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转型期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模式的反思与前瞻_农村研究论文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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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创作于1897年，属于契诃夫的晚期作品，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19世纪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

模式是主体行为的一般方式，包括科学实验模式、经济发展模式、企业盈利模式等，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环节，具有一般性、简单性、重复性、结构性、稳定性、可操作性的特征。模式在实际运用中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实现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衔接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要素与结构才有可操作性。模式，指事物的标准样式。如：发展模式。试论转型期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模式的反思与前瞻_农村研究论文五篇如若你对这篇文章有更多的感触，也可以上传分享给大家！

第一篇 试论转型期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模式的反思与前瞻_农村研究论文

论文摘要：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农村养老保障模式也在发生嬗变，面临严峻挑战。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从其基本价值的角度来看，应把包括农民在内的民生当作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的目标，而不应该单纯从改革的工具理性的角度上过分强调其经济意义。

论文关键词：转型期；农村养老保障模式；民生保障

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的建设与发展，一方面决定于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受、文化制度等其他社会环境的有力制约。因此，梳理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迁，明晰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所面il缶的挑战，探讨农村养老保障模式未来趋向对保障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养，实现我国农村的稳定与发展乃至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转型期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模式的现状与反思

在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社会经济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但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也日益显现。社会转型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大量出现，其中占总人口约60．91％的农村养老社会保障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和紧迫。以养老支持力的来源考量。我国农民养老保障模式在社会转型期面临严峻的挑战。

(一)家庭养老

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从内容上看就是由自己、家庭成员i包括子女、配偶等威亲属网络履行对老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职责。在当前综合养老体系中，家庭养老是其中占主流和主导地位的养老方式。据统计，截止1999年6月，农村976％的老人靠家庭赡养，而依靠退休金生活、集体供养及敬老院的老人仅占7_34％，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70％以上与后代住在一起。WwW.0519news.Com

在社会转型期，家庭养老遭遇巨大挑战，以经济学的供求理论，就是供求失衡的结果。

(1)子女数量减少。生育率下降意味着子女数量减少，家庭户的平均规模在缩小，而核心家庭不断增多，家庭养老功能大大削弱。1982年到1990年两次普查之间，家庭户规模从4.3人／户降到3．97人／户，根据1995年中国l％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平均家庭规模降到3．7人，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家庭平均人口仅为332人。我国农村独生子女在大幅增长，家庭结构呈现“4～2一l”或“8—4_2一l”的趋势，以家庭养老为主体的老年保障模式将使未来子女在养老问题上不堪重负。

(2)农囤对减少。伴随着农村经济由传统走向现代化转变、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的兴起，农村土地的保障作用不断降低。一是农业耕地面积减少。二是土地经营的绝对收入大幅度下降。据统计，2000年农民的人均土地收入仅为1090．67元，而同年人均生活消费现金支出为12847．4元。无法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支出。三是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般很低。长期以来存在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使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更低，虽然也采取有关优惠政策使农业快速发展、农民收入持续上升。但比较效益依然很低。另一方面。与同国际类产品相比无优势可言。四是城乡差异不断拉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20xx年的32：1，大大高于1．5：1的世界平均水平，成为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到20xx年已达到328倍

2、老年^对养老资源的需求增加

(1)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对养老需求锄ⅱ。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全球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农村人口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国家。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6s岁及以上老年人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同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了1．39个百分点。按照人口老龄化的国际标准，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据人口专家预测，到20xx年，我国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是140％一17．796。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城镇老年人口约为3180万人，农村则大约为5631万人。其绝对数是城镇的17倍；从增长速度来看，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于城市。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针对农民的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自1992年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进展。至2034年末。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为5378万人，全年共有205,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年末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285亿元。但就全国的总体情况来看，目前农村社会养老制度仍然处于极低的水平上，仍存在着许多有待克服的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l、保障水平低。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按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交费领取计算表》计算，农民每月交费2元、4元，交费’10年后每月可以领取养老金47元、94元，ls年后，每月可以领取9．9元、20元。若再考虑到利率下调、通货膨胀、管理费等因素，农民领取的养老金更少，这点钱对农民养老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2、制度上的可持续眭差。自从1991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开始，全国各地特别是较富裕的农村地区，对推行这项制度热睛很高。但经过几年的发展之后，有些曾受表扬的典型地区，时隔不久却已解体。个中缘由是，从制度的建立、撤消，到费用的筹集、运用以及保险金的发放，都不是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而是按照地方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执行的，不是与农民的一种规范性、持久性契约。养老保险缴费是一个持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过程，农民在年轻、收入较高时候缴费，在老年时收入过低、需要照顾的时候，期望能用养老金来安度晚年。但目前不具备这一过程的顺利实现的必备条件。首先农民不像城市职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农村经济脆弱，农民收入受气候及市场行情影响较大，即使略有收入也难以抵消包括价格负担在内的各种沉重的负担，增收困难，难以保证缴费的稳定持续；其次，从基金的管理上看，许多挪用、贪污社保基金案件的发生，让农民心怀忧虑；再次，从方面来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是在法律基础上建立的，受行政因素影响较大。

3、缺乏真正的社会性。《方案》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资金筹集上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这是由农村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决定的，国家的财力有限，城市的社会保障尚且受困于资金紧张的局面，更无力顾及农村，因而资金的筹集只能依赖于集体和个人。而大多数农村集体不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给予补助，甚至为零。农村养老费筹资变为实际上的“全部个人缴费”、过于强调个人的责任，其实质是一种带有明显的自我保障性质的储蕾陆养老，根本不具备应有的“社会性”。

4、管理水平低，资金保值增值困难按现行政策规定养老保险金主要是存入银行，由于近年来银行利率的不断下调，普遍存在养老金的给付承兑无法兑现的问题。而向农民承诺的基金增值率129％，并按照这一水平确定给付标准。并且，《方案》没有按照国际通行的养老保险测算模式进行保险费和养老待遇的设计，养老金一经领取终身不变，很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生活的快速变化，难以保证养老金的实际价值、老年人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不变或稳中有升，难以承担现实及未来养老的重任。

(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满足农民需求中最基本的公品。是维护农民作为公民应当享有的生存权利的最起码的要求，是一种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补救机制，是所有现代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道“安全网”。1995年在部分地区开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试点工作。20xx年全国已有l0个省份已经或正在全面推行农村低保制度。截止到同年底，有3l万村民、176．8万户家庭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但保障水平普遍较低。

二、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模式的未来趋向

(一)农村养老保障模式构建的理念

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需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农村社会经济的特点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对备种保障方式进行优化配置。首先，农村社会保障必须能够保障老年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一是满足温饱等基本的生理需求；二是满足社交、文化、教育等合理的生存需求；三是能够与其他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成果，享受公民待遇。其次，有利于城乡和谐、农民与城镇居民的和谐发展。农村稳则全局稳。对中国未来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最大的社会力量就是已经被边缘化了的农民，采取适当的社会养老保障模式，积极解决农民的即期养老、未来养老难的问题，有助于城乡居民之间的和谐乃至社会的和谐发展。最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从其基本价值的角度来看，应该把包括农民在内的民生当作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的目标，而不应该单纯从改革的工具理性的角度上过分强调其经济意义。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构建的总体构想

农村应该实行与城镇同样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统一模式，这是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终极目标。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总体构想是：立足于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家的经济实力这一宏观背景，以完善制度和规范操作为重点，从横向上按照经济的区域差异和农村劳动力分布的状况，有差别、分类推进，先在经济发达地区率先建立城乡统一、待遇有别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后在中、西部地区相继建立；从纵向上多元化、分层次的养老保障模式并存，即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保险与最低生活保障多种保障并存；从步骤上循序渐进的全方位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在现阶段，建立家庭养老为主导、以社会养老保险为目标导向、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社区养老为补充的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的最佳选择。

第二篇 云南农村研究的回顾与反思_农村研究论文

摘要: 现代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大致分为3 个阶段: 中国农村研究的云南经验时期; 民族研究与云南农村研究时期;云南农村发展研究时期。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农村发展相比, 具有共通性与特殊性, 应在主体思考的前提下, 积极、主动地寻求建立系统、有效、适应的理论方法, 来解答云南农村发展中的种种问题。

关键词: 云南农村; 变迁发展; 主体性

长期以来, 中国农村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华北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些地区历史上就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核心区, 经济文化发达, 因而在这些地区开展农村研究有相当便利的条件, 一方面研究者可以获取非常丰富的各类文献资料, 另外由于这些地区农村社会发育相当成熟, 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繁多的研究素材。关于这些地区的农村研究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 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研究到具体的农村、农村市场、农村组织、婚姻家庭、农村教育的调查研究等等, 较为全面而深入地反映了这些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和发展的状况。然而, 对于一个边远民族省份来说, 在云南开展农村研究我们要面临与上述地区, 甚至广大内地农村极不相同的情况。由于云南农村的自然生态、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 以及农村组织发育程度与内地农村存在极大差异, 在云南开展农村研究要面临更多的困难, 传统中国农村研究只能为云南农村研究提供有限度的经验, 因此总结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经验对于加深云南农村变迁和发展的认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www.0519news.coM本文将对上世纪30 年代以来云南的农村研究作一个系统的回顾, 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对涉及云南乡村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以及研究方法等核心问题展开讨论。

云南自然生态复杂, 地理位置偏远, 民族众多, 历史上长期与中国内陆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相比较其他内陆省份, 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战争后, 清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 西方势力开始渗入中国,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外部势力也逐渐渗入云南, 比较中国沿海省份, 虽然这些外部影响仍十分有限, 云南也开始缓慢融入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进程中。事实上,云南的农村研究历史和中国现代史密切相关。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 我们可以大致划分为3 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上世纪30 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 第二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左右到80 年代初; 第三阶段从上世纪80 年代至今。

一、中国农村研究的云南经验

最早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研究起始于上世纪30 年代。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矛盾丛生, 农村与农民问题日益严重, 这引起了当时的知识界和的广泛关注, 试图寻找治病的良方, 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主要有两大学派: 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 乡村建设”学派和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1]。除了学者、民间开展的农村研究活动外, 这一时期国民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农村调查。1933 年, 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 它附属于国民行政院, 任务是为行政院制定农村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复兴委员会先后对浙江、江苏、陕西、河南、广西、云南等地进行了专题调查。1934 年编辑成书的《云南省农村调查》就是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成果, 调查选取了滇中、滇东和滇南的昆明、禄丰、玉溪、马龙、开远6 个市县的26 个村子、642 户村民进行了挨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这些农村地区的土地分配、农村副业、农村借贷、田赋、农村捐税、农村教育及情况。虽然调查只是限于当时云南局部地区的农村, 调查内容也过多偏重于农村经济情况,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定期对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记载, 而且是第一次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调查研究, 现代方法首次运用于对云南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 国内形势急剧变化, 各大学研究机构纷纷内迁, 云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汇聚了当时国内许多优秀的研究学者。1938 年费孝通回国, 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并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成立了“ 魁阁”工作站, 他们在周边地区开展大量实地调查研究, 合作完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昆厂劳工》《、祖荫之下》《、芒市边民的摆》《、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一批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基本文献, 其中《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汇集成《云南三村》一书。在书中, 费孝通选择了3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进行比较研究。禄村代表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社区, 易村代表了手工业发达的农村社区, 玉村代表了深受邻近商业中心镇影响的农村社区。费孝通和他的学生通过细致的实地调查, 展现和概括出不同社区的类型特征, 并基于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研究,加深对农村经济制度等普遍性问题的理论认识[2](p19)。这一时期费孝通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可以说是他早期农村研究的延续。1936 年, 费孝通在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完成研究论文《江村经济》, 描述了中国江南一个农村村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以及这个村落在面对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冲击下所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在《云南三村》中, 费孝通正是通过选择3 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来和江村加以比较, 他最终的研究目的在于认识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问题。事实上, 由于特殊的社会形势及费孝通等学者、机构特定的研究目的, 这一时期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当时云南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很大局限。在《云南省农村调查》中, 调查者所选取的几个农村地区都是属于当时在云南经济较为发达且汉族人口集中的地区。而在《云南三村》中, 费孝通所选的3 种类型的农村社区看起来也更像是典型的中国内地农村, 并不能代表生态社会文化极为多样的云南农村。然而, 应该看到这一时期云南农村研究的价值在于其中所运用的日渐成熟的理论方法, 特别是费孝通本人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的成形, 这些方法至今仍适用于我们开展云南农村研究。另外, 即便有曲折, 云南农村的发展也是一直缓慢融入于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进程中, 这一时期所做的云南农村的研究, 也正反映出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农村发展所具有的共通性。

二、民族研究与云南农村研究

如果说第一阶段云南农村研究的特征在于显示云南农村社会经济与中国农村普遍的共通性, 那么第二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则显示出云南农村社会的独特性。新中国成立后, 新的社会形势再次影响了云南农村研究的路径。一时期, 的理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伴随农村基层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开展,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研究成为农村研究的主要内容。20世纪50 年代初社会学被取消, 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在30 年代开创的中国农村研究经验也让位于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讨论。在云南, 1956～1964 年间, 为了开展民族识别工作, 配合改革, 进行了深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族语言大调查。调查的广度和深度, 都是空前的, 相当部分的研究内容也包括了云南农村研究。针对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研究, 形成关于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这些调查资料不但涉及各民族的文化、宗教及生活习俗, 还包括了对各民族村寨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云南民族众多, 少数民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3, 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生活居住在偏远的村寨, 因此认识和研究云南农村现实绝不能忽略对广大的少数民族村落地区的关注。历史上, 由于统治阶层的民族政策, 汉族知识精英的民族歧视, 很少有关于云南广大民族村落地区的文献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党和民族平等政策的落实,这些详实的资料首次为我们全面认识云南广大的农村民族地区提供了可能。

总结起来,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这一时期, 云南农村的研究基本从属在民族研究的范畴下, 而这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研究受经典理论模式所支配: 云南民族历史被纳入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交替演进的5 种生产方式的模式中。相应地, 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农村大多被视作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更多体现为原始的、从属的性质, 云南农村发展的多元性趋向在一定程度上被单一的线性发展模式取代了,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发展与其历史传统被隔离开来。然而, 应当看到这一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的讨论加深了我们对云南农村社会复杂性、特殊性的认识, 而若干的关于云南民族村寨社会经济的详尽的调查资料也成为下一阶段开展云南农村研究的重要基础。

三、云南农村发展与云南农村研究

事实上, 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回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 而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其目的都受限于各自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第一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服务于中国农村发展背景下的云南农村考察, 而第二阶段可以被称为服务于民族政策背景下的云南农村民族地区调查。从另一个方面, 我们也可以说这两个阶段的研究更多地是为未来云南农村研究提供经验资料、方法, 及作相应的理论准备。进入20 世纪80 年代后, 在新的形势下, 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强调,国内学术研究重点也从“ 生产关系”转向“ 生产力”的发展, 相应的农村经济发展及区域性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背景下, 随着高等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学科的恢复与重建, 越来越多的研究力量投入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中, 云南农村的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早期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村家庭经济、商品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改革来展开。进入90 年代后, 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农村发展的具体问题, 如: 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市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等等, 不但只是涉及这系列经济问题, 相关的影响农村发展的贫困问题、环境生态、基层、民族文化、农村教育、妇女儿童发展、健康等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同的学科从各自的角度来关注研究农村问题, 农村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大。

但是, 应该注意到, 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不少, 但仍然存在相当多的不足。首先, 在理论方法上。相当一部分研究属于政策性研究, 流于过多空泛的讨论, 缺乏相应的理论及经验支持。还有一部分研究只是对经验资料的简单整理、加工, 缺乏系统深入的。事实上, 在前面讨论到的两个研究阶段中, 已经展现出相当成熟的研究方法和基础理论, 特别是以费孝通为主要代表的相关学者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已经相当成形。而在五六十年代开展的民族调查中, 在主义理论指导下, 相关的调查研究也非常严谨、严密。20 世纪60 年代中后期, 打断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正常路径, 这些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宝贵方法经验也被遗忘了。改革开放后, 社会科学事业开始重建发展, 但在经过10 多年的停滞期后, 不可避免地在知识方法的延续上出现了断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面对日益增多的新问题, 在传统经验中断、缺乏相关知识积累的情况下, 相当多的研究只能成为满足短期形势需要的产物。因此, 对于云南农村研究来说急需加强对理论方法的重视, 加强相应的学科规范。在这一过程中, 不单要关注国外、国内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经验, 也十分需要借鉴以往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相关经验。

其次, 在学科建设与合作上。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农村研究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改革初期, 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研究过多地偏重于关注经济因素。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占据农村研究的大半, 经济学在农村研究中基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 其他一些相关学科如民族学、历史学、学、环境地理学等, 过于恪守其传统的研究领域, 没有积极地加入到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 和相关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在发展中只侧重强调经济的作用是片面的, 特别是在像云南农村这样有特殊文化生态的地区, 相关的发展问题如贫困问题不只受到经济因素影响, 其他相关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环境因素也应该受到重视。新的发展观的确立, 使人们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云南农村发展, 不同的学科也开始更多加入到对于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 如人类学、民族学关于民族文化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社会学关于农村组织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环境学关于自然生态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等等。新的发展观也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云南农村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其文化、生态的多元性。因此, 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选择也应该是多元的, 单一的某一学科理论无法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 云南的农村研究非常需要不同学科的相互交流与合作, 这将有助于扩展和提升我们对云南农村的认知水平和能力。 四、总结

从上世纪30 年代开始, 对云南农村的认识是伴随着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展开的, 这个时期, 云南的农村发展似乎是整个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注角。而在五六十年代, 关于云南农村民族地区的调查工作是新中国民族政策、基层建设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 对于云南农村的主体性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 有必要明确云南农村研究关注的是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在于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因此, 关于云南农村的历史经验回顾应该在这样的主体框架内展开。事实上, 云南农村研究目的的主体性是在其历史发展中一步步被确立强化的, 因此, 这也可以说是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明确了云南农村研究的主体性, 我们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理论、方法经验的梳理就会清晰得多。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在于其多元性, 因而应该重视以往云南农村研究中丰富有益的经验。早期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工业的研究, 中期对民族村落地区生产关系的讨论, 以及近年来对农村经济结构、人口、民族文化的关注, 形成了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丰富经验, 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侧面来认识云南农村的发展问题, 其中发展成形、成熟的理论、科学研究方法也为我们系统、整体认识云南农村发展提供了可能。事实上, 从云南农村研究的总体历史来看,云南农村与中国农村研究所具有的共通性与差异性总是并存的, 一方面, 我们不能无视云南农村或者缓慢曲折或者迅猛直接融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进程。另一方面, 同样不能忽略云南农村发展独特的一面, 它所具有的复杂多样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经济形态。就云南农村研究来说, 强调主体性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所面临的特殊、复杂的背景、形势, 单一的理论模式和方法经验无力解答云南农村发展的问题。因此,云南农村研究者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发展的共通与特殊性, 在主体思考的前提下, 积极、主动地寻求、建立系统、有效、适应的理论方法, 来解答云南农村发展中的种种问题。

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经验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 启示新时期云南农村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与志向。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讨论越来越热烈, 改革初期制定的沿海沿边发展的国家战略可以说是这一理论实践的发端。然而, 沿边开放的收益远远无法同沿海开放相比较,边疆仍是意味着偏远与落后, 事实上, 这也大体反映了云南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就宏观背景来看, 应该说改革开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20 年极大地推动了云南经济的发展, 以云南省两大产业为例: 烟草和旅游都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 云南经济仍然在被中国东部乃至邻近发达地区进一步拉大差距。

就云南省内部来看,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城乡差距的扩大更为突出。作为一个边远落后省份发展最薄弱的地区, 云南农村如何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 同样, 半个多世纪以来, 生活在云南农村的少数民族同胞经历了巨大的历史社会变迁, 旧时代与国家、地方若即若离的关系被打破了, 他们生活越来越直接地受到国家、地方经济力量的冲击、影响, 如何应对或适应这一系列的外来影响, 是在边缘化中封闭自己, 还是积极适应变化, 这也是云南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上世纪30 年代, 在国家民族命运濒临危亡的时代, 一批优秀学者怀着自信与热情积极寻找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者为我们树立了表率,费孝通本人1938 年从英国来到昆明, 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深入到云南边远农村长期蹲点调查。在研究中所体现的对国家命运、农村百姓生计的关切, 不计回报的无私投入让人感动。五六十年代的一大批学者怀着对新中国建设的一片热忱, 不辞辛劳地深入到云南最偏远的民族村寨地区开展调查工作, 他们的奉献精神同样让人动容。作为今天研究云南农村发展的云南学者, 在强调云南农村研究主体性的同时, 也需要前辈的自信与热情。因此, 回顾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意义不单在于强调传统研究所提供的理论方法经验, 也同样在于强调传统研究中可贵的学术理念与志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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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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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翁乃群编.南昆八村·云南卷[m].: 民族出版社, 20xx.

第三篇 反思“新农保”推进工作中的若干问题_农村研究论文

[摘要]在“新农保”推进工作中，要在制度设计和工作环节上进一步体现自愿原则，要做好“新农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和工作，以更加科学和人性化的管理方案服务参保对象，让利于民。

[关键词]新农保；自愿原则；保值增值；基金监管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处于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遇期。南通凭借先发优势，已在贯彻实施“新农保”过程中总结推广了许多宝贵经验。笔者认为，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冷静地思考制度中存在的漏洞、工作中遇到的难点，在充分解读和上级党委会议文件精神的基础上，以更加科学和人性化的管理方案服务参保对象，让利于民。

一、如何在制度设计和工作环节上进一步体现自愿原则

(一)关于基础养老金的领取办法。在对南通的调研中我们发现，更多的意见是将基础养老金和个人缴费捆绑，从而提高农民的参保积极性。笔者认为，这样的设想既不符合“新农保”的自愿原则，也不符合的政策意图。基础养老金的发放就是为了保证农村老年居民。包括无力参保的农民有一个最低的生活保障，而捆绑的实质是一种权利的剥夺。问题还在于。根据人头划拨的基础养老金如果不按人头发放，那剩余的资金流向何处?由此将引发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讨论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笔者认为，随着农村生活资料和服务市场的开拓，农民培养自身消费能力的欲望会进一步增强，“最低生活保障”已不能满足多数人的需要。相应的，在制度设计上，应体现个人缴费的优越性，逐步拉大基础养老金和参保财政补贴增长幅度的差距，使更多人摆脱“不参保也有钱拿”的简单想法。WwW.0519news.com

(二)关于退保机制的设想。启东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管理处的一位负责人表示：“一旦参加了新农保，一般来说是不退保的。只有三种情况可以退保：一是投保人参加了其他社会保险；二是投保人户籍迁出启东；三是投保人死亡，由其继承人办理退保手续。”笔者认为，这不能很好地体现自愿原则。“进出自如”才是自愿原则的完整体现。“新农保”是政策性、保障型保险，集中解决农民养老和农村社会安定问题。意义鲜明。但随着现代农业的整体推进，农民人均收入将随农业效益同步提高，其中会出现不少先富起来的农户。如果新农保能提供合适的退出路径，将使这部分农户有更多的资金统筹空间和投资选择。

(三)完成自愿参保向自觉续保的过渡。用行政推动取代行政命令是推进“新农保”工作中的一个亮点。细致的宣传和到位的服务使越来越多处于观望的农民解除了顾虑。扩面成果显著。但调研中发现，农保扩面普遍存在重“新增参保”、轻“续保缴费”的现象。笔者认为，“既要引进门。更要留住人”。农保经办人员必须树立“主人翁”意识，以持久的工作热情和迅捷的工作效率换取农民的信任，让农民既能自愿参保，又能自觉续保。在制度设计上，要有鼓励连年续保的相关措施。比如，以五年为一个时间节点，设置灵活的财政补贴系数。经办机构应延伸至村，并增补农保经办人员的编制，使其与服务对象的人数比例更为协调；同时，应对超额完成任务的经办人员实施绩效奖励。但奖励标准的设置要合理。

(四)严惩村干部“贪污政策”的行为。村干部是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领路人。“新农保”政策作为新事物，要被广大农民群众接受，离不开村干部广泛的宣传和细致的解读。这是行政推动的首要环节。但据海安、通州的同志反映，部分村干部有严重的渎职行为，究其原因，政策保险与商业保险在农村地区存在竞争关系，部分村干部因利益瓜葛受制于从事商业保险的亲戚朋友，无常开展本职工作，甚至有意“贪污”国家政策。置农民利益于不顾。类似的行为还包括擅自动员在企业工作的农村户籍的职工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笔者建议，对此种“贪污政策”的行为要依法严惩。以确保惠民政策与农村群众的顺利对接，使全社会“老有所养”的良好愿望尽早实现。 二、如何解决“新农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和

(一)“新农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南通市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必须确保养老保险基金运营的保值增值。”但调研中海安的同志反映。目前“新农保”基金实行征、管分开，作为征收部门的乡镇劳动保障机构，在基金去向方面没有处分权，只有有限的建议权。而财政部门依仗对保险金支付兜底，任由数额巨大的保险基金堆放烂摊，并没有尽到管理者的职责。现行政策规定，基金只能存银行和购买国债，保值增值的效果并不明显。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随着“新农保”补贴标准的提高，行政成本的负担将越来越重。同时。数额巨大的“死钱”将引发贪污和挪用的风险，进一步加大了监管的难度。笔者建议，应从基金中划拨部分费用聘请金融投资人才，仿效商业保险基金的投资运作模式，加强农保基金的市场流动性，变“死钱”为“活钱”，并在投资效益与保险金金额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使相对固定的财政补贴增长机制更具市场含义。笔者进一步认为，随着这种模式的推行以及“新农保”退出机制的完善，可以逐步放宽和取消个人缴费的上限。当前设置缴费上限的理由在于参保人数过多带来的财政负担过重问题。而“新农保”基金一旦和市场接轨，参保人群会根据市场和基金效益选择进退。从而减少的财政负担。

(二)“新农保”基金的。加强“新农保”基金管理。强化基金监管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笔者认为，“监”取决于“管”；“管”得合理，才能“监”得彻底。“新农保”从保费的收缴、存储、移交到保险金的审核、发放，数据信息庞大、经手人员多、手续复杂：而传统的操作模式工作量大、误差率高并容易引发道德风险。难于监管。鉴于此，通州等区县已着手研发和使用数据库系统，并利用互联网技术对参保人员进行信息入库管理。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前移服务平台的同时，由当地财政部门出面。说服银行和邮政等中介机构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更注重社会效益，坚决打好牌；在设立基金专门账户的基础上，为广大农民提供持卡缴费、代扣、领金的平台和窗口，从而实现农保中心和保费代理银行之间数据的双向传输和无缝对接。随着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现代化、信息化和规范化，“新农保”基金的监管也将更加有效。

三、对新农保工作中其他问题的思考和建议

(一)关注一对矛盾。在新农保扩面过程中，必须关注失地农民补偿与失地农民参保这对矛盾。实践中，如皋等地农民以土地安置费补偿不到位为由拒绝参保的现象屡有发生。笔者建议当地土管和社保部门在理清两者关系的基础上务必通力合作，解决好这对矛盾。因为失地农民一旦得到补偿，就有足够资金参保以解决养老问题；而一旦吸收失地农民参保，他们则因不必担心养老而更愿意流转自己的土地经营权。

(二)挤掉一些水分。“新农保”工作是新时期民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社保和门应以“应保尽保”、“可不保的不保”为原则，科学定位、审核参保人员的准人资格。使参保人数和补贴标准达到动态平衡。各县、各乡镇不应盲目攀比，为了排名掺水分，使“新农保”沦为基层干部的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

(三)提出一个困惑。《办法》第二十五条列举了新老农保在衔接过程中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和调整方面的两种情形。并作了相关规定。其一是“参加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并已领取养老金的人员，养老金标准仍按原办法计发……”笔者认为，这种处理办法欠妥。因为新老农保的待遇差距较大，而且会越来越大。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老”人应该适用“新”办法，或至少为新老衔接提供一条折算、补差的途径。笔者建议废除原办法，直接适用新标准，而将待遇的差距视为政策变迁的成本。由财政兜底。

第四篇 浅谈我国台湾省农业考察报告_农村研究论文

一、农业的基本情况

仅比怀化大四分之一，其立地条件除四面环海外，其他与怀化差不多，也是山地面积大，而且山高坡陡，人均宜耕地少（人均耕地不到0.5亩）。据有关资料介绍，现有耕地面积1290万亩（许多为开发的山地），农户78万户，农业人口400多万人（占总人口19％），农业劳动力74万个，专业农户年纯收入约100万台币（合25万元币），人均纯收入19.5万台币（合4.87万元币），实际上可能不止，因为从考察情况看，许多农民隐瞒收入，特别是外出工作的青壮年已不作农民进行统计。目前种植业中粮食作物以稻米为主，水稻一年两熟，种植面积540万亩，产量200多万吨，主要品种为蓬莱米；经济作物主要有水果、蔬菜，水果面积345万亩，产量260万吨，主要品种有柑桔、芒果、荔枝等，特产有槟榔、莲雾。蔬菜种植面积255万亩，产量300万吨，主要种类超过90种。WwW.0519news.com畜牧业中生猪年饲养量超过1700万头，年产猪肉约150万吨；牛饲养量16万头，其中以乳牛居多，占75%；鸡饲养量1亿多万羽，鸭1000多万只。渔业非常发达，远洋渔船作业范围遍及世界三大洋海域，渔业年产量130多万吨，其中养殖渔业占22%，近海渔业占19%，远洋渔业占55%。

据陪同考察的人士介绍，近六十多年来，的农业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是战后农业恢复阶段(1945年至1953年) 。战后由于许多农业设施遭受战争破坏，大陆来台人数剧增，粮食需要量大增，因此促进经济发展与提供充足的粮食，便成为当时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为了迅速增加粮食产量，施政重点放在三个方面：（1）实行土地改革，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49年实施耕地三七五减租，1951年实施公地放领，1953年公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使自耕农所占比例由改革前约三分之一，迅速提高到改革后的三分之二。（2）致力于修复农田水利设施、增加化学肥料供应、提供改良品种、改进耕作技术。（3）进行农、渔会改组，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使农渔会具有推广、供销及信用等业务。上述措施使农业生产达到战前最高水准，稻米、甘薯、花生、小麦等粮食作物产量都有显著增长。

二、农业培养工业阶段(1954年至1967年) 。本期间的农业政策，一方面为加强增产性的措施，先后推行了“综合性养猪计划”、“农牧综合发展计划”，创办“统一农贷计划”，发布“农业推广实施办法”等，农业增长率维持在5．5％左右，粮食作物、甘蔗、香蕉、凤梨等经济作物产量都继续增长，农产品除满足内需外开始大量外销，并积累了大量资金。另一方面为加速农业部门资金转移至非农业部门，积极扶持工业，先后实施“肥料换谷制度”、“田赋征收实物条例”及“随赋收购稻谷办法”等，使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资金。整体经济在农业的培育下，由起飞迈向转型，经济增长率由7％跃升至10％，工业生产在60年代初期首度超过农业生产，农产品占外销总值比例亦在60年代中叶起逐渐落后于工业产品。

三、农工并重阶段(1968年至1983年) 。工商业逐渐主导经济的增长后，农业施政逐渐由促进生产的措施，如“农业生产改进措施”(1969年)“加速农业机械化方案”(1970年)转为对农民的补偿性措施及农村建设的加强。例如：颁布《农业发展条例》（1973年）、实施“稻米保证价格收购制度”(1974年)、“提高农民所得加强农村建设方案”(1979年)、“加强基层建没提高农民所得方案”(1982年)及“第二阶段农地改革方案”(1982年)。农业增长率大致维持在2％以上。但由于工业部门成长速度相对更快，农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降为7%。

四、农业产销调整阶段(1984年至1990年) 。80年代初期出现了严重的稻米生产过剩问题，因此调整生产结构成为本阶段的重要农政措施。1984年起执行稻田转作计划，抑制稻谷、甘蔗生产，发展的农产品有饲料玉米、高粱、大豆等，以及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如养殖渔业、远洋渔业、乳业等。至1996年稻米产销实现了接衡。期间，还推出了“改善农业结构提高农民的所得方案”（1985年），除继续推动“第二阶段农地改革方案”，奖励家庭农场推行共同委托及合作经营、全面推动农业机械化外，并执行“农产运销改进方案”(1984年)。

五、“三生农业”发展阶段(1991年迄今) 。为因应贸易自由化及重视自然生态保护的世界趋势，1991年订定“农业综合调整方案”，强调从人力、土地、市场、技术、组织、渔业、福利及保护等方面发展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农业”。 1998年实施“跨世纪农业建设方案”，接续已届期的“农业综合调整方案”，施政目标为“发展效率与安定的现代化农业、建设富裕与自然的富丽农渔村、追求有信心与尊严的农渔民福祉”。提出了12项措施：1、建立安全与均衡的粮食生产制度，推动“水旱田利用调整计划”，稻米生产目标由自给自足调整为供需平衡，并提高优质米市场占有率；逐年调减保价收购杂粮的收购数量。 2、发展具高度竞争力的农渔牧产品，辅导具比较利益的重点农作产业发展，实施“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计划”。 3、辅导具企业经营理念的产销组织，推广设置重要农产品产销班，培育专业化、现代化的农渔民领导人才及后继农业工作者，建立农业经营管理辅导体制。 4、建立效率与服务的运销体系，建立批发市场电脑拍卖制度，整合农渔会区域直销网。 5、创造安定的农业经营环境，选择重要农产品或具价格敏感性产品，优先建立产销预警制度，加强办理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及农产品进口损害救助。6、发展政策导向的产业科技，研发兼顾市场需求与生态保护的重点产业科技，加强生物技术研究，加速农业自动化与资讯科技应用，强化农业科技研究群功能。7、推动兼顾人文与自然的农渔村建设，结合实质建设、景观维护与农村产业，推动整体性农渔村建设，结合产业特性，整体规划休闲农业区，塑造地方产业文化特色，并健全农渔民社会安全体系。8、推广和谐永续的农业经营，推动“全民造林运动纲领暨实施计划”、“多目标森林生态系经营及集水区整体规划”，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景观维护；执行“肥料政策调整方案”，并提高畜牧场污染防治设施率及辅导养殖业合理使用水土资源。9、促进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落实推动“农地释出方案”，合理分配及利用农地资源，建立农地合理租赁制度；有效维护与调配利用灌溉用水。 10、建立消费者对本土农业的信心与支持，建立农产品卫生检验制度，加强农药管理与检测；强化畜产品卫生检验体系，推动养殖水产品品质卫生监视检验体系，确保产品品质卫生。 11、强化互惠互利的国际农业合作，推动南向农业合作；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等区域性国际组织，加强推动国际生态保育计划。 12、推动双赢的两岸农业交流，加强农业科技、人才与种原交流，建立两岸贸易秩序，并协商调处两岸渔事纠纷，建立两岸渔船海上作业发生纠纷时的有效处理模式。

   农业在经济发展中曾经占有重要地位，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劳动力与市场，奠定了经济起飞的基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局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调整农业发展方向，农业迈向了新的发展阶段。目前农业与大陆比较，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农业科技水平较高。十分注重农业科技研究与应用工作，农业品种的改良、食品加工技术、自动化技术研究等方面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人十分喜食猪肉，目前推广的商品三元杂交猪主要有三个品系，同时正在致力开发无特定病源性猪。禽蛋生产上开发非传统型蛋制品，有液蛋低胆固醇鸡蛋、高碘鸡蛋，碘的含量是普通鸡蛋的1000倍以上。奶牛生产上应用先进的dna指纹技术，已作为乳牛选种的主要指标。注重农作物品种改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收集作物品种和种质资源，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业试验所及其分所，均有相当规模的种质库。近来以水果为主的地区品种更新很快，新品种层出不穷，提高了农业的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正在出现一股将生物技术应用于农业的风潮，期望以高科技带动农业的转型和升级。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严格。一是法律法规完善，农产品安全标准齐全。目前已制订颁布了《食品卫生管理法》、《农药使用管理办法》、《农药残留检测要点》（主要用于批发、拍卖市场农产品检测）、《蔬果安全管理办法》（主要是供军方农产品）。在有关农产品市场和畜牧等法律法规中，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也都予以明确。与此同时，根据农业生产、流通和检验工作的需要，针对20种不同作物、289种农药，制定了1149项农产品中农药残留标准。二是管理部门职责明确，检测体系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分别由农业委员会、卫生署、标准检验局三个部门负责，分别承担农产品进入市场前的检验、市场销售农产品的检验、进口农产品的检验。农业委员会下设农业试验所和农药药物毒物检验所，负责全台的农药安全管理工作；各市县设有18个农药监测中心、14个农药检测站；并在各乡农会、合作社、合作农场、果菜市场、超市设置80多个农药残留生化检验站。另外，畜产会设立了畜产品药物残留检验实验室，负责培训屠宰卫生检查兽医师，派赴各屠宰场进行屠宰检验检查。三是推行农产品质量认证。在果蔬方面推行gap（吉园）、cas（优良农产品）认证，在畜牧方面推行iso、haccp、gmp认证。从1993年开始，推行“吉园圃”标志（good agricu lturepr oduct），鼓励产销班使用这一为消费者认可的安全蔬果主要标志，对农民使用这一标志规定很严，目前已有270多个产销班取得这一标志。四是严格农产品市场准入。68个果菜批发市场均设有果蔬农药残留超标快速检验室，对进场交易的果菜进行抽样快速检测，确定安全后，方能进场。如检出农药残留超标，将送当地卫生局进一步检测，确认具体超标数，并追究供应人的法律责任，重者可判刑。因进入市场的主要果蔬产品均依据标准进行了分级包装，注明了农产品名称、产地、生产者(编号)、产品等级、供应市场，产品检测发现质量问题，很容易追溯到该批产品的生产者。畜产品药物残留检验检测在屠宰场内进行，不合格产品一律不得入市。

（三）农产品运销体系健全。农产品的运销主要通过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直销店、产销班（设在农会、合作社等之下的产销组织）等几种形式完成。批发市场是最主要的形式，花卉、果蔬、肉品、鱼货等鲜活农产品主要通过批发市场来交易。目前共有批发市场158个，其中有2个综合性批发市场，68个水果蔬菜市场，23个家禽、肉品市场，65个水产品市场。台北市滨江路果菜批发市场，是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该公司总资本2亿元（台币，下同），其中公股占45.52%（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和台北市各占22.76%）、民股占54.48%（省市各级农会占24.85%，青果运销合作社占9.58%，果菜贩运商占20.05%）。在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管理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健全的法律法规。关于农产品营销的法律法规比较健全，涉及到批发市场建设、管理和运行的方方面面，明确了批发市场的性质、主管机关和运作方式。2、统一的建设规划。明确规定了设立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基本条件，使市场建设能够做到科学规划。3、积极推动拍卖交易。的花卉、果菜、生猪、水产品批发大多已经采取拍卖的交易方式。4、切实有力的支持。基于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公用事业这一基本认识，各级和农政部门对批发市场的建设高度重视，给予了切实有效的支持。在市场土地上通常由低价租让给批发商场的经营者，并给予财政补贴。财政对批发市场“地上物”建设的支持比例大体在50%左右。此外，对产品的交易实行免税。农产品进场交易的费用也很低。市场建成运营后，明确由的市场法人统一进行市场管理，其他部门和机构不得入场干预，避免了多头管理。此外，执行严格的商品和客户管理。

（四）以农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业发达。食品工业是的传统产业，在带动农业发展方面仍然有着很大的作用。目前共有各类食品企业5800多家，每年创造的工业产值超过5000亿元。很多高等院校都设有食品科学院或食品工业系，科研实力强厚。顺应岛内饮食习惯变化，食品加工企业建立严格的品质管理和检疫制度，以本地原料加工安全卫生的高品质食品。同时，与高校联手，发展高层次加工技术密集型产品，如调理产品、保健食品、无菌包装食品，以及低脂、低盐、低糖和高纤维的营养强化食品、功能食品等。一些传统食品工业企业正在实施改造，结合土地私有政策，逐步扩大农业经营和加工企业规模，推行共同作业及专业化经营；也有的与发展观光休闲农业结合改造。

随着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农业发展的新思路，即：打破农业经营仅为一级产业的观点，以食品加工带动农业工业化、农业企业化、农业商业化等，以获取较大的利润；同时建立二级产业、三级产业的发展策略，使产、制、销一元化。在农产品收获后，要求进行分级包装，以便利运销，适应市场需求。对于不合格品，予以加工利用。通过发展食品加工，缓解产销失衡的压力，增加附加值，维持农业的持续经营。

（五）休闲农业正在成为新兴产业。休闲农业正处于发展阶段，主要有观光农园、野生动植物的观赏与研究、品尝野味的休闲旅游、综合性的休闲农场、乡村夜宿、旅游胜地等几种类型。座落于山清水秀、风光明媚的南投县埔里镇的台一生态教育休闲农场有各类蔬菜、花卉种苗的培育、蝴蝶生态馆及甲虫生态馆等，该农场不但利用区内的多种密源植物，培养各种蝴蝶，并能用香菇废弃物营造出甲虫的生态空间，是一座兼具农业休闲和教育学习的观光景点。台光香草园主要通过认识香草、体验香草等内容吸引游客。营长牧场设有游客中心、亲水区、奶水区、奶牛养殖场、可爱动物区等10多个观光景点，是一结合农、林、畜牧、景观的综合性休闲农场。农委会专门颁布了休闲农业的管理办法，并配套相应的政策，鼓励农民举办各种类型的休闲观光农业，从技术、经费、宣传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六）对农业实行严格的保护。在经济起飞农业失去比较优势之后，开始实行农业生产和贸易的保护政策。这些保护政策包括：⑴农产品价格支持。在加入wto前除了保证以高于成本20%的价格向农民购买稻谷以外，还设立了高梁、玉米、大豆等产品的保证价格。从1983年开始，玉米的保证价格是每公斤15新台币元，大豆是25新台币元，高梁是14新台币元。这些价格都是同类产品进口价格的一倍。⑵农业生产投入补助。在降低农业税收的同时，还补助农业燃料和动力，提供低息贷款，旨在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另外，拨款改善农业、水利、农村交通设施，我们在南投考察，发现许多农户的生产设施都有部门援建的标识。加强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机构建设，也是一种间接的投入补助。⑶直接收入补助，为了解决价格支持的稻米生产过剩问题，后来干脆采取直接收入补助的做法。农民如果将稻田改种玉米、高梁和大豆，即可得到每公顷1000公斤的稻米补贴，即使什么也不种，亦可得1500公斤稻米。⑷农产品进口壁垒。进口保护的措施包括关税与非关税限制。在加入wto前，对于一些本地能够生产的农产品，尽量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生产者的利益，致使的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在加入wto后，这种保护逐渐减弱，以至于农民喊出“拒绝wto”的口号。农产品生产和贸易保护政策的结果，使得农民收入与非农收入的差距逐渐减少，如果从1985年算起，农家人均收入年增长率一直高于非农收入的一个百分点以上。

（七）农会组织功能齐全。农会是分布最广、影响最大、最为完善、功能最为齐全的农民组织。根据农会法，农会实际上是社区性农民合作组织，一般以乡镇为单位设立农会，每个农户都可以参加，实际上户户都参加了，一户只能有一个会员代表，外地人或企业也可参加农会，只能算赞助会员无选举权。农会作为社团组织，农民象征性地交一点会费，就成为农会会员。农会对外招聘管理人员，其基本要求是大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能为农民提供金融、科技方面的服务。农会分为乡镇农会、县（市）农会、省农会三级，分别接受同级相应农政部门的指导。各级农会既是的法人，可以地开展各项业务，又与上级及其他农会之间互相配合，下级农会接受上级农会的指导，各级农会共同组成一个系统的组织网络。农会的主要功能：1、农业推广。推广业务主要包括：协助执行农业政策措施，推广优质品种、肥料和先进农业技术，办理农民教育培训，办理文化福利事业；2、供销经营。办理农产运销及批发市场业务、办理农业生产资料及生活用品经营、委托的业务经营；设立加工企业，主要利用农会的团体优势，投资兴办会员个人能力所不及的设施设备，如仓库、碾米厂、榨油厂、加工厂、农机具等，有偿提供农民使用。3、金融业务。在农会几项业务中，金融业务算是一个最大的盈利项目，近10年来都占农会总盈余的98%以上。基层农会设有信用部，信用部下又设多个分支机构，农会信用机构遍及农村的各个角落。信用部主要业务包括存款、放款、农贷，以及一些附属的代理业务，采取“广存专贷”的办法来满足农会会员资金需求，存款可来自农会会员、选助会员和其他团体、机关，放款则仅仅限于农会会员。而且都是小额放款。4、保险业务。包括：家畜保险、农业健康保险和全民健康保险。家禽保险承保的种类有：猪、牛、羊。农民健康保险，投保对象除农会会员外，非会员农民也包括在内。全民健康保险，保险范围不仅包括农民，还包括其眷属。保险业务属福利事业，目前亏损严重。

在考察中，我们也发现，由于大环境在变化，农业也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和矛盾。一是农村劳动力老化，农地闲置严重，农业经营日趋粗放。依2000年的最新普查，农业就业人口中，超过50岁的占70%以上，主要负责人的平均年龄达58岁。二是农场面积零碎狭小，阻碍现代化农业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末，平均每户耕地面积为1.1公顷，每人耕地面积为0.2公顷。这样的农场结构严重阻碍着农业机械化的推行与生产力的提高，大型农业机械使用率偏低。三是粮食生产结构失调，稻米过剩，杂粮生产不足，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四是农田污染严重。据调查，土壤污染以铜、镍、锌、锰、砷等较为严重。另外，养殖渔业的发展，大量抽取地下水，造成地层下陷，海水倒灌，土壤碱化等。五是农业面临贸易自由化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市场开放的冲击。

三、农业的发展对我们的启迪

通过这次考察，我们认为农业有很多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学习，海峡两岸农业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一）应加大对台农业招商引资工作。此次考察我们感受较深的是许多客商都有到大陆进行投资开发的迫切愿望。尽管当局投资审议委员会规定，有多类农业投资项目不得到大陆投资，为两岸农业交流合作设置障碍，但考察期间一些单位仍主动找上门来与我们联系，宣传他们的企业产品，对与我们开展合作表示了强烈的兴趣。建议我市加大对台招商引资工作，通过多种方式与农业方面进行广泛的接触联系，力争在对台农业经济合作中有所作为。

（二）应加大农产品的质量体系建设。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曾面临与大陆相似的问题。在上一世纪80年代后期，其不合格产品的比例一度高达30%以上。此后采取的一系列质量安全和管理办法，对我们很有启发。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首先，要完善相关质量标准体系。特别是必须加快农药残留标准、检测方法标准的制修订工作进度，满足开展农药残留检测工作的需要。其次，要加强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因产品制宜，提高检验检测工作水平。第三，逐步建立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质量安全控制。要从生产基地和市场入手，建立质量安全控制制度、质量安全管理责任制度和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等市场准入制度。第四，发展无公害食品和绿色食品。加强质量认语和标识管理，树立优质农产品品牌和形象，扩大其国内、国际市场占有率。

（三）大力发展产后农业。多年来，重视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工业，不断完善集产地、批发、零售为一条龙的农产品三级运销系统。近年又提出农业经营既要重视一级产业，又要重视农产品生产后的二级产业、三级产业，产、制、销一元化。这与祖国大陆提出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可谓异曲同工。

近几年，我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仍不能适应加入wto农业竞争的新形势，不能适应建设现代农业、加快农村全面小康的需要。要抓住战略重点，稳步发展粮油食品，改造提升肉类加工业，加快发展乳制品行业，积极开发蔬菜加工业，科学开发具有保健、美容、疗效功能的营养保健品，稳定发展酒类制造业。要做大做强以食品工业为重点的农业龙头企业，完善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要进一步拓展农产品运销的渠道，特别要加大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争取有一个批发市场进入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行列。要加强与五省周边的联系，充分发挥农民经纪人和运销大户的作用，建立健全产业协会和其他产销联合组织，让我市有更多的农产品进入周边地区。农产品进超市是农产品销售的最高形式，应改进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包装，力求有更多的农产品进入大中城市超市销售。

（四）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休闲农业一般具有提供休闲场所、教育市民、认识农村、体验乡村生活，维护改善自然生态环境、增加就业、提高农家收益等功能，目前正越来越受到旅游者的青睐。我市发展休闲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推进大湘西旅游建设中，应加大休闲观光农业资源、田园生态景观资源、农村人文资源的开发力度，把农业建设、科学管理、农艺展示、特色产品、农村空间出让等与旅游者融为一体，拓展旅游空间，力争使我市农业成为旅游者体验农耕、休憩健身、回归自然的休闲旅游场所和农业深层次开发的样板。应加大对休闲农业发展的规划、指导和扶持。

（五）进一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随着市场农业的不断完善，目前我市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应运而生，现全市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1200多家。但总的来讲，我市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仍然存在着组织网络不健全、服务功能不完善的系列问题，尤其缺少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为农民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组织机构，其主要原因是扶持力度太小。借鉴的做法，在当前职能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应将大力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大议题来研究，从引导扶持、组织网络、服务功能等方面完善提高，推动农业经济组织的持续发展和制度创新。

（六）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农业是弱势产业，目前发达国家对农业都采取不同程度的保护。加入wto后，我国陆续了加大对农业扶持的政策，如了取消农业税、对种粮予于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政策。但总体来讲，我国对农业支持保护力度不大，农民收入来自于政策的因素不多。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应充分利用wto允许的“绿箱”政策，确保财政支农资金逐年有所增加。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基本建设、农业科技、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产业化经营方面的扶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推进农业保险，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加大扶贫开发，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

第五篇 新中国六十年道德建设得失之反思_伦理道德论文

[摘要]反思新中国60年道德建设之得失，基本经验是：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传承与创新相结合；一元与多元相统一；道义与利益相统一；道德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统一。

[关键词]新中国60年；道德建设

新中国至今已经走过了60年波澜壮阔的岁月，在这60年的伟大历程中，道德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也有过不少深刻的教训。今天，我们对新中国60年来道德建设得失进行冷静地反思，大约可以概括出以下基本经验。

一、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进步状态和积极的物质成果。经济建设的结晶主要体现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主观精神世界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文化建设的结晶主要体现为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物质文明为包括道德建设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物质条件、物质动力和理论源泉。“没有经济的发展，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就没有物质基础。”(《论有中国特色》(专题摘编)，文献出版社20xx年版，第383页)而同时，精神文明则为物质文明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与德力支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79年前夕，同志代表党在庆祝建国xx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现代化的目标，不限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WWW.0519news.CoM从此，在我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中，包括道德建设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既作为我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也是社会的重要特征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当然，我党这种认识无疑是来自于道德建设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在进行革命和建设中，非常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但在“左”的思潮严重干扰下，我们在客观上忽视了物质文明建设，特别是在十年中，把经济建设引向了即将崩溃的边缘，从而使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走上了歧途。改革开放后，我们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着物质文明迅猛发展。然而，我们在客观上又忽视了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志在总结改革开放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时严肃指出，我们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思想教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尤其是此后从到地方的各级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的建立和文明办的设立，推动了两个文明的迅速进步。可是，在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曲解为“以gdp为纲”的实际引导下，许多地方依然“见物不见人”。在不同程度上把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放在“说起来很重要，干起来就忘掉”的地位上，从而使20世纪末出现了“信仰危机”、“诚信危机”的状况。针对这种情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且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文明、生态文明以至社会文明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

在一定意义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历来是人类社会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治国方式。如果从法治与德治的本质来说，法治属于文明的范畴，德治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文明以物质文明为经济基础，以精神文明为思想指导，在这一意义上来说，有什么样的精神文明，就有什么样的文明。同时，归属于文明范畴的法治。作为一种建设，重在制度建设；而归属于精神文明范畴的德治，作为一种思想建设，重在素质建设。在制度与素质的关系上，制度建设是首位，素质建设是关键。没有制度建设，素质建设就没有保障；没有素质建设，制度建设也就没有依托。由此可见，治国安邦，单靠法治也不行。单靠德治也不行；法治和德治对立统一，只有两者相互结合，才能产生最大最佳的效果。

然而，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也是来之不易的。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在进行革命和建设中，由于“左”的思潮的严重干扰，我们在客观上重视了“以德治国”，而严重忽视了“依法治国”；特别是在十年中，把法制建设几乎摧残至尽，从而使“以德治国”走上了邪路。改革开放后，我们拨乱反正，致力于建设法制国家和法制社会，推动法制建设迅猛发展，有力地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然而，在强调法制建设的同时，我们一些人又逐渐地走上另一个极端，迷信法制，以为“法制包治百病”，从而轻视德治，轻视道德建设，讥笑“道德无用”，甚至提出“良心究竟值多少个钱”之荒唐疑问。结果，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法治建设在迅猛发展的同时，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和违法犯罪现象依然呈螺旋式上升态势。这种社会现实向我们警示，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少了哪一样都不行。正如曾经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的那样：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党的报告在总结我党十三年来的基本经验时，把“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其中的一条基本经验。而《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建设和谐文化的举措中，也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三、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

道德建设的先进性要求，就是反映与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先进社会制度的内在要求、与先进的文化发展要求、与最广大的根本利益要求、与高尚的道德理想相适应的道德准则，它体现为人类最高尚的美德和具有主义道德因素的崇高道德。道德建设的广泛性要求，体现的是反映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求、反映最大多数人的道德素质水平并为最大多数人能够践行的基本道德准则。道德建设的先进性要求是道德建设的广泛性要求的发展方向，对不断提升人们的道德素质和道德境界具有价值导向作用；道德建设的广泛性要求，是道德建设的先进性要求的坚实基础，对保障当下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把道德建设的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是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出发，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强调道德建设要区分层次，着眼多数，鼓励先进，循序渐进。既大力倡导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实践、主义道德，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在全社会做出表率。又注意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道德目标。

建国前30年，我国在道德建设方面。无疑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是，由于一方面我们对中国国情还没有真正认识和把握，脱离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脱离我国文化科学发展水平的实际，脱离我国广大群众的道德水平的实际，在生产关系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同时，在道德建设上则盲目追求主义道德的崇高要求，以同一高层次的道德准则去规范全体，违反了道德建设的基本规律，使道德建设逐渐流变为“假、大、空”。十年，更是将此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要求全体“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致使人们道德人格，严重摧残了道德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痛定思痛，把道德建设的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使道德建设从天上回到了人间，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道德建设的发展。然而，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过低地降低了全体的道德要求，而且把先进性的道德要求视为“不合时宜”的东西，甚至予以讥讽和批判(例如对雷锋精神的讥讽和批判)。我们应当明确的是，道德的先进性要求。是人类美德的结晶，反映着人类道德发展的前进方向，过去的错误只是在于将它强求于全体，而不是其本身的“假、大、空”。我们决不能在批判以往“假、大、空”的做法时，把道德的先进性要求也一起否定掉了。对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特别强调先进性的要求(而这一点正是目前我们最忽视的。使许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混同于一般群众)。因为一旦失去了先进性的示范、凝聚作用。广泛性的要求就会难以保持。在市场经济时代，我们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我们既要避免把道德要求无限拔高的现象。但也不能忽视高标准被低标准所同化、先进性被广泛性所淹没的现象。

四、理论建设与道德实践相结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在道德建设上，也只有实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道德建设才能真正取得实效。道德实践是道德理论的源泉、动力、目的和检验其真理性和价值性的唯一标准；而道德理论是道德实践的指南。正确的道德理论才能带来道德实践的硕果，道德理论的发展才能推动道德实践的进步。

然而，我们要在实践上真正做到理论建设与道德实践相结合并非易事。建国前30年，我们在理论建设与道德实践相结合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诸如建立了主义伦理学，初步确立了道德体系，涌现出一大批如向秀丽、雷锋、王杰、欧阳海、王铁人、焦裕禄等英雄模范人物。但是，由于对科学文化的轻视，道德理论上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曾一度受到苏联学科整顿的影响，伦理学被视为伪学科而取消；在“左”的思潮干扰下，理论脱离实际，刻意拔高道德建设的要求。使道德实践也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带来“假、大、空”之祸患。改革开放后，我们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开始重视理论建设与道德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上。我们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发展中国特色的道德理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推动下，伦理学的理论和学术研究蓬勃发展。伦理学从“冷学科”变成了“热学科”；在大专院校中，普遍开设伦理学课程，硕士点和博士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体系正在建立，许多新的道德观念、道德准则、道德行为正在流行。然而，我们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有些学者不仅对道德实践的研究毫无兴趣、漠不关心，他们只醉心于西方话语，自我陶醉在一系列西方话语的“新概念”之中，而且挥舞着“理论性”、“学术性”这根大棒，对道德实践研究的成果极其轻视，大加排斥。同时，由于脱离实际的理论不能有效地指导中国道德建设，由于学校德育的“知识化”，更由于我们的学者只重视自己的理论研究，而不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因而，造成了我们今天道德建设中的一大难点——许多人实际存在着双重道德人格。 五、传承与创新相结合

道德的传承，是精神文化相对发展的基本规律在道德建设上的体现。道德的发展，从其纵向来说，离不开对以往优秀道德遗产的批判继承；从其横向来说，离不开对其他异类道德成果的批判吸收。因此，中国特色道德建设，一方面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遗产，特别要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国革命传统道德；另一方面，必须学习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优秀道德成果。当然，传承是为了更好地创新，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因此，传承必须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创新；而创新，则会更好地实现传承。只有创新，以我国初级阶段的国情为前提，以最广大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建设中国特色的实践为准绳，反映时代的精神，在生动丰富的中国特色建设实践中，创造出人类先进的道德文明，才能真正推动现代化建设。

我国传统道德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既有宝贵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但是自从“五四”以来，我们国人就偏向于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全盘否定；到了十年时期，这种否定已经登峰造极。在“左”的思潮严重影响下，以往的一切几乎都成了“封资修”的东西，统统属于被彻底扫荡之列，从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割裂了道德文化与传统美德的传承关系，使许多优秀传统美德，难以为继；也使许多新道德，缺乏浓厚的文化传统根基，而难以深入人心。而在新中国前30年，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把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特别是把一切西方发达国家的东西，都视为粪土，统统丢进历史的垃圾箱，从而使我们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落后了一大截。改革开放后，我们逐渐认识到，我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和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的道德文明中有着重要的价值，开始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努力学习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然而，一些好走极端的国学者打着所谓“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把儒学、“国学”的作用提高到不恰当的程度，好像只有儒学、“国学”才能“真正发展”中国，甚至于鼓吹其所谓的“正宗”地位。而某些西方文化的崇拜者则打着所谓“学习西方文化”的旗帜，把一些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观念奉为至宝，甚至于要求文化发展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企图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取代主义的指导地位。对此，我们应当有足够的警惕，坚决反对崇洋思想，要用批判的精神进行辨别和审视，尤其要把应该学习借鉴的优秀伦理思想和必须摈弃的资产阶级的腐朽价值观念严格区分开来。

六、一元与多元相统一

在此，“一元”是特指主流价值观、道德观；而“多元”是特指与此相对应的多种多样的非主流价值观、道德观。一元与多元矛盾的生成，一方面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态势下，国外特别是西方各种思想道德价值观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涌入国门，日益影响着我们的广大民众；另一方面是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经济成分的迅猛发展，利益主体的不断分化，反映这些多种经济成分和不同利益主体要求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这种“外人”与“内生”双重夹击与交错发展的形势下，当今中国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已经从传统的一元转向多元。然而，任何社会的主流价值形态和思想道德观念在核心体系上总是一元化的，也正因此，当前我国提出了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但是，经济主体多元化和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必然引起其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多元化与一元化的矛盾。

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通过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立和完善核心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使全体有一个共同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导向，以解决“道德失范”现象的滋生蔓延。我们一方面不能以“一元”否定或取代“多元”；另一方面，又必须用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统摄、整合多样化的价值观，通过倡导积极的，支持有益的，改造落后的，抵制腐朽的，来实现核心价值体系主导下的社会思想道德价值观的和谐。我们应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方针，使核心价值体系与多样化价值观、道德观之间既“一元统领”、“协调有序”，又有“兼容共生”、“和而不同”，实现一元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主导性与宽容性的统一。然而，在新中国前30年，我们曾在强调一元的同时，完全彻底地否定和排斥了多元性与多样性，使道德建设走人了歧途。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们则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某些学者)缺乏清醒的头脑，强调多元化而否定和排斥一元化。否定和排斥主义伦理思想的指导地位和道德的主导地位。这种经验教训我们决不能忘记。

七、道义与利益相统一

义利之辩，在中国长达数千年之久。但是，至今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都很难把两者统一起来。在计划经济时期，一方面受到我们党还没有把革命党的思维真正转变为执政党的思维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左”的思潮引导下，我们只讲精神，只谈道义，把道义与利益完全对立起来，而忽视利益甚至于否定利益在道德建设中的基础性意义，大批“金钱挂帅”和“物质”，不重视广大群众的物质需求，结果，道德建设流变为“假、大、空”之祸。为此，同志曾经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文选》第2卷，第146页)

改革开放后，我们为利益正名，为个人利益正名，确立起义利统一的新观念，真正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劳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起来，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奇迹。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成为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杠杆，也成为经济活动的直接价值目标。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的影响，拜金主义泛滥起来，一部分人不能适应剧烈的市场竞争，成为“见利忘义”的俘虏。大量的假冒伪劣行为涌现出来，导致了整个社会的诚信危机，不仅在经济上造成了难以计量的经济损失，而且在思想道德上严重地腐蚀了人们的心灵，给道德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因此，从道德建设的层面上把道义与利益、权利与义务、权益与责任统一起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我们在道德建设中必须建立一种社会的“善恶报偿机制”，要依法落实公民的各种权利，使他们获得正当的利益；与此同时，要引导人们承担应尽的社会义务和责任，自觉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优先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义利统一，我们必须要注意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在讲集体主义时，言不及个人之利，否则认为必然会导致个人主义抬头。这种认识和做法只会导致人们对集体主义的怀疑甚至是否定。另一种是鼓吹个人利益至上。把社会和他人看作是实现个人利益的手段，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讲个人实惠，应该充分乃至无限满足个人利益的实现。这是与义利观格格不入的，也是与集体主义价值观背道而驰的。

八、道德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统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又有能动的反作用。这是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此相适应，经济发展决定道德建设，道德建设对经济发展又有能动的反作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常常把它忘在脑后，犯了许多“常识性”的错误。

在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我们脱离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否定了社会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乃至道德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过头地强调了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离开经济发展大搞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的“革命”，最终不仅导致了国民经济走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而且还导致了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通过建立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迅猛地推动了经济建设，而且也迅猛地促进了道德建设乃至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进步。它大大增强了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大大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又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经济发展决定道德建设，因此，在道德建设上，我们首先必须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去建立健全道德体系，这是我们充分发挥道德建设的能动作用的前提和基础。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市场经济活动的一些消极影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来，反映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消极现象。而这些是市场经济本身无法克服的，只有通过包括道德建设在内的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才能予以逐步克服。因此，我们进行道德建设，就不仅仅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必须要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后者。正是我们常常忽视的，其可谓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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