是构成当时流动的主体。其特点有二：
第一，地区集中，人数众多。主要发生于河南、山西、陕西、湖广等处。仅上表列举的有具体数字者即有１５０余万，约占当时全国在册人口总数的３％。实际当大大超过此数。时人王邦直说：“自一州一县言之，大约流移之民恒其半”（２８）。流民数多的严重后果是“田多荒芜”（２９）。；“公私耗竭”（３０）。而逃户所遗田土、粮草、钞、绢，俱责现存人户代纳。存者反不能自存，又往往流移他方。逃者惟虑追征逋负，“宁死道路”，也“不愿复业”（３１）。由是形成农民饥饿→逃亡→复业→再逃亡，如此恶性循环，反复不已，田地荒废，赋无所出，势在必然。
第二，集中流向荆襄山区，先屯聚而后起义。逃移之民大多流入荆襄，“皆因各处被灾，公私急逃而来也”（３２）。封建朝廷为了流民起义，动用了大批的人力与物力，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影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尽管统治者一再恩威并用，招抚不成，即用高压，在那里附籍，安家落户者仍有５０余万人。他们如同明初移居“宽乡”者一样，有利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他们由耕田转为种山，为后来在山区治地，发展多种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另外，这一阶段“折色”的进一步推广，也是增加农村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明初，承前代旧制，赋税征收实物。洪武时“折色”的范围还不广泛，只限于个别地区和“折收逋赋”。永乐时，“民间用银，仍有厉禁”。正统初，诸方赋入折银者几半。然北方各省仍以实物地租为主。成化末年，李敏为户部尚书时，北方两税才皆折银。商人开中，亦于成化间始用银折纳，并于弘治四年正月正式制度化，“通折以银”。至此，折色才逐渐全面放开。
折色固有不少弊端，但它的出现，是“本末”观念的一大变化，是顺应商品生产发展的潮流，更为后来农村中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不仅为白银的广泛生产与流通，为古代实物地租向近代货币地租转型铺平了道路，而且激发了乡里小民为得到银两纳赋完租而改变单一种粮的传统习惯，增强商品意识，弃农从工从商，或弃粮改种经济作物，发展多种经营，调整农业经济结构。
【英文摘要】genealogies(jia pu)are important historical sourcematerials.based on an ysis of a large quantity ofgenealogies,this essay examines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migration occurr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activities of migrants and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borderareas.it also highlights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migrant societies and its differences with traditional society.this article also utilizes research methods of economicdemography.<?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 正 文】
谱牒、口碑等资料的学术价值早已为人们所周知。WWw.0519news.CoM清末钟琦说：“陇蜀滇黔诸省于谱牒茫然不解，殊属疏漏鄙俗，两江、两浙、两湖诸省崇仁厚，联涣散，各村族皆有谱牒。”（注：《皇朝琐屑录》卷38《风俗》。）清代家谱编纂具有地区不平衡的特征，东北、内蒙等边疆地区的谱牒资料十分有限，这样，我们利用谱牒等资料来研究清代移民问题时遇到的诸多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历史现象多姿多彩，历史创造的主体有血有肉。清代边疆移民各自的家庭背景、迁移动机、迁移经历、迁移效果如何，都值得我们予以深刻的观照和仔细的审视。清代边疆移民既折射着边疆地区经济开发的不平衡性，又影响着边疆地区经济开发的不平衡性，两者之间具有交叉效应。
一、清代边疆移民的群像素描
移民的概念不同于人口流动。所谓人口流动，是特指人口在地区间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短期的、重复的或周期性的运动。这种人没有长期改变居住地的意图，他们出去了还要回来。目前人口学界对迁往他地达多久为移民尚无确定的标准；实际生活中移民与人口流动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有时难以严格区分。如张宗昌于光绪七年（1881年）出生于山东省掖县祝家庄，父亲是喇叭手、剃头匠，母亲是巫婆。张宗昌十二、三岁时帮其父掌铙钹，混日子，十五、六岁时随其母赴辽宁营口，在一家“宝棚”（即赌场）为赌佣，给赌徒端水送茶、跑脚打杂，昼夜与赌棍、小偷一类为伍，因被当地士绅视为祸患而遭驱逐，遂无处栖身，四处流浪，最后到北满当一名修筑中东铁路的工人，不久又沦落为胡匪，而其母当时只身一人在营口，相继与洗澡堂的老板、补鞋匠以及卖布的货郎姘居，混了一段时间后就不得不返回山东。（注：《军阀列传》。）本来，张宗昌与其母都有移居东北的倾向，可是其母由于形势逼迫而不得不中止移民动机，这种迁移行为便转变为人口流动。另一方面，流动人口也可以成为移民的先驱。当流动人口在某一迁徙地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对迁徙地产生了依附感时，他们就有可能决定在迁徙地定居下来而成为移民。在清代前期，边墙内的陕西等地农民出边到蒙古地区耕种，春出秋归，名为“雁行”客户，是一种典型的流动人口。当时，由于这些雁行客户在边外暂时伙聚盘居，故而他们所开垦的土地被称做“伙盘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人口流动现象周而复始地循环进行，许多雁行客户便在蒙古地区逐渐定居下来，从而完成了向移民身份的过渡。由此可见，移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界线不一定划然清楚，泾渭分明。本文所说的移民是指改变过去的常住地点而迁到另一地区居住较长时间的人口。
社会经济条件是影响人口迁移与流动的主要因素，区域经济的不平衡便推动着人口的移动，使之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常性现象。只要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着非均衡状态，人口迁移就必然发生。人口迁移塑造出新的人口再分布结构，使人口结构的地域分布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由不平衡向相对平衡的发展。人口地域分布结构因人口迁移而趋向相对平衡，必然使社会经济的生产力区域结构随之趋于相对平衡并产生新的不平衡，反过来又推动新的人口迁移。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的地域分布具有凝滞性，与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的分布相一致。正是这样，所以清代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二者基本上呈正相关，即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也是经济密度较高的地区，经济密度低的地区也是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相对于内地而言，清初边疆地区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这种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态所形成的级差，为有清一代边疆移民如水赴壑趋势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当时，我国人口急剧增加，可是封建时代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又十分有限，这样，迅速增殖的人口形成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不能被充分吸收，出现了劳动力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而生产力的现象。福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等已开发的地区人地不平衡状态日益严重，人地冲突日益尖锐。人口再生产和生活资料再生产的失衡本来已经使这些已开发地区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其经济活动所能容纳的限度，而封建生产关系下的剥削体制则又使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分配不均衡，加之饥馑、自然灾害、战乱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局部地区呈现混乱的动荡局面，于是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便充当了缓解内地人口压力的“安全制动阀”。在内地许多地区人满为患的情况下，大批内地民众不得不另谋他图，到边疆地区寻求生存与发展。另外，到清代的时候，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经过千百年的缓慢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已具有开发边疆地区、扩大生产空间、更广泛地将各种自然和社会经济资源吸引到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周转中来的客观要求和趋势。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中国封建社会内地较发达的经济就会向边疆地区进行墨渍式扩散和辐射式扩散，这样，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力便不能不流向边疆地区而为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提供劳动资源，呈现出“离心状运动”的趋势。换言之，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产力空间扩张的内在动力导致了边疆与内地之间人口分布不平衡格局的变动。
从上述可以看出，清代边疆移民服从于客观的经济必然规律。然而，客观的经济必然规律是贯穿于清代边疆移民这一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的。清代边疆移民的身份背景形形，其迁移的动机也林林总总。下面，我们就其迁移的原因分别略加说明：
(a)流徙。这是一种强制性的移民活动，其迁移系统属于严密结构的迁移系统，其迁移行动是迁移主体由迁出地通过预定的行动轨迹而达到预期的迁入地的全过程。在这类迁移过程中，迁移系统的各组成要素和迁移链条具有较明确的规定性，毫无随机性而言。这种事例在谢国桢先生《清初东北流人考》中谈得很多，兹不赘言。
(b)军事驻防。边疆地区是国防前线，所以清为了巩固国防而往往派遣军队到边疆地区驻防，这些军队官兵服役期满后便在边疆地区安家落户，繁衍后代。爱珲王氏家谱记载：“先代籍历襄阳，式衿闾闱，家遂隆昌。康熙七年，奏调龙江，兼山以北，威凌气壮。罗刹慑伏，永镇边疆。历三百载，支派成行。”（注：《爱珲王氏家谱》。）
(c)躲避战乱。辽宁沈阳县人陈克让的祖先原住在福建晋江，清初避耿藩之难，始移家辽东。
(d)温疫。辽宁新宾县八旬老人肖某珍藏的族谱内容细致，文字晦涩，其大意是：祖籍山东莱阳，顺治年间发生瘟疫，家中人多染疾而死，幸存者无以为食，路逢绝境，投奔关东，当时推着独轮车，不知途中日月，辗转来此。刚到时，家中五口，无房舍，寄住同乡家，轮流居住，达数年。（注：《新宾肖氏家谱》。）
(e)水旱灾害。马占山的祖父马万龙的籍贯本是河北丰润，据马占山之女记载：“嘉庆初年，那一带遭水灾，大批难民流入东北。我曾祖父马万龙和曾祖母黄氏也挑筐逃难来到东北。”（注：《马占山将军》。）马万龙定居吉林怀德毛家城子村西炭窑屯，后生一男名叫马纯，一家三口过着无依无靠的生活。马纯长大后长年给本屯地主扛活，后在本屯人帮助下与本屯一家刘姓的女儿结婚，辛勤劳动多年，买了几亩地，接着又从本屯地主那里租赁几亩地，以维持全家生活，生一男一女。
(f)家庭矛盾。从福建《玉山林氏宗谱》来看，该族自十一世以后，迁台的人数很多，其先驱者约在顺治末、康熙初，亦即郑成功收复之后。该宗谱记载了十五世林式霁赴台的经历：“式霁，字燕明，际宣公三公子。少失怙恃，为嫂氏所凌。年弱冠，航海之淡水，只身空乏，数十年间，蓄妻子，置田园。妣氏陈。尤善相居积，少阜延名师课子，逢源入府泮。自是省之贡院、台之考棚、淡之城郭，公俱与有力；族中礼典，岁费周章，公首捐重金，倡建祀田。今持筹者权有二千余金，预为买沃计。晚年嫂茹贫难支，公时时接济，无令乏，后复为置良田二百金以赡之。”（注：晋江《玉山林氏宗谱》。）
(g)求学。清朝统一后，因草莱初辟，文化落后，故入泮较大陆要容易一些。那些屡困科场的大陆诸县（尤其是泉、漳二府）学子们为了获取秀才资格，便东渡进学。晋江县林宏礼生于康熙十九年，少年时“迨屡试晋水，久困莫售……爰喟然叹曰：‘何不可遨游东宁，聊托一试？’于是登堂拜别，羁迹，凡御史观风月课，以逮府县两试，其夺矛试艺，几于累牍也。”（注：晋江《玉山林氏宗谱》。）
(h)经商。乾隆初年，山西祁县乔姓和徐沟县秦姓二人自幼结为异姓兄弟，相偕来到内蒙的萨拉齐，在老官营村当铺当了多年佣工，稍有积蓄，便转移到包头两脑包交通要道开设草料铺，兼售豆腐、豆芽、饶饼、以及零星百货。嘉庆年间，他们两家便合资三万两白银开设了清代蒙古历史上有名的商号“复盛公”，以经营油、粮、米、面、酒、醋“六阵行”生意为主。
(i)仕宦。周冕，字少逸，浙江嘉兴府人，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他曾在清末奉命署理蒙垦事务。当时，他已至耄耋之年，为了预思后路、安度晚年之计，在丈量荒地时将松花江北岸一带土质肥沃的荒地留下来据为己有，并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黑龙江肇东县建屯落户，取屯名为“同仁堂”，其家在清末有地一千二百余垧、房屋百余间、佃户一百五十余户。
(j)响应屯垦的招募。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招募内地民众赴屯垦，当时寄籍肃州经商的山西临晋县人卢文忠便情愿自备车辆路费，挈眷前往认垦，受到皇帝的特诏嘉奖。
诚然，破产农民是清代边疆移民的主体，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在“闯关东”、“走西口”、赴的征途中留下了一个个辛酸而悲伤的故事。《白山黑水录》在描述东北地区开禁后的移民状况时这样写道：“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只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孩哭者眠者，兄以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相依，踉跄道上……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逆旅共寝食者皆山东移民。”（注：《白山黑水录》。）正是这样，边疆移民“闯关东”、“走西口”、赴的迁徙活动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移民活动，它已经在中国普通民众心理的深层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一种忧伤文化的象征，代表了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清代边疆自发性移民的迁徙动机除了谋生求职型以外，还存在许多更高层次的心理追求。动机源于人类的的基本需要，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因缺乏而产生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清代，因走投无路而被迫踏上边疆移民征途的例子固然不胜枚举，而求有所发迹、求大展鸿业的边疆移民也在所多见。从上文的归因中就可以看出，c、d、e原因产生的边疆移民的动机层次明显低于f、g、h、i原因所导致的边疆移民的动机层次，后者的迁移活动含有满足移体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等高层需要的渴望目的。清代边疆移民既是一曲主旋律哀婉而幽怨的悲歌，同时也不乏光明的音色。在清代边疆移民的大潮中，有些人可以说是开发边疆的“弄潮儿”，边疆地区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对他们来说是英雄用武之地，边疆移民的征程对他们来说具有个人丰富自我的意义。因为清代边疆移民之所以出现，不仅有内地的“推力”，而且有边疆地区的“拉力”。我们忽视积极的开拓型边疆移民，就意味着否定了边疆地区的“拉力”。
人口在地理空间的流动属于水平式的社会流动，与垂直的社会流动具有密切的关系，二者有时相伴或相随发生。边疆与内地生产力水平的不平衡态造成了边疆移民的大潮，而边疆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也是这种不平衡的产物。由于边疆移民的不断开发，由于边疆与内地的社会状况差异较大，故而边疆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边疆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速度和比率也是相当快、相当大的，许多边疆移民到边疆地区后都改变了其社会关系组合结构中的地位。当然，移民者的天赋条件、自获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尽一致，其社会垂直流动的情况也相差悬殊。边疆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按其幅度的大小和速度的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移民到边疆地区后的境遇几乎依旧如故。这类移民在迁徙后一般仍沾著于土地之上而没有进入新的生产领域，自身素质较差，社会环境的有利条件也没有赐予他们或与他们失之交臂。1982年沈阳市西塔街道办事处修建房屋时所发现的吴俊升神道碑中有这样记载：“先世籍山东历城，以岁饥就食奉天，再徙昌图，祖天福，父玉，□□农。公移籍辽源，少为人牧羊。”吴俊升家世代务农，于咸丰末年迁到东北，但几十年都家贫如洗。该家无社会垂直流动的迹象，然而其社会水平流动却属于链式迁移，这种链式迁移产生的原因即在于其社会垂直流动的失败。
第二种类型，移民实现了一生中流动的目的但幅度小、速度慢。福建南安《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提及一个名叫陈创芝者，“盛年经商，铢寸累积，暮岁设肆吴山。”（注：《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此人从盛年到暮年在惨淡经营，备尝艰辛，终于过上一个小康生活，足见其成家立业的阶梯何等漫漫兮修远！
第三种类型，移民从社会的底层迅速一跃而成为富豪。陈逸松的祖父是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人，因穷贫无以为生，遂于1842年单身搭乘一条小木船飘到北部的淡水港，抵岸后不知所从，只好相信命运，将随身携带的一根扁担竖在地上，扁担倒向淡水的东南方，沿着这个方向走了数日，最后到达宜兰县浊水溪的地方。他在此开荒种地，两年后攒了一些钱，回到故乡将已经瘫痪的老母亲背上带到宜兰，从此定居下来。当时，清朝官员采取限制供应粮食、盐等办法以求控制高山族人，陈逸松的祖父便乘机进山贩卖私盐给高山族人，然后换取鹿茸、鹿鞭等贵重药物给平地的汉人，迅速发迹，又回到故乡漳浦招募了一批又一批贫苦农民去宜兰浊水溪一带垦荒，于是，他由一个逃荒者变为宜兰第一个拥有五千多顷土地的大地主。从这一典型例子可以看出，凄凄惶惶的移民征途是一些人通向成功的道路，这种移民过程中包含了逃荒与富贵、不幸与幸运、大悲与大喜的人生沧桑世变。
第四种类型，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贯穿于异代变迁之间。《东昌张氏宗谱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我张氏之先，居山东东昌府莘县长兴社杨皮营村。乾隆年间，我高祖岱公始游关外朝阳、凤凰等处。后至吉林之伯都纳青山堡镇东半截河子屯，察其土质膏沃，垦田躬耕，久之遂家焉。”（注：《东昌张氏宗谱书》。）嘉庆年间，张廷举的祖父兄弟三人因穷困潦倒而先后来到黑龙江省阿城县福昌号屯（因其家开设的杂货铺商号而得名）。他们在前辈的基础上残酷剥削农民，特别是从关里后到东北的农民，家业很快扩大，陆续在榆树、阿城、宾县、五常、巴彦、绥化、呼兰、克山、兰西等八九个县拥有大量房地产。据《东昌张氏宗谱书》所载，他家仅在克山一县就有土地一千多垧，在阿城、五常、绥化和呼兰等地都开有杂货铺、粮栈、钱庄、烧锅（酒厂）、油坊，在林区有林场，在松花江岸还有一个拥有一千多匹马的大牧场，为东北汉族最著名的富商大地主之一，连清廷的副都统上任都得先来登门拜访。然而，到张廷举父亲那一代，由于日俄经济侵略势力伸入东北广大农村，再加上马红眼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这个新兴的暴发户家族遂逐渐走向破产和衰落，分家析产，一蹶不振。历史的发展可谓变幻莫测，一些边疆移民的沉浮升降也常常轮回替转。
二、清代边疆移民的地区性差异
在前面，我们从清代边疆移民整体出发着重了其群体的层次等级特征，但这种研究仍是一种线性的考察。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那么清代边疆移民的地区性差异就会清晰地凸现于我们的视野之内。清代边疆与内地的生产力不平衡态导致了清代边疆移民的大潮涌动，而边疆地区各种条件的不平衡性与清代边疆移民地区性差异之间的关系更是灼然可见。我们认为，清代边疆移民的地区性差异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各边疆地区的移民数量规模极不平衡。就笔者接触到的材料来看，赵文林、谢叔君《中国人口史》一书运用现代概率统计学方法对清代人口史料进行审订和推算，其各项核实修正后的数据相对来说较具有权威性，因此我们在这里依据该书中的数据资料制成如下清代边疆（未包括海南岛）人口统计表：
我们假设x[,1]，x[,2]……，x[,9]分别代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广西在1661—1911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k代表上述边疆各地区的项数，则x[,1],x[,2]…,x[,9]分
可见当时边疆各地区年平均增长率的不平衡性之大。历史资料表明，地区在有清一代吸收的移民数量微乎其微，该地区的开发是本地区固有民族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的，其移民绝对数量可以视为零，为边疆各地区中移民数量的最小值。与此相对照，东北移民的数量则令人咋舌。在1881—1911年的三十年间，东北人口增长了4倍多，年平均增长率为4.77%。由于在旧中国，人口自然增长模式普通以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而产生的低增长率为特征，东北也不例外，其人口再生产的诸指标与全国各地区应大致相同，所以这时期东北人口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自然增长方面的差异，而在于机械增长量、即人口净迁入量的增加。我们设m为机械增长人口数，pt、pt+1为一地区在时刻t和t+1的总人口，n为倒t+1的年数，v[,a]为参照年均增长率（在时刻t至t+1之间），并以全国同期平均增长率为参照增长率，则可以对东北在1881—1911年这段时间机械增长量m进行推算：
该值并非等于真正的移民数量，但大致反映了东北当时移民的规模。
其二，边疆各地区移民的迁出地呈偏集状态。如前所述，闯关东、走西口、赴浓缩了边疆移民无数悲凉的故事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希望和机遇，成为清代大多数移民的主要迁移路线。其中，闯关东的移要迁出地为河北、山东、山西等地，走西口的移要迁出地为河北、山西、陕西等地，赴的移要迁出地为福建、广东，到的移要来自甘肃、陕西、四川等地，至于四川人口则素有向云贵地区迁移的传统。对此，清代的谱牒资料有比较明显的反映。《辽阳吴氏族谱》有这样的记载：其先世原为山西太原府瓦房村人，顺治八年(1651)，“迁至奉天省辽阳城高丽门里，始隶旗籍，占地五十余亩，再迁辽阳城北五十里孟胡屯，选村之原，服田力穑，经营家室，遂聚族居之。”（注：《辽阳吴氏族谱》。）《蓉城北乡沙里房氏宗谱》中记载说，郴州房氏第二十世的十一名外迁者中，三人往云南落籍，其中三人落业矿厂。这反映了乾嘉之际云南、贵州等地矿厂兴旺、很多外省人纷纷前往聚集开矿的情况。该宗谱还有“叶林，生于嘉庆二十二年，往粤西贸易未归，落叶桂林”的记载。（注：光绪《蓉城北乡沙里房氏宗谱》。）山东潍县《陈氏族谱》中专门编有《寄籍图》，我们据此可以看出，在该族十二至十七代间，外迁者共有103人，其中去口古地区的51人、去东北关外的18人。（注：《潍县陈氏宗族》。）
造成这种边疆移民迁出地集中化倾向的主要原因是距离。在一般情况下，距离相对短一些，则迁移活动越容易一些，迁移量与迁移距离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但也有象锡伯族从东北迁到西北那种由清组织的超长距离迁移之类的例外。在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体制下，边疆移民常常与故土在心理上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距边疆诸地区较近省份的人口迁移到毗邻边疆地区时，其心理和物质准备要容易一些，对毗邻边疆地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较容易适应，可是，在其他地区则无此便利条件，道路辽逖，山川阻隔，难以远行，人们只好苟活一隅。同时，与边疆距离较近地区的人口迁往边疆的历史比较久远、起步早，这样便会产生“踩路效应”。一方面，只要前人到边疆立稳脚跟、踩出了一条路之后，就会在后面的人心理中产生诱发因素，后人就会跟着前进，致使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移民到边疆后传递信息、鼓励资助迁出地的亲友前去投奔落脚，这种正反馈效应也强化了移民迁出地的集中分布。
其三，移民到边疆地区后与该地区固有土著居民的关系呈现地域多元化的状态。在清代开发过程中，高山族力量弱小，汉族大量移民涌入后对高山族进行欺凌、的现象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日本立教大学籍历史教授戴国辉曾经坦率地指出：“我们客家人和福佬人双手并不是顶干净的，尤其是参与开拓的客家父祖辈扮演过侵占山地的先锋队。因而我始终保有一种‘原罪’感。”（注：戴国辉《史研究》远流出版公司，1984年第23页。）汉族移民一般涓滴式地注入滇桂地区，与当地土著民的冲突较少。在，移民多系清有组织的屯垦人口，通常因汉、回隔离而较少发生冲突。在东北，满族是当时全国的统治民族，所以汉族移民早期多投靠满族旗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族旗人的经济力量迅速衰微，汉族移民很快远远超越和取代了旧日的主体力量而成为新的主人，却始终不敢与满族发生直接冲突。内蒙古地区的情况与东北既相似又相异。清王朝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保护蒙族的经济利益，内蒙古的蒙族人口远远多于东北地区满族人口，再则，内蒙古地区的汉族移民势头也没有东北地区那样迅猛，这样汉族移民在蒙古寻求当地王公贵族保护的历史持续了很久。到清末，汉族移民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和经济势力增长逐渐与当地蒙古族发生了比较尖锐的冲突。例如，李守信的祖先是山东济南府长清县李家庄人，单身跑到土默特旗给蒙古人耕地，后被主人招为养老女婿，入了蒙古籍，成了“随蒙古”，其后代比较善于经营土地，家境逐渐宽裕起来，至清代末年，家中已拥有300多亩土地，还有牛马和羊群，并从破产的蒙古贵族手中买到一百多串“小租”。据李守信说，最初移居蒙古牧区的汉人都依附于蒙古人，如果不入蒙古籍，便动辄得咎，砍柴不许越界，牧养不准出圈，并且有蒙古地痞流氓随便闯入汉民家中索要酒食。
其四，各边疆地区移民的组织类型不同，尤其表现为清代地区由国家直接参与和出面组织的计划型移民比较突出，而其它地区则以自发型移民为主。清代计划型移民有三个特征：一、它是清巩固国防、以边养边政策的产物；二、它是通过国家有计划协调和行政组织来实现的；三、它得到国家移民投资的支持。清代自发型移民则截然不同，这表现为：一、它主要是在经济利益目标吸引下，通过迁移者的主动选择来实现的；二、移民的投资费用由迁移者个人自筹解决；三、移民迁移的连续性强，因为在私有制的农业传统自然经济格局下，有宜耕土地就自然诱发着人口迁移，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为寻求土地而进行迁移是必然的。清代计划性移民的组织形态一般具有规范性，而自发型移民的组织形态则有时呈现出边疆移民社会所特有的异常性。在清代边疆开发史上，有两个不能不提到的著名移民人物，一个是东北的“韩边外”（韩宪宗），另一个为内蒙的王同春。《南园丛稿》有这样的记载：“韩边外者，初不详其名字，山东登州人。迁辽东复州，年三十余，复东徙吉林之金城。”（注：张相文《南园丛稿》，卷5。）嘉庆年间，韩宪宗的父亲韩元毓因家境贫困，兼遭灾荒，遂从山东逃难到辽宁复州，于1813年生韩宪宗。1825年左右，韩元毓用一条扁担挑着仅有的行李和什物，带着全家老小迁到吉林，虽比较容易度日卒岁，但生活也较贫穷。韩宪宗因赌博不得不离家出走，最后到夹皮沟金厂挖金，为人侠义，在驱逐马贼的斗争中崭露头角，被众人推为首领。韩宪宗凭借夹皮沟富饶的黄金资源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桦甸、安图、靖宇（当时的濛江）、抚松一带俨然成了韩家的“王国”。韩宪宗豢养私兵，号称有“乡勇三千”，设立了一整套统治机构，该机构的中枢机关称为“会房”。史载，“居斯土者，且只知有韩氏，而不知有国家、有。”（注：《桦甸县志》卷五，第3页。）韩边外的统治集团是一种拥有武装、旨在劳动谋生、以把头制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流民团体。王同春是当时直隶邢台县人，同治十三年(1874)来到后套做工，后来自己租种蒙地，逐渐自创牛犋，并以隆兴长（今五原县城南）为大本营，发展土地。他识水脉、懂工程设计，能用土法测量，起初以技术作为入股资格与他人合伙开渠，后因发生矛盾自立门户，由于善于总结经验，开渠引水多获成功。光绪七年(1881)开永和渠，光绪十二年(1886)又开同和渠（后改名为义和渠）。开渠之后，“地随水走，人随地走”，耕地扩大，王同春招募的移民日益增加。清末后套共有八大干区，每区周围数百里，他独自一人就开辟五个区，拥有良田一万余顷，牛犋七十个，几乎占据了整个后套地区。王同春拥有武装，对移民使用私法进行管辖。在边疆移民社会中，移民蜂拥云集，泥沙俱下，资源的有限性不时引发各种血腥争斗，形成边疆社会巨大的场。按照社会学的观点，组织活动以适应环境为目标，稳定的环境允许组织进行常规化、标准化的活动，变动不居的动态环境则要求组织及时地作出适当的反应，一切组织都是实现一定目的的社会系统，必须对社会提供功能效果。自发型移民到封建生产力不发达的边缘地区后，面对群龙无首、混乱不堪的社会环境，其头脑深处的皇权和专制主义思想更加浓烈，迫切要求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使他们的生产秩序化、生活安宁化，这样便使移民中基于感召性权威而建立的不同于习惯的组织形态应运而生。如果说的移民屯垦是理性一法律化的组织，韩边外一王同春现象的移民组织属于神秘化的组织，那么，地区的移民则更多地依赖于传统的组织。从谱牒资料中可以看出，林先坤生于雍正三年（1725年），24岁时渡台，能力高强，“始而耕田为业，克勤克俭，以振家声。亦难先贫于后富之，其贫而不谄之，其富而不骄之，贫而守分，富而施仁。”（注：林畴《潮州饶平林氏大宗谱牒》，影印手抄本，第76页。）因此六年有成，遂于乾隆二年(1738)回乡省亲，并带族人林孙檀等一同赴台，开辟田园，聚集成庄，为当地的领袖人物。（注：林祁钊《林氏族谱》，影印手抄本，第5页。）在拓殖过程中，林先坤运用中国社会结构中宗族组织的原则来结合力量，与其它几位族长组织学会，先后成立了五十九公、次圣公、观音公、拱震公等合约字蒸尝，一方面祭祀祖先，一方面投资于土地经营。这种宗族团体的组成是采取志愿的形式，这样其派下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与传统宗族组织的“照房份”稍有区别。不过，他们所供奉的唐山祖和祖籍地所奉祀的一样，所以这种蒸尝可以说是一移殖性的宗族组织，具有强烈的经济取向，在早期资本凝聚与团结族人自保自卫的功效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宗族组织在边疆移民社会时期已经发生显著变异，是自发型移民因毫无官方资助而以祖籍地为基础的互相合作的地缘团体。
其五，各边疆地区的移民众趋人格大不相同，特别是地区的移民与其它地区的移民相比尤为明显。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海岸曲折，与海相习，视海洋为坦途，这种地理环境对当地居民以冒险精神为特质的海洋性开放性格的养成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另一方面，十六世纪以后，闽粤沿海地区社会经济条件恶化，资本主义萌芽发育较早，而葡萄牙人、日本人在沿海地区的出现增加了海外贸易的机会，于是，一种冒险与谋利的精神逐渐普遍酝酿，产生功利主义的思想。这一地区的民众“唯利是趋”、“趋利喜作”的众趋人格心理定式，往往使他们“遗祖宗之丘基，族党之团圆，隔重洋之渡险，窜处于天尽海飞之地”，成为中国人最具有进取心和喜欢冒险的分子。正是这样，地区移民的“开拓者精神”较其它边疆地区的移民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与地区相比，清代东北、内蒙等地的移民的进取心和开拓性相对而言要弱一些。我们在史料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些山东移民憨厚朴实，到东北后一心务农，试图依靠东北的广阔土地和自己的辛勤劳动求得五谷丰收、全家温饱，但仍然无法摆脱穷困的阴影；一些移民到内蒙后虽然发财致富，却舍不得花一文闲钱，吃穿极其朴素，没有改变陕北人在原籍的节俭习惯，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抑制型人格特征，连在内蒙、等地定居的晋陕商人也多采取保守的经营方式以求稳步发展。从本质上说，移民活动本身就具有冒险性，因为移民活动的行为主体必须克服人口分布的惰性，而移民的前途往往也含有一系列未知的因素，没有足够的勇气是无法付诸实践的。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的情况十分明显，地域因素对人们性格的形成影响极大，由于边疆移民迁出地分布呈偏集态且迁出地社会变迁的内容、方式、程度、次序等具有不平衡性，所以边疆各地区移民的社会性格必然具有异质性，其开拓性和进取心的强弱程度不尽相同。
三、从清代边疆移民看边疆开发的不平衡性<?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劳动力是生产力最重要的构成要素，边疆移民是清代边疆开发的重要行为主体，边疆移民的差异性不能不对清代边疆开发的不平衡性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人口系统既具有远离平衡的开放性又具有非线性的反馈机制，这样它便具备了自发产生各种时空有序结构即耗散结构的条件。人口系统的耗散结构在空间状态上表现为人口的地区分布必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各地区人口的数量和密度会自发趋于某一适度。正是如此，清代边疆移民数量在非均质的地域空间上不可能分布均衡。大致上，清代边疆移民数量增长的快慢可分为四类地区：(a)增长特快区，包括和东北；(b)增长较快区，包括内蒙和；(c)常态增长区，包括广西、云南和海南；(d)特慢增长区——。从东南的起，按逆时针方向依次经过东北的黑、吉、辽三省和正北的内蒙、西北的、西南的一弧圈，边疆移民的规模基本上趋于越来越小，边疆开发的水平也随之基本上越来越低，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因为，自然资源的状况决定了人口承载力和人口经济容量，从而支持边疆开发所能达到的一定经济增长速度。换言之，清代边疆开发中存在着这样一条因果链条：区域的自然差→移民数量差→边疆经济开发水平差。还需要指出，区域的自然差产生的不单纯是移民的数量差，移民是资金和技术的载体，而资金和技术与移民数量一样都是支持边疆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区域的自然差通过影响移民数量而对边疆经济增长产生的是一种扩大效应。清代边疆开发过程中东部与西部差距之所以明显扩大，与这种扩大效应密切相关。
区域经济非均衡运动理论认为，非均衡运动是经济地域运动的绝对规律，区域经济集中增长与均衡扩散是区域开发布局的基本内容，它们的对立统一是区域生产力分布发生变化的基本动因。区域经济开发早期以增长极点开发为主要形式，中期以点轴开发为主要形式，晚期以网络开发为主要形式。有清一代，边疆地区的人口动态分布状况通常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空间组织形式的演变过程相吻合。在，清初成片开发主要在台南地区，到康熙四、五十年间，县境开发殆尽，移民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发展，到雍正年间，南至琅[王+乔]（今恒春）下淡水一带，北至新庄、艋舺、板桥、新店溪一带，西部平原肥沃易耕之地大部分已垦为田园。在开垦之初，垦殖地区多以点状分布，后来各点逐渐扩展并互相连为一片。至乾隆末年和嘉庆年间，较为瘠瘦或交通不便的花莲溪流域、中部埔里社盆地等地区得到开发。清代东部被称为后山，直到道光年间才有移民进行开垦，而且垦区也较为有限。在东北地区，辽宁由于距离内地封建经济扩散的空间距离较近，易于接受扩散地区的辐射力和扩散效应，因此在1881年的东北移要分布在辽宁，随着移民在清末大量涌入东北，东北地区经济大规模开发的前沿线不断向北推移，到1911年时，辽宁人口所占比重下降了近33个百分点，而同期吉林人口比重提高了近2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东北移民的动态人口分布已出现了由不平衡趋于平衡的倾向，人口密度开始向平均值靠拢，移民在东北地区的递次推进与东北地区经济开发的空间演变是同步发展的。在内蒙，南部地区汉族移民数量大，农业成为该地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再往北一点，汉族移民逐渐减少，蒙古人较多，形成了半农半牧的经济区域，其农业经营方式远比南部汉族移民的耕作粗放，蒙古人将自己的这种耕作方式称为mogol tariya，意为“蒙古农业”，亦即当地汉族移民所说的“漫撒籽”，不过半农半牧区在畜牧业方面打井、搭棚、筑圈、划分草甸子的现象比牧区更为普遍；汉族移民直到清末都几乎没有渗透到内蒙北部地区，故而该地区为牧区。很显然，汉族移民在蒙古由南向北呈递减趋势，农业比重也由南向北呈递减趋势，并且农业经济区域随汉族移民不断向北渗透而扩大。地区移民和土地开垦带有较浓厚的计划性色彩，但也反映了移民的集聚和延伸状况决定经济布局展开的空间格局的客观规律。清朝在的屯垦最早在巴里坤、哈密、吐鲁番等东疆地区创办，后来伴随着移民的大批迁入，北疆地区的屯垦沿天山北麓自东而西水平延伸，不断增加，形成了巴里坤垦区、奇台垦区、垦区和伊犁—塔城垦区的农业整体布局。由于清前期采取重北轻南的移民屯垦方针，大批汉族移民进入了北疆，使北疆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彻底扭转了几千年来北疆比落后的局面。在此之前，是的经济重心，素称“居国”，以农业为主，北疆素称“行国”，以游牧为主，而在此之后，北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一直远远高于。究其原因，这种经济重心的历史性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太归于清前期重南轻北的移民屯垦。嘉庆年间，北疆农业区的基本格局形成后虽然没有出现整体性变化，但开垦的中心区域已呈现向西转移的趋势。因为，乾隆年间以来发展最快的垦区水土条件较好，主要荒地多已安户认垦，其开拓步伐不能不逐渐放慢。与此同时，偏处西陲的伊犁随着内地因岁歉而辗转流入的就食人口的不断增加，大大加快了土地开垦和水利建设的速度。道光以后，的开发活动又具有南北并举、全面兴起的特点。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迁移是人口再分布的杠杆，移民指向性往往塑模着边疆经济开发的生产力空间的分布。
移民的资金状况对边疆各地区经济开发的速度、效果影响甚钜。总起来说，贫苦农民是清代边疆移民的主体，不过在地区的移民中，有资金者所占比重较诸边疆其它地区要高一些，而且所发挥的作用也要大一些。东北地区的移民起初都几乎一文莫名，逃荒型和谋生型移民居多。史载，张作霖的曾祖张永贵本系直隶河间府大城人，于道光年间“因家无恒产，衣食维艰，遂出关谋生，止于海城。”（注：静庵《张作霖一生的历史》，《时新报》1978年6月1日。）又如，武百祥本系河北省乐亭县何新庄人，因家穷念不起书，十三岁时(1892年)跟随舅父跑关东，在宽城子（长春）一家杂货店做了七年的伙计。该店后遭战祸而倒闭，而哈尔滨当时因沙俄开始修东满铁路而逐渐兴起，许多破产农民、小商贩和生活无着落的人都涌向哈尔滨以求发财。武百祥与一个叫苗二磕巴的人相识，苗说他在哈尔滨有位朋友能帮助办到赌局许可证，武百祥便随身带了一些袜子、腿带等与此人一同步行来哈，住在同发街一家小店等苗二磕巴联系设赌局，因无事遂在住店门前摆地摊，随身所带的货物，不久就销售一空，接着又去长春背回一些小百货摆摊出售。哈尔滨当时时兴怀表，但缺乏表链，武百祥在一家法商表行发现新到了大宗表链，将其全部一次买到，垄断了哈尔滨的表链市场，大获其利。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冬，有些从京奉铁路北来的旅客戴着英式皮帽，人们都对此十分喜爱，却苦于当地无货源，武百祥自己买缝纫机照原样仿做，自产自销，又一次获得丰厚的利润。后来，武百祥成了哈尔滨同记商场的创始人。张永贵、武百祥可以说是东北移民的典型，他们在闯关东时都是身外无长物的赤贫者。的确，内蒙、地区有一些殷富的商业移民，可是他们中有许多人把经营所获的资金通过山西帮票号汇往内地，反而出现资金逆流的回程效应，无助于已开发地区与待开发地区之间经济不平衡的缩小。地区的情况迥然不同。在当时，相当一部分拥有资本而雄心勃勃的“有力者”来到，如在南部则向官府请领垦地，如在北部则与先住民商让垦地，始则自投资本，自行开垦，占地既广乃另招农民扩大再垦范围，结果成了名为垦户的豪族。诸如彰化有施世榜、杨志申，新竹有王世杰，台中有吴洛、张振万、林成祖，台北有林平侯，淡水有胡倬猷、姜秀銮、周邦正，他们“内有数百甲之土地，外则代表几百千之农民”，“其势隆隆，隐然有如小诸侯。”正是这样，除了有少数的例外，豪族控制之风，更甚于大陆。移民中这一部分来自大陆较有资力的冒险人物成了拓垦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民间经济主体比较发达，所以经济开发在有清一代遥遥领先于其它边疆各地区。海南岛与同是我国两大岛屿，称为我国东南双目，但清代海南岛经济开发却远逊于，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错综复杂，移民的资金状况不同即是其中之一。有清一代，海南岛移民达二百一十多万，比明代几乎增加四倍，平均每年都有近万人从大陆入居，然而海南移民自明朝末年以后绝大多数都没有资产，他们在农业上只要是自耕农，就已感到相当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每户耕地面积愈发细分，琼山、文昌、儋州、安定、澄迈、乐会、万州等州县的耕地过去保持着余裕的局面，而到清后期则接近不能再分的界限，因此海南岛的经济开发便陷入一种类稳定均衡状态而不能自拔，发展比较缓慢。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边疆移民在开发过程的资金供求在空间上的配置不平衡态势，必然会衍生出边疆开发结局的差异性。我们并不是说地区的开发中不存在资金饥渴症，只是说它相对于其它地区来说程度要轻微一些。地区的土地开发之所以拓垦一片成功一片，内蒙古地区土地开发之所以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现象比较严重，原因即在于内蒙地区移民对土地投资不足，耕垦多而培壅少，结果在地力耗尽后不得不加以放弃而转到其它地方，地区则土壤肥沃，资金供应也相对充沛，以此地区的经济开发成效比内蒙较为显著不是没有道理的。历史昭示我们：边疆移民在边疆开发过程中资金供求缺口越小，开发效率越佳，反之则不仅开发速度缓慢而且容易导致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短期行为。
边疆移民在各地区达到的时点不一，边疆各地区经济成长的成熟性处于不同阶段上。从全国范围来看，东北和的经济在清代已经被启动起来。由于汉族移民在开拓时间短，社会在一个较长时期都属于不断拓殖的移民社会，后来经过“内地化”运动的社会转型，便逐步发展成为与闽粤社会十分相似的土著社会，使传统的社会结构具有明确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大约在1860年前后，从移民社会过渡到了定居社会。在这时，居民已经以移民的后裔为主，亲属之间的血缘关系超过了同一祖籍的地缘关系，“分类械斗”趋于减少，社会相对安定，大陆上的士绅阶层、科举制度、文化思想等等相继移植过来，文风兴起，由筚路蓝缕、草莽习气甚重的移民社会向文治社会变迁。以丘逢甲为例，其家系客家人，远祖原居于河南卫辉府封丘县，辗转迁徙到粤东。到乾隆中叶，丘逢甲的曾祖父丘仕俊（第十八世祖）偕同镇平县的一批客家人，漂洋过海，向迁移。丘仕俊迁台后，因西部沿海平地大都有早期来台的福建漳、泉先民居住，便到接近山胞的内地半山区谋生，在旧属彰化的一个叫东势角的地方（今台中县东势镇）落脚。丘仕俊武艺高强，在此地辛勤拓殖，并设馆授徒，教习武艺，经过两代人的垦殖经营，丘家拥有的田产渐增，家境日裕，终于在此地站稳了脚跟。从迁台的第三代起，丘家子弟才有转向文事者。丘逢甲幼年习文、后来抵军侵台，这一切都反映了社会转化为定居社会后文风兴起、移民后裔转化为土著居民后对当地认同感增强的社会变迁。东北移民的出现于清末，到清朝灭亡时仍方兴未艾，所以东北移民社会到清末仍未彻底完成其向土著化的社会转型，不过这种社会转型的运动由来已久，因此其移民社会成熟的程度也高于内蒙和。一方面，清后期东北马贼、土匪盛行，反映着以流动性、不稳定性为特征的边疆移民社会土著化过程尚未完全终结；另一方面，东北社会模式中特殊的“边疆性”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退、淡化，由封建边疆开发的移民社会适应态向传统封建社会正常态变迁的运动趋势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其它地区的移民社会在清末均尚未出现大规模的土著化现象。
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云南地区的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人口的增加，土地利用面积的扩大和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
各民族的经济发展，都有其悠久的历史。我们研究明代云南各族的经济发展及其特点，除现实情况外，还要上溯其历史发展。此外，田野的实地调查，文物的比较研究，兄弟民族的传闻和民歌故事，都可以作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线索。现仅根据身边能读到的史籍、史料，对明代云南地区的人口，土地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明代人口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云南
自元世祖率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大理城，到明初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军平定云南以后，内地居民向云南移迁达到了一个时期。据地方志载楚雄的情况是：“自洪武二十六年傅沐二公平定后，留兵戍守，太祖又遣江南闾右之民以居之，复有宦游商贾入籍，大部南人较多，故俗亦类江南。”其实，不仅楚雄是这种情况，整个云南也都是这种情况。从明至清数百年中，从外地迁移到云南的，就其性质来看，有以下几种情况。
1．留戍
元代和明代，对云南用兵以后，必留兵力戍守。因此，戍军成为云南移民的主力。元世祖平大理后，蒙古人移住滇中的甚多，今大理，永昌等地，尚能寻见蒙古坟和蒙文碑志。河西县境内的打鱼村，全村数百户，和内地人的风俗语言有所别异，自称系随元世祖征滇时留守在此地的。WWw.0519news.Com世祖平滇后，以瞻思丁抚滇，从此云南更有伯人的移入。《新元史》本传载：“赛典赤瞻思丁，人，别庵伯尔．之裔，别庵伯尔者，西域诸国尊救主之名也。世祖征西蜮，瞻思丁率千骑迎降，至元十年，奉上命抚滇，在滇六年，建树极伟。”从这一记载中，可以推定在此期间伯人到云南来的必然很多。据《大理县志》载：“境内之有，其来久矣。元时，赛典赤瞻思丁以平章使云南，至元十六年，其子纳速刺丁迁大理路宣慰使都元帅，是为人至大理之始。今境内约一千余家，凡姓沙与马者，皆赛部子孙。”(《大理县志稿》)反映了元代云南戍军落籍于狙中的情况。
明初平定云南后，留戍滇地的士兵，多为长江黄河一带人。《明史》称：“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此留戍。”(《明史•兵志》)
明代，军队戍守的地方，叫做卫所。明代云南都司所属卫所，计有左卫、右卫、前卫、大理卫、楚雄卫、临安卫、景东卫、曲靖卫、金齿卫、洱河卫、蒙化卫、平夷卫、越州卫、六凉卫诸处。所谓“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明史•兵志》)依此类推，仅就设卫的地点来计算，云南各卫所留戍的士兵，将近十万人左右，这还没有计算后来随时补充增戍的人数。此外，在正统时王骥的三征麓川，万历时刘犍，邓子龙的深入缅地，顺治四年李定国的率大军入滇，顺治十五年铎尼、赵布泰、吴三桂的进取云南，他们所统率的军队，多有一部或全部留戍或流亡在云南，以后大都落籍在滇地。有些士卒的妻子也被迁往云南。
2．仕宦的落籍
云南人中，还有一部分是外省仕宦落籍于滇的。他们是仕宦的后裔。
根据《云南机务钞黄》所载，洪武十五年平滇后上谕，“各处仕宦人员，流寓在彼，及本处，如有怀才抱艺愿仕者，有司礼送赴京，以凭擢用”。可见元末及明初，在云南做官而流寓在那里的，巳为数很多。明代三百年间， 滇中的官吏，有很多是外地人，如知名的文人杨慎 (升菴)、李贽(卓吾)等都在云南流寓过．清初吴三桂治滇，当其声势显赫之时，就有所谓“西选”之官，遍布东南，为仕宦而入滇的外地人，至此盛极一时。吴三桂失败后，终清一代，滇中官吏，仍多队外地派入。据昆明县志载：自顺治迄道光间，昆明历任知县，计四十二人，其中二人为满籍，三十九人皆闽粤江南或北方来者；凡此外来仕宦之人，他们的子孙固然未必完全落籍滇中，但任满后不再返回故乡的，也大有人在。特别是李定国在云南时，其兵士多为外省人。起义军失败后，其土卒多流亡滇地。如部将贺九仪，欲出降，定国杖杀之，其卒多溃还云南。” (《逸史》)
3．移民
明初，一方面从山西洪洞县移民以充实河南山东等地，另一方面“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永昌府志》载：“明初，迁江南入居此地，故其习尚与江宁相仿佛，是以俗号小南京。永昌即今之保山。明代到保山做官的多是些江苏一带的人。：《徐霞客游记》称：“景泰中，设镇守。弘治二年，设金腾道。嘉靖元年，巡抚何孟春(彬州籍，江阴人)，巡按御吏陈察(常熟人)，疏革镇守，设永昌府，立保山县，改金齿指挥使司为水昌卫府，领州一，(腾越)二县，(保山，永平)仍统潞江安抚司，凤溪、施甸二长官司。”
不独保山如此，楚雄，大理也有类似的情况。西地居民，也大都由江南移来。《楚雄县志》载：“县邑自前明洪武十六年傅，沐平定后，留兵戍守，太祖又徙江南闾右之民以居之。”至今保山仍多江南人。《大理县志》说：“明成化十二年，设兵备进驻洱海，以后移民实边，”“阅百年，而生齿日繁，流寓日众。”
我们对于明代从内地移民到云南的资料，掌握得极少。详细事实，史无专记，在地方志中可窥见一些零星史实。滇人藏有族谱的家庭不多，所以，当时的移殖详情，和移来的人口确数，都缺乏详尽的统计。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明代三百年间，通过移民的方式，流入云南的户口，为数不会太少。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诏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云南。”(《洪武实录》卷186，页3)
4.官吏的谪戍
明代云南的移民中，有一部分是因罪革职的官吏，或者叫做谪戍。《永昌府志》载：“考流寓者自当明始，而谪戍居多焉。或以文章寄兴，或以忠介全身，或以暂离而仍归，或久居而不返。”除保山外，其它各地也有这种情况。明代为谪戍而流寓云南省的，各府县地方志上不乏此种记载，如明初的傅友德家属，当傅友德殁后，被分戍云南，辽东。在云南的一支，子孙旺盛，明代末年的傅宗龙就是他的后人。宋濂的儿子宋慎，也在洪武时坐胡惟庸党徙临安卫，又徙石屏，滇人称其子孙为学士后人。南京富户枕万山，洪武时举家被充军云南，今滇中尚有其后人。其他为御史施武，参知政事姬思忠，进士刘寅，翰林周志宏，都是因罪谪戍云南而落籍滇中的。今保山金鸡村有大户蔺，自言为蓝玉后人，因玉获罪，怕株连，乃改蓝为蔺。以上都是避徙谪戍的移民。 当然，也有谪戍得还的，如诸城知县恭，便是一例。
5．朝代更替和流亡
这种情况以明末清初为最多。顺治14年，永历帝入滇，宗室遗民髓着他由曲靖到昆明的很多。据《滇南杂志》中的《永明外纪》记载：帝于顺治十六年西走永昌时，随行之众，不下四千，自永昌入缅时，官员随行者四百余，侍从遗民则有三千以上．失败时，尚且如此，初入滇时，来的为数当更多了。吴三桂在云南，以“复明”为号召，许多人都看不清楚他的狼子野心。由于当时“人心思汉”，受其蒙蔽，中原人士响应入滇的很多。
6．工商业者，文人的流寓
由于经营工商业，流寓在云南的也不占少数；大多为四川，江西、两湖，闽，广诸地的人。《昆明县志》载，“县城凡大商贾，多江西湖广客，其领当帖设质库者，山右人居其大半。”可见当时在昆明经营当铺业的多是山西人。不仅昆明一地如此，其他各县也是如此。
云南多流寓的内地文人。如浪弯(即洱海)的何巢阿，昆明的唐泰，永昌的闪人望等。这些流寓在云南的文人，当徐霞客游滇时，都和徐氏有来往。至于流寓于石钟山的李元阳，西华山的杨升菴，那更是鼎鼎大名，人所共知的了。
从以上材料中，我们可以知道今天的云南人，实际上多为江南，中原，燕北，闽广，山西，湘，赣的移民。当其最初入滇时，境内原有不少当地居民(包括一些少数兄弟民族)。在当地居民人数远胜于新来的移民之时，流寓此地移民的生活习惯，往往不足以左右或影响当地居民。在这种情况下，新来的移民，往往易其旧习而迁就当地的土俗．这就是常说的移民的土著化。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元代以前。自明平定云南以后，中原居民移居于云南的日渐增多，对当地的原有居民，就发生两种作用：一种情况是外来居民与内地移民融合，正如丘浚所说的：“久之固巳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皇明经世之编》)这虽指明代“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而言，在其它地方的各族杂处，情况也是如此。此种融合或同化遗迹，在现时云南境内各族居民间，都可以找到。昆明四乡的子君，散民， 子，夷人等，就是同化尚未完全彻底的原有居民的残迹。大理一带的民家，实质上是内地移居民户与南诏大理居民的混合体。在抗战时期，永昌鹤庆有蒋家，人们称他们为“阿莽蒋”，其族约数千户，据说原为南诏蒙氏的后代，初姓阿，后改姓莽，以后又改姓为蒋，通过各种关系，其生活习惯语言，和内地迁徙于此地的居民巳完全没有分别了。此为中原居民移居边地后融化原有居民的情况。一为原有居民聚居边区或山谷一带，而中部平原沃壤，则多为新来的移居的客户。这种情况在宾川西部山区更为明显。从云南全境来说，腹部多中，原移来的人，四境边地则多为原有居民。就一县区而言，城关及附近的平原地带，多有内地移民居住，而四周山区地方，则为原有居民散居之区。但是，无论是那一个兄弟民族，他们对于开发祖国的边疆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7．宗室藩封
洪武时，封其宗室子弟于云南。如岷王封于云南后，大兴土木，营建宫室。洪武二十七年冬十月，始“罢建岷王宫殿。”再如周王，原封于河南，今开封龙亭即其王府旧址。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崩，……未几，果有言周王不法者”，“驱迫王及世子阖宫皆至京师，削王爵为庶人，迁之云南。”(《太宗永乐实录》卷1，页3—4)这样，周王朱梗和他的后代也都落籍在云南昆明了。此外朱埔次子朱有勋(汝南王)也居住在大理。至今大理，尚有朱氏后裔。
二 明代的屯田
明代继承和发展了历代特别是金，元的屯田制度，在全国各地普遍开设屯田，云南也不例外。封建统治阶级企图通过屯田，建立一支庞大的，在兵士军粮和武器来源方面不受任何影响的，维护封建统治的国家机器——军队。可是，他们无法克制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所固有的腐朽性。因此．在开设屯田的(洪武，永乐间)过后不久，屯田制随即遭到破坏(宣德，正统间)，紧接着来的是，王公勋戚贵族和卫所军官对屯田的霸占和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化，致使大量屯田走向民田化。正统中，凤阳等处的军官占田有多至“千余亩者”(《明英宗正统实录》卷106，正统八年七月)。嘉靖，隆庆到万历以后，屯田巳成为档册上的记录了。下面谈谈明代在云南屯田的沿革，及其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1．军屯
明洪武十四年，当朱元璋调集军队进入云南之际，曾自岳州至贵州设置了二十五驿，每驿贮粮三千石，以供军食，明军进入云南后，采取的是向元军借粮的办法，所谓“前恐蛮地无粮，符抿将军令分军回卫，今知资粮于敌，军可不必回也。”
(《太祖洪武实录》卷140，页8)但是，终因蒙古贵族煽动云南农奴主和奴隶主进行叛乱，未能及时稳定。当时，云南行省从元朝接收下来的贮粮只有十八万二千多石，仅够四个月的军需。军队“好生无粮”的现象比较严重，甚至发生了“逃军”现象。明廷当时采取了“打粮”的措施，即命令明军分别结集，把该地有粮的民族头人都“打了取粮用。”这种办法，一方面，虽可打击一部分奴隶主和农奴主，暂时解决一部分军粮问题，但也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明军在这一军事行动中不可避免地要伤害一部分群众，对稳定云南起了不利的作用。于是在洪武十五年议置云南都指挥使司，以谢熊戈，冯诚署司事；修道路，置邮驿。“谕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沾益诸酋长曰：‘今道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士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符至奉行’。”(同上，卷142页1下)除发展交通外，还推行开中之法（注:“开中”是明利用食盐运销权使商人输送粮米到边疆成京都的制度．明太祖洪武8年，为筹备边储，仿宋代折中法，出榜召商运粮到边塞或边远缺粮地区 (成在边境设立商屯产粮)，登记缴纳种类和数量，以及应支盐敷，发给领盐凭证——盐引，商人持此盐引赶户地支盐，并在指定地区贩销．最初行于山西大同，后普及全国。）。在明军初步平定乌撒叛乱后，洪武十六年，随即班师，只留沐英镇守云南。与此同时，少数地区为了解决军粮问题，开始了戍兵屯田。
洪武十九年，沐英建议：《(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同上，卷179，页6上)这一奏章，获得了朱元璋的批准和奖励。谕户部臣说：“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赵充国始屯金城，而储蓄充实，汶享其利，后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废，英之是谋，可谓尽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言。然边地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实难，宜缓其岁输之粟，使彼乐于耕作，数年之后，征之可也。”(同上)在明廷的提倡与鼓励和在沐莱的总结与推广下，屯田成为云南驻军的一项制度，并以此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准则，所谓“岁较屯田增损以为赏罚。”如，曲靖卫播种800石(约合三千多亩)。该年，傅友德遣人至京奏事时，称：“督布政司窍实云南，临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乌撒等卫，及沾益，盘江等千户所，现储粮数一十八万二干有奇。”这些粮食，拿来供给军食，犹感不足，“宜以今年府州县所征，并故宫寺院入官田，及士官供输，盐商中纳戍兵屯田之入以给之。”(同上，卷143，页10)可见当时已“戍兵屯田”了。据载，当时云南后卫 (治昆明)的屯田，到洪武已做到“军不乏食”了。洪武二十年，命孙茂“以钞二万二千锭往四川市购牛万头”以备云南屯田之用。“将征百夷，欲令军士先往云南屯田预备粮储故也。”(同上，卷184，页4上)同年八月，命令四川都指挥司“选精xxxx万五千人给军器农具，即云南晶甸之地屯种。”同时，“复命云南楚雄府开中盐粮”，这是由于早些时候，“商人输米云南楚雄，曲靖诸府，给以淮浙盐，末久而罢，令戍卒屯田以自给，至是仍啬于用，户部请复行中盐法”。 (同上，页6上)同年九月；并命沐英，在楚雄、景东一带大力扩展屯田。“自楚雄自景东，每一百里置一营屯种。”(同上，卷185，页1下)又在同年九月，命令湖广，“以靖州、五开、及辰、源等卫新军，选精锐四万五千人于云南听征，”又令“市牛二万往彼屯种。”(同上，页6上)，并“分屯曲靖，越州。”(同上，卷187，页4上)同时，“以白金二十万两给各府县籴粮备用。”“复诏耿炳文下率陕西士军三万三．千人往云南屯种。”又于该年10月“于定边(今称南涧)，姚安等处立营屯种，以俟食隙往进，既而又命桓等领兵屯田于毕等卫。(同上，1—3页)同年十二月，复命沐英等，“自永宁至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堡，置军屯田。兼令往来递送，以代邮传。于是：自曲靖大忽都至云南前卫易龙设堡五，自易龙至云南右卫黑林子设堡三，自黑林子至楚雄，禄丰设堡四，自禄丰至洱海卫普朋设堡七，自普朋至大理赵州设堡--j自赵州至德胜关设堡二。”(同上，页6至6)以上共计设堡二十三个，既发展了生产，也便利了交通，所以“人称便焉”．
从洪武二十一年开始，云南各地普遍开始屯田，命马烨“率西安等卫兵三万三千屯戍云南。”并在“禄肇立堡”(同上，卷188，页6上)。洪武二十二年九月，为了便于屯田粮储，而减低速价以致商人，解决盐重米轻问题。到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命常升往湖南辰阳“集民间丁壮凡五千人”，于平夷卫(今富源)屯田。这是通过“垛集”(征兵的一种制度)以达到屯田的目的。此外，又于洪武二十三年夏四月在寻甸屯田(在甸头的易龙驿和甸头的果马里)。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又在宜良置屯垦田。又在二十三年六月，接受唐胜宗的请求，“以源州及思州宣慰司镇远，平越等卫官牛六千七百七十余头分给屯田诸军。”(同上，卷202，页6下)当时麓川傣族农奴主叛乱，进行军事活动，必须屯田生产以解决军粮问题。到洪武二十五年，云南各卫“垦田至百余万亩”，基本上已全面实行屯田了。
2．商屯和民屯
商屯是明代盐商代替运送粮草前往边境的屯垦。太祖洪武三年，为利用盐商输送粮草供应边地军需，实行开中法。盐商为避免收购，运送粮草的费时和其他种种困难，于是在边境召募农民开垦荒地耕种，就地取得粮食，草料换取盐引，支盐远销各地。《明史•食货志》对商屯的解释是：“募盐商于各边开中”。根据《明实录》及《明史》的记载，明代不独在今云南的昭通、曲靖、昆明、建水、沾益，普安等地实行“开中”，也还在玉溪、红河、楚雄、大理、保山、德宏等地区，先后实行过商屯。为了加强盐业专卖的管理，在洪武十七年，新置盐课提举司三。即白盐井、安宁、黑盐井。”在这些盐商中，除了本地的地主兼商人外，更多的是“客商”。这些“客商”，必然和在全国其它地区一样，也在云南各地开设了许多“商屯”。《云龙记往•段保传》中有关于当时五井盐区“客商”集中土地的记载，应是与“商屯”有密切关联的真实情况的记录。自明宪宗成化以后，“开中”由缴纳粮食改折货币(银纳化)，也就是地租的形态逐渐由实物地租过渡到货币地租，盐商就不再需要进行“商屯”了。这种情况，在云南也毫无例外。如洪武十七年，在云南就有用金银海贝(货币)来代替粮谷(实物)来缴纳地租的。该年十二月，云南左币政使上奏“今后秋租，请以金银海贝布匹朱砂水银之属折纳，诏许之。”(《洪武实录》卷169，页3)直到洪武十九年，还有“不许输谷”现象，造成“商人少至”，“军饷费给”现象。“商屯”既巳进入黄昏境地，那么，这些“商屯”的土地，必然为当地豪强地主所包买集中，而成为他们的庄田了。
至于有关明代开设“民屯”的具体情况，也间有一些记载。考民屯始于三国，献帝时，曹操在许下屯田，后来推广到司、豫、冀三州，招募农民来耕种，叫屯田客，官给牛种，收获果实；厂官取六分，民取四分。如自备耕牛，官民对分。明制，“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 (《明史》卷77，《食货志》)这是相对减轻了。洪武六年，“太仆丞梁野仙帖木尔言：‘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同上)所谓“流亡”，实即穷苦无依的贫民。根据记载，在洪武十七年，明“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洪武二十年十月，“诏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出一丁，往屯云南。” (《洪武实录》卷186，页3上)现在云南地名中凡称“卫、所、营、屯，堡”的居民点，大都是明代“军屯”的遗迹；“民屯”则多称，“村、镇、街”等。至于“坝子”，则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对平地或平原的称呼。
一般说来，民屯、组织性强，耕地面积大，能利用先进耕作法，产量较高。但是，如果管理不善，官吏营私舞弊，渔利剥削，那就会走到反面。所谓“屯粮之轻，至弘、正而极，嘉靖中渐增，隆庆间复亩收一斗。然屯丁逃亡者益多。管粮郎中不问屯田有无，月粮止半给；”(《明史》卷77，《食货志》)这虽指“军屯”而言，“民屯”也未能例外。
总上所述，当时各种屯田，几乎遍及各省，屯种面积估计约在一百五十万亩以上，占当时登记在册的全省总耕地面积将近一半。这些土地来源，除部分是接管元代的屯田和“没官田”外，绝大部分都是些原属于农奴主或奴隶主的领地。从历史上来追溯，这些土地，在唐代时，也都是南诏均田制下，属于官吏的分田。(《蛮书》卷5，)明廷实行集权制，确立了封建国家对各土司领地的最高土地所有权，这就使明代有可能大规模地在原属各土司的领地内开设屯田，为促进这些地区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因而，屯田的开设，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三封建地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现在，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有好几十个。其中主要或部分居住在云南境内的有二十一个，约有一千万人，占全省总人口三分之一。明代住在云南地区的有白族，彝族、纳西族，哈尼族，傣族，壮族等族，在明代，云南地区因为长期受到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社会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许多地区已经由封建领主经济进入封建地主经济阶段，甚至有些地区如昆明，大理等，地主经济巳占统治地位，农业已有显著发展，并且普遍使用犁耕．当然，住在高寒山区的一些部落，生产力还比较低下，但也有了阶级分化，开始从原始公社制末期进入奴隶制，有的直接进入了封建制。
明代到云南从事农工业生产的(包括屯田等)汉族劳动，估计有四，五十万人之多，其中仅军屯就有二十九万人。再加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一些外地移民，留戍家属、仕宦落籍、谪迁后裔、工商流寓，宗室藩封等等，这一大批从内地来到云南的各族，必然会给云南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带来极深远的影垧。由于大量土地的开垦，许多在云南历史上有名的水利灌溉工程都在这时得到兴建和整修。宜良坝子的汤池渠水利工程长达三十六里，是一万五千名屯军凿的，昆明南坝闸工程的兴建，做到了“田不病于旱防。”再就是滇池海口的疏浚工程也一再整修，使整个滇池平原摆脱了“每岁秋夏，雨集水溢，田庐且没”的灾患。此外，如石屏异龙湖引水工程、保山九龙池的灌溉系统，邓川的弥苴怯江堤工程等，都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素以干旱著称的云南县(今祥云)坝子，群众还创造了“地龙”灌溉网(地下蓄水池和渠道)，减少了水的蒸发量，使大片荒田受到灌溉而成为绿野。特别是清华洞一带，风物更加美丽了，出现了人们常说的“土地挂在悬崖上，庄稼长在石窝里，片片梯田耸云霄，条条清泉绕山岗”的壮丽图景。当时就有“云南(县)熟，大理 (府)足”的光荣谚语。这些工程的修建，绝大多数都是汉族屯户和当地少数民族的血汗共同凝聚而成的。例如昆明县(拓东城)横山水洞，“引泉以灌入村之田”，《滇记》称：“隆庆六年左布政陈善始成是役，溉田四万五千六百余亩’。再如漠池地志称：“明初傅友德，沐英驻守云南，皆事屯田，而滇池之水，皆首为灌溉之利。”又如邓川的弥苴怯江堤，就是“东堤军屯修筑，西堤里民修筑．”当正统十三年时，邓川的“湖尾沟渠淤塞，以致水不能泄，禾苗淹没”，幸得“州、卫军民相兼疏浚”。宾川鸡足山南的上仓湖，最为幽胜，居民有灌溉之利。当时，汉族屯户与当地少数民族的田地是“畛畔相入，盈亏相察”。这些水利事业的典修，不仅灌溉着屯田，也促进了广大云南地区生产的发展，所谓“军民俱利”、“夷汉利之”。这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事实。
除灌溉系统的发展以外，交通驿路也取得了重大成绩。如洪武二十九年， “修峨嵋至越 道途毕工”．(《洪武实录》卷 246)洪武二十七年修《寰宇通衢》书成，“其方隅之且有八，……西南距云南金齿，陆行为里六千四百四十四，马驿一百。水陆兼行为里八干三百七十五，驿一百一十三。广西云南之各二，……云南水马驿九十六，为里七千二百， 马驿八十三，为里五千二百七十五。”(同上，卷 234，页6至7)交通的发展，为工农业产品的生产及分配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如洪武二十六年，赖镇在景东就“置廨舍邮驿仓库，又立屯堡”达到“军民相安”。
(同上，卷225，页4至5)同时，也扩大了边疆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如云南的白药(三七)传入中原并得到了总结。
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在内的各族，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带进了云南边疆，并且在少数民族中得到广泛传播，这就大大提高了云南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凡是有水利的地方，水车，水碾，水磨等工具都普遍得到使用，“舂碓用泉，不劳人力”，这就大大地改变了云南历史上“二牛三夫”的落后耕作方法，如樊绰所描写的：“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一佃人秉耒。”(《蛮书校注》卷七)进入云南的军匠，就地铸造和内地规格相同的先进生产工具，内地农作物的优良品种也得到推广和发展。
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和矿业也有了进步。大理西郊点苍山生产的玉石，作为各色各样工艺品行销全国各地。此外如矿产；虽在云南已早被采掘，但是，大规模的开采还是从明代开始。如铁，钢，银等开采的主要技术力量却是来自军匠。根据云南地方志和宋应星《天工开物》上的记载；两相比较，云南腹地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已基本上达到了全国的水平。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经济也有了进步。定期集市在各地普遍建立，“四方之货一入滇，虑无不售。”少数民族在坝子上的各种交易活动也更加频繁了。云南史上，向以“贝”为货币，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云南购物也以白银为主币了。如洪武十九年二月，命许英“赍白金二万二千五百两往乌撤等处市马。得马七百五十五匹。”(《洪武实录》卷177,页2下)“贝”终退居于次要地位了。货币的统一更加进一步紧固了云南和祖国内地经济联系的纽带。
但是，在这里必须指出，尽管明代云南商品经济已有了显著的发展，可是局限性还是非常大的。它不象沿海咆带，手工业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云南，有明一代，自始至终，经济的发展，还未能为资本主义萌芽准备好更多的有利条件。
论文提要
随着唐宋时期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内外的人口流动频率加快，城市流动人口的比重增加，城关的功能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其显著特点是经济功能的增强，都市经济功能边缘化的趋势逐渐明显。本文拟通过唐长安、北宋东京、南宋临安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探讨由唐入宋都城空间扩展的渐进性及其外来流动人口对城市空间拓展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唐宋 城关 都市流动人口
the economic function and the transition of 城关区 from tang to song: with comments on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the urban area during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population flow between the rural and the urban increased,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started taking a larger proportion, and thus, the function of 城关 gradually changed as well, especially the enhancement of its economic function. this study yzes the variation of economic function of 城关区 of chang’an (tang dynasty), dongjing (late zhou and north song dynasties), and lin’an (south song dynasties), and explores the evolution as one feature during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s from tang to song, along with the impacts brought by the immigrants and floating population upon the expansion and transition.
key words: tang and song 城关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城门的作用是双重的，既是内外有别的防御关口，又是沟通城内外的重要通道，因此外城城门通常被被称为“城关”，城关一带往往成为外来流动人口的重要活动和聚集区，也是城内外交汇沟通之处。WWw.0519news.coM唐宋时期，随着社会变化，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内外的人口流动频率加快，城市流动人口的比重增加，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变化过程中，以城关为中心逐渐形成城关区，城关区所具有的经济功能的增强，对以都城为首的大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本文拟通过唐长安、北宋东京、南宋临安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探讨由唐入宋都城空间扩展的渐进性及其外来、流动人口对城市空间拓展的影响和作用和城市经济功能边缘化问题。
一、 唐长安内外城门（关）区
唐长安城[1]①是以隋大兴城为基础，分为宫城、皇城、外城。因宫城和皇城连为一体，实际只有内、外两重城。由于都城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长安内城各城门外不见有商业活动的记载，外城则有零星店铺，未成规模。但我们仍然能发现唐中后期坊市制度逐渐突破在内城城门外及外城城城关区的显著痕迹。
内城城门外区：
长安内城（包括宫城和皇城）通向坊郭的城门，东侧有延喜、景风二门，西侧有安福、顺义二门，正南有含光、朱雀、安上三门。北面墙外是禁苑，没有居民生活区。
虽然内城各城门外不见有商业活动的记载，但东墙与尚书省接近的景风门外属“要闹坊区”。门外崇仁坊和平康坊是举子选人的首选住地以及地方进奏院的集中地，平康坊（里）亦是诸妓聚集之地，“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2]②。考生和选人每年少则数千，多至数万人，再加上各地进奏院官吏和各地进京公干者为数众多，上述两坊成为外来人员最密集、人口密度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喧闹之地。临近两坊的其他坊，外来旅客也比较多。再加上东市也在近旁，以平康坊、崇仁坊和东市为核心，形成东城繁华区。唐后期大内也出外采买，称“宫市”，每到“要闹坊曲”强索，估计应主要出景风门[3]①。
正南三门外的春明大街，通贯东西，连接外郭的金光门与春明门，又沿东西两市北墙而过，两市北门临大道，崇仁坊和平康坊也正好夹大道南北。崇仁坊由于位处繁华中心区， “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4]②，正是说明坊内因聚集，选人、举子、地方官员云集，使餐饮业、娱乐业、青楼业兴旺，正所谓“青楼无昼夜，歌舞歇时稀”[5]③。春明大街的“一街辐辏”，应指两市和其他坊去往崇仁坊的车马络绎不绝，街上并没有商业店铺或商业活动。
外城城门区[6]④：
外城四周，北面四门自西向东依次为光化门、景耀门、芳林门、玄武门、重玄武门，南面三门自西向东依次为安化门、明德门、启夏门，西面三门自北向南依次为开远门、金光门、延平门，东面三门自北向南依次为通化门、春明门、延兴门。
史书中关于城门内外有关情况有如下记载：
住宅旅舍：
延平门外，有庄⑤。延平门是西郭第三门，即最靠南的门。长安东门外镇国寺[7]⑥。都城门东，有逆旅[8]⑦。通化门外，有长店，多是车工之所居[9]⑧。开远门外，有店[10]⑨。金光门外有住家[11]⑩。金光门是西郭最靠北之门，与东郭春明门遥相对。
园池寺宇：
春明门外有宁王宪之园池，玄宗曾于此宴侍臣[12]⑾。
通化门外有章敬寺。据《旧唐书•鱼朝恩传》记载，“原赐鱼朝恩庄宅，大历二年，朝恩献通化门外赐庄为寺，以资章敬太后冥福，仍请以章敬为名，复加兴造，穷极壮丽。以城中材木不足充费，乃奏坏曲江亭馆、华清宫观楼及百司行廨、将相没官宅给其用，土木之役，仅逾万亿。”“总四千一所三十余间，四十八院”[13]⑿。德宗时“引龙首渠水自通化门入，至太清宫前”[14]⒀。通化门外官道是长安辐射出的要道，又有规模宏大的章敬寺。因此，通化门外成为送别的重要场所。如中宗亲送朔方军总管、韩国公张仁亶于通化门外[15]⒁；裴度领命出征平淮西，宪宗亲御通化门劳遣之[16]⒂；太和长公主赴回纥和亲，穆宗亲御通化门临送，群臣列班于章敬寺前[17]①；李光颜赴镇，百僚饯于章敬寺。上御通化门临送，赐玉带名马[18]②。寒食节，文宗曾“御通化门以观游人”[19]③。胡曾《寒食都门作》一诗，反映了寒食节长安市民竞相出游、冠盖相望的盛况。
据妹尾达彦先生统计，外郭城城关可考的有商店两处，旅馆两处，料亭1处，小饮食店1处，都在东郭城关，其中春明门外有小食品店1处、旅店2处，通化门外有小商店1处，延兴门外有料亭1处、小商店1处。总共有商业、旅店类6处。[20]④但实际不止于此。
肃宗章敬皇后吴氏，生代宗皇帝。开元二薨，葬于春明门外。[21]⑤
由上述材料，唐长安的宫城与皇城基本都是封闭的，与外城郭的联系不多，只有皇城东墙的景风门，因靠近尚书省，门外诸坊成为举子、选人、地方藩镇进奏院的云集之地，才有崇仁坊和平康坊的繁盛。外城城关，人员流动比较频繁的是连通朱雀门外大道、东西两市北沿的春明门（靠近官僚贵族集中居住区）和金光门（漕渠经由），靠近宫城、大明宫、兴庆宫以及官贵集中居住区的通化门，通往陇右、河西、西域的开远门。城关区的规模很小，基本没有形成相对的区域。虽然长安也是多条水道环绕，如金光门、景耀门、安化门、春明门、通化门旁都有渠水流经，但与外城城关并没有直接沟连，入城之处也未见形成关区。史载：“长安自昭应县至都门，官道左右村店之民，当大路市酒，量钱多少饮之”[22]⑥，看来尚带有临时性，官道两边还没形成综合性的规模经营。
二、 北宋东京的城关
北宋东京城[23]⑦为三重城，即宫城、里城和外城。宫城，原为唐宣武军节度使治所；里城，又名阙城，原为唐汴州城；外城，又名新城、罗城，是后周周世宗显德三年（956）发丁夫十万兴筑而成，比里城扩大了四倍，宋神宗时又加扩建。三重城的城关面貌与唐长安相比已有了带根本性的变化。内外城城关已经形成区域规模，不再仅仅是一个点，点与点之间已有了有机联系，形成了点、线、面的结合，形成了以里城城关枢纽的次中心区和以外城城关为枢纽的边缘区，城关区的经济功能逐渐成为其主要功能。
1、 宫城城门外商业区的形成
宫城位于全城北部正中，四面有门。正门是南面的宣德门，北面拱宸门，西面西华门，东面是东华门。
宫城以正门和大内采购所进出的城门为起点，门外形成繁华街市。
东面的东华门相当于唐景风门，由于北宋大内采购主要依靠市场，因此东华门外成为供应大内膳食原料的主要市场，市井最盛，“最是铺席要闹”， 是大内集中采买场所。时鲜果蔬在这里由于不同部门采购人员的竞相抬价，可以卖到好价钱，更进一步促进了门外市场的发展和繁荣。东华门外景明坊有著名酒楼名白矾楼，后改为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用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内西楼后来禁人登眺，以第一层下视禁中”[24]⑧。而唐长安宫城景风门位置虽然相当于宋东京东华门，但景风门外并无市场，紧邻的平康坊和崇仁坊是最繁华热闹的坊区，人物浩繁，主要是妓院和酒肆，没有形成市场，一切活动基本是在坊内进行。因此，唐宋城市面貌由此也可以看出是大不相同。
东华门外大街，南北为御街，向北贯通里城景隆门（旧酸枣门）和外城通天门（新酸枣门），同时与其他几个繁华街市连接。
南面以宣德门为中心的南三门外，是东西向的御街，也是城内主要的繁华街市。
宣德门外东西向大街向西贯通里城阊阖门（梁门）和外城开远门（万胜门），向东贯通里城望春门（旧曹门）外城含辉门（新曹门）。出宣德门向南，经州桥、过里城朱雀门、到外城南门南薰门，是南北向御街，都是繁华地区，尤其是宣德门到州桥，相当于宫廷广场的性质[25]①，但与唐宫城与皇城之间的横街不同，完全是个开放性的广场，主要官署分列东西两侧，元旦、冬至等大朝会以及上寿的庆贺，百官列班在此等候。宣德门外东向依次为潘楼街、御街中心十字街、曹门大街、旧曹门、牛行街、新曹门，西向依次为梁门内大街、梁门、梁门（外）大街、万胜门，皆为里外城繁华街区。唐长安宫城正南朱雀门外的春明大街，相当于宋东京朱雀门外大街，但所谓的“一街辐辏，遂倾两市”，也只是形容来往于两市和要闹坊曲的车流人往熙熙攘攘，未见实际的或成规模的商业经营活动。可知唐宋都城中心街区的面貌也大不相同。
北面的拱宸门和西面的西华门门外未见有街市记载。
2、里城城关区的繁盛
宋东京里城是以城关为枢纽，沟通里城、外城的主要街市，并以城关为中心，形成酒楼、店铺、邸店、仓储、瓦子等经济、商业、文化的次中心（或称内边缘中心）区域。周世宗在筑外城时，规定：“凡有营葬及兴窑竃并草市，并须去标识七里外。其标识内，候官中劈画，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26]②，说明未筑新城之前，里城与外城之间的开阔区域已经分布着普通居民、络绎无穷的外来工商人口、诸多的草市。
里城四面十二正门、两角门：
南面三门：
正门朱雀门，位于宣德门——南薰门中轴御街的中点，向北与州桥、宣德门连接，向南与龙津桥、南薰门连接，门内外街两侧、门外东向到保康门外、西向到新门外大街，都是繁华街市，分布着官署、太庙、、教坊、寺院、酒楼、妓馆、旅店、食品摊铺等。
北面三门：
中：景隆门（旧酸枣门），景隆门位于御街中段，街东是大内的延伸，著名的风景区，夹岸殿宇，甚是壮观。 景隆门外有州北瓦子。向北至外城通天门。
东：安远门（旧封丘门），门里南向为里城御街，即马行街，大小手工业作坊、店铺、酒楼、妓馆、医药行等林立，御街延伸通到外城新封丘门。
西：天波门（金水门），门外有日清照应宫，门内外未见有街市的记载。
东面二门：
北：望春门（旧曹门），位于御街中段，门内西向为潘楼街，门外有朱家桥瓦子，东向大街为牛行街，通到含辉门（新曹门），城关一带有曹门砖筒李家（酒楼）。
南：丽景门（旧宋门），是汴河大街的枢纽，门内御街西向偏北，直通州桥，城关一带有仁和店（酒肆）、姜店等，后周周景威所起的的巨楼即在旧宋门内临汴河[27]③。
西面二门：
北：阊阖门（梁门），门外设有高丽接待馆（同文馆）和州西瓦子。
南：宜秋门（旧郑门） 城关一带有郑门河王家等大酒楼[28]①，门外设有接待诸番国使臣的瞻云馆。
二角门：
东角子门位于丽景门南的汴河南岸，西角子门位于宜秋门南的汴河北岸，虽然对两角门的周边情况没有记载，但因临汴河，也是不可忽视的水运交通枢纽。如《清明上河图》有人就认为是描写东角子门内外的场景 [29]②。
东京城大小瓦子有几十处，比较大的瓦子，桑家瓦子位于里城内东中心街市，即两条御街的交叉的街口，“保康门瓦子，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30]③。
有几处瓦子都设在里城城门外。朱家桥瓦子位于旧曹门外，新民瓦子位于新门外，保康门瓦子位于保康门外，州北瓦子位于景隆门外，州西瓦子位于梁门外。由于瓦子已经是集娱乐、文化、经济功能的综合性场所，瓦子的选址都是人口比较稠密、人口流动性较大、市井繁闹、又有一定空间之地。如居于“冲会”位置的大相国寺就已形成了“瓦市”，“每月朔望三八日即开，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奇之物，悉萃其间”，[31]④规模也很大，“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此”[32]⑤。
众多瓦子选址在里城城门外，这些场所在未筑新城前，就是外来人口、工商贾贩、流动艺人聚集活动、出入频繁的地方。新城筑成后，外城内仍有吸纳外来和流动人口的空间，于是里城城关区成为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动和逐渐都市化的主要区域。瓦子逐渐成为固定场所后，继续发挥作着繁荣街市、吸纳外来人口的作用[33]⑥。南宋临安城瓦子的分布与北宋东京城有所不同，主要分布在外城城门外，显然是因为城内空间有限，人口容纳趋于饱和，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以及驻军的活动区域主要分布在外城。
3、外城（罗城、新城）十六门城关区经济功能的加强：
南面三门：
中：南薰门， 门内外有猪市、肉行、面市等，每天傍晚，至少有几万头猪从此门赶入城，然后分批到各肉行和零售摊铺。门内中轴御街，直通朱雀门，街两旁官署、寺观、妓馆、肉行、店铺、杂货饮食摊贩等，又有蔡河环绕贯穿，属于繁华大街。
东：宣化门（陈州门），由于西邻通蔡河的普济水门，门里有麦仓，门外，“园馆尤多”。
西：安上门（戴楼门），东临城关一带有张八家园宅正店（大酒楼）。
东面四门：
北：含辉门（新曹门），门内西向为御街东段的牛行街，牛行街名称的由来应该与牲易有关。曹、宋门之间是东御园。
中：朝阳门（新宋门）， 门外是重要的风景园林区，有快活林、蜘蛛楼、麦家园、王家园等。新宋门南邻东水门，距东水门七里的汴河上，形成著名的“桥市”，沿河店铺、酒楼、仓库林立，河中船运繁忙。
南：通津门和上善门，位于东水门的北岸和南岸，可通行人。
西面五门：
北：金耀门（固子门），史书记载固子桥有饮酒处，门因而得名[34]①，应该相距不远。
中：开远门（万胜门），门外有鱼行，门外一里许有崔府君庙，六月六日香火极盛。
南：顺天门（新郑门）， 门外有鱼行， 新郑门大路通往金鱼池、琼林苑，大道两边有寺院、妓馆、酒楼、亭榭、画舫、官河东陕西五路之别馆、园林等，是主要的风景区。
北面四门：
东：景阳门（陈桥门），景阳门里因民居商铺拥挤，“侵街”现象严重。
次东：永泰门（新封丘门），门内南向为御街，通里城旧封丘门。
中：通天门（新酸枣门），门内南向为御街，通里城旧酸枣门。
西：安肃门（卫州门），门内大街南向通梁门外大街。
北宋东京外城城关与唐朝长安相比有显著的不同：一是形成规模较大的以批发为主的行市，如生猪、肉、鱼等生活消费品；二是由城关向外延伸的大道，已不仅仅具有交通功能，外城城门外的官道两侧变化很大，以大道为轴心，已形成集游赏、别墅、酒楼、店铺、寺院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经济商贸文化娱乐及居住区，如西面的新郑门外，东面的新宋门及东水门外，南面偏东的陈州门外。相邻城关区之间已有连成片的趋势，如城东、城西的御园就在两个城关之间。城内外以城关区为枢纽、以外城城外水陆交通要道为轴心，与城内街市、桥市有机地联结起来，并且仍有继续扩展的趋势。
“十二市之环城”[35]②、城周“百里之内并无闲地”[36]③等语正是对以外城城关为次中心商业和生活区范围不断扩展的描述。
4、水门（关）区的特点
东京城主要有汴河、五丈河、金水河、蔡河四条河流经，出入外城都设有水门，其中汴河进出城夹河各设两水门，进城的东水门也可行人；蔡河进出城各设一水门；五丈河进城有水门两座，一行人，一行水；广济河，出城有一水门；金水河进城设一水门，注入大内。这些水门不仅行水，也可行人，门关区的商业和经济功能则带有不同于陆关的特点。水门不仅行水，也是商家交易的重要场所。“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从唐人王建诗中，我们已能感觉到唐汴州水门因商业交易而昼夜喧嚣的情景。 如汴河出城的西水门门外，设有较大的鱼市，因而也是城内外人口进出量较大、各类人汇集较多的门关。《东京梦华录》卷四“鱼行”条记载，每日清晨，新郑门、西水门、万胜门有生鱼数千担入城。由此，买卖纠纷和生活纠纷不断，开封府特地在门外设尉专门处理“斗竞事”，每逢清明等节日，人流量增加，“斗竞日数百件”[37]④，以至负责官吏都无法休假。
汴河进城的东水门门里设有广济仓，门内外沿河有桥市，名画《清明上河图》有人认为是虹桥为中心而绘成[38]⑤。五丈河沿河有仓库五十余所，仓前成市，靠近外城有草场二十余处，“堆积如山”。
由于水门门关沟通汴京周围几条主要水系，都城与江淮富庶地区的联系主要通过水运，因此，水门门关内外成为人口流动最为频繁的场所之一，外来人口、工贾商贩云集于此，同时也是城内外居民重要的交易和活动场所。三、南宋临安府的城关
由于地理条件所限和流动人口的增加，南宋都城临安城市经济功能出现边缘化、多中心化的趋势。城关区在城市经济功能边缘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39]①
1、内城（宫城）与市场的联系
临安宫城即内城，呈不规则正方形，有四门。南为丽正门，北为和宁门，北偏东为东华门，南偏东为便门。
丽正门为“大内”正门，三个门道“皆金钉朱户，画栋雕 ……，巍峨壮丽，光耀溢目”[40]②。临安城坐南朝北的布局，使得名义上为大内正门的丽正门实际只相当于一个后门，皇帝仅到南郊祭天时走此门。
和宁门虽然为“大内”后门，但由于杭州城宫城坐南朝北、又偏在南部的格局，此门面向内城外的广大商业生活区，实际起到正门的作用。以和宁门为起点，向南延伸的御街沿路为最繁华的商业区，此外，还有以小河、大河、西河为轴心分别形成的商业娱乐中心区。天下珍奇悉集于此，店铺林立，人烟浩穰，酒楼歌馆，通宵达旦营业。和宁门外有专做大内生意的早市，“市井最盛”，凡珍味时新，“诸阁分、贵官争进，增价酬值，不较其值，惟得享时新耳”[41]③。
东华门和东便门的作用也不应忽视。东华门外置有四方馆，接待使臣。
东便门，大内御厨出外采买者即由此门出入[42]④，出东便门，紧邻外墙便门，门外有较大的团市，见于记载的有鮝团、布行等。
2、 外城城关
由于临安城的地理条件所限，使得外城城关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从瓦子、行市、酒楼等的分布、城厢区的构成都可以看出，南宋临安城的中心虽然还在宫城内，但商业、娱乐、生活中心已并非围绕宫城展开。外城城关成为大宗日用（主要是食物）商品的主要集散和批发地，起到调控城内外市场、沟通四方水陆干道的边缘商品集散中心区。城西墙外西湖临湖区是著名风景区，也是城外达官贵族聚居和商业娱乐中心区。
外城城门主要有十三座[43]⑤：
南——嘉会门
东——自南向北依次为便门、候潮门、保安门、新开门、崇新门、东青门。
北——东北为艮山门，西北为余杭门（又称北关）。
西——自北向南依次为钱塘门、涌金门、清波门、钱湖门。
东边外墙还有北土门、南土门、竹车门，不属于正式城门，故不计在内。
①城关与市场
内城商业经营的主要特色是街市、桥市等的店铺、酒楼、摊贩，而交易量最大的大宗食用商品批发市场则主要分布在外城各城门外的城关区。临安两个附郭县所辖镇市形成各具特色的集散市场。据杨宽统计[44]⑥，临安城内外见于记载的有二十多种行、市、团，属批发市场性质，分布在28处，有14处在城关（大多在城门外）一带，外城城关已经成为大宗日用商品集散地或称批发中心，也是人口流动频率最高、流动人口数量多的地区。当时即有民谚用“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来形容各外城城关因地理位置不同而形成的市场经营特色。各外城城关比较集中的市场有如下几处：
余杭门外——米市、鱼，门内——青果团；
新开门外——米市；
崇新门外——菜市、蟹行；
东青门外——菜市、鲜鱼行；
候潮门外——鲜鱼行、柴行、南猪行；
便门外——鮝行、布市；
钱塘门内——花团。
这些市场经营活动已形成规范，如米市，由铺户、行头、牙人、贾贩、赁户、脚夫、舟户等一干人各司其职，各有管领，形成一条龙式的规模经营网络体系。
临安罗城外的四厢，主要是由城门外的市连成的，据《梦梁录》[45]①所述，杭州有钱塘和仁和两个附郭赤县，所管镇市达15个，在外城城门外的有9个：
嘉会门外——浙江市。
北关（余杭）门外——北郭市、江涨东市、湖州市、江涨西市、半道红市。
艮山门外——范浦镇市。
崇新门外——南土门市。
东青门外——北土门市。
此外还有西溪市、赤山市、龙山市、安溪市、汤村镇市、临平（镇）市等都环绕城周。这些市镇的形成，与大量商业性质的人口涌入和流动有直接关系，“盖因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46]②。杭州城周已形成数十里开外的市镇群。外城城关的市场也各具特色，临安民谚云：“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城东郊农民都转而从事供应菜蔬生产，以至“绝无民居，弥望皆菜圃”[47]③。
②城关与瓦子
瓦子又称瓦市、瓦舍、瓦肆，《都城纪事•瓦舍众伎》云：“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但在京城时，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瓦子逐渐形成聚散迅捷的集市。北宋时，各大都市的瓦子已成为集娱乐、商业、文化等于一身的多功能固定场所。瓦子是城内外人口流动量最大、流动最频繁的场所之一，瓦子周围人口居住密度也比较大。北宋东京瓦子主要集中在里城各城关，临安城则主要分布在外城城门外的城关区。
临安城内外瓦子共23处，城内6 处，城外17处[48]④。有17处瓦子在各郭城城门附近，其余6处或在城内或在城外距城门较远。具体分布如下：
嘉会门外——嘉会门瓦。
便门外——便门瓦。
候潮门外——候潮瓦。
保安门（候潮门与新开门之间，俗称小堰门）——小堰门瓦。
新开门外——新门瓦，门内——南瓦。
崇新门外——荐桥门瓦，门内——中瓦。
东青门外——菜市桥瓦。
艮山门内——艮山门瓦。
余杭门外——北关门瓦，沿运河北上又有北郭瓦、旧瓦、米市桥瓦。
钱塘门外——王家桥瓦、羊坊桥瓦。
钱湖门外——钱湖门瓦。
外城清波门和涌金门外没有瓦子，大概因为紧临西湖，有限的地已被楼堂馆所充斥，如涌金门外的丰乐楼，面临西湖，游人最多，确已无场地设瓦子。
各水门形成相对的水城关及水城关区，与里、外城城关联系更加紧密。
《梦粱录》卷19《塌房》云：“自高庙车驾自建康幸杭，驻跸几近二百余年，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有为诗云：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其盛可想亦”[49]①。
四、 城门名称的世俗化
城门名称的世俗化，是城关经济功能增强的又一体现，也是城关区吞吐流动人口功能强化的体现。
唐长安内外城共二十门，没有俗称。
北宋东京里城九门（角门不在内），有五个城门有俗名，是以所通往的重要地区命名，应该是延续唐以来的旧称。东面，望春门，因通往曹州（今山东荷泽南），俗名即为曹门；丽景门因通往宋州（今河南商丘），俗名即为宋门。西面宜秋门因通往郑州（今河南郑州），俗名即为旧郑门。北面景隆门，因通往酸枣（今河南延津），俗名即为酸枣门；安远门因通往封丘（今河南封丘），俗名即为封丘门。西面的阊阖门，俗名为梁门。建新城（即外城）后，里城与新城各门相通的门，俗名前一般都加一个“旧”字，而新门则沿用里城俗名，前面加一个“新”字，如望春门俗名为旧曹门，与外城相通的门为含辉门，俗名即为新曹门。
北宋外城共十三门，除正南的南薰门没有俗名，其他都有俗名。与里城相通的门有七座，分别是通天门，俗名为新酸枣门；永泰门，俗名为新封丘门；含辉门，俗名为新曹门；朝阳门，俗名为新宋门；顺天门，俗名为新郑门；开远门，与里城阊阖门（俗名为梁门）相通，但俗名却有别，因通往万胜镇（今河南中牟东北），俗名为万胜门。此外，南面的宣化门，因通往陈州（今河南淮阳），俗名即为陈州门；北面景阳门，因通往陈桥镇（今河南封丘县陈桥），俗名即为陈桥门；北面的安肃门，因通往卫州（今河南汲县），俗名即为卫州门；南面的安上门，因城门建有戴楼，俗名即为戴楼门；西面的金耀门，俗名为固子门[50]②。
虽然各门有正名，但民间更熟悉和常用的应是俗名。
东京的水门基本是以通津、善利这类有利于商贸流通的吉利名称为主。
南宋临安城的有些城门更加世俗化和实用化，如东青门的俗名为菜市门。因此，正和 “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51]③这种百姓与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民谚相呼应。由于里外城之间的容纳空间已趋于饱和，临安城内的水路、陆路都不如开封畅通和贯通，外来和流动人口很大一部分是在以外城城关为枢纽的地区活动，而不是象开封那样里城城关区是外来和流动人口的主要活动区。
如果说唐长安的城关勾连城内外的方式基本是点和线的结合，北宋东京则发展为点、线、面的结合，沟通城内外的经济功能即大宗商品集散批发，很大程度上由里城城关承担，外城城关的经济功能也日益重要。到南宋的临安，外城城关已经成为城内外大宗商品集散的中心枢纽，城市经济功能的边缘化也由此显现。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由唐入宋都城城关的经济功能逐渐增强的轨迹。尤其是两宋都城，以城关为枢纽，都城逐渐向城外扩展的趋势和城内外逐渐一体化的趋势更为明显，都城经济功能逐渐边缘化。城市经济功能边缘化的趋势不仅是都城才有的独特现象，南方一些商业经济功能较强的城市，如扬州，在唐后期中心和经济商业中心已经分离，原处于边缘区的新城，实际已成为全城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关区或如扬州新城，其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在此频繁出入、活动，他们中以工商业人口为主，既面向城内各阶层消费群体，又沟通与城外相联的水陆运输通道，他们的能量超过他们本身在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他们的存在和流动成为城市发展是否具有活力的关键，而城关区成为最适合他们活动的舞台。[52]①沿着这一变化的轨迹，我们看到如无战事或叛乱等外来因素，城关区主要承担的是经济功能。城关区经济功能的增强，既是唐宋时期传统都市经济功能加强的反映，也表明传统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已达到极点，都城只有借助处于边缘区的城关才有持续发展的回旋空间。注释
① [1]参见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１９７８年第６期；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参见叶骁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二集所收《唐长安城平面实测图》，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② 《北里志》（《丛书集成初编》据《古今说海》本排印，中华书局1985年版）序。
[3]①北宋东京宫城东门东华门，相当于唐长安景风门。据《东京梦华录》（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大内采买果品、菜蔬等，主要依靠东华门外的市场。
[4]② 《长安志》（《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卷8“崇仁坊”条。
[5]③李廓《长安少年行》，《全唐诗》卷24，中华书局标点本1960年版。
[6]④ 参见叶骁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二集所收《唐长安城平面实测图》，149页。⑤ 《太平广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61年版，下同）卷34“裴氏子”条，时间是开元中。
[7]⑥ 《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条，时间是建中年间。
[8]⑦ 《太平广记》卷257“卢氏杂说”条。
[9]⑧ 《太平广记》卷84“奚乐山”条。
[10]⑨ 《太平广记》卷486“无双传”，时间是建中年间。开远门是东郭最靠北的门，门内大街直通皇城与宫城之间的延喜门。
[11]⑩ 《太平广记》卷331“薛矜”条，时间为开元。
[12]⑾ 《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下同。
[13]⑿ 《长安志》卷10《郭外》，《丛书集成初编》1985年版，下同。
[14]⒀ 《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
[15]⒁ 《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
[16]⒂ 《旧唐书》卷15《宪宗本纪下》。
[17]① 《旧唐书》卷16《穆宗纪》。
[18]② 《旧唐书》卷161《李光颜传》。
[19]③ 《长安志》卷10《郭外》。
[20]④参见氏《唐代长安的繁华区》，《史流》27，1986年。《唐代长安的店铺立地和街西的致富潭》，布目潮 风先生古稀纪念论集• 东亚的法和社会》汲古书院，1990年。
[21]⑤ 《旧唐书》卷52《后妃下》。
[22]⑥ 《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歇马杯》，《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
[23]⑦ 参见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叶骁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三集，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
[24]⑧ 《东京梦华录》卷2“酒楼”条。
[25]①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下编“北宋东京的新结构和新街市”。
[26]② 《五代会要》卷26《城郭》，《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7]③释文莹《玉壶清话》卷3，中华书局标点本1984年版。
[28]① 《东京梦华录》卷2“酒楼”条，有郑门河王家、李七家正店，但未标明新门抑或旧门，考虑到旧郑门北有汴河流经，应是位于旧郑门一带。
[29]②见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第七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0]③ 《东京梦华录》卷3“大内前州桥东街巷”条。
[31]④王得臣《麈史》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6年版。
[32]⑤王栐《燕翼诒谋录》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6年版。
[33]⑥本文北宋东京瓦子的分布依据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330页，图58“北宋末年东京（开封）瓦子分布图”。
[34]①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卷1“东都外城”条，注二“城门”：次北曰金辉门，俗名固子门。欧阳公归田录亦云饮于固子桥。然则以叠石为固而名其桥，因此以名其门也。”
[35]②吕祖谦《宋文鉴》载杨侃《皇畿赋》。
[36]③ 《东京梦华录》卷6“收灯都人出城探春”条。
[37]④ 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卷1“西水门条”，注九引江休复《江邻几杂志》。
[38]⑤ 关于《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内容有不同意见，详请见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9]① 南宋临安城，基本史料依据《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外四种：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盛录》、吴自牧《梦梁录》、周密《武林旧事》。
[40]② 《梦梁录》卷8“大内”条。
[41]③同上。
[42]④同上。
[43]⑤据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编《中国城市建设史》“南宋临安城复原想象图”，中国建工出版社1982年版。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叶骁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三集。
[44]⑥氏《中国都城制度史研究》下编。
[45]① 还可参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二卷》四0《南宋首府临安的户口》，325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46]② 《梦梁录》卷13“两赤县市镇”条。
[47]③ 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4，《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
[48]④据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南宋临安（今杭州）瓦子分布图”，西泠印社1986年版。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下编“临安城内的瓦子”、“临安城外的瓦子”两节。
[49]① 周煇《清波杂志》卷3，《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
[50]② 《东京梦华录》卷1“东都外城”条邓之诚注：“又郡城沿革云：西面门……次北曰金辉门，俗名固子门。欧阳公归田录亦云饮于固子桥。然则以叠石为固而名其桥，因此以名其门也。”
[51]③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4《临安四门所出》。《梦梁录》卷18“物产”：“谚云：东菜西水南柴北米，杭之日用是也。”
[52]①有关论著还可参看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吴涛《北宋东京城的营建与布局》，《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日）梅原郁《宋代开封与都市制度》，《鹰陵史学》3、4期合刊，1977年版；（日）斯波义信《宋都杭州的商业中心》，译文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五），中华书局1992年版；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西泠印社1986年版；周宝珠《〈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xx）、李小平（20xx）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www.0519news.com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xx）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xx）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xx;李小平，20xx);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xx；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xx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20xx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20xx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5.李建新.低生育率的社会学后果研究[d].社会科学,20xx
6.于学军.从21世纪上半叶看稳定低生育率[d].人口研究,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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