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论文】导语，您所阅读的本篇文章共有63246文字，由潘研法潜心纠正之后，发布在范万文网！万元 1950年2月生，山西大同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集宁市手工业联社党委书记兼集宁市二轻工业系统工会主席。论我国孝道传统下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的构建_历史论文十篇如若你对这文章有什么独特的建议，也可以上传分享给大家！
论我国孝道传统下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的构建_历史论文 第一篇
关键词：长期照护；老龄化；儒家孝道；制度构建
在世界范围内，老龄化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与老龄化问题紧密相连的社会保障问题使任何一个国家都疲于应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未富先老”的人口大国，老年人的长期照护问题显得尤为棘手。就目前的发展来看，仅仅依赖“孝道”所建立起的仅以子女赡养义务为主的传统模式已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迫切期待着新的制度来维系这一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美德。
一、西方发达国家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概要
(一)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的理解
长期照护制度是从英文表达(long-term care)翻译而来的。该制度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保障立法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一整套用于精神、智力以及身体其他残疾而需要长期的一般性照料和专业性护理的人们的保障体系。由于在各国实践当中，老年人都是这一体系的主要服务对象，因此，长期照护主要针对的就是老年人的照护(通常所讲的养老问题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WWW.0519news.cOm这一体系通常包括资金保障体系、长期照护服务提供体系、国家长期照护服务监管体系等。
(二)西方发达国家的长期照护制度评介
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建立起各自的长期照护制度。由于传统和法律差异，各自的体系都不尽相同。英国由于其普通法体系，有关老年人长期照护的法律比较庞杂，但到目前，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长期照护体系。其主要通过国家医疗(national health service)和社会服务(soeial serrices)两个基本体系来实现老年人的长期照护保障。20xx年，新的《美国老年人法》(the older americans act)颁布(自1965年颁布后又经历了十余次修订)，该法较为完整地规定了有关老年人长期照护的基本制度，旨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为老年人医疗、服务以及相关权利提供保障。另外，美国通过国家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使用国家财政为长期照护提供了部分资金保障。北欧国家瑞典主要有两部法律赋予其全体国民以享受长期照护服务的权利。其中，1982年实施了《社会服务法》(social services act)，20xx年修订实施了新的《社会服务法》。该法是一部强调个人享受地方社会服务权利的基本法律制度。1983年，瑞典实施了《健康医疗服务法》(the healin and medi-cal services act)，该法主要赋予其所有国民享受卫生医疗照护的权利。
二、我国传统模式的制度基础及其困境
我国仅以子女作为老年人长期照护义务主体的传统模式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传承。在古代以及近现代，该传统都对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保障作用。但是，如果要使这种“孝道”传统和思想长久相传，承载它的制度就必须因时而变。
(一)古代“孝道”的法律传统和承继
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在答子游问孝时曾提到，“敬而能养”是对孝的诠释之一。自古以来，在中国的法律文化里对老年人的尊敬和赡养就是不仅仅是道德上的大事，也是法律上的大事。其中，不按传统尊敬和赡养老年人便可以以不孝之名处置。早在周朝时期，“不孝”不仅是会被处以刑罚，而且其位竟居八刑之首，就连“乱民”也位之其下。时至秦汉，有老人告子女不孝，子女也会招致严酷刑罚。到了唐朝，这种孝的尊崇已经达到了极致，甚至连为父报仇、劫狱救父等涉及杀人之罪也会因为其中带“孝”而被免于死刑处罚，正所谓“为孝而屈法”。“孝”在我国古代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法律体系中可以说是甚为重要，以至于一些基本的法律规定在特定时候都要让道给孝。这些对于孝道的推崇不仅反映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反映出子女应当回报父母的基本伦理关系。可以说，对老年人的尊敬和赡养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里是根深蒂固的。
这样的传统在我国(特指中国大陆地区)目前的法律体系中仍然继承和延续着。按照传统，子女始终是老年人生活的依靠，老年人长期照护的质量也反映子女的孝顺程度。当然，较古代以刑罚为主要手段的法律规定，我国民法对于赡养关系的调整力度是宽松多了。现行婚姻家庭法主要关心给付赡养费用，将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义务设定为其子女②的法定义务，然后对于违反该义务的行为，法律赋予老年人以赡养费请求权诉诸。这样的法律规定，贯彻了传统的子女为其父母长期照护的古代法律传统，一如既往地将老年人的长期照护义务以立法的形式设定在子女身上。
(二)传统模式的困境
在目前的传统模式下，由于子女供养仍是老年人长期照护的主要资源，对于没有子女的孤寡老人或者说“三无”老人亦即无法定赡养人、无固定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老人来讲，传统体系的脆弱性问题就浮现出来。在传统体系下，有孝顺的子女即可对于老年人长期照护问题无忧，因为面对不孝的子女国家有着严厉的法律手段。而在目前的体系下，子女没有严酷的刑罚威慑，即便有不孝，仅只是由民事法庭判令给付赡养费。这样的体系维系的关键在于两个条件的同时成立：即有子女且子女有给付能力。一旦老人没有子女，或者即使有子女，但子女没有给付能力，这个体系就变得极为脆弱。不依靠国家和社会的救济，这样的老年人的基本权利便无法保障。党和历来对于孤寡老人的照顾问题都特别重视，并为此专门了一些相关政策。如早在1994年就了《农村五保户工作条例》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如果说孤寡老人的长期照护问题揭开了传统“孝道”法律体系的缺憾，那也只是冰山之一角。传统的主要以赡养法律关系维系的老年人长期照护，在本世纪还将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就该法律关系的两方主体来讲，其主要面临以下威胁：一方面，该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即老年人，其对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的需求量将令传统体系难以承受。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我国较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已经过早地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经济基础与老年人口的高速增长及其大量产生的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极不匹配，出现了“未富先老”的窘迫现象；另一方面，该法律关系的义务主体即子女，在事实上无法承担家庭照护的重任。主要依赖子女供养和照顾的传统模式正在逐步瓦解，城市家庭子女所提供的资金支持和生活照料流于形式，传统的农村家庭照护模式不可持续。
三、建立我国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的构想
(一)确立三个基本制度
传统体系的脆弱告诉我们必须积极探索建立新的制度，否则不仅“孝道”传统难以维系，老年人的基本权益也难以保障。然而，对于运行了数千年的传统体系做出改动就不得不对几个基本问题进行确定。我们认为：首先，国家社会责任必须进一步加强；其次，国家必须为长期照护制度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最后，以个人和用人单位参加强制性的专门保险金计划的方式为长期照护提供资金保障。 1、将子女和国家共同作为老年人长期照护的义务主体
要改变我国传统体系的脆弱性，就必须引入社会化的老年人长期照护体系，而一个庞大的长期照护体系是离不开国家提供制度和政策上的保障的。瑞典就明确表示，老年人的长期照护是国家的责任。基于此，首先，国家应当通过有关立法确立老年人的长期照护义务是子女的责任，也是国家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法国就是这样的典型‘国家。法国民法到现在为止仍然规定子女对其父母有赡养的义务(如子女有义务照料其父母，当父母申靖社会补助的时候，其子女必须向有关机构报告自己的收入水平)，但这并不影响法国的国家长期照护制度；其次，国家成为义务主体并不与----法规定的赡养义务相矛盾，相反正是对我国自古以来“孝道”的传统的有力维系，是将这种个人责任和民族传统以法律形式和国家义务的方式稳定下来；再次，增加国家为义务主体是为了保障每一个老年国民都能享有基本的长期照护服务。在老年人自己及其子女都无法为其保障长期照护服务的时候，由国家提供最后一道社会安全保障；最后，在我国，如果不将其上升为国家义务，就很难改变目前传统模式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使老年人的切身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就具体的法律规定来讲，建议对现行的《老年益保障法》进行修改，明确规定国家同样是老年人长期照护的义务主体)。
2、国家出资保障长期照护底线
在国家成为长期照护的义务主体后，国家就应当积极地为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做好资金支持，以保障老年人在自己和子女都无能为力时，提供基本的帮助。受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的限制，我国暂时不可能像瑞典和挪威等北欧发达国家那样，用国家财政提供覆盖全体国民的长期照护资金保障。因此，公共资金的主要功能应当限于为确实急需长期照护的老年人提供底线保障。但是，这也必须辅之以严格的准入模式，即由设立专门机构评审，以决定申请国家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的老年人是否具有资格。对此，英国提供的附带个人财产状况审查的社会服务体系下的非医疗性长期照护以及美国提供的国家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可资参考。这样的保障模式可以使得最需要国家公共资金的人获得应有的帮助。对于个人资金情况较好的老年人，则可以不占用有限的国家资金，而去购买商业性的长期照护保险。
3、设立强制性的专门的长期照护保险金制度
个人和用人单位也应当在长期照护资金方面有一定的贡献，而设立专门保险金制度为他们的参与提供了渠道。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长期照护保险金制度。然而，我国老年人的长期照护如果不设置强制性的保险金制度，则会出现国家财政大量用于支付老年人长期照护费用的情形，其后果往往令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以德国的强制性长期照护保险金体制为例，有以下几点值得借鉴：第一，对于一般收入者适用强制性的保险金制度；第二，高收入水平者适用非强制性商业保险金计划；第三，所支付的保险金是由员工和雇主按照员工总收入的特定比例，各自负担50％的；第四，没有子女的员工要支付长期照护保险金额外费用，用以反映一般情况下可能由子女负担的部分。当然，除德国外，同为人口大国的日本也同样设立了专门的长期照护保险金制度。但是与德国不同的是，日本与地方共同负担了保险金的50％，另外32％由在职员工负担，18％由退休人员负担。
(二)建立我国长期照护制度的其他问题
仅靠确立国家义务和相关的资金保障体系是不够的。长期照护制度是一个复杂的制度体系，它还涉及到很多其他方面的制度建立。
1、国家应当支持家庭长期照护人(family caregiver)
在发达国家，对家庭长期照护人普遍提供者支持，即因子女或亲友提供了大量的照护服务而由国家为这些照护人提供一定帮助。我国同样应当建立类似机制以鼓励子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可能的照护服务。这样做，可以一方面继续鼓励“孝道”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下继续发扬，另一方面也让子女或亲友因为大量的付出获得一些基本的补偿，以缓解由此可能产生的巨大经济或精神压力。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其所提供的照护服务确实非常繁重，以至于有必要对其提供帮助。另外，国家应当积极建立临时性替换照护服务(respite care)。在遇到家庭长期照护人需要休假和客观上暂时不能继续提供照护服务时，由国家提供的临时替换照护将需要照护的老年人临时送到专门机构进行照护。这样的制度将进一步鼓励家庭成员的责任感，更好地照顾好老年人。
2、鼓励设立长期照护服务提供机构
在发达国家，除了国家设立的养老院外，还存在着大量的营利性的养老机构。而对于我国长期照护的需求状况而言，现有的民政体系下的福利院和私人兴办的养老服务机构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国家应当在政策上倡导此类机构的设立，并简化此类机构的设立程序，避免其设立受到过多的行政审批拖累。同时，一方面提供税收上的适当减免，另一方面可以提供优惠的低息或无息银行贷款。在人员方面，国家可以免费提供护理和生活照料的基本培训，以满足其照护人员应有的相关专业知识的需要。
3、设立国家长期照护服务监督管理机构
当大量的各种长期照护服务机构涌现、大量长期照护服务产品出现的时候，国家就需要设立特定的监管机构对服务机构的行为进行监督。例如，英格兰地区建立了国家照护标准委员会(national care standards commission，缩写为ncsc)。这个委员会从20xx年4月起负责管理英格兰的长期照护服务标准。20xx年又通过修订的《健康与社会照》(health and social care(communityhealth and standards)act 20xx)设立了社会照护督察委员会(the commission for social care in-spection)负责检查、监督社会照护服务。由此，我国也可以设立相应的机构针对长期照护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4、居家长期照护对于住房建筑的要求
居家的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的比例在近年的发展中成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更愿意在家中接受照护服务，而不是采用机构照护模式。这要求我国必须尽快修改目前的建筑法规，增加强制性的要求以适应这样的发展趋势。英国在这一问题上反应非常迅速，新首相布朗一上任就制定了新的住房计划：至20xx年，英国将建造300万套住房，并且这些住房要求必须是可以供老年人无障碍的居住，符合老年人居家照护的各种需要。除此之外，英国还将对现有住房进行改造。这样的政策是在对未来发展老年人长期照护发展趋势作出准确的预测之后作出的，其必将对居家照护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
四、结语
建立我国自己的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虽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但其迫切性已是显而易见。目前，如若在立法上积极推进相关法律的修改和制定，建立起一套基本的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则可以避免在以后老年人口超过30％再来制定对策时的唐突，从而在老年人长期照护问题上占据主动地位，也可以在国家立法层面更深入地继承和发扬“孝道”这一传统美德，使这样的美好道德传统与先进的法律制度进一步紧密结合，以彰显具有我国特色的法律制度的巨大魅力。
中国党关于中国现代化事业重大抉择的历史回顾_历史论文 第二篇
摘要：中国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以、、、为代表的党的四代领导集体，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将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在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几个关键时刻，代表中国的根本利益，作出了重大抉择，创建了新中国，建立了经济制度，经济实现了起飞，保证我们的国家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奋勇前进。
关键词：中国党；现代化；抉择
美国著名学者w·罗斯托是一位强调过程和动机对国家现代化作用的经济史专家，他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了20多个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后发现一个共同特点：在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初期阶段，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不单纯是一系列的经济决定、经济变动，而决定性的因素是上的，“要等到一个准备把经济的现代化作为严肃的，最重要的事业的集团的出现”，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化才会进入起飞阶段。这一论点对于我们观察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党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深刻影响有借鉴意义。中国党自成立之日起，由于它是中国先进社会阶级的代表，肩负着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以为代表的人，在总结中国党近20年实践经验后，提出了新主义革命和新主义社会理论，作出了建立新主义新中国的抉择；以为代表的人，立足于建国以来20多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作出了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心一意搞现代化的抉择；以为核心的党的集体提出了重要思想，在国际风云变幻，世界遭受重大曲折之际，作出了坚持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抉择；以为的党的新一代领导人，在总结改革开放20多年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发展观，作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的伟大旗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抉择。wWw.0519news.Com以上四次重要的抉择，是不同时期党的领导人运用主义的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发挥理论创新的勇气，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一、的新主义国家理论为中国找到了现代化的入口
中国党成立之初，就承担起实现中国现代化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它以马列主义为革命斗争的指南，致力于创建新中国。在最初20年的实践中，党的大多数革命者对于他们所处的国度，与著作中的样本是不同类型的国家，缺乏深刻的认识。直到1940年在延安发表《新主义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才意识到东方社会的国情特点。在这本小册子中提出的新主义革命理论与新主义社会理论，是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在文章中提出的第一个命题就是真理标准问题：“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只有千百万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一论点，是他三年前所著的《实践论》的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也是对党内长期以来盛行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拨乱反正。二、三十年代掌握领导权的陈独秀、王明等人，依据、恩格斯的著作中的某些词句，提出了“二次革命论”和“毕其功于一役”的方针。这些方针与中国东方社会的国情脱节，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两起两落的大挫折，党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原则，为他的新主义理论奠定了科学基础。
什么是中国党人的实践目标、实践要求呢?认为党人一切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我们不但要把一个上受、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国家，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新文化占主导的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认为这一实践要求远远高于对词句的无休止的争论。
在文章中还规划了中国新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为中国党确立了为之奋斗的共和国的蓝图。
关于新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安排，在以后的著述《论联合》、《论专政》中作了深入的阐述。他所设计的新主义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的共和国，而是符合一切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主义国家。关于新中国的制度，规划了新的国体和政体。国体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政体就是各级，对人代会负责的各级，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构成的集中制。关于新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企业收归国有，建立国有经济；没收封建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各种农业合作经济；允许其他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合法存在。新中国将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包含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内的多元化经济适应中国未经历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的客观现实，可以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发展生产力，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入工业国”，为进入社会创造物质条件。
关于新中国的基本构想，在、恩格斯、的著述中未曾出现过，但它却汲取了马列主义的哲学、学、经济学原理，具有科学性、原则性。同时新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又不是凭空想象、人为制造出来的，它总结、概括了中国党人的实践经验，也就是多年来民族统一战线所包容和规范的中国各阶级的关系，以及各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措施。它们在团结和联合各社会集团抗击日本侵略中显示出生命力，是行之有效的经济模式，抗战胜利后可以将它们推而广之到全中国，作为新主义共和国的基本制度。于是一种既符合主义科学性，又具有现实性、实践性的制度创新由中国党人创造出来。为代表党的集体作出了重要的抉择：“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1949年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将新主义的经济制度作为共和国的基本制度加以采纳，使共和国在建立之初就有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治国方案，从而避免重复苏联在战时主义政策与新经济政策期间长达十年的争端和社会动荡。1952年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基本完成(比苏联节约了6年的宝贵时间)。在经济上，我国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有经济，土改后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产权，个体工商业者的生产资料及私营企业的产权也得到合法承认。它们迅速转变为物质生产能力。1952年工业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长了144.9％，年平均34.8％，农业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长48.5％，年平均增长14.1％。劳动群众的收入，国家进出口贸易也大幅增长，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诸方面都得以恢复、提高。在上，建立起专政体制，它使我们党联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顺利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新生巩固下来，社会秩序逐步稳定，新主义制度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取得了巨大成就。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实践
20世纪70年代末，在新主义论问世40年后，我国思想理论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其结果是当初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原则在全党取得主导地位，这场大讨论中还为真理标准增加了一个定语，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什么在建国近30年后要重新讨论这个由提出并得到党内普遍认同的基本原则呢?实际上，这场真理标准大论战同延安时期提出命题时的历史条件有相似之处，它涉及后的中国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应当如何总结20多年的经验教训，开创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有关这一问题的分歧，早在由新主义社会向过渡的初期就已产生了。
1953年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编制了一五计划草案，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中国着手建立经济制度。在改造方面，对于数以亿计的个体农民，注意调动他们走遭路的积极性，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公私合营，采取赎买的方式改变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对于广大的手工业者，组建了74000多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将几百万手工业者纳入集体经济的范畴。到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为探索建设的客观规律，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然而，对于这一历史转变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什么是，是不是只有一个模式，中国能否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当时的领导人“对于迅速到来的社会和全国规模的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理论上的困惑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并由党内分歧演变为斗争、运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受到严重干扰，中国的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党内主要领导人对的认识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经典作家对的预见、描述，二是苏联的模式。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建设，就是严格按照经典作家的论述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
自50年代中后期后，由于上述两个因素的深刻影响，逐步脱离中国的现实条件去思考发展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将苏联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单一的公有制，全面的计划经济照抄过来，建立起一套具有浓厚苏式色彩的、经济体制。更有甚者，于50年代和70年代两次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对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进行否定、限制。这一系列作法表明在探索发展道路的问题上，“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作法，由于把、恩格斯、、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他违背了自己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丧失了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气魄。
到70年代末，仿照苏联模式的弊端已充分显现，它与这场给党、国家和各族带来了严重灾难的内织在一起，给中国造成了无法估算的损失，使中国与许多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我们党的现代化，国家富强，振兴中华民族的目标越来越渺茫了。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总结了过去20年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要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这是我们党在作出新的重大抉择之际进行的理论准备，对此作过总结：“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正确的决定后，运用主义原理对中国的建设实践进行总结，根据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现代化的前景进行探索、规划，创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找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是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首先对中国国情作出了科学判断，他指出中国目前处于并长期处于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不成熟，上层建筑不完善。这些特征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既不能从、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也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特点，充分汲取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地进行探索和试验。对于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什么是”的命题，以他长达30年的思考作出了回答：“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一前提下，又指出没有固定模式：“必须把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初级的理论以及关于本质的重新认识，使中国党和中国从长期以来的教条主义、苏联模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们根据中国生产力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进行大胆探索，制度创新，使中国成为80年代世界国家最具活力的试验基地。对于中国的制度的创新实践，站在历史的高度进行引导、总结。在著名的南方讲话中进一步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也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综上所述，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转折关头，以为代表的党的集体，作出了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抉择。这个决定在十三大报告中有完整的表达，也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最为显著的特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现代化，还强调说，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能动摇。
三、发展道路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形成了以为核心的党的集体；新的党领导集体，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十多年时间里，高举理论的旗帜，集中全党智慧，逐步形成了重要思想，并在坚持现代化发展方向的前提下，提出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规划。它表明我们党在全世界事业遭受重大挫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选择关头，作出了沿着中国特色道路奋勇前进的重大抉择。
党的集体上任伊始就面临着国际国内两方面严峻的挑战。在国际上，1989年春天从波兰圆桌会议发端的风暴席卷了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八个东欧国家，各国党、工人党在议会自由选举中纷纷下台，国内的反对派和各具特色的政党取得合法地位并上台执政，1991年12月在剧变之风的冲击下第一个国家苏联解体。90年代是前苏东国家的制度变革期，它们抛弃了主义，由一党制的苏维埃制度向制的制度转变，在经济上，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被多种经济成分的市场经济取代，苏东剧变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在国内，虽然前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果，但8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过热已使国民经济陷入供求失衡的矛盾中，信贷和货币投放过多，我国物价指数在1988年达到创纪录的18.5％的水平，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的混乱加剧了经济波动，价格改革工资改革成为具有很高社会风险但又不能回避的转轨难题。经济体制中深层次的矛盾与经济发展过热相交织，导致了1988年的商品抢购风潮，酿成了1989年春的风波，党内和社会上一部分人于是将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归咎于改革开放的方向错误，他们甚至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企图扭转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是党的集体所面临的严峻国内。
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能否沿着道路发展，能不能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以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做出了坚定而又明确的回应。在世纪之交的十几年时间里，我们党以理论为指针，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的主题，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怎样建设”、“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事关中国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命题。党的领导集体与时俱进，运用主义原理认识当今世界的特征，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并在深刻总结实践创造的新经验基础上实行理论创新，形成了的重要思想，正如同志指出的“’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主义，是指引全党全国为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而奋斗的根本指针。由此，在世界发展道路遭受严重挫折之际，中国党人经受了考验，坚持了发展方向，成功地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为了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注入新的活力，党作出了在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决定，1992年十四大上正式将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个重大的战略决策不仅冲破了理论界的禁区，也符合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努力，一个包括产品市场、资本市场、要素市场的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起来，我国渡过了体制改革的难关。
党的集体坚持发展道路的方针为中国带来了稳定，社会稳定，而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注入了活力。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到的13年间，中国经济实现了新的飞跃，20xx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9.59万亿元，年均增长9.3％，比1989年增长了两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相形之下，摒弃了发展方向，按照西方学者设计的“休克疗法”进行转轨试验的，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98年比1990年下降了40％以上，其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为中国的三倍，1998年仅为中国的25％，八年间货币贬值96.5％，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56％。中俄两国同一时期发展指标的强烈对比，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集体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所作出的抉择是正确的，它表明中国党始终把发展作为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了中国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十多年举世瞩目的成就，将载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
四、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抉择
20xx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理论上看，科学发展观与理论，重要思想同属于中国特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把科学发展观放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可以发现它是在改革开放政策20多年之际，我们党面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性选择中，作出的又一重要抉择。
21世纪初，我们的中国式道路的实践已经历一代人的时间，通过制度创新，我国已初步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我国的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地增长了20多年，我国的、社会稳定了20多年，我国的国际地位在20多年里显著提高。1978年我国的gdp为3624亿元币，20xx年突破20万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增加了13.3倍，同期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也由206亿美元增加到17607亿美元，人均收入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00美元，激增到1998年的800美元、20xx年的2000美元。这些数字表明，经过20多年的努力奋斗，我们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四位，外贸总量排在第二位，我国已实现了所规划的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进入了小康社会发展阶段。
党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确立了未来50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文明国家的长远目标。同时，我们党也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还不能直接进入现代化社会，还必须经历一个中间过渡阶段，这就是全面小康社会。上提出未来20年我国将进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它的目标体系是以基本实现工业化为中心等方面，涉及中国特色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然而，就在中国党带领全国为未来20年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之际，改革开放20年多年所触及的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深层次矛盾也显现出来。
21世纪初，就在我们党在上顺利实现领导集体制度化交接之际，上述转型期的深层次矛盾表层化：数以千万计下岗职工，失地农民为改革付出代价后，他们改变贫困处境的呼声日益高涨；广大群众对权力，社会治安状况反映强烈；社会利益集团化趋势(20xx年全国登记的社会团体13.3万个)使工人、农民、民工新社会阶层有组织地表达自己的经济社会诉求，对立法和政策制定施加影响；学界，理论界在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改革问题上产生分歧；一些深受传统教条主义影响的人士甚至对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质疑。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党意识到这些矛盾的思想根源在于：“从主观原因看，由于体制机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长期以来比较严重地存在着偏重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发展，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视经济增长质量，过度消耗资源和环境的倾向，破坏了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加剧了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的不和谐。”
以为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面临新世纪更为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如何化解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矛盾。怎样统一党内社会上的歧见，如何纠正关于经济社会发展观所长期存在的片面倾向，是一个严肃的问题。20xx年10月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科学发展观，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而言，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统筹兼顾作为发展的基本要求，从总体上破解了进一步发展的难题；科学发展观还汇集了当今世界有关发展的认识成果，积极借鉴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思路。然而，从上看，科学发展观是在中国即将进入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的重要历史关头，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抉择，使我国能排除各种干扰，沿着现代化的方向继续前进。
结语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所有进步力量进行革命斗争的目标，都是致力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关于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不同的社会集团有不同的方案，中国最终选择了中国党制定的现代化蓝图，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从历史的回顾来看，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而又是充满困难坎坷的道路。这是由于党的四代领导集体，在20世纪40年代、70年代末、八几十年代之交、21世纪初等中国现代化的各个关键时间点上，从中国的根本利益出发，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将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代表中国作出了重大抉择，保证我们国家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束缚，实现了经济起飞，另一方面，中国党也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奋斗目标，党的命运同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效紧密交织在一起。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华民族将沿着中国特色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丽水市基层农业网站建设基本思路与前景探讨_地方战略论文 第三篇
作者:黄端祥 张瑛 王霞 涂依琴
摘要：提出市、县基层农业网站建设在网站设计、网站内容、表现形式、功能利用等方面，要符合农民的行为特点和科技文化素质需求，讲究实际，重在效用，并探讨农业网站建设标准化和科技应用信息化等问题。
关键词：农业；信息化；网站建设；前景探讨。
网站建设是指在因特网上，根据一定的规则，使用网络技术工具制作用于展示特定内容的相关网页的集合。人们可以通过网页浏览器访问网站，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或者享受网络服务，也可以通过网站来发布自己想要公开的资讯或者提供相关的网络服务。利用internet建立农业信息网站，农民可以随时、随地、及时、快捷地获取各类农业信息。
随着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丽水市的农业网站应运而生，市、县农业部门相继建立网站。几年来，丽水各地边摸索边实践，不断改进与创新，网站为全市现代农业发展发挥了较好作用。网站建设涉及网站设计、网页内容、实现方式、网络技术、网站应用、网站管理等诸多方面，是一项系统工程。作者以丽水农业信息网为例，试图从一个侧面就市、县基层区域农业网站建设及应用方面进行探讨。
1建设现状。
丽水农业信息网（www.lsnj110.gov.cn）是在丽水农技110建设的基础上发展创立的。wWW.0519news.Com
20xx年，丽水市农技110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农村学教活动中提出来的一项为民办实事的农业工程，受到丽水市委、市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3月在缙云县先行试点，取得经验；7月，市委、市召开专题现场会，推广缙云做法，提出市、县、乡（镇）三级联动的工作方案；丽水市所辖9县191个乡（镇）先后建立起农业信息服务组织，开通农技110热线电话，配置电脑等硬件设备，初步形成了市、县、乡（镇）上下联动的农技110信息服务体系框架，县级先后建立农业信息网站。为丰富农业网站信息内容，满足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对信息的需求，市、县农业网站多次进行改版扩面，使栏目设计增添细化，分类设置科学合理，查找使用方便快捷，功能应用拓展提升。网站设有政务办事类、政策法规类、科技教育类、产业市场类、农业宣传类等30个大栏目、100多个子栏目。主要搜集和发布农业产业政策法规、农产品市场供求和农业生产资料等农业、农村经济信息；提供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先进实用科学技术；解答与指导种（养）业和农产品营销中遇到的难点、疑点、热点信息问题；开展农村科技远程教育和农技培训、热线咨询；组织农业企业、合作组织、农产品基地等新型经营主体及丽水名特优农产品网上推荐与宣传。丽水农业网站初步建成农业技术资源库、农业政策规章资源库、农产品市场信息库、丽水名特优农产品库、丽水农业经营主体信息库、农业资讯库等，形成与国家农业部、浙江省农业厅及其所辖各县（市、区）农业信息网和其他相关农业专业网联结贯通的农业网站群，可达到一站登录，多站辐射的目的。网站信息量不断扩大，浏览率高，丽水农业信息网年访问量达600万人次以上，日浏览量在丽水市门户网站排名中基本位居第一。
2建设思路。
网站是信息服务和对外交流的窗口。农业经营的主体是农民，农民是农业网络信息服务的最终接受者。市、县基层农业网站建设应立足农村和农业实际，在网站设计、网页内容、表现形式、功能利用等方面，既要满足农业信息化建设的需要，又要符合农民的行为特点和科技文化素质需求，讲究实际，重在效用。在信息时代，基层农业网站建设应成为农业部门创新农业管理和服务农业的一个有效载体。
2.1网站设计与编排具可操作性。
网站版式设计要通过文字和图形的空间组合，表达出和诣与美。多页面站点的编排设计要求把页面之间的有机联系反映出来，特别要处理好页面之间和页面内秩序与内容的关系。服务农村的基层农业网站设计要做到图案形象，寓意简明、美观大方，栏目归类合理，表述直接明了，浏览点击操作容易。丽水农业网站设计一般由主办方根据当地农业实际，先行提出设计初步方案，进行栏目策划，确定主栏目和子栏目；然后递交网站开发公司通过网络技术工具进行版面设计与编排；做到农业部门与网站开发单位的无缝对接，使之产生叠加效应，保证了网站建设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
2.2网站形式与内容相统一。
丽水市农业生产类型复杂多样，农民群体素质千差万别，为保证农业信息传递的有效性，网站信息内容应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尽最大努力满足山区农民对不同层次信息的需求。就农业科技信息而言，丽水农业信息网站将其细分粮油豆杂、瓜菜栽培、茶叶技术、果树栽培、食药用菌、花卉园艺、竹笋生产、药材栽培、畜禽养殖、农业机械、生物技术、病虫防治、其他等20类，分别以农业科技、生产规程、种子种苗、农村教育、网上课堂、视频点播等不同栏目形式储存，将丰富的信息内容和多样的组织形式构成统一的页面结构。网站尽可能运用对比与调和，对称与平衡，节奏与韵律的方式，产生美感。恰到好处地加入一些富有动感的文字、图案，甚至采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内容，达到较为理想的效果。
2.3网站特色与功能呈多样化。
网站建设的内在要求是要具有良好的功能，能吸引浏览者的注意力。丽水市、县农业网站在建设过程中，针对当前网站普遍存在着信息分散的现象，设立网上课堂，应用多媒体技术，制作课件，开展远程教育。组织具有丰富经验的当地农业专家，选择主要作（动）物生产类型，以品种（种类）单体为样本进行种养技术讲解。课件体现4大特点。可操作性。内容既有农业理论基础知识，又有较强的当地生产实践经验，通俗易懂。求先进性。实用技术符合农业标准生产规程，植入生物、物理及生态技术等新成果。强系统性。从产地环境选择到主栽品种介绍、育苗嫁接、栽种方法、肥水管理、整形修剪、保花保果、成熟采收、保鲜贮运等各个环节，形成组装配套技术或种（养）模式。
具欣赏性。集文字、图片于一体，既讲究实效，又美观大方，吸引观看。网站集合丽水全市农业专家，并与浙江省农技110专家库相链接，形成阵容强大的农业专家咨询系统，供农民朋友选择。网站应用超链接和设立较强搜索引擎，友情链接广泛，丽水农业信息网现有超链接网站80多家，可达到一站登录，多站辐射目的，提高了农民上网的效果。建立的高级搜索功能，可按属性、按文本，分栏目、分时间等不同方式快速搜索到站点内容。网站与农民信箱、农技110热线电话有机结合，多样化服务功能可满足丽水市山区不同农业信息条件、不同农民素质群体的多样需求。
2.4网站信息产品体现应用价值。
网站信息资源的实质是产品，所提供的信息应体现应用价值。信息资源库是网站建设的基础，是构成农业信息化的内在条件。丽水农业网站就科技信息资源库建设来说，既注重农业科技先进性，又强调实用性和山区农民的应用能力，广泛采集、加工、发布各类农业科技信息，内容包括种、养、加（加工、包装、保鲜、贮运）各个方面。网站发布的市场信息能针对丽水市农业主导产业发展实际，突出蔬菜、水干果、食用菌、茶叶、竹笋、畜禽、药材等优势农产品，重点采集全国、浙江省市场需求动态信息，开展市场，引导农民发展效益农业。网站及时搜集丽水产地市场信息，进行科学处理，准确发布，开展乡村区域农产品供求信息预测预报和网上营销，并与浙江农业信息网“市场价格行情”平台互联互通，及时传递农产品价格信息与市场行情。网站的农业资讯以大农业、大市场观念指导服务丽水农业，及时采集发布宏观经济信息、行业信息、科技资讯等，让农民接受政策指导，关注农业发展规划，了解农业工作重点，知晓农业科技新动态。 3前景探讨。
基层农业网站面对农村，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服务于农民，网站所提供的信息产品质量和信息使用价值，是基层农业网站生存的根本。发展现代农业，迫切要求推广应用农业信息技术，推进科技应用信息化，提高农业生产设施装备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这是农业网站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有别于其他涉农网站的主要特征。
3.1推进网站建设标准化，资源共享。
农业信息资源的共享成为当前农业信息化工作中的重点内容，提高信息共享率其重要途径就是要推进网站建设标准化。农业网站信息标准化包括农业信息术语标准，农业信息分类与编码标准，农业信息技术标准和农业信息管理标准。市、县农业信息网要建立信息共建共享机制，通过整合，实现“一站发布，各站共享”的目标。要制定出一套农业网站建设、运行维护、数据管理等方面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充分实现公共数据信息在网络上的共享、广大用户之间良好的沟通交流。农业生产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季节性，网站对收集到的各类农业信息要进行科学处理、精心加工、规范发布，保证信息的有效性。对信息的采集、处理、发布，要十分注重质量、时效、实用，对所有上传信息，都要进行逐一审核，注明来源，要求对真实性负责，严防误导。字体、字号、排列、照片都有规范要求。20xx年，丽水市组织制定了《丽水农业系统（县级）网站评测指标方案（试行）》，在网站设计、信息公开、信息维护、网站管理等方面制订出47项测评指标，促进了县级农业网站的建设和信息产品质量及信息使用价值的提升。
3.2推行网站农户信息化，建用并举。
信息化的关键在于应用，应用才能出成效。信息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应用的过程。基层农业网站建设要推进农户信息化，通过让农户参与信息化活动，使信息渗透到农户生产、经营、消费、学习等各个具体环节，从而极大地提高农户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户信息化强调的是增强农民对信息的接收、和运用能力。基层农业网站要在收集各类信息资源的同时，注重农业信息的整理和二次开发，为农民提供及时、准确、使用性高的信息。信息是高科技产品，网站建设在信息应用上力求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实际和农民的文化科技能力，注重通俗易懂，讲究效用。对于科技期刊中的化肥与农药代号、计量单位等应转换成中文表述，方便农民使用。丽水山区由于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偏小，以及受环境、经济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农民对信息化的认知度不高。要加强对农民信息培训，增强农民的信息意识，提高农民信息获取、信息应用和信息反馈的能力，培育并创造农户的信息需求。要加强农村信息服务点的建设，农村信息服务点是连接市、县农业基层网站和农户之间的桥梁，在目前山区多数农户并不富裕且经营规模小而分散的条件下，单纯追求农户的信息设备建设不现实也不经济。要按照农业部“八个一”的标准建成一批村级信息服务点，起到以一带十的作用，为逐步推进农户信息化创造条件。
3.3推广网站服务特色化，提升水平。
作为农业推广部门的市、县农业网站首要任务就是以信息化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网站所提供的信息产品和服务要具有鲜明特色。所谓农业信息化指的是在农业领域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方法、手段和最新成果的过程。其基本内涵包括：一是农业科技应用信息化。如作物栽培技术、畜禽养殖技术、农副产品加工技术等等，利用信息技术快捷、方便的特点，改变传统的农业技术推广方法和手段，提高农技推广的速率。同时，要利用信息技术传播转化最新科技成果，改革农业耕作制度和种养方式，增加产量，改善品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利用计算机智能化管理田间生产，如推广诊断施肥、精量播种、温（湿）度调控等。要积极推广应用作物生长、畜禽水产养殖、节水灌溉等农业智能系统，提高农业生产设施装备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二是农业管理信息化。包括农业自然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情预警、防控，农产品安全和质量管理、农业投入品与市场流通管理、农业资源环境管理、农业工作部署、农业统计等农业生产管理过程的信息化，以及农村经营管理、农民生活消费的信息化。要加快建立重大动植物疫情监测和应急处理信息系统，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信息系统，饲料安全管理信息系统，推行健康养殖方式。开发应用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质量信息系统，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质量能力。加快农业应急信息系统建设，提高农业自然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和预警水平。探索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射频识别系统等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应用，发展精准农业。鼓励农村农业电子商务实践，逐步构建农业产加销信息一体化服务体系，改造提升传统农村市场服务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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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金矿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及建议_地方战略论文 第四篇
文章主要从金矿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管理方面阐述了广西金矿资源开发利用现状，针对广西金矿产业技术相对落后、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提出了加快广西金矿产业发展步伐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金矿业；广西；开发利用
广西贵金属矿产中，金矿资源潜力可观。但据广西统计年鉴(20xx年)显示，20xx年广西有色金属采选冶炼加工业企业134家，实现工业总产值1041226万元，工业增加值344819万元，利税总额137816万元，销售收入1012028万元，分别占广西工业企业的4.6％、7.2％、7.7％、7.9％和7.1％。而金矿产值仅占有色金属总产值的1.5％左右。与其他矿产资源相比较而言，金矿产业尚未发挥出对广西经济发展应有的作用。
一、广西金矿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
目前，广西金矿生产已形成田林高龙、凭祥龙塘、贵港(六梅、龙头山)、贺州龙水、横县南乡、凤山等六大基地。其中，据澳大利亚资源卫星遥感探矿图片显示，凤山黄金储量在150吨以上，属黔、滇、桂“金三角”地带，黄金矿遍布金牙乡、菜家坪和那林等地，矿床储量为国家中型以上，引起了国内外投资者的极大兴趣。20xx年，山东天承生物金业有限公司投资开发金牙金矿，该公司成功采用了含砷金精矿细菌氧化提金工艺，具备一定的技术优势。20xx年，金牙矿区又引来了澳大利亚开发商，签下了上亿元的开发资金，从而使其开采和冶炼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
但是，由于广西金矿大多是高砷、碳、硫类型金矿石，品位相对较低，在开采和冶炼规模以及技术、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金矿业的可持续发展，其主要表现在：
(一)金矿采、冶炼技术相对落后
据统计，广西的主要金矿产区数量大约为19个，它们大都采用大量的氰化物来直接浸泡析取黄金这种传统工艺。wWW.0519news.cOM与加拿大相对先进的提金工艺相比较而言(其金提取率一般可达70％～85％)，这种冶金方式金析出率很低(通常只有25％～47％)。广西金矿区大多是高砷、碳、硫类型金矿石，用常规氰化提金工艺，金浸出率一般为20％～50％，且需消耗大量的nacn。以金牙矿区为例，该矿床为超细微粒硫化物浸染型金矿，矿石中的金主要附存在黄铁矿、毒砂为主的硫化物中。另外就是金以微细粒和显微形态包裹于脉石矿物及有害杂质中的含矿石，在此类型中，金属硫化物含量少，约为1％～2％，嵌布于脉石矿物晶体中的微细粒金占到20％一30％，采用常规氰化提金，或浮选法浮集，金回收率均很低。在相当多的金矿床中，往往还含有镉元素，对环境也造成极大的威胁。
(二)金矿产业尚未真正形成“有计划的保护性”开采管理机制
一方面，金矿产业相关管理部门权责不清、管理权限重叠甚至是管理不到位；另一方面，对金矿开采的技术门槛总的要求过低。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重点产金区、主要矿层或重点矿带周围，在一个大矿区(矿床)内，往往出现企业各自为政、画地为牢地抢夺开采现象，形成了“矿连矿、坑连坑”，矿界交错重叠。在矿区的边沿地带，则有大量的小企业、小集体甚至是个人的零星开采作业。这些小集团以及个体技术力量非常薄弱，往往只能采用直接氰化浸泡析取黄金，对于含砷、镉等有害元素的复杂金矿开采还不能达到技术和环保要求，结果产生了很大的负面社会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环境问题
就广西的情况来看，金矿提取主要还是依赖于氰化钠这种剧毒药品，因此，稍有闪失便会威胁到生态环境。在所有的19个重点产金区，自然环境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破坏；在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金矿区(点)，环境问题甚至更为突出。2000年，广西龙头山金矿污染严重：庄稼枯死，鱼蛙绝迹。贵港市覃塘区杨志村近百亩良田被矿砂淤积成了矿砂田，庄稼成片枯死在沙漠化的田间。据村民说，自从1988年龙头山大面积开采金矿后，炼金的氰化物和废弃矿砂顺河而下，不仅使河中鱼、蛙绝迹，人畜也无法饮用河水。更严重的是，每逢山洪暴发，矿山上的毒水和有毒矿砂随着洪水浸进田里，良田变成了矿砂淤积田。规模较小的天峨县八南金矿点也一样。20xx年，根据环保专家的检验，金牙矿区采矿废石浸出液砷、铅浓度及选厂尾矿浸出液砷浓度超过gb3838—20xx类标准及gb5048—92《农田灌溉水质标准》。。据《信息时报》20xx年4月14日报道，广西横县百余名村民在该县金矿打工，因金矿粉尘超标而患上矽肺病，截止报道时已有15名矿工死于矽肺病。这类污染事故不胜枚举，给环境和生命安全带来了巨大压力。
2．安全问题
广西的金矿资源分布相对分散，加上复杂的地理条件，金矿产业还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据中新网消息，20xx年广西凭祥市龙塘金矿发生塌方事故，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2000年，百色市龙川镇发生一起金矿倒塌事故。据目击者称，有数十人被掩埋在矿窖内，生还希望渺茫。一些非法采挖者为了躲避有关部门的监管和检查，多是以非常简陋的设备进行开采，从而不具备基本的安全保障，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问题。天峨金矿点就曾出过多起工伤事故。另外，广西金矿开采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安全问题，即金矿开采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包括凤山矿区、天峨矿区和南丹矿区等在内的矿区在开采和生产过程中都不时地发生为抢夺资源出现冲突的事件。然而，这类事件常常被有关部门所忽略，通常将它视为普通的事件来处理。其实，这类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开采权益分配不明的表现，同时也间接反映了相关矿管部门存在的管理混乱问题。这类事件不但接成了直接的人员伤亡，而且还严重地危及当地百姓的生活，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不管是工伤事故的存在，还是事件的发生，这些安全问题给广西的金矿产业带来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
3．资源的大量浪费问题
广西的金矿开采大都存在着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无序的开采是对国家有限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同生产者抢采主矿区(富矿区)，破坏和放弃附属矿带。为了尽可能快地收回投资成本，投资方会尽可能地简化提炼程序，不能充分地提炼矿石。在广西已被发现的金矿区中，所开发利用的均为各矿区的主矿带，剩下的大多是边沿性矿带。也就是说，这些矿区中的“富”矿已被开发利用，余下的矿产资源相对来说开发利用的经济效益不大而被废弃。另外，广西的许多非金矿矿点都伴生有不易提炼的金矿，比如，南丹大厂的锡矿区也伴生有大量的金。但据矿管部门以及相关部门的介绍，南丹大厂在开采锡矿时，所含的金成分并没有得到析取回收。原因是金的含量偏低，还夹杂着太多的不同矿物，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增加了提炼的难度。由此可见，这种单一的开采方式显然是对国家宝贵资源的浪费。
还必须关注的另一浪费广西金矿资源的现象是逃税和私下贩卖所开采的金矿。尽管这类现象为数不多，但也应该引起注意。因为像金银等贵重资源应由国家统一管理，而现在的这种违法行为对于那些守法经营的企业显然是不公平的。同时，这些行为将会减少广西矿产资源本应作出的贡献，也会模糊了广西对自身全面掌握金矿资源数据的准确性，不利于统筹安排开采。
二、加快广西金矿产业发展步伐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大地理勘察力度，挖掘广西潜在的有前景的新矿点，为今后的发展提供资源贮备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xx)的统计显示，广西的地质勘探费用投入为全国倒数第8位，这与广西作为资源重点区域的地位极不相符。其实，找矿难、“找不到矿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大环境看矿产地质勘察市场尚未形成，相关矿业政策法规不完善；从地质队伍自身方面看，主要是队伍老化、人才断层，技术装备落后。
此外，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地勘投入严重不足和找矿外部因素干扰，而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尤其突出。广西地矿局的资料显示，从1996年至20xx年，广西地矿局国拨地勘费直接用于地勘工作项目的经费平均为4354.65万元，其中最高为1997年5677.6万元，最低为2000年1174.5万元。而20xx年至20xx年分别为3512万元、3764.74万元、3322.87万元和3436.37万元。就所投入的资金而言，扣除物价上涨和人员增加等因素，更显得捉襟见肘。因为资金不足，使许多该做的工作做不到位。因为没有大的投入，很难找到大矿，而且金矿的分布比较分散，这更需要相当规模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地质勘探资金不到位不仅使技术设备更新成为空谈，也使人才培养和人才流入成为奢望。结果便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泥沼：金矿产业越来越没有吸引力，越没有吸引力就越是得不到重视；越是得不到重视，各方面越是得不到保障，也就越没有吸引力。
因此，解决的办法首先是地矿局自身要拿出吃苦耐劳的拼搏精神，充分发掘内部潜力，在既有的条件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干出一些有影响的工作成绩。这样既可以显示自身不可替代的作用，为赢得各方面的支持打下基础，同时也才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毕竟，等、靠、要的思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是被动的策略。其次，各级也应从长远的利益出发，尽可能地对为保证广西金矿资源贮备而开展的必要的勘察工作提供保障。可以通过鼓励性措施，如将投入与回报相挂钩，吸引相关的勘探实体担当必要的投资风险，并让它们在今后对其所发现的金矿资源的开采利用过程中占有相应的权益。这样做既可以使相关的地质勘探部门处于更为主动的地位，有利于其自身潜能的发挥，也可以从中使有限的勘探投入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取得双赢效果。 (二)提高对金矿开采的技术门槛要求
按照新的技术标准进行整顿，对正在从事金矿采冶的企业进行生产监督，责令其改进或更新技术设备，以满足新形势下社会发展的需要。新的技术标准是指符合当今以及今后社会发展要求的技术水平，主要涉及环境标准和生产效益问题。另外，必须果断地封存一些开发难度较大而技术运用尚未成熟的矿区，保护有限的资源，以便今后技术成熟时再实现对资源的高效率利用。不可否认，提高技术门槛同时也就是提高行业准入标准，客观上促使潜在的金矿产业业主自觉地采用高标准的技术，从而也就了与金矿采冶相关的技术的发展。这样不但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而且能起到促进技术开发和技术储备的功效，对环境保护作出直接的贡献。
(三)发挥引导作用，引导广西的金矿企业走规模化道路，形成集团化大规模生产
笔者认为，建立“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应该成为广西金矿产业的目标。在金矿生产过程中，规模化、集约化的经营模式不论对于管理，还是对于资源的有效利用，都应该成为广西今后的工作重点。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改变过去大而全、小而全、重复建设以及生产企业各自为政的低效率生产模式。为此，也可以用技术标准来实现这种引导作用，而无须对企业内部的事务进行过多的干预，以致于分身乏术。而一般情况下，只有大集团、大公司才有能力拥有和研发先进的技术。正如中国黄金协会吕文元所说的，中国将向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提供与其中国同行相同的待遇，但一些小型外资企业将无法达到准人标准。他指出，大型外资企业雄厚的技术和资金实力以及丰富的管理经验将有助于推动中国黄金行业的整合。所以，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为吸引资金、技术力量雄厚的国内外企业投资广西的金矿产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加大“三废”的排放要求及监督力度，促使企业引进或研发新的高效的或无毒的浸金溶剂，取代氰化物彻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三废”的排放要求也可以使相关的企业改变过去那种“先污染，再治理”的生产理念，有意识地在生产开发过程中注意环境保护。对于冶金技术水平不高的企业，只准许进行金矿开采，所采矿石只能统一出售给具备先进生产技术的企业，其自身不能自行冶炼。这种分工合作的生产模式更符合国家对贵重金属及其矿产资源统一管理的政策，也可以使相关的企业在其所擅长的领域发挥最大功效，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生产的重复浪费，减少了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三废”排放的高标准要求需要的相关管理部门必须建立起长期的管理工作规划，作好严抓长抓的思想准备，定期和不定期地对各金矿生产点进行彻查。
(五)的相关管理部门应该理顺自身的管理职责，明晰各自的管理权限
各金矿生产点长期以来大小事故频繁发生，与相关管理部门对此监管不力有着很大的关系。由于管理职责重叠，权限不明，各管理部门时常会发生管理交叉而又管理不严或管理不到位的情况。最为明显的现象是：日常的管理工作没人抓，人浮于事；有利可图时又争相插手，以分一杯羹；事故发生后却又相互推诿，不负责任。因此，应该对与金矿产业相关的管理部门进行管理权限再分配，明确规定各自的职责所在。剥离不甚相干的部门，进一步简化管理程序。比如，管理的权限集中于国土资源厅及相应的各级国土资源机构，由其负起全责，其他的诸如安检部门之类不再参与管理。
(六)在重整金矿开采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权益分配
一方面，我们既要积极有效地利用资源，增加地方的收入，扩大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又要坚持“有度、有序”的发展策略，保证国家的长远利益，争取做到“小河有水大河满”的权益格局。同时，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要求我们必须反对掠夺式的开采和冶炼，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从权益分配的最大效用来衡量，应该最大限度地满足当地的利益需求，将大部分的利益让渡给地方。因为只有当地的权益得到很好的保证，使其财力和物力日渐雄厚，才有可能使地方积极地投身于资源保护以及环境保护。如果大部分的利益被转移走，而不是留在地方，那么将是对地方积极性的严重打击，甚至会使其出现坐视不法行为的发生而不管的现象，从而不利于资源的管理和保护。
(七)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争取金矿业业主及其管理人员参加环保学习
一般人会认为，那些从事金矿产业生产的投资者们都已经对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了然于胸，无需对他们进行这方面的思想教育。其实，从长期以来各金矿生产单位频繁发生的各种工伤事故尤其是污染事故来看，大多数的金矿生产单位责任人并没有时刻牢记甚至认识到安全问题和环境问题的重要意义，更没有将之切实地贯彻到日常的生产活动当中。而尤其是广西地处亚热带，雨季长，浸泡冶金难度更大，其环境保护也因之而承受更大的压力。的相关管理部门应该定期地对这些责任人进行培训学习，使其牢记相关的管理规定。这样做将极大地减少各种事故的发生，同时也省去许多事故发生之后必须要面对的麻烦和付出的精力，使安全生产能够得以顺畅地进行。因此，这种学习培训工作具有非常重大的实际意义。
构建南昌城市区域金融中心的思考_地方战略论文 第五篇
摘 要：中部崛起是我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中部经济的腾飞需要有完善的金融体系作支撑。构建城市区域金融中心，实现金融集群，是实现中部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资金保证。认为南昌具备构建城市金融中心的比较优势，并就如何构建提出了初步建议。
关键词：金融集群；金融中心；辐射效应；集聚力
1 引言
中部崛起是我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推进，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模式和结构等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以南昌为例，近5年gdp年均增长15.2%，人均gdp去年超过3000美元。随着开放型经济的推进和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南昌已经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和企业聚集的生产地，形成了汽车制造业、医药食品、电子信息和家电、新材料、纺织服装五大支柱产业。 在南昌经济快速发展和转型的同时，其对金融的需求也更加强烈，特别是制造业的快速崛起、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功能的提升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更完善的金融服务，因此，南昌要率先在中部崛起，必须大力发展金融产业。
2 文献回顾
1911年, schumpeter指出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对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具有积极效应,并认为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系统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有促进作用。1969年, goldith得出了“经济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粗略的平行关系”的结论。20世纪90年代，rajan和zingales提出并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理论。Www.0519news.coM自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提出以来，国内很多学者对此展开了探索，从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两个角度，发现现阶段我国金融发展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并采用了向量误差修正（vecm）模型和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检验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和成熟，构建金融中心增强其金融凝聚力和辐射力已成为国内大城市发展与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近几年国内大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省长在20xx年《江西省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以增加xxxxx的集聚力、辐射力为重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大力支持省会南昌加快发展，全面提高产业、人口、资源的集聚和辐射能力，强化核心增长极的作用，使之成为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区域物流商贸中心、金融中心”。作为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经济区相邻的省会城市南昌，构建区域金融中心，增强其金融凝聚力和辐射力对实现江西经济在中部地区率先崛起有着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3 南昌构建城市区域中心的必要性：金融集群的视角
金融集群一般是指在一个适当大的区域范围内，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银行机构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它们同处或相关于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当前，我国金融集群已经在长三角、珠三角等许多地区形成了相当规模，表现出极强的活力和竞争力。
（1）金融集群对区域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金融集群带来了区域经济的空前繁荣，正成为实现区域经济转型，加快促进工业化进程，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强大推动力。有关资料显示，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规模与金融集群呈正相关性，这使金融部门、企业的决策部门和金融机构，都对金融集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以此同时，“金融集群”也频频出现在各类媒体中，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进入了研究报告以至正式文件，而且正在被纳入相关政策中，还有迹象表明，跨国金融机构也越来越关注我国金融集群对其决策的影响。
（2）金融集群有助于形成和扩展专业化的区域市场。由于金融集群能够在一定区域内集中形成规模优势，通常以一个主导业务为核心，众多机构又围绕核心业务在区域内聚集，相互之间的分工与合作，组成一个上下游金融机构相互连接的业务链条，同时催生更多金融创新工具和其他金融服务机构在金融集群区域内聚集，从而实现金融技术、金融产品、金融营销、金融服务的相互衔接，并最终形成专业化的区域市场。专业化的区域金融市场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
（3）金融集群有助于形成和维持集群整体的竞争优势。众多金融机构在适当大的区域范围内，在特定的领域中，通过地理集中和专业分工的不断细化，各自围绕核心业务，发挥各自优势和群体协同效应，不断推进金融组织方式提升，并浓缩和提炼众多金融机构的品牌，形成“区域品牌”。同时，金融集群还可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一方面金融机构在地域上的集聚，通过服务关联与业务分工，借助区域市场降低了金融产品开发、创新成本以及交易费用；另一方面，通过共享市场信息、基础设施、技术创新成果及集群整体形象等无形资产，所获得的外部规模经济是单个机构无法比拟的。
4 南昌构建城市区域金融中心的比较优势
（1）区位优势。南昌是中部六省中具有特色的省会城市，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红色的文化资源，具备“城市名片”的优越条件；同时南昌作为唯一的连接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两个经济发达区域的省会城市，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战略性枢纽性区位优势，是沿海发达地区及港澳台产业向内陆地区梯度转移的延伸地和承接枢纽，南昌可以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发挥相对的产业集聚优势集中金本和其他生产要素，通过对金源的有效整合和组合金融工具的充分运用，能够有力辐射及拉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2）金融优势。南昌市是江西金融机构最为齐全和集聚效应最为明显的地区，拥有相对完善的金融机构，目前已拥有银行南昌中心支行、省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四大金融调控监管机构，工、建、中、农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省分行，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两大政策性银行省分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兴业、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南昌分行，农村信用社省联社，南昌市商业银行、江西邮政储蓄银行以及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南昌办事处，一些全国性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引进工作也在洽谈中。同时，南昌市拥用省内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保险、信托、证券、期货、财务公司等各种金融机构，金融品种齐全，金融服务功能较为完善，并聚集了一批金融管理人才。
（3）经济优势。近几年来，南昌市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gdp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在中部省会城市中发展速度名列前茅。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传统产业不断升级，已形成了汽车制造业、医药食品、电子信息和家电、新材料、纺织服装五大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具有活力的新经济增长带；昌北、京东新经济开发区已具规模，昌九经济圈正在形成。经济的快速增长，对金融业的发展和构建区域金融中心提供了雄厚的货币基础。
（4）组织优势。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南昌市和市直部门领导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意识、能力、水平综合素养都在不断的提升，尤其是开明的、开放的理念和政策，为构建南昌区域金融中心奠定了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保障。的主导和强有力的推动，对构建南昌区域金融中心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5 建议和结论
（1）完善中部地区金融业发展的整体规划，优化金融业空间布局。银行应加强对中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指导，以形成中部城市地区经济金融互动集群效应。在进行金融规划时应该根据金融集群理论，适应中部地区既有要素禀赋特点，避免金源的过度分散，限制地区之间的过度竞争，因地制宜和有所侧重地进行重点布局，形成互动、集中的金融格局。
（2）进一步健全南昌金融市场体系，增强南昌金融业的集聚和辐射效应。一是不断扩大银行承兑汇票业务规模，积极发展商业承兑汇票业务。二是壮大南昌产权交易市场，通过广泛开展代理及清算合作等方式，逐步确立南昌在中部地区的领先地位，立足中部，辐射全国。三是理顺管理层次，加强行业指导，努力培育信用担保业的发展。大力培育和发展南昌信托市场，做大做强信托机构。争取设立各大期货交易所异地交割仓库，进一步壮大区域期货市场。
（3）进一步完善南昌金融业的组织体系，优化金源配置。一是推动金融机构改革。支持有条件的农村信用社改组为农村合作银行；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方式，对南昌市商业银行进行增资扩股。二是引进金融机构。继续引进全国性金融机构来南昌拓展业务，进一步加大金融开放力度，促成外资银行来南昌设立分行；引进国内外的产业投资基金、创业(风险)投资基金、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三是新设金融机构。鼓励设立金融租赁公司、银行基金管理公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支持南昌企业集团组建金融公司。
（4）加大金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金融人才的建设是构建金融中心的先决条件和重要保障，金融业务的发展需要相应的人才支撑。为此，要研究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如人才的使用、晋级、提升和待遇等，以吸引和聚集金融人才。同时，要致力于培养和提升现有金融机构人员的素质，努力构建一支与南昌金融中心相适应的金融人才队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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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建国初期私营传媒消亡原因_历史论文 第六篇
从1949年到1952年底，我国初步完成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新闻业转型，形成了集中统一的党的新闻业宏观体系格局，为建设的全面展开做好了准备。在这一新体系建立的同时，私营传媒迅速消亡，其原因尚值得史界进一步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研究建国初期私营传媒改造的专文不多，仅见的几篇，都提到了当时私营传媒经营困难以及不适应新中国办报方式的问题，但有些看法不无可商榷之处。
孙旭培的一篇侧重资料性，成文较早，文章第二部分小标题“关于新办的私营报纸”下，已经提到继续出版、恢复出版和新创办这三种私营报纸存在形式，但文中不知何故只谈及前两种，却没有提到“新创办”的。“新创办”和前两种形式有着质的区别，涉及对私营报业鼓励还是限制的政策问题。施喆的文章在谈到这类报纸经营困难的同时进一步指出，私营传媒改造的提前完成，“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时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使私营报业面临的制度环境逐渐演变为管制的计划体制，报业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逐步萎缩”[2]。这一看法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文中从内容分工、邮发合一及市场萎缩等方面了“制度环境演变”给私营报业带来的影响，但范围和深度似仍有拓展余地，落脚点还是放在了“经济来源”上。孙、施两文都有较多篇幅介绍当时私营报纸经营困难状况。曾宪明的一篇文章看到了私营报业消亡是历史的必然，但走得更远一些，主旨是想说明我党“对允许出版的私营报纸表现了极大的关怀和扶持，我党有希望私营报业健康生存的主观愿望”，而私营报业由于“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和“运作机制不适应新中国的管理体制”难以支撑，所以“私营报业走公私合营之路，体现了其自觉自愿和与配合协作的积极态度”。wWW.0519news.cOM[3]这一看法从表层看似乎不无道理，因为当时政策上的确给了私营报纸很多扶助，包括以贷款或转为公股的形式提供资金，以及供应印刷物资乃至提供采访条件、救济报人生活等，但如果从更深层次究问，就会发现还不好简单得出这个结论。
例如，私营报纸在旧中国都是经过市场竞争洗礼的，比之党报更有经营经验，为什么先支撑不下去了呢？当时国民经济处于恢复阶段，国营报纸同样经营困难[4]，1949年12月新闻总署召开全国报纸经理会议，为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国营报纸能度过难关呢？私营传媒在所有制上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属同一性质，但为什么没能像其他私营工商业那样，延续到1956年改造完成时期，甚至在1953年“一化三改”总路线提出之前的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就不复存在了呢？建国初期国家经济最困难的阶段是1949年到1950年，当时据14个较大城市的统计，1950年1月到4月有2945家工厂倒闭；在16个较大城市中，属于半停业状态的商店达到9374家；到4月下旬，上海市倒闭工厂1000多家，停业商店2000多家。[5]1950年实行统一财经后，情况开始好转，到1952年国民经济渡过了恢复阶段，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均已超过旧中国历史最高水平，[6]所以也才有了1953年1月1日《日报》的元旦社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号召全国投入新的大规模建设。那么，为什么私营报纸挺过了最困难的阶段，却在国家经济状况好转的1952年底相继实行了公私合营改造呢？这些都不能简单地用经营不善来解释。
倘若要看清这个问题，就需要把视野放宽一点，做些横向比较，以从中得到一些具有参照价值的启示。
与报纸类型相近的私营出版业，经营也同样存在严重困难，[7]同样有难以适应要求的问题，但在解放初期却经历过一个新闻业所没有过的数量增长过程，存续了更长时间。以旧中国出版业重镇上海为例，刚解放时有私营出版社150多家，1950年7月发展到198家， 1951年9月达到391家。1951年9月上海根据出版总署要求开始控制新建出版社，私营出版业总量才开始下降，1952年底有321家，1953年减少到252家，到1954年3月底，最后80家私营出版社全面完成改造。[8]就全国而言，1954年8月批转出版总署《关于整顿和改造私营出版业的报告》后，各地在改造中开始了对出版业的改造，到1955年6月全面完成，比新闻业晚了整整两年多，原因何在？同属思想文化领域的私营戏剧演出团体，改造的完成更是晚了很多。[9]建国初期的私营演出团体同样经历过一个经济上极为困难的阶段，据上海市文化局调查，大的团体上座率跌至六成以下，小的剧团不到两成，有的“因观众过少竟至无法开演。因而生活困难日益严重，部分最严重者甚至断炊或拾菜皮充饥，靠卖血度日”。[10]那么，同样困窘不堪的这类私营团体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呢？我们还可以从反方向上看经营和改造之间的关系。同属大众传媒的电影业，当时的私营影业公司多数也是经营困难，但少数情况不错，公私合营之前拍出了50多部影片。如上海的昆仑、文华等公司就拍摄了《武训传》、《我这一辈子》、《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方珍珠》等一批以后被电影史学界啧啧称道的影片（含解放前开机、解放后完成的）。对少数影业公司来说，不存在无以经营的问题。然而，私营影业公司1952年2月就完成了公私合营的改造，1953年初又实现了全行业国有化，甚至早于私营新闻传媒。而恰恰是昆仑、文华这样的大公司，完成改造还要早于其他难以经营下去的公司。昆仑是在拍摄的电影《武训传》1951年5月被批判后，于同年9月改组为公私合营电影制片厂的，文华公司则于1952年2月并入了公私合营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
从上述其他类型传媒的情况可以看出，改造的原因同样不能简单地用经营状况加以解释，这不是主要矛盾，更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要完整地合理解释解放初期私营新闻传媒存在和消亡的原因，就必须扩展至更大的历史背景范围，不仅从它自身单方面看问题，而且应当从当时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从党报体系建立以后私营报业与之此消彼长的关系等方面，分层考察。因为对这类传媒而言，这才是制约其生存状态的根本因素。
二．私营传媒的生存状态未超出其他私营资本发展边界
私营传媒属于民族资本企业，在所有制性质上和其他私营工商业一样，同属私营资本。建国初期，党对私营资本采取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即在过渡时期利用它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以后通过政策限制再逐步改变其所有制性质。和苏联经验相比，这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创举。私营传媒在一定时期内得到扶持继续存在，到一定阶段后走向消亡，从根本上来说，和其他私营资本一样，都是这一政策范围内的正常现象。
首先，作为民族资本企业，私营传媒在一定时期内的继续存在，符合党对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制度设想和政策设计，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构成特征相匹配，也是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的需要。
同志早在战争时期发表的《新主义论》和《论联合》等著作中就已经阐明，中国革命要分为新主义革命和革命两个步骤。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将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的发展方向。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也提出了建国以后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实行新主义政策的纲领。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新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是走向的过渡阶段。这一社会形态中国民经济各种成分的关系，1947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就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11]尽管以后人们提到建国初期时不大使用“新主义”一语，而是将1956年之前分别称作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过渡时期两个阶段，但是比较建国以前的定义，这七年的社会形态还是属于新主义范畴的。
这一时期为什么还要保留私营企业，在1949年6月发表的《论专政》一文中有明确阐述。文章总结了建党28年来的经验，指出在中国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是通过专政达到和主义。专政下，“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12]对民族资本企业有利的一面，同志是反复强调的，并且不赞成立即消灭资本主义。1950年4月，他在全国工作会议工商组讨论记录的批示中，明确表示反对“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提法，认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13]。同年6月3日，他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批评了那种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14]。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也从策略角度阐述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必要性：“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15]
翻阅中国经济史就可以发现，根据精神，党和国家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团结对象，对民族资本企业在一定时期内采取了扶持发展的政策。当时各级对很多经营困难的私营工商企业，包括其生产以及职工生活方面遇到的难题，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帮助，不仅提供贷款、救助金和物资（包括冬衣冬被）等方面的支持，有的甚至通过公营企业帮助私企分流人员，使之度过难关。接受资助的，包括不少私营文化企业，私营新闻传媒也是其中之一。当然，在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对私营资本的利用，方法是节制而非消灭，所谓“节制”，就是政策上还要有所限制，不能任其随意发展。这一点，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也讲得很清楚：“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个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16]私营新闻传媒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资本企业，在建国初期继续存在，并且得到的支持和扶助，这是新主义阶段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需要。
其次，由于所有制性质，私营传媒的存在状态不可能超出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边界，从根本上说，它的最终命运和后者是一致的。
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党和国家对民族资本企业采取了扶持发展的政策，但根据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认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新主义阶段结束以后，国家将进入建设阶段。按当时的认识，后一阶段将是公有制的单一所有制形态。所以，对私营资本的改造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前一阶段在转化之前究竟能够延续多长时间。建国前后，对此的认识是，这将是一个很长的时期。1948年9月召开的局会议上，在会议闭幕时总结说：“在经济上完成民族，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发展新主义经济过渡到。”[17]也就是说这个过渡时期还比较长，要一二十年时间。建国后的1950年6月23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所做的闭幕词中谈到实行国有化和集体化的时间时再次指出：“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18]
然而到1952年，这一认识开始改变。这一年，土改、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取得了胜利，经过三年恢复期，国民经济形势大为好转，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营经济开始超越私营经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党和国家对民族资本的政策开始改变。1952年6月6日，在一份批语中明确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19]也就是说，以前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地位即将不复存在。6月15日，他在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批评了“确立新主义社会秩序”、“由新主义走向”和“确保私有财产”的提法，认为这是“右倾的表现”：“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主义’，不去搞改造。”[20]9月24日，他在书记处会议上又提出：“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21]当年下半年，他提出了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设想，到1953年6月15日的局扩大会议上，他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在10到15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完成“一化三改”，这一思想随后正式写入周恩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这样，根据形式变化，对建国以后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发展新主义的认识，在1952年发生了改变，实际上为新主义发展阶段划上了句号。原来设想的要经过一二十年这样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才开始的改造，提前到1953年就揭开了序幕。改造的序幕揭开以后，实现“一化三改”的目标需要多长时间，同志开始时还认为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22]，但实际上只用了三年，到1956年就实现了改造的目标。
这是私营资本生存的大限，在改造的开始和完成这两次提速的大背景下，私营传媒的消亡已势所难免，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在国家，报纸是经济即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23]，当经济基础改变，公有制和计划体制建立以后，属于私有制范畴的私营传媒就不再有生存空间了。所以，私营传媒在建国初期得到的支持和扶助，继续存在一段时间后经过改造而消失，也是走向阶段时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有一句话切中肯綮：“把私营报纸作为一种暂时现象来认识，毕竟是当时的主流。”[24]国家发展路径是影响私营传媒命运最根本的因素，是决定其生存状态的根本框架，从公共管理学角度看，是一个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的刚性制约问题。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看，私营传媒的延续最长也不可能超出1956年这一时限，因为我们不能设想私营工商企业的改造完成后还会有私营传媒保留下来。
三．私营传媒的活动特征和属性使之提前完成改造
私营传媒的最终命运和私营工商业一致，但改造的完成却是在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即提前了一个时间档，这是因为大众传媒和生产物质产品的企业不同，提供的是精神产品，不同所有制的传媒具有不同的属性，尽管不是唯一属性。私营传媒是具有属性的私营资本企业，而且带有同步参与现实的新闻传播特征，前者使之具有了内在的异己性，后者使之具备了敏感性。它的改造提前完成，与这一属性和特征密切相关。这里牵涉到了党报理论和对新闻传媒性质功能的认识问题。
中国党从建党开始，就极为重视宣传和理论工作，党对报纸性质功能的认识，主要来自的办报思想和俄苏党报经验。和斯大林都非常重视报纸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多次批判资产阶级出版自由这一口号的虚伪性，不认为报纸是纯粹报道新闻的普通媒介，强调的是报纸作为某一阶级工具的一面。在阶级冲突激烈的环境下，报纸必然要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性，中国近代以来有影响的报纸都是政论报刊而不是像《申报》、《新闻报》之类的商业报纸，就是一个证明。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说法，在党报史上，最早出现在1930年8月15日的《红旗日报》创刊号发刊词中。《红旗日报》是党以日刊形式出版的第一份机关报，发刊词明确指出：“在现在阶级社会里，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9月9日该报在《宣言》中再次突出强调了这一点。[25]1933年12月，张闻天在苏区局机关报《斗争》第38期发表的《关于我们的报纸》一文中，还专门从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这一基点出发，对如何做好宣传工作进行了论述。[26]1933年张友渔担任北平《》主笔时，对此有更加具体的解释：“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的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的一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阶级斗争的武器。”[27]对报纸性质功能的这一表述，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成为党对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认识之一，解放以后还被写进了教科书。
根据这一认识，作为阶级斗争工具，新闻传媒是要代表本阶级利益，在领域和社会生活中迅速产生影响的。而私营传媒显然不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反映的只能是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所以提前完成改造在所难免。
这一点，明确反映在党处理私营传媒的一系列政策中。这些政策的精神，集中体现在1948年11月8日《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28]中，以后的几个补充指示，以及对各类传媒的具体规定，都没有超出这一决定。前引曾宪明文章引用这个文件，在谈到《决定》确定了保护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时说，文件“特别强调了‘对于私营报纸、刊物和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轻率地一律取消’”。这句话略去了文件原文中的原则概括，将文件后面的用语不完整地移到了前边，这种蒙太奇式的处理方式就改变了文件原意，似乎对私营工商业是“一律取消”，而不允许对私营传媒采取同样对策，言下之意是私营传媒享有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文章这样引用文件，是想以此来证明自己所主张的论点。
曾文如此引用资料有欠妥帖，也不符合史实。观点可以人言人殊，但作为观点基础的论据却不可稍有差池。这份文件第一段总则部分就完整清晰地阐述了处理旧有传媒的原则，认为这类传媒“绝大部分是反动派所掌握的，少数是中间性的，只有极少数是进步的。在许多城市中则根本没有进步的和中间性的报纸刊物”。在这一基本判断之后，《决定》紧接着指出：“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故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除对极少数真正鼓励群众革命热情的进步报纸刊物，应扶助其复刊发行以外，对其他私营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均不容采取鼓励政策。”这段话是文件的立足点，引用时不可略去，其意思之明确，毋庸笔者再做申述。况且文件后边提到“不分青红皂白”一语时讲的也是需要兼顾的两方面原则之一，即“无限制地放任的政策和一律取消的政策”都不符合党的原则，不宜只引用一半。“不容采取鼓励政策”不难理解，因为私营传媒在一个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的教科书”，发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
党报理论发展史以及文件相关规定都表明，私营传媒的属性，使之必然要先于从事其他物质产品生产和流通的企业率先进入并完成改造。事实也是如此，我军入城后的军管时期，党组织就设法向一些影响较大的私营传媒派入党员干部介入管理工作，有的在私营传媒重新登记之前就通过普选方式建立起职工管理委员会，像津版和沪版《大公报》都是如此，给予的资金支持也是作为公股进入的。类似方式是以后公私合营改造中必经的环节，而对其他私营工商企业来说，这一过程的开始还要晚几年。
私营新闻传媒由于归属的敏感性而提前完成改造，还可以在与思想文化领域相近行业的比较中反映出来。1952年底之前提前完成改造的，除新闻业外只有私立高校和电影业，和时政距离较远的私营出版社和戏剧团体等则晚了许多。新闻业改造提前完成的原因已如前述，教育领域提前进入改造也不难理解，因为教育界是旧知识分子荟集之地，是重要阵地，而新中国建设急需的人才培养又必须经过学校教育这一环节，不尽早完成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国家大规模建设就难以展开，领域当时所需要的“一律”也不易实现。改造教育领域的原则、指导思想以及时间、步骤、比例等，在文件和领导的讲话、报告中都有明确规定，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叙述。比较不易理解的，是对电影业提前进行改造，因为在今人看来，电影离现实有一定距离，和戏剧一样同属娱乐性媒介。对此，有必要做一点辨析。
建国初期对电影性质功能的认识，受苏联影响很大。时期，苏联就对电影格外重视，开展过大规模的电影建设运动，因为苏共认为电影作为通俗易懂的影像艺术可以极大地影响每一个人。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开始译介苏联电影业情况，1932年6月15日，上海《时报》副刊《电影时报》发表了译文《电影在苏联》，首次介绍了关于“在一切艺术中，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电影”的论述，介绍了苏维埃第十二次、十三次有关“电影必须经党之手，使之成为的启蒙及煽动的有力的武器”的思想。[29]1932年和1933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在瞿秋白的指导下，先后成立了“剧联”影评小组和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由夏衍等人负责，开始介入电影活动。在左翼文化运动中，党领导的电影人拍摄了不少优秀进步影片，在电影理论和批评方面也有很多贡献，以后夏衍还曾回忆了当时在“电影是阶级斗争中最犀利的思想武器”这一认识指导下，左翼电影工作者激烈斗争的情况。[30]建国以后，对电影性质的这一判断延续下来，并且认为电影是文艺诸门类中影响最大的，所以给予了格外的重视。的确，在解放初期文盲占多数的情况下，各类传媒中电影的影响名列前茅，尤其是在大城市。以上海为例，1949年电影观众约为0.19亿人次，以后逐年递增，1952年达0.46亿人次，到1956年为0.59亿人次；[31]而全国电影观众数量，1949年不足0.5亿人次，1952年为5.6亿人次， 1956年则达到了13.3亿人次。[32]相比之下，当时收音机的保有量和报纸期印数都不高，以报纸为例，印数最高的《日报》，1949年底为9万份，1952年为48万份。省和大区级党报印数通常在10万份上下；专业报稍高，《工人日报》1951年6万份，1952年12万份，《中国青年报》1951年为16万份。其他性质的报纸印数更低一些，如《光明日报》初期为5万份，《文汇报》创刊后只有2.8万份。[33]报纸和广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大量的读报组、收音站和有线广播站以及壁报、黑板报、阅报栏等替代性媒介扩散的，严格说来属于组织传播途径，而电影反倒更符合大众传播的“大众”之意。正是出于对电影属性及其传播功能的认识，当时对电影管理的重视程度超过了新闻传媒。对新闻稿的预审只存在于短暂的军管时期，而对电影的审查则一直存在，并且从故事梗概开始延伸到以后各个制作环节。建国以后的运动，最早也是起始于电影界，以后才波及教育和文学理论领域。所以，电影业改造的完成和新闻传媒一样也同样提前了一个时间档，就是顺理成章的了。通过横向比较不难看出，私营新闻传媒改造之所以提前完成，其属性和活动特征以及对此的认识才是最为关键的。
四．活动空间日趋狭小使私营传媒的消亡成为历史必然建国初期我国新闻业经历了从旧时代向的转型，党的新闻业体系的建立和私营传媒经过改造而消亡，是这一转型得以实现的两个组成部分，如同硬币的两面，是一个整体。所以，私营传媒活动空间状况如何，需要和新中国新闻业体系的建立以及相关管理政策结合起来考察。
建国初期，为了更好地巩固新生，发展生产和建设事业，尽快建立起党的新闻业体系，是党在宣传和思想领域面临的首要任务。在国民经济恢复阶段，这一目标就已经快速而高效地实现了。以《日报》为首，自上而下形成了级、大区级、省级、省辖市级和专区级这样阶梯式严密而合理的党报五级布局，同时各种专业类和对象类机关报网络也建立起来。[34]1950年3月，根据指示[35]，改变了战争年代那种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状况，改组为集中统一发布新闻的国家通讯社，建立起包括国外分社在内的6个总分社和28个分社。1949年10月，一级的广播宣传和管理主管机构广播事业局成立，年底，新华台更名为广播电台，成为面向全国的级广播电台。到1950年，广播网逐步形成，全国有各级广播电台65座，并且建立了各地新闻节目联播制度。这样，各级各类机关报、广播电台和国家通讯社，就迅速构成了党的新闻业核心部分，加上各种中介性和替代性媒介的扩展，一直延伸至农村和基层，形成了一个无远弗届的宣传网络。
除了这种外部结构的变化，对党的新闻业体系来说，更重要的是信息传播集中管理制度的建立。从全国胜利前夕开始，先后颁发了一系列决定和指示，如《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关于各地不得擅自向中外记者发表意见的通知》、《关于克服新闻工作系统中无、无纪律现象、坚持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等，明确规定，各地重大新闻发布须经当地党委审批，涉及全国性的重大消息应事先请示或新华总社，各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稿件，未经批准不得交非党传媒发表,接待私营传媒记者或答复询问一律由当地最高军政机关首长或其指定者负责。1949年12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发布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36]，规定各部门首长负责向提供新闻稿，所有公告和公告性新闻均由统一发布。1950年和1951年，政务院又相继公布了关于各机关在《日报》上发布、公告性文件和有关统一发布新闻的几项规定。1952年8月，专门做出规定，国际时事报道和评论“完全集中于，经审查后，统一由和《日报》发表”，其他各报未经批准，“不得发表任何报道和评论”。[37]为了更好地沟通和新闻界的联系，建国初期，有42个部门、团体还设立了专职新闻秘书，负责本部门报道或新闻发布会的组织工作，以便及时准确地公布政务信息。[38]这样，通过结构的重建和信息传播集中管理制度的确立，一种自上而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新闻宣传制度和结构从此建立，适应了建国初期国家发展的需求。
在党的新闻业体系建立的同时，进城伊始，党和对私营传媒的改造就渐次展开。在步骤上，由扶持逐渐进入改造，平稳过渡，是符合对民族资本“利用、限制、改造”总方针的，和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一刀切”的取缔政策差别很大，[39]这也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创新。夏衍曾回忆，1949年5月14日，在他即将前往上海负责接管旧有传媒时，周恩来在接见他时就提醒到：“民办报纸……是一个相当复杂，政策性很强的问题，我们初步的意见是北平、上海这样的地方，还可以保留几家民营报纸。”次日同他谈禁演旧戏问题时也说：“对京戏和地方戏，先不禁，禁了戏大批旧艺人就会失业，就会闹事。……这些事可以放一放，等天下平定了再说。”[40]总之，当时对旧传媒的改造还是相当谨慎的，这一点在1952年底之前尤为明显，不像以后那种“疾风暴雨”式的改造，基本上可以说是在新主义框架内和风细雨地进行的。
然而改造毕竟是大势所趋。方法上，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对党政军机关未及南逃的传媒或有反动背景的一律接管；对西方在华传媒，停播了广播，收回了外国通讯社自第二次战争以来向中国传媒直接发稿的权利，至于西方在华外报，如《字林西报》等，是到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才关闭的。改造涉及面最广的，当然还是旧中国遗留的私营传媒。据1950年2月底的统计，当时全国还有私营报纸55家，私营广播电台34座。[41]对这类传媒的改造和管理，是从结构和传播内容两方面入手。结构的调整，首先通过重新登记剔除部分不符合要求的，然后对经过登记的逐步改变其原有状态，如有的通过私人关系派遣党员进入工作，有的组建了职工管委会或工会参与管理，有的加以合并改组（如《大公报》）。此外还有一项措施，就是“报纸分工”。一些解放前的全国性报纸，或成为专业报，如《文汇报》成了文教类报纸，迁京后的沪版《大公报》改为财经类报纸；或成为地方报，如武汉《大刚报》、渝版《大公报》、津版《大公报》都转为报道本市的报纸。这样，私营传媒即使继续存在，也不至完全放任自流。
对私营传媒，除了这种整体结构调整外，更为重要的是内容管理。这种管理从信息源头开始，几乎涉及私营传媒活动各个环节。
信息来源方面，建立起信息集中发布管理制度后，作为主要信息源的各级党政部门，国内外重大消息和评论由或《日报》等统一公布，私营传媒只允许转载或转播，旧中国传媒吸引读者的 “独家新闻”、“消息”之类，已无栖身之地。当时这类传媒即便采访党政基层部门也有难度，《大公报》老报人就曾回忆，他们持有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舒同请军管会主任陈毅开具的“近乎命令式的介绍信”，各机关仍拒绝接受采访。[42]报道范围上，由于改造方式之一的“报纸分工”，以前的私营大报或变为专业报，或改成了地方报，影响力下降和局限在所难免。至于言论，有关党和的法令政策等，私营传媒也只允许全文登载，不得进行解释，发表看法，旧中国私营大报推崇的“社会公器”、“第四权力”等办报理念，“文人论政”的办报方式，更是难以适合要求。[43]经营方面，国营、公营企业都不愿在私营报纸上做，“邮发合一”制度实行以后，所有报纸均需通过邮局发行，邮局按定价的七折支付报社，解放前民营报纸为降低成本使用的五花八门的促销和发行手段，完全没有了用武之地，和发行量都无法上去。而几乎单纯依赖商业为生的私营广播台，本来解放前就因格调不高颇受诟病，这时所处的政策环境制约更多。私营台的主要集中地上海，1951年3月，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商业特别节目和销售广播时段的“电费”等均被取消，按规定，其营业收入上限是封顶的，而且必须像公共台那样用20%的时间播出公益性教育节目。历来靠娱乐节目和为生的私营台，继续存在已无利可图。
这些政策性限制和传播环境的变化，如果和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联系起来看，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探讨私营传媒消亡的原因，需要沿着历史发展的长链一环环地去寻找，其中每一环节对上下相邻的环节来说，既是果，也是因。私营传媒自动停刊或主动要求公私合营，经营困难的确是重要原因，但经营困难又因何而来，就需要沿着历史长链向上去找，仅强调私营传媒自身这一个方面，则难以给出准确解释。建国初期党和国家建立的新闻业新体系，是一种集中统一的结构，和组织形式一致。新闻业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有着强烈的属性，无疑更是必须适应这一历史转变。在这样一个里，中国党作为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需要传媒成为组织和动员建设新中国的工具，而私营传媒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具有这样的功能。随着党的各级机关报逐渐承担起囊括社会各领域的综合性报纸功能，随着一些部门机关报刊逐渐成为本系统指导工作传递信息的渠道，处在这样一个大的网状结构体系之外的私营传媒，其补充功能十分有限，而且日趋式微，踞蹙于主流社会生活之外的边缘地带，并没有多少立足之地。总之，传播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的变迁，已经超出了私营传媒通过改善经营管理以适应新生的能力，就像侏罗纪的恐龙无法在白垩纪长期生存一样，这才是私营传媒消亡的根本原因。
谈及私营传媒的生存空间，还有一点，就是如何看待建国初期在一些旧有报纸恢复或继续出版的同时，个别城市还批准了几份新办私营报纸的问题。以往新闻史界对此讨论很少，这一点之所以需要注意，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对私营传媒实行的是增量改造还是存量改造的问题。“新办”是增量，允许新办则私营报纸总量上有可能做大；“恢复出版”是存量，私营报纸总量上只能维持原状或减少。两者有着质的区别，涉及对私营报业鼓励还是限制的政策问题，反映的是改造旧有传媒的指导思想。
从目前资料看，当时新办私营报纸有三家，一是1949年7月在上海创办的两份小报《大报》和《亦报》，分别于1952年2月和12月停刊；一是1950年3月在广州创办的《广州标准行情》，1952年11月停刊，为经济信息类报纸。前两份报纸是根据上海当时分管宣传和文化工作的夏衍提议创办的。《大报》由冯亦代、陈蝶衣等主持，《亦报》由唐大郎、龚之方等主持，发表了不少文化名人，如周作人、张爱玲、张恨水、包天笑等人的作品。两份报纸的职员和作者多数解放前或是小报界中人，或是和左翼文化运动无涉的海派旧式文人。《大报》和《亦报》的主编者30年代就与在上海秘密从事党的文化工作的夏衍相识，夏衍随部队进城后，考虑到上海存在着大量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的需求，而长期游弋在花伶两界和底层市民中的旧式小报又问题多多，遂有了请冯亦代等人办新小报的设想。设想的提出多少有点个人色彩，但以后对两报的创办和管理却是相当审慎和严格的。两报开办前，上海市新闻出版处对小报文人和小报市场情况做了详细调查，调研者建议：“以现有小报的本质来说，小报实在是应该淘汰的。但以作为对落后的小市民的一种改换气质的辅助教育来说，则利用其习惯上对小报的嗜好，未始不是一种很好而且现成的工具。”“（小报）大多数人必须排除，内容亦必须重新加以检讨。”两报发行前，市就通过私人关系告知以后报社必须接受具体指导，创刊后新闻出版处还派有专人跟踪报告报纸动向。[44]《广州标准行情》的出版比较特殊，该报是香港工委财经委办的香港《经济导报》的子报，主办人为林铃。《经济导报》至今仍是香港著名的财经周刊，广东解放时《经济导报》成立了广州分社，分社以私营名义在广州登记注册了《广州标准行情》，主要是为了沟通香港和内地经济信息和市场行情，因为香港当时还是我国同非阵营国家唯一的外贸通道。[45]
是否允许新办私营报纸，在文件和指示中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所以新办并不违规。然而这几份报纸都不是“新闻纸”，更不是综合性报纸，问世有一定偶然性，且允许创办时也都考虑到短期内过渡性的使用价值，都在1952年底之前停刊，因此，它们的创办和“不容采取鼓励政策”的方针不矛盾，不等于建国后允许私营报纸做大。至于私营通讯社和广播，当时未见有新办的。
五．简短的结语
建国初期我国新闻业的转型，是在国家、经济翻天覆地大变革的背景下完成的，变革涉及各个领域，核心是高度组织化的集中体制，用现代化理论来，就可以看出这种体制的某种合理性。在现代化道路上，世界上不少“后发—外生型”国家和地区，如巴西、土耳其、韩国、等，经过革命或之类的动荡后，现代化起步阶段的高速发展都是在威权统治下取得的，以集中资源和人力，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这一战略在发展初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适用性”[46]。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路径，通常是经过三四十年积累后，再逐步实行政制，纠正威权治下产生的弊端，走上可持续的稳定发展道路。战争后一个世纪里，我国始终处于内外交困、战乱不已、国力孱弱、民生雕敝的状况，国民经济基本上已经崩溃。建国初期实行的如果不是这样一种集中统一的体制，就不可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度过难关，为以后我国工业体系的建立打下基础，使国家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和至今在现代化道路上仍步履蹒跚的许多非洲国家相比，和四十年后才进入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印度相比，建国初期我国所实行的体制以及很多政策，包括限制私营传媒的发展，其出发点可以理解。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种全新生产关系的建立，其总和所构成的新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着、法律和社会等上层建筑。新闻业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与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领域其他制度设置是一致的。一种社会制度之下，必然要有适应这一制度的新闻业，建国初期私营传媒的消亡，是后建立新的这一历史背景下的必然产物。这种向单一体制方向的转型，在建国初期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不是其他类型新闻体制可以比拟的。
[1] 孙旭培：《解放初期对旧新闻事业的接收和改造》，《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9月版。
[2] 施喆：《建国初期私营报业的改造》，《新闻大学》20xx年春季号。
[3] 曾宪明：《解放初期大陆私营报业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xx年第2期。该文注12中还提出一个看法：“较为流行的‘1952年，全部私营报纸实行了公私合营’说法有误。”其依据是《文汇报》1953年1月才由私营转为公私合营。笔者认为这一“正误”值得讨论。《文汇报》正式公布的公私合营日期的确是1953年1月1日，但1952年9月已被批准为公私合营，11月1日徐铸成在报社宣布该报已完成公私合营改造，公股已经进入，这在《上海新闻志·大事记》中是有记载的。推迟公布完成改造的不止《文汇报》一家，《大公报》等也是如此，这在《〈大公报〉百年史》等著述中有记录。直到1954年，文件中还提到需要这类报纸以私营面目出现，这是当时政策的需要。因此，以往1952年底完成改造的说法更符合史实。
[4] 当时《日报》等16家报纸每年赔耗即可折达5000万斤大米，具体情况可参见宁启文：《1949年～1956年大陆报业企业化经营概述》，《新闻与传播研究》20xx年第2期。此外还可参见1950年9月《关于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情况的通报》（《中国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第20～21页），通报中有很多报纸的亏损统计，提出的目标是“在1951年中消灭赔耗数字，做到自给自养”。
[5] 王相钦：《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河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39页。
[6] 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51～52页。
[7] 例如，1952年同上一年相比，商务印书馆出书种数下降73.3%，用纸数（令）下降44.9%；中华书局出书种数下降46.2%，用纸数（令）下降62.7%。笔者据《上海出版志》第二章附录部分综合统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xx年1月版。
[8] 笔者据《上海出版志》“总述”、“大事记”及第八篇第一章第一节“出版社的设立与管理”综合统计。
[9] 私营出版发行业的改造是1955年6月完成的，而剧团的改造过程比较复杂。建国初期由私营剧团改组而来的“民间职业剧团”，多为演艺人共有的“共和班”性质，1956年以后这类剧团转变为新闻、出版、电影、教育等行业所没有的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延续到前，而个体演艺人员临时组团的流动演出则长期存在。这方面情况可参见傅谨：《文化市场发展与剧团体制改革》，《文艺研究》1998年第4期。
[10] 《上海市文化局档案》，1949－1966：b9－2－16：第2页。转引自姜进：《断裂与延续：1950年代上海的文化改造》，《社会科学》20xx年第6期。
[11] 《选集》第四卷，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5页。
[12] 同上，第1479页。
[13] 《在全国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的批语》，《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292页。
[14]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选集》第五卷，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9页。
[15] 《不要四面出击》，同上，第23页。
[16] 《在中国党第七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同注11，第1431页。
[17] 《在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文集》第五卷，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46页。
[18] 《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文集》第六卷，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0页。
[19] 《现阶段国内的主要矛盾》，同上，第231页。
[20]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选集》第五卷，第81～82页。
[21] 逄先知、金冲及：《传》上册，文献出版社20xx年12月版，第236页。
[22] 《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文集》第六卷，第316页。
[23] 《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同上，第508～509页。
[24] 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中国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37页。
[25] 《〈红旗日报〉发刊词》、《〈红旗日报〉宣言》，《中国报刊广播文集》第二册，广播学院新闻系1980年5月编印， 第390、402页。
[26] 《关于我们的报纸》（署名洛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编：《中国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80页。
[27]《张友渔新闻学论文选》，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28] 《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中国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第189～190页。
[29]上海电影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电影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34页。《电影时报》是夏衍等人当时开辟的电影副刊阵地之一。
[30] 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本书编辑小组：《忆秋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314页。
[31] 据《上海电影志·大事记》历年年底统计数汇总。
[32] 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xx年12月版，第153页、162页。
[33] 见方汉奇前引书，第3～17页。光明、文汇等私营报纸在改造完成以后印数开始上升。
[34] 邓拓：《怎样改进报纸工作》，《中国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第323～324页。
[35] 《关于改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指示》，《中国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第1～2页。
[36] 见《中国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第290～291页。
[37] 《关于国际时事宣传的决定》，《文件资料选编》第二辑，新闻研究部编，第248页。
[38] 《政务院关于新闻秘书工作初步经验的通报》，《中国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第13～14页。这里附带提一下，近年来有些文章说，建国后最早的新闻发布会是上世纪80年代举办的，是说不确。就新中国而言，建国初就有了新闻发布会；就党史而言，建国前重庆时期的南方局也举办过新闻发布会；就新闻史而言，民元以后报刊上就时常可见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早期只是名称上通常叫做记者招待会而已，与新闻发布会无异。至于中国最早的新闻发布会发端于何时，笔者未做过专门考证，不敢妄言，但从晚清时期报纸大量创刊、通电满天飞的情况看，应当说当时就已经具备了产生新闻发布会的条件。
[39] 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私人可以办出版社出版书刊，可以办电影制片厂，但也没有放开私人办报这个口子。新经济政策结束以后，私营出版社尽管出书量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但一直延续到1939年才彻底消亡。相关情况可参见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4月版，第13～16页、第42～45页、第80页；余敏：《前苏联出版管理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xx年版5月版，第4～6页。
[40] 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588页、第591页。
[41] 见方汉奇前引书，第35页。
[42] 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中国大学出版社20xx年9月版，第340页。
[43]《关于未登记报纸施行新闻管制给华中局、华东局、西北局的指示》，《中国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第281～282页。
[44] 杜英：《文化体制和文化生产方式的再建立——建国初期对上海小型报的接管和改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xx年第2期。
[45] 有关这份报纸创办情况的记录很少，仅有的几份材料，包括林铃本人的回忆文章在内，内容也是相互冲突。此处从《广州市志·报业志》说。
[46] 张琢、马福云：《发展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xx年1月版，第170页。
构建西部矿产资源集群化特区可行性研究_地方战略论文 第七篇
摘 要：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阐述在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产业区域内，借助产业集群模式科学构建矿产资源特区。明确了产业结构、效能、技术创新、对外合作等因素在特区形成中的效用，旨在带动整个西部矿业资源产业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产业集群；矿产资源特区
1 经济特区与产业集群的发展
1.1 中国经济特区集群建设
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区域下的一个特别领域中一组相互关联的公司、供应商、关联产业和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或者说，集群是在某种产业领域里相互关联的公司和机构在地理上的集中。这些公司和机构同处于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
产业集群正是通过集群内大量的同行业企业和相关企业之间发展高效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形成高度灵活专业化的生产协作网络，而具有极强的内生发展动力和持久的生命力。长期的实践证明，产业集群已成为帮助国家产业成长的一种有效手段。
可以说，我国经济特区实践的成功就是集群经济在中国实际应用的成功。
1.2 西部集群建设现状
一是产业区内企业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专业化分工和基于共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之上的相互认同和协同关系，也没有形成上、下游产业及支撑产业相互关联的互补作用效应，更缺乏既竞争又合作的创新动力，因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而且，西部地区现有的优势产业或主导产业主要为能源、原材料和重化工业，即资源密集型产业，这种单一的资源密集型主导产业和初级加工方式极大地限制了产业链的延长，造成产业分工层次低，产品附加值低，资本积累速度慢，自我发展能力弱，产业竞争力严重不足。WWW.0519news.COm
二是产业链缺损，没有形成产业自身发展的内在机制。西部地区重工业的超前发展，导致了工业结构的畸形，使产业链缺损严重。加之，轻工业以及重工业内部加工工业发展水平低，工艺技术水平落后，从而形成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之间的技术断层和原材料产品结构与加工工业对原材料的需求结构之间的严重错位，大部分原材料输往区外，而加工工业所需的大部分原材料又从区外输入，无法通过上、下游产业之间的互动和外溢机制来促进区内产业关联群的形成与发展。
三是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没有形成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地方性合作网络。西部地区的现代工业主要是在国家大规模投资推动下、从外部移入而建成的，这就形成了以倾斜于计划直接调控的大中型骨干企业为主的企业规模结构，且大都集中分布在xxxxx和工矿城市，基本上按照“全能型”企业模式创建，形成集企业管理功能和社会管理功能为一体，基建、供应、生产、销售、生活服务自成体系的“大而全”的企业组织结构，其产品的70－90％销往区外，生产协作链条也部分甩在区外；同时，地方性小企业则规模不足，生产要素短缺且质量差，其产品主要在本地区寻找出路，很少得到大中型骨干企业的辐射效应。大中型骨干企业的远辐射性和地方小企业的内向性导致了两个关联程度极弱的循环体系双轨运行，使得企业与地方企业无法建立良好的分工协作关系，也无法通过企业间的共生互补效应来形成高效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地方合作网络。
四是缺乏适宜产业集群形成的制度环境。西部地区由于以纵向管理为主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还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金字塔式的企业组织结构还相当突出，各自为政，自成体系的现象还相当普遍，从而人为地割裂了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经济的本来内在联系，使得分布在同一区域内的相关企业在经济技术上难以协调发展，增加了企业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矛盾；同时，由于市场化改革滞后，计划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影响还根深蒂固，各种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为还较严重，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和地区间的流动还要受到各种壁垒的阻碍，从而制约了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集聚和关联产业群的形成。
2 建立西部集群式矿产资源特区必要性
2.1 矿产资源开发在西部经济中地位
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有力地支撑了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西部地区矿业产值占其工业总产值的18.47%，一批大型矿业基地和大型矿产企业的建设，加速了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的克拉玛依、青海的格尔木等这些由于矿业发展而崛起的城市同时也表明矿业开发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矿业在西部地区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有色金属产业已成为西部地区大部分省、自治区的支柱产业。
2.2 西部矿产开发问题突出
西部矿产资源在综合开发中存在主要有矿产规模小,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低,大矿小开,一矿多开,矿山设备简陋,经营粗放,掠夺性开采,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另外,有不少矿山已到中晚期,一些原料工业面临无米下锅的情况。许多矿山开采加工过程中浪费严重,开采和深加工技术落后。采矿过程中采富弃贫,开采回收率低,许多伴生矿产没有评价和利用等问题。
这些突出的问题就是因为不合理规划，产业链缺损，产业分工不明确，综合开发利用能力较低等直接原因，造成了低产量、低利润、高浪费、高污染的现状。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急需一种有效途径来缓解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这种途径要达到即可以加强矿产资源开发的合理性，又可以最大程度的延长矿产产业链条，使西部矿产资源产业结构达到最合理化的效果，只有借鉴经济特区模式的集群经济效应才能实现。
3 构建多种集群式矿产资源特区可行性
3.1 集群划分
（1）依靠历史传统产业基础形成和发展的产业集群。
（2）依靠资源形成和发展的产业集群，即按照成矿带划分产业集群。
西部资源成矿带的形成一般跨越了行政区划的限制，而在实际的开采过程中，由于区划的限制，成矿带内的资源不能连续开采，造成开采率降低。
西部地区的成矿地质背景有华北地台，扬子地台，塔里木地台，天山—兴蒙褶皱系。国家将三大成矿地质区将西部划分为十大资源集中区，即：塔里木能源资源集中区；柴达木能源化工矿产资源集中区；陕甘宁能源资源集中区等。
（3）依靠外部市场而形成和发展产业集群。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多为先有产品，再针对产品寻找目标市场，但是这种运营理念往往将自身的产业发展处于被动。我国西部的矿业产业一直以一种高消耗，低盈利，矿业产业链不健全的状态生存。总是粗放型的开采业设在西部，而利润和产品附加值较高的加工业设在不同的省份。区域的限制，造成了矿业加工产品的溢价增大，阻碍了西部矿业长足发展。依靠外部市场划分产业集群，就是要首先锁定目标市场，市场的需求，按照矿区—加工区—技术开发区划分产业带，这种集群带可以以矿区包围城区的形式构建。
（4）配套大型企业形成和发展一批产业集群。
围绕大型优势企业建立起的小产业集群，大型矿业企业的投资必然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构建此类集群时可以着重以这些企业为中心整合周边资源。
（5）在xxxxx城区出现的都市型产业集群。
都市型工业园区是特指以大都市独有的信息流、人才流、现代物流、资金流等资源为依托，以产品设计、研发、营销管理、技术服务和生产制造为主体，能在市中心区生存发展，并与城市功能和生态环境相协调，具有增值快、适应市场快等特点的工业集聚类型。
（6）通过规划下发展起来的产业集群。包括高科技园区、工业园和开发区等。目前国家级、省级及以下各类园区数量众多，其中一部分成功地形成和发展了产业集群区。不过主导下的产业集群经验上看是1/5的成功，4/5的失败。
（7）与民间两种力量混合作用发展起来的产业集群。
许多产业集群是最初自发萌芽，后来通过扶持逐步发展起来，但是也更有许多自发产业集群经的扶持而夭折的。
3.2 建立西部矿产资源特区外部环境促进机制
（1）着重发挥在矿业集群式特区形成中的引导作用
一是机构应慎重审批建设项目，加快或至少按时完成在建项目，使其尽快投产并发挥效益。只有在满足以上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考虑批准新的建设项目，新项目对当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要做多方面的论证和研究，慎重的进行决策。
二是在构建矿业集群总体思路下设计吸引外资（包括外商投资和东、中部投资）的政策，有目标地吸引那些具备产业带动优势和有产业关联效应或配套协作功能的项目进入区内，促进相生集群的发展和竞争优势的提升。
三是通过优惠政策引导对矿业集群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与矿业发展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通讯等，改善矿业发展和创新的外部“硬”环境。
四是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提高本区人力资源素质和人才资源存量，确保竞争性产业成长环境的形成。
五是在引导下建立一个完善的服务体系，包括各种规范的咨询和中介服务机构，为区内集群的成长提供组织、协调和保障。
六是营造有利于创新的“软”环境。通过建立产、学、研一体化机构，形成产业区内的创新中心；鼓励有协作关系的企业形成相互参股的渗透关系；加强技术创新，扶持创新活动。
七是主导逐步有序的开放资本市场，对重点矿产资源开发项目进行金融支持；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体制，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商业环境，让本地企业逐步发展壮大。
（2）完善对外合作机制，带动本土矿业企业竞争力。
我国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实施“走出去，引进来”对外合作战略成效显著，促成多个西部矿产资源本土和外资企业的合作项目，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西部矿产资源开发的力度和效能。
多种对外合作优惠政策无疑提高了外商企业对在我国西部建立贸易的兴趣，但是，极大地优惠可能造成外商对西部资源一味的掠夺，而忽视了对本土企业或对特区建设的协调。建立集群式特区的初衷之一为利用优势产业或企业的辐射作用带动特区内产业全面振兴。在这个前提下，应该提供外商企业和本土企业合作的优惠政策，来重点加强传统矿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郝晓辉.中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2］钟声.西北地区工业结构问题及优化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xx，（5）.
中国封建帝王是如何削弱相权的_历史论文 第八篇
摘要:专制主义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制度的核心。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从汉武帝开始削弱相权到明太祖废相,都体现了皇权的不断加强,相权的不断削弱,直至清朝设立军机处,使君主专制制度达到了顶峰。
关键词:君权与相权;;外朝;三省六部制;参知政事;内阁;军机处
专制主义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制度的核心。它的确立、完善和不断加强,反映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基本轨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集权制度的核心是皇权至高无上。宰相在我国社会集权制度内部可发挥双重作用: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既要,也可能因权力过重威胁皇权,因而形成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那么,古代封建君主为什么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呢?那他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呢?
一、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原因
古代封建君主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主要原因如下:1.皇帝达到集权的需要。2.封建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的地主阶级的顶端就是皇帝,所谓“家天下”。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天下归皇室所有,则制度上也肯定有一套相对应的“保权”机制。4.历史上宰相乱政的教训,是后来历代皇帝有所忌惮。这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就是集权不断加强,皇权不断加强,形成一套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制度。
二、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措施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为了加强统治,强化集权,设立了皇帝制度,其特征为皇权独尊、皇帝至上、皇位世袭;又设三公九卿制度,辅助皇帝处理国家政事。WWw.0519news.com此时君主主宰国家而没有其他任何力量可以对他有所制约。皇帝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官僚体制的变化原则:维护皇权、服务于皇帝。当时丞相李斯的权利也很大,主要是由于封建集权制度刚刚产生,还处于发育阶段,皇权的绝对地位还没有太明显。
汉初,任命功臣为相,丞相作为皇帝的高级助手,丞相掌握行政实权。汉高祖刘邦和汉惠帝刘盈分别以第一代功臣居前列的萧何、曹参为丞相。丞相作为皇帝的高级助手,实际上是朝廷中掌握行政实权的总理大臣。
汉武帝时频繁更换丞相,在位54年间,先后用相13人,其中有多人被免职或处死。汉武帝还特意从身份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选用人才,参与国家中枢的主要决策,这样就形成了由皇帝左右的亲信近臣构成的,又称“内朝”,在宫廷之内对重要政事先做出决策。而以丞相、御史大夫为首的官僚机构被称为“外朝”。汉武帝故意提拔布衣亲信组成,并有对国家政事先做出决策,将原属丞相的决策权分割给了,拥有决策权,“外朝”变为执行机构。由此达到了削弱相权、强化君权的作用。汉武帝用内朝官来压抑外朝官以侵夺相权,是汉代制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
唐代设三省六部制,三省的职责是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而决策、执行,以前都是丞相的职责。唐朝将其分开,同时增加了审核部门,即门下省,进一步分化相权。将相权一分为三。三省相互牵制,相互配合,首长均为丞相。同时,唐朝还设置政事堂,参政议政。各省长官和被冠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的官员,即可进入政事堂议事。凡进入参政堂议政的都是丞相。这些被冠以头衔的官员,由于本官品位都不高,因而进退较易,在使用上显得便利。这既有利于发挥臣下才智,又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的权力。 封建统治者鉴于唐朝后期割据混乱局面教训,不断的削弱和分割相权,以进一步加强皇权。三省六部有名无实,设中书门下、参知政事。宋朝就从三个方面来削弱相权:设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分割了宰相的行政大权;设枢密院,分割宰相的军权;设三司,分割宰相的财政大权。这些措施确实有效的分割了宰相的权力,确保了君权的独断地位。但它也给宋朝带来了官僚机构的膨胀臃肿,官员人浮于事的困境。
宋朝以后仍然有不同形式的措施以削弱相权,强化君权,而这一渐强,一渐弱也是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强化在的表现之一。
元朝开始是一省多相制,后改为两省多相制,又以中书省取代尚书省。
明太祖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权力,先是于洪武十三年杀掉丞相胡惟庸,皇帝自己直接管六部。他还下诏:“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但他的精力再旺盛,也管不了那么多的国事,因此到了洪武“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 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检讨吴伯宗为武英,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典籍吴沉为东阁。 又置文华殿大学士, 征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为之, 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但这些殿阁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而且品级很低,只有五品,以免擅权。它只能算是“内阁”机构的滥觞。
这样,明太祖废除了丞相制度,权分六部,直隶于皇帝,解决了君相矛盾。但必然导致皇帝负担加重,军国大事均由皇帝个人裁决,难免偏颇、草率。因此明成祖朱棣时设内阁,内阁逐渐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兼决策机构。尽管内阁权力日盛,但毕竟不同于宰相制。内阁只是皇帝的是从咨询机构,不无决策权。虽有内阁大学士大权在握的现象,但其权力并不来源于制度、职位,而是来自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支持与信任,一旦失宠,地位便一落千丈。可见内阁首辅的权力与前代丞相已不可同日而语,更谈不上制约皇权。
清朝沿用明制,亦设内阁和大学士。但清初军政大权掌握在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之手,1732年雍正帝设立军机处以后,实权又在军机处,内阁徒有虚名,变成只是传达谕旨、公布文告的机构。清末设立责任内阁,军机处和内阁均废。虽然清朝设置得军机处军机大臣的职权很大,但他们级别不高,且在皇帝面前只能跪奏笔录。军机处的设置使君主专制制度达到了顶峰。
从秦汉到明清,官制和机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这些变化,专制主义不断强化,皇权不断集中,相权不断削弱直至被废除。可见,宰相制度的演变是与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制度的发展和需要相一致的。
利用地下空间构建资源节约型武汉探析_地方战略论文 第九篇
摘 要：针对武汉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现状，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开发的有利条件以及开发存在的问题，就法律法规、总体规划和资金来源三面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武汉市更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关键词：地下空间；规划利用；规划；武汉
1 引言
经济的发展加快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同时也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对城市土地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是提高土地利用率，节约用地资源的重大举措。目前，武汉市在地下商场开发利用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益。但是，在地下空间利用总体规划方面还缺乏前瞻性。就具有武汉市标志性符号的洪山广场而言，现在正面临折了重建地铁站的问题。并且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以及资金的短缺在武汉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也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合理的规划利用城市地下空间已成为武汉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然途径。
2 武汉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现状
2.1 开发空间大，经济效益可观
为了规范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武汉编制了《武汉主城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明确了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功能、布局、规模和规划期限。在《武汉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暂行规定》中，还提出了武汉市地下空间将实行有偿使用的计划，这一规定为武汉市全面开发地下空间打下了基础。根据武汉市对王家墩商务区市政综合管理研究表明，采用地下综合管沟集约化建设地下管线比分散直埋地下管线投资节约18%，经济、社会效益也十分明显。www.0519news.CoM
2.2 功能单一，规划不合理
目前武汉城市发展的问题迫使人们意识到地下空间利用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导致了地下空间的开发缺乏统一规划，地下空间建设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地上、地下空间不协调。
一般来说，衡量一个城市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dp）。近几年来，武汉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土地利用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强烈。据专家预计，一个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1000美元，就认定有能力开发利用地下空间。20xx年武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4700美元。但是，武汉市90%以上的地下空间用作停车场，而这些停车场之间功能较单一，利用率不高。到20xx年，武汉市的总人口均在1300万人到1700万人之间，机动拥有量将达到180万辆甚至240万辆。不合理规划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带来了武汉市市区交通的压力。尤其是当初建洪山广场时认为洪山广场地铁2号线站在洪山体育馆北侧，而现在要改在洪山广场正下方，这样不管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交通压力方面都将带来很大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如果当初规划时在洪山广场部分分区留下空地或简易建设，那么广场下地铁站的建设将大大减少了拆迁量以及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
2.3 ，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开发地下空间在增强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环境，实现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所起的作用，以及预期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武汉在开发利用地下空间所面临的挑战。如果按照武汉规范中的王家墩商务区人防地下面积约70万平方米耗资约30亿元来计算，每平方米建设成本将达到4500～6000元。那么王家墩商务区规划中约300万平方米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将需要投入资金135亿～180亿元。70km地铁至少需要投资260元。可见，武汉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将面临着严峻的资金困难。不仅如此，武汉市地下空间的开发还面临着法律法规不完善等问题。虽然有些法律、法规的规范涉及到了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如《城市规范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防空法》、《建筑法》等，但在这些法律法规中缺乏对地下空间开发的具体规定。一是没有合法的土地批准文件，权利范围不明确；二是土地权属界定不清晰。由此造成了许多部门都朝着各自的目标方向发展，短期行为严重。
3 武汉市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的建议
3.1 完善法律法规
为落实武汉市建设以“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为主题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观，应积极研究制定关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相关法规及配套文件。《上海市城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审批和房地产登记试行规定》明确：地下土地使用权范围为该地下建（筑）物实际所及的地下空间范围。《规定》还明确界定地下空间分别采取不同的审批模式。一类是“结建地下工程”，即同一主体结合地面建筑一并开发建设的地下工程，结建地下工程随地面建筑一并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另一类是单建地下工程，即开发的地下工程。也就是说单建地下工程的建设单位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取得项目批准文件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应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在武汉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借鉴上海市《规定》，考虑成立《武汉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审批规定》，明确规定地下土地使用权范围、审批模式；保护其地上所有者的权利和所有物；制定地下空间使用权出让价格标准，减少因所有权以及价格引起的纠纷。同时还要规范职责与义务，减少官员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的寻租行为。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实施中真正做到“规划、管理、开发有法可依，使用合理”，为武汉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3.2 科学规划
与世界上城市立体化程度较高国家相比，我国地下空间开发还处于起步阶段。当务之急，最需要的是进行科学的城市地下用地规划。在地下空间规划中，应吸取地上空间规划那些突出的教训。从大处着眼，先进行城市土地总体规划，然后再进行市政和商业用地规划，并且做到地上与地下相统一。由于地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具有不可逆的特性，我们应充分发挥城市规划的指导作用，做到长远规划，分期实施，有计划有步骤的推进武汉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健康发展。
（1）武汉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必须从实际出发，做到科学合理。武汉是一个山水城市，在修建过江隧道时，应全面了解地质情况，不可一意孤行。地下空间一旦开发利用，地层结构将不可能恢复原状，而人防、地铁、过江隧道、各种工程管线都在开发建设，已建的地下设施将影响到周边地区的使用，一旦陷入混乱将导致未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做到坚持以人为本，合理设计。对人防、地铁、过江隧道以及各种工程管线应统一规划，和谐发展。比方说，没必要将江山广场全部拆掉重建，在地铁站修建时可以避开地下通道，在地下通道若干米的地方展开。保留地下通道一方面可以带来机动车的畅通出行；另一方面也为地铁施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设计地铁线路时，避免线路重复，实行郊区轨道的均衡布局；合理设计换乘站点，及时疏散人流。这就要求我们全面地看待发展，而不能继续零碎地进行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
（2）武汉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还应充分体现艺术品位和文化素养。将地面上各个功能、形状各异的建筑通过地下空间联系起来，避免式开发的情况。在日本东京，大手町，银座和新宿这些地铁站的大厅与周围建筑的地下室连接起来构成了强大的地下人行通道网络，在补充地上人行道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建议将地铁与其它交通工具的乘坐上下站与地下商城进出口有机结合起来，一起开发。有效的与现有交通方式整合，譬如下了飞机坐地铁，出了地铁进公交台。这样不但可以方便乘客出行，而且可以节约时间，提高人们的生活工作效率。同时，地铁还应以武汉为龙头大力促进武汉城市圈的发展。 地下网络还可以保护人们不受坏天气的侵袭。由于上跨式立交严重影响城市景观，市中心区最好采用下跨式立交，不但不会破坏城市景观，还能很好的改善道路的通畅性。澳大利亚著名建筑设计大师柯林•达尔顿建议，武汉开发地下空间应与地面建筑的建设形成互补，利用地下空间替代地上部分功能，让地上充分发展。法国著名建筑设计大师德尼斯•岚明认为，地下空间出口处应设有完善的公交换乘体系，以方便人流进出。最终实现地上空间与地下空间的和谐，进而促进人与环境的和谐。
3.3 拓宽渠道
地下空间的开发建成是一项投资大、工期长的巨大工程。合理开发武汉市地下空间仅靠国家拨款和地方财政的支出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我们打破单一的投资形式，形成、企业、社会和国际资本共同投资的多元化格局。
（1）研究制定优惠政策。在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中，对非经营性性项目可采用包干制，代建制或工程项目采购制。对准经营性项目，可采用通过项目公司安排投，以“设施使用协议”为载体，以“有偿供给”为基础，积极推向市场，吸引更多的民间、社会或外商资本参与城市建设。开展对扩大地铁、地下街、大型地下综合体及其他用于商业用途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渠道专项研究，通过制定相关的财政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形成政策导向，积极吸引国内外资本参与开发。
（2）成立地方金融机构。建议由建设银行出资成立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开发经营城建项目，接受委托经营土地资源，旧城拆迁，改造，对城建相关项目及企业进行投资，参股。对于地下商场和地下停车厂的修建，采用企业独资型。而地铁的修建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通过发行债券或采取bot、ｔｏｔ、ｂｔ、ｐｐｐ等的做法结合武汉实际综合多种开发形式，拓宽渠道。据哈佛大学建筑与都市规划终身教授彼得•罗介绍，日本东京的地下利用空间，可以容纳整个城市70%-80%的人口。他建议，武汉开发地下空间和轨道交通，可采取公私合营的方式，以减轻资金压力。
4 结语
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对我们节约土地资源、解决城市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和提高城市综合效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完善法律法规，考虑成立《武汉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审批规定》，明确规定地下空间所有权及审批程序；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地上、地下空间和谐开发、科学规划；通过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成立地方金融机构拓宽渠道，最终加速地下空间开发，构建资源节约型武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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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ＦＤＩ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_地方战略论文 第十篇
关键词：fdi；技术溢出效应；对策
1 引言
福建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在利用外资方面成绩卓著，福建省实际利用外资额从1979年的83万美元增加到20xx年的718489万美元，截止20xx年底，全省累计利用fdi协议金额达1089.21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645.89亿美元。可以说，福建省在引进fdi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福建省企业是否从引进fdi中获得了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国家长期以来所推行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策略在福建省是否成功有效，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对福建省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深入研究，希望更好地服务于福建省fdi的引进工作，同时该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并且对于全国其他地区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福建省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
2.1 模型的设定
在实际测算fdi 技术溢出效应对福建省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时，本文将fdi促进技术进步的渠道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效应，外资企业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指外资企业相对国内企业的要素生产率优势。wWW.0519news.Com另一类是间接效应，间接效应是指外资企业通过自身相对较高的要素生产率对国内企业产生技术溢出，从而通过促进这些企业的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种技术溢出的程度取决于fdi数额占我国总投资的比重，如果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存在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则这一比重越大，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也越明显。
本文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本模型设立模型过程如下：
其中，yt、lt、kt、at分别表示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α、β分别表示劳动力和资本的产出弹性。本文借鉴了levin&raut(1997)的思想，同时根据前文的，将fdi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因素分为两类：①外资企业相对国内企业的要素生产率优势；②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也就是假定全要素生产率是由fdi、fdi占总投资比重(反映外资企业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剩余生产要素所反映的外生影响因素内生决定的。从而建立fdi内生化的技术进步模型如下：
其中，bt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的残余值，度量了影响技术进步的其它各种因素；sharet代表fdi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fdi代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金额；θ为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相比的相对生产率系数，反映了外资企业相对要素生产率优势促进技术进步的直接作用；η值的经济涵义是很明显的。如果，η=0表明外资企业对福建省当地企业没有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此时fdi的技术进步的作用仅限于直接效应。如果η>0，说明流入福建省的fdi对当地企业存在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如果η<0，则表明fdi对福建省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存在一定的阻碍效果，这种负作用的造成，可能是因为具有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的外资企业进入当地市场，可能会排挤或挤出当地企业，降低当地企业在市场中的份额，同时外资企业也可能通过其雄厚的资本和广泛的信息来源，挖走当地企业的优秀人才，占用国内的稀有资源，从而造成当地企业的生产能力下降，抑制当地企业的经济增长。
将式（2）代入式（1），得到：
对式（3）两边同时取对数，得到：
利用泰勒展开，当x比较小时，有ln(1+x)≈x。于是上式可以写成
（5）式即为本文基本计算公式，它可以用来估算fdi对产出的弹性和技术进步的综合效应。
2.2 变量选取及数据描述
基于中国从1979年开始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及统计数据可获取性两方面的原因，本文选取福建省1979年至20xx年的数据，主要数据来源于《福建省统计年鉴20xx》和《中国统计年鉴20xx》，汇率数据则来源于中国外汇管理局的《统计数据与报告》和“中国银行网”。
产出yt，我们采用以1952年为基期的实际gdp；劳动力lt，我们采用每年年底的全社会从业人员数；资本存量值kt，在这里我们运用目前已被普遍采用的测算方法——戈登史密斯(goldith)在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基本公式如下：
(6)式一共涉及到四个变量，a.当年投资i的选取；b.投资品价格指数的构造，以折算到不变价格；c.经济折旧率δ的确定；d.基年资本存量k的确定。
我们采用、吴桂英、张吉鹏（20xx）的方法，采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标衡量当年投资i；采用投资隐含平减指数作为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pt的代替；用9.6%作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δ；基年的资本存量k，我们采用杨格(young，2000)的方法，即用各省区市1952年的固定资本形成除以10%作为该省区市的初始资本存量，得到福建省1952年的资本存量为9亿元。选择1952年作为基年，是由于在永续盘存法的意义下，如果基年的选择越早，那么基年资本存量估计的误差对后续年份的影响就会越小，所以在本文中，我们采用的基年是1952年。
统计年鉴上fdi均采用美元计算，研究中，我们用各年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将fdi换算成币计价，再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得到相关数据。
2.3 计量
为了保证利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估计的有效性，我们首先对方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和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一方面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另一方面，模型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但由于lnfdi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予以剔除，其余变量5%的水平上显著。最终回归结果如下：
方程式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尤其是资本的投入对福建省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0.740720，即外资企业占福建省总投资额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带动福建省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740720个百分点，说明流入福建省的fdi对对当地企业产生了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支持了“fdi对福建省产生了积极技术溢出效应”的假设。3 结论及对策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的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福建省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极大地促进了福建省的技术进步。同时，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福建省fdi的引进工作，本文在对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基础上，提出如下提高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对策：
（1）提高引进外资质量，优先引进技术先进的外资企业。引进与本地技术水平相当的企业，容易陷入产业结构的重构，而且不利于长期的技术进步与市场完善。之所以应引进较为先进的技术，是因为他们决定了福建省可以学习的技术水平，外资企业所拥有的技术越先进，意味着福建当地企业学习的空间越大。但是也不能盲目追求高尖技术，要与自身的能力相匹配，否则会大大降低溢出效应，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2）鼓励本地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要更好地促进技术溢出的发生，必须提高当地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缩小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通过内外资企业间的竞争更好地获取技术溢出的效果。要鼓励当地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这是提高当地企业吸收能力的关键，研发活动会增强企业的吸收和创新能力，加大企业基础性的研究开发，激励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当地企业从事基础研究，提高企业运用先进技术的效率，增强企业潜在的吸收能力。
（3）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企业通过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提高企业成员的学习能力，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发达国家的经验证实，国外资本的竞争优势往往和当地人力资源的开发结合在一起，随着这些人员流向内资企业，其所掌握的技术也将随之移动，这必将迅速的提高本土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竞争力。
（4）增强内外资企业间的竞争。竞争是导致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内外资企业间的适度竞争可以促进当地企业吸收fdi技术溢出。因此，要逐渐取消外资所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为外资企业和本地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一方面在垄断行业适度引入竞争，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另一方面促进跨国公司在本地市场展开竞争，这样会促使它们为了获取市场份额和利润而加大研发的投入，这样既可以促进外资企业向本地企业的技术转移，使得东道国企业有更多学习和吸收外商投资企业先进生产技术的机会，又有利于本地企业获得技术的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1］blomstrom m.and a. kokko.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spillovers［j］.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1998，(8)：247-277.
［2］ ramirez m d.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mexico： a cointegration ysis［j］.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00，37(1)：13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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