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大全】导语，我们眼前所欣赏的这篇文章共有35967文字，由沈华萍尽心厘正，发表于范万文网！政策是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集团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虚拟化数据中心，根在何处_综合论文十篇要是你对这类文章的写作能力需要改进或者修正，请告诉我们！
虚拟化数据中心，根在何处_综合论文 第一篇
虚拟化趋势是显而易见、始终如一的,根植于对成本和性能效率、业务灵活性以及IT部门生产效率的要求之中。这一趋势不容忽视。然而,要充分发挥虚拟化环境的优势,在用户连接、资源分配、基础设施投资最大化等方面必须考虑某些因素。通过对40/100G以太网(GbE)进行有效规划和部署,企业可以消除潜在的障碍,完全实现虚拟化环境的优势。
40/100GbE是提高容量的关键,如果规划得当,可提供一条顺利的升级路径,因为它将于近期成为主导标准。作为构建下一代虚拟化数据中心和园区环境的关键基础之一,40/100GbE已开始走上发展的快车道。本文将描述面向虚拟化数据中心和园区的40/100GbE架构。IT管理人员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40/100GbE的显着优势,看到其作为数据中心和园区商业建筑互联方案的巨大潜力。
在经济层面,40/100GbE市场的进入壁垒不断降低。将来升级到40/100GbE网络时,可以使目前对10GbE网络的资本投入得到有效保护。本文中的以太网交换和光纤布线示例显示:
55%的交换设备可以得到保护
57%的光纤布线投资可以得到保留
在可用性方面,越来越多的供应商开始为40/100GbE生态系统提供解决方案,而以Ethernet Alliance则已多次举办40/100GbE技术的多供应商互操作活动。Cisco和CommScope都积极地参与了这些活动。因此,人们在提前部署方面对封闭的供应商关系的担忧已经消失殆尽。一方面,多家供应商的参与提高了市场供货量,另一方面,市场的广泛普及降低了部署成本,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40/100GbE基础设施成为了一种可靠、明智的投资,目前和未来都是如此。
40/100GbE不断增加的吸引力使其成为了人们的最佳选择,成为了新一代高带宽虚拟化应用的标准配置。其卓越的性能以及在虚拟化环境中突出的经济优势进一步促进了其普及的步伐。
虚拟化数据中心
真正的数据中心虚拟化是端到端虚拟化,包括服务器虚拟化、存储虚拟化和网络虚拟化,可以带来多种多样的优势。虚拟机和虚拟网络部署起来非常快捷。其能效和容量可以根据各种工作负载的需求进行动态调节,不会造成资源浪费。灾难恢复的速度更快,而且初始和持续成本也低于传统的非虚拟化模式。
在走向虚拟化数据中心和云的旅途中,数据中心管理人员会遇到诸多设计和运营方面的挑战。网络设计最显着的一个挑战是为目前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的应用提供足够的带宽。借助聚合式网络技术,正成为服务器接入网络的事实选择的10GbE也可能成为存储接入网络的良好选择。有了接入层的10GbE,建议在数据中心的聚合层和核心层部署40/100GbE,在这些关键部位,40/100GbE可以消除以前妨碍虚拟化数据中心发挥其最大潜力的那些障碍。
虚拟化园区
在园区网络中,视频是一种快速增长的应用。视频应用不仅仅是视频会议或视频流。企业视频应用包括桌面高清视频、视频电话、企业电视、IP视频监控和其他视频生成及共享等。自带移动设备 (BYOD) 是园区网络中涌现的另一风潮。视频、、数据和BYOD对园区的分发网络和核心网络构成了极大的压力。
与园区中传统的第2层和第3层网络设计相比,核心网络和分发网络可以通过虚拟交换系统(VSS)、利用Cisco Catalyst 6500系列交换机实现虚拟化。VSS是一种网络系统虚拟化技术,将两个或以上的思科Catalyst 6500系列交换机汇聚成一个虚拟交换机。VSS通过自动负载共享调节系统的带宽容量。VSS通过简化网络、使交换机管理开销降低50%以上,从而提高运营效率。VSS增进持续通信,不会造成应用服务中断。VSS可以增强现有的多层交换架构,而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架构,从而增进技术普及和迁移的便利性。
生态系统
表1列出了思科和康普出品的40/100GbE以太网交换和网络布线解决方案示例。
康普SYSTIMAx InstaPATCH 360预端接光纤解决方案可以支持数据中心当前的10GbE速率,同时为最终的40GbE和/或100GbE升级做好准备。这些解决方案同时在收发器和系统两个层次,在多家供应商的封闭式和向公众开放的环境中进行了测试、认证和演示。结果反复表明,InstaPATCH 360预端接光纤解决方案和LazrSPEED多模光纤解决方案远远超过了IEEE Std.802.3baTM-20xx“40G和100G以太网”标准中规定的光缆长度。
SYSTIMAx InstaPATCH 360预端接光纤解决方案采用的是标准方法B极点方案。选择该光纤解决方案的客户不但得到了高性能、优质的光纤解决方案,同时也买来了放心:无论何时何地需要,其数据中心光纤布线基础设施都能支持40/100GbE。最终的升级过程可能是一种简单的程序。图3所示为SYSTIMAx InstaPATCH 360预端接光纤解决方案的示例。
旨在实现最大投资回报的解决方案
借助思科的交换解决方案以及康普的布线解决方案,不但目前可以轻松部署10GbE,未来还能无缝升级到40/100GbE网络。 思科Catalyst 6500 E系列底座、6900系列10GbE和40GbE模块以及Supervisor T2模块使升级变得无比简便。通过重新部署共用组件,可以实现对最终用户投资的保护。共用交换组件可能包括一个Catalyst 6500 E系列底座、一个监控模块Sup2T和两个电源。如图4中的例子所示,当从10GbE升级时,对于40GbE短距(SR)共用组件,最终用户可以节省55%的资本费用,40GbE长距(LR)则可节省47%1。
类似地,康普SYSTIMAx InstaPATCH 360预端接光纤解决方案可实现10GbE到40/100GbE的无缝迁移,同时还能有效保护投资。典型的预端接多模光纤通道由设备、跳线、配线架或托架和多多芯推拉式 (MPO)中继电缆构成。图5分别展示了10G、40G和10G以太网链路中的光纤信道。值得注意的是,图5中三个信道的共用布线组件都是预端接中继光缆。图5同时为从当今的10GbE升级到未来的40GbE或100GbE提供了一条布线基础设施迁移途径。
每条物理以太网链路都有一个布线信道。四条10GbE链路(或信道)、一条40GbE链路、10条10GbE链路和一条100GbE链路的布线成本分别如图6所示。其计算方法是,将全部布线组件的成本相加求和,然后除以对应速率的以太网链路(或布线信道)的数量,最后得到的商即为该成本。
通过重用共用布线组件——此处为SYSTIMAx InstaPATCH 360中继电缆和360G2-1U模块化托架——最终用户可以在从当今的10GbE迁移到未来的40GbE或100GbE时,在多模光纤布线方面节省57%的资本费用。
图6列出了4x10G和10x10G光纤布线的成本,并分别与相对应的40GbE和100GbE进行了对比。在此例中,1x40G的光纤布线成本接近4x10G,而1x100G的成本则比10x10G低19%。
您可能感到很奇怪,在从4x10G迁移到1x40G以及从10x10G迁移到1x100G时,MPO电缆的成本为什么会增加呢?这是因为,对于10GbE,由于有光纤未使用,所以只有部分中继电缆成本进行了摊销;但对于40G和100G来说,摊销的是全部中继电缆的成本。换言之,在4x10G情况下,6个可能光纤电路中只会使用4个,因此,只计算了4/6的成本。类似地,对于10x10G情况,12个可能光纤电路中只会使用10个,因此只计算了10/12的成本。
请注意,对最终用户来说,57%的投资保护率并非节省的唯一成本。当分发层网络和核心层网络迁移到40/100GbE时,设备和跳线可以重新用于网络的其他部分:比如,10GbE的接入层网络,甚至光纤信道SAN网络。如此一来,最终用户进一步提高投资保护率。
结论
40/100GbE的持续普及已经开始重新定义现有的IT格局。这只是虚拟化数据中心和园区所需要的新一代高带宽连接性能的第一步。随着40/100GbE继续显现出虚拟化环境的全部性能和经济潜力,随着园区部署的不断增多,40/100GbE必将因出色的实践性、速率和可靠性,使其作为新标准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由于40/100GbE不但能快速发挥效益,而且提供了一条最佳的升级途径,因此,慧眼独具的IT管理者们必将在任何升级计划或新部署计划中将40/100GbE当作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尤其是那些需要在数据中心之间以及数据中心和写字楼内部实现全园连接的计划。具体地,凭借卓越的性能和可靠性,今天投资购置思科Catalyst 6500系列交换机及其40GbE光纤模块以及康普SYSTIMAx InstaPATCH 360预端接LazrSPEED和TeraSPEED光纤解决方案,将来必将获得丰厚的回报。
集体认同与国际——一种文化视角_行政论文 第二篇
战后几十年来，国际研究领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特别在冷战格局和平消解后 ，传统理论对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解释力日渐式微。文化这一国际关系的传统变量在 经受了长期忽视和掩盖后，其作用从、军事和经济等传统理论的视野中脱颖而出， 成为探究国家行为、对外政策、国际安全等国际关系问题的第三向度。研究国际关系中 文化和社会互动的建构主义也成为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并驾齐驱的国际关系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包括文化、规范与认同，集体认同既是文化解释国际关系的 逻辑起点，也是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建构作用的重要媒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 ，从文化的视角几乎可以诠释出一部新的国际关系史。
文化、规范与国际集体认同
在社会学理论中，文化(culture)主要指社会性的精神产品，如知识、信仰、艺术、道 德、风俗等。在国际学理论中，文化主要指个体通过互动而形成的共有知识或集体 知识，它是一种社会共有的、结构化了的知识，包括规范、惯例、风俗和制度等。以亚 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对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规范、认同等概念作了明确 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国际理论。根据建构主义的研究，国际关 系中的文化是指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社会学习而共同拥有的国际规范、国 际制度和国际规则，它包括国际法、国际机制、国际惯例和国际共识等知识标准。换言 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层面的文化是指社会建构的共有知识，即共有观念，这种个体之 间共有的和相互关联的观念和知识，既包括信念(belief)，也包括意愿(desire)。
规范(norms)是与文化直接相关的一个概念。任何文化都具有规范的作用。作为一种社 会约定，规范也是经由社会建构的，主要包括规则、标准、法律、习惯、习俗等。因此 ，规范是一种对拥有一定身份的行为体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和预期，它的一个主要特 征是它能够创造出行为模式。文化规范不仅是影响国家行为的因果性力量，更是建构国 家外交政策的构成性要素。主要的国际理论，包括新自由制度主义，都认识到规范 的重要性，但是建构主义认为规范对形塑国际关系的作用要超过新自由制度主义所认识 到的规定国家行为，并强调重新定义国家利益、建构国家身份和培育集体认同是其更深 远的影响之所在。(注：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London:Routledge,20xx ,p.4.)
认同(identity)原本是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指某社会行为体的自我 同一性和个性，是本社会行为体区别于他社会行为体的规定性，或者说是社会行为体之 所以为“我”而非“他”的规定性。(注：郭树勇：“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 ，《欧洲》20xx年第2期，第18—25页。)在建构主义那里，认同一词含有身份、特性和 认同(同一性)三方面的含义。认同的形成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基于他人的社会承认 之上的一种自我表象，这种自我表象的内容要和其他行为体对该行为体的再表象取得一 致性”，换言之，个体从他者的眼中获知自我的身份，身份“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 ”。(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的社会理论》，上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2 85页。)
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是认同发展的一种高级阶段或高级形式。认同本身是 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界限会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 完全的超越。温特认为：“完全的认同是很难产生的……，但是，认同总是涉及扩展自 我的边界使其包含他者。”(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的社会理论》，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认同跨越行为体的“知识”边界，从自我延伸到“他者 ”，将他者纳入自我的身份界定中，建立更为广泛的身份共同体、利益同心圆。这种跨 越是自我身份社会化的过程，其结果是属于群体的国际集体认同的出现。国际集体认同 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既可以表示行为体对相互间朋友身份的积极认同，也可以指对 敌对关系的消极认同，基于集体认同建造的国家间关系既可以是冲突性的，也可以是合 作性的。(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的社会理论》，上海出版社2000 年版，第287页。)积极的认同关系使行为体在认知上把他者看作是自我的延伸。(注： 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的社会理论》，上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七章。 )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相对于、经济、军事而言，文化、规范与认同是较为隐性和 富有弹性的范畴。在冷战结束后以及全球化时代，文化、规范和认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 用倍受关注。从文化的维度，通过文化、知识、规范、利益、认同等概念可以推演出解 释和预测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新的结构范式。认同理论就是在承认国际社会物质结构 的前提下，重点强调由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构成的社会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决 定性影响，并着重研究行为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注：乔卫兵：“认同理 论与国家行为”，《欧洲》20xx年第3期，第26—35页。)
文化、规范、认同三个概念紧密相关：文化通过构建共有观念或知识塑造国家这一国 际社会行为体的身份归属；行为体在社会实践活动即互动中明晰彼此身份特征，界定“ 自我”与“他者”，以及各自的利益，建立各种行为规范；规范不仅对行为体具有因果 性作用，更具有构成性影响，即规范不但能够因果性地规定行为体的外在行为，而且更 重要的是“构成性”地影响行为体的内在认同；规范的内化表现出行为体对可依赖性的 集体预期的回应，集体认同的深度和广度则主要取决于规范内化的程度。
国际集体认同的建构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结构变动的核心在于文化观念的变 动。温特认为，社会结构形成和存在的条件是行为体社会实践的结果：行为体之间的互 动造就了社会结构，这种互动的过程是社会结构存在的基本条件。行为体可以建构一种 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结构，并建立另外一种结构，新的结构是由完全不同的文化观念 构成的。
构建国际集体认同的核心要素包括物质力量、文化先进性以及行为体的地区与全球意 识。虽然国际集体认同是观念性结构，但物质性因素具有观念性因素所不能取代的构成 性作用。尽管温特认为诸如国家实力等物质性因素不可化约为文化观念因素，而且它们 只有通过社会结构才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 治的社会理论》，第24页。)但是这并不能否认社会化了的物质因素对建构国际集体认 同的价值。根据建构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设想，在建构和平共同体的历程中，强国 的作用主要不是依靠威慑或劝说，而是凭籍一种权威吸引力，即因进步、经济发展 和安全责任而产生出一种权威磁场，吸引着其它国家“心向往之”，纷纷加入由核心国 主导的共同体中。(注：参见郭树勇：“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欧洲》200 1年第2期，第18—25页。)
集体认同的性质取决于文化的先进性，即由积极文化建构的集体认同将导致积极、合 作性的国际关系；反之，将生发出消极、敌对性的国际关系。温特了国际社会的三 种无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认为它们分别建构了不同的身份 关系：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在霍布斯文化中，行为体相互敌对，任意地使用以 图消灭或统治对方，杀戮和被杀是霍布斯文化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洛克文化中行为体 的竞争对手关系使各国摆脱了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竞争与合作构成了洛克文化国际关 系的特征。而基于朋友角色的康德文化则使行为体培育出朋友关系的身份和认同，行为 体之间的关系模式超越了竞争与合作，不仅不以对方为敌，而且将对方的利益内化为共 同体的利益，并由此建立了新的合作观念。康德文化中的合作高于洛克文化中的合作， 后一种合作是作为自助的行为体之间的竞争手段出现的，而康德文化中的合作已经进化 为行为体利益的一部分。在三种无文化中，康德文化是最高级的文化形态，因此康 德文化建构了不可能在其它文化中出现的友谊式的国际关系。(注：参见亚历山大·温 特：《国际的社会理论》，第6章。)
收益或利益是国家合作的目的与基础。在收益的分配问题上，若参与国只关心相对收 益，即自己所得是否多于别人所获，而不从绝对收益，即参与者都可得益的角度考虑合 作，那么国家之间形成的只能是消极的集体认同，由此架构的国家间关系则只能是没有 合作余地的零和博弈。例如，在霍布斯文化下国家间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性。只有当参 与国认为合作能使每
中国的文化及其影响_行政论文 第三篇
本文探讨的中国文化，特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今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 ，中国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对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基本态 度、信仰和感情等的总和。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处于初级阶段，而且这一阶段是 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因此，与之相适应的中国政 治文化，只能是中国特色初始阶段中的文化。这种文化既不是“公民 文化”或“臣属文化”，也不是“文化”或“群众文化”，甚至也不宜一般地称之 为“文化”。实际上，它是占主导地位的“初级形式的中国特色 文化”与其非主导文化的复合体。因此，其内容丰富而独特，可谓同质与异质 共存，传统与现代相杂，且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渊源，对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行 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
一
初级形式的中国特色文化，是中国特色初始阶段中国文化 的主导内容。这种文化以主义、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等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为基本因素，以民族性、科学性、性、大众性为基本特征， 外化为强大的，通过各种社会化媒介向全社会进行灌输和教育，在政 治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各个方面确立了全社会对重大问题的价值选择和心理 调适标准。
系统方面，主导文化极力论证现行制度、体制、政党和权威、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作为中国特色历史进程指导思想的理论，明确 主张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对什么是的认识可以 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但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即制度是中华共和国 的根本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破坏这一制度，“只有能够救中国”，“ 只有才能发展中国”(注：《著作选读》下册，出版社1986年版， 第768页。
《文选》第3卷，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我们建立的制 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一旦中国抛弃，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注：《文选》第3卷，出 版社1993年版，第116、206页。)不仅如此，中国的发展还必须坚持 专政的国家制度，坚持中国党对全社会的权威性领导，坚持主义理论对人们 思想意识的指导，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以及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三条与坚 持制度一起，概而言之，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 代化，必须在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 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事业，整个现代化建 设事业。”“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注：《 文选》第2、3卷，出版社1994、1993年版，第164、173、379页。)在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中，如何使不同的民族群体能够认同既定的制度和国家形式的合法性， 同样是主导文化非常关注的问题。对此，主导文化的基本倾向是坚持和完善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即强调中华共和国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 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共和国不可分 离的部分。对于相关的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问题，则采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解决民 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 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宗教信仰自由涉及到民族政策，特别是我们中 国，一般都是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方面问题最多。我们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 行宗教信仰自由。”(注：《文选》第3卷，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 思想年谱》(1975—1997)，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在国家的结构 形式上，主导文化认为，中国只能采取单一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式，国家的统 一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根本保证，“是全中国的愿望，……是整个民族的愿望 。”(注：《文选》第3卷，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过程方面，主导文化极力强调人们在现行机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角 色的和谐度。过程归根结底是国家权力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配置过程，其基本环节 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及决策。社会利益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社会中各群体在 现行机制中所得到的好处，或者说，是各群体对自身在现行机制中具有的潜在 好处的期盼，具体表现为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所谓人们在现行机制中的效能感以 及同其他角色的和谐度，从根本上讲，即他们各自利益诉求在现行机制中的实 现程度及其利益实现过程中对他方利益的损益程度。在这方面，主导文化认为，中 国社会各利益群体虽然有各自特殊的利益，但他们的利益在整体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 本的利益冲突。现行的制度、党领导的合作和协商制度、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城乡基层制度等机制，可以在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 ，由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各党派、无党派 人士、各少数民族、各新兴阶层的代表等，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这里，他们都能够 充分和有效地参与现行机制，在过程的各个环节上，保证为本利益群体争取所 需要的利益，并能够达成与其他利益群体的和谐。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 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 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 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起初一段时期内，社会上对这些阶层 的地位及相应的权利看法不一，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疏离于现行的政 治机制，并对自身在现行机制中的效能感评价低下，与其他角色各关系也相对 紧张。但十五大之后，特别是代表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 表讲话后，这个问题在主导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基本明确，即认定这些群体“与工人 、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事 业的建设者。”也应该把他们中间“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 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纳到党内来(注：《在庆祝中国 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出版社20xx年版，第31—31页。)。这很有 助于满足这些群体的效能感，并缓解了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关系。
政策方面，主导文化试图使人们相信现行机制对社会资源的提取、分配以及 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选择的最优性。这涉及到作为法定执政党的对其他社会利 益群体()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向度上：与其他社会利益群体利益的一致性 程度和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做出上述行为才能令人服信。对此，主导文化强调中 共的领导、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认为这三者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是发 展中国的最根本点(注：《日报》20xx年6月1日。)。根据这一原则， 主导文化突出强调必须忠实地代表全中国各族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其同 群众的血肉联系，以最广大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注：《在庆祝中国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出版社20xx年版，第22 —23页。)并主张要在国家----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自己的决策更加科学化、 化、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增加系统输出结果的社会认同度。对农民、下 岗职工等弱势群体采取相应的照顾政策，对领导干部加强监督，加大力度。对新 兴阶层中的先富群体，在鼓励其继续发展的同时，对其收入进行调节，以期缩小日益扩 大的收入差距。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在人、财、物各个方面帮助他们加 快发展。在国家统一问题上，采取极其灵活的方针，不强制性地要求 的民众拥护和主义，只要拥护祖国统一，只要爱国，就可以在两种制度下 实现和平统一。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人们对国家统一大政方针的认同度。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特色初始阶段的中国文化，除了上述主导方面的内 容之外，还存在一些非主导的文化因素，在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 殊社会现象的基本态度、信仰和感情等方面，明显地同上述主导文化取向有异质性 和离心性倾向，“有的公开鼓吹‘全盘西化’，在上宣扬取消、削弱党的领导 ，主张西方式的制和议会；有的在经济上宣扬私有化，主张取消公有制的主体 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有的在思想文化上提出取消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 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价值观上主张极端个人主义；有的歪曲党和的奋斗历史， 诋毁马列主义、思想、理论，煽动对党和的不满；有的发表和出版格 调低下、宣扬色情、迷信颓废的作品与书籍；有的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歪曲、攻 击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注：《论有中国特色》，出 版社20xx年版，第37—38页。)这种影响在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层面均有体现 。系统层面，关于现行制度、体制、民族国家及党和权威的合法性与认同 问题，、、分子明确反对现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制度和中 共的领导。同时，其他相关群体中也存在不同思想意识和倾向，20世纪90年代中，北方 某市一所大学被调
中国的民族政策：成就与挑战_行政论文 第四篇
一、中国的民族政策及其成就
1949年中华共和国成立以来，面对中国56个民族长期共存且发展极不平衡，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比汉族相对滞后的实际情况，中国逐步制定了一整套解决中国的政策体系，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民族平等政策。从中华共和国建立的第一天起，《中国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中华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和各民族团结的行为”。1954年中华共和国的第一部《----法》规定了相同的内容。现在实施的1982年制定的《----法》第四条规定：“中华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为保证各民族一律平等落到实处，有关法律和政策又具体规定每个民族不分大小，都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国家大事和各级地方事务的管理；全体公民不分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都同样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民族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各民族享有同等的就业权利，都有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等等。
（二）民族团结政策。1951年5月，政务院颁布专门法令，废止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和匾联等。其后颁布的《----法》规定：“国家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的行为”。1984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也有类似论述。
（三）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所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制度。早在1947年，中国党就建立了省一级的内蒙古自治区。1952年，颁布施行《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和1982年的《中华共和国----法》进一步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84年颁布实施并于20xx年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化、法律化奠定了基础。由于这一制度既充分保证了国家在大政方针上的集中统一，又充分保证了各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因而是解决中国的最佳制度。
（四）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政策。中国解决的系列政策中，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是解决的根本原则，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是解决的目标，而民族区域自治则是实现上述原则和目标的基本制度保障。而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大政策又包含以下一系列具体政策。
1.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鉴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实际情况，《----法》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民族乡工作条例》，也对此作了政策和法律上的相关规定。
2.尊重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为此，全国和有关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工作机构和研究机构，在民族地区推行民族语文教学、民族语文出版和民族语言广播，并用民族语文执行公务等。
3.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民族区域自治法》也有类似规定。为了保证这些法律的贯彻落实，《刑法》还规定，对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4.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法》规定：“中华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侵犯他人合法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制裁。
为推动各民族尽快走上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国家还在财政、税收、金融、贸易、资源开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以及民族干部的培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特殊优惠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加快发展。例如云南省，从建国到1997年，和省级制定的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就达144项，其中，仅财政优惠政策和民族贸易优惠政策就有下列多项（参见表1和表2）。
表1 少数民族地区财政优惠政策
序号 政策 起止时间
（年）
1 国家对云南专设直接过渡经费 1956～1964
2 国家设置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 1955至今
国家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预备费高于一
3 般地区 1964至今
国家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另加百分之五的
4 机动金 1964至今
5 国家规定对边疆干部生活实行补贴 建国初期
6 国家规定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超收分成收
入留用 1964～1985
7 国家对云南给予自治区财政体制照顾 1964～1994
8 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设置补助专款 1972～1975
对民族自治区的补助数额每年递增
9 百分之十 1980～1988
10 云南省对民族地区实行一次性财政补贴 1986至今
11 国家设立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 1977至今
12 国家设立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 1980至今
13 国家对贫困地区棉布提价实行补贴 1983～1985
云南省地方经济发展基金对民族地区投
14 放借款优先 1986至今
在这一整套民族政策体系的作用下，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的成功道路，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仍以云南为例：
表2 民族地区贸易优惠政策
序号 政策 起止时间
1 国家对民族贸易企业实行价格补贴 1950～1970
2 国家允许民族贸易企业利润留成 1951～1983
3 国家对民族贸易企业实行资金拔补 1952～1983
4 国家对民族用品生产定点企业减免税 1991～1994
国家对民贸茶叶生产加工定点企业信贷
5 贴息 1991至今
国家对边境小额贸易实行“自找货源、
6 自找销路、自行谈判、自行平衡、自负 1984～1995
盈亏”的优惠政策
7 国家对边境贸易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1991～1995
8 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外汇补助 1991～1995
9 国家对12大类162个品种的边贸进口商品 1992～1995
免税及减税
10 国家对云南中缅边境小额贸易货物的税
收给予优惠 1994至今
（资料来源：根据《民族工作》1997年第6、7、8期刊载的《云南民族地区特殊政策演变情况综述》一文提供的资料整理列表而成）
在方面，云南自建国后已先后建立了8个自治州、29个民族自治县和197个民族乡，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70%。民族自治地方的州长、县长均由实行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民族乡的乡长亦由建立民族乡的民族的公民担任。1999年底，全省少数民族干部已有26.7万人，占全省干部总数的25.6%。
在经济方面，一是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二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1999年，云南民族自治地方国内生产总值达561.71亿元，发展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三是生活不断改善，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249元。
在社会方面，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科技事业有了较大发展。民族地区教育已基本建立寄宿半寄宿制学校、民族中小学、民族中等专业学校、民族干部学校、民族学院等相互衔接的完备的教育体系。1999年全省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少数民族在校生达232.15万人，占全省在校生总数的34.35%。8个自治州和29个自治县都建立了专门的科研机构和科学技术协会，少数民族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有近14万人，各种实用科技得到了有效推广。
在民族文化方面，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发展。全省有22个少数民族使用26种语言，14个少数民族使用22种文字，有1000多所学校进行民汉双语文教学。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受到尊重与保护，到1996年5月，全省佛教、道教、教、教和天主教等五大宗教活动场所共有4789所（处），基本满足了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生活的需要。民族医药、民族艺术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也得到了正常的发展。
总之，中国根据中国国情制定的一整套民族政策以及这套政策的贯彻落实，确保了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地区50多年的稳定。
二、中国的民族政策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中华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民族地区的发展在区域分工、固定资产投资、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等方面，受到计划的束缚和制约，民族地区的发展受到一定阻碍；但是国家又依靠权威，动用行政和计划手段，制定了一系列帮助
张宏：消灭北京市的“蹩脚英语”_英语论文 第五篇
有一种儿童自行车的英文品牌Gold Dragon金龙牌，它在文化层面上有缺点，并没有语法错误。事实是目前国内广泛存在的“蹩脚英语”问题。 所谓“蹩脚英语”问题，就是说目前国内许多公共场合上出现的英语，有明显的语法错误包括词法错误和句法错误，外国朋友看到后，会觉得很蹩脚，很滑稽。以为例，2000年前后，地铁公司在许多地铁车站中安装了中英双语对照的指示牌，上面通常有一个向左或向右的箭头，后面是“前往复兴门”、“前往建国门”等文字。“前往”一词没有译成to，而是译成了for，例如For Fuxingmen、For Jianguomen等。由于有许多中外旅客指出这个明显错误，该公司不得不拆掉这些指示牌，重新制作了新的指示牌。仅仅因为一个英文单词，就造成这样大的浪费，教训深刻。 类似的情况，在还是很常见的。建国门外区路边有一个小商店，英文名字是Synthesis Store综合商店。各位都知道，Synthesis通常表示逻辑学上的综合，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与我们汉语“综合商店”中的综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意思，估计这个名称，多半是店主用“金山词霸”之类的汉英翻译软件搞出来的笑。其实对于这种小商店，英语中有一个又准确、又简捷的单词grocery，如果用这个单词，那就地道多了。 除了语法错误之外，还有一个常见问题，就是译文过于罗嗦。比如在机场附近，有一个进出口商品检疫局，有位朋友将这个机构翻译成Beijing Import And Export Commodities Quarantine Bureau。当然，这样翻译，语法上并没有错，但过于罗嗦，七个单词中，真正有实质意义的单词只有一个quarantine检疫。这个机构名称的翻译，只要两个单词Beijing Quarantine即可，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而且符合欧美国家的机构命名习惯。 最近有新闻说，市已经注意到“蹩脚英语”问题对形象的影响，决定在20xx年会之前，请英语专家对主要街道上的英语内容进行审查，并将有语法错误的内容及时改正过来，这是很有必要的。 张宏
colspan="2" align='right' class="Article_tdbgall">WTO对中国的影响与转型趋向_行政论文 第六篇
20xx年12月1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会议决定，接纳中国为该组织的第143个成员。中国加入被称为当今世界“经济”的WTO后，该组织对中国的影响不限于经济层面，从长远看，WTO对中国转型期的走向也将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仅从学的角度对WTO与中国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一、WTO带来的讯息
WTO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讯息?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仅仅“将WTO与普通百姓的生活联系起来”所能解决的。它需要从WTO的性质、游戏规则等规章制度对成员国的要求出发，才能获得WTO给中国经济——生活的不同层次带来的全方位的讯息。以WTO的组织性质为例，1993年11月乌拉圭回合形成的“多边贸易组织协议”规定，WTO是制订和管理国际贸易规则的机构，其运转方式之一，就是按照多边规则管理贸易行为。在学的视野里，只要国际性的组织有权对成员国的一个方面(比如贸易、外交等等)拥有管理权，那么受制约的国家，就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这一点，国外的非组织和很多人士在对WTO的指控中就有强烈反映，他们认为，“通过创造一个有权实行经济制裁以强迫执行规定的超国家，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取代了民族国家，它是一个由无数公司支持的。”[1]由此引发的问题显然不仅仅是经济贸易层面的问题。所以，在世界范围还有一说，认为WTO对“平等”乃至环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加入WTO给中国带来的讯息绝非仅限于扩大出口贸易、引进外资、激发竞争意识、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提高生活水平等经济层面的内容。它还带来深层的隐性层面的讯息，这就是：加入WTO给中国的，包括管理体制、观念、制度、权利结构等带来重大影响。
二、WTO对中国层面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这样一个国际性的“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必定是全方位多层面的。只不过这种影响在对各层面的影响方式上、表现形式上、发生作用的时间上、反应的烈度上有所差异而已。以WTO对中国表面的影响而言，其影响方式主要根据成员国的多边协议确定的原则；其表现形式主要运用成员国的贸易管理授权对贸易行为进行规范；这些原则和规范对加入国各方面发生作用的过程大致是：
首先对经济贸易层面的关税及相关贸易法律法规发生作用；其次则对与经济贸易有关的管理体制发生作用，与此同时开始影响成员国的行政管理机制；接着对该国的制度提出变革要求，伴随此要求的是对该国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并通过长期的游戏规则潜移默化经济——行为方式和文化——生活方式。
自然，由于加入WTO的成员国的国情差异，上述影响层面和过程不尽相同。如欧美参与制定WTO总原则和游戏规则的国家，显然受WTO的影响要相对小些；至于象我国这样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受WTO的挑战和影响肯定要相对大些。而在中国“入世”面临的这些相对大些的挑战和影响中，层面最突出，难度最大。这是因为WTO的显形贸易原则和游戏规则，内含世界发达国家的隐性理念、诉求、制度原则、行为方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尼拉亚洲发展银行管理顾问希尔顿·鲁特(Hilton root)1996年在《Asian survey》(《亚洲观察》)杂志中曾公开说：“尽管让中国领导人遵守国际标准存在一定难度，中国参与这些组织的前提仍然必须是遵守国际标准。”[2]希尔顿的话虽然说的很不客气，但是他的话从另一个角度也道出了事实真相，即只要中国参加包括WTO在内的“这些组织”就必须遵守该组织规定的行为标准。好在中国对此早就有思想准备。以中国加入WTO为例，中国在“入世”谈判中早就做出了七项承诺：农产品关税将降低一半；4年内咨询科技产品实现零关税；在服务业上，中国承诺5年后，中国的物流、运输、银行等服务业要自由化。5年后，外国银行可以进入中国，并允许金融和人寿保险业外资股权达到50%；继续国有企业的改革；改革价格控制制度，逐步实现按市场调节价格，而非的价格；继续法律改革，承诺全国建立统一的《行政法》，加强法律的透明度；尊重知识产权法。
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不难发现其中象降低税率，改变物流、运输、银行等服务业的体制，允许外国金本进入，放弃价格控制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行政法》的保证等等，无不与冷战时期的国家原则相关。事实上，早在中国争取加入WTO的过程中，WTO的总原则就已经给中国带来了最重要的挑战——改变冷战时期的国家观念，把一部分原属国家的贸易原则及与其相关的税率决策、市场准入等国家的权利按照多边协议转移给WTO。这种在全球143个国家(包括中国)悄然发生的部分转移，如果按照博丹和霍布斯在16——17世纪提出的国家理论看，无疑是一件世界性的事件。即使在他们之后三百年的冷战时期，这类事件也是难以想像的。但在20世纪末知识经济兴起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它在一片微笑中平静地降临了。对于WTO与成员国之间的这一现象不管媒体可能有多少解释，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国在成为WTO成员的那一刻，WTO已完成了对其国家的部分挑战和影响，在成员国对多边协议表示接受的微笑中，WTO悄然获得了对该国贸易行为的监督、管理权。
无疑，这也是“入世”初始WTO对中国层面的第一个挑战和影响。
与WTO对中国的第一个影响相比，“入世”给中国的第二个影响是在与贸易有关的法律规定和行政审批制度层面展开的。在备受世人瞩目的七项承诺中，中国对WTO做出的“继续法律改革”、“改革价格控制制度”、“继续国有企业改革”等保证，一方面要求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清理、修订、废除不适合WTO要求的法律；另一方面迫使中国加速改革与贸易体制相关联的行政审批制度。据媒体报道，中国最早对“入世”可能带来的影响做出反应的是外经贸部。该部在1999年就成立了专门负责清理、修订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工作小组。至“入世”前，和各部门共清理出以及需要制定、修订或者废止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共1150多件。为了与WTO在法律和审批制度上接轨，中国在“入世”前后采取了紧急行动：
——20xx年10月中旬，中国发布《关于废止2000年以前发布的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宣布现行756件行政法规中80件失效，141件废止；
——同年10月24日，在召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就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进行部署，副总理在会上发表讲话，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从和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快推进这项改革；
——在采取上述行动后不久，国家计委对1992年至2000年底前发布的价格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共341件进行了清理，废止其中的124件；
——20xx年12月，国家经贸委也按照WTO的要求，遵守法制统一、公开透明的原则，清理了2000年以前颁行的部门规章，决定终止第一批共13件规章；
——20xx年11月，最高为“入世”清理我国的司法解释1200多件(次)，决定废止其中一批；
——20xx年12月28日报道，20xx年1月1日起中国进出口条例、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农药管理条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条例、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等一批新制定或修改的与贸易有关的行政法规将付诸施行。[3]
上列种种中国应对“入世”的行动，只是中国法律和行政审批制度与贸易有关的部分，且这部分还仅仅是层面的。至于WTO对以下省、直辖市、自治区这方面的影响和冲击则更大，以中国边陲省份黑龙江省为例，为了应对WTO带来的法律规范要求，需要对建国以来各级党委、人大常委会、及其所属部门单独或者联合制定的政策性、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其清理总量达13万件左右，被当地人称为该省“建国后最大的一次清理”。谁也没有理由否认这类大规模的行动是WTO带来的影响。其实，WTO对这一层面的影响还有更为深刻的一面，即各级清理完毕后公布的法规规章，将受到WTO规则确立的审查制度的检验。根据这种审查制度，中国司法机关将改变“入世”前不受理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而提出的诉讼，将按照WTO有关司法审查的规定，把与市场有关的抽象行政行为(如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章、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和部分终局行政裁决行为，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这种变化的实质就是用WTO的规则对权力进行限制，防止滥用权力。更为突出的是，WTO要求所有成员国必须建立的司法审判制度，由负责审理个人或企业对违反WTO规则的行为提起诉讼。这种司法改革的诉求透露着隐性的西方政法理论：审判和三权分立。
WTO给中国带来的第三个层面的影响，表现在更深层的中国权力结构上。所谓权力结构是指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权力的分配模式。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与此相对应的是上实行高度集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奉行的是“放权让利”，即向地方和企业下放财和管理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一核心思想，与WTO总原则的主要精神在方向上是有重合之处的。但是，在给地方下放权力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中国与WTO的要求又存在明显的矛盾。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通过“放权让利”、诉求市场经济，但是是否愿意接受构建市场经济导致的非集权化过程，则存有很大的疑问；而WTO的总原则表面上看并没有对成员国权力分配模式有特殊的诉求，但是由于该原则是在成员国诉求经济体制的最大市场化，因此，可以说其最终诉求的是全球范围的非集权化过程。中国“入世”后，WTO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最根本的影响，将是通过长期的市场追求，加大非集权化的力
完善积极的就业政策_行政论文 第七篇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要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进行
积极的就业政策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是否与之紧密配合。为了给推行积极就业政策提供一个较好的宏观环境，从宏观经济决策的角度把握就业和再就业政策，应当处理好四方面关系。
一是处理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再就业是相对于失业而言的。通过各种措施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无疑是一种积极的政策，但是相对于保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来说，它又是比较消极的政策，或者说，后者比前者更为积极。经济学家早就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在3％的GDP增长基础上，GDP增长速度每提高2个百分点，失业率便下降1个百分点；反之，GDP每下降1个百分点， 失业率便上升1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 正是由于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的高速增长，才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的矛盾。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近几年我国就业弹性系数有所降低，但要缓解中国的就业矛盾，在今后20年，保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二是处理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要重视适用技术的采用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发展第三产业既有很大的空间，又能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在调整所有制结构中，要积极鼓励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国家的资料显示，20xx年与1991年相比，在城镇从业人员中，国有集体净减5361人，私营个体净增加1.18亿人。同时，要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多为中小企业，这些年我国新增就业岗位的80％是由这类企业提供的。
三是处理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行政管理体制、国有企业、金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任务还很艰巨，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还会产生大批的失业人员，从而增加了就业和再就业的难度。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革措施时，必须统筹兼顾，考虑到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把改革的力度和社会所能承受的程度协调起来。
四是处理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我国还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会加快，将会有更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还会增加。在考虑城市化发展进程和方式时，也必须考虑就业和再就业问题。首先，应继续坚持城乡统筹的就业发展方向，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要与“三农”问题结合起来统筹考虑，从激活城乡之间劳动力流通角度入手，通过市场机制寻找解决办法。第二，发展非农产业与城市化进程结合起来，通过城市规模的扩大带动产业的发展，通过产业的发展促进中小城市规模的升级，从而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第三，在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不应该忽视农业作为消化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作用，在一定时期还要继续着眼于有效扩大农村内部的就业容量。
改进和完善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的组织体系
随着下岗职工从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的退出，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完成其历史使命后将逐步撤消。以大中城市为依托的社会化的再就业服务机构将成为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组织体系的主体。然而，这种组织体系还需逐步完善。我们应该加大以下方面的工作力度。
一是要加强基层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一个城市，再就业培训一般是通过市、区、街道和社区四级网络来组织实施的，大量的工作是在街道和社区。然而随着下岗失业人员的增加，街道、社区劳动服务机构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大大增加，现有的街道社区劳动服务机构的管理机制、人员配备、人员结构、人员素质、经费状况等都很难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大力加强服务机构的人力、物力投入十分必要。
二是要完善现有公共服务机构的服务功能。重点完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政策咨询、职业指导、创业指导、就业信息提供、技能培训、接续社会保险关系等功能，尤其是各个公共服务机构要能够提供求职登记、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培训申请、鉴定申报、档案管理、社会保险关系接续“一站式”就业服务。
三是要提高现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效率。不少现有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人浮于事效率不高。资料显示，劳动部门职业介绍机构是私人职业介绍机构的4.39倍，工作人员是私人职业介绍机构的4.42倍，但是，劳动部门职业介绍机构服务求职人次却只有私人职业介绍机构的3.17倍，介绍成功人次也只有私人职业介绍机构的3.27倍。提高公共服务机构的工作效率势在必行。
四是要允许和鼓励私营就业服务机构的发展。这不仅可以作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补充，帮助更多的劳动者实现就业，而且还可以通过竞争提高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服务效率。
发展社区服务 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促进再就业
从我国目前情况看，社区服务业的发展不仅仅对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缓解我国未来总体就业供求矛盾、进而对整个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非正规就业形式，只是当时非正规就业人员只占就业总量的很少一部分。随着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的建立，以及家庭小型化、住房单元化、人口老龄化和生活现代化的一系列变化，社区服务中的临时性和非固定性的工作岗位日益增多，非正规就业比例逐渐上升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因此，首先，要根据社区服务业的发展特点，制订和实施促进社区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优惠措施。具体包括放宽从事社区服务业的准入政策，鼓励人们根据需要进行创业，对于从事社区服务业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帮助、指导和扶持等等。第二，要加强社区建设，完善社区管理。逐步建立起统一领导、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广泛参与的社区管理体制，承担为非正规劳动组织以及从业人员提供服务、指导、管理等职能。但应明确区分社区服务中的职能与市场职能，区分公益性项目与经营性项目。居民委员会不能既作为社区的管理者，又作为社区服务企业的法人参与社区经营性服务。第三，要设计与灵活就业形式相适应的安全保障方式。要很好地解决社区服务人员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问题，解除从事社区服务人员的后顾之忧，保障劳动者合法权利的实现。
为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提供有效的资金保障
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精神，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20xx年12月3 日颁发的《关于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就再就业资金的来源，支出项目、管理办法做出了详细规定，为再就业政策实施的资金保障问题奠定了政策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应该进一步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第一，加大再就业资金的投入，提高财政预算内就业费用支出占GDP的比例。和地方都应当通过预算内外各种资金渠道积极筹措资金，较大幅度提高财政预算内资金用于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政策的投入。国外资料表明，在1990—1991年和1998—1999年间，就业政策费支出占GDP的比率，美国为0.7％、0.43％；英国为1.54％、1.19％；德国为2.15％、3.43％。我国的就业形势比这些国家严峻得多，因此将来的一段时期里，我国财政预算内就业费用支出占GDP的比重不应该低于1％。
第二，要逐渐调整再就业资金支出的结构，增加再就业培训、劳动力市场建设等具有长期效果的费用支出。根据财政部和劳动社会保障部的规定，再就业资金主要用于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社会保险补贴、担保基金和从事微利项目的小额担保贷款贴息、再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劳动力市场建设等项支出。这些项目支出中，有些具有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如公益性岗位补贴，而有些项目支出在短期内有一定扩大需求的效果的同时，还会有改善就业结构和提高就业质量的长期效果，如培训、劳动力市场建设等。要避免短期行为，再就业资金支出要逐渐向具有长期效果的项目倾斜。
第三，加强再就业资金的管理，提高再就业资金的使用效率。一方面，要对再就业资金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标准和程序管理使用，切实加强再就业资金预、决算管理；另一方面要寻求对就业具有较大的牵引作用的产业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例如对于社区就业，一些薄弱领域和新兴服务领域的发展初期，的资金支持是必要的，能够有效地带动就业的增加。
把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结合起来
激烈的就业竞争中，使下岗职工与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越来越困难。1998年以来，国企下岗职工就业率逐年下降，这部分人在劳动力市场几乎没有竞争力，自谋职业又缺乏起码的条件，是就业最困难的群体。换句话说，即便我们的培训和再就业工作做得非常好，也不可能保证下岗失业人员能百分之百的实现再就业，还会有一部分人要进入长期领失业保险金的行列，有些人甚至会成为社会救济的对象。可以预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一段时期领取失业保险金和社会救济金的人数还会大幅度增加。因此，必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面，提高征缴率；完善社会救济制度，各级财政要增加这方面的支出，保证其有较充足的资金来源。从而为就业和再就业政策提供社会保障基础。然而，从西方福利国家的教训和我国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在完善失业保险与社会救济制度同时，还应看到高福利制度可能导致就业政策的低效率的一面。因而，从另一方面说，我们还不能单纯强调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完善，必须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同积极的就业政策有效结合起来。 colspan="2" align='right' class="Article_tdbgall">
关于实现生活xx化的若干思考_行政论文 第八篇
同志在“5·31”讲话中提出：“发展，建设文明，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一重要论述立足于国际国内大局和时代发展潮流，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新世纪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和基本思路，对实现生活化，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明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20世纪后期世界上几个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的历史启示
20世纪后期，世界政党中最引人深思的现象是，一些曾长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连续执政几十年的大党、老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发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
根据有关调查研究资料，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之所以执政失败，其中一条带有规律性的共同原因，就是，缺乏。
例如：日本自民党，成立于1955年，连续执政38年，在1993年大选中失败。其主要原因就是侵蚀了自民党的根基。自民党执政后，金权丑闻接连不断。20世纪70年代田中角荣、80年代竹下登以及以后上台的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等，都因受贿、偷税、漏税失去了国民的信任。而金权丑闻的背后，根子在于党内派系林立，缺乏。自1955年自由党和党合并成自由党以来，派系斗争始终是自民党一大特色。派系斗争的核心是“权”，即谁当总裁进而成为首相。有“权”就有“利”、“权利相关”。自民党内有句话：要想当总裁，首先要成为派系领袖，在党内建立自己的派系。但维持派系需要大量金钱。单靠合法的资金很难维持派系正常活动，因此只有从非法途径集聚“资金”。结果不免闹出“金钱”丑闻。新闻媒体对日本有种说法，叫做“一流经济，二流生活，三流”。自民党内元老当权、派系斗争、密室策划等陋习，不仅日本国民厌倦，党内也不满。结果在冷战后化浪潮冲击下垮台。
再比如印度国大党（国民大会党），成立于1885年，1946年印后执政，前后长达45年时间，党员3000多万，在1999年选举中失败，沦为反对党。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内专制，缺乏。英·甘地任党主席期间，达到极点，她独断专行地炮制1975年“紧急状态”，短时间内逮捕了十多万所谓“异己分子”，严重削弱了执政基础。加之执政的国大党主席与国大党总理之间争权夺利，尼赫鲁在世时由于他的巨大威望，才没有酿成党内。尼去世后，国大党从到地方各级领导派系力量失衡。反对党力量成长壮大。加上国大党长期背着“历史长、早、南亚老大”的包袱，倚老卖老，固步自封，治党治国不力，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问题严重。10亿人中，有1.5亿住贫民窟，有5亿人未用上电，3亿多人未有安全饮水，4亿多人是文盲，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国失业人口7000万，童工1亿多，引起广大不满。结果使这个百年老党，失去了执政地位。
还有印尼专业集团，成立于1964年，自1971年苏哈托执政以来近30年，但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失去了执政地位。苏哈托被迫辞职，直至走上被告受审席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军人干政、压制。苏哈托当年靠军队上台，执政后，扶持军队干政。印尼议会、要员大都是退役、现役军人。在军人干政下，进程缓慢，媒体受到严密管制，反对派人士受到压制。有意见没有正常表达渠道，问题日积月累，直至积重难返。专制，必然导致。苏哈托长女任内阁社会事务部长，4个子女、一个媳妇是国会议员，他的家族控制全印尼的金融业、汽车业、电力、建筑、交通运输、森林、矿山、新闻媒介、房地产业，可以说控制了印尼经济命脉。苏家族拥有财产，最低估计200亿美元，最多估计1000亿美元。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1929年成立，是拉美地区第一大党。连续执政71年，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在2000年7月大选中失败。在拉美乃至国际社会产生极大震动和影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执政，缺乏党内外有效监督制约机制，导致贪污、争权夺利、组织，最后威信扫地。如上届总统及亲属亲信到本届的一些部长、州长、国家反毒局长等要员，都卷入重大贪污案件。前总统本人为躲避受审，至今隐居国外。党内派别林立，争权夺利严重，直至发展到互相残杀。1994年大选前，总统候选人和先后遭谋杀，震惊国内外。党内专制盛行，党主席、是指名安排，因政见分歧，不少重要成员在党内受压，被迫脱党。上述种种弊端，使党逐步失去凝聚力、号召力。加之经济政策不公，贫富悬殊加剧，墨300个家族占有全国50%财富，全国一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人称墨是“制造穷人的工厂”。党失去了群众基础，南部山区农民揭竿而起，武装，至今仍未解决。
以上现象给人们深刻的历史启示。在提出重要思想过程中，曾认真研究了这些老党大党执政失败的历史教训。提出重要思想有深刻的国际背景、时代背景和背景。我们应深刻领会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深刻领会重要思想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二、我们党实践的历史经验
研究党的建设和问题，不仅要有世界眼光，认真总结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经验；而且要有历史眼光，深入中国党实践的历史经验。
中国党的创立，是在国际和苏联帮助下建立的。这就决定了领导十月革命成功的党及其实践是我党建设的组织榜样。按照的建党理论和实践，集中制是政党组织的基本原则。革命的成功，使早期党人得到重要启示：即中国党应以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
然而，由于早期中国党人对马列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对集中制理论在整体上认识研究不够，所以在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各种思潮及复杂环境中，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家长制倾向；二是极端化倾向。而在这两种倾向中，家长制倾向在党内占据上风。党的第一任陈独秀就是典型。加之，革命年代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和所面临的严峻斗争，使得我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在贯彻集中制组织原则时，重点是强调集中。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42年延安整风在党内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整风运动通过主义教育运动，为党内发展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实践提供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方法。党的七大对党内又作下理论总结，促进了实践的发展，使我们党充满了朝气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为赢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45年同志与人士黄炎培先生作过一次有关中国党前途命运的历史性对话。当时黄先生问毛主席，中国党能否跳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主席充满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
新中国成立后，党按照集中制原则有效地领导了国家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鉴于苏联党内斯大林在晚年破坏集中制、大搞的教训，明确提出反对，系统总结了贯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使全党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而且在制度设计和实践上都向前推进了一步。
八大犹如分水岭，把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发展分成两段。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此产生转弯；同样，中国发展包括党内的探索和实践也在此发生转弯。当时由于国内外、党内外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来，其中包括坚持和扩大党内。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阶级斗争代替了经济建设，党内确立了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1959年，在为八届七中全会准备的讲话提纲中，写下两行字：一是“权力集中常委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二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注：《建国以来文稿》第8册，第196页。）党的一元化领导形成的高度集权，不仅体现在党对国家、对社会的集权，对地方的集权，而且体现为党组织内部的集权。在这种体制下，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个问题。以后这个问题发展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十年这场历史性的灾难，党内陷入党的历史上最为深重的危机。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两条：一是认识问题，二是体制问题。我国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从秦始皇到，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个人迷信盛行的国家，是一个权力无限、没有监督与法制的国家。这种专制传统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影响很深，从而使我们党和的意识和习惯匮乏。因而，我们党成立以来探索和实践党内的历史不短，但党内成长的基础却十分脆弱，党内发展步履维艰。同时由于我们党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建国之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战争年代这种体制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都有所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谈到这种体制时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制度和党的集中制的实行；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
近年来国内NGO研究述评_行政论文 第九篇
一、作为组织的中国NGO
1.关于几个术语之间的关系。NGO为英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缩写，直 译为非组织，我国官方文件里一般称之为民间组织，(但英语翻译仍为NGO)；与之 类似的概念还有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s，直译为非营利组织)；社会团体(简称 社团，狭义的是指符合《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的社会组织，但在中国很多时候它又泛指 社会组织，因此在外延上相当于NGO)；第三部门(Third Sector)；民间组织；志愿者组 织(Voluntary Organization，VO)；公民(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等。对这些概念 ，大多数业内人士在使用它们时基本上是指同一概念，只是表现出个人的偏好差异。一 般而言，NGO强调的是概念的非的一面，即和的区别。NPO则强调其与企业的区 别，第三部门强调的是与和企业的区别，公民社会则是从社会的非组织的角度描述 NGO，志愿者组织则强调其志愿性的特征(王名，20xx)。
2.关于NGO的界定，在国际上没有普遍的共识。目前国内学界对NGO定义，有代表性的 大致有三种：广义的NGO是指和营利的企业之外的一切社会民间组织，它在外延上 包括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国有事业单位、团体、其它组织(含单位内部的、以 企业形式登记的、未登记的社团等)(王名，20xx，张明，20xx)；狭义的NGO是指严格符 合《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的社会组织，即官方概念 里的“民间组织”，在外延上就只有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类组织(齐丙文，2000)( 还有一种看法是仅仅把那些纯民间的草根组织视为NGO，而把那些有背景的都排除 在外)。中间的定义是在广义的外延上去掉国有事业单位或其它组织。
3.关于NGO的类型，有学者按组织的形成过程、领导层的产生、主要领导的身份和经费 来源等四个指标，把中国NGO分为官办型、半官半民型、和民办型三类(王颖等，1993) 或根据其起源分为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和外部输入型三类；或者根据其是否实际进 行活动而分为经过登记注册并具有法人资格的社团，经过登记注册但无法人资格的社团 ，注册为企业法人的社团和干脆就不进行任何注册的社团等四类社团(康晓光，1999)。 也有学者主张以分层分类为原则，首先依照组织构成和制度特征，将其分为会员制组织 和非会员制组织两大类，对前者又可根据它们所体现的公益属性的类型，分为互益型和 公益型组织，后者再根据组织的活动类型分为运作型和实体型组织两类(王名，20xx)。
4.关于中国NGO的主要特征，除了NGO的非、非营利、非政党、非宗教、组织性、 志愿性等共性外，也有较多的人关注中国NGO的个性。有人指出，中国的社团在外表上 是新的社会团体，但在骨子里还是官办社团，这就是中国NGO的“形同异质”性。概括 而言，制度的束缚是中国官办社团的“形同质异”的根源(沈原，孙五三，1999)。另有 学者认为，双重管理体制决定了中国社团“半官半民”的法律地位，也迫使它要从“官 、民”两种渠道寻找资源，并只能活动于“官、民”之间的中间地带(康晓光，1999)。 从制度上，“官民二重性”是因为社团(可能主要为会员制组织——笔者注)的自组 织成本高于官方组织成本的事实，使人们选择了进入官方组织，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 然，这是以牺牲自主性为代价的(于晓虹，李姿姿，20xx)。
5.关于NGO的生成与运作。一方面，从动力机制上，体制内的自上而下型的社团成 立的主要动力是满足党和需要。其成立、活动、注销完全取决于主管部门，是 为典型的选择模式。它具有人均拥有量不足、经费不足、能力不足、结构不合理的 缺点。与之相反，那些体制外的自下而上型的社团成立的主要动力是社会的多元化需求 ，由社会决定其成立、活动和注销的全过程，是为社会选择模式。这是一种更有活力和 效率的体制，因此，中国社团改革的方向是从选择模式向社会选择模式转变(王名 等，20xx)。而另一方面，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虽然中国NGO登记管理的预审制使NGO的 进入门槛很高，但我国的众多的NGO们还是公开的或“好好地”在社会上活动，就在于 他们都获得了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合法性、法律合法性四种合法性中的一种 或若干种(高丙中，2000)。
6.关于NGO的监督与管理。有学者认为，中国NGO发展要跳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 一收就死”的陷阱，关键是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对NGO的非营利性、使命与战略、项 目以及组织能力进行全方位的评估，以弥补监督的不足(邓国胜，20xx)。换言之， “中国公益机构公共责任机制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强化外部监督，实现道德驱动的自律向 制度化自律的转变”(周志忍，陈庆云，1999)。对于NGO的监管学界也提出了不同的设 计，但必须指出的是，我国NGO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也就是未定型的阶段，过分强 调构建NGO监管模式可能是不太现实的。
二、有关NGO的几对关系
1.NGO与及的关系。(1)就结构性关系而言，与NGO关系体现的实质上是国 家与社会的关系或者说是第一部门与第三部门的关系。NGO作为社会的一种组织化形式 ，特别是把社会作为公民社会理解时，更是如此。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内学界存 在三种观点。“多元主义论”者认为，中国正在经历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市民社会正在 逐步发育和成长。相反，“中国特色论”者则认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没有发 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社团只不过是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层”，是实施社会控 制的“第二纵向沟通渠道”。而“法团主义论”者强调，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确实发 生了变化，但是出现的或发展的并不是多元主义的市民社会，而是一种法团主义结构( 康晓光，1999)。有学者认为，作为第三种力量的社会中介组织起着沟通、市场、 公民的作用(唐兴霖等，20xx)。还有学者发现中国传统民间组织具有“双重部门与影子 国家”的特点。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由公产权的界定所导致的民间组织制度化需要代 表公允的国家的间接介入。这样，国家和社会在一个民间组织里同时存在，同时运作， 民间组织遂具有了第一和第二部门的双重特征(张小军，20xx)。此外，有学者指出，政 府和NGO合作治理社会问题是第三域(Third Realm)的“去国家化”，它预示了一种 创新——新型的协商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它可能影响未来第三部门和整体社会变迁 的方向(朱又红，1999)。在该模式中值得关注的是NGO介入的传统“领地”，而且 是利用国有资产开展社区服务，提供公品，这表明和社团相互借重，可能预示 了一种合作主义的趋势。但它也蕴涵着风险，关键是产权的不明晰，它将带来治理结构 上的问题，并有可能导致社会国家化的“复辟”，由是，其创新意义就打了折扣。
(2)功能性关系。就实然或应然的角度谈中国NGO与关系方面，有较多学者倾向于 认为或主张NGO与合作的关系更具体地体现为合作与依存，冲突与摩擦关系(王名， 20xx；夏义坤，20xx；徐永光，1999；朱传一，1999等)。当然，这其实是合作加建设 性批评的伙伴关系，而此时的NGO已然是上层建筑的新形式的代表了(胡为雄，1997)。 就所以然而言，职能转变的方向是公共职能社会化，这决定了改革需要并将推 动第三部门的发展(吴锦良，20xx)。也有人认为20年来社团的迅猛发展是“集权失灵” 而非所谓“市场失灵”或“失灵”的产物。社团具有关注社会问题、表达和综合特 殊群体的利益、沟通和社会关系的功能。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和国际环境，在主 导型现代化背景下，社会发展将经历国家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到国家法团主义再到社会合 作主义的路径(康晓光，1999)。
2.关于NGO与企业及市场的关系方面，有学者在对日、美欧关于非营利组织的概念比较 的基础上，从需求层次、产业结构、市场失灵的角度论述并提出非营利组织的扩大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观点(陈晓春，2000)。也有学者指出，在传统的市场领域 和国家领域之间事实上存在一个和市场都无法作用的中间地带即第三域。因此，政 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在客观上呼唤“第三只手”——非营利组织——作为新的社会公共事 务管理主体的出现，因为它具有市场和所不具备的优势(王玉明，20xx)。还有学者 从资源配置角度论证，NGO具有弥补市场机制和机制的功能，从而具有一定的制度 创新意义(刘银喜，20xx)。还有学者从微观的开拓资金来源的角度探讨NPO与营利组织 的战略联盟的可能性问题(乐为，20xx)。总体而言，NGO与企业及市场关系的研究，宏 观的、大道理的较多，微观的、个案的、实务性的较少，这也间接反映了我国NGO还处 于初级阶段，较少关注与企业的合作问题。
3.NGO与NGO、公民社会及社会的关系。有学者指出，在传统中国，作为大共同体的集 权国家的强控制使代表民间公益组织的小共同体受到极大抑制。在现阶段，中国人是从 两个方向进入“衙门与公司之外”的：在城市，是带有部门痕迹的社团，在农村是 具有传统小共同体色彩的纯粹的NGO。中国第三部门的前途或许就在于前者摆脱体制束 缚而后者弥补文化缺陷，在两者的良性互动同发展(秦晖，1999)。在市场 经济背景下，对私人产权的确立使人们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因此， 公民组织的出现意味着组织化的社会联合由私域向公域的变动，它也预示着新型国家与 社会关系和未来社会公民自治的可能模式及其演进路径(张静，20xx)。
三、评论
1.要有宽广的视野。中国NGO研究如果仅就NGO论NGO，其视野显然太狭窄。从纵的方面 讲，中国NGO研究应有一种大历史的视角或曰动态的、发展的眼光。脱离具体的历史环 境研究NGO是不可能的，也没多大意义。从横的方面来说，中国NGO研究应有一种国
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_行政论文 第十篇
一、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战略目标
报告指出，13年来的实践经验证明，以为核心的集体， 在率领全党全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新征途中，适应跨世纪发展的客 观要求，提出要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
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在九十年代把有中国特色 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会议中明确规定： “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协调发展的事业。”在党的十五大上，社会全面发展的思想被明确强调为大会的主 题和任务。20xx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除进一 步重申“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外，进一步提出“我们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各项事业，既要着眼于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 于促进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p.157)在十六 大报告中更加明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同时明晰了小康内涵：“经 济更加发展、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生活 更加殷实。”这就使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具有了更为丰满的内容。
1.经济、、文化现代化全面发展
报告指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现代化目标就是要追求物质、精神和生 态文明的共同发展。”以为核心的集体立足于中国社会的长远发 展，为了实现“富强、、文明的现代化”总目标，从现代化建设 总体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必须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新思想，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内容 是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全面现代化。还指出，既促进经济的发展， 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的本质要求。我们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的 各项事业，“是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的事业，不但经济建设要上去，的思想道德科 学文化素质和社会秩序、社会风气都要搞好，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社会文明 的全面发展”[2](p.2080)。
第一，中国现代化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庞 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经济、、文化和国防等社会的各个领域，但其中心和基础 是经济建设。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必须坚 定不移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3](p. 15)明确提出我国21世纪头20年的现代化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经济建设”。经济现代化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的现代 化，这是现代化基础的基础；二是工业的现代化，这是现代化的主导；三是科学技术的 现代化，这是现代化的关键；四是国防的现代化，这是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坚强保障。
经济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概括地说，就是“富强”二字。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经济总量的增长与扩大。(2)为了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必须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 和效益。(3)追求尽可能优化的经济结构。(4)在追求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保持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5)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改善的生活水平，实现现代化的最终 目标。
第二，推进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和健全法制，把依法治国 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报告中指出，“发展，建设文明，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同时提出加强具有广泛的内容，这就为中国 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宽泛的层面。现代化，究其本质是通过改革建立高度民 主与健全法律的制度。以为核心的集体立足于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积极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有效模式。
首先，指明了我国建设的方向。建设中国特色，就是 在中国党的领导下，在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 。要在坚持专政和其他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继续推进体制改革，完善 制度，健全法制，建设法治国家。要“通过发展党内民 主，积极推动的发展”[4](p.34)。这是建设我们的一条切 实可行的途径。
其次，明确了我国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我国的体制在不少方面和环节不适 应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需要进行改革，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这项改革只能 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快了或者慢了，都会妨碍我国建设的进程和 社会的稳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 ，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5 ](p.30-31)
再次，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1997年在党的十 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依法治国”的理论。他认为：“发展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 合，实行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党领导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6](p.1587)他还对依法治国的内涵和要求作了科学的阐述。实行依法治国的方略，对 于我国建设具有突破性意义。20xx年1月，又提出“以德治国 ”的思想。他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 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 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于这两种治国方略的关系，也作了明确的阐述。他 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 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建设、属于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 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 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6](p.1587)这是我国治 国方略的又一次巨大进步，是我国法制建设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中国党 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发展。
第三，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文化的战略任务，以精神文明建设推进中国文 化现代化。为了保证我国文化建设的方向，繁荣我国文化事业，提出了 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纲领，他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就是 以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 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4](p.20) 这就为我国的文化指明了方向。为了加强我国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 适时地提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
首先，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化必须代表先进的方向。报告明确指出了“在当代 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 众的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其次，弘扬 和培育民族精神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关键。报告明确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归根到底就是建设民族精神。”认为，精神 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强调指出：“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 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指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 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7](p.647-648)因此，要真正实现全面小康的现代化目标就必须把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使全体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 状态。再次，创新是文化现代化的生命力。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激荡，中国特 色的文化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立足于改革开放和建设现代化 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 处，不断创新。
2.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辅相承
以为核心的集体，在率领全党全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 战略目标的新征途中，把理论同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结合起来，更加鲜 明地提出要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并且要求不断推 进“人的全面发展”。深刻理解“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正确处 理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关系，对于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具有极为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庆祝中国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报告中，都充分强调“社 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各项事 业”，“既要着眼于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素质的提 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且强调这同样是“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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