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调研报告网模板精华

2022-08-17

【调研报告】导语，我们眼前所阅览的本篇有56442文字共七篇，由卫佩兴尽心厘正后发表！法官是指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产生，在司法机关（一般指法院）中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是司法权的执行者。在不同法系的国家中法官的角色不尽相同，但要求都是不偏不倚、不受他人影响或掣肘、刚正无私地根据法律判案。如若你对这文章有什么独特的建议，也可以上传分享给大家！

中国调研报告网

2022年中国调研报告网模板精华篇一

中国网购市场概述及报告关键数据

一、研究背景及市场概述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7月份发布的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xx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亿，较20xx年底增加277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较20xx年提高个百分点。

从网络购物的优势来看，商品种类丰富、价格低廉、送货上门、省时省力等成为网民选择通过网络渠道购买商品的几大主要原因。艾瑞报告数据显示，20xx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全年达到4980亿元，20xx年上半年网购规模就已经达到3412亿元，同比增长%。可见，中国网络购物市场规模获赠在以令人瞠目的速度膨胀。

从网民的网络消费行为来看，以往以低价物品为主要购买对象的局面正在改变，购买物品的范围也已经覆盖了衣食住用行等网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的金额也上升到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元。

从手机产品来看，尽管目前传统渠道仍然是消费者购买手机或者手机配件的主流之选，但通过网络购买手机，尤其是购买手机配件的用户已经比比皆是。那现在到底有多少用户曾经通过网络购买过手机或者手机配件呢？他们的行为具有哪些特征？他们是否遭遇过欺骗问题？

(图) 20xx年中国手机配件网购行为调查研究报告

为了全面深入了解通过网络购买手机/手机配件的用户的购买行为特征及在购买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问题，以及未曾通过网络购买过手机/手机配件的用户未来通过网络购买的意向，互联网消费调研中心ZDC进行了此次有奖调查。调查问卷在ZOL首页及新浪微博挂出，从8月23日至8月29日，历时7天，共回收问卷1266份，通过对Ip地址、注册邮箱、答题完整度等信息的过滤和筛选，共得到有效问卷1245份，问卷有效率为%。基于这些第一手调查数据，ZDC撰写了《20xx年中国IT网民网购手机/手机配件用户调查研究报告》，以期能够为市场各方提供参考依据及策略支持。

本次调查形成的调查研究报告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20xx年中国IT网民网购手机行为调查研究报告》；此报告为第二部分，《20xx年中国IT网民网购手机配件行为调查研究报告》。

注：由于调研样本主要来源于ZOL网站，可能会对调研结果产生影响。

报告关键数据：

● 曾经通过网络渠道购买过手机配件的IT网民比例累计为%。

● 价格比实体店便宜网民通过网络渠道购买手机配件的主因，占比%。

● 七成以上的网民表示会先从网上或者卖场了解手机行情。

● 六成以上网民表示对鉴别手机配件真假的方法比较了解，甚至非常了解。

● 半年到一年买一次手机配件的网民比例最大，占比%。

● 五成以上网民曾经通过网络渠道购买手机配件的次数在3次及3次以上。

● 手机电池及手机套/壳/包为网民购买最集中的手机配件产品。

● 淘宝商城及淘宝数码网店/店铺成为网民网购手机配件最集中的渠道。

● 网民累计网购过的手机配件价格以200元以上为主。

● 购买正品行货配件的网民占比最大，为%。

● %的网民表示在购买手机配件时最注重的因素是质量。

● 两成网民表示曾经主动购买过山寨/高仿手机配件。

● 六成以上网民对所购手机配件比较满意。

● 遭遇问题时，通过电话/在线渠道要求经营者退换货的网民最为集中。

● 网购手机配件过程中遭遇问题，解决问题过程较为曲折者占主流。

● 超八成网民明确表示今后仍会通过网上购买手机配件。

六成网民曾通过网络购买手机配件

二、中国IT网民网购手机配件前期准备行为研究

1、近六成IT网民曾通过网络渠道购买过手机配件

● 曾经通过网络渠道购买过手机配件的IT网民比例累计为%

随着B2C电子商城及团购网站的蓬勃发展，加入到网络购物行列的网民比例正在与日俱增，不光价格相对较低的手机配件成为网民网购的对象，售价相对较高的手机也成为网民网购的对象。

ZDC调查数据显示，曾经通过网络渠道购买过价格相对较低的手机配件的网民比例累计为%，与通过网络渠道购买过手机的网民比例不相上下。可见，网购已经成为网民的一种普遍和日常行为，与商品的价格高低无关。

(图) 您是否通过网络购买过手机/手机配件？

2、选择网络渠道购买手机配件的原因

● 价格比实体店便宜网民通过网络渠道购买手机配件的主因，占比%

ZDC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价格比实体店便宜而选择通过网络渠道购买手机配件的网友比例占到%，近七成。可见，价格优势仍然是网民选择网购渠道的主要原因。

由于喜欢的配件在实体店买不到而选择通过网上购买的网民比例为%，这跟网店进货渠道多样化、产品类型多样化有直接关系。由于送货上门、赠品等其他因素而选择网络渠道的网友比例均在10%以下，相对较低。还有的网民因为曾经在实体店有过上当受骗的经历而选择网络渠道购买。

(图) 您为什么会选择从网上购买手机配件？

3、网购手机配件之前的准备工作

● 七成以上的网民表示会先从网上或者卖场了解手机行情

ZDC调查数据显示，%的网民表示在网上购买手机配件之前会先通过网络或者卖场了解价格等行情，同时会查看卖家信誉及网友评论的网民占比%。另外，跟从网上购买过的朋友沟通、了解情况的网民比例为%，而什么都不做，直接下单购买的网民比例仅为%。可见，网民的网购行为正在日趋理性和成熟。

(图) 您从网上购买手机配件之前做过哪些前期准备工作？

网民网购手机配件频率较高

4、是否了解鉴别手机配件的方法

● 六成以上网民表示对鉴别手机配件真假的方法比较了解，甚至非常了解

由于手机配件市场门槛较低，因此市场上尤其是网络市场上产品水平层次不齐，鱼龙混杂，稍有不慎，消费者就会跌入陷阱。而如今，随着网络市场的蓬勃发展，网民对网购产品质量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

ZDC调查结果显示，%的网民表示自己几乎天天泡在手机网站或手机里，对鉴别手机配件真假的方法非常了解，另有%的网民表示自己经常上手机网站或到手机里查看相关信息，对鉴别手机配件真假的方法比较了解。可见，网民的网购经验正在不断丰富。

(图) 您是否了解鉴别手机配件真假的方法？

三、中国IT网民网购手机配件行为特征

1、中国IT网民网购手机配件的频率

● 半年到一年买一次手机配件的网民比例最大，占比%

ZDC调查数据显示，中国IT网民购买手机配件的频率以半年到一年购买一次最为集中，占比%，三个月到半年买一次与一年至两年买一次的网民比例较为接近，均在两成左右。一到三个月买一次的网民比例占比一成。两年以上买一次的网民比例最低，仅为%。可见，手机配件作为快速消费品，网民购买的频率还是相对较高的。

(图) 您购买手机配件的频率是？

● 原来没有这项配件、新添配件为网民购买手机配件的主要原因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及手机功能的增多，手机配件越来越成为众多手机用户日常成活中不可或缺的产品。ZDC调查数据显示，中国IT网民购买手机配件的原因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新添配件和原来的配件损坏/丢失两大原因上，二者分别占比%、%。

(图) 您购买手机配件的原因是？

五成网民网购手机配件3次及以上

2、网购过的手机配件次数分布

● 五成以上网民曾经通过网络渠道购买手机配件的次数在3次及3次以上

ZDC调查结果显示，中国IT网民中曾经通过网络渠道购买手机配件的次数在3次以上的网民比例已经达到%，购买过3次的网民比例为%，二者累计占比%，超五成。而购买手机配件的次数在2次及以上的网民比例则累计达到%，可见，通过网络渠道购买手机配件在网民中已经非常普遍。

(图) 截至目前，您通过网络渠道购买过几次手机配件

3、网购过的手机配件种类分布

● 手机电池及手机套/壳/包为网民购买最集中的手机配件产品

随着智能手机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尤其是苹果iphone的问市，带动了手机周边产品市场的蓬勃发展，从种类来看，适用于手机的配件不胜枚举。ZDC调查数据显示，手机电池、手机套/手机壳/手机包成为网民购买最集中的两类手机配件产品，占比分别为%、%。手机耳机、手机存储卡、手机充电器等产品的购买比例分布而在30%-40%之间。其他手机配件的购买比例均在三成以下。

(图) 截至目前，您通过网络渠道购买过以下哪些手机配件？

4、网购手机配件的渠道分布

● 淘宝商城及淘宝数码网店/店铺成为网民网购手机配件最集中的渠道

ZDC调查结果显示，中国IT网民通过淘宝商城及淘宝数码网店/店铺购买手机配件的比例最为集中，分别占比%、%。这跟淘宝创立较早、产品种类丰富、支付宝支付便捷有较大关系。另外通过京东/新蛋/当当等B2C电子商城购买手机配件的网民也达到一定比例，占比%。通过其他网络渠道购买手机配件的网民比例均在10%以下。

(图) 您曾经在以下哪类网站购买过手机配件？

购买正品行货配件的网民占比最大

5、网购过的手机配件价格分布

● 网民累计网购过的手机配件价格以200元以上为主

前面的调查结果显示，八成以上网民通过网络渠道购买手机配件的次数在2次以上，可见，部分网民在手机配件上的花费不会很低。ZDC对网民手机配件花费的调查结果显示，累计购买过的手机配件价格在200元以上的网民占据主流，占比%。其次为花费在101-200元之间的网民比例，累计为%。

(图) 您累计购买过的手机配件价格在？

6、网购过的手机配件属性分布

● 购买正品行货配件的网民占比最大，为%

ZDC调查数据显示，中国IT网民中网购的手机配件以正品行货配件为主，占比%，购买厂商授权的其他品牌配件的网民占比%。购买水货配件的网民比例为%。另有%的网民购买的是山寨手机配件。值得关注的是，不清楚自己购买的手机配件属于哪种类型的网民比例达到%，可见，目前手机配件市场上产品种类繁多，消费者很容易不知所措。

(图) 您所购买的手机配件属于以下哪种类型？

7、网民购买手机配件最注重的因素

● %的网民表示在购买手机配件时最注重的因素是质量

ZDC调查数据显示，网民通过网络渠道购买手机配件时最注重的因素是质量，占比%，其次为价格，占比%，注重功能/实用性及品牌的网民比例分别为%、%。而是否原装正品、外观怎样对网民来说则无关紧要。

(图) 您从网上购买手机配件时最注重的因素是？

绝大多数网民拒绝山寨手机配件

8、山寨手机配件购买行为

● 两成网民表示曾经主动购买过山寨/高仿手机配件

ZDC调查结果显示，明确表示未曾主动购买过山寨/高仿手机配件的网民比例为%，可见，大多数网民还是倾向于购买质量有保证的正品配件的。但山寨手机配件也不是没有市场，有%的网民明确表示自己曾经主动购买过山寨/高仿手机配件。

(图) 您是否主动购买过山寨/高仿手机配件？

9、网民对网购的手机配件的满意度评价

● 六成以上网民对所购手机配件比较满意

ZDC调查数据显示，%的网民对其在网上购买的手机配件感到比较满意，感到一般满意的网民比例为%。值得关注的是，感到不太满意与非常不满意的网民比例累计也为%，将近两成，此比例远远高于网购手机的网民满意度。可见，价格低、门槛低的手机配件市场上产品鱼龙混杂的程度要高于手机市场。

(图) 您从网上购买的手机配件在使用过程中是否满意？

10、网民在网购手机配件过程中对不满意产品所采取的措施

● 通过电话/在线渠道要求经营者退换货的网民最为集中

ZDC调查结果显示，网民在网购手机配件过程中对不满意的产品所采取的措施以通过电话/在线渠道要求经营者退换货为主，分别占比%、%。

找商城或者网站客服投诉的网民占比%。而通过其他渠道解决问题的网民比例则相对分散，其中到网站社区(、博客等)发帖的网民比例为%。

(图) 对于购买到的有质量问题/劣质/山寨的手机配件产品，您采取了以下哪种措施？

80%网民表示今后仍会网购手机配件

11、网购手机配件过程中遭遇的问题的解决结果

● 网购手机配件遭遇问题，解决问题过程较为曲折者占主流

ZDC调查数据显示，网购手机配件过程中曾遭遇问题的网民中，近网民的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但只有%的网民表示解决过程比较顺利，高达%的网民表示虽然问题解决了，但解决的过程比较曲折和困难。另有%的网民表示到现在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看来，网购风险及售后问题存在于任何一类网络购物行为中。

(图) 您所遭遇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12、未来网购手机配件意向

● 超八成网民明确表示今后仍会通过网上购买手机配件

ZDC调查结果显示，尽管通过网络购买手机配件存在风险及售后服务难的问题，但仍有%的网民明确表示今后仍会通过网上购买手机配件，表示说不好的网民占比%，仅有%的网民明确表示今后不会再通过网络购买手机配件。可见，通过网络购物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尽管有风险，广大网民仍然愿意选择这种便捷的购物方式。

(图) 今后您是否还会从网上购买手机配件？

● 产品质量难以保证，易出问题是网民不再通过网上购买手机配件的主要原因

在今后不会再通过网络渠道购买手机配件的网民的调查中，产品质量难以保证、易出问题是网民选择的不再通过网络渠道购买手机配件的主要原因，占比%，近三成。另外，由于出了问题，退换货麻烦/不能退换货的原因而不再通过网络购买手机配件的网民比例为%。选择无法确保产品是否正品和目前高仿、山寨产品太多原因的网民占比分别为%、%。整体来看，产品质量是网民不选择网络渠道购买的主要原因。

2022年中国调研报告网模板精华篇二

二、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实证

这一部分的调研工作，调研组主要通过对未来改革的利益各方，即法官群体、检察官群体、律师群体、鉴定人群体和侦查人员群体进行问卷调查的形式展开，以期掌握这些司法群体对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整体需求及具体的改革意见和建议，为后续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立法和理论研究提供翔实、准确、客观的实证资料。

（一）司法鉴定制度的宏观改革

1．改革的整体需求

关于现行鉴定制度是否需要进行改革的问题，总体而言，86. 59％的调查主体认为有必要对现行的刑事司法鉴定制度进行改革，13.4％的调查主体认为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基本能够适应当前刑事诉讼发展的要求，在近几年的时间内不需要进行修改。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在填写问卷的74名法官中，认为需要修改现行鉴定制度的有61人，占法官总数的82.43%；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13人，占法官总数的17.57%。在填写问卷的85名检察官中，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的有65人，占检察官总数的76.47%；认为鉴定制度无需修改的有20人，占检察官总数的23.53%。在填写问卷的61名律师中，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的有54人，占律师总数的88. 52%；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7人，占11.48%。在填写问卷的20名鉴定人员中，17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占鉴定人总数的85%；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3人，占总数的15%。WWW.0519news.cOm在填写问卷的49名侦查人员中，42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占总数的85.71%；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7人，比例为14.29%。

以各调研地区为轴线进行对比，市有118名司法人员认为应当对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进行修改，占地区调研总人数的84.89%；青岛市有52名司法人员表示修改现行鉴定制度很有必要，占青岛地区调研总人数的77.61%；在呼和浩特市，有69名司法人员表示赞同修改现行鉴定制度，占内蒙古地区调研总人数的83.13%

上述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从总体而言，还是各地区抑或各司法部门的角度，赞同改革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比例都在75％以上。可见，在实践中对于修改司法鉴定制度的需求比较高。

第二，与上文司法鉴定制度落实情况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约36.39％的司法主体认为虽然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能够得到基本落实，但仍然需要对其进行改革。这说明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所反映出的各种问题，不仅仅是由于各司法部门有法不依造成的，现行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2．改革的主要方面

课题组设计了“目前司法鉴定制度中亟须改革的事项”这一问题，选择内容共涉及“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鉴定人的选任程序”、“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和“鉴定结论的效力”五个方面。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104名填写问卷的法官中，有41人选择了首先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1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9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15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18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45名检察官中，有57人选择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17人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18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22人选择修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31人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05名填写问卷的律师中，有36名律师首先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5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8名律师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25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1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在23名填写问卷的鉴定人中，有7名鉴定人选择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名鉴定人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5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8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62名侦查人员中，有3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2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4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14人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

比较上述数据，可以发现：法官和检察官群体对改革事项选择的比例是大致相同的，都认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是最需要改革的事项，其余各方面的比例都维持在10％至20％之间。在律师群体中，仍然以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为首选改革事项，但其迫切程度显然要低于法官和检察官群体。此外，律师群体中仅次于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需求是鉴定人的启动权问题，其比例接近25%。在侦查人员群体中，首选事项为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其次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鉴定人的选任程序”和“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二者的比例相对较低，都低于10%，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改革事项与侦查人员自身的侦查工作关系不大的结果。对于鉴定人来说，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比例最高，远远超过其他群体对于这一改革事项的比例，其次为鉴定结论的效力和鉴定事项的范围，可见，这三类改革事项都与鉴定人的日常鉴定工作有重要的联系。

以修改的主要事项为主轴进行统计，五类改革事项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占总数的38.95%;“鉴定结论的效力”，占总数的20.96%;“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占总数的16. 17%；“鉴定事项的范围”，占总数的13.21％和“鉴定人选任程序”，占总数的10.71%。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市的五类司法主体中，有86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2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34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31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45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青岛市，有37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4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19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5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呼和浩特市的五类司法主体中，有52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1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20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2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具体对比见下图：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总体而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各司法主体普遍认为应当进行修改的事项，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同样也占有较大的比例。这就说明，虽然《决定》对司法鉴定体制进行了改革，但改革之后，实践中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

第二，各司法主体对待该问题的主观意见可谓各有侧重。例如，侦查人员对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最为关注。鉴定人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最为迫切，其比例近乎半数。律师对于鉴定程序启动的改革较为关心，其比例是各主体同一改革事项中最高的。各主体对于改革事项的侧重点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对于侦查人员来说，鉴定结论无效将直接影响其侦查的效果，鉴定管理体制对于鉴定人个人来说至关重要，律师对于鉴定制度能否向控辩平衡改革即辩护一方能否取得与控诉方相同的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为主要关注点。由是观之，在推动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中，要注意各诉讼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

第三，从调研城市的角度进行，三个城市的大致比例是相同的，都是以“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为最需要修改的事项，其次为鉴定结论的效力，鉴定管理体制的比例都在35％至45%之间。其中，青岛市的这一比例略低，呼和浩特市略高，市居中。即在司法鉴定改革的宏观方面，地域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经济因素不是导致其改革的主要因素。

（二）司法鉴定程序改革

1.控辩双方的鉴定程序参与权

鉴定程序参与权是一项非常广泛的权利集合，其一般包括鉴定程序的启动权、鉴定结论的质证权、鉴定过程的审查和监督权、鉴定的知情权等一系列具体的诉讼权利。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没有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鉴定程序参与权，承担控诉职能的检察官享有依职权启动鉴定程序等各项与法官相同的鉴定程序的权力，辩护一方的当事人享有的鉴定程序参与权极少，其只享有申请鉴定人回避和鉴定程序启动的申请权。如何维持控辩双方诉讼力量的基本平衡，遵循对抗制下平等武装的基本原则，尊重当事人的诉权行使，是改革鉴定程序参与权分配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课题组针对该问题设计了控辩双方都享有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和控辩双方都不享有鉴定程序的参与权两种改革的模式。总体而言，在所有受调查的276名司法主体中，有215人认为控辩双方都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较为合理，占77.90%；有61人认为双方都无权的改革模式更合理，占22.1%。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填写问卷的76名法官中，有61人倾向于控辩双方都享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方式，占法官总数的80.26%；有15名法官认为控辩双方都无权的方式更合理，占法官总数的19.74%。在检察官群体中，共有83名检察官参与了调查，其中有58名检察官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检察官总数的69.88%；有25名检察官支持控辩双方都没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30.12%。在61名律师中，有58名律师赞同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占律师总数的95.08%，其中有部分律师强调这种参与权必须是平等有效的，有1名律师特别说明如果无法保障控辩双方享有相同的参与权，则其宁愿选择控辩双方都没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有3名律师选择支持控辩双方都没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律师总数的4.92%。在20名参加调查的鉴定人中，有17名鉴定人表示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占鉴定人总数的85%；另有3名鉴定人持反对意见，占总数的15%。在侦查人员群体中，36名侦查员中有21人赞成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其比例为58.33%；认为控辩双方都没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更符合我国国情的有15人，占侦查员总数的41.67%。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市的135名参与调研的人员中，共有102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75.56%；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33人，占总数的24.44%。青岛市的59名接受调研的人员中，有47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79.66%；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12人，占总数的20.34%。呼和浩特市的82名被调研人员中，有66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80.49%；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16人，占总数的19.51%。

这组统计数据着重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大部分受调查群体都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模式，其比例与各地区之间的比例大致相同。各司法主体之间赞成赋予控辩双方程序参与权的比例要高于反对该改革措施的比例。在各调研地区之间，这一比例也不存在本质性差异。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上还是能够解读出部分对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有价值的信息。显而易见，律师是赋予控辩双方程序参与权这一改革建议的最大支持者，其比例高达90％以上。而相对来说，其他诉讼主体对待该问题则要平和得多，尤其是鉴定人群体，两种模式的支持率几分秋色。律师支持赋权给双方当事人是因为在现行制度下，辩护人一方根本无法参与到鉴定程序中去，无形中加大了辩护工作的难度。而对于鉴定人来说，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的参与权意味着其鉴定工作将在一定程度上面向当事人公开，接受双方当事人的审查和监督，其对待该问题的支持率与其他主体相比处于最低也就是可以预料的了。

2．鉴定程序的启动权

从本文对司法实践中鉴定程序启动的实证调研统计来看，目前实践中绝大部分的刑事司法鉴定都是由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自行启动的，由控辩双方当事人依其诉权和法官依职权启动的鉴定程序极少。而从对鉴定制度改革的总体评价的统计中，可以看出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在所有鉴定制度改革事项中排第三位，仅次于鉴定体制改革和鉴定结论的效力两个事项。由此可见，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是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大的鉴定事项之一，也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重点问题。

课题组认为，目前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中鉴定程序启动问题的症结在于立法赋予了检察官作为控诉一方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权力，而实践中，公诉机关与侦查机关在追诉犯罪问题上的立场是高度一致的，由侦查机关启动并完成的鉴定程序，一般而言符合公诉机关的利益。因此公诉机关一般不会再自行启动鉴定程序。而作为诉讼控辩中的辩护人一方，立法没有赋予其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利，其享有的只是针对鉴定问题要求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权。而实证研究的数据表明，实践中，辩方当事人向法官提出的该种申请，有相当一部分被法官驳回。由此可见，一方当事人享有权力而怠于行使，一方当事人想要行使而苦于没有权利。正是因为缺乏应有的对抗，使得对立的双方之间在该问题上没有形成交集，享有权力的一方不行使其权力而无损其利益。

自1996年对抗制的积极因素引入到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中之后，控辩平等对抗的思想日渐深入人心。在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上，控辩权利的不对等直接导致了控辩力量的失衡。因此，在鉴定程序启动的改革问题上，首先要解决的即建立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鉴定启动机制。根据这一原则，未来的改革可以分为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控辩双方都只是享有鉴定程序启动的申请权，即削减检察官现有的程序启动权，通过控辩双方都无权的方式达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第二种思路是赋予辩护人一方的司法鉴定启动权，使其享有与检察官相同的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即在检察官基本权利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增加辩护人一方的权利，以此达到控辩平等的目标。

对于该问题，调研组主要调查了利益相关的检察官和律师群体的意见。对于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问题，呼和浩特市的16名检察官中，有3人认为可以接受这一改革措施，有13人认为不能接受，其中，有10名检察官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相同的权力；有3人认为实行这一改革措施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检察工作的效率。在青岛市共有7名检察官选择接受该改革措施，另有20名检察官认为该改革措施不可以接受，其中15人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相同的权力，3人的理由是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了工作效率，2人的理由是会造成程序的失控。市接受调查的51名检察官中，有13名检察官选择“可以接受”，有16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因为检察机关是国家机关，应该享有与相同的鉴定启动权”，有18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因为可能会降低工作效率，受制于工作”，有4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会造成程序的失控”。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三地接受调查的检察官中，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24.47；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75.53%

从检察官反对取消其鉴定启动权的理由来看，最主要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相同的权力”（占57.74%)，其次是“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检察工作的效率”（占33.80%)，最后是“会造成程序的失控”（占8.45%) 。

律师群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与检察官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在律师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23名律师认为这一改革措施非常合理，有4名律师表示反对实施该改革措施。在青岛市，11名律师全部赞同该改革措施。市有14名律师认为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非常合理，有9名律师认为此举不合理。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接受调查的律师中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78.69%，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21. 31% 。

这组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律师群体与检察官群体在该问题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超过70％的检察官明确表示反对取消其鉴定启动权，超过70％的律师表示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说明这一问题的改革与两个司法群体各自的执业利益皆有较大的关系。

第二，与检察官群体各地趋于一致的支持比例相比，律师群体对待该问题在不同地区形成的意见有所不同。市有接近半数的律师表示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而青岛市受调查律师则100％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可见，在律师群体内部，对于该问题似乎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第三，从检察官反对取消鉴定启动权的理由进行，超过半数的检察官反对取消该权利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相同的权力”。可见，虽然我国的对抗制改革引入刑事诉讼以逾10年的时间，但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思想仍旧停留在改革的表面而没有深入到改革执行者的思想之中。这些认为检察机关法律地位优于辩护人一方，不承认控辩审三角诉讼结构的检察官必然会坚决地反对推进控辩平等武装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由是观之，在推进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进程中，最大的障碍并非具体的技术性设计，而是如何使改革的各方接受和顺应改革的理念，只有改革的各执行方真正地接受了改革的理念和原则，刑事司法鉴定改革才能切实地深入进行，达到改革的目标。

上文可见，对于取消检察官鉴定程序启动权这种改革思路，律师群体与检察官群体的意见出现了本质上的分歧。对于保留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并且同时相应地赋予辩护人一方相同的鉴定启动权，而不仅仅是现行制度下的鉴定申请权，作为控辩双方的律师群体和检察官群体的态度依然存在差别。

如果赋予控辩双方完全相同的鉴定启动权，呼和浩特市有8名检察官认为不合理，其中有5人的理由是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有2人认为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有1人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有5名检察官认为较为合理，可以接受。青岛市有16名检察官认为不合理，其中有4人的理由是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有5人认为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有7人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也无法保证技术顾问的中立性。有9名检察官认为较为合理，可以接受。市有16名检察官选择“不合理，因为可能会实际加大检察官的公诉难度”，有10名检察官选择“不合理，因为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这一传统，不符合国情”，有9名检察官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有17名检察官选择“合理，可以接受”。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从总体而言，共有31名检察官表示可以接受这一改革建议，认为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占检察官总数的34.44%。有59名检察官反对该改革建议，比例为65.56%。

从检察官反对赋予辩方鉴定启动权的理由来看，多数认为“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占42.37%；另有认为“我国从来没有这一传统，不符合国情”，占28.81%；还有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也无法保证技术顾问的中立性”，占28.82%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大部分的检察官反对赋予辩护人一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但与单方面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相比，这一改革方案的反对比例降低了近10%。也就是说，两种改革鉴定启动程序的改革措施中，后一种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受到的改革阻力可能要小得多。

第二，与上一组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相同，对于司法鉴定的启动问题，基本不存在地域之间的差别，三个调研城市对待该问题的态度基本一致。

第三，对检察官反对的理由进行，加大公诉的难度是最主要的理由。增加诉讼成本和不符合

对于希望获得专家协助的原因，呼和浩特市被调查的律师中有2名律师认为专家的协助能够帮助法官做出判断，使案件得到迅速地处理，有23名律师认为专家的协助可以使辩护在鉴定问题上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9名律师认为可以据此有效反驳控方的指控。青岛市有7名律师认为其有助于增加辩护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5名律师认为其能够有效反驳控方指控，4名律师认为可以迅速帮助法官判断选择。市有13名律师认为获得专家的辅助可以帮助法官迅速做出判断，有21名律师认为其可以增加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17名律师认为其可以有效地反驳控方的指控。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认为获得专家协助可以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的，占50.86，认为可以有效反驳对方指控的占30.35%，认为有助于迅速审结案件的，占18.79%。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无论是作为控方的检察官还是作为辩方的律师，绝大部分都希望在诉讼过程中获得专家的协助。相对而言，律师群体对专家辅助的需求要比检察官群体的需求更高。这也可以间接地说明，目前由于专家辅助制度的缺失，已经给控辩当事人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或障碍。

第二，从律师希望获得专家协助的原因，超过半数的律师表示获得专家的协助能够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律师表示能够有效反驳对方的指控，这两个主要原因都说明律师将获得鉴定专家的协助视为是加强辩护力量，与公诉方进行对抗的有力手段。

如果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出庭，呼和浩特市被调查的21名法官中有9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2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10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青岛市被调查的11名法官中有5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4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2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市被调查的47名法官中有31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利于案件审理；6名法官认为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10名法官认为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

与法官群体不同，在律师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23名律师认为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4名律师认为这一做法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青岛市有8名律师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名律师认为无助于案件审理，2人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市有21名律师选择“有助于案件审理”，有6名律师选择“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

在鉴定人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允许控辩双方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有1名鉴定人认为其有可能拖延诉讼，有6人认为这一做有利于案件的审理；青岛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协助庭审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人认为有可能拖延诉讼，有3人认为有利有弊；市有4人选择“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人选择“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3人选择“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在接受调查的鉴定人群体中，认为允许控辩双方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助于案件审理的，占65.45%，认为有利有弊的，占18.79，认为不利于案件审理的，占15.67%。

上述数据可以说明：

第一，总体而言，无论是法官、律师还是鉴定人都支持当事人平等地聘请鉴定人协助参与诉讼活动。其支持的总比例达到65%。其中，对其表示反对和担忧的司法主体的主要原因是担心这样做会降低庭审效率，拖延诉讼过程。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而言，律师群体对待该做法的支持率最高，可以说明绝大部分的律师希望通过这一改革措施改变目前辩护方力量过弱，控辩失衡的现状，以此加强辩护能力，协调控辩对抗机制，维护被告人的利益。在三类受调研群体中，相对较为保守的是鉴定人群体。课题组在设计该调研题目之初认为鉴定人群体会是该改革主张的最大拥护者，因为目前实践中，大量的社会性鉴定机构鉴定案源不足，鉴定资源出现了空置和浪费的情况，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参与诉讼活动，会使鉴定业务的需求量成倍增长，为鉴定人，特别是社会性鉴定机构的鉴定人提供用武之地。事实却恰恰相反。结合调研报告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实施现状的数据可以看出，问题的症结在于鉴定人不愿意以出庭的方式参与诉讼活动。可见，鉴定人的出庭问题是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的核心技术问题，鉴定人出庭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与司法鉴定制度相关的其他一系列改革措施都难以切实地得到执行。

对于如果法律允许，是否会聘请技术顾问提供与司法鉴定有关的法律咨询和服务的问题，呼和浩特市有9名律师表示肯定会聘请，有13名律师表示有可能聘请，有5名律师表示将视当事人的经济情况而定；青岛市有1名律师表示肯定会聘请，有6名律师表示有可能会聘请，有4名律师表示一般情况下不会聘请；市有9名律师选择“肯定会聘请”，有8名律师选择“有可能会聘请”，有11名律师选择“根据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决定”。

如果未来的司法鉴定改革允许辩护人一方聘请鉴定人，呼和浩特市有19名律师表示将选择聘请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中的鉴定人为己方服务；有4名律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委托过的鉴定人；有3名律师选择在鉴定人名册中随机挑选。青岛市有8名律师优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合作过的鉴定人；5名律师选择权威鉴定机构中的鉴定人。市有14名律师选择“在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中从业的鉴定人”；有9名律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委托过的鉴定人”；有4名律师选择“在鉴定人名册中随机挑选”。

这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从辩护律师聘请鉴定人的需求而言，在填写问卷的66名律师中，有19名律师表示如果法律允许，肯定会聘请，比例达到了28.79%，表示可能会聘请的达到了40.91%，明确表示不会聘请的只有4人，还有24.24％的律师会根据当事人经济情况来确定。这就说明，一方面，如果该改革主张得到确立，在实践中会有相当一部分律师实际实施该措施。另一方面，还有近四分之一的律师要根据当事人的经济情况确定。可见在改革措施的论证和研究过程中，要考虑到国家对经济困难被告人的鉴定援助制度的配套。

第二，从辩护律师选择鉴定人的标准，其优先选择的是较为权威的、所在鉴定机构级别较高的鉴定人。这与课题组对法官的调查的答案是基本一致的。可见，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在选择鉴定人时，都是将鉴定机构的级别作为考虑的首要因素。这也可以解释实践中鉴定资源利用不合理，大量社会性鉴定机构资源空置浪费的现象。在司法体制改革中，鉴定机构社会化，各鉴定机构之间应当是平等的，不存在级别上的差异，只有如此才能彻底解决鉴定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难题，实现鉴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第三，从三个调研城市的数据来看，呼和浩特市和市的比例配比大致相同，青岛市的律师则更倾向于从较为熟悉的鉴定人中挑选。此外，三个城市对于通过名册随机挑选鉴定人的方式都不支持。

关于聘请的鉴定人的身份问题，调研组设计了“证人”、“诉讼代理人”、“的诉讼参与人”和“其他身份或无法说清”四个选项供三个调研城市的受调研主体选择。总体而言，在290名填写问卷的司法主体中，有77人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身份，占26.55%；有142人认为其是的诉讼参与人，占48.97%；有33人认为是诉讼代理人，占11. 38%；另有38人表示无法界定这些人的身份，占13. 10%。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在接受调查的76名法官群体中，有15名法官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身份，占19. 74%；有17名法官认为其是诉讼代理人，占22. 37%；有32名法官认为是的诉讼参与人，占42. 10%；有12名法官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占15.79%。在接受调查的80名检察官群体中，有21名检察官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占26.25%；有1名检察官认为是诉讼代理人，占1.25%；有52名检察官认为是的诉讼参与人，占65%；有6人表示无法说清，占7.5%。在接受调查的61名律师群体中，有26名律师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占42.62%；有4人认为他们是诉讼代理人，占6.56%；有22人认为其是的诉讼参与人，占36.07%；有9人认为该问题说不清，无法界定，占14.75%。在接受调查的21名鉴定人群体中，有2名鉴定人认为是证人身份，占9.52%；有5人认为是诉讼代理人，占23.81%;有9人认为是的诉讼参与人，占42. 86%；有5人认为该问题说不清，占23. 81%。在接受调查的52名侦查人员中，有13名侦查员认为是证人身份，占25%；有6人认为是诉讼代理人，占11.54；有27人认为是的诉讼参与人，占51.92%；有6人认为无法界定其身份，11.54%。

以各调研城市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呼和浩特市，认为这些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为26.55%，认为是诉讼代理人的比例为11.38%，认为是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48.97%,还有13％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在青岛市，认为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与认为是诉讼代理人的比例相同，都是20%，认为是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53.64%，还有6.36%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在市，认为这些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为40.5%，认为是诉讼代理人的比例为15.5%，认为是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37.5%，还有6.5％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

第一，总体而言，有接近半数的受调查人员认为控辩双方聘请的协助参与刑事诉讼的鉴定专家是的诉讼参与人，其后依次为证人和诉讼代理人。另外尚有13％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可见在这一问题上，理论的研究尚待深入，在实务界尚未形成一致性的意见。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的主观意见，除律师群体外，其余各司法主体都首选“的诉讼参与人”这一诉讼角色，律师群体首选“证人”身份。与之相对，鉴定人群体中，认为这些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是最低的。课题组认为，这一组对比虽然只是身份上的争论，但能够反映出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和各司法主体对待该问题的主观态度。对鉴定人而言，由于其在实践中强烈排斥出庭，其必然反对以证人的身份协助当事人参与诉讼。对律师而言，其之所以支持该改革措施，直接的目的即加强辩护力量，以便与公诉方进行对抗，证人的身份最有利于其掌控技术顾问在诉讼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对检察官而言，由于其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其自身即扮演了国家的诉讼代理人角色，其必然否定鉴定人的诉讼代理人身份。由此可见，对技术顾问的身份定位看似是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其实质上反映出了司法鉴定体制的宏观结构，在未来的司法体制改革中，如予采纳，需要明确其身份定位。

3．法官获得专业帮助的程序化改革

当面对专业程度极高的鉴定结论时，呼和浩特市参与调研的19名法官中有1名法官认为由法官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10名法官认为在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7名法官认为建立技术陪审员制度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6名法官选择了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选项。在青岛市填写问卷的12名法官中有7名法官认为由法官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2名法官认为在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能够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2名法官认为建立技术陪审员的方式更有效；有1名法官选择了其他方式的选项，并在其后注明其认为最有效的方式是让鉴定人出庭与专家证人进行对质；没有法官选择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选项。地区参与调研的47名法官中有23名法官认为由法官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22名法官认为在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8名法官认为建立技术陪审员制度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3名法官选择了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选项。

总体而言，选择“在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这一方式的法官比例最高，达到了36.96%；其后依次是“允许法官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比例为33.7%;“建立技术陪审员制度”的方式，比例为18.48%；“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方式，比例为9.79%；其他方式，比例为1.1%。

以各调研城市为主轴进行，呼和浩特市的法官群体中，最倾向的改革方式是“在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比例为41.67%;“建立技术陪审员”和“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两种方式所占比例基本持平，约占调研法官总数的26%；赞同法官自行聘请专家顾问方式的法官仅有1名，比例为4. 17%。在青岛市，法官自行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最受欢迎，有58.33％的法官支持这一主张。支持“在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和“建立技术陪审员制度”的比例是相同的，都占总数的16.67%。在市，允许法官自行聘请技术顾问的方式支持率最高，达到41.07%。其次是在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比例达到39.29%。建立技术陪审员的方式和依靠控辩双方聘请技术顾问的方式分占14. 29％和5. 36%。

上述统计数据可以说明：

第一，在法官群体中，针对该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性的意见。建立鉴定咨询委员会和允许法官自行聘请顾问的方式相对而言支持率较高。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技术顾问的方式比例最低，可见，在我国法官群体中，法官更倾向于依据职权主动解决专家协助的问题，而并不赞同英美法系中法官消极居中裁判，完全依靠双方当事人辨明是非的诉讼方式。

第二，各地区法官在该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市和青岛市的法官都倾向于法官自行聘请专家顾问，而呼和浩特地区的法官针对该方式的支持率极低，相对而言，呼市的法官对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方式较为感兴趣，这一地区间的差异，课题组认为其可能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各地经费的分配有关。

三、几点初步结论

通过对我国现行鉴定制度实施现状和各调研主体对未来改革措施的实证调研，可以看出，《决定》的颁布和实施确实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部分问题，例如自检自鉴、自审自鉴的问题都已基本得到解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本次调研的过程中还是暴露出大量亟待解决的鉴定问题，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嵌套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之中，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绊脚石。

课题组认为，根据上文的统计数据，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权力配置不平衡”、“资源分配不合理”和“配套措施不到位”三个方面：

（一）权力配置不平衡

在现行司法鉴定体制下，权力配置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鉴定制度能否在实践中顺利的运行。权力的配置并非鉴定体制内部的问题，其与刑事诉讼中诉权与审判权的博弈以及诉权之间的对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司法鉴定制度中的权力配置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审判机关而言，其享有权力而难以行使权力。法官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裁判者，是通过对证据进行审查和判断来做出最终的判决。鉴定结论作为法定的证据形式，自然也要经过法庭的质证程序，由法官对其证据能力进行审查，对其证明力作出综合判断。即对鉴定结论的审查是法官行使裁判权的一部分。此外，现行刑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还赋予了法官依据职权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权力。但是根据调研的统计数据可知，在实践中，法官极少运用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对鉴定结论的审查也几乎是名存实亡。当然，根据上文法官对合议庭权力的主观评价可以看出，法官并非怠于或不屑于行使这些权力，而是难以行使这些权力。鉴定结论多产生于侦查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其封闭性、行政化的特点决定了法官无法触及鉴定的过程；鉴定人不出庭又使得法官无法当庭审查鉴定程序的合法性，而鉴定人出具的鉴定结论在实践中也往往没有对鉴定过程、鉴材提取、实验室条件和鉴定标准的记录，使得书面审查鉴定过程无法完成。由此，法官只能望权力而兴叹。

第二，对于公诉机关而言，其享有权力而怠于行使权力。我国现行鉴定体制下，检察官享有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但根据课题组本次实证调研的数据来看，实践中检察官极少行使这一权力。课题组认为，检察官不行使该权力，并非与法官一样难以行使，而是其根本无需行使这一权力。这是因为，在我国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构造中，公诉机关与侦查机关的职业利益是趋于一致的。实践中绝大部分的鉴定结论都是在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启动鉴定程序做出的，检察官一般说来使用侦查机关提供的鉴定结论提起公诉即可，其不需要再自行启动鉴定程序重新进行鉴定。

第三，对于被告人而言，其渴望权利而无法享有权利。与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相比，作为辩护一方的被告人在鉴定制度中享有的权利可谓少之又少。其不享有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无法自行启动鉴定程序。作为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其只能就鉴定程序的启动向提出申请。根据调研数据可知，对于这仅有的权利，还存在相当的比例是法官当庭驳回了被告人的申请。在司法鉴定制度中，辩护人一方是否需要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权利？答案是肯定的。根据调研数据的统计，超过70％的辩护人表示能否在庭前获知鉴定结论对其辩护效果至关重要。超过60％的辩护人认为现行鉴定体制下鉴定人的中立性没有得到保障。从控辩对抗、平等武装的诉讼理念而言，我国现行鉴定制度中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已经严重失衡。辩护人一方在鉴定程序上根本无法与控诉方展开对抗。不仅辩护方没有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其对鉴定结论的知悉权也无常行使。这是因为，是否允许辩护人在庭审之间接触到案件涉及的鉴定结论，是由作为对抗一方的检察官自行决定的。由是观之，辩护一方在鉴定程序中所行使的所有权利—重新鉴定的申请、鉴定人回避的申请以及鉴定结论的知悉权—都需要依赖其他主体的认可或批准。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实践中即使是仅有的几项权利，辩护人一方也往往难以实现。

（二）资源分配不合理

与其他司法资源相同，一个社会的鉴定资源的总量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确定的。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各种高科技犯罪在实践中逐渐增多，诉讼对司法鉴定的需求也就不断扩大。这就与相对有限的鉴定资源之间产生了矛盾。

从调研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实践中有限的司法鉴定资源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和运用。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决定》的实施，原属于和检察院内部的鉴定机构和人员被剥离出来，大量进入到社会性的鉴定机构中，增强了社会性鉴定机构的鉴定力量。而实践中绝大部分的刑事司法鉴定都是由侦查机关内部的鉴定机构做出的，由社会性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只占所有刑事鉴定结论的五分之一左右。这就导致了大量的社会性鉴定资源闲置，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而侦查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由于资源相对较少而又承担了大量的鉴定工作，往往无法保障鉴定工作的质量。另一方面，根据课题组对法官判断鉴定结论效力的一般标准，超过70％的法官是以鉴定机构的级别和鉴定人的权威性为标准判断鉴定结论的效力。这就导致实践中当事人更倾向于委托鉴定级别较高或具有官方背景的鉴定机构，无疑在社会性鉴定机构内部进行了资源的重新再分配。少数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吸引了相对较多的鉴定案件，大量普通的鉴定机构却只能承接到极少的鉴定案件。

（三）配套措施不到位

配套措施不到位也是本次调研实践中暴露出的大问题。课题组认为，几乎目前实践中司法鉴定制度产生的所有问题都与配套措施的缺失有不可分割的关联。在现行鉴定制度中，配套措施不到位的例证可谓比比皆是。例如，在鉴定人出庭问题上，通过对鉴定人群体的调研数据统计可以发现，鉴定人主观上排斥出庭作证与“无经济补助”、“无人身安全保护措施”等配套措施的缺失有重要的关系。再如，在鉴定人回避问题上，仅仅在立法上明确了鉴定人应当回避的法定情形，赋予被告人申请鉴定人回避的权利，但却没有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使被告人在开庭之前根本无法获知鉴定结论的内容，更不必说查明鉴定人是否存在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形了。

目前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权力配置的不平衡”、“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和“配套措施的不到位”三者并非完全隔离，互不影响，而是存在着互为因果的紧密联系。权力配置的不平衡导致了实践中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而在权力配置中处于弱势的当事人由于无法决定资源的利用与分配，使得资源的分配实际上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而配套措施的不到位又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权力配比上的失衡状态。三者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成为困扰司法鉴定实践的最大难题。

结合对未来改革措施的实证调研统计，课题组认为，要切实地解决司法鉴定实践中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仅仅移植外国的相关制度难免有扬汤止沸之嫌，难以真正打破目前实践中所形成的恶性循环。要标本兼治，就必须要结合我国的法律传统，以结构层面的改革为主体，以技术层面的改革为补充。从国情出发，选择适合我国的司法鉴定发展模式，同时吸收两系司法鉴定制度的有益因素。一言以蔽之，即将大陆法系的司法鉴定模式和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模式进行融合。考虑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结构和近百年的司法传统与法律文化，结合十年来刑事诉讼对抗制改革的成败经验，课题组认为，我国鉴定制度结构层面的改革应以大陆法系司法鉴定模式为主，在技术层面，可以大胆地引进英美法系专家证人模式的有益因素，强化鉴定程序中当事人的对抗性。

注释:

{1}参见司法鉴定管理局编写《保障司法公正，服务和谐社会，进一步推动司法鉴定体制改革与发展》，

2022年中国调研报告网模板精华篇三

中国旅游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部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尤其在法制建设上。如何建立健全与社会整体相适应的法制体系，以法治业，以法兴业，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在此作一阐述。

一、旅游市场现存的问题。

目前旅游市场尚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因而存在许多问题。从宏观上讲，主要是：

1、旅游宏观调控乏力。行政管理部门权威不够，缺乏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机构。部门所有、各自为政的传统习惯难以改变，局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使市场难以实行统一管理。同时，与管理相应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法律法规、措施未跟上，使形成既无“权力”又无“法力”。

2、现行旅游体制难以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特别是国营旅游企业，面临着与全国国营企业共同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转换经营机制的问题。

3、旅游业发展到如此规模，但“旅游法”以及与旅游相关的法律，如“饭店法”、“旅游安全法”、“旅游景区安全管理法”等至今未。与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体系日趋成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使旅游业发展的许多问题无法确定下来，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能法定化，旅游的范围、旅游管理职能的划分等长期以来有争议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从微观上讲，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旅游市场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损害企业利益，推销假冒伪劣产品，侵犯旅游者合法权益; 服务态度恶劣，故意刁难旅游者，擅自减少服务项目，改变旅游日程;导游不导，擅离职守，造成旅游者人身、财产损失;餐饮质量低劣，不符合卫生标准，甚至出现食物中毒;“黑导”、“黑车”、“黑摄影”扰乱旅游市场秩序;景区商贩尾随兜售，强买强卖，致使景区秩序混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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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市场出现的这些问题，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些联系都带有某些法律上的特点，都有可能转化为法律问题。这是因为各个主体都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彼此之间如果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即会引发出法律问题。如旅政管理部门在宏观调控，实施管理行为时，侵犯了旅游企业和旅游者的合法权益，违法对其造成损害就要承担赔偿责任;旅游企业未向旅游者提供约定的服务标准也要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因旅游职工个人原因所造成，企业则要追究个人的法律责任;旅游者在游览过程中进行违法活动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样旅游者人身、财产受到损害也会要求直接责任者担当法律责任等。因此在市场经济下，在法制的国家里，一切问题都有可能转化为法律问题。

二、必须对旅游市场进行调控。

旅游业的调控是指为实现旅游业供需总量的平衡，保持旅游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而对旅游市场进行的调节和控制。为什么在建立市场经济中还要提出旅游市场调控问题?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旅游业的特性决定的，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依托性极强的行业，它的涉及面之广，覆盖面之大，是其它行业无法比拟的，也正因为如此，决定着它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只要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市场风吹草动，都会对旅游业产生一定的影响。旅游供给是由旅游需求所决定的，而旅游需求只能通过旅政管理部门收集各种信息，经过综合才能从宏观上把握旅游需求的脉络，指导旅游供给的发展。而旅游业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部门，旅游业内部的吃、住、行、游、娱、购六大行业存在客观比例，要求按比例协调发展，而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有一定的时间差，旅游企业及个人掌握的信息不灵，微观决策有一定的被动性和盲目性，一旦决策失误，就可能出现结构失调，浪费了旅游供给，损失了效率，所以单靠市场本身调节不能保持旅游业的良性发展。因此，对旅游业来说，调控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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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功能有缺陷。例如，有些当事人不付代价便可得到来自外部的经济好处：如兴建道路可以带来附近地价上涨，同时可以使道路附近的旅游企业的地理区位升值，还有旅游饭店及旅游景点建成后，附近的旅游企业也因此受益，出现所谓“搭车”现象;有些旅游企业的活动会造成外部主体的经济及其它方面的损失而得不到补偿，如：娱乐场所对附近居民的干扰情况，旅游景点的开发，可能由于保护措施跟不上，容易造成环境污染，我国接待的旅游者大多来自发达国家，他们的消费水平高，可能会引起国内一部分居民的模仿和攀比，形成“消费早熟”，最终可能拉动旅游区的物价上涨。这类外部影响一般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得到补偿和纠正。

3、我国虽然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但旅游资源分布比较分散，且周围环境较差，而我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财力有限，只有通过旅政管理部门总体考虑，用有限的资金重点地逐步开发，才能形成我国旅游业的“拳头产品”，才能在强手如林的世界旅游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旅游市场的这些特点阐明了调控的至关重要。因此只有发挥旅游机构的调控作用，才能保证旅游业的良性发展。

三、法制是实行调控的根本手段。

综上所述，旅游业实行调控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如何才能有效地对旅游业实行调控呢?笔者认为法制是实行调控的根本手段，这是因为：

1、调控的模式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其核心是对市场的调控，而法制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个主要手段(另外两个分别是：监督体系、同业之间监督和企业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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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制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对旅游业调控也必须用法律手段。而且市场经济法制体系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为我们依法调控旅游业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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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调研报告网模板精华篇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就是被称为农民工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他们就业流动性强，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有的长期在城市居住、生活和工作，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虽然尚未成为城市居民，但与农民也有很大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已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熏陶。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国情的产物，将长期存在于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事业中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

2022年中国调研报告网模板精华篇五

一：中国设计市场概述

设计，是指在正式做某项工作之前，根据一定目的的要求，预先制定图样、方法等的行为。设计市场是指有偿提供各类设计服务的领域和场所。ICSID（国际设计协会）20xx年制订了设计的定义:“设计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其目的是为物品、过程、服务以及它们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构成的系统建立起多方面的品质。”因此，设计既是创新技术人性化的重要因素，也是经济文化交流的关键因素。

设计市场在国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较长的发展历程。我国的设计市场虽然起步较晚，但在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生活水品大幅提高的大背景下，有着可喜的发展。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轻重工业、房地产等产业的发展，给工业设计、建筑设计等领域带来了大量的市场需求；生活水品的迅速提高，使人们在购买物品、服务时不仅仅着眼于商品服务的实用性，对于商品的体验要求和购买商品时获得的满足感也有着进一步的提升，这也就为许多设计市场门类提供了商机。

我国设计市场相较于其他产业市场来说，有着很多独有的特点。

1：独特的价值判定

设计的价值，大多通过一种依附于其他产品之上的形式存在。例如工业设计是伴随工业产品的而存在的，没有了工业产品的生产制造销售，工业设计也就无从谈起。事实上设计作为一种产品单独存在的情况是比较少的。设计市场中的消费者，大多为其他市场中的生产者。设计市场的产品不直接面对终端的消费者，设计的价值需要通过其他产品做中介传达到终端消费者身上。正因如此，设计市场的相关产品，必须要考虑到与其

依附产品相结合的实用性。

2：与其他市场密切相关

由于设计市场与其他市场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建筑设计与建筑行业和房地产业息息相关，UI设计与IT行业的兴衰密不可分。所以这就决定了设计市场往往受其他产业的影响较大，同时也决定了设计市场的从业人员一般要在设计领域受过良好的训练、拥有良好的素质之外，往往在其设计所涉及的领域也有着一定的了解和造诣。

3：对于提高产品附加值有着显著作用

设计往往对于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这一点在近些年也越来越被业内人士所认同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各个产业已经发展到一个较高程度的今天，各家厂商所销售的产品在功能、工艺等方面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通过功能、工艺等方面的进步来进一步扩大市场争取消费者的策略不仅不经济，并且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更好的产品设计来赢得消费者就成了一种相对更为高效的方法。得益于此，设计市场得到了发展壮大的良好机遇。

4：我国设计市场发展还不完善

不得不承认，虽然已经有长足进步，但我国设计市场相交欧美发达国家无论从规模上还是质量上还有较大差距，发展还很不完善。这一问题有整个市场发展时间的问题，也有消费者消费理念的问题。我国商品经济起步较晚，这不仅制约了设计市场本身的发展，

同时也制约了设计市场上下游相关市场的发展。而设计市场又恰恰有着对上下游市场较为依赖的特点。两个问题合力，导致了设计市场发展的现状。我国消费者在最近几年才逐渐形成了较强的购买力，对商品尤其例如汽车、住房等大宗商品的消费经验不足，还没有养成比较成熟的消费理念。

二：中国设计市场现状

1：纷繁的设计门类

设计市场的服务领域可以说涵盖了各行各业，内容包含面较广。例如包括产品设计、商标设计、设计、建筑设计、平面设计等等。因其关联的行业的发展规模不同，针对的设计对象不同，设计市场下各个分类的市场发达程度也不同。比如房地产行业目前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建筑设计市场就有着比较庞大的规模和成熟的发展。与此相对比，例如商标设计等领域因其进入门槛低、市场需求小，无论从规模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落后于其他设计市场门类。

设计市场涵盖的领域极为广泛，并且跨度极大。大到移动摩天大楼的外观设计，小到一个小小的商标、邮票的设计，都包含在设计市场之内。纵观目前中国的整个设计市场，产值大、与人们日常生活最为息息相关的工业设计和建筑设计（以及相配套的室内装潢设计）成为最具代表性设计门类。又因为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类信息化产品逐渐成了人们生活的必备之物，与之相关的UI设计也就成为了设计市场中的后起之秀。以下为设计市场中的主要分类。

① 工业设计

主要是对于工业产品外观和功能理念的设计。目前很多高校中都设有工业设计专业，专门培养从事工业设计的人才。从诸如一辆汽车、一台家用电器等大件工业产品，到一支笔、一副眼镜等小件工业产品，都属于工业设计的范畴之内。工业设计不仅仅需要考虑到产品的外观，还需要考虑到设计对产品的实用性、经济性等造成的影响。甚至一些概念性的工业设计作品会对工业产品的使用方式和用途产生巨大的改变。目前国内较大规模的工业企业一般都会有自己的工业设计部门，例如一汽、联想等，这些工业设计部门只从事于本企业生产产品种类的设计工作，属于专项设计。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专门从事工业设计的设计，这些一般就面向那些规模较小的、暂时还没有实力在企业内设立设计部门的企业。

② 建筑设计

建筑设计是对建筑外观、结构以及功能的规划，室内装潢设计是建筑物内部的环境设计。因为近些年来中国房地产业的火爆，为建筑设计和室内装潢设计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但因为发展过于迅猛，近年来逐渐呈现出饱和状态。

③ 交互设计

交互设计指构建起是人与人工制品信息传达的桥梁，主要是对其操作外观和交互理念的设计。近年来IT行业和手机、便携式电脑以及电子商务的兴起给了此种设计领域极大的市场。

④ 平面设计

指拥有艺术性和专业性，对通过视觉做出表达和沟通的方式进行设计的行为。平面设计通过文字、图片和符号，向受众来传达信息。平面设计师一般使用摄影、视觉艺术和技术等手段表现原有目的。在出版、媒体、等行业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⑤ 服装设计

顾名思义，就是对服装、饰品等通过款式、材料等元素的设计来达到功能性和美学角度目的的行业。

总的来说，从整个设计市场的宏观角度来看，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更大的市场产值和较快的发展速度是设计市场的总体趋势。而市场对于设计产品的需求趋势也是向着更高的审美品位和更好的用户体验来推进的。

2：中国设计市场发展情况

从全国范围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两地，因其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对于设计市场尤其是工业设计市场有着极大的需求，所以其设计市场发展最为发达。下图为20xx年设计市场每万人拥有专利数、商标数，可以比较直观的说明这一问题。

近些年，各类设计市场发展迅速，增速明显。以设计市场中的主要分类之一的工业设计市场为例，20xx年，全国工业设计市场交易额达到了1600多亿元，与去年相比增加了24.5%。其中，上海市工业设计业实现产值685.71亿元，增加值187.45亿元，增长率达37.6%，是各种文化创意产业门类中增速最快的。广州市工业设计产业直接创造产值约150亿元，约占地区生产总值1.5%。另外，因为同济大学在设计类专业中有着超强的实力，所以在设计领域里存在一个叫做“环同济知识经济圈”的概念，20xx年该集聚区设计市场总产值达170亿元，同比增长21.6%。

设计市场在自身创造价值的同时，因其有着增加产品附加价值的特点，还有着带动其

关联产业发展的作用。在上海市工业设计市场自身实现产值680多亿的背后，还有着拉动当地工业生产企业产值超过8000亿元的巨大作用。

三：我国涉及市场发展的影响因素

使用SWOT框架，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框架图。

1：有利因素

① 我国的文化优势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其文化的底蕴和魅力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独特地位。尤其是近几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文化在世界各的地的影响力进一步加深。这也就给我国的设计市场带来了优质的设计素材和广泛的受众基础。如果设计市场的产品能够做好产品与传统文化的良好结合，使得产品的既有优异的设计感、功能性，又能够巧妙地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符号，那么中国设计市场必定可以借此迎来新一轮的跨越发展。

② 我国的市场需求进一步加大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在各个产业中都培育出了一大批有竞争力的优秀企业。这些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发展到今天，很多已经渡过了最初给国外厂商充当代工企业，或者生产技术含量低的，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赚取利润的阶段。取而代之的，是希望打造自己的名牌价值，通过品牌效应，带来更多的品牌附加值。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对于产品设计的提升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不仅如此，因为各个市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竞争者们在产品的性能、造价方面已经达到了很接近的水平。因为边际效应的原因，依靠提高产品性能赢得市场显得并不经济。同时产品造价也基本达到了一个最低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产品设计感，增加用户的使用体验就成了扩大资深市场

占有率的利器。一批有实力的中国企业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普遍增加了对产品设计的重视和投入，给设计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了难得的机会。

③ 经济新的增长点

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产业已经被当做今后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得到大力发展。我国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战略中也曾提出减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着重发展第三产业。减少通过对自然能源的消耗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而发展通过管理、创新等途径发展的创新型产业。而设计产业则恰恰符合这些特点。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效益提升的关键期，技术创新、经济创新的目标要求形成新的经济成长思路。在国民经济转型时期，对于设计产业的发展有着极为迫切的需求，这就给设计市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无论是加工制造业、房地产业等传统行业，还是电影电视产业、IT产业等新兴产业，都有设计产业的用武之地。这些条件都给中国设计产业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

④ 产业政策及产业政策及部门影响

20xx年2月，总理及相关领导在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理事长朱熹呈送的“关于我国应大力发展工业设计的建议”上做出了“要高度重视工业设计”等重要批示。20xx年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工业设计”首次被写入工作报告。同年，工信部联产业了《关于促进工业设计发展的若干指导意见》，《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把发展设计产业作为培育壮大高技术服务业一个方面。20xx年11月，全国性的设计产业大会即将在广州召开，为设计产业和市场的定位细分做出最终定义，以便更好地纳入到国家战略层面上进行进一步发展。这些重大利好消息都极大鼓舞了设计业界的士气，也证明了设计产业尤其是工业设计等设计领域已经进入到了国家层面发展计划的范畴内。

2：不利因素

① 品牌缺乏，产品附加值低。

因为中国设计市场起步晚，所以并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存在一批知名的设计人员和设计。导致设计市场商品产量大，产值少。由于对于设计的总体把控、风格形成和策划推进的程度不够，导致了中国设计市场始终停留在各自为战，分散孤立的阶段上。甚至有的设计还停留在简单的模仿、山寨的程度上，对于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起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会起到负面作用，使得很多中国企业去了在世界大市场中游走的空间。三星、苹果是典型的依赖工业设计、品牌设计等设计元素制胜的品牌，但遗憾的是目前中国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企业。诸如海尔、华为等优秀的中国企业更多的是依赖低廉的售价和相对可靠的性能去赢得市场，产品设计在其中所贡献的力量少之又少。

② 设计人才缺乏

我国的设计发展起步比较晚，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正式的设计教育。发展到现在，也虽然很多大学都开设了工业设计、环境设计等设计类专业。但是因为教学理念和大环境的影响，培养出真正优秀的、有影响力的设计师比例很低。我国设计专业对于设计师的培养更多的是体现在美术方面的教育，在功能、材料等影响产品实用性方面着力较少。培养设计师的市场理念、商业法则的理解方面更是有所缺失。这就导致了现在中国设计市场的从业者们更多的只能停留在对产品外观的设计上，对产品的结构、功能甚至理念和品牌文化方面知之甚少。

2022年中国调研报告网模板精华篇六

调查显示，有63.2%用户受到过垃圾的影响，40%多的用户被发送过病毒网页链接或者病毒文件，而帐号安全更是成为用户最关注的因素，有48.7%的即时通信用户发生过账号丢失（被盗或遗忘）的情况。报告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通过即时通信进行电子商务、网上交易等行为，解决即时通信的安全性问题正变得日益紧迫。

年轻人群达1.11亿占整体用户40.2%

CNNIC《报告》显示，在我国2.77亿即时通信用户中，20-29岁的青年人群所占比例高达40.2%，人数达1.11亿。这一人群同样也是移动即时通信的最大用户群体，占到了整体比例的53.7%。

与用户年轻化的特征相对应，在校学生构成了即时通信用户的主要用户群体。调查显示，高中/中专/技校学历、初中学历人群构成即时通信用户最大群体，比例分别为38.7%和27.6%。而在移动即时通信用户中，低学历特征也比较明显，初、高中用户比例分别为28.5%和42.5%。

报告认为，与其他年龄段人群相比，青少年更愿意去尝试和接受互联网新型应用形式。但同时，由于青少年比较容易受外界因素影响、对互联网上良莠不齐的信息辨别能力不强，他们对即时通信软件的使用也亟需引导。

48.7%用户丢失过账号网民安全意识待加强

CNNIC《报告》显示，即时通信软件的账号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用户使用过程中最为关注的`因素，用户认可比例高达75.5%。数据表明，有48.7%的即时通信用户发生过账号丢失（被盗或遗忘）的情况。

与之相反的，是我国即时通信用户群体安全意识的整体偏低。调查显示，在我国即时通信用户中，有74.2%的用户不更换或者很少更换，而依照使用地点更换的用户只有4.8%，每月更换以及每周更换的比例也较低，分别为5.2%和1.9%。

此外，调查发现，即时通信已经成为“垃圾”等负面信息散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次调查显示，被发送过垃圾的用户占到63.2%，被发送过病毒网页、病毒文件以及非法信息的比例相近，均在40%多，而没有发生过任何安全隐患的用户比例仅为16.1%。

即时通信价值凸显安全性问题成挑战

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应用的日益多元与普及，即时通信工具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通信工具，而是承载了更多的功能与价值。报告认为，随着部分即时通信工具引入网络游戏与虚拟物品，即时通信账号自身已经具有“经济价值”。而未来随着电子商务以及支付工具的发展，即时通信的支付功能会进一步扩大。

目前，国内的一些主流即时通信工具提供商都已经陆续开始提供电子商务功能，如腾讯的拍拍、百度的有啊等等，而阿里旺旺本身就是与电子商务和支付平台相结合的即时通信工具。如何解决安全性的问题，提高用户的安全意识，已经成为这些即时通信工具未来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与挑战。

2022年中国调研报告网模板精华篇七

二、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实证

（一）司法鉴定制度的宏观改革

1．改革的整体需求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在填写问卷的74名法官中，认为需要修改现行鉴定制度的有61人，占法官总数的82.43%；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13人，占法官总数的17.57%。在填写问卷的85名检察官中，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的有65人，占检察官总数的76.47%；认为鉴定制度无需修改的有20人，占检察官总数的23.53%。在填写问卷的61名律师中，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的有54人，占律师总数的88. 52%；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7人，占11.48%。在填写问卷的20名鉴定人员中，17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占鉴定人总数的85%；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3人，占总数的15%。在填写问卷的49名侦查人员中，42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占总数的85.71%；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7人，比例为14.29%。wWw.0519news.cOM

上述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2．改革的主要方面

（二）司法鉴定程序改革

1.控辩双方的鉴定程序参与权

这组统计数据着重说明两个问题：

2．鉴定程序的启动权

律师群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与检察官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这组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二，与上一组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相同，对于司法鉴定的启动问题，基本不存在地域之间的差别，三个调研城市对待该问题的态度基本一致。

第三，对检察官反对的理由进行，加大公诉的难度是最主要的理由。增加诉讼成本和不符合中国国情二者并重，都占28. 81%。调研组认为，采行这一模式的改革措施确实会加大检察官的公诉难度，但这一措施可以使控辩双方当事人在同一高度的诉讼平台上进行司法较量，符合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理念，顺应国际司法发展的潮流。

3．非法鉴定结论的排除程序

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改革有限地引入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但是对于非法获得的鉴定结论应当如何处理，则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在未来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对于鉴定过程不合法、检材不合法或者鉴定人不适格等各种非法的鉴定结论是否应当被排除于法庭之外，课题组针对五类司法主体进行了调查。

总体而言，在所有的受调查主体中，有87.8％的人认为非法的鉴定结论应予排除；9.49%的人认为不一定排除，应当因案而异；2.71％的人反对将其排除。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填写问卷的76名法官中，有68名法官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法官总数的89.47%；有6名法官选择因案而异，占法官总数的7. 89%；有2名法官直言反对排除该类鉴定结论，占法官总数的2.63%。在填写问卷的87名检察官中，有79名检察官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检察官总数的90. 8%；有7名检察官选择因案而异，占检察官总数的8.05%；有1名检察官选择反对排除该类鉴定结论，占检察官总数的1. 15%。在律师群体中，共有61名律师参与该项调查。其中，有56名律师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律师总数的91.8%；有3人选择因案而异，占总数的4.92%；有2名律师反对排除该类鉴定结论，占总数的3.28%。在填写问卷的21名鉴定人中，17人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0.95%；有4人选择因案而异，占总数的19.05%；没有鉴定人表示反对排除。在50名侦查人员中，有39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78%;8人表示因案而异，不可一概而论，占总数的16%；另有3人对非法鉴定结论的排除持否定态度，占总数的6%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在市，共有127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9.44%；选择因案而异的有12人，比例为8.45%；选择不排除的有3人，比例为2. 11%。在青岛市，有59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5.51%；选择因案而异的有10人，比例为14.49%。在呼和浩特市，共有73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6.9%；选择因案而异的有6人，比例为7. 14%；选择不排除的有5人，比例为5.95% 。

上述统计数据充分说明，目前司法实践中，各司法主体对待非法鉴定结论是否排除的问题基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即绝大部分的司法主体倾向于排除非法获取的鉴定结论。这一观点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三个调研城市，还是在职业利益各异的五类司法主体之间都没有本质性的分歧。因此，在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中，调研组认为应当设立非法鉴定结论的排除规则，以填补目前鉴定立法的空白，满足司法实践发展的需求。

4.辩护人鉴定程序知情权的保障措施

通过上文中对司法实践中辩护人一方在庭审之前对鉴定结论和鉴定程序的知悉情况的调研，可以看出目前辩护人对鉴定结论的知悉权并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有接近半数的辩护人在庭审之前无法查阅到与案件相关的鉴定结论。在刑事司法鉴定的改革中，要着力改善这一现状。

关于获取控方鉴定结论的最有效方式，呼和浩特市接受调查的28名律师中，有13名律师认为直接到检察院阅卷最为有效，6名律师认为通过检察院移送到的案卷材料中查阅最为有效，还有9名律师认为建立鉴定结论庭前开示程序最为有效；青岛市接受调查的12名律师中，有10名律师选择了庭前开示程序，2名律师选择到查阅相关案卷；市26名接受调查的律师中，有5名律师选择“直接到检察院阅卷”，有4名律师选择“通过检察院移送到的案卷材料中查阅”，有15名律师选择“建立鉴定结论庭前开示程序”，有2名律师选择“其他方式”。

这一调查结果显示，三个调研城市的律师对于该问题的改革方式存在较大的分歧。青岛市的律师群体绝对多数赞同建立庭前鉴定结论开示程序，其比例高达90%。市也有近70％的律师赞同这一主张，其后依次为直接到检察院阅卷、到阅卷和其他方式。呼和浩特市，律师的主张在几个选择之间趋于平衡，没有某项方式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相对而言，直接到检察院阅卷，是呼和浩特市律师认为的最佳选择。

综合三个地区的调研数据，“直接到检察院阅卷”的比例为30.3%,“通过检察院移送到的案卷材料中查阅”的比例为15．15％，“建立鉴定结论的庭前开示程序”的比例为51.52%,“其他”的比例为3.03%。

上述比例数据说明的问题是：对于律师群体而言，其选择的首要方式是通过建立鉴定结论的庭前开示程序来获取相关的鉴定信息，这一比例超过了通过检察院移送案卷查阅和直接到检察院查阅的总和。可见，律师群体是希望通过建立控辩平等的诉讼程序来保障其司法鉴定程序和结论的知悉权，而不是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与之利益相对或相关的国家司法机关自身的改革方面。该组数据所反映出的这一信息也可以体现出律师群体对鉴定制度改革措施具体设计思路的选择，即摒弃现行制度下对司法机关的依赖，通过正当诉讼程序来行使和保障自己的诉权。

（三）鉴定结论及其效力改革

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涉及多个方面的问题，但课题组认为，当前最突出的是如何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重复鉴定的问题。为此，课题组针对在未来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应否有明确的鉴定次数的限制性规定问题，面向五类司法主体开展了相关的调研工作。

总体而言，在290名受调查群体中，有165人选择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以内，比例为56.9%；有46人选择不可以就同一问题进行重复鉴定，即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1次，比例为15.86%；有40人认为无需限定重复鉴定的次数，只要案情需要，就可以无限制地进行重复鉴定，比例为13.79%；有39人认为重复鉴定的次数需要进行限制，但不宜限制得过于严格，只要限制在3次之内即可，其比例为13.45%。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76名填写调查问卷的法官中，有15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20.27%；有37名法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48.68%；有14名法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18.42%；有10名法官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13.16%。在83名填写调查问卷的检察官中，有10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12.05%；有52名检察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62.65%；有13名检察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15.66%；有8名检察官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9.64%。在61名填写调查问卷的律师中，有7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11.48%；有41名律师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67.21%；有4名律师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6.56%；有9名律师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14.75%。在21名填写调查问卷的鉴定人中，有5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23.81%；有9名鉴定人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42.86%；有2名鉴定人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9.52%；有5名鉴定人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23.81%。在49名填写调查问卷的侦查员中，有9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18.37%；有26名侦查人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53.06%；有6名侦查人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12.24%；有8名侦查人员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16.33%

以各调研城市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市参与调研的142人中，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复鉴定的有22人，占总数的15.49%；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之内的有76人，比例为53.52%；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的有23人，比例为16.2%；认为无需限定次数的有21人，比例为14.79%。在青岛市参与调研的66人中，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新鉴定的有5人，占总数的7.58%；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之内的有46人，比例为69.7%；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的有8人，比例为12. 12%；认为无需限定次数的有7人，比例为10.6%。在呼和浩特市参与调研的81人中，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新鉴定的有19人，占总数的23.46%，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之内的有43人，比例为53.09%；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的有8人，比例为9. 88%；认为无需限定次数的有11人，比例为13.58%。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总体而言，大部分的受调查人员认为以2次为限进行重复鉴定是较为合理的。其次分别为不得重复鉴定、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和无需限定次数。这一顺序在各调研城市之间也大致相同。可见，从比例变化的趋势而言，司法实务人员倾向于对目前实践中针对同一事项的重复鉴定问题进行明确的次数限制。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而言，对待该问题的总体评价是相似的，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鉴定人群体的意见。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鉴定人群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很有特点。一方面，在五类群体中，仅有鉴定人群体选择“无需限定次数”的比例超过了总数的20%，为各群体之中的最高比例。另一方面，其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复鉴定的比例也是五类群体中最高的，其比例与无需限定次数的比例是基本持平的。说明在鉴定人群体中，存在两种司法理念，这两种理念源于其对司法鉴定制度性质理解的差异。一种理念认为，对于需要鉴定的事项，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地追求其本真的面目，因此，只要案情需要，就不需要限定重复鉴定的次数，而是以获得最终结论为目标。与之相对的理念认为，司法鉴定程序是嵌套在刑事诉讼之中的子程序，因此，司法鉴定的诸多原理和理念都要顺应刑事诉讼的原理和理念。“定纷止争”的程序设计根本不允许将司法鉴定无限制地重复下去，因此其选择不允许进行重复鉴定。

（四）鉴定管理体制改革

自《决定》颁布至今已逾三年的时间，从上文对鉴定体制实施现状的调研数据可以看出，目前实践中自侦自鉴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控辩之间难以实现鉴定程序的平衡和对抗。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是司法鉴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鉴定体制的改革方向直接关系到整个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成败。关于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课题组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调研。

1．鉴定人的选任方式改革

关于鉴定人的选任方式，呼和浩特市参与调研的19名法官中有9名法官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选任最为合适，有7名法官认为由合议庭指定最为合适，有2名法官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较为合适。青岛市接受调查的10名法官中有7名法官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选任最为合适，有2名法官认为由合议庭指定最为合适，有1名法官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较为合适。市被调查的47名法官中有13名法官认为由合议庭指定最为合适，10名法官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较为合适，1名法官认为由检察机关指定较为合适，23名法官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确定较为合适。综合三地调研的数据，在全部接受调查的法官中，主张由控辩双方确定的，占56.31%，主张合议庭指定的，占28. 85%，主张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占14. 13%，主张由检察机关指定的，占0.71%。

在鉴定人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选任最为合适，有1名鉴定人认为由合议庭指定最为合适，有6名鉴定人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最为合适；青岛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司法机关指定最合适，4人认为控辩双方进行协商最合适；市有39名鉴定人选择“合议庭指定”；有8人选择“控辩双方协商确定”，没有人选择“司法行政机关指定”和“检察机关指定”。综合三地调研数据，在鉴定人群体中，主张由控辩双方确定鉴定人的占55. 18%，主张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占31.67%，主张由合议庭指定的，占31. 67%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总体而言，法官群体和鉴定人群体都支持通过控辩双方协商的方式确定案件的鉴定人，两个群体对该改革措施的支持比例大致持平。有所差别的是，在控辩双方协商确定之外，法官群体倾向于通过合议庭指定的方式确立鉴定人，而鉴定人群体则希望通过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方式来确定某一案件的鉴定人。

第二，从地域差别进行，在法官群体中，三个调研城市法官的主张没有本质性的差异。都是首先支持控辩双方的协商确定，其后依次为合议庭指定、司法行政机关指定和检察机关指定。在鉴定人群体中，三个调研城市鉴定人的主张差别较大。由此可知，绝大部分的市和青岛市的鉴定人都倾向于由控辩双方协商确定案件的鉴定人，而呼和浩特市的鉴定人群体则更倾向于通过司法行政机关的指定来确立鉴定人。

第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检察机关指定的方式确立案件鉴定人的改革主张，在法官群体中，只得到了占总数0.71％的法官的支持；在鉴定人群体中，没有人支持这一主张。这说明，无论是鉴定人群体还是法官群体，都是倾向于在鉴定人选任的程序中保持控辩双方之间的大致平衡，并且通过这种控辩力量的平等对抗来保障鉴定的中立性。

2．当事人获得专业帮助的程序化改革

现行鉴定体制下，当事人缺少必要的鉴定辅助是导致当事人极少对案件的鉴定问题提出异议的主要原因之一。面对专业性极强的鉴定事项，如何辅助双方当事人对案件涉及的鉴定问题进行监督和审查，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虽然目前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检察官和律师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会向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咨询，但由于没有形成一定的制度和程序，其辅助的效果并不明显。根据课题组对检察官群体和律师群体的调查，在检察官群体中，明确希望在诉讼中获得专业鉴定人员帮助的有74人，占填写问卷的检察官总数的86. 59%。认为是否得到鉴定人辅助无关紧要或明确不希望得到帮助的有11人，比例为13.41%。在律师群体中，有59名律师表示希望在诉讼过程中得到专家的协助，比例为96.72%。持相反意见的律师仅有2人，占填写问卷的律师总数的3.28%。

上述数据可以说明：

这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3．法官获得专业帮助的程序化改革

上述统计数据可以说明：

三、几点初步结论

（一）权力配置不平衡

（二）资源分配不合理

（三）配套措施不到位

注释:

{1}参见司法鉴定管理局编写《保障司法公正，服务和谐社会，进一步推动司法鉴定体制改革与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页86。

{2}在被调查的法官中，有10人没有说明自己的学历情况，故将该10人排除于该项统计结果之外。

{3}在被调查的法官中，有11人没有说明自己工作年限的情况，故将该11人排除于该项统计结果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