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反思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反思_统计学论文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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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汉语词汇，拼音是sī xiǎng，本义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或形成的观点及观念体系。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反思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反思_统计学论文五篇欢迎来看看！

第一篇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反思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反思_统计学论文

数学是什么？数学并不只是一个科学工具，数学是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础；数学是科学，是哲理思维，蕴涵着深刻而丰富的人文文化.学习数学文化，既要提高数学素质、科学素质，也要提高思维品质和人文素质，促进文理交融与学生全面发展.

数学的素质尤为重要，它在实施素质教育中具有基础的意义.就如体质是从事一切体力劳动的基础一样，数学素质是从事一切脑力劳动的基础.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今天，在人类发展要向可持续方式转变的今天，我们把数学作为文化，作为所有科研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的基本素质，是何等的重要.数学思想是数学文化的核心，因为数学文化是数学的形态表现，它可以包括：数学形式、数学历史、数学思想.其中思想是本质的，没有思想就没有文化.

当今世界，无论是国际间的竞争还是社会各行业各领域的竞争等，核心是创新人才的竞争，而创新人才的产生又与教育密不可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朱棣文在谈到中国教育现状时，都认为中国的教育重基础知识的学习，而轻创造能力的培养.那作为大学数学教师的我们，怎样才能以合理有效的教学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呢？以数学公共课“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为例，有下面一些反思.

非数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之前基本上都是有微积分和线性代数的数学基础，但大多数学生对这些数学知识的印象都是枯燥、繁琐的计算、记不住的公式和不知所以然的推理论证，甚至有些学生对数学有种排斥的心理，认为数学根本就没有用.学数学意味着什么？当然除非你能用它，否则毫无益处.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一门研究随机现象及其规律性的科学，有着广泛的实际应用，而且其中用到求导数、求积分等工具，正好可以通过这门课的学习，使学生感受到数学的力量，从而对数学产生兴趣.

j．勒雷说过：“学习科学不是靠读，而是靠理解.科学不是静止呆板的字母，书籍不能保证它永恒的青春.科学是一种有生命的思想，为了对它产生兴趣，进而掌握它，人们必须在精明的人的指导下，用自己的头脑去重新发现它.”

我们教师就应该成为这样精明的人，当然我们的教学不能只是宣读写好的课本或ppt，也不能只是登上讲台发表高见，而要通过对话使学生发现真理.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渗透数学思想，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扩展、发展知识的能力，为学生今后持续创造性的学习打好基础.

数学思想可以归纳为三种基本思想：抽象、推理和模型.下面举个课本［4］第一章中的一个例子：设盒子中有3个白球，2个红球，现从盒中任抽2个球，求取到一红一白的概率.

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在教学过程中还要培养学生的数学yawp（叫嚷或尖锐的叫声），就是发现一个数学思想或数学论证的美或上文库解决一个问题时所表达的惊奇和愉快.这就要鼓励学生发现，要恢复学生孩子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教他们提出好问题.例如书本［4］第五章是讲大数定理与中心极限定理，这章其实主要就是回答了四个问题：为何能以某事件发生的频率作为该事件的概率的估计？为何能以样本均值作为总体期望的估计？为何正态分布在概率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大样本统计推断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在教学过程中，这四个问题不应该是讲到这一章由老师提出，而应该在前面相应各章节的学习时就引导学习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学生带着这些问题来学这一章的效果肯定会更好.

当然并不是说有了这些教学的思想和方法就能上好课，还需要教师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下工夫对教材进行和研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总结和反思教学经验.以上内容是作者在教学中的一些反思，与同仁交流.

第二篇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报告_统计学论文

「 内容 提要」本报告基于全面小康 社会 性别平等与妇女 发展 指标 研究 ，从健康、 教育 、 经济 、 与决策、家庭和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六个方面对 中国 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指出男女两性在不同领域的发展差距，以及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与差异等。报告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改善。

「关键词」性别平等/妇女发展/评估     

1995年以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

与基层管理和决策参与相比，高层决策者中女性比例更低。从具体指标数据看，无论是在部门还是在政党的参与方面，越是决策高层，女性参与的比例就越低。20xx年省部级以上干部、地厅级干部、公务员的女性比例分别为8.1％、12.6％和22.8％，决策高层中女性比例与公务员中女性比例的差距高达14.7个百分点。

另外，从动态角度看，全国 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 发展 各领域的情况不尽相同。十年来参与党和的女性比例上升速度较快。从2000到20xx年这五年间，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略高于1995到2000年间的增长，而公务员和党员中的女性比例后五年的增长速度低于前五年。Www.0519news.CoM同样，在参与立法方面，十年中，人大常委中的女性比例有所上升，而人大代表的女性比例却略有下降。在参与协商方面，后五年，政协委员中的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变慢，而政协常委中的女性比例明显增长。在基层参与方面，居民委员会委员中的女性比例一致处于较高水平，但近年来也处于下降态势，20xx年居委会成员的女性比例为55.8％，比20xx年的60.6％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村委会成员的女性比例则始终未能得到明显改善，20xx年比20xx年还降低了1个百分点，仅为15.1％。

2.各地区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由表12可知，20xx年全国31个省区市女性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的排名最前的是，得分为57.58分，比最低值高出24.24分。若将31个省区市分为三个层次，跻身于前10名的有、上海、内蒙古、安徽、贵州、、山西、广西、广东、天津，排在后10位的依次为山东、海南、云南、福建、、甘肃、浙江、青海、河北、和陕西，余者皆处于中间水平。将这个结果与女性接受高等 教育 比例的地区分布比较，我们发现：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较高的地区，女性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大多数排序靠前，反之，女性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大多数排序靠后。这表明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对于提高女性参政水平有积极的作用。

五年来各地区女性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的变化可分为五种情况：直线上升、曲折上升、基本不变、直线下降、曲折下降。五年来在曲折中下降的有江苏、重庆；在曲折中上升的有、黑龙江、广西、陕西；基本不变的有浙江、甘肃和湖南；一直上升的有、、青海、安徽、上海；一直下降的是山东和云南。

五、家庭领域

家庭是 社会 的基本组织，家庭领域的性别关系既是社会性别关系的微观基础，也是社会性别关系的具体体现。家庭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降低了家庭内部资源的分配效率，必然也会恶化两性在其他社会领域的资源分配状况，其结果会对整个性别关系和社会发展产生负面 影响 。因此，实现和谐的家庭性别关系本身既是一个目标，又是构建其它领域性别平等的基础和前提。

本报告从婚姻关系、家庭责任和家庭资源3个方面，构建了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及综合指数。根据 目前 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与数据质量，本次评估使用了8个二级指标。由于家庭领域中有相当一部分指标只有2000年数据，没有或难以获得相应的年度统计数据。因此，只能基于一个时期的综合指数的数值进行横向的分地区比较说明。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全国的综合指数看，（见表7）

第三篇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报告(1)_统计学论文

「内容提要」本报告基于全面小康社会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研究，从健康、教育、经济、与决策、家庭和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六个方面对中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指出男女两性在不同领域的发展差距，以及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与差异等。报告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改善。

「关键词」性别平等/妇女发展/评估     

1995年以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

与基层管理和决策参与相比，高层决策者中女性比例更低。从具体指标数据看，无论是在部门还是在政党的参与方面，越是决策高层，女性参与的比例就越低。20xx年省部级以上干部、地厅级干部、公务员的女性比例分别为8.1％、12.6％和22.8％，决策高层中女性比例与公务员中女性比例的差距高达14.7个百分点。

另外，从动态角度看，全国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各领域的情况不尽相同。十年来参与党和的女性比例上升速度较快。从2000到20xx年这五年间，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略高于1995到2000年间的增长，而公务员和党员中的女性比例后五年的增长速度低于前五年。同样，在参与立法方面，十年中，人大常委中的女性比例有所上升，而人大代表的女性比例却略有下降。Www.0519news.COm在参与协商方面，后五年，政协委员中的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变慢，而政协常委中的女性比例明显增长。在基层参与方面，居民委员会委员中的女性比例一致处于较高水平，但近年来也处于下降态势，20xx年居委会成员的女性比例为55.8％，比20xx年的60.6％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村委会成员的女性比例则始终未能得到明显改善，20xx年比20xx年还降低了1个百分点，仅为15.1％。

2.各地区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由表12可知，20xx年全国31个省区市女性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的排名最前的是，得分为57.58分，比最低值高出24.24分。若将31个省区市分为三个层次，跻身于前10名的有、上海、内蒙古、安徽、贵州、、山西、广西、广东、天津，排在后10位的依次为山东、海南、云南、福建、、甘肃、浙江、青海、河北、和陕西，余者皆处于中间水平。将这个结果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比例的地区分布比较，我们发现：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较高的地区，女性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大多数排序靠前，反之，女性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大多数排序靠后。这表明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对于提高女性参政水平有积极的作用。

五年来各地区女性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的变化可分为五种情况：直线上升、曲折上升、基本不变、直线下降、曲折下降。五年来在曲折中下降的有江苏、重庆；在曲折中上升的有、黑龙江、广西、陕西；基本不变的有浙江、甘肃和湖南；一直上升的有、、青海、安徽、上海；一直下降的是山东和云南。

五、家庭领域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家庭领域的性别关系既是社会性别关系的微观基础，也是社会性别关系的具体体现。家庭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降低了家庭内部资源的分配效率，必然也会恶化两性在其他社会领域的资源分配状况，其结果会对整个性别关系和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实现和谐的家庭性别关系本身既是一个目标，又是构建其它领域性别平等的基础和前提。

本报告从婚姻关系、家庭责任和家庭资源3个方面，构建了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及综合指数。根据目前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与数据质量，本次评估使用了8个二级指标。由于家庭领域中有相当一部分指标只有2000年数据，没有或难以获得相应的年度统计数据。因此，只能基于一个时期的综合指数的数值进行横向的分地区比较说明。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全国的综合指数看，（见表7）

第四篇 中国现代美学及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点反思_美学论文

一、学术研究者的主体性定位

所谓学术研究的主体性也就是学术研究应有个“我”在，即研究者的主体意识。这是听钱理群先生关于《与鲁迅相遇》的讲演之后“进一步”认识的。鲁迅关于“伪士”的论述，非常深刻。鲁迅讲：“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伪士”其实就是表达了鲁迅这样一种思想：就算你的那些新说都是正确的，可是因为没有立基于个人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境遇，没有从个人最深切的体验出发，不过是唯顺大势而发声，所以是靠不住的；而且正因为那些思想是正确的、新颖的，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依据自己或民族的内心，所以，这样的随波逐流者应该称之“伪士”。对于鲁迅的这一思想，我深受触动。因为在此以前我一直有一个较为模糊的想法，也可以说是一种疑问，即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与作为研究者主体性的问题。虽然说从哲学的意义上，尤其是近现代西方哲学来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观念已经刷新了以“客观”、“真实”为鹄的传统历史学写作，但真正具体到个人的学术研究中，仍然不能很好地端正研究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尤其是对于似乎已成的“经典”或“定论”来讲。

因此现在重新回过头来阅读鲁迅先生的《破恶声论》，领会鲁迅对“伪士”、对“唯顺大势而发声”、对“靡然合趣，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的批判，指出“伪士”们的“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强调“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感触甚深。WWw.0519news.coM面对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实在也是创造。我们面对研究与思考的对象时，最根本的是要有个人的深切体悟，将心比心，甚至站在对方立场上去体会、理解和思考。而不是简单套用时兴的理论、观点，“唯顺大势而发声”。这样从个人切身感受表达的观点，也许是不成熟的，甚至是偏颇的；但即使有一点点有价值的地方，也是别人不能替代的。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我们一直强调所谓“三分学问，七分人品”吧。这在深处的某个点上应该和艺术创作是相通的，正如歌德所说：“作为一个作家，我在自己的这一行业里从来不追问群众需要什么，不追问我怎样写作才对社会整体有利。我一向先努力增进自己的见识和能力，提高自己的人格，然后把我认为是善和真的东西表达出来。我当然不否认，这样工作会在广大人群中发挥作用，产生有益的影响，不过我不把这看作是目的，它是必然的结果，本来一切自然力量的运用都会产生结果。作为作家，我如果把广大人群的愿望当作我的目的，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那么，我就得像已故的剧作家考茨布那样，给他们讲故事，开玩笑，让他们取乐了。”周作人所谓越是个人的，越是全人类的；正因为是个人的，所以更是全人类的。如果真是能够把学术研究和写作当作是表达自我，寄托个人精神的一种事情，而非其他，那么学术之与人生，也算差强人意了。

二、客观、历史、科学地对待20世纪中国现代美学、中国现代文学及其学术研究

20世纪中国现代美学、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与学术研究都几经曲折，而尤其是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中，有许许多多非学术性因素和影响渗入其中。

针对以及以前就已存在的极端、对于文学及其研究构成的一种困境，80年代的研究者为了打破文学史和史等同的事实，注重和强调纯文学，强调“文学回到自身”和“把文学史还给文学”等等。老一辈的学者如唐也呼吁：“文学应当首先是文学，文学史应当首先是文学史。”因此才有后来现代文学研究中对文学“现代性”的强调、“二十世纪文学”概念的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勃起。所有这些在当时是有着非常积极意义的问题，它策略性地表达了那种对性压倒一切的反抗，对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学术自律性的重申和诉求。

但是，我们看到一方面“重写文学史”以“纯文学”作为旗帜，恢复了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必要的文学史地位；另一方面最终却同样以正确性作为单纯的评价标准，以对距离的测量来确定文学史地位的高低，同样也以性的评价代替了文学性的评价。“自由主义作家”由于“远离”而得到高度的评价，左翼作家因为而被取消了“艺术价值”。“自由主义文学”逐渐凸显成为文学史的“中心”和“主流”，而左翼文学则不断受到贬低和排斥，且大有被放逐于现代文学史之外之势。80年代这一姿态事实上已走向了它的另一个极端。

刘再复在世纪之交批评张爱玲的创作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论文中写道：“80年代，大陆一群思想者与学人从的巨大历史教训中得到教育，知道放下斗争留下的包袱与敌意是何等重要，换句话说，批评应当扬弃任何敌意，而怀着敬意与爱意。对任何作家，不管他过去选择何种立场，都可以批评，但这种批评应当是同情的，理解的，审美的。80年代的这种思路，到了90年代，似乎又中断了。大陆有些作家学人，刻意贬低鲁迅，把左翼文学和工农兵文学说得一钱不值，与此同时，又刻意制造另一些非左翼作家的神话，这在思维方式上又回到两极摆动的简单化评论。现在真需要对90年代大陆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写作有个批评性的回顾。”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弄潮儿，刘再复的这一反思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刘再复对于80年代“审美主义”和“纯文学”的观念仍然深信不疑，但是他对于90年代文学史写作所表达的不满及其提出的问题却值得思索。同样的，“20世纪文学”概念的提出者钱理群也一再强调：“自己作为当年纯文学概念的鼓励者，为什么现在率先反过来对此进行反思。这是因为它遮蔽了文学与的关系以及文学与权力的关系。那么，这个背后其实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党内的改革派的一次合作，这本身是有问题的，但问题在哪儿呢?特别是，当我们这种观点逐渐成为主流派，包括20世纪文学这个概念逐渐被学术界接受，成为主流派，甚至进入教科书，通过文学它影响了下一代，但这个影响不一定好。我很紧张，因为当时我们遮蔽、忽略的东西可能给年轻的一代产生消极的影响。”这即是本来“决绝”而义无反顾地自愿走上“纯文学”道路的文学及文学研究在90年代以后面对上文库“权力、资本、新科学技术结合起来的对文学对社会的一种破坏性作用”反而束手无策，这批80年代的弄潮儿和始作俑者突然有了一种局外人的感觉。

反思走过了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美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怎么处理它与历史、与现实、与当今社会生活的关系?以和主流所是为是，“唯顺大势而发声”，实在和学术自身求真的原旨相违。正如30年代的沈从文当时文坛“差不多”现象所说：“为作家设想，为作品的自由长成而能引起各方面的影响设想，我认为一个组织固不妨利用文学作它争夺的工具，但是一个作家却不必跟着一个家似的奔跑(他即或是一个对社会革命有同情的作家，也不必如此团团转)。理由简单而明白，实行家是有目的而不大择手段的，因此他对人对事是非无一定，好坏无一定，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今天拥护明天又打倒，一切惟看当前情形而定。他随时可以变更方法而趋向目的，却不大受过去行为的拘束。文学家照例得捏紧一枝笔，不幸这枝笔另一时也就缠缚着他。他若跟着‘政策’跑，他似乎太忙一点，来不及制作什么有永久性的作品。不管他属派还是属反派，奉命执笔既必然常常得变更其毁誉目标，所说的人事是非无固定性，违命执笔则不可能，稍受且特别容易转变。转变又转变，人转变了文章却好好的摆在那里。一个稍有记忆的读者，试来对照对照，就可看出有多少作家去年的文章却骂了今年的本人，当前的行为倒嘲讽了先前的作品。结果恰好两两抵销，本人的文章行为在社会上皆无从引起信仰。对革命言只是化‘悲壮’为‘幽默’，对文学言只是从‘有为’变‘无为’。”从60年后的今天看，这段也是“沉痛恳切”的论述，真同谶语无异，因为60余年前的沈从文不仅回顾了过去，阐明了现实，而且竟能预言数十年后的将来，怎不令人叹服!怎不令人悲哀!

同样，对历史和现实的和国家作情绪化的疏离，无视它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美学的密切关系，显然也非明智和科学之举。正如王瑶对此一现象的质疑：“你们讲20世纪(文学)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主义、主义运动、与文学的影响?”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是在整个民族求生存求发展，不同社会阶层从不同的利益和需要出发寻求社会和民族出路，各种不同的势力和力量的纵横捭阖等等非常复杂的情势下产生、发展的。所有这些注定了它与、与国家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文学艺术也许是个人化的，“唯顺大势而发声”所带来的作品的确谈不上有什么艺术价值，但艺术家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而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文学史和美学史也不能对一个时期文学和美学现象的研究作随意的取舍。

三、慎作道德评价

学术研究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作为研究者，不应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来讲话，而是应该时刻反省自己的立场，在保持这一清醒头脑的前提下去思考，去写作。比如在对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作批判的时候，言词不妨可以尖锐一些；但在批评具体的人，特别是指名道姓地批评时，则要谨慎，要充分地考虑到批评对象的复杂性、多面性，批评要有余地，不要只图自己说得痛快而有意无意地伤害别人，也就是说，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宽厚待人。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美学史，这一点尤为重要。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我们更注重学术自身的价值，注重创作主体创造在文学史、美学史的纬度上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尤其那些对我们今天的学术事业和建设仍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但由于现代史作为历史距离我们如此之近，而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又是那么繁芜和复杂，加之长期以来各种社会和的紧张和斗争，对一个人及其学术成就的评价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因人废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来源于研究者不同的道德评价。现代文学研究中对于“左翼文学”或“纯文学”的过分褒贬，其中许多存在这一因素。

四、“新世纪美学与信仰启蒙”和沈从文美学思想研究

最近学界一批学者包括潘知常、刘再复、林岗、阎国忠、杨春时、张弘等人关于“新世纪美学与信仰启蒙”的笔谈。潘知常提出在中国现代美学中，王国维、鲁迅第一次从个体的角度思考美学问题，王国维是立足于个体的“痛苦”，鲁迅则是进而立足于个体的“绝望”。但是，未能为“痛苦”、“绝望”的承担找到一个更高的理由，则是他们的共同缺憾。因此，“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应该是我们进行美学新千年的追问的起点。刘再复则称从不同的问题出发，竟然得到(与潘知常)相近的结论。“文学也许有其他使命，但是，伟大的文学的根本使命却是展开生命个体的灵魂冲突。文学是探究个体生命的，而个体生命天生是属灵的。如果不探个体生命，文学就不能透彻，就有‘隔’。在人类意识发展史上，生命个体的成熟是和追问‘不朽’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产生了对灵魂的思索。人对神的崇拜，事实上是对灵魂永生的崇拜。有了永生的追问与渴望，才有生与死的冲突，灵与肉的冲突，本我与超我的冲突，此岸与彼岸的冲突，也才有对灵魂的叩问，对天堂与地狱的叩问，对神秘世界与超验世界的叩问，以及对命运与存在意义的叩问。这种叩问是个体生命与神秘世界的对话，其问题不是属于社会，而是属于个人。换句话说，其灵魂对话的内容是个体化的，而不是群体化与社会化的。对文学这种本性的认识一直只是涓涓细流，中国文学多在感时伤世，背负国家、民族、社会巨大包袱的传统下发展过来。尤其在上个世纪，这传统几乎笼罩一切。今天正是适当其时，重提文学的个体生命本质，并以此来批评中国文学的根本性缺陷，为文学、美学探讨的深入进一新解。”其他参与讨论的学者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阎国忠“有关美、爱、信仰的理论思考”，杨春时强调“世俗的美学与超越的美学”，张弘提出要“返回开端与美的信念”等等。

众多学者关于新世纪美学与中国现代美学的思考，给我一个久久想说而终“未敢”说出的想法，这就是沈从文的美学思想以及许多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家的美学思想，尽管它们曾经是那么的不合时宜，并且既不能和鲁迅之与“绝望”的深刻比，也不能和西方具有宗教情怀的托尔斯泰们比，但他们毕竟思考过了。而尤其是强调把文学作为宗教和事业对待的沈从文，他对支撑其文学创作的关于“人性”与“神性”、“美”与“爱”、“抽象”的美学思考，不正是给人一种超越现实、走向“神性”的启示吗?

第五篇 反思美学中的实体论思维_美学论文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传统实践论美学（注：这里所说的传统实践论美学主要指李泽厚先生的美学体系以及以此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其他美学理论。）的反思不断深入，美学界对于其中的不足之处也有了新的认识。许多人为了修正这些不足，推进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新见解。这对于实现传统美学的现代革新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从其目前涉及的问题来看，人们对传统实践论美学的深层思维方式——尤其是存在于其中的实体论思维方式的反思，仍然缺乏足够的自觉，这已经影响到当前美学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因为一种理论体系的革新往往首先在于思维方式的革新，如果不能做到思维方式的自觉，那么对于理论内容的思考有时就不能彻底，甚至还会由于思维前提不明，反而使已被推进的理论又不自觉地退回到旧的立场上去。这种情况，在当下的美学研究中并不少见。

一、何为实体论思维

所谓“实体论思维”，实际上是西方哲学传统中带有普遍性的一种思维方式。实体，按照传统哲学的定义，就是一种仅依赖自身而不依赖他物而存在的东西。实体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他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无限多实体组成的世界，这些实体作为不同属性的载体彼此存在。笛卡尔也提出了自己的实体说，他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两个，即心灵和物体。心灵是精神实体，物体是物质实体，这两者彼此互不依赖。同时，笛卡尔还认为人的肉体和精神是互相分离的，肉体必须附着于“理智性实体”才能存在。斯宾诺莎对实体也有过论述。他反对笛卡尔的二元论，认为实体只有一个，那就是存在的唯一的自然界。在他看来，实体是万物的始基，它存在，非别物所产生，宇宙间除了实体及其特殊状态以外不能有别的东西。wWW.0519news.cOm

当然，实体论主要是指一种思维方式，并不仅限于提出过实体范畴的理论。早在柏拉图那里，实体论思维就已经形成了。柏拉图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实体这一范畴，但是他提出了理念论，认为理念就是事物的最终原因。柏拉图所说的理念在他的逻辑体系中就是一个自足的实体性思维抽象物。这也是一种实体论。

实体论在西方思想史上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在近代以前的思想家那里，实体还仅仅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存在，并且往往带有自然物质观或神学色彩。到了近代，随着三体意识的觉醒，实体的内涵开始从外在的自然抽象物或神学抽象物渐渐演变为主体性抽象物。比如，黑格尔曾经明确提出应该把实体理解为主体，这是早期的实体概念与近代主体概念的结合。由于黑格尔同时也把实体理解为理念的自身运动，所以他的主体也成了理性意义上的主体。在黑格尔之后，随着现代人本主义的崛起，这种理性实体论渐渐被非理性实体论所代替。如叔本华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意志。意志在此实际上就是一个被实体化的非理性“存在物”。

实体论的产生和发展虽然开辟了传统哲学的新方向，但是它也造成了许多思维上的误区。首先，由于实体在逻辑上是一种自为自足的抽象存在，所以实体论思维往往是主客二分的。因为在实体论思维中，主体往往被视为一种实体，客体也往往被视为一种实体，主客之间的统一性关联必然因此被割裂开来。近代哲学的二元论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与此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同时，也正由于此，人们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认识就常常陷于无法调和的矛盾中：过于强调自然的性，容易导致机械决定论，从而遮蔽人的主观能动性；而过于强调主体的性，则又容易使主体的地位被无限拔高，导致主体意识扩张性危机。

其次，实体论思维在理论上往往是形式化的。随着思维对象被作为某种实体性存在物，它也产生了与之互相匹配的逻辑方式——形式逻辑。形式逻辑也是一种实体性逻辑。比如矛盾律、排中律，它们反映的往往是实体性对象或概念之间知性的、直观的联系。由于形式逻辑在前提中默认了概念、命题与实在现象之间的对应关系，所以，它在自然科学中往往是有效的，但在哲学思维中却有一定的效用限度。因为在哲学理论中，许多概念的所指并不是一个实在对象，而是一个思维的抽象，比如像“规律”、“至善”、“意志”等等，他们并不像“桌子”、“石头”等实指性概念那样在现实中可以有一个的对象。当人们把这样一些虚指性的概念范畴直接运用于形式逻辑时，就容易不自觉地割裂了概念与现实的关系，使概念与概念的连接成为空洞的实体性形式，从而也使得判断与命题不能真正反映现实事物之间的感性关联。

再次，实体论思维往往是认识论的。由于实体论思维惯于把要研究的事物作为一个的对象来考察，这样它就在思维的前提中已经先行把自我（人）出来，从而也就把要研究的事物作为一个已然的存在物（实体）来认识。由此它也就先行地陷入到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中去了。理论反思中的对象并不完全等同于客观实在，更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中的认识对象，如果不能自觉意识到这一区别，就会由于限于主客二分的自然主义思维而割断了二者最为原始的统一性。此外，理论思维中的形式逻辑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种认识论倾向。由于形式逻辑在大多数情况下表达的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直接联系，命题、推理和判断构成了它的主要形式，相应的也就形成了一种知识性的结论，它指的就是概念之间的知识性关系。但是，知识性研究并不能完全穷尽理论思维本身的目的。因为思想理论在更多的时候不是去认识客体获取知识，而是从人与世界原初性的生存关联中澄明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由实体论思维的以上几个特点可见，实体论思维具有自己的逻辑边界，在理论研究中，一旦忽视了这一边界，很容易会造成认识的失误。中国当代美学的西学渊源决定了它的许多问题和误区也正是由此造成的。这一点在传统实践论美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实体论思维在传统实践论美学中的表现形式

(1)理论的实体化

实体论思维在形式上首先表现为理论的实体化，它包括范畴的实体化、命题的实体化。对于这种现象，近年来我国美学界也有所反思。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美”是主客之间的关系性范畴，而不是一个实体性范畴；美学研究也应当从关注实体范畴转向关系范畴的研究。但是，从美学界整体的研究现状来看，这种反思还远远不够。比如，在传统实践论美学中，“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是两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范畴，人们现在也经常用它们来解释审美现象的内在机制。但是，在许多人的理论表述中，好象规律在客体对象这一边，目的在主体人这一边，两者的统一就是双方的结合。这种理解显然把目的与规律看作是两个的实体性存在了。虽然人们也在言说两者的统一，其实却已经把它们在更为原始意义上的统一性割裂了。事实上，人的审美心理结构本身就表现为具有规律性的形式，因此规律性就已内蕴于由这一心理结构所形成的目的当中，两者并不仅仅是一主一客的关系，也不存在一个明显的分而又合的情况。

当多个这样被实体化的范畴被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必然会导致某些理论命题甚至整个理论体系的实体化。比如，传统实践论美学往往用“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等理论命题来规定美的“本质”，但在这一规定之后，却仿佛再也没有能力对此作出更深入的说明了。由此我们不能不说，传统实践论美学在某些方面已达到了它的逻辑边界，在这一边界之内，它已无力对人和自然之间的感性的、历史的联系作出更为详细的考察了。问题的实质正在于，“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等命题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当成了一种可以被随意填充的实体性框架，它们可以被用来解释任何审美现象，但是往往正因为此，这些命题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被形式化了。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讲，美感的形成是实践中的受动感被人的心理调节机制协调后的结果。而这一点在上述几个理论命题中是很难解读出来的。我们看到，对美的认识在此并没有被还原到一种真实的具体，反而愈加坠入了一种抽象。当所有审美现象都被塞进这一实体性框架的时候，自然与人之间丰富的感性关联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被简化了。

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的理论是否引用了的“自然人化”等等哲学术语，而在于如何理解这些术语才能保证它们最为原始的意义。当我们的理论家在毫无节制地使用这些术语时，有很多人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要对其理论前提进行必要的澄明。这一前提就是，人与世界的原初性关联并不是概念的，逻辑的，而是前概念和前逻辑的。换言之，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理论的、认识的，而是实践的、生存的。一旦某种概念和命题被当成可以到处套用的实体性框架，那么概念和命题的这种原始性前提便极有可能被遮蔽。传统实践论美学中的许多基本命题正是在没有进行内涵的彻底清理的条件下被保留下来的。

(2)实践的实体化

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摆正了逻辑思维与实践的关系，从而也颠覆了传统实体论思维方式。然而，在我们过去的美学研究中，实践这一范畴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充分完整的理解。许多美学工作者对实践的理解并没有完全摆脱实体论思维的痕迹。此种现象也仍然存在于当前的美学理论中。

关于传统实践论美学对实践的规定，可以追溯到李泽厚先生曾经对此所做的阐释。在他看来，实践也就是自然的人化，它是一种“物质性的客观现实活动”。（注：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78页。）在这一活动中，人类“依照客观世界本身的规律，来改造客观世界，以满足主观的需要”。（注：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79页。）

在此，李泽厚先生对实践的认识存在两点误区：第一，由于他对实践仅仅从物质性上来规定，人的感性的、非理性活动在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并没有充分彰显出来。当然，人的实践也就是一种客观性的物质活动，但是，这种物质性决不是自然实体意义上的物质性，而是内涵着人的感性活动的物质性。所以，实践，就其存在而言，虽然是一种客观性的物质活动，但它却并非实体性的物质性活动，而是包含着人的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在内的整体性的生存活动。因此，仅就本体论的意义而言，与实践连为一体的人的情感和意志等因素往往处于更为始基的层面上。人的实践活动更多的是由情感和意志作为先导来促成的。这一点，传统实践论美学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尽管李泽厚先生也一直都在强调感性，但由于实践在此更多地成了单一的物质性活动，实践也就被不同程度的实体化了，感性的本体论内涵也由此并没有被完全突显出来。

第二，李泽厚先生在表述规律的客观性时认为，规律是属于客观对象“本身”（注：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78页。）的，人的实践活动只不过是将其发现出来并按照它来改造世界。可以看出，在这一认识前提中，李泽厚先生已经预设了一个外在于人的所谓“纯粹客观”的规律。严格说来，这种纯粹的客观性已经成了一种被实体化了的抽象性。

如果我们从人的、实践的感性活动来思考自然，那么，除了原始意义上的自然物及其规律之外，人化自然并不是完全外在于人的纯粹客观的东西，它只能存在于主客统一的实践过程中，而且是不断生成着的。所以，从实践论的意义上来说，在人类社会内部并不存在一个脱离了人的目的的、纯粹的客观世界，因而，相对于人化自然而言，也并不存在着一个纯粹客观的规律在等着人去认识。规律本是内在于主客统一的生成性过程中的，它并不是仅仅属于客观对象“本身”的实体性存在物。人的需要和目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内在于这一规律中的。当李泽厚先生认为客观世界“本身”存在着一个“客观的规律”，而人只不过把它发现出来并按照它去行动的时候，他只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把“规律”不自觉地当成了一种认识对象，一种外在于人的实体性存在物，这样一来，人与客观世界的原初性关联也就被潜在的认识论思维所切断了，实践的本体论意义也由于认识论视角的限制而无法完全彰显出来。由此，传统实践论美学向旧的实体论思维方式的退回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3)人的实体化

在传统实践论美学中，随着客观世界与客观规律被隐在地当成两种实体性存在物，自然的人被实体化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了。因为，一旦把客观规律当成了某种外在于人的纯粹的客观存在，那么人与世界之间的原始性关联也就被割裂了，人也相应地成了一个被封闭起来的“实体”。这里也首先涉及到是对“自然的人化”这一重要命题中的“人”的理解。

传统实践论美学在用“自然人化”说解释美的成因时，它更多地将视线转向了人对自然的能动的对象性，而对于人的受动性却往往视而不见。这就是说，传统美学理论往往把人仅仅看作只具有能动性而不包含受动性的一个实体性存在了。比如，李泽厚先生认为：“要真正由现实事物来考察美、把握美的本质，就必须从现实（现实事物）与实践（生活）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中，由实践（生活斗争）对现实的能动作用中来考察和把握，才能发现美（包括自然美）的存在的秘密”。（注：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144页。）很明显，他在此把美完全看成了人的“能动性”的一种表现。从思想渊源来看，这种只强调能动性的主体观是和近代哲学中的实体论主体观一脉相承的。西方近代哲学的肇始者笛卡尔就曾经把主体“我”看作一个实体，由于这种实体性主体具有完全自足的性，所以它必然具有一种自足的能动性。一切只有经过“我思”的绝对能动性才能取得认识上的合法性。黑格尔也曾经提出“实体就是主体”这一命题，并将主体理解为外化自身同时又返回自身的活动。这种“外化”在黑格尔那里正是以一种无所不在的能动性表现出来的。而这种能动性就是实体在传统形而上学中所固有的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费尔巴哈才在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补充道：“自我是有形体的，这只是等于说：自我不仅是某种能动的东西，而且也是受动的东西。”（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版，第91页。）当然，费尔巴哈的主体观由于仅仅局限于一种表面的直观，所以他仍然没有为主体概念奠定起真正的存在论基础。真正把这一基础建立起来的是。曾经继承了费尔巴哈的这一思想，但是对其进行了实践论的改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这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从而在自身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对象。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是说它是受动的。”（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107页。）由此可以看出，所说的“对象化”并不只是能动性的对象化，而且还是受动性的对象化。人的“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因此，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也是多种多样的），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享受。”（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85页。）脱离了受动性，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只能被实体化为一个抽象的“物”，因而真正的感性也就根本不能生成。

的对象化理论正是对传统实体性主体观的一次彻底瓦解。但是，受传统实践论美学中的实体论思维方式的影响，我国美学界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误读了的对象化思想，以至于把美完全当成了人类证实自己能动性的象征。许多人在无意识中就把“自然的人化”当成了仅具有能动性的“人化”。此种缺少了受动性的“人化”实际上是把人看成了一个仅仅向外无限扩张的“实体”。这种“实体”对于外部自然而言必然是封闭的，由此，人与自然之间双向回环的进化过程则完全被阻断了，人已经被贬低为一种缺乏生命的实体之物。海德格尔指出：“人之本质的高贵并不在于：人是实存者的实体而成为存在者的‘主体’，以便作为存在的统治者让存在者之存在状态(seiendsein)消融在那种被过于聒噪地赞扬了的‘客体性’中。”（注：海德格尔：《路标》，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版，第388页。）所以，只有打破那个能动性的、单一的实体性主体，将其与受动性联系起来，我们才有可能更加完整地破解审美之谜。

(4)历史的实体化

感性受动性的存在是人的历史性的一个重要前提。一个实体性的东西由于它抽象的自足性是不具有历史性的。一旦传统实践论美学把人理解为一个仅具有能动性的实体性主体，它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把人的历史性也拔除了。同时，受实体论思维方式的影响，传统实践论美学在考察历史时，往往把历史当作一个已然的对象来认识，而对历史与人的原初性的生存论关联却往往疏于前提性的澄清，由此也造成了人与历史的疏离。因为历史永远是人与对象世界相互作用的历史，历史就在人的生存活动中展开，人在任何时候本身就已经寓于历史中了。如果把历史仅仅当作实体性的对象来看，那么也就等于把历史置于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一样的地位了，历史与人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原初性关联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跟着丧失殆尽了。

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传统实践论美学中，历史与人之间的生存论关联便一直被对象性的实体性关联所笼罩着。在这里，衡量历史的尺度不是人的整体的生存境遇，而是某种外在的生产力，一般的实践活动。比如，李泽厚先生就曾经认为，“因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越来越广阔、深入，使社会实践活动过程和产品成果不断发展扩大，在不同的时代，形成不同的社会美的标准、尺度和面貌。农夫欣赏自己在后园里种的蔬菜（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的著名例子），今天我们欣赏规模巨大的工程”（注：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87页。）但是，我们这里要问的是，农夫欣赏蔬菜与我们欣赏巨大工程这两种审美之间的不同，是否仅仅就在于两个时代的实践活动和产品成果的不同呢？这种不同又该如何来定性呢？显然，仅仅笼统地指出不同时代实践活动的差异性，不仅不足以彰显审美的历史性，反而还会使这种历史性变得更加模糊不清。

在那里，评价历史的标准并不单在于外在的生产力或一般的实践活动，它是和人的感性生存始终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感性关联的历史性变化不是量的延续，而是伴随着质的飞跃。小农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关系不同于现代工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因而处于这两种条件下的审美内涵也不同。就曾经指出，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所有社会形式中，自然关系还是占优势的。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则占支配地位。这种区别会决定人们的感性心理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现代审美心理的形成取决于现代工业，而不取决于传统农业，正如曾经说过的那样，“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89页。）

但是，传统实践论美学在对美的历史尺度进行阐释的过程中，不仅很少对农业文明下的审美现象和工业文明下的审美现象作出本质的分别，而且也很少对工业下的审美现象与私有制的关系作出必要的考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抹煞了美学的历史性品格。在此情况下，由于用来衡量审美现象的历史尺度仅仅是一种抽象了的生产力，一种均质化的实践活动，历史也因此蜕变为一个实体性的历史。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正在于，传统实践论美学始终没有彻底地将历史作为人的生存的一个内在维度来考察，以至于历史成了某种外在于人的对象性的东西（实体）。在此，人与审美对象之间的历史性关联并没有被凸显出来。

同时，也由于这一历史性的缺失，美在传统实践论美学中也往往被当成了一种自足的实体性价值。在这里，“美和审美”被看作“一切异化的对立物”。（注：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516页。）然而，历史性本身就意味着价值上的有限性。审美与异化在历史中并不仅具有对立性，它们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一对矛盾。具体说来，在私有制被扬弃之前，许多自然物对于人的感性心理来说还带有一种异己因素，因此，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感觉也部分地被异化了。但是，历史地来看，这种异化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美（或审美）的形成又是必要的。关于这一点，做过相关的说明：“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88页。）之所以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还强调了它对于人类历史的进步作用，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并没用简单地将异化作为一个单纯否定性现象而加以拒斥，而是看到了人的进化正是从这一异化的状态中展开来的。由此也可以说，在一定历史时期，人的一部分审美能力也是在异化的状态中发展起来的。不经过否定性的异化，人的审美感性也就无法达到更高层次的丰富性。

所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审美本身也存在着异化的因素，因此审美现象也应置于人类批判的眼光之下。西方主义者对于当今大众审美文化的批判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在这种异化关系中也往往潜存着某种更新的审美意识的萌芽。换言之，在这种异化状态中潜存着人性发展的可能，只不过在现阶段它仍然以否定的形态存在。这为我们对审美现象的反思和批判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可能性。有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才能更充分地认识审美对象与人之间的历史联系。传统实践论美学之所以将审美与异化完全对立起来，就在于它把人与对象世界之间的关系当成了一种实体性的关系，而不是以否定性为媒介的辩证发展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审美的历史性研究只能被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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