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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的养殖方法与技巧_农林学论文五篇

202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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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类,即软体动物中的一类。是三胚层、两侧对称,具有真体腔的动物。软体动物的真体腔是由裂腔法形成,也就是中胚层所形成的体腔。但软体动物的真体腔不发达,仅存在于围心腔及生殖腺腔中。软体动物在形态上变化很大,但在结构上都可以分为头、足、内脏囊及外套膜4部分。头位于身体的前端,足位于头后、身体腹面,是由体壁伸出的一个多肌肉质的运动器官,内脏囊位于身体背面,是由柔软的体壁包围着的内脏器官,外套膜是由身体背部的体壁延伸下垂形成的一个或一对膜,外套膜与内脏囊之间的空腔即为外套腔。由外套膜向体表分泌碳酸钙,形成一个或两个外壳包围整个身体,少数种类壳被体壁包围或壳完全消失。这些基本结构在不同的纲中有很大的变化与区别。软体动物具有完整的消化道,出现了呼吸与循环系统,也出现了比原肾更进化的后肾(metanephridium)。软体动物种类繁多,分布广泛。现存的有11万种以上,还有35000化石种,是动物界中仅次

《池水》是青言之写的网络小说连载于连城读书。鲤鱼的养殖方法与技巧_农林学论文五篇感谢大家一起学习,希望能帮到你!

第一篇 鲤鱼的养殖方法与技巧_农林学论文

鲻鱼是鲻科鱼类中的一种,属海洋鱼类,具有个体大、生长快、适盐性强、饵料要求不严格、肉质鲜美等优点,在我国海水养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水产养殖业的迅速发展,广大科技工作者与养殖户不断地探索和创新,近几年在不同水体中与不同的养殖品种进行混养,单位面积产量和经济效益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笔者根据多年的养殖经验,对鲻鱼的养殖方法与技巧进行了认真地总结与,现介绍如下:

一、鲻鱼的养殖方式

在我国北方沿海地区,利用池塘单独精养鲻鱼的并不多见,其原因是产量低而不稳定,主要养殖方式是粗养和混养,就是人为地将鲻鱼同相互有利的不同养殖种类,按一定比例搭配,在同一个池塘中进行混养,使其池塘中各生态位和营养位均适宜于混养的其他对象,形成相互利用、相互促进、生态互补的生态环境,有效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经济效益。

二、混养品种搭配

目前鲻鱼与其他养殖品种混养的模式很多,主要有鲻鱼与对虾、贝类混养,鲻鱼与对虾混养,鲻鱼与海参混养,鲻鱼与贝类混养,鲻鱼与梭子蟹混养,鲻鱼与其他海水鱼类混养,在淡水养殖中通过驯化处理与四大家鱼和南美白对虾混养等。通过生产实践验证,采取以上混养模式,都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单位面积产量和经济效益也有不同程度地提高。在海水养殖中以鲻鱼与对虾、贝类混养最为理想。

三、养殖池塘条件

根据不同混养品种的生活习性,选择适宜的养殖池塘,如鲻鱼与对虾、贝类混养,选择池塘首要考虑的是底质,以泥沙质为好,池塘底部要平坦并能排净池水;其次要根据鲻鱼和对虾的生活习性,选择面积适宜、进排水方便、水质清新而无污染上文库、水深保持在1.3~1.5米、盐度不低于15‰、水体ph值在7.5~8.5之间的池塘。wWW.0519news.cOM放苗前要按混养品种的栖息要求进行池塘底质整修、消毒以及肥水工作。

四、苗种的选择与放养

1. 苗种选择。混养鲻鱼可选择当年3~4月份从海区捕捞的一龄小规格苗种,一般体长2~3厘米、体重0.1~0.3克,进行苗种养殖;也可选经过暂养的二龄大规格苗种,体长16~18厘米、体重40~60克,进行成鱼养殖。

2. 苗种放养。鲻鱼苗种的放养时间最好选择在4月份,水温在10℃左右。进行苗种养殖的池塘每亩放养量为300~500尾,进行成鱼养殖的池塘每亩放养量为100~180尾。在捕捞、过数、装苗、运输环节操作要仔细认真,尽量避免损伤鱼体,影响成活率。鱼种可采用装鱼桶或薄膜袋充气法运输。鱼苗运到目的地后,要先测量装苗水温与养殖池水温是否一致,如相差较大要将两者调到基本一致,再将苗种轻轻放入养殖池中。

五、养殖管理

1. 饵料的投喂与施肥。混养的鲻鱼在养殖前期,由于池塘天然饵料充足,不需要投放任何饵料。养殖中期随着各混养品种摄食量的加大,池内天然饵料开始不能满足各混养品种的需求,这时要根据其他混养品种的主次适当增加投饵量。例如鲻鱼与虾混养,可适当增投对虾饵料,鲻鱼可充分利用对虾摄食后剩余的残饵,从而满足其快速生长的需求。在养殖后期随着各混养品种摄食量进一步增大,此时池水要及时追肥或及时投放适量麸皮和其他鱼类饵料,以保证鲻鱼能摄食到足够的饲料。

2. 水质管理。养殖期间要做好水质调节,鲻鱼苗种放养后水位要保持在0.5~0.7米。若有冷空气侵袭,水位要调至1米以上,养殖前期以添水为主,养殖中后期以换水为主,换水量应控制在15%~20%,并随时观察水质变化情况,适时调整,始终保持池水肥而不老和嫩而爽,严防水质突变造成养殖品种缺氧浮头。

3. 病害防治。养殖鲻鱼虽然发病率低,但苗种体质娇嫩,性气躁,喜跳跃,往往在运苗过程中由于操作不当造成鱼体损伤严重而死亡,因此要小心操作,避免损伤鱼体。苗种放养时要进行药浴处理,养殖期间若发生水霉病,应采取加强水质管理措施,防止水质老化,同时可投喂掺有大蒜的饵料,可有效地防止病害的发生。

六、收获

鲻鱼的收获时间,可根据市场行情具体确定,通常在秋季的11月份,此时成鱼规格一般可达750~1000克/尾。收获可采取放干池水或铺大网起捕的方法。

七、小结

经过多年的养殖实践和调查研究,鲻鱼不宜单养,应与其他品种混养,混养有以下优点:

1. 生长速度快。鲻鱼的胃十分发达,对饵料的消化能力强,在混养过程中每亩投放100尾左右的鲻鱼苗,不用增投任何饵料,即可正常生长,当年达到商品鱼规格。

2. 适应能力强。鲻鱼是一种广盐性鱼类,可生活在各种不同盐度的水质中,对池水缺氧适应性比其他鱼类强,混养的其他品种往往因池塘水质败坏而缺氧死亡,鲻鱼仍能存活。

3. 可起到作用。在夜间,鲻鱼往往喜欢跳跃或集群于水面吞食水花并发生“啧、啧”声,当池水溶氧量降到一定程度后,鲻鱼活动和摄食声音消失,警示养殖人员池水可能缺氧,其他养殖品种将会出现浮头,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补救。

4. 有利于净化池水。鲻鱼主要摄食池底的有机碎屑和泥沙底中的藻类以及浮于水面的衰老蓝绿藻,可有效地改善池底污染、净化池水水质。

5. 病害少。在养殖过程中,只要在苗种捕捞放养时避免损伤鱼体,就可有效地避免病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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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浅说小学数学的启蒙教学技巧_数学论文

小学数学是一门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连续性的学科,越往后学习,知识网络越复杂,所需要联系的基础知识更加繁多,如果之前的知识点没有掌握牢靠,在以后的学习中因为知识有漏洞,数学的学习便会更加陷入困境。

孩子在低年级阶段的学习,知识、技能并不是第一位的,兴趣和自信心才是最关键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孩子对数学有了浓厚兴趣,才会全神贯注地进行学习,才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去认识和解决数学问题。因此可以说,学生入学的启蒙之初培养学生的兴趣是整个数学教学的重要基础。

一年级的数学教材就象是一本卡通故事书,每一课学习内容、每一道练习题都可以用一个小故事来把它表达出来,并把知识融入到学生的生活当中,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在实际教学中,我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方式和学习习惯,初步学会用数学的思维方式去观察和现实生活,用数学的方法去解决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还有学生性、互动性和创造性等方面的培养,怎样才能使学生愿意学并学好数学呢?

1 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愿望,并注意培养兴趣

在上第一节数学课《生活中的数》时,我先让学生观察他们新的学习环境——教室,让他们寻找教室中的数,又领学生到校园进行参观,寻找校园中的数,然后告诉学生:这就是数学,其实数学就在我们身边,使学生对数学逐渐产生了亲切感。

首先,要让孩子知道数学很有用,也很有趣。老师可以将生活中孩子关心、熟悉的现象改编成数学题,加深孩子对数学应用的认识,激发孩子对数学的兴趣;还可以对题目进行故事包装,即把一个很普通的题目,用一些有趣的故事把它包装起来,让孩子觉得有趣,有意思。WWw.0519news.CoM如:对于9的分与合,出这样一道题:有9名解放军战士分成两小队执行任务,如果你是队长,你准备怎样分?有多少种分法?这样比单纯说9可以分成1和8,9可以分成2和7等,要有趣得多,孩子才会觉得有意思。

其次,要注意多鼓励,少批评。孩子做错了题目老师一定要耐心和孩子一起错在哪里,错误的原因是什么,从这个错误中吸取什么教训,今后怎样避免同样的错误再次发生。尽量不批评或少批评孩子。有这样一道经典题目经常在各类数学竞赛中出现:小明和小刚住同一栋楼,小明家住三楼,他从楼下爬楼到家需要3分钟,小刚家住五楼,问小刚从楼下爬楼到家需要几分钟?这道题非常简单,但是非常容易错,很多孩子会脱口而出上文库“5分钟”。对于这种错误老师不要立刻表达孩子错了,而要引导孩子问题:首先,爬楼梯问题是小学奥数的典型应用题之一,有些奥数书上也叫“植树问题”,这种题的特点很简单,只要老师提示一句话就可以“住在一楼的人是不需要爬楼的”;其次,这道题的背后又含有“找规律”这个经典数学思想,即3楼3分钟能不能推出4楼4分钟、5楼5分钟,找规律最为重要的是确定初始值,也就是1楼1分钟能不能成立,想到这里就很清楚,显然1楼1分钟是不成立的。如果每一道题目老师都鼓励孩子多思考,从更深层次帮助学生错误,并且举一反三,学生在学习中自然就做到了事半功倍。

2 有意识创设活跃的学习氛围和生动有趣的学习情境

“好玩”是孩子的天性,怎样才能让孩子在玩中获得知识呢?我针对每课不同的学习内容,编排设计了很多不转自同的游戏、故事……如:在上“认识物体和图形”一课时,我让孩子带来了许多物体和图形,先让他们以小组为单位介绍自己带来的物品,后放到一起数一数,看看每种物体、图形各有几个。这样不仅使学生认识了数,还为以后的分类课打好了基础,更培养了孩子的合作学习习惯。

3 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去观察、思考,解决问题

大家都知道本册数学教材的练习题中,有很多题的答案都不是唯一的。这就需要我们抓住时机,鼓励学生多动脑筋,勤思考。刚开始,当我问道:“谁还有不同的方法?”时,很多学生的表情都很茫然,所以这时,只要有学生能通过思考来回答问题,不管他答对与否,我都给与相应的鼓励,表扬他是个爱动脑筋的孩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我讲《跳绳》这一课时,大多数学生都列算式为:2+6(2个摇绳的,6个跳绳的),这时,有个小女孩却胆怯怯的举起了小手,她列的算式是:4+4,我故作惊讶地问:“你为什么要列成4+4呢?”她说:“有4个小男孩,4个小女孩,共有8个小朋友在玩跳绳。”我当时特别高兴,就借机说:“你真是个爱动脑筋的好孩子,棒极了!”并奖给她一个“智慧果”。然后,我对其他孩子说:“其实通过这幅图还能列出很多不同的算式,谁还能做一个爱动脑筋的孩子?”经过这一启发,学生的思维顿时活跃起来,最后一直深挖到根据衣服、袜子的不同颜色来列算式,甚至更有的学生列出了连加算式。从这以后,在每每拿出一道题,学生都能积极主动去寻找不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可见,只要我们能适时抓住机会,并加以正确引导,相信孩子们是有潜能可挖的。公务员之家

4 培养孩子的生活实践能力

许多孩子在入学以前就会做100以内的加减法,但是如果把它们拿到具体的生活实际中来就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了。数学如果不能与生活有效地联系起来,那就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所以,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孩子的生活实践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如:上完《分类》课以后,布置学生到书店、超市等地方进行调查,看看它们是按什么规律把物品进行归类的,之后又让学生带来了各种不同的东西,叫学生扮演。“商场小经理”把各种物品按自己的想法进行归类。这样,使学生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把数学真正融入到现实生活,多让孩子动手。小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逐步向抽象思维过渡。把不好操作的转为好操作的,这样更符合孩子的认知规律。老师可和孩子一起做数学游戏,通过有目的的游戏促进孩子在数学认知、空间理解、想象力等方面的发展。例题:有两堆石子,如果从第一堆中取5粒石子放到第二堆中,则两堆的石子数相等,由这个条件你能得出关于这两堆石子的什么判断?这道题显然是开放性的题目,可以让同学们充分发挥想象力。

总之,兴趣是推动孩子学习的一种最实际的内生动力,在孩子进入一年级,进入数学的殿堂时,老师和家长应该注重培养孩子对数学的兴趣及自信心的培养,以引领孩子自觉、主动地去学习,并激励孩子长期坚持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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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道家美学与西方美学沟通的共同话语_美学论文

 叶维廉指出庄子的宇宙观、人对宇宙万物的观感方式与柏拉图不同,柏拉图把世界分为理念世界、物质现象世界、艺术模仿世界,是一种以人概念、命题及人为秩序的结构形式和框架而对宇宙大全的类分和支解,从而导致以我为中心、以人的知性来对待世界,而庄子的宇宙观是浑一的,人、物质世界、道通过神秘的直觉而达到浑全合一的境界。

如果说庄子的“ 以物观物”的自然美学与西方古典美学存在着上述重大差异的话,那么在叶维廉看来,庄子所代表的中国古典审美感应方式却又与西方现象学美学获得了会通。因为现象学美学的一个最大的努力,就是要回到现象本身。纵观西方思想,叶维廉认为:现代西方对于宇宙观的调整,颇为繁复,但我们在此只欲指出:所有的现代思想及艺术,由现象哲学家到jean dubuffet 的反文化立场,都极力要古典哲人(尤指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的抽象思维系统而回到具体的存在现象。几乎所有的现象哲学家都曾提出此问题。叶氏指出,现象学美学家、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所致力的回到苏格拉底以前的原真状态,力求呈现存在的具体性以及梅露彭迪所主张的回到概念化之前的世界,重建与世界的直接、原始的接触,这些与道家“以物观物”的感应方式极为相似。他说:要消除玄学的累赘、概念的累赘也可以说是海德格哲学最用力的地方。像道家的返璞归真,海德格对原真事物的重认,使到美学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按照叶先生的言下之意,以现象学美学为代表的西方现当代美学的走向已与西方古典美学大为不同,而道家“以物观物”的自然美学与西方“ 以我观物”的感应方式所导致的古典美学视境迥异,倒是道家所代表的中国古典诗学“ 以物观物”的自然美学与西方现当代美学大潮有共通之处。WwW.0519news.CoM正是从这一世界性的眼上文库光来看,叶维廉深爱庄子,他经常进出于西洋作品之间,始终不信服柏拉图以还所强调的永恒的轮廓,还是认为庄子的“化”的意念才迹近实境。叶维廉针对生态平衡被破坏了的现代情势,提出了回归太和的主张。这一回归也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复归。钱钟书曾谈到三种不同的处理天、人关系的学术思想: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者也。这三种天、人关系影响到不同的美感视境。而且,“人心之通天” 的境界更容易在人与自然尚未疏离分化、生态环境尚未遭受破坏的自然远古时世得到实现。叶维廉还引禅宗《传灯录》那段有名的公案来说明不同的感物方式所引发的不同的美感视境: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叶氏并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概念来解释这三种观物、感物方式。“ 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无疑是经过“解蔽”之后所达到的澄明、透彻之境。“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与“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两种境界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的优劣何在,这可能是叶维廉具有生态美学精神的比较诗学中未能完全弄清楚的问题,也可能是现象学美学所存在的理论空当。尽管在理论上叶氏认为后者才是至境,但在更多的地方却在强调原始状况下的绝对和谐与自发自动。

在《饮之太和》中,叶维廉有感于宇宙万物与我们交谈的境界已经完全消失了的西方现代情势,特别提到兰亭诗人和庐山探幽者,称赏他们共同参“自发自律的自然” 的颂赞。但随后又说:但他们虽然共同参与,但还是一组诗人墨客。可是在东格林兰的爱斯基摩族人里,我们发现了与自然更纯粹更完全的应和。这实际上就凸显了这样一个问题:生态诉求与现象学回归,与原始文化形态、原始思维的关系。叶秀山曾指出:对于原始的思维形式的研究,对人的原始状态的研究,是当代西方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它直接与哲学的一个基本例题: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有关,所以这个问题对于哲学家就有特别的吸引力。同时又由于这种同一性与感性的形式不可分离,因而对艺术家也同样具有吸引力。如果以这些观点来看,老庄之主张回复远古自然之世,实是对人类的原初本性、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原始状态以及人对外在自然世界直接而全面的感知方式的极力维护和称赞。这是一个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同一不分的时代,一个充满了诗性智慧的时代。而人的历史发展,人的淳朴、自然的原初本性却在一步一步地丧失。人类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原始状态以及人对外在世界直接、全面的感知方式却在逐渐离析、解体。这一古与今的历史透视,深深影响到中国后世的文学观念,形成了一种具有极强势力、从某种意义上难以反驳的退化思想。在老庄看来,远古自然之时,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人就是自然。而进入文明状态,则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人对世界浑整的感知也开始分崩离析,并为概念、名言等框架所分割。在这样一种存在状态下,雕饰、谨细的艺术风气似乎是大势所趋的。文明愈发展,趣味愈精细,文学越自觉,则文学雕华、概念化的倾向愈来愈容易发生。诗性智慧在一步一步地被文化、礼义化所遮蔽。

西方现代兴起的对远古原始文化研究的兴趣,归根到底还是一种对现代人的思维、对文明人的存在状况日益陷入困境的危机感使然。影响更大的、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论现象学哲学、美学,正是这一思潮的集大成式的表现者。海德格尔主张抛弃统治西方2 000 多年的形而上学理性思维体系,返回苏格拉底以前的观念,其核心就是要恢复概念前、语言前的原真状态,以建立与自然世界原始的、直接的接触。海德格尔的这一终极性思路很容易使人们把他与老庄的复远古思想联系起来,因为双方的思维方式都是一种源于人生的原初体验视野的、纯境域构成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从本质上是诗性的,是审美活动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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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沟通行动具备獨立性与优先性吗?——试论哈贝马斯言语行为理论_逻辑学论文

摘要: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旨在区分沟通理性和工具理性,而这一区分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地区分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特别是能否证明以言行事行为于并且优先于以言取效行为。本文认为哈贝马斯对这个根本问题的论证并不特别令人信服,在此意义上,哈贝马斯所构筑的沟通行动理论就存在根基不牢的危险。  

关键词:沟通行动 策略行动 以言行事行为 以言取效行为 有效性宣称  

韦伯之后,任何对“现代性”做严肃思考的学者,无论赞成或者反对,几乎都无法绕过韦伯提出的问题,即现代性与理性化(rationalization)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关联性。[1]哈贝马斯同样如此。不过在哈贝马斯看来,韦伯对现代性的诊断虽然不乏洞见,究其根本却是一个“误诊”,因为韦伯所预言的“铁笼”并非是密不透风、无路可走的绝地,身处其间的现代人依然有出逃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正蕴藏在对“启蒙的前提”,也即理性化概念的重塑之中。哈贝马斯重塑理性化概念的主要动作是,比照工具理性,提出沟通理性的概念与之分庭抗礼。事实上,整部《沟通行动理论》的任务就是“在日常实践和沟通实践自身中,在沟通理性被压制、被扭曲和被摧残之处,发现这种理性的顽强声音”。[2]而工具理性与沟通理性之间的区分,在哈贝马斯看来,又可以转化为策略行动与沟通行动的区分问题。本文认为,如果哈贝马斯能够成功地证明作为言语行动类型之一种的沟通行动(相对于策略行动的)的性乃至优先性,则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就已成功大半。www.0519news.COm因此如果借用康德式的提问方式,本文将主要检讨以下两个主要问题:1,作为言语行动类型之一种的沟通行动是否可能?2,如果可能,如何可能,以及如果不能,为何不能?  

本文的基本结构如下:第一节,简述哈贝马斯对策略行动和沟通行动的区分,以及相应的对以言取效行为和以言行事行为的区分。第二节,简述沟通行动的有效性条件以及哈贝马斯对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批评。第三节,分别从四个方面批评哈贝马斯的言语行为理论,首先指出在语用学的层面上,以言行事行为与以言取效行为即便能够在“形式”上进行区分,但在“经验”层次上前者却始终无法达到应有的稳定性。其次,沟通行动之于策略行动的源初性即便是在哈贝马斯那里也是语多含糊。第三,哈贝马斯区分三个世界缺乏令人信服的理据。第四,哈贝马斯关于命令的言语行为分类同样存在不妥之处。  

一,作为言语行动类型之一种的沟通行动是否可能?  

在哈贝马斯看来,虽然沟通理性一直处于“被压制、被扭曲和被摧毁”的境遇,但是沟通理性之存在却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因此问沟通理性或者说沟通行动是否可能,就如同我们问知识是否可能一样荒谬。不过本文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沟通理性或者沟通行动是否可能,而在于“作为言语行动类型之一种”的沟通行动是否可能,说得更清楚一些,我们追问的是在言语行动分类中沟通行动能否取得与策略行动对等乃至优先的地位?惟其如此,我们才可以将沟通行动作为言语行动类型中的一个的、具有自主性的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沟通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挑战。  

要区分以成功为导向的策略行为和以达致理解为导向的沟通行为,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方面,沟通行为常常被用作策略行为的手段,两者经常发生混淆;另一方面,并非所有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行为都是以达致理解为导向的行为的案例,也就是说存在着无数非直接理解的言语行为。要克服上述两个困难,哈贝马斯认为必须证明以下这个观点:“在语言使用中,达到理解是源初的模式,而在此基础上的非直接理解以及对语言的工具化使用则是寄生的产物。”[3]而这个观点的澄清,则有待于援引奥斯丁的理论,也即对以言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s)和以言取效行为(perlocutinary acts)的区分。  

奥斯丁三分言语行为类型,除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外,还有以言表意行为(locutionary acts)。[4] 以言表意行为是陈述某个事态,比如下雨了;以言行事行为是通过陈述某事做事(其公式是in saying x,i was doing y),比如我向你道歉;以言取效行为则是指,说话者在说了些什么后通常还能对听者、说者或者其它人产生相应的确定后果(certain consequential effects),以言取效行为的公式是“by saying x,i did y”。奥斯丁虽然区分了三种基本的言语行为,但实际上他并不很关心这三种行为的严格界定,也不完全拘泥于三种行为的字面意思,而认为“in saying x,i was doing y”和“by saying x,i did y”这两个公式并不可靠。[5]  

奥斯丁的理论引起后人许多争论,问题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以言表意行为和以言行事行为的区分,一是以言行事行为与以言取效行为的区分。哈贝马斯显然更看重后一个区分,因为在他看来,沟通行动对应以言行事行为,策略行动对应以言取效行为,所以要论证沟通行动的源初性,就得首先论证以言行事相对以言取效的源初性。  

奥斯丁本人对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做出了三个区分:首先,以言行事行为是约定俗成的,而以言取效行为则不是约定俗成的;其次,以言行事行为可以通过显式的以言行事公式得以澄清,而对以言取效行为不能使用这个公式;再次,以言行事行为实质上仅仅是说话带来什么效果的问题,是实际上发生了什么的问题,而以言取效行为不是说话的效果问题。[6]  

哈贝马斯在奥斯丁的基础上,将以言行事行为与以言取效行为之间区分扩展为四种标准:  

1,在一个以言行事行为里,说话者只要求听者理解这个言语行为明白晓畅的内容,他没有任何超出内容意义以外的企图;而一个以言取效的行为则不然,说话者希望听者明白的不只是言语行为的内容,而是说话者本人的意图(intention),就此而言以言取效行为等同于目的行动(teleological action)。[7]  

2,一个以言行事行为要获得成功,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个言语表达中推论出其条件;而一个以言取效的行为是否成功,则无法从这个言语表达中推论得出。[8]比如,我向你承诺从香港带化妆品给你。就其为一个以言行事的例子言,只要你明白了这个表达的内容,它就成功了;但是就其为一个以言取效的例子言,或许我说这句话是为了博你欢心,然而结果却是你惶惶不安。  

3,根据第二点,我们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以言行事的结果是和言语行动存在着约定俗成(conventionally regulated)的关系或者说内在(internal)的关系,而以言取效行为的后果和所表达的意义的关系却是外在的,一个言语行为的可能的以言取效后果取决于偶然的脉络,而不是如以言行事那样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9]  

4,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用别的区分标准来替代约定俗成这个标准。一个说话者,如果想使他的行动成功,就不应该暴露他的以言取效的目的,相反,要想达成以言行事的目的却只能把它表达出来。以言行事是被公开地表达出来的;以言取效则不太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承认”。[10]  

比较奥斯丁和哈贝马斯的观点,我们发现二者都认为以言行事与以言取效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以言行事的言语行动与其结果存在“约定俗成”的关系,而以言取效则不然。事实上,也正是这一点引发的争议最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三节再予以澄清。  

通过区分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哈贝马斯进一步区分策略行为和沟通行为,他说:“我把这些言语行为称为沟通行为,在其中所有的参与者追求的是以言行事的目的,而且只追求以言行事的目的;另一方面,我把这些言语行为视作策略行为,在其中至少有一方的参与者试图通过他的言语行为对对方造成以言取效的后果”。[11]策略行为和沟通行为之间的区别对于形式语用学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它表明一个言语行为既能用于相互理解也能用于策略性的目的。哈贝马斯批评奥斯丁没有发现这个重要的区别。哈贝马斯称:“奥斯丁没有把这两个例子区分为不同类型的互动,因为他倾向于把沟通行为,也就是达致理解的行为,等同于用言语行为协调的行动。他没有看到沟通行为或者言语行为可以用作其它行为的协调工具。‘沟通的行为’(也就是用言语行为协调的行动)不能和我所介绍的‘沟通行为’相混淆。”[12]  

二,沟通行动的有效性条件以及哈贝马斯对塞尔的批评  

目前为止,哈贝马斯虽然已经区分了沟通行动和策略行动,并且给出了沟通行动的基本定义,但是沟通行动的类型和结构仍然处在晦暗之中。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曾列举一系列“语言游戏”的例子,指出语言有各种不同的使用,但维特根斯坦没有对之做出详细的区分,相反他认为言语行为的类型有无数种。对此塞尔颇为不满,他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观点颇值得怀疑,因为既然“没有人会说有无数种经济制度、婚姻制度或党派;为什么语言就会比任何其它方面的人类社会生活更难加以分类呢?”[13]塞尔不仅认为事实上不存在像维特根斯坦和其它许多人宣称的那样有无数的或不定数的语言游戏或语言使用,而且指出“在任何语言哲学中最明显的问题之一是:有多少使用语言的方式?”[14]  

塞尔用十二种维度来划分言语行为,其中最重要的三个维度是:1,以言行事的观点,以言行事决定了言语行为的主要语用功能;2,适应的方向(direction of fit),意思是言语行为的命题内容是如何与世界相关联的;3,说话者表达时的心理状态。根据上述三个原则,塞尔把以言行事行为区分为以下五种:断言的,指引的,承诺的,表情的,宣告的。  

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塞尔的问题在于只使用一个世界的模式,由此导致的后果是许多分类彼此之间界限模糊。为此,哈贝马斯在三个世界的划分基础上,在有效性的宣称以及布勒的语用学功能的帮助下,把言语行为区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记事的。对应于客观世界的事态,是关于真理的宣称,其功能是用来表达事态的。例如,老师说“我向你保证窗子是开着的。”如果听者选择要批评这个言语行为,就意味着对由说话者给出的关于真理宣称的批评。听者也许会接受这个关于真理的宣称,如果他认识到说话者有很好的理由宣称他的命题为真。  

2,表情的。对应于主观世界,是关于真诚性的宣称,用来表达说话者主观世界中的东西,例如,老师说:“我希望窗子是开着的。”如果听者选择批评这个言语行为,就意味着对说话者的真诚性的批评。说话者可以接受这个关于真诚性的宣称,如果说话者能够向听者确保他的确是在意指他所说的东西。如果听者仍然怀疑说话者的真诚性,那么说话者就只能在他随后的一致性行为中来展示他的真诚性。  

3,规范的。与社会世界相关,是关于正当性的宣称。这类言语行为是用来规整社会世界中的行动者的互动的,比如老师说,“我请你打开窗子。”如果听者选择批评这个言语行为,他就是在挑战这个言语行为的规范正当性。听者也许会接受这个宣称,如果听者认识到使这个言语行为有效的规范脉络。  

4,命令式。与客观世界相关,是关于权力的宣称。这类言语行为是说话者以听者必须如此这般的方式指称他所欲求的状态。比如,老师命令学生说:“开窗”。使听者接受这个言语行为的原因在于,说话者可以强迫听者去做,比如借助于惩罚。  

哈贝马斯特别指出,前三种类型的言语行为属于沟通行为,而后一种类型即命令式则是策略行为。  

在一个成功的沟通行动中,听者必须首先理解言语行为,然后必须还把这个言语行为作为有效的行为接受下来。这意味着听者可以根据有效性宣称中的命题内容为真性、真诚性和正当性来批评和控制这个言语行为。还举前面的例子:老师要求学生开窗,这时候老师有两种选择,或者采取沟通行动的方式,或者采取策略行动的方式。策略性的行为意味着,老师可以通过钱或者强力来迫使学生开窗;而沟通行为则意味着,老师首先是以言语行为来协调行动,并且学生可以对老师让学生开窗这个命令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如果学生理解这个请求、认为它是有效的而且也开了窗,那么这个社会互动就是一种成功的沟通行动;相反,如果老师让学生开窗但双方没有达成相互的理解,则就是一个策略行为的例子,比如老师可以威胁学生去开窗,而这时候强力就是使社会互动协调一致的手段。 

三,小结 

简述完哈贝马斯的言语行动理论,最后我想从四个方面检讨哈贝马斯的理论:第一,以言行事与以言取效行为的划分是否成立;第二,沟通行动和策略行动谁更具有优先性;第三,哈贝马斯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以及最后,哈贝马斯关于命令的言语行为分类所存在的问题。 

我们先来第一个问题,如前所述,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是否成功,首先取决于他对沟通行动和策略行动的区分是否成功,而这个问题又可以转化为以言行事行为与以言取效行为的区分是否成功。因此,我们首先要考量的就是哈贝马斯关于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之区分的证立是否成功。 

如前所述,哈贝马斯与奥斯丁都认为,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的主要区别在于以言行事行为与其后果之间存在着“约定俗成”的关系,而以言取效行为与其后果之间则不存在这样的关系,所以问题的关键集中在究竟什么是“约定俗成”的关系?如果哈贝马斯能够证成上述观点,那么哈贝马斯就可以反推出沟通行动的确与策略行动存在界限分明的区别,并由此最终证成沟通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区分。 

那么究竟什么是“约定俗成”的关系呢? 

如果一个言语行为的效力保障来自于外在的社会规范或者强力,那么这个言语行为和以言行事的结果之间的确存在“约定俗成”的关系,比如在加油站里说“不准抽烟”,在公共场合说“不准吐痰”,此类言语行为的结果(一般而言)是抽烟者把烟掐了,吐痰者不再吐痰——但是这种约定俗成的关系不仅了无新意,而且由于它所依傍的是外在的规范和强力,而非理性论辩,所以也无助于沟通行动理论的澄清。 

哈贝马斯当然不会这么没有创意。相反,他认为,问题恰恰产生在以下这种情况,即如果言语行为的权威既不是直接借自规范的社会力量(比如在加油站里说“不准抽烟”,在公共场合说“不准吐痰”这些与制度化相连的语言行为。),也不属于偶然促使同意的潜能(比如表达意志的命令句中),那么言语行为是从哪里得到力量来调节互动行动的?[15] 

哈贝马斯认为,在一个达成理解的沟通行动里,听者接受这个言语行为的过程可分为三个层面:1,听者了解了这个陈述,也就是说,他把握了陈述的字面意义;2,通过回答“是”或者“不是”,听者给出自己的立场;3,在达到一个已经获得的同意的结果里,听者根据约定俗成的义务(conventionally fixed obligation)指导他的行动。[16] 

为什么一个听者在没有外在规范的强制下,依然能够按约定俗成的方式行动,这种约定俗成的力量来自何方?这是一个问题。 

以“窗子开着呢”这句话为例。 

如果没头没脑地说一句“窗子开着呢”(就像早期语言哲学家讨论语义真理时所做的那样),它就是一个以言表意行为(locutionary action),或者说是一个记事性(constative)言语行为,表述的是“窗子开着”这么一个事态。 

可是,在日常对话中,我们很少这么没头没脑的说话,否则我们就会被指责为“不可理喻”。设想一个场景,屋里都是人,我走进门突然说一句“窗子开着呢”,屋里的人肯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说:“一般而言,对于记事性言语行为的意义后面并不跟随特殊的义务(obligation)”[17]但是如果要想使这句原本没头没脑的话成为可理喻的,我们就必须引进情境(situation)这个概念,引进情境的结果不仅是使沟通行为得以成立,更主要的是,它使一个独白变成了对话,使原本是以言表意的行为成为了以言行事的行为,让我们设想如下的场景: 

场景1:天气很凉,我走进屋说“窗子开着呢”,这时候我的意思是最好把窗子关上,这显然是以言行事的范例; 

场景2:天气很热,你想开空调,可是这时我说了一句“窗子开着呢”,这时候我的意思也许是“窗子开着,如果你要开空调,先关上它。”也许是“窗子开着,已经够凉的了,就不用开空调了”,具体意思是什么,想导致的以言行事行为是什么,全凭当时的语境、对话双方的共同背景、以及听者对这句“窗子开着呢”所具有的字面意思和隐含意思的理解所决定,这里虽然没有一定之规,但也绝非可以进行任意诠释——它是有具体的规定性在里头的,换言之,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约定俗成的“义务”——义务这个字眼太强,我更愿意说成是“习惯反应”。这种“习惯反应”的力量不是来自外在规范的强制约束,而是日常语言。 

事实上,对这个场景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构想:假定对话双方是一对夫妻,丈夫是说话者,妻子是听者,丈夫生性节俭,一向主张尽量少用空调以节约用电,两人此前曾为此多次口角,因此当丈夫走进房间说“窗子开着呢!”,此时就不仅意味着“窗子开着,已经够凉的了,就不用开空调了”,而且还有通过这个言语行为谴责乃至激怒妻子的意思在其中:“你怎么又在浪费电?”——很显然这是一个以言取效的言语行为,而且在这个特定的情境里面,我们可以预见到随之而来的“习惯反应”:夫妻再次大吵一顿。 

以上表明某些言语行为后面的确伴随着约定俗成的结果,但却无法证明只有以言行事行为才具有这种约定俗成的结果;不仅如此,以上还证明了奥斯汀本人的一个困惑,即所谓以言表意、以言行事、以言取效的区分也许只是出于方上的方便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尽管在概念(逻辑)层面上我们可以勉强加以区分,但是落实到经验层面,尤其是日常对话中,这三种言语行为方式合为一体的例子却是比比皆是。可是沟通理性要想获得与工具理性对等的地位,就必须确保在逻辑层次和经验层次上的双重稳定性。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句简单的“窗子开着呢”,既可以是以言表意,也可以是以言行事甚至是以言取效行为,遑论其他更为复杂的日常对话? 

哈贝马斯也许会反驳说,以言行事的结果和言语行动之间存在的“约定俗成”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关系,而以言取效行为的后果和所表达的意义的关系却是外在的,一个言语行为的可能的以言取效后果取决于偶然的脉络,而不是如以言行事那样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18]譬如上述例子中夫妻之间因为“窗子开着呢”这句话而发生的争执就是在“偶然”脉络之下发生的后果。对此,我的回答是,既然我们都认同“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则脉络或者情境的引进就是无法避免的。而脉络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 “非普遍必然”也即“偶然”的意味在其中。事实上,哈贝马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模棱两可的态度,在《沟通行动理论》第二部中他引入生活世界作为沟通行动的补足概念,恰恰表明了这一点。在经验语用学中,不仅脉络和情境是达成理解的必要因素,说话者的“意图”同样如此。否则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在一个以言行事行为里,说话者只要求听者理解这个言语行为明白晓畅的内容,他没有任何超出内容意义以外的企图”,就是从语用学向语义学的倒退。 

以上表明,在语用学的层面上,以言行事与以言取效即便能够在“形式”上进行区分,但在“经验”层次上却始终无法达到应有的稳定性。虽然这一点对于哈贝马斯的整体理论并不一定构成致命伤害,但不能不动摇其语用学基础的可信度。 

可是哈贝马斯的工作却不仅是要指出沟通行动的性,他更要指出沟通行动(相对于策略行动)是更为源初和优先的言语行动。如前所述,哈贝马斯认为 “在语言使用中,达到理解是源初的模式,而在此基础上的非直接理解以及对语言的工具化使用则是寄生的产物。”[19]哈贝马斯的论证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听者无法理解说话者的意思,则这个有着策略性目的的说话者就无法让这个听者按其所愿望的方式行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那种“以结果为导向的语言使用”并不是语言的源初使用,而是包含在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之中。[20]这个论证相当简单,不过也非常有力,我们的确无法想象,如果听者连“窗子开着呢”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甚么都未曾理解,怎么可能会有其后关窗子等等一系列的结果性反应。所以当哈贝马斯因此得出结论说策略行动(所谓非直接理解以及对语言的工具化使用)是沟通行动的寄生产物时,也并非没有道理。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考虑,是不是可以得出几乎相反的结论:以达到理解为目的的沟通行动是策略行动的功能性的结构组成因素。作为目的性的动物,人们在日常交往过程中,不只是为了理解而沟通,我们之所以要达成理解,正是因为我们需要通过理解来达成理解之外的其它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沟通行动不仅难以作为一个自足的言语行动存在,而且作为一种功能性因素附属于策略/目的行动,即使我们能够将其从策略行动中剥离出来,其稳定性也令人担忧,我甚至会认为它随时有滑落到策略行动的可能。换言之,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沟通行为的发生缺乏充足的动机资源,哈贝马斯始终没有说明,在后形而上学时代中,人们通过沟通行动追求的究竟是自我利益、他人利益、群体利益,抑或是什么利益都不追求,只是纯粹的坐而论道,以知识性的相互理解和道德性的相互关怀为目标?有趣的是,在《沟通行动理论》第一卷第101页处,哈贝马斯说过另外一番话:“语言是为理解而服务的沟通行动的媒介,可是行动者与他人达成一致理解是为了协调他们彼此的行动,为了追求他们特殊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目的性的结构是所有行动概念的基础。”[21]这段话显示出哈贝马斯本人对沟通行动性地位的摇摆态度。看来不仅沟通行动和策略行动的区分有待进一步的澄清,而且退一步说,即使承认沟通行动和策略行动之间界限分明,它们二者谁更源初在哈贝马斯这里也是语多含糊。 

第三,哈贝马斯的言语行动理论及其对塞尔的批评主要根据三个世界的划分,可是这三个世界的划分同样存在问题。哈贝马斯将世界划分为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对应于这三个世界有三种有效性宣称:真诚性,真理性和正当性。这是一种类似本体论预设的假定,然而自始至终哈贝马斯没有给出可信服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这些假定是普遍的。汤姆逊对此就曾提出批评,并指出我们可以给出其它一些别的假设,其普遍性和哈贝马斯的一样,比如前期维特根斯坦就强调过以下两种区分:1,可说与不可说的区分;2,由模态逻辑发展导致的区分,即是什么与可能是什么之间的区分。[22] 

最后,哈贝马斯关于命令的言语行为分类同样存在不妥之处。在谈到银行劫犯用枪指着银行职员说“举起手来”这个例子时,哈贝马斯后来写道:“我的错误在于把这种纯粹由权力支持的有限的命令式例子作为言语行为本身。但正如齐默曼(zimmerman)、图根哈特(tugendhat)和斯克杰(skjei)所指出的,我陷入了矛盾之中。我已经在回复斯克杰的时候修正了我的立场:我现在把简单的或者非权威规范的例子作为附带的例子。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我应该知晓在仅仅是作为事实的权力和已经被转化为规范权威性的权力之间存在的连续性。出于这个理由,所有具有以言行事力量的命令都能根据规范权威的命令的模式来。我之前在概念上所做的错误区分现在已经缩减成程度上的区分。”[23] 

哈贝马斯的形式语用学及沟通行动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道德意识和伦理规范的宗教-形而上学基础丧失的背景下,如何重建我们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规范?哈贝马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但是正如威廉斯•奥斯维特所指出的,事实似乎不像哈贝马斯想象的那么清楚简单。[24]但无论如何,哈贝马斯学术气魄之宏大壮观,其理念抱负之高远坚韧让人叹服,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理论盛嚣尘上的时代,哈贝马斯依然固守启蒙主义大纛,坚持人类理性的力量,可以说捍卫了人类理性最后的尊严。 注释: 

[1]尽管近来有学者指出从“现代化”与“理性化”的关系这个角度去理解韦伯是否适当的问题,但是多数学者依然坚持这个立场,韦伯专家沃尔夫冈•施路赫特在《理性化的矛盾——韦伯论“伦理”与“世界”之关系》一文中指出,以理性主义或理性化的问题作为整体观察韦伯立场的重心,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最恰当的。例如c.seyfarth就曾在讨论韦伯对新教伦理的研究时指出:“惟有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个题目重新在理性化的概念架构终于以扩充及精确化。对韦伯的讨论方才有所建设性,而非只是抄录和反复辩论。”哈贝马斯本人也是从理性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个进路来研究和批评韦伯的。 

[2]jurgen 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 london : heinemann, c1984-c1987. vol 1,p.12。 

[3]同上,vol 1,p.288。 

[4]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 j.l. austin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91。 

[5]同上,p130。 

[6]同上,p103。 

[7] jurgen 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p.290 

[8]同上,vol 1,p.290-1。 

[9]同上,vol 1,p.291-2。 

[10]同上,vol 1,p.292。 

[11]同上,vol 1,p.295。 

[12]同上,vol 1,p295。 

[13]《西方哲学论集》/陈启伟。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p.503 

[14]同上。 

[15] jurgen 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 1,p.296-7。 

[16]同上,vol 1,p297。 

[17]同上,vol 1,p.303-4。 

[18]同上,vol 1,p.291-2。 

[19]同上,vol 1,p.288。 

[20]同上,vol 1,p.295。 

[21]同上,vol 1,p.101。 

[22]a generic communication model based on habermas’and searle’s vertions of speech act theory/owen eriksson.the language action perspective,1999,p50 

[23]同上。 

[24]《哈贝马斯》/威廉斯•奥斯维特,沉亚生译。黑龙江出版社1999,p121 

参考书目: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 jurgen habermas ; 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 

london : heinemann, c1984-c1987. 

communicative action : essays on jurgen habermas’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 edited by axel honneth and hans joas ; translated by jeremy gaines and doris l. jones.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1991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 j.l. austin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hilosophical papers / j.l. austin.edited by j.o. urmson and g.j. warnock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961 

max weber, rationality and modernity / edited by scott lash, sam whimster. london : allen & unwin, 1987.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 anthony giddens.stanford,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韦伯学说新探》 / 顾忠华著。台北 : 唐山出版社, 1992 

《西方哲学论集》/陈启伟著。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 

《哈贝马斯》/威廉斯•奥斯维特,沉亚生译。黑龙江出版社1999, 

abstract:the aim of habermas’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is to distinguish the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from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is will turn out to be the case only if it can be shown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llocutionary acts and perlocutinary acts is clear, moreover, illocutionary acts is not only one kind of independent acts but also more original than perlocutionary acts. in this paper, i will argue that the justification habermas offers is not so convincing, so there are many fundamental fallacies in habermas’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keywords:communicative action.  strategic action.  illocutionary acts.  perlocutionary acts.   validity claims.

第五篇 当代农村股民投资股票应掌握的技巧_农村研究论文

1 股票的种类

股票包含的权益不同,股票的形式也就多种多样。一般来说,股票可分为普通股股票和优先股股票。由于我国的股份制改造起步较晚,股票的分类尚不规范,其类型具有一些特殊性。所谓普通股股票,就是持有这种股票的股东都享有同等的权利,他们都能参加公司的经营决策,其所分取的股息红利是随着股份公司经营利润的多寡而变化。而其他类型的股票,其股东的权益或多或少都要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普通股股票的主要特点如下:普通股股票是股票中最普通、最重要的股票种类。股份公司在最初发行的股票一般都是普通股股票,且由于它在权利及义务方面没有特别的限制,其发行范围最广且发行量最大,故股份公司的绝大部分资金一般都是通过发行普通股股票筹集而来的。普通股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标准股票,其有效期限是与股份有限公司相始终的,此类股票的持有者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股东。普通股股票是风险最大的股票。持有此类股票的股东获取的经济利益是不稳定的,它不但要随公司的经营水平而波动,且其收益顺序比较靠后,这就是股份公司必须在偿付完公司的债务和所发行的债券利息以及优先股股东的股息以后才能给普通股股东分红。wWw.0519news.COm所以持有普通股股票的股东其收益最不稳定,其投资风险最大。

2 买股的技巧

2.1 价格

买股票要买进低价股票和暴跌的股票,因为价格便宜,成长性好,即便跌了,也很容易弹回去,损失也不大。暴涨股和高价股,新股民尽量不要买,涨幅空间有限,占用资金多,而且难以掌握它的规律。

2.2 种类

首先要选择健康的股票。即在同行业排名中靠前和每股收益高的股票。不能买有问题企业的股票;其次股票要活泼,成交量较大;再次买的股票种类不宜过多,1-3只就可以了。

2.3 时间

不要一次性大手笔投资,应采取存定期定额存款的方式,每月小笔投入一些建仓,赚了卖出回笼。股票是不可能无限升值的,不应滞留在手里,这样既可以规避股市的风险,又不至于套在某一只股票上。另外要顺势而为,熊市不宜进场,逆势上涨的股票一般散户是买不到的,牛市也要谨慎入市,避免在高位买入。由于我国a股是t+1制度,所以当天买入的时间最好选择在收市前半小时内,因为如果早上开市后不久就买入了,万一后来跌了也很被动,想卖掉也必须要熬到次日。

2.4 资金数量

不要拿自己的全部资金去买股票,一般炒股资金不能高于自身流动资产的三分之一。千万不能贪心,如果将房产,土地,存款都压到股市中,后果也许是倾家荡产。

3 卖股的技巧

3.1 卖股时间

股票是你的财富,而这财富只有出售后才是真正的财富。要学会止损,毕竟,投资需要本钱。在股市中赚钱,两个必要的条件是:有本钱和能盈利。如果不会止损,资金越来越少,就没法继续炒下去了。有时候,因为买错了,买入就被套了,这时往往产生舍不得割肉卖出的心理,其实这样很危险。要知道,任何人都不可能每次操作都正确,只要多数操作正确就能赚钱,所以一旦错了,就要止损了再来,这点损失,是应该计入成本的,不要舍不得。股票涨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企图卖到最高点,在这样的心态下,某只股票错过了一次好的卖出机会之后,即使处于获利状态,由于期待它回到原先的高点,这时候容易忽视了大的趋势,一旦大盘走势不好,最后连这点利润都丢掉了。所以要有不贪不赌的心态,见好就收。

3.2 卖股数量

想卖一只股票,不一定一下子全抛,下跌的低点时如果全部抛售,那么以后反弹,就彻底损失掉了,所以可根据情况抛出一部分,如果能弹回你原来买入的价格,你还有可能将损失全部或部分弥补回来。当然如果市场反弹无望,就只能忍痛割肉了,你的账户中永远要有不低于当初入市时40%的资金,以应付突然的暴跌。

4 掌握一些必要的炒股数据方法和工具

著名的农民股神谢贤清说:农民炒股不是赌博,要征战股市,知识第一位。他使用的炒股软件不止一种,因为这样才能获得更多更真实的信息,识别出主力的上下行方向。他看准一只股票,会反复地进出,直到其趋势发生改变。谢贤清通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和实战,他总结出“金三招”,即“如何看趋势,如何看主力是否集中,如何看成交量的变化。”可见股市中趋势的预测是非常重要的。

在股市中的常胜将军靠的绝对不是运气。著名的美国投资专家欧奈尔说过,投资股票要会图形,就好比医生要看化验单和x光片一样。这是最基本的职业技能。因此,使用一些行之有效的工具软件是非常重要的,工具软件有一个好处,它给出的是不带感彩的,所以与股评相比,利用工具软件可以少犯主观判断上的错误。在工具软件算出的指标与自己的主观期望有矛盾的时候,不能找个理由就把指标给否定了,要科学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心理。只有会技术,才能找到好股票,也才能在危险来临的时候及时逃走。掌握了股票价格波动和价格变动趋势的原理后,盈利其实并不难,重要的是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农民朋友们需要掌握的证券知识还有很多,在入市前一定要先做好知识上的准备。掌握一些基本的方法,切勿盲目投资。一定记住,炒股只是副业,农民朋友们还是要以农业生产为重,投资股票毕竟有技术含量,投机性强,要谨慎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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