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学哲学的学科地位及其范畴_其他哲学论文十篇

【哲学论文】导语，我们所阅读的本篇共有107261文字，由殷方丽修改之后，发表在范万文网！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开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通常认为它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是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地学哲学的学科地位及其范畴_其他哲学论文十篇欢迎来学习！

地学哲学的学科地位及其范畴_其他哲学论文 第一篇

70年代末以来，我国地学哲学的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但目前学术界关于“地球科学”和“地学哲学”的存在根据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本文对这两个直接关系到地学哲学学科地位的重大问题作出了回答，提出了地学哲学特有的4对范畴。

【正文】

1　地学哲学建立的必要性

1.1　问题的提出

哲学是一种以抽象的原理、范畴等逻辑形式来反映事物运动的最一般规律的知识体系，它表现着人类认识所达到的最高成果。地学哲学作为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的应当是地球运动的最一般规律、人类对地球运动认识的最一般规律，以及地球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最一般规律。从研究领域上说，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比哲学原理低一个层次，地学哲学又比科学技术哲学低一个层次，在学科分类中，它属于第三级学科。

自70年代末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复兴以来，它自身及其各个分支学科（包括地学哲学）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中，地学哲学的研究以队伍实力雄厚并以得到强有力的行政和社会支持而显得格外蓬勃。尽管如此，关于地学哲学的存在根据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一些学者认为，地学哲学实际上是哲学原理在地学研究中的应用，作为问题讨论是可以的，但作为一门学科，理由不够；另一些学者甚至就根本否认“地球科学”这一名称，他们认为，所谓“地球科学”实际上是一个模糊概念，研究地球运动只有从各个不同侧面、不同层次才能弄清楚其微观机理，如果笼统地谈地球运动规律研究，实际上什么也说不清。

对于上述疑问，首先应当解决“地球科学”是否存在的问题？因为“地球科学”毕竟是“皮”，而地学哲学则是“毛”，若“皮”之不存，则“毛”将焉附？

1.2　地球科学存在的根据

在遥远的古代，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人们关于地球的知识都是笼统的和直观的，　这些认识在古代希腊有《气象论》（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博物学》（大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地理概论》（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等；在古代中国有《山海经》、《禹贡》、《汉书·地理志》、《准南子》、《水经注》（郦道元）、《梦溪笔谈》（沈括）等，它们的共同缺点是感性色彩强烈和猜测性明显。Www.0519news.COm

近代科学的兴起在人对自然的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一般说来，为了深入了解自然界的规律，不能不从细节入手，先把事物活生生的联系割断，分门别类地对微观机理展开研究，这样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形成了僵化孤立的思想方法，限制了对自然界的系统把握。著名的法国数学家团体“布尔巴基”在谈到数学界的这种不幸时说过：“有许多数学家置身数学的各个小角落，他们也没有尽量从那里走出来，就不仅完全忽视不涉及他们所研究的科目的东西，而且甚至无法理解远离他们专业的同行们的语言和术语”。〔1〕上述弊病不仅在数学领域，而且是在各个领域都共同存在的。早在19世纪恩格斯就批评过：“18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是这样地高于希腊古代，它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方面，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是这样地低于希腊古代。”〔2〕事实上， 当时在天体演化方面从而在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就并不是自然科学家，而是哲学家康德。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不具备专业知识也可以取得成就，而是说仅具备专业知识，而不具备广博的知识和哲学素养，至少将可能在成就上受到很大限制。

从19世纪下半叶起，自然科学出现了整体化趋势：一方面，学科越分越细，分支学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另一方面，学科之间又相互渗透、融合、产生了大量的边缘科学、交叉科学，并产生了横断科学和综合科学，科学界出现了针对同一对象开展多学科协同研究的局面。

地球研究在自然科学整体化发展趋势中是一个典型。地球这个对象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研究的对象有很大不同，它不仅本身就包含各种运动形式，而且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很难直接把握，因此，观察方法以及历史和逻辑的方法，在地球研究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有关地球的研究被肢解为一系列壁垒森严的学科，不少认识往往往囿于一得之思和一孔之见，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很多学术之争都是由于各执一端（例如关于地球演化的“水成说”与“火成说”，“渐进论”与“灾变论”等）引起的。尽管各种带有局限性的假说论争的结果总会导致认识的深入，但很显然，如果各个领域的科学工作者能够有意识地填平专业之间人为掘出的鸿沟，完全可以避免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无谓消耗。随着对地球认识的深化，这种迫切性已经出现。最强劲的推动来自板块学说的诞生，板块学说是关于地球图景的大革命，其意义可与物理学中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相比。板块运动是地球整体运动的表现，一方面它自身提出了牵涉陆地、海洋、表层、深层，生物、非生物，区域、全球，地球、外星等的多个学科、多种手段开展综合研究的客观需要，非如此便不可能取得成效。另一方面，即使是对那些工作在具体的局部领域的科学技术人员来说，也必须以整体运动为工作背景，否则就可能陷入片面认识。加拿大地质学家 j. t.威尔逊（wilson）说过：“在现代地学革命中，贡献最大的地球科学家，一般都具备两个共同的特点：渊博的教育素养（包括熟练地掌握物理学知识）和对全球问题产生浓厚兴趣，而不是限于对一个小区域的研究。”〔3〕

有关地球的科学研究整体化的另一个推动来自人类生态学的诞生。“人类生态学”这个名词是美国地理学家h.巴洛斯（barrows ）在1923年提出的。他认为地理学应致力于研究人类的生态，或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地理学应当有一个统一的课题，以便把地理学研究联成整体，人类生态学研究的就是这样的统一课题。20世纪70年代之后，人类生态学的论著纷纷问世，绝大多数论著认为，人类生态学是一门不仅包括多门自然科学，而且牵涉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大跨度的综合性学科，它的任务是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人口、食物、资源和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当代人类活动程度之剧烈，已经使地表各圈层的变化大大超过了自然过程本身的变化。这种态势造成了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各门与地球有关的学科都不能不研究人类活动的影响，采纳人类生态学的思想和方法；另一方面，人类生态学又成为与地球有关的各门学科由此达彼的桥梁。

至少从以上两个方面可见，有关地球的科学研究已经越来越难以分割，所谓“地球科学”实际上属于美国科学家d. 普赖斯（price））在1963年提出的“大科学（big science）”，是一类科学的总称， 这类科学是通过研究课题的协作来进行联系的。

1.3　地学哲学存在的根据

科学的整体化发展呈现出一种仿佛向古代科学回归的局面。古代科学是笼统直观的，这就是许多在各专业钻研很深的科学工作者对科学的整体化趋势难以理解的主要原因，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提倡专业人员学习哲学。辩证法认为，如同别的事物一样，科学的发展也总是经过否定之否定过程呈螺旋式上升的。科学的这种回归是自然观在更高层次上的复归，是在对微观机理有了深入剖析的基础上产生的对事物的总体把握，而不是倒退。

在这种整体化形势下，每个科学工作者实际上都面临着适者生存的选择。适应科学的整体化发展绝不是要科学工作者放弃自己的专业，而主要应当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所谓理论思维主要是指哲学思维。恩格斯对此说过：“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确实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不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不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但理论思维仅仅作为一种能力才具有天生就有的性质。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训练，而为了给以这种训练，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4〕如果说物理学、化学、 生物学等学科尚且需要运用理论思维来指导实验和提炼实证材料的话，那么对地球科学这种难以通过实验来揭示研究对象规律的科学来说，理论思维就更有特殊的意义，脱离理论思维，恐怕就只能陷于瞎子摸象的被动境地。所以，不仅地球科学的存在是有根据的，而且地学哲学的存在也是有根据的。

2　地学哲学的范畴问题

2.1　地学哲学应当有自己特有的范畴

地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社会需要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门学科的建立，除了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之外，还应当有它自己特有的范畴。科学的最高成果是概念。一门科学的最基本的逻辑概念就是它的范畴，范畴是人们用来反映、概括和把握客观世界时所使用的最普遍的本质概念。由一系列概念、范畴构成的理论体系的形成，是科学成熟的重要标志。

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范畴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一般的哲学范畴，例如物质和精神、运动和静止、时间和空间、对立性和统一性、质和量、肯定和否定、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内容和形式、现象和本质、原因和结果、特殊和一般等。它们是人们对世界总过程认识之网的纽结，是最高的哲学范畴。第二个层次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逻辑和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范畴，它们分别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辩证思维和自然界三个领域认识之网的纽结，例如历史唯物主义有社会存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科学技术哲学有结构和功能、对称和非对称、连续和间断、可逆和不可逆、简单性和复杂性、渐变和突变、精确性和模糊性等。一般的哲学范畴都适合这三个领域，但并不能代替这三个领域自己的范畴。如果缺乏第二个层次的范畴，对这些领域的认识就将显得空洞和僵硬。

在科学技术哲学层次以下的各门科学哲学，例如物理学哲学、化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天文学哲学，地学哲学是否存在，这是一个目前尚有争议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其范畴较难确立。这个层次紧紧夹挤在具体科学和科学技术哲学之间，能上升到哲学的范畴几乎已被科技哲学所抽取，可提炼的“资源”已十分稀缺。有的学者采取把科技哲学中适合于地学哲学的范畴“移植”到地学哲学中的办法，以解决地学哲学的范畴问题，这样当然能说明不少地学哲学问题，但它毕竟还只是一种应用，缺乏对地学领域特殊规律的更深刻、更生动的反映。可以设想，在社会历史领域，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单凭辩证唯物主义范畴来把握，确实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社会发展规律就不会揭示得那么充分。

2.2　地学哲学范畴探讨

从目前来看，地学哲学可以确立以下4对范畴：

（1）现实图景与反演图景

现实图景是人们根据所获取的关于地球的实证材料以及目前掌握的影响地球运动的作用所得到的对地球现今运动状态的反映，是与经验世界比较接近的、比较确定的理性认识；反演图景是对地球发展变化历史的考证，是人们通过逻辑推理对所掌握实证材料作出的追溯性解释，是与经验世界比较远离的、猜测性较强的理性认识。由于地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客体的运动很难通过受控性实验进行直接地把握，因而必须站在已有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展开思维之翼自由翱翔，对现存事实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大胆推测、提出假说，对实证材料作出说明，以揭示地球运动的规律。所以，现实图景和反演图景是地学研究中带普遍性的最基本的概念。

现实图景与反演图景是与时间有关的一对范畴。这对范畴与哲学原理中的原因和结果有密切联系，但又不能用原因和结果来取代。原因和结果是反映运动过程中前后相继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关系的一对范畴。但在地学中，由于空间广大和时间久远，现实材料永远是不完备的，用这种不完备的材料去重新塑造演化过程，永远具有以偏概全的的性质。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使用部分结果，来推测着地球变化的全部动因。从另一方面说，由于历史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偶然性因素的作用，现今正对地球演化发生作用的因素并不一定能产生它在远古时代所能产生的结果。“灾变论”在现代的复兴说明，即使我们能完备掌握现今所有的地质资料，也由于某种不可逆性规律，使得我们只能不断逼近而无法完全重现地球的演化。这是对以今论古的“均变论”的严重动摇。

20世纪初，量子力学的诞生动摇了反映单一因果关系的拉普拉斯（laplace）决定论，代之而起的是反映多因果关系的统计决定论。 这既是自然图景的大革命，也是科学思想方法的大革命。目前一场类似的革命正在地学领域兴起，这场革命把“现实图景”与“反演图景”作为最基本的逻辑概念从地学中提升了出来，反映出地学认识中具有一般意义的多因果关系。现实图景是反演图景的基础。反演图景是现实图景的深化，引导现实图景向前发展。但现实图景也不是消极被动的，随着人的认识的拓展，总会有新的事实被发现，从而形成新的现实图景，并会对已有反演图景提出挑战，甚至已有的反演图景，致使新的反演图景诞生。例如地质学中的“水成论”与“火成论”之争，就是这样的过程。

（2）表层认识与深层认识

“表层认识”指人们根据直接从地球表层获得的感性材料，通过抽象思维所得到的对地球表层运动规律的认识；这是与经验世界比较接近的、比较确定的理性认识。深层认识是人们根据来自地球深层的信息，通过逻辑推理所得到的对地球深层运动规律的认识，这是与经验世界比较远离的、富有推测性的理性认识。表层认识和深层认识是与空间有关的一对范畴。在地学研究中一直有着两大障碍：一是地球外部的广大，二是地球内部的深邃。现在由于航天科学技术的发展，外部的广大已越来越不是认识的障碍。但受技术手段所限制，内部的深邃仍然是探测的壁垒。

地球表层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深层运动进行的，但对深层运动的了解一般都从对表层运动的认识入手。表层认识的深化有赖于深层认识的发展，而表层认识深化之后，又会导致新事实的发现并与已有的深层认识发生矛盾，推动人们从深层上对新的事实作出解释。所以表层认识和深层认识也是地学研究中具有普遍性的最基本的概念。例如，根据大西洋两岸大陆海岸轮廓、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和生物群落等的相似性，南半球各大陆古生代后期冰碛层的分布和冰川擦痕走向的连续性，非洲片麻岩高原和巴西片麻岩高原古代褶皱方向的一致性，关于环太平洋山系、阿尔卑斯山系和喜马拉雅山系的成因问题，关于按现今大陆配置产生的地极和古气候带变动存在的问题等，推动了反映深层运动的板块学说的诞生。板块学说作为一种科学假说提出之后，又需要进一步从表层认识上寻找论证依据，表层证据的搜索一方面促进了板块学说的完善，另一方面又发现了与板块学说相冲突的新事实。例如，按照板块理论，地震主要发生在海沟的消减带，但大陆板块内自80年代以来却地震频发；又如，大陆板块内部还有的推覆构造、伸展构造、走滑断裂等形式的构造形变，与板块构造学说有很大差异。这些反常事实对板块学说形成了挑战，推动地学基础理论向前发展。

（3）分布与构造

分布指物质在地球空间上的聚集情况，构造指物质的联系和组织方式。

地球是太阳系类地行星中非常特殊的一颗行星，它有复杂的圈层，各个圈层及同一圈层各个部位的物质组分不同，物质的状态不同，其联系和组织的方式也不同。事物量的积累会导致质的变化，不同的质对应着不同的运动，这是运动的特殊性在地球上的体现。地学研究中无论哪一个领域都不能不涉及这两个范畴。

物质的分布决定着构造。例如，根据板块学说，地壳岩石和上地幔岩石在最近的地质时期里，基本物理性状是相似的，都表现出脆硬特征，因此，它们可以划为地球构造的同一层次，称为“岩石圈”。地幔上层之下广泛存在着一个密度相对低的物质层，这层物质既有固体特征，又显示出流动特征，称为“软流圈”，其分布决定了岩石圈和软流圈会相对运动。岩石圈分为形状各异的各个板块，由于各个板块交界处的物质分布不同，其相对运动也就不同，按运动特征，边界可分为：分离型（大洋中脊）、海沟俯冲型、地缝合线型和转换断层型。反之，构造也可以改变物质的分布。例如，根据板块构造学说，地幔中有一个圆环对流体驱使超基性物质从大洋中脊裂缝中上升，形成新的洋壳。地幔物质牵引地壳不断向两侧扩展，老地壳遇到深海沟就下钻入地幔之中，于是出现一面生长、一面消亡的更新趋势。

分布和构造的对应关系在生物界也同样存在着，生物与非生物环境在地球上按地理位置不同有着不同的种类分布，不同的生物与相应的非生物环境构成不同的生态系统。反之，构造也可以影响分布。如果生态系统优越，无不良因素干扰破坏，生态系统就会发育进化，使得生态因子的多样性增加，联系趋于密切、复杂；而如果生态系统承受过重的外在因素压力，系统就会受到伤害，使得生态因子间的联系削弱，生态因子减少，甚至被毁灭。

根据分布可以推测构造，根据构造也可以推测分布。这是地球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普遍性方法。我国地质研究中关于陆相生油的理论，就是在深入把握油气的构造条件之后，根据构造成功地把握到油气分布规律的。

（4）人与地

在主义哲学中，人的本质不完全等同于人类普遍具有的生产劳动这一区别于动物的特点。人的本质是由一系列关系确定的，这些关系包括：人和自然之间进行的物质变换关系、在此基础形成的各种人际关系，以及贯穿于这两个方面的主观和客观的关系。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意义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 地这个范畴不等同于地学中所说的地球这部分自然界。地学中所说的“地”是一个具体科学概念，而地学哲学中所说的“地”则是一个哲学概念。按照主义的观点，人类诞生以后的自然，已不同于原生状态的自然，这种自然是渗透着社会因素的自然，其中不仅有人改造的印记，而且有完全由人工创造的物品，同时其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这是一种人化的自然。

人类脱离动物界以后，就以创造性的劳动把地球环境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作为自己的“无机身体”。自然界的人化，归根结底是人的本质力量外化的结果。人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以自然界的物质和自然界的规律充实着自身，使自己的本质力量不断提高，这是一个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双向过程。

人改造自然的行动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产生了环境问题。环境问题，说到底是人改造自然的结果反过来与人自身对立的问题。人为了在自然面前争取自由，需要消除自然灾害的威胁和自然条件对人不断增长的需要的匮乏状态。但是人的生产实践是有创造与破坏二重性的，当人类不能控制自身的时候，生产的结果将表现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掌握了先进的技术，仍然不能摆脱盲目自然力的统治，在自然面前仍然是不自由的。

人获得自由的过程是一个全面解放的过程，人的解放包含3 重意义：摆脱思想上的盲目性，实现意识的自由；摆脱盲目自然力量的统治，实现对自然的自由；摆脱异化劳动，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自由。在这3 者中，意识自由是后两者的前提，对自然的自由是意识自由的基础，而对社会关系的自由则是对自然自由的条件和手段，作为手段的东西，在一定意义上也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环境问题的解决，绝不是单纯的技术经济手段可以奏效的，从根本上说，技术经济手段的运用必然会受人的价值观念支配，如果人对自身价值实现的认识不正确，那末就不能改变难以持久的消费方式，于是，难以持久的开发方式也不能改变，这样，环境问题的解决便将永远没有希望。

在地学研究中，无论哪个领域都回避不了从高层次上讨论人与地的关系，把它们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是完全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n.布尔巴基：数学的建造，见：林夏水主编， 数学哲学译文集，知识出版社，1986，第361页。

〔2〕〔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出版社，1984，第9～10、45页。

〔3〕王维：地学哲学对谈录，地质出版社，1996，第256页。

〔5〕：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出版社，1995，第60页。

化学发展与化学哲学_其他哲学论文 第二篇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化学哲学的定义及化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对化学史、化学哲学和哲学三者的关系作了扼要的阐述，对化学发展的历史以及物质观和物质结构观的发展过程作了哲学，对于化学发展与化学方的关系也作了一些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化学发展/化学哲学/物质结构观/化学方/化学进化

【正文】

化学发展的哲学是化学哲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化学发展与化学哲学是化学科学研究中的两大重要课题。关于化学发展与化学哲学的关系问题，国内化学界和科学哲学界对此进行了多次的探讨。本文将综合近几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并结合作者的学术实践，对这一问题作一些总结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以期对化学科学研究的这一重要领域作些阐述，从而引起广泛兴趣，并深入研究。

一、化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及其与化学发展和哲学的关系

化学哲学在我国曾被称为“化学辩证法”，“化学辩证法”一词现在仍部分沿用，是与正在使用的“自然辩证法”一词相协调。其实，曾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关于自然哲学的著作”，所以无论自然哲学还是化学哲学一词并非后创的异端，而是被哲学体系予以承认的一个名词。

那么究竟什么是化学哲学？从广义上来讲，化学哲学是以化学基本理论问题和化学运动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为研究内容的一门学科。在早期的科学研究中，自然科学的研究往往冠以philosoph （哲学）一词，所以20世纪以前的化学哲学基本上指的是化学本身，即定义中“化学基本理论问题”。许多重要的化学著作都有“化学哲学”一词，如有“近代化学之父”之誉的近代原子论创立者英国化学家道尔顿（j.dalton）的传世名著为《化学哲学新体系》（1808年），英国著名化学家戴维（h.davy）曾出版过《化学哲学原理》（1812），意大利化学家康尼查罗（s.canizaro）于1855年发表了《化学哲学概要》一文。wwW.0519news.COm虽然那时的化学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化学基本理论本身，但那时的化学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担负起研究化学认识论和方的任务，这在上述几本著作或论文中都有所体现。所以说，20世纪以前的化学哲学也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化学哲学，虽然没有现在化学哲学研究内容深入，但比现在化学哲学研究内容广泛。化学哲学分解为化学与狭义的化学哲学是顺应了化学学科日益丰富和发展的需要。

狭义的化学哲学与化学学科本身分离开来，而成为自然科学哲学体系的一个子学科，它是以化学学科为研究对象，以化学基本运动和化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为基本研究内容的一门学科。这个概念明确地体现了化学哲学与化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化学哲学既然是以化学运动和化学发展基本规律为研究内容，那么它必须以化学研究的实践为基础，这样一来，化学哲学的研究对象与化学的发展历程结下了不解之缘。化学哲学以化学发展为基础，脱离了化学发展中的研究实践就不存在着化学哲学，化学哲学不是毫无基础的空中楼阁，它必须从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化学实践活动中抽象和升华出来；另一方面，化学哲学也不是空洞无用的理论，不是一步一趋的“马后炮”，而是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去发现化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对今后的化学实践活动起指导或启示作用。当然，我们也要摒弃另一种误解，即把化学哲学当成，以为拥有了这把钥匙就可以轻易地打开化学研究的大门。其实，化学哲学只是一种有用的工具，这个工具作用的发挥还要靠强大的化学理论基础和经验实践作后盾。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化学哲学和化学史都可以算是化学学科的衍生内容，但它们又不可能隶属于化学学科，因为化学哲学的基本研究工具是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而化学史的研究方法是史学的研究方法，所以化学史与化学哲学都可以看成一门交叉的子学科，或称为边缘子学科。这就要求研究化学史和化学哲学的学者对化学、哲学和历史三门学科都有一定的造诣。

化学运动及发展的基本规律包括在化学领域中具有世界观和方意义的一般理论问题，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 ）探讨化学的科学定义、化学研究的对象、特点、地位和作用；（2 ）揭示化学科学发展的规律性和预见化学发展的方向与趋势；（3 ）阐发物质化学运动本身具有的辩证内容；（4 ）讨论化学研究中的方和认识论问题；（5 ）化学所取得的成果和重要化学家所作贡献的哲学意义及现实意义；（6 ）研究化学和哲学辩证关系及其与化学、哲学发展的作用等。由化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可以看出，化学发展的哲学是化学哲学的一个很重要内容，上述六项内容基本上都得从化学发展的角度考察。

当然，化学哲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化学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哲学研究上也有重大意义。化学是研究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所揭示的化学规律只适用于一定特殊的学科范围；而哲学则是在概括包含化学在内的具体科学的成果、特殊规律的基础上所揭示的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共同的、普遍的规律和原则。化学哲学就是架在化学和哲学之间的一座桥梁。化学哲学的任务就是在于运用化学哲学真理对化学的成果作出哲学的概括，使化学概念上升为哲学范畴，使化学原则上升为哲学原则，使化学真理转化为哲学真理，化学真理的扬弃，就是哲学的显现。反过来，由化学及其它学科所得来的哲学把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和普遍性质揭示出来，它运用的最一般的概念和范畴则通过化学哲学为中介对于化学具有一般方的意义。化学哲学在实现由化学真理上升为哲学真理过程中，发挥其自身固有的中介和桥梁作用。化学及化学发展史、化学哲学和哲学三者的关系可以用下面这个式子来表示：

　升华　上升

——→　——→

化学及化学史←——化学哲学←——哲学

反馈　　反馈

化学真理经过化学哲学上升为哲学真理也需要以辩证法作为正确的指导思想，脱离了这一点，化学真理就很有可能上升为伪哲学真理，蒙蔽人们正确的认识。化学发展史上的“热寂论”的导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由物理化学中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推导出来的熵增加原理告诉我们，在绝热条件下，趋向平衡的过程使体系的熵增加。在19世纪后半叶，曾经有些人把熵增加原理不正确地外推到整个宇宙而得到荒谬的“热寂论”，“热寂论”者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隔离体系，整个宇宙的熵要趋于极大，因此有一天全宇宙的温度都一样，成为一种热动平衡状态，一切热运动都将停止，这就是世界末日到了。如果承认宇宙的末日，就要承认它的开始，因此又导致一个荒谬的结论，即“造物主”和“原动力”的存在，并认为这个原动力就是造物主最初制造的不平衡，这样就为迷信和唯心主义找到了根据。事实上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还很少。恩格斯在一系列的著作中，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热寂论”进行了批判，“热寂论”的错误在于把热力学的结果不合理地外推到整个宇宙，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坚实基础是建筑在从有限空间和时间上所获得的经验上，显然把第二定律无限外推到宇宙是不正确的。

二、化学发展的哲学

什么是化学史？化学史就是关于化学学科及化学知识体系演进的描述和说明。化学史既不隶属于化学，也不隶属于历史学，它是化学与历史相互交叉的一门特殊学科，它是自然科学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化学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有阶段性。化学的发展历史证明，化学知识的增长、发展过程是理论和实践的矛盾斗争过程，是化学概念、原理的更迭和发展过程，是用包含较少谬误的理论代替较多谬误理论的一个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一个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逐步演进的过程。

自从有人类以来，化学知识就处于不断积累过程，但在各个历史阶段，其发展状况也不一样，人类古代历史最漫长，化学的发展也处于最缓慢发展的时期，因为这个阶段整个社会生产力低下，文化处于初级阶段；哲学思想尽管也有唯心与唯物之分，但也是处于早期的朴素阶段，同时还受着封建迷信的极大干扰。所以这个时期的化学是处于化学的萌芽时期，化学学科因其缺乏物质文化基础而不可能建立起来，人们对化学知识不可能建立一个系统的体系，并且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个时期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处于原始和初级阶段，对化学现象的认识仅仅依靠观察和一些化工生产实践活动，所以这个时期是经验化学知识的积累时期。史前时期人类掌握了对火的运用是人类开始化学实践活动的起点，它使得以后一系列的化工实践如制陶、冶金、酿造乃至于后来的炼金术成为可能。古代时期，人类的化学活动基本上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工匠们对实用化学工艺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思辩哲学家们在观察自然及化学工艺基础上的理论认识。最初是化学工艺占主导，古希腊时期，化学理论变为占主导，这时的理论问题主要包括物质本原和物质转变两方面的问题。在以后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有时是化工占主导，有时是理论占主导，在一些引人注目的时期，二者共同繁荣，使化学得以更快的发展。从哲学的角度讲，理论与实践共同进步的时期，会使得二者互相促进并得到更好的发展。这两大分支最后合而为一，理论和实践融为一体，发展成为在黑暗的中世纪中艰难发展的金丹术，化学在当时那样一种历史背景下，采取金丹术这样一种形式是历史的必然，也有其学术理论基础。西方炼金术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和元素嬗变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炼丹术是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丹术是人类最早尝试把化学哲学和化学实践相结合并用理论去指导实践的活动。但是，最终因其理论基础的谬误而导致了整个金丹术历史所反映出的艰难发展状态，并最终当成了一块科学发展的绊脚石而被逐出了科学的殿堂。金丹术的发展历史正好告诉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化学哲学体系的重要性。当然，朴素唯物主义的合理成分也使得金丹家们的工作并非完全地失去了意义，而正是他们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化学知识，制造了一些实用的化学实验工具，在某种程度上为近代化学的建立准备了条件，所以化学史界普遍认为金丹术是“化学的萌芽”。

16世纪，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人们崇尚科学和人性的解放，对整个封建制度和宗教发起了攻击，封建教会逐渐失去了统治地位，宗教内部也掀起了改革运动，文艺复兴使得整个人类的思想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17世纪中叶，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结果是打破了旧的生产方式，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给自然科学各门学科的蓬勃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文化基础，成为自然科学发展的强大外力。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之下，化学从17世纪迈入了近代时期，历时两个半世纪，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化学知识的积累由工场转向实验室，实验方法的确立以及职业化学家的出现使得把化学建成一门的学科成为可能。化学实验方法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实践活动，而职业化学家的出现得力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思想的解放、工业对化学的要求以及社会分工的发展。在已积累的经验知识的基础上，化学家们逐步发展了一系列的概念、定律和理论。化学从多方面展开，建立起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化学和物理化学等重要的基础理论分支学科，具备了较为丰富的实验基础和理论基础，这时的一系列化学实验和理论方法的建立为以后化学长足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近代化学时期是化学全面开花时期，这个时期化学界经历的大事件很多，发生了五次重大的突破，使得化学大厦牢固地确立起来。第一次重大突破是17世纪中期，波义耳（r.boyle ）提出了科学的元素概念，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把化学确立为科学。化学从此开始了正确的发展方向。第二次是18世纪下半叶，拉瓦锡（a. l.lavoisier）提出了燃烧氧化理论，否定了长达一百年之久的错误的燃素学说，把被燃素学说颠倒了的化学理论正立过来，建立了科学的化学燃烧理论，促进了化学的迅速发展。第三次是19世纪上半叶原子—分子论的建立，1803年，道尔顿在质量守恒定律、定组成定律、倍比定律等基础上提出了原子论；此后，阿佛加德罗（avogadro）在盖—吕萨克（gay—lusac）气体反应体积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分子学说，而康尼查罗综合两种学说，论证了原子—分子学说，解决了两种学说的争论，开创了化学发展新时期，为化学发展开拓了广阔道路。近代化学的崛起首先应该归功于氧化理论和原子—分子学说这两大范式的建立，这两种范式是在扬弃化学的第一个范式——金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四次是1824年，德国有机化学家维勒（f.wohler）首先从无机物人工合成了有机物——尿素，使得当时流行的生命力学说得以破产，生命力论者把有机物质神妙化，使有机物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之间人为地制造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样就严重地阻碍了有机化学的发展，生命力论是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在有机领域内的反映。尿素的合成，突破了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之间的绝对界限，动摇了生命力的基础，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有机合成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第五次是19世纪下半叶，化学家门捷列夫（d.i.mendeleyv ）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发现了元素周期律。周期律的建立，不但为新元素的发现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使化学从仅限于对大量个别零散事实作无规则排列中摆脱出来，奠定了现代无机化学的基础；周期律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它不再把自然界的元素看成一个彼此孤立、不相依赖的偶然堆积，而是把各种元素看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它表明了元素性质变化的过程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所以元素周期律的发现不但在化学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哲学上也有着重要意义。整个近代化学发展时期是化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一方面，在短短的两百多年时间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具有各种分支学科的化学体系，建立了基本的化学概念、定理和定律，为现代化学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近代化学时期是一个思想全面解放的时期，它逐步破除了一些严重妨碍化学发展的错误或迷信思想。这个时期在化学思想、化学方上占有重要地位，许多普适性的化学研究方法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起来的。所以说，近代化学发展时期也是化学哲学的一个奠基时期。

本世纪以来，由于科学对生产的推动作用，使得整个人类的物质文明达到了空前繁荣，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这种发展反过来又对化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技术保证，化学也迈入了现代化学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化学开始由宏观领域进入到微观领域，把宏观的理论研究和微观的理论研究结合起来，更深刻地揭示了化学现象的本质，化学哲学的研究也就有了基本的理论保证。微观化学从量子化学、结构化学和核化学三个方向发展并向化学的许多方向渗透，突出表现在化学动力学、生命过程的化学和人工元素合成方面，20世纪的人工合成化学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合成的新物质随时间加速增长，表现了人类对自然的强大改造能力。20世纪化学向其它学科的交叉渗透和综合，预示着化学将要揭示人类更为本质的奥秘。在这个成果爆发式发展的年代里，在理论、方法、实验技术和应用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有了一些新的显著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发展速度的加速化。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即科学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加速状态，其基数的不断增加导致了其成果的不断膨胀，化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化学小气候是与整个科学大气候是一致的。第二，纵向分化和横向联合。近代化学虽然建立了完备的化学体系，但现代化学的迅猛发展使得原有的分支学科不断地分化成更多的子学科，而这些学科的内部分化，也得力于与外部的“联姻”。自身的膨胀及多学科的渗透正是这些学科分化的原因。实验设备的仪器化促进了化学研究的精密化，这是化学尤其是中的一个新特点；这个特点其实也是化学与现代机械、光学、声学和电子学等方面的新技术“联姻”的结果。第三，从宏观深入到微观层次。这是现代化学最显著的特点，它建立在现代化学实验及电子、x 射线和铀射线三大发现的基础之上，其它特点都与之有着关联并互相渗透和促进，达到辩证的统一。微观大门的打开，是现代化学的起点，是人类认识水平的一个飞跃。第四，由静态向动态发展。近代化学一般是注重化学现象的结果，而现代化学则开始关心化学反应的过程，研究化学变化的动力学性质。这是由人类的认识规律所决定的，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历一个由外及里、由表观到本质的过程。把握化学反应过程的本质特点更有利于把握化学变化的外在规律。整个现代化学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化学科学实现了科学理论、实验研究和工业生产的高度辩证统一，正经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生飞跃式的发展。

三、物质观及物质结构观发展的哲学

关于物质本原与构成问题，不但是化学学科本身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化学哲学以及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自从有人类以来，人类就同形形的物质打交道，面对千姿百态、丰富多采的物质世界，人类免不了要发出疑问：这些千变万化的物质世界有没有一个基本的组成成分？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明朗化是人类发展知识的内在动力。千百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不断思索着，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设。任何正确理论的产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不断怀疑和否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物质观的发展也不例外。

在古代，人们没有系统的理论知识和正确的研究方法，他们对自然的认识往往靠观察和缜密的推理，所以他们对物质本原的认识有其合理的成分，在物质观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认识论上的意义。在我国古代，物质本原的基本假说是阴阳五行学说，该学说认为，水、木、金、火、土是世界的基本组成成分，这五种成分可以相互转化，也可以组成新的物种，万事万物都有阴阳之分，阴阳的对立统一导致了物质的变化和运动。在古希腊，有一个重要的物质观是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提出的原子论，他所提出的原子性质相同，但形状和大小多种多样，而这种不确定的多样性导致了这种原子论的复杂化和隐含的唯心主义色彩，所以最终物质观的统治地位让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夺去了。 我国春秋时期墨翟提出的“端”的思想，也是一种朴素的原子论。亚氏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看似比德氏更为先进的四元素说和四原性说，四元素是土、气、水、火，四原性是冷、热、干、湿，这种学说在西方占据了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并使化学走上了炼金术的歧途。亚氏把四原性也归入万物的本原，使得朴素唯物主义开始向唯心主义滑落。总的看来，最早的人类都企图从自然界中选取一种或几种物质元素来说明世界万物的成因，这也是早期朴素唯物主义的一个特征。

随后，近代化学把人类领进了一个五光十色、令人眩目的时代，使得物质观和结构理论也由哲学的思辨变成了具体的科学研究对象。17世纪末，波义耳提出了关于物质结构的“微粒说”，认为化学元素是多种多样的，是某种基本的和简单的物质最小单位，它是构成万物的基本成分，这无疑是科学地提出和解决物质结构问题的新起点，是化学史及化学哲学中一个划时代的成就。18世纪由道尔顿、阿佛加德罗、康尼查罗等人提出的原子—分子学说认为：由原子构成分子，由分子构成物体；原子是参加化学反应的最小质点，分子是物质保持其特性前能存在的最小质点。元素周期律的发现使人类对物质结构认识前进了一步。总之，近代科学分化后物质结构理论的最高成就是建立了原子—分子论。而在哲学上形成了“构成主义”结构观：承认世界及其组成物都是由早已存在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的部分所构成，这是一种建立在现实世界简单性的信念基础上的观念。这种观念所描述的自然物质结构图景，是机械的、不变的、非整体的景观：自然界是由质点靠外力的机械运动组合的整体，这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这种割裂物质和运动的机械图景，影响自然科学达300年之久。

随着大工业和自然科学飞跃发展，世界万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日益显著，特别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由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物质动因日益暴露而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这为旧的机械唯物主义上升为新唯物主义提供了条件。恩格斯从世界观和方的高度提出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物质结构观念，从而为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敏锐地意识到：“原子决不能被看成简单的东西或已知的最小粒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对微观原子世界的认识达到了三个层次：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和层子，这证实了恩格斯的科学预言，使物质结构学经由具体科学向哲学回归。新的物质结构理论使构成主义结构观被逐步扬弃，并开始向“潜存—显现”的结构观过渡。

总之，人类对自然界物质组成及其结构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人们对物质组成及其结构的认识过程也是唯物主义的一个不断辩证否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唯物主义经由了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三个发展阶段。

四、关于化学的进化问题

辩证自然观把世界看成是“在本质上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即某种发展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物质世界进化链可以形象地描述这种从浑沌中逐渐发展和逐渐生长的过程。大约在200 亿年以前的大初期，宇宙处于高温高密状态，只存在着中子、质子、电子和中微子等基本粒子。以后宇宙就沿着两条线索平行发展，一条是宇观链，即天体演化和地质演变；一条是微观、宏观链，此链又分为物理进化、生物进化、化学进化和社会进化四个阶段。对于化学进化来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1）化学元素的合成阶段。最简单的化学元素h可以俘获一个或二个中子，生成它们的同位素d或t，d和t反应可以聚变生成he，并进一步生成c、o、n……等元素，在宇观条件下， 还可以进一步合成近百种元素。（2）星际小分子的合成阶段。近二十年来， 由于射电望远镜的发展，人们发现了五十多个星际分子，这说明在宇宙发展过程中，由c、h、o、n等化学元素可以合成各种小分子。（3 ）生物小分子的合成。1953年美国米勒成功地做了一个由星际小分子生成氨基酸的自然过程的模拟实验，为自然界化学进化的第三阶段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4）生物大分子的合成阶段。 现在人类在实验室条件下已经能够合成自我复制的活分子，完成了由死分子到活分子的飞跃。但至于在宇宙演化中，无生命到有生命的飞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完成的？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尚无定论。

就化学科学本身而言，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19世纪，化学被认为是原子的科学，元素周期律是当时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发现新元素是当时化学的前沿，而现在化学的主要任务不是发现新元素，而是合成新分子。

化学进化的历程体现了物质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这样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

五、化学发展与化学方

化学方是关于化学一般研究方法的规律性理论，它既有自然科学方的一般特征，也反映了化学科学研究方法的特殊规律。它是一般自然科学方法与化学相互交叉渗透的方法。化学方是化学研究的锐利武器和有效工具。随着现代科学方法统一化、综合化的特点和趋势，结合化学的现状来看，系统地研究化学方对确定化学研究方向、选择科研课题和探索化学新的分支学科都有着促进作用；同时，历史上的多次化学革命总是与化学方法的变革相联系着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化学方法推动着化学的进步，化学方的研究也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

一般来说，化学研究的客体，首先是分子，其次是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和超分子等，而化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而不是意识，主要是实物粒子，而不是场，是实物粒子中的分子及其变化规律，而不是原子、原子核的运动规律。正是由于化学研究的对象是实物，所以实验的方法是化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观察与实验是化学工作者所不可缺少的。化学研究的对象是分子、原子，而分子、原子在一般研究中是不能直接看到的，这就需要用思维去把握，用模型去具体化，这样，就需要有比较、类比、推理、假说和模型等方法，以作为化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化学科学的发展也反映了这些手段和方法在化学研究中的深入和扩展。

化学方研究的对象是化学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它作为化学哲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成了哲学和化学科学之间的中介和纽带。一方面把哲学方法、自然科学一般方法具体应用于化学运动规律的研究，紧密地与化学学科特点相结合，因而它在科学方体系中具有相对的性。这种性表现在：在内容上相对一般科学方法深入和充实；在表述方法上相对于一般科学方精确、具体。另一方面，它又对化学学科中某些共有的通用的方法进行抽象和概括，使之上升为一般方法，以丰富、发展和深化一般自然科学方法，并使哲学中的方部分得以扩充。

化学方是化学理论建立所必不可少的工具。作为化学理论形成的主要标志在于它具有：能够反映化学运动的客观规律，由前提、推论、证明和结论所构成知识的严密逻辑性、进行定量表达的精确性等。这些标志所反映的条件，实际上只有依靠化学方法作研究工具才能实现。因此，化学理论的真理性必须由化学实验方法加以检验和证实。化学理论的逻辑性则需要运用化学演绎等方法去建立，这样才能把零星或散乱的知识依照本质关系和因果关系纳入一个严密的知识体系。

化学史是研究化学方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来源；化学方法的理论的研究需要概括化学史的材料，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受到启示，以便建立合理的方的逻辑结构。从方的角度看化学史，化学史也是一部充满了正确方法和错误之争的历史。在两种或多种假说的理论争论中，必然包含着方之争；在一种假说或理论的自身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存在方上的差异。了解化学史在方上有以下几点作用：第一，化学史可以为我们提供历史上的概念与理论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又是如何演变的；第二，化学史可以提供化学史上成功和失败的典型事例，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第三，化学史还可提供著名化学家从事化学研究的方法，化学认识是人们对化学运动形式的客观规律的反映，化学家是人类认识化学运动的主要力量，在他们的实验记录、研究总结、著作、回忆录、传记、手稿和报告演讲中蕴含着丰富的方素材，总结他们的演讲方法和治学经验，揭示其方意义，无论对传统方法的合理继承，还是对现代化学方法的变革与创新都有重要作用。化学史上一些成就卓著的化学家，他们不仅有渊博的科学知识，而且在化学方上也有独到之处。显然，这方面的研究是化学方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离开了这些丰富的经验来源，研究化学方就成了一句空话，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化学发展的现状尤其是前沿领域也是化学方的一个基本来源，化学方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以往历史的经验性概括和总结水平上，还必须从现代化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去进行新的概括和总结，并以此为基础再从逻辑和认识上加以研究和提高。这样，化学方的研究才能具有不断充实和不断提高的基础。

化学方之所以能在化学认识、化学发现、化学理论的建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它体现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认识活动程序，即从问题出发→明确研究对象→进行实验考察→提出化学假说→检验化学理论这样一个一般性认识过程。因而化学方法可以指明研究的途径和方向，以避免错误，少走弯路，顺利达到目的。

综上所述，无论对于研究化学还是研究化学哲学或哲学的学者来说，化学发展的历史都是一个大宝库，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在其中找到迷人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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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２１世纪的生物学哲学_其他哲学论文 第三篇

1　生物学哲学的再定位

费尔巴哈在谈到哲学的改造时说过：“哲学必须重新与自然科学结合，自然科学必须重新与哲学结合”。这是一种“建立在相互需要和内在必然性上面的结合”。〔1〕自然科学构成了哲学的基础， 生物科学是这个基础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同所有其他科学一样，生物科学也深深受到哲学的理论思维和方法的影响。生物学哲学作为连结哲学与生物学的桥梁和中介，对二者的重新结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这门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既须以实证科学知识特别是生物科学的知识材料为基础，跟上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又要汲取哲学研究的积极成果，适应当代哲学变革的需要。

就学科性质而言，一般认为生物学哲学属于科学哲学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所列《自然哲学》条目将关于自然的实际特征问题作为实在来进行考察，并分为物理学哲学和生物学哲学两个部门。不过这里对“自然哲学”一词的使用，有别于以往的传统自然哲学，而是“作为对科学哲学的补充”。如所周知，西方科学哲学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主要论述科学的认识论和方问题。维也纳学派的创立者m.石里克的自然哲学也是作为一种科学哲学，一种探讨哲理的科学方法。他申明自然哲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自然科学命题的意义，自然哲学是一种旨在考察自然定律的意义的活动。在其自然哲学讲稿中关于生物哲学的，便是从有机自然现象也一定要由定律来描述这一点出发，来讨论生物学中的机械论与活力论问题。

在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除了一般科学哲学，还兴起了特定学科的科学哲学，自本世纪初以来主要是物理科学哲学。Www.0519news.com传统的科学哲学带有片面的物理主义倾向，认为运用物理方法能够对这个世界作出绝对完全的描述，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事件均可用物理语言来描述。物理主义最热烈的倡导者、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r.卡尔纳普声言：“如果根据物理语言的普遍性，把物理语言用作科学的系统语言，那么，所有的科学都会成为物理学。……实际上只有一种客体，那就是物理事件。在这物理事件范围内，规律是无所不包的”。〔2 〕石里克也同意物理主义的观点，他仅仅基于量的方面的考虑而得出结论：“对于自然哲学而言，有机体不过就是一些特殊的具有复杂结构的系统，它们被包含在物理世界图像的完美和谐的秩序之中”。〔3〕

传统的科学哲学把研究重点放在物理学的定律和理论上，把它们看作科学的结构和逻辑的范例。之所以这样是有其深远的科学背景的。自牛顿实现了力学中第一次伟大综合，此后，经典物理学的各个分支日趋完善，牛顿的机械纲领左右了近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本世纪初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为标志的物理学革命，是物理学发展中的重大突破，也是对科学哲学的有力推动。逻辑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h.莱辛所著《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一书，就是通过对量子力学的科学成果的，阐释了他关于知识的性质、客观实在以及因果性等问题的见解。多年来，科学哲学的研究植根于逻辑学、数学及物理学定律，重视对物理理论的而忽略了生物学。正如在科学哲学家的视野内，有机生命及其进化只不过是世界科学图景中的一个次要因素；在科学哲学的殿堂中，生物学哲学也是处于比较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这种状况只是到本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改观。随着分子生物学所取得一系列新进展，导致了生物学的革命，生命科学作为最激动人心的科学领域跃居到自然科学的前沿，对现代整个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影响也日益显著。由于引入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新的技术手段，现代生物学的研究领域得以向微观和宏观层次不断延伸扩大，并愈来愈趋向系统的复杂性，向揭开物质世界最复杂最高级的系统——大脑的奥秘进军。生物学研究的课题愈来愈带有根本性，当今自然科学的研究重点正在转向研究生命本身。对生命现象的深入探索，增强了人们对生物学的哲学兴趣，并促使科学哲学向新的研究方向转变。在这方面，现代综合进化论的主要建筑师之一e.迈尔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致力于建立生物学的新哲学，强调这样一种新的科学哲学必须放弃对僵化的本质论和决定论的依附，必须将科学概念加以扩展、不仅包括物理科学的而且还包括生物科学的原理和概念。

传统科学哲学还带有专注于纯科学领域的局限。国外学术界在讨论医学哲学与科学哲学的关系这一论题时，已有学者指出，从历史上看，科学哲学家往往不到自然科学领域外面去寻找对科学的定律、解释和理论的洞察力以确定理论演变的进程，而是将自己限制于纯科学形式中，一直忽视和轻视象工程学、农学和医学这样的应用科学领域。同时由于传统科学哲学仅仅局限于从“内部”考察科学，忽视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狭窄的科学观不可能得出真正有洞察力的答案。传统科学哲学在研究视野上的这些缺陷，对后来兴起的生物学哲学也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

固然，科学哲学主要是把科学作为知识体系，对之进行认识论和方的研究，但是认识的最终目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对科学的哲学反思也不能脱离它所固有的实践本性。在科学、技术和社会走向一体化的现时代，尤有必要拓宽科学哲学的领域，开展实用性的或应用性的研究，并将科学哲学研究同科技发展的社会研究结合起来。作为实用科学的农学和医学与作为基础科学的生物学之间的联系极其密切，它们都属于生命科学的范畴。在生命科学哲学领域内，理应包括对这些应用学科的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以分子生物学为依托的生物技术，将成为医学和农业科学的主导技术，并将引起医学革命和第三次农业革命。生物技术的“每一个创新，每一个技术妙举，每一个概念上的困难的解决，都使得需要一种确定的生物学哲学变得更加显著，并且目前正在朝向这个目标发展”。〔4〕

21世纪将是生物学世纪。可以预期，未来世纪生命科学的巨大进展及其革命性变化，必然要求生物学哲学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无论从理论框架到研究内容到论题范围都要有所突破。要尽力吸收、消化生命科学的最新成就，以正确的世界观和方为指导作出新的哲学概括，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及发展生物科学技术的战略选择，这些可谓生物学哲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2　拓展和深化生物学发展新形势下的生物学哲学研究

以下试从生物科学发展的规律性、生物学规律与物理规律的关系以及生物学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关系三方面谈点浅见。

（1）“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 以致它再也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5〕恩格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作出的这一论断， 揭示了辩证思维对于了解科学事实的辩证性质的必要性，这也为后来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所证实。

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趋势是由经验进到辩证综合，这在生物学的发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在生物学范围内开始出现一些学科的综合趋势。早期的两大综合，一个是以胚胎学为中心，将之与细胞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综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发育观点；另一个是以进化论为中心，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与群体遗传学相结合，发展为一个有巨大阐明力的学说，即现代综合进化论。进化的综合范式取得了富有建设性的成果，如迈尔所说，是在有关的学科之间找到了一种共同语言并澄清了许多进化问题和作为其基础的各种概念。但是这一范式仍是不完善的，还有不少尚未解决的问题。它不仅受到一些批评家的非难和质疑，就是在达尔文主义者之间也依然存在某些意见分歧。更完全的综合始于本世纪50年代中后期诞生的分子生物学，它是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和遗传学等学科相互融合的产物，其主要目标之一是试图将大量的生物功能与分子水平上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分子生物学的核心——分子遗传学，在信息大分子的结构、功能及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来研究生物的遗传与变异。按照生物学史家g.e.艾伦的说法，j.沃森和f.克里克的工作，把信息学派、结构学派和生化学派对遗传（甚至扩展到整个生物学）的问题的研究统一起来了。作为一个新的遗传学范式，分子遗传学的范式补充和修正了（不是取代）进化综合范式，推动了关于进化过程中基因的变化和调节机制等问题的研究。着眼于分子水平上的进化的中性学说同着眼于表型进化的自然选择学说，也应看作是一种互补关系而非互相否定。现代分子生物学在进化研究方面的认识成果向人们昭示，一种完整的进化理论的建立，期待着传统的进化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实现新的综合。更进一步看，生物进化是种系发生和个体发育的辩证统一过程，对进化的深层认识，必须解开发育之谜这个世纪难题，以阐明个体发育中基因在多层次水平上的程序控制机理。由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的结合，把发育生物学推向前台，将成为21世纪生命科学的新主角。据中科院未来生物学预测研究组预测，在分子水平上使遗传、发育和进化的统一成为可能，这将是未来生物学的主要理论任务之一。由这三者统一所导致的理论大综合，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从哲学认识论和方上对之进行理论概括，也应成为未来生物学哲学的主要理论任务之一。

“分久必合”。生物学中的这种综合趋势还在继续。一些生物学家预言，面向21世纪的生命科学，必然是各学科相互渗透与相互交融的“大生物学”时代。“大生物学”要求辩证地综合与不同组织水平相关的各门学科所积累的科学事实，建立起一般的生命理论，发展统一的生物学原理。多种学科的综合，反映了生物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科学概念、方准则的统一。结合生物学认识发展的内在逻辑的考察，对生物学理论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理论的概念结构之间的转换、理论范式的确立和更替）进行哲学，能为我们提供有关生物科学发展规律性的新的认识。

（2）在生物学哲学的讨论中， 争议较多而且也是悬而未决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关于生物学的自主性问题。具体言之，生物学的概念与规律能否在某种意义上“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的概念与规律？生物学家运用的解释型式（例如历史的解释或目的论的解释）在物理科学中是否相宜？在生物系统中显示的某些现象是否也在无机系统中显现或有重大差异？等等这样一些有关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联系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被a. 罗森伯格称之为“生物学哲学的中心问题”（《生物科学的结构》）。根据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形成了“自主论”与“分支论”两派泾渭分明的理论观点。这种分野在历史上的表现形式是活力论与机械论的对立，在现代则主要是所谓反还原论与还原论的争论。

从本体论方面说，讨论物理化学的实体和过程是否构成所有生命现象的基础，这实质上就是高级运动形式与低级运动形式的相互关系问题。如果把生命运动形式同物理化学的运动形式混同起来，甚至完全否定生命运动在质上的特殊性，这种本体论上的极端还原论倾向在哲学上和生物学上都是不可取的。相反，如果把生命运动的独特性绝对化，忽视其与其他运动形式之间的包容关系和发生学联系，这种倾向同样是不可取的。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运动形式观为指南，依据科学认识的新成果，将能通过阐明生命运动和低级运动形式存在的联系和连续性而更深入地揭示其本质。

从方方面说，在生物学中通过把复杂现象分解为更为简单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最终在物理化学层次上——分子层次上——作出说明，这也即还原论作为方的功能。分子生物学正是运用物理化学的还原方法来生命活动的基本过程，才获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被誉为还原论的胜利。但是也要看到，生物学中还原方法的应用是有其局限性的。研究表明，生物体是一个多层次的、有组织的、结构复杂的系统，其中各个组成部分和整体具有多方面的相互作用。生物体的整体性不能建筑在来自于各个部分的分子碎片之上，分子参与组织的整体，它们的转移和复制是整体的全部功能的结果。本世纪下半叶以来系统科学和非线性科学的发展，为探索生命系统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还原论方式的自下而上的决定原则即较低层次决定较高层次的原则，同系统整体思维方式的自上而下的决定原则即较高层次决定较低层次的原则，二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它反映了部分与整体的辩证法。合理地结合这两种决定原则，应是生物学进一步阐明生命机制及其规律性的研究战略。

（3）在当代， 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已成为不可遏止之势。由于生物学革命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的广泛影响，凸显了人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的统一问题。与此相应，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加拿大哲学家m.鲁斯在其《生物学哲学》一书中宣称，未来的社会科学将和生物学结合起来，社会学将把生物学的成果包括在自己的理论中，研究这种结合会提供许多有意义的东西。从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可以看到，生物科学领域的一些学科（如遗传学、动物行为学、生态学等）与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经济学及学等学科的渗透、融合，不仅加深了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同时也启迪了对生物学规律和社会规律二者相互关系的哲学思考。如生态经济学作为生态学与经济学交叉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主要是阐明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经济系统运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生物学则旨在用生物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来研究行为，借以探索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规律。在横跨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众多交叉学科中，1975年由美国动物学家e.威尔逊在其巨著《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中所倡导并加以重新解释的社会生物学引起了很大反响。这是一门系统研究一切动物（包括人类在内）的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学科，其核心在于承认基因是遗传和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一切社会行为均有其特殊的遗传结构。威尔逊和c.拉姆斯登还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概括，在他们所著《基因、理性和变化》（1981）中提出基因—文化互作进化论，认为整个人类文化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遗传控制。学术界对社会生物学褒贬不一，围绕它所提出的人类行为的遗传决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远未完结，它所涉及的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的关系、社会生物学的哲学意义以及如何正确评价这一学说等问题也是生物学哲学研究的课题。

生物学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表现为生物技术研究对伦理观的冲击和基因工程的社会控制及其伦理调节。生命科学技术的进步，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引发出许多社会伦理问题，向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举医学领域来说，由于医学技术以人作为直接作用对象，它所引发的伦理问题更为突出。自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外医学界关于死亡标准、器官移植、安乐死、重组dna 技术以及人工生育技术种种问题的伦理学争论，无不反映了传统伦理观的困惑和人类面临的伦理学上的选择。在当代新科技革命条件下，随着生物高技术的发展，不断涌现出新的伦理道德难题。被称为生物学领域的第一“大科学”的人类基因组工程，无疑会深化人类对自身结构的认识，但这项研究也将面临与伦理观念相悖的严峻形势。例如，由检测基因产生的侵犯个人健康隐私权问题。当今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的克隆绵羊“多利”的出世，更是激起了一场有关其应用前景和伦理意义的大争论。人能否克隆？在人身上重现这一成就或者创造新的生命形式（如混合体）是否合乎伦理？未来的生命科学技术怎样与社会协调？是否应该着手进行人种改造的选择？站在生物学哲学的高度，我们将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参考文献】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4，第118页。

[2]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下卷，商务印书馆，1984， 第476页。

[3]莫里茨·石里克：《自然哲学》， 商务印书馆， 陈维杭译， 1984，第68页。

[4]金吾仑选编：《自然观与科学观》，知识出版社，1985， 第30页。

[5]恩格斯：《反杜林论》三版序言。

走进技术史的深处——论芒福德的技术观_其他哲学论文 第四篇

法国年鉴历史学派布罗代尔等人曾提出“中世纪技术革命”的观点，认为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时期，曾经有过一场影响深远的技术革命，正是这场技术革命为工业革命做好了基础。几乎是在年鉴历史学派在法国诞生和发展的同时，美国人文学者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在他的《技术与文明》、《机器的神话》等著作通过技术史的考察，重新认识工业革命的历史地位，展示了在工业革命之前、甚至在古希腊时期人类就有着多种多样的技术发明和创造。芒福德以技术史的研究为基础，从而提炼出了自己的技术观。

一．

在人类技术的发展史上，铁的发现和应用无疑是里程碑式的事件。人类最早发现和使用的铁，是天空中落下来的陨石。冶铁技术的发明，标志着技术史上新阶段的来临。芒福德在《机器的神话（ⅰ）：技术与人类发展》中认为，自从铁器出现后，它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wwW.0519news.COM铁器减轻了劳动的负担，提高了生产的效率，这首先体现在农业中。铁锄头可以使农民耕种各种土壤，而铁斧可以使人们轻易地砍伐树木。这不仅提高了生产率，同时也提高了劳动阶级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对于铁的重要作用，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曾说，“铁一旦成为生产中最重要的原料，这意味着人类进化史上发生了最重大的事件。”[1]

但是，由于技术条件和采矿业的落后，铁的使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对此，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认为，“在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前的欧洲（欧洲以外的地区自然更是如此），铁的生产和使用在物质文明中尚未达到举足轻重的地位。”[2]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的技术史强调工业革命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认为从铁器的发明到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前，技术上的发明与进步很少，大量的发明和创造是在工业革命期间及其以后完成的。但是芒福德对此却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当历史学家将这一段长时期的整个发明与自十八世纪在西欧所发生的一切相比较时，他们不由得四处寻找对他们来说所谓的奇怪的技术落后的解释，这使得他们问：是什么阻止了发明？在这样做时，他们封闭了一条研究的路线，而我正要通过问‘发明实际上被阻止了吗？’来有意开启这条研究路线。”[3]

芒福德从两方面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的。首先，他反驳了那些认为技术在长时间中被阻止了的人所持的理由。一般技术史家的观点认为，从公元前100年到公元1500年，铁器的使用逐渐普及。铁器的技术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技术活动却进入了萧条时期。对于这一现象，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将原因归咎于奴隶制。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由于奴隶制可以提供大量的人力，从而也就去除了发明和使用节约劳动的机器的动力。芒福德对这种解释持怀疑态度，为此他举了个例子。他认为，正是轧棉机这一节约劳动的机器的广泛使用，才提高了南美产棉地区对奴隶的需求。另一种解释认为，上述问题是由于上层阶级脱离手工劳动所造成的。因为古代人认为，自由的头脑只应从事理论研究。例如，阿基米德虽然发明了各种机巧的设施，但是他认为自己的主要贡献在于对数学理论的研究。芒福德认为这种解释也站不住脚，因为贵族对劳动的轻视并不是绝对的，而且这也不能阻止自由的工人和小作坊主发明他们所感兴趣的机器。实际上，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工程师和工匠用来发明和创造的足够空间。

其次，芒福德认为，之所以会有上述错误的判断，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是认为“古代世界的最伟大的技术成就的范围在静力学，而不在动力学；在文明，而不在机械制造；在建筑，而不在机器。”[4]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以现在所认同的动力机器和自动化机械作为技术进步的主要标准，来衡量早期文明的技术发明，从而导致认为过去的历史中技术发明被阻止的观点，同时也就将一些古代的发明归结为工业革命的成就。第二个原因是第一个原因的逻辑推演，那就是由上述原因所导致的“现代观察者倾向于低估古代世界的生产力。”[5]芒福德认为，在古代，除了在农业领域以外，许多部门必然有大量的剩余生产力，这样才能应付经常发生的代价昂贵的战争和大规模的城市破坏，而许多剩余生产力都是机械发明的结果。因此，在古代，必然有大量的机械发明，而不是像一些人想当然认为的那样，大量的机械发明是在十八世纪以后才出现的。

二.

但是，芒福德也承认，历史上有些技术发明确实曾被延迟，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争，而这一点经常被技术史所忽视。由于古代的手工劳动者文化水平不高以及行业秘密的限制等原因，工艺知识都是口头相传。一旦战争爆发，损害的不仅仅是外在的建筑，更重要的是使大量的工艺传统、行业秘密、新的发明丢失。因此，芒福德认为，“忽视了战争作为一般技术延迟的原因而将这归咎于战争的副产品——奴隶制和统治阶级轻视实用技术——是本末倒置的做法。”[6]

造成技术延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古代人的主要兴趣转向了其他的领域，例如宗教仪式、巫术、文学、造型和绘画艺术，如芒福德所说的，“一旦基础的工艺和简单的机器被建立，技术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就来自于提高技艺、形式的完善和细节的调整。为了增加产量或加快生产过程而牺牲有审美感的发明和功能的‘贴切’，这对于前机械化文明的整个系统还说是陌生的。”[7]

对于技术与艺术的关系，芒福德认为，“发明的最大领域在艺术中。”[8]当人类从动物中脱离出来，他们的努力主要倾注在表达和交流的艺术中，因此这才是发明的主要领域，而制造和工程的领域仅是次要的。芒福德否认“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的传统观点，认为对意义的追求才是人区别与其他动物并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根本所在。从早期的巫术、图腾崇拜、宗教仪式等原始文化，到金字塔、神庙、教堂等大型建筑，都体现了人类对意义的追求。在《技术与文明》、《机器的神话》等著作中，芒福德一直在论证这一点。他认为“这些著作最独创的贡献就是将技术作为人类最高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同时勇敢地否认人类脱离动物状态和持续的发展仅依赖工具使用和工具制造的倾向上。更进一步，在否定当代的教条中，不认为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是人类存在的单一目标；因为我将生活本身作为主要的现象，将创造性而不是‘对自然的征服’作为人的生物进化和文明成就的最终标准。”[9]

芒福德认为，有审美感的发明不仅建立了意义的世界，而且还是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因。例如，水磨和蒸汽在用于矿井抽水之前，是用来带动管风琴；小提琴这一看似简单乐器，包括了70多个部件，工艺复杂，结构精巧，它的发明和完善必然促进了多种技术和工艺的发展。所以，芒福德认为，“不仅有审美感的发明，而且为了获得或完善纯粹审美的或符号的结果的机械发明，占据了前自动化生产的大部分领域。”[10]

但是，随着自动机械和机器的引入，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技术与艺术相分离，技术被降低为单纯的对时间、空间、能量的征服。在这种条件下，生产量虽然空前增加，但技术却失去了美感，人的创造性失去了，降低为依附于机器的生产部件。在芒福德看来，“否认发明是主观形式的创作性的表达，就是否认有机体本身和人类个性特征的统一”[11]，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根据今天的标准，到我们今天为止的所有过去的文化确实没有发明才能了。”[12]

三.

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芒福德认为，在十八世纪之前，技术发明并没有停止，而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问题是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对技术史的研究，才得出错误的结论。虽然自从人类脱离动物状态就进入一个技术的社会，但是长久以来，技术并没有进入人类的思想领域，正如b.吉尔所说的，“技术是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忽视了这一点。”[13] 现在出版的大部分以“科学技术史”为主题的著作，内容基本上是在讲科学的历史，对技术的历史很少涉及。即使提到技术，也只是将技术作为是对科学的补充和说明，从没有将技术出来。人们对越熟悉的东西，就越缺乏了解。对技术的这种熟视无睹的态度，必然导致不能及时找到消除技术弊端的有效途径，而芒福德认为，理解技术“不仅仅是调整我们文明的第一步；它也是理解社会和我们自身的方法。” [14] 另一方面，如果仅仅以现代机械和自动化机器作为标准来衡量技术成就，必然会将许多技术发明排斥在技术的范围之外，将许多古代技术的发明归结为现代的发明，从而误导技术史的研究方向。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除了观念上的错误外，另外还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由于古代的许多技术没有记载在文献中，或者没有作为遗迹保存下来；其二，由于是人们虽然生活在技术和机器的时代，但是很少人能对技术、机器的起源有明晰的概念，对技术的发展没有远见，这主要还是由于技术还远远未进入人类思考的视野。

从芒福德对技术的认识和考察技术史的方法上，我们看到了他的观点与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相似之处。在历史观上，法国年鉴历史学派持有一种“全面的（或整体的）历史观”，即扩大历史的研究对象，摒弃了狭隘的史、人物史，代之以包括地理、生态、经济、社会、、科学、文化在内的人类全部活动的历史。对于技术，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布弗尔在1935年就曾说过，“技术：未编进历史的众多词汇之一。”[15]布罗代尔也非常重视技术和技术史在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努力廓清人们对技术和技术史的误解。他认为，“几千年来，农业始终是人类的主要‘产业’，但人们却往往把技术史当作工业革命的史前史来研究，机械、冶金和能源总是排在前列，从不看到农业技术的因循守旧和变化不快（变化缓慢毕竟也是变化）带来的重要后果。”[16]他认为，对技术的认识不应局限在对工业革命的认识上，技术的范围应该非常广阔：“清理林地是一门技术，开垦长期荒芜的土地又是另一门技术••••••扩大耕地面积，也就是说，砍树（不论是否刨掉树根）、烧荒、围林，或者排水、筑堤、灌溉，都需要技术。”[17]

对于技术应该包括哪些范围，芒福德与布罗代尔持有相似的看法。他认为，由于现时代对于机器的迷恋，也就不能将蔬菜和水果的培育方法、酿酒技术和通过用盐腌、熏烤等方法保存食物的方法与机械的发明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这些技术都是古代世界的人们的发明，而且有些方法我们至今还保留着，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此相应，由于我们只关注技术的工业应用，也就忘记了古代人在其他领域中的技术发明。例如，古罗马已经制造出非常专业化的外科手术设备，然而这并未引起后人的过多关注。希罗多德的书中曾有使用麻醉剂来做子宫切除手术的记载，但这种方法是作为职业秘密来保存，所以并没有流传下来。

在芒福德看来，“也许在认识重要的技术成就中最大的失败在于家居艺术的领域中：发展缓慢但却不断进步的、服务于家居便利和增加舒适的器具和设备。”[18]在这里，芒福德主要是指从纺织品、餐具到椅子、床这些范围内的发明。这些发明都不是机器，只能算作工具和器具。但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它们的重要性，如芒福德所说的，在崇尚机械和自动化的时代，“我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稳定的容器，生活将四分五裂。”[19]另外，城市以及城市中的公共浴室、健身房、剧院、公园等设施都是真正的发明，只是因为它们都在机械范围以外，我们虽然生活在其中，但却从未意识到它们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明，从而“这些发明和它们应用的实际生产力被低估了，因为现在的西方人束缚于工具和机器上。”[20]

四.

从芒福德对于各种技术的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技术观是一种视野非常广阔的历史观。他从人类的生活出发，将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包括了进来。那么，对于芒福德来说，哪些技术是最重要的呢？

芒福德认为，“尽管在蒸气机普遍使用之前的几个世纪，水磨和风磨在中世纪的革新使十八世纪的巨大进步成为可能，但是任何一方面都依赖的主要发明却在十六世纪之前的欧洲全部完成了；这些发明深入地变更了文明世界的空间－时间构架——并且改变了外在环境和人的内在特征。”[21]芒福德在这里所说的主要发明主要是指印刷机、玻璃和钟表。

印刷机的完善是一系列发明的结果：从古代中国的印刷术经波斯和土耳其，最终由德国的古登堡等人的铸造活字印刷技术所完成。印刷机是“通过铸造成型，利用标准化、互换、可替代的部件，将大量生产应用于动力过程的第一个例子。印刷机在其自己的历史中代表了从工人的机械化到工作过程本身的机械化的转变。”[22]印刷机的重要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它对其后机器的发明的影响上，它的更重要的社会影响体现在通过书本的廉价和快速的生产，打破了古代社会对知识的垄断，这使得穷人和非专业的人士也可以了解和学习一些非常专门的数学、物理知识，在社会上普及了科学知识，使知识化，最终使更多有才能的人加入了科学研究的行列，加速了科学发现和机械发明的步伐。随着光学知识的增加，人们利用玻璃制造了眼镜、望远镜和显微镜。眼镜矫正了近视眼，延长和丰富了人类的智力年限，而在十七世纪，物理科学借助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改变了世界的范围，人们可以看得更远和更细微，这就为人类开拓了一个比哥伦布和麦哲伦所发现的新大陆更广阔的世界。玻璃不仅改变了外在的世界，同时也改变了内在世界，改变了自我的概念，对人性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例如，从16世纪开始，通过在用玻璃的背面涂上一层水银而制成的清晰的镜子开始变的普遍。人们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自我形象，建立了自我的新形象。随之而来的就是自我意识、内省意识的觉醒，这一时期诗人和画家的创作主题就是对孤独灵魂和抽象个性的探寻。由科学观察到的外在世界和由画家、诗人揭示的内在世界都是借助玻璃来完成的，玻璃实际上是个窥视洞，由此人们看到了一个新世界。芒福德认为，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不会奇怪，17世纪在日常生活、、伦理、科学、宗教等方面最深刻的哲学家是斯宾诺沙：他不仅是荷兰人，而且是磨镜工。[23]

如果说放大镜和显微镜改变了人们的空间观念，那么钟表则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从十四世纪机械钟表出现以后，钟表就不再仅仅是计时的设备，它开始用一个共同的标准来调节和控制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起居。曾将钟表作为以后所有机器的原型，他认为，“钟表提供了生产中采用的自动机和自动运动的原理”。[24]但是芒福德认为，钟表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工厂的范围。把钟表看成是一种劳动量的外在标准，而芒福德则将钟表看成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内在标准。芒福德认为，钟表在社会生活中取得主导地位，其影响是深远的。这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1345年左右，一小时划分为60秒、一秒划分为60分开始变的普遍。这种划分变成了人们行动和思想的参考点。记录时间变成了计算时间和分配时间。从14世纪开始，时间的运动变成了指针的空间运动，时间也就具有了封闭空间的特征。它可以被划分，可以被充满，可以被延长，可以被缩短。时间成了一个的、机械的、可计量的世界，成了一种抽象时间，成了“第二自然”，完全与生命的自身规律和人类的行为相分离。“抽象时间变成为了生存的新媒体。有机功能本身被它所调节：一个人吃饭不是因为饿了，而是到时间了；一个人睡觉不是因为累了，而是因为到时间了”[25]，而在此之前，“牧羊人是从母羊的分娩来计量时间；农夫是从播种或期待收获来计量时间。”[26]人们的时间观念彻底被时钟改变了！新技术改变的不仅仅是人类使用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芒福德才说，“是钟表，而不是蒸汽机，是近代工业的主导机器。”[27]

芒福德认为，十二到十六世纪之间，放大镜、印刷机和机械钟等这些关键技术的发明，为以后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后的技术进展虽然在种类和动力上不同于这些早期的工业文明，但却是依靠这些技术发展起来的。在这些主要技术的基础上，新机器的整个秩序被建立了。

五.

芒福德曾将技术分为两类，一种是的和分散的技术，另一种是极权的和集中的技术。的技术是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从小农庄、小作坊中产生的技术。这种技术往往都是因地制宜，以便于社区的共同发展。在这种条件下，社区成员之间面对面地交流，平等地劳作，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是工作。极权主义的技术是指“巨机器”产生的“巨技术”。所谓的“巨机器”的说法，来源于芒福德对于机器种类的划分。他认为，“即使当机器作为彻底完整的整体来起作用时，因为机器的组成部分在空间上是必然分离的，出于特定的目的，我称这种机器为‘无形的机器’；当用来执行高度有组织的组合计划时，我称这种机器为‘劳动的机器’；当用于集体的高压统治和破坏的行动时——这一名称在今天依然适用——称为‘军事的机器’。但是，包括了的和经济的、军事的、官僚主义的和皇家的这些所有的组成成分时，我指的是‘巨机器’（megamachine）：用更通俗的话说，是大型机器。起源于这种巨机器的技术设备就成了‘巨技术’，以区别于更简朴的和多样性的技术，后者有时借助于动力机器，直到今天仍继续在作坊和农场完成绝大部分的日常工作。” [28]当技术的社区逐渐扩大，人口逐步增加，强迫劳动出现时，极权主义的技术也就出现了。在这种技术的统治下，劳动与生活相分离，工作不再是一种生活的需要，而是成了一种被迫的劳动，是一种苦工和诅咒，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劳动的分工则加强了这种诅咒。人逐渐被机械化，成了机械化系统的一部分。芒福德之所以对技术、机器做出如此的划分，是因为他认为，“理解机器的起源和它的血统家世，就是要重新看待我们现在的过渡机械化的文化与现代人的命运和结局。”[29]

从芒福德对技术的划分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并不认为技术本身是一个的系统，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要受到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如他本人所说的，“不管技术是怎样完全依赖于科学的客观过程，技术不能像宇宙一样形成一个的系统。••••••机器本身没有任何要求，不做任何承诺。是人类的精神在要求和承诺。”[30]因此，技术并不像卢梭所诅咒的那样，是一种恶魔。技术所产生的罪恶，归根到底还是人的罪恶。我们对技术不能一味地进行批判，因为要批判的正是人本身。只有通过调整人本身、调整人的社会和文化才能消除技术产生的罪恶。历史上每一发展阶段的技术虽然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但是也相应的产生了一些问题。工业时代的技术产生的最大社会问题就是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因此，芒福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曾预言，未来的生物技术将取代工业技术，给人类带来新的福祉。但是，在二十一世纪前后，当我们迎来了以克隆技术和转基因技术为开端的生物技术的世纪时，我们却惊奇地发现，克隆技术从一出现就对人类的伦理道德提出了挑战，而转基因技术所造成的生态系统的破坏也许比工业技术的负面影响有更大的灾难性。技术造成的问题如果仅仅以更新的技术来解决，只会造成恶的循环。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将技术产生的问题完全在技术领域中寻求答案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31]我们不能从工程师、企业家那里寻求答案，因为他们从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只强调机器的效率，认为一切艺术等机械以外的因素都是效率的障碍；我们也不能从卢梭那样的浪漫主义者那里寻求答案，因为他们在没有完全理解技术的情况下，就抛弃了技术，逃避到自我想象的领域中去了。

芒福德认为，自近代以来，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但人类的文化却发展缓慢。技术之所以造成诸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更好的文化来整合技术。人类的物质财富、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但是人类的审美情趣、艺术创作才能却枯萎了，缺少了对更高精神的追求。“机器在西方文明中达到如此无法抵抗的规模，部分原因是它起源于一个破碎的、单面的文化，然而它可以帮助扩大文化自身的领域，并由此建立一种更大的综合：这样的话，它将给自身的毒药提供解毒剂。因此，让我们将机器更紧密的作为一种文化的成分来考察，在最近的世纪里，研究我们已经开始了的、吸收它的方法。”[32] 芒福德所设想的新文化中，环境、工业和农业、人口这三个领域，将达到动态的平衡。对此，芒福德曾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将人类的历史比作一部乐章，技术在其中扮演乐器的角色。在早期，除了人的声音，还只有一些非常简单的乐器。随着历史的发展，乐器中的新成员逐渐加入。十七世纪，小提琴和木制管乐器加入；十八世纪，铜管乐器加入。乐曲的音响效果虽然增强了，但人的声音却失落了。十九世纪，人的声音虽一度再兴起，但与整个乐队显得不协调。这样所演奏的乐曲是显然不是一部完整的作品。现在我们要做的是降低铜管乐器和定音鼓的强度，让人的声音做主导。为此，我们甚至要重写乐谱、改换乐队的指挥和组合。这样做虽然任务艰巨，困难重重，但却是我们的唯一出路。“不管科学和技术离它们的内在可能性有多远，它们至少给了人类一个教训：没有什么是不能的。”[33] 芒福德怀着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深切关怀，对于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六.

通过上述我们可以看出，芒福德对技术的研究是通过历史考察的方法，在研究各种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以及技术与原始文化、宗教、艺术、科学等领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牵制的关系中来认识技术和理解技术，并由此提出他对技术的独特见解。芒福德所作的工作也就是胡塞尔所说的将“大钞票”兑换成“小钞票”甚至是“更小的钞票”的工作。这类工作比较琐碎，也许费力不讨好，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做。但是，唯有这样的工作才是更高级理论的基础，而且只有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有建设性的观点和理论。技术哲学的产生在我国还刚刚起步，我们所急需要做的是吸收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做好自己的兑换“小钞票”的工作。尽管我们可以不同意芒福德的结论，但我们一定要重视芒福德技术的方法，芒福德的著作在今天对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技术哲学有着很大的启发性。

对于芒福德的“思想主线”，我们可以归结为“一点两阶”：以人和人的生存作为中心点，以社会和文化作为整合技术的支柱。不管芒福德是在研究技术时，还是在研究城市的发展时，他始终将人作为所有问题的中心，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所以芒福德在美国被成为“公众知识分子”，而弗洛姆则认为芒福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对于技术问题的解决，芒福德认为除了要用文化来整合技术外，他还试图将技术化，使技术成为人人共享的技术。当技术真正与我们自身息息相关时，技术也就不会在人的手中产生罪恶。芒福德构想了一个小社区的主义社会来达到这一目的。他的这一想法过于理想化，是时代的局限造成的，但这毕竟指出了一条方向。

芒福德试图用文化还“整合”技术的思想，不仅使我们想起了海德格尔用“艺术克服技术”的思想。芒福德和海德格尔这两位二十世纪的哲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分别在美国和欧洲大陆思考着技术问题，而且得出了近乎相似的结论，他们都想用更加丰富的人性来克服技术的缺陷和局限。但芒福德和海德格尔的理路还是有差别的。首先，芒福德是积极的乐观主义者，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认为更高级的技术会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而更重要的是可以用文化还“整合”技术，将技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而海德格尔则认为是个宿命论者，认为技术是无法逃脱的天命。其次，芒福德的技术观是以研究技术史为基础的，他的代表作《技术与文明》的前半部分可以看作一部相当深刻的技术史的著作，这无疑对他的技术观提供了有利的支持。而海德格尔对技术史则可以说没有多少研究，因此他在后期《技术的追问》中所提出的思想并不像在我国一样受到重视，而且常常被当代的哲学家像伊德（don ihde）和罗蒂（richard rorty）等人指责为浪漫主义和怀乡病，他们认为海德格尔对技术哲学的最大贡献是在《存在与时间》中对工具的现象学的，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产生了重要的后果，而且在实践上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教授也为计算机系的学生讲授海德格尔的这方面思想。芒福德和海德格尔的差别既是一种学理上的差别，同时也反应了美国思想和欧洲大陆思想的差距。

至于芒福德认为要使技术脱离的控制，这又体现了芒福德思想中的浪漫主义的一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当代哲学家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的观点似乎更可取一些。芬伯格认为，如果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退回到手工劳动，这只能在局部地区部分地实现，因为要是完全退回到手工技术，则是对启蒙运动和现代性所实现的成就、特别是对人的解放的否定。他在《技术批判理论》中写道：“所有现代工业社会在今天都处于十字路口上，面临着两种不同的技术发展道路。它们或者加强对自然和人类的剥削，或者转向支持解放的应用的技术综合趋势的新道路。这种选择本质上是性的。”［34］因此，对技术问题的解决不能脱离的作用。芬伯格认为，要真正解决技术产生的问题，就不能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作为外在性的因素来考虑，而是要将它们融会到技术的设计中，使这些考虑成为技术的内在因素。比较芬伯格和芒福德、海德格尔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当代技术哲学家和经典的技术哲学家（如芒福德、海德格尔等）的差异：当代的技术哲学家试图在技术的设计和发展过程中就来影响技术和消除技术有可能产生的弊端，而不仅仅是像经典的技术哲学家那样只是在技术问题产生后来做一些“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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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andrew feenberg. transforming technology: a critical theory revisited[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xx. 188.

技术与现代主义建筑思想_其他哲学论文 第五篇

摘要：本文通过对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形成的历史概述，以及建筑理论界多种观点的比较和，抽象出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基本内涵。进一步通过现代技术及其发展在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试图揭示技术对现代建筑在其空间、结构、形式、功能中的全面渗透，由此澄明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技术本质。

关键词：建筑，技术，现代主义建筑思想

abstract: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history of moderni's architecture thought , abstracts the basic connotion of moderni thought by comparing and yzing variety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 from deeply yzing the effect of modern techn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 to the forming of moderni thought , the authers try to dissect the technology penetrates architecture on all aspects : space , structure , form , function . so as to bringing out the technological essence of moderni's architecture thought .

key words:architecture ; technology ; the thought of moderni's architecture

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转向，意味着我们要从脱离具体技术、脱离现实、脱离历史的空洞而抽象的话语与境中走出来，把哲学之思投入到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事物上去。wwW.0519news.com这样做并不是要把技术哲学变成一门实证学科，而是要在历史与现实的沃土之中，开出有根的技术哲学的思想花朵。本着这样的立场，我们把思维的目光投向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思想，企图通过对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形成的历史概述，以及通过对建筑理论界多种观点的比较和，抽象出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内涵。进一步现代技术及其发展在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试图揭示技术对现代建筑在其空间、结构、形式、功能中的全面渗透，由此澄明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技术本质。

1 现代主义建筑思想概述

1、现代主义建筑产生历史简述

从时间上来说，现代主义建筑主要是在20世纪发展起来的，但如果从思想渊源来看，应该说早在19世纪就已经有这种思潮的孕育了。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及其建筑的形成与发展可以说经历了荫芽、发展、三个历史阶段。

萌芽：在欧洲，探求新建筑的运动最早可追溯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德国著名建筑师辛克尔原来热心于希腊复兴式建筑，由于处于资本主义大工业急剧发展的年代，他为寻求新建筑的萌芽，曾多次出国考察。辛克尔认为一味模仿古典是不够的，新的时代需求新的建筑形式，古典的形势是属于古典时代的，因此，他认为建筑上和建筑思想上应该有一个本质的改革，以新的形式来达到新的时代需求。法国建筑家理论家科萨.达利和德国建筑家戈特弗里德.萨姆帕尔在19世纪中期也提出类似的看法，认为建筑形式和建筑思想应该出现改革，以新的形式和方法来体现新的时代特征。

发展：在欧美真正在创新运动中有较大影响的则是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维也纳学派、德意志制造联盟、芝加哥学派等。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工艺美术运动”遵循 拉斯金的理论，主张在设计上回溯到中世纪的传统，主张设计的真实诚挚、形式与功能的统一，设计装饰上从自然形态吸取营养。代表人物莫里斯是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奠基人，其探索重点恰恰是要取消工业化造成的恶果是要否定现代设计赖以依存的中心——工业化和机械化生产，目的是通过中世纪的、哥特的、自然主义的三个来源，来挽救在工业化咄咄逼人、过饰风格横行霸道的时刻的设计精神。

到了世纪之交，工艺美术运动变成一个主要的设计风格影响因素，促使欧洲的另外一场设计运动——“新艺术运动”的产生，直接影响了建筑形式的改变。其目的是想解决建筑和工艺品的艺术风格问题。反对历史的样式，想创造一种能适应工业时代精神的简化装饰。其装饰主题是模仿自然界生长繁茂的草木形状的曲线，凡是墙面、家具、栏杆及窗棂等装饰莫不如此。由于铁便于制作各种曲线，因此装饰中大量运用铁构件。虽然仅流行一时，它仍是现代建筑简化与净化过程中的步骤之一。

在新艺术运动影响下，在奥地利形成以瓦格纳为首的维也纳学派，指出新结构、新材料必导致新形式的出现。另一位建筑师鲁斯提出“装饰就是罪恶”，反对把建筑列入艺术范畴，主张建筑以实用为主，认为“建筑不是依靠装饰而是以形体自身之美为美”。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芝加哥学派以高层建筑得名，它在工程技术上的重要贡献，是创造了高层金属框架结构和箱形基础，在建筑造型上趋向简洁与创造独特的风格，明确反映了为适应工业时代的形式。其代表之一沙利文是现代建筑的重要先驱，提出“形势追随功能”的口号，为功能主义的建筑设计思想开辟了道路。其功能的含义包括了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建筑本身的表现、建筑形式的象征性功能等。沙利文对于建筑与整个大环境的协调要求是走在时代前面的。

1907年成立的德意志制造联盟以贝伦斯为代表，支持建筑的新思潮，主张在建筑设计上创新，使功能、技术与艺术有机结合，并满足当时社会的要求；大力宣传和主张功能主义和承认现代工业。其作品——德国通用电气公司透平机车间——被西方称为第一座真正的“现代建筑”。

：比较早提出现代主义设计和建筑基本思想的包括奥地利人阿道夫•路斯、亨利•凡德•费尔迪和彼得•贝伦斯等人，在以上这几位现代建筑先驱的思想影响下，年轻一代的建筑家开始成熟起来，出现了真正完成了现代主义建筑体系和思想体系的大师——其中最具有世界影响意义的德国设计家、教育家格罗庇乌斯、密斯、瑞士建筑家、理论家勒•柯布西耶和芬兰建筑大师阿尔托，加上美国的赖特，他们五位大师组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设计和设计教育力量，通过建筑实践和教育实践，冲破了禁锢人们思想数千年之久的传统建筑、传统设计和传统美术教育体系，建立了崭新的体系，新建筑思想、新建筑原则、新建筑教育体系终于得到确立。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现代主义成为国际建筑的标准风格，成为设计上的国际主义风格，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建筑面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城市面貌，改变了都市天际线的形式，影响迄今依然非常有力。

2、建筑界关于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陈述

在现代主义建筑思想旗帜下的建筑师、建筑理论家多得几乎数不胜数，在此只选择那些富有影响的人物来了解他们的现代主义建筑思想。

提出现代建筑思想的重要人物之一是法国建筑师勒•杜克，论及对未来建筑的看法，他认为现代工业建筑材料将对建筑带来决定性的影响：钢铁、玻璃和混凝土已在19世纪广泛应用，在不远的未来将彻底改变建筑的面貌，因此必须从如何找到适宜新材料的使用和表现手法上着手，而不是泥古不化的抱着古典形式不放。他也提到新的建筑必须为新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服务。但思想总是走在前面，他没有能够提出什么是未来的建筑形式。

沙利文是现代主义建筑的重要先驱，他能够突破传统，采用新的建筑材料和方法，特别是采用钢结构取代传统的墙承力结构建造高层建筑。他提出“形势追随功能”，其功能的含义包括了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建筑本身的表现、建筑形式的象征性功能等。沙利文主张在传统继承上的发展和变化，为设计新建筑。

美国建筑家赖特现代义建筑重要奠基人之一，将沙利文的现代建筑方法和思想发扬光大，提出了自己的有机建筑理论（organic architecture）、提出现代建筑与自然形式应该具有内在的关联，在自己的设计中强调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形式和功能的协调性。他将沙利文的“形势追随功能”发展为“功能与形式是一回事”(from and function are one)，表明了他的功能主义的立场：认为功能与形式在设计中根本无法分开。他认为建筑的结构、材料、建筑的方法融为一体，合成一个为人类服务的有机整体。因此，他反复强调的“有机设计”其实就是指这个综合性、功能主义的含义。

德意志制造联盟奠基人穆特休斯与费尔德关于现代设计之争影响深远。穆特休斯认为现代设计应是一个科学的、技术的、可量化的过程，因此必须采用标准化作为整个活动指导中心，而非一个自由发挥过程。大部分的新生代设计师、建筑师，如格罗庇乌斯、密斯等等都支持这一立场，德国，乃至欧洲的建筑设计因而得以走向理性发展之路。

格罗皮乌斯是现代主义建筑教育和设计最重要奠基人之一。他早期非常崇拜机械，坚信机器会改变我们的时代，甚至会改变人们对于生活问题的看法和传统立场。战后他认识到机器亦具有消极的一面，开始产生通过设计教育实现设计大同的社会乌托邦思想。他明确提出新的设计学院（包豪斯）的宗旨应该是：“创造一个能够使艺术家接受现代生产最有力的方法——机械（从最小的工具到最专门的机器）的环境。”包豪斯成为集当时西方现代设计、现代建筑、现代艺术思想大成的中心。

密斯是现代建筑主义建筑的设计大师，通过一生的实践奠立了明确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提出了“少就是多”的立场和原则，他终生追求所谓的“单纯”建筑，达到甚至可以违反功能要求的地步。密斯受贝伦斯和辛克尔的影响，毕生追寻一种国际主义的风格，一种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化的、批量化的建筑风格，通过现代技术条件，他达到了这个无论是辛克尔还是贝伦斯都没有可能达到的理想。

勒•柯布西耶是现代建筑、现代设计、现代城市规划的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对于现代主义建筑思想体系的形成，对于“机械美学”思想体系的形成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柯布西耶在他的第一本论文集《走向新建筑》的一开始写道：“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这中间存在着一种新精神”，“工程师运用经济法则和数学计算及管理学把人们和宇宙的自然法则调和一致”。他宣称，设计和写作一样，应该建立在科学和所谓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法规中，相信“有统一意图的章法和设计精神”可以促成集权的现代主义。他主张设计上建筑上要向前看 ，否定传统的装饰，他认为最代表未来的是机械的美，未来的世界基本是机械的、机器的时代，房屋是“居住的机器”。

在上述建筑大师、建筑理论家们众说分云的陈述中，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共同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2 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内涵

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并不是上述建筑大师、建筑理论家们个人创造的结果，它的产生存在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技术等的背景。从文化的意义上讲，现代主义建筑思想是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直至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产生之前，几乎成为席卷全球的主流文化，它以其革命性、性、个人性、主观性、性、技术性、工具性、理性化等等鲜明的特征，几乎涉及文化的每一个角落。作为现代主义文化重要组成的现代主义建筑，尤其在二战后发展成为国际主义设计风格，以其不可阻挡之势遍及全球，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还没有哪一种设计风格能够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深深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乃至于生存方式。

尽管现代主义建筑思想不是建筑大师、建筑理论家们的个人创造，但是，勒•柯布西耶、格罗皮乌斯、密斯、赖特等建筑设计大师、建筑理论家、教育家作为公认的现代主义建筑的领头人物，他们的建筑思想可以说包含着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基本内容。具体来说，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基本内涵可归结为如下几点。

1、反历史反传统：概略地说，从古希腊、古罗马直至19世纪，西方的石材结构、工匠技术、源于罗马的建筑规范和建筑理论的美学体系，构成了西方建筑的传统。两千多年中，建筑发展极为缓慢，建筑的更替一直包容在这个传统之中。所谓的变化也主要发生在建筑形式上、美学风格上，古典主义的形式美学成为传统建筑最核心的要素，建筑设计属于美术的范畴。早在19世纪，建筑界一些具有前卫意识的有识之士，在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急剧变化这一情形的感召下，就开始反对传统，渴望新建筑。发端于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建筑思想首先以剧烈的反传统的姿态登上了建筑舞台。认为建筑必须是时代的代表和体现，时代在巨变，传统建筑风格的世代不变或断章取义的拼凑和折中都是矫饰的、虚伪的、病态的、不健康的、不诚实的，甚至认为附着于传统形式的“装饰即罪恶”。他们要割断历史，割断文脉，走向新建筑。可以说现代主义建筑思想是在同传统的抗争中形成的。

2、功能第一：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市场经济给社会生产、生活带来了多样化的发展，由此对建筑提出了多样化的功能需求。从拉斯金开始，强调建筑要为社会服务，建筑设计与美术是两个不同范畴，设计要以实用功能为核心，反对“为形式而形式”；沙利文提出了“形式追随功能”，功能第一的思想。在现代主义建筑思想中更是强调功能为设计的中心，注重设计的科学性、方便性、经济性和效率性，重功能轻形式。因此，现代主义建筑又被称为功能主义建筑。

3、技术至上：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给建筑的营造提供了新的手段，现代主义建筑们毅然采用工业建筑材料（如水泥、玻璃、钢材等等），改变建筑的基本结构(如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悬索结构等等) 及建造方法(如采用大量预制件、现场组装等等)。这些做法使得建筑营造，从传统的以工匠技巧为基础的手工艺转变成以结构力学、工程理论为基础的工业化、标准化生产，建造过程本身成为技术过程，成为工程科学管理的过程。

4、理性主义：现代主义建筑思想中理性主义表现在：(1)在设计上强调现代设计应是一个科学的、技术的、可量化的过程，因此必须采用标准化作为整个活动指导中心，而非一个自由发挥过程。勒•柯布西耶甚至认为可以形成科学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设计理性法则；(2) 在施工上把建造过程视为在力学、工程学等理性原则指导下的技术过程、工程科学管理的理性化过程；(3) 在建筑的使用上，把使用者视为纯理性的人，按照人体工程学去构造他们的使用功能；(4) 在形式上提倡非装饰的简单几何造型，追求筒单的、冷漠的、数学的理性美。密斯提出“少就是多”的口号，为了“极少”甚至不惜违反功能。(5) 使用工业材料，大规模的工业化、标准化生产，可减少成本，增大产出，符合少投入多产出的经济理性原则。

5、机器美学：以勒•柯布西耶为主的许多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们都非常崇拜机器，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未来的世界基本是机械的、机器的时代。导致他们在建筑设计上、城市规划上提倡对机器的模仿，勒•柯布西耶《走向新建筑》一书中说，新建筑创作的精神来源于汽车与飞机，而只有结构工程师才真正能够把这两者的精神，通过工厂技术引入到建筑之中来，甚至提出房屋是“居住的机器”。这里暗含着勒•柯布西耶把人视为“机器人”的主张。

6、精英主义与大众精神：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们多数是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主张不为少数权贵、精英服务，提倡为大众服务的精神，但他们自己是少数精英，却企图拯救众生。在勒•柯布西耶的言行中，这种精英主义与大众精神之间的矛盾，设计中个性化与强制化之间的矛盾，表现得更加突出：一方面，他强调个人感觉第一，强调化，为大众服务；另一方面，他又把其个人感觉强加于大众，强调国家要对建筑设计、城市规划要强权领导、专制设计，希望国家领导与建筑师之间建立一种联合、对话关系，由专家来治国。认为公众见识短浅，只有他们这样的精英、专家才能给大众创造美好的社会。这是一种由精英领导，不为精英服务，而强制性地为大众服务的新精英主义。

7、普适主义：既然现代主义建筑是按照“放之四海而皆准”理性原则进行设计的，按照技术理性、规则、程序，使用工业材料和工程结构来实施的，其功能是为普遍化的理性人服务的，其形式是具有普适性的筒单几何形体，那么这样的建筑显然就排除了民族性、地方性、人文性和情感性，而具有普适主义的性质。二战后现代主义建筑发展成国际主义建筑，这种普适主义是重要的思想因素之一。

8、乌托邦理想：勒•柯布西耶的乌托邦理想主义，表现在他希望通过为大众服务的现代设计来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良好的社区，改变社会现状，以避免流血的社会革命。格罗皮乌斯早期的理想主义表现在对机器浪漫主义的热情上，战后他认识到机器亦具有消极的一面，开始产生通过设计教育实现设计大同的社会乌托邦理想。密斯则是形式上的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等等，总之，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们普遍怀有“建筑可以改造社会”的乌托邦理想。

3 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技术本质

我们把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基本内涵归结了上述八点，但思想还不能仅仅停留于此，我们须进一步从哲学的视野来追问这些思想的本质。从上述的八点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主义建筑思想与技术之间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是否可以从技术来解释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本质呢？或者反过来，如果说现代主义建筑思想以技术作为其本质，我们又如何来加以解释呢？我们从如下方面来加以研讨。

一、 技术与传统建筑的关系

长期以来，在被西方建筑界奉为经典的古罗马建筑理论著作《建筑十书》中，其作者维特鲁威提出了建筑的三大要素：美观、实用、坚固，也就是说建筑的本质是从这三大要素来规定的。这一思想在西方两千多年的建筑传统中一脉相承。美观涉及建筑造型比例是否给人带来愉悦的审美形式方面；实用涉及建筑的使用是否便利的功能方面；坚固涉及建筑的构造、结构、材料、制造等方面。古罗马全盘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维特鲁威也同样会受到古希腊哲学影响，我们不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解释他的建筑思想，按照“四因说”，解释事物的因果关系包括形式因、质料因、目的因和动力因，涉及审美形式的美观可以看成形式因；涉及使用目的的实用功能可以看成目的因；涉及构造、结构、材料的建造过程及结果可以看成质料因和动力因。只有“四因”联为一体才能构成事物显现、产生的原因也即事物的本质。建筑师或建筑工匠以实用功能为目的，以美观为形式，利用各种材料和工具、按照一定的结构、遵循一定的构造法则，也即把美观、实用、坚固三大要素结合为一体，才能把建筑房屋制作、生产出来。

在古希腊语中，“生产”一词叫做tikto，它与“技术”(techne)一词同义，对古希腊人来说，“技术”意思既不是艺术，也不是手工艺，而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某物作为此物或彼物进入在场者中显现出来。也就是说，“生产”或“技术”的意思是“让显现”。这层意思自古罗马以来就遮蔽在建筑营造法式之中，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大量记载和论述了古罗马时代的建筑营造法式和利用工具、机械的制造技术。海德格尔认为：后世把techne译为技术，并仅从狭义的营造、制造方面去规定技术，遮蔽了技术本身具有的“让显现”的原意。于是，从制作、制造方面去规定的技术就成了营造建筑的手段，技术与建筑的关系也就演变成了手段-目的关系。按照“四因说”，形式因是事物的本质，其它三因从属于、统一于形式因。建筑本应以实用功能为目的，但传统上把形式因作为事物本质的思想，以及在传统社会中，建筑是为统治者、权贵们等少数人服务的，形式对于显示他们的权势、地位和奢华的生活方式来说更加重要。于是实用功能退居其次甚至被忘却，而形式风格转变为建筑的目的，构成了传统建筑的本质。在本应联为一体的建筑三大要素，处于彼此分离的状态，独有美观突显出来成为目的，实用退隐下去，而坚固仅仅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并与目的相分离。建筑与技术的关系由此构成了手段-目的模式关系，形成了统治西方两千多年的建筑传统。可以说，传统建筑的本质是审美意义上的形式风格，而不作为手段的技术。

二、 现代技术对现代主义建筑的全面渗透

在探讨建筑本质的思路上，20世纪的建筑师、建筑史学家、理论家除了因袭维特鲁威建筑三大要素的基本思想，并把它们转化成了“形式、功能、结构” 这样的现代语言之外，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是发现和形成了“建筑空间”的概念，格罗皮乌斯说，建筑意味着把握空间。把“空间”作为建筑的第一基本要素，作为建筑的主角，空间统摄着“形式、功能、结构” 三大要素，并与它们一起构成了探讨现代建筑的四大要素。科学的发展以及工业革命，使技术从基于经验的简单工具、手工制作转变为应用科学理论、以机器为实体、以程序化知识为过程的现代技术。在现代的意义上来研讨技术与建筑的关系，意味着我们要从现代技术对现代建筑四大要素的作用、影响和渗透来加以说明。

(1) 技术与空间：关于建筑空间，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家们的具体观点众说不一。吉迪翁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受到启发，提出“空间-时间”的新概念作为建筑的基本要素；有人甚至根据非欧几何来讨论建筑作为“第四度空间”、多维空间等等。诺伯格•舒尔兹在其《存在•空间•建筑》一书中总结了五种空间概念：肉体行为的实用空间；直接定位的知觉空间；环境方面为人形成稳定形象的存在空间；物理世界的认识空间；纯理论的抽象空间。建筑空间属于哪一种空间呢？总的来说，绝大多数建筑师主张从长、宽、高三维欧几里德几何来理解和设计建筑空间。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空间论也是从抽象的数学空间、客观的物理空间来理解和规定建筑空间的。勒•柯布西耶认为几何学是理性动物的语言，当人类精神同几何学规律相一致时，精神便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密斯的模数空间、中性流动空间；赖特内外结合的空间；勒•柯布西耶的柱支撑结构形成的开放空间等等，都把建筑空间看成是欧几里得几何空间的机械组合。这种基于科学的建筑空间论本质上是基于技术的，这不仅仅在于几何空间的机械组合上依赖于技术。更深刻的在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上，一般认为科学是技术的基础，海德格尔却认为，不是科学决定技术，而是技术决定科学。因为现代科学是依赖于实验技术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实验手段，技术以它展现自然的方式规定着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当然这并不等于具体的技术不能应用科学。从历史发生上说，科学先于技术，但从本质起源上讲，科学认识事物时，是在先存的技术框架之中去展开的。想一想几何学的起源，它不正是在丈量土地的测量技术之中诞生的吗？在科学技术化的当代，科学基于技术不难理解，同样，基于科学的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空间论，本质上基于现代技术也是合理的推论。

(2) 技术与结构：在传统建筑中，技术作为手段仅通过“坚固”这一要素与建筑相关联。当现代技术以结构力学、工程理论替代经验，以水泥、玻璃、钢材等工业建筑材料替代石、木、砖瓦这些自然材料，以钢筋混凝土结构、钢铁结构、悬索结构等现代结构替代传统建筑的石材、砖木结构，以采用大量预制件、现场组装和采用大型机械设备进行施工替代传统手工营造，水、暖、电各种技术设备的发明应用……，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都使得作为手段的技术显现出来，建造过程变成了技术过程，变成了工程科学管理的过程，结构变成了技术本身。在反对传统建筑“为形式而形式”、以形式为目的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中，有人甚至要把结构当作建筑的目的，也即要把传统上作为手段的技术当作目的，强调“忠实于结构来表现这些新材料”，申明钢和混凝土完美的代表着建筑的强度，是建筑的骨骼。玻璃闪烁的面纱，是骨骼外面的表皮。建筑要以结构来创造前所未有的空间和形式，要书写钢筋混凝土的诗篇，要表现结构、表现材料，也即要表现现代技术。

(3) 技术与功能：从人的物质性需要和精神性需要出发，在人与建筑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来讨论功能，通过建筑功能的作用来展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需要可分为生理的、心理的、个人的、社会的、行为的、观念的等等诸多方面，建筑以其物质结构从自然空间中划分和创造出建筑空间来满足人的需要，从而使建筑功能构成人与建筑之间的效用关系。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建筑的基本功能是对环境进行控制，成为环境气候的“过滤器”，制造出适于人生产、生活的“人工空间”。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建筑的基本功能是为人的生产、生活以及各种社会活动提供交往空间。人的需要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变化的，人类有历以来最大的变化是由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和商业革命带来的，它们使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封建社会转变为市民社会，因而要求传统建筑转变为现代建筑，要求现代建筑的功能产生满足现代生存方式多样化的效用。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对功能（尤其是物质功能）的注重与强调，使在传统建筑中被遗忘功能要素突显出来，回归到建筑首要目的的本位上，并提倡为大众服务等等，都是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的。在技术与功能的关系上，技术不仅在于带来人的生产、生活的多样化而提出新的功能要求，更重要的是渗透于功能之中，使功能发挥效用。彼得•柯林斯区分了建筑中的四种功能主义：比拟于生物；比拟于机械；比拟于烹调；比拟于语言。现代主义建筑思想中的功能无疑是比拟于机械的功能主义，房屋是“居住的机器”，勒•柯布西耶的这句话是技术功能主义最典型的宣言，他把从技术得到的教益归纳为三点：第一，一个明确规定的问题自然会找到它的解决办法；第二，因为所有的人全具有同样的生物组织，他们全具有同样的基本需要；第三，像机器一样，建筑必须成为一种适合于标准的通过竞争选的产品，而这种标准则必须由逻辑与实验来确定。既然人及其需要可以比拟于机器来规定，既然建筑就是住人的机器，那么建筑的功能必然是机器的功能，也即是技术的功能。

(4) 技术与形式：在传统建筑中作为首要目的的形式，如今让位于基于技术的空间、结构、功能。形式风格不仅退出建筑的中心地位，而且以装饰为主的传统风格形式，从希腊式、罗马式、文艺复兴古典式、哥特式、巴洛克式、罗可可式到各种各样的折中式，都不可能附着在现代主义的建筑之上，成为一种装饰，“装饰即罪恶”，必须把它们彻底抛弃。新建筑呼唤着非装饰性的新形式。但是这种新的形式从何而来？19世纪探索现代主义建筑的先驱们正是为此而困扰。20世纪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们从新建筑本身的结构、功能中找到了新形式的源泉，并且认为唯有从新建筑本身的空间、结构、功能中产生的形式，才是真实的、健康的、必然的形式。新的形式必然以表现空间、结构、功能的简单几何形体及其机械组合、必然以表现工业建筑材料的质感和色彩，以单一、冷漠、精确的方式显现出来。既然现代主义建筑的空间、结构、功能三个要素本质上源于现代技术，那么从这三个要素而来并表现着它们的形式，在本质也同样源于技术。研究传统风格形式的建筑美学、艺术哲学转变成了机器美学、工程师美学也即技术美学、技术哲学。

三、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技术本质

在现代主义建筑思想中，从世界观到人本身及其需要，从建筑设计到建造过程，从建筑的空间、结构、功能到形式四大要素，都全面被现代技术所渗透。如今，传统建筑中技术与建筑的手段-目的的关系模式彻底瓦解了，三大要素分离的状态结束了，四大要素都全面统一在现代技术之中。现代主义建筑及其思想的本质从传统建筑的形式风格本质转变成为现代技术本质，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代建筑已经成为了技术本身。这是技术扩张的胜利，这是技术“座架”本质的展现，这是建筑技术化的必然结果。

在这技术化的建筑中，在这钢筋混凝土的城市丛林里，在这割断了历史、文脉，割断了地方性、民族性，排出了人的情感和人文精神的建筑机器里，我们能够在此定居吗？我们能够以此为家园吗？人类会不会已经陷入了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呢？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ge-stell），它以挑战、促逼、订制、规程、校准的方式把自然与人都摆置在其中，转化为“持存物”。但是在这种“座架”的本质中却隐藏着使人异化的危险：“作为命运，座架指引着那种具有订造方式的解蔽。这种订造占统治地位之处，它便驱除任何另一种解蔽的可能性。……对人类的威胁不只来自可能有致命作用的技术机械和装置。真正的威胁已经在人的本质处触动了人类。”技术把其座架本质带给建筑，导致建筑的座架化，同样也会把异化的危险带给建筑。人类居留于此，必然导致人的异化，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定居，必然陷入无家可归的状态。以技术为其本质现代主义建筑思想遭到后现代主义者的质疑，正是在这种质疑与反叛中，后现代主义建筑及其思想诞生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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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方建筑——从远古到现代》比尔 .里斯贝罗著，江苏出版社，20xx年。

4、《建筑的伦理功能》卡斯滕 .哈里斯著，华夏出版社，20xx年。

5、《现代建筑大师作品精粹》 荆其敏 张丽安编，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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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筑的革命》郑光复著，东南大学出版社，

8、《建筑是首哲理诗》赵鑫珊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

9、《存在•空间•建筑》诺伯格•舒尔兹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

10、《建筑十书》维特鲁威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xx年。

11、《现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演变》彼得•柯林斯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

12、《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6年。

建筑空间本质的哲学反思_其他哲学论文 第六篇

摘要：现代建筑的空间概念是以笛卡尔三维直角坐标系为背景，从牛顿经典力学的物理空间概念中演生出来的，它指的是经人建造的，从几何化的物理虚空分划出来的部分。传统建筑没有这样的空间概念，它的空间概念的本质是场所。海德格尔从地点与空间、人与空间的关系来论述的建筑空间的思想，在本质上与古希腊的空间概念更为接近。建筑的本质在于人的栖居，这种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超越主体与客体、理性与非理性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传统的思路。

关键词：建筑空间；场所精神；栖居

abstract:the moderni architecture space concept ,on the basis of the three-d rectangular cooridinate theory presented by renel descartes ,was developed from the physical space concept of newton`s classical dynamics. it is man-made and separated from cooridinated physical space. there is no such space concept in 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in which the nature of space concept is place. heidegger elaborated the idea of architectural space from the two kinds of relations mentioned before. his idea is similar with ancient greece space concept in nature. the essence of architecture is dwelling. this thinking provides us a way which exceeds the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of the dual-opposition between object and subject, reason and anti-reason.

key words: architecture space，the place spirit，dwelling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建筑演变成国际主义设计风格，以其不可阻挡之势遍及全球，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还没有哪一种建筑风格能够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深深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乃至于生存方式。wWW.0519news.Com本文拟探究现代建筑空间的本质，通过对传统建筑“空间”概念的追溯，在海德格尔关于空间的运思中，来寻找被现代建筑所遗忘的场所精神。

一、现代建筑空间的本质

在建筑界，20世纪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是发现和形成了“建筑空间”的概念。正如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所说：建筑意味着把握空间。因此，要把握现代建筑的本质，关键在于澄清现代建筑思想的空间概念。

我们今天谈论建筑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使用三维空间这一概念。但是，直到十八世纪以前，西方各种建筑文献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空间”（space）这个词，最早使用“空间”一词来讨论和评价建筑的人，是十九世纪的一些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和艺术评论家。“在德语中‘空间’这个字与‘房间’（raum）这个字一样。因而，将房间想成仅是无限空间的一小部分，对一个德国人来说，并不需要很多的想象力。” 经德国艺术史家沃尔弗林的充分发挥，建筑的“空间”概念才逐渐传遍西方，并在二十世纪的建筑舞台上成为主角。

追溯现代建筑设计思想演变的历史，可以看到建筑空间概念是伴随着近现代哲学、科学的空间概念，并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生发出来的。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现代建筑师都主张从长、宽、高三维欧几里德几何来理解和设计建筑空间，他们把建筑空间自然地看成是通过设计、建造从物理空间中分割出来的一部分，本质上与物理空间一致。现代主义建筑的旗手勒•柯布西耶宣称：“设计与写作一样，应该建立在科学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中。……这个法则就好像物理学和生物学一样。”「2」 “工程师造出了建筑，因为他们采用了数学计算，那是从自然法则中推导出来的。……几何学是理性动物的语言，当人类精神同几何学规律相一致时，精神便找到了自己的家园。”「3」 在建筑实践中，密斯的模数空间、中性流动空间；赖特内外结合的空间；勒•柯布西耶的柱支撑结构形成的开放空间等等，都把建筑空间看成是欧几里德几何空间的机械组合。

近现代的空间概念是在牛顿物理学革命中建构起来的。法国科学思想史大师亚历山大•柯瓦雷在《牛顿研究》一书中指出：“我把这场革命的特征归为两点，它们紧密联系甚至互补：（a）coos的瓦解，以及基于这个概念的所有想法------即使实际上不全是，至少原则上也是如此-----都随之从科学中消失；（b）空间的几何化，也就是用均匀的、抽象的------无论我们现在认为它是多么真实------用欧几里德几何刻画的度量空间，来取代前伽利略物理学与天文学所采用的具体的、处处有别的位置连续区。事实上，这种特征的赋予几乎等同于把自然数学化（几何化），因而也几乎等同于把科学数学化（几何化）。……牛顿的世界主要就是由虚空构成的。”[4] 牛顿继承了笛卡儿把自然界纳入三维直角坐标系，从而把自然界数学化的思想方法，但他反对笛卡儿把空间等同于物的广延性，相反，他把空间与物质区别开来，把物质看成坚硬、不变、互不相同、彼此分离的微粒，它在无限同质的虚空，即空间中运动，万有引力把物质、空间、运动统一在一起，构成牛顿的物理世界，它本质上即是可以测量和计算的数学（几何）结构。在这种把自然数学化的思想进程中，自古希腊以来的传统宇宙论（coos）瓦解了，它不再是一个有限的、异质的、天地有别的、可爱可恨、充满灵性的感性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限的、同质的、均匀的、量化的、几何实体化的、抽象的物理世界、数学世界。“我们所有人，或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把牛顿的世界机器当成宇宙的真实图景和科学真理的体现，这是因为在二百多年里，它一直都是近代科学以及经过启蒙时代洗礼后的人类的普遍信条和常识。”[5] 相对论的出现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空间观念。

这种基于科学的建筑空间概念本质上也是基于技术的，这不仅仅在于几何空间的机械组合上依赖于技术。更深刻的原因在于：（1）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上讲，一般认为科学是技术的基础，海德格尔却认为，不是科学决定技术，而是技术决定科学。因为现代科学是依赖于实验技术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实验手段，技术以它展现自然的方式规定着科学对自然的认识。（2）从建筑本身上讲，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建筑的结构、形式和功能都全面为技术所渗透，技术不仅作为手段决定了建筑的空间结构，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建筑空间的形式和功能。“结构体系决定建筑体系。技术过程是抒发设计情怀的最佳居所。……这些都是巨大的建筑变革，它归功于钢筋混凝土和金属构造等新技术的各种可能性。历史教导我们，技术的成就总是会打倒那些最古旧的传统（观念）。这是天命！无法逃避！”[6] 如果说实证科学的空间概念决定了现代建筑空间概念的本质内涵，那么，可以说现代工程技术决定着现代建筑空间的具体构造及其实现。

在牛顿数学化的物理世界里，同样也在基于现代建筑空间概念来营建的建筑里，能否真正达到人的栖居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把空间降格为客观存在的话，人类甚至不可能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也就是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不适合栖居的地方。”[7] 因为在这样机械论的世界里，“所有基于价值、完满性、和谐、意义和目的的想法都要从科学思想中消失，或者说是被强行驱逐出去。” [8] 正如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时所说：这个世界“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附有的文化特性。”[9] 建筑蜕变成了“住人的机器”，而人退化为“持存物”。在这样的世界里根本没有人的存在，而人却失去了他的生活世界。

现代建筑空间本质上是数学化、几何化、背景化、客体化的虚空，传统建筑中根本没有这样的空间概念。尽管欧几里得几何学早已诞生于古希腊，但“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作为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研究对象的是几何图形而不是几何空间，一个均匀平直无限的三维欧氏空间概念，在欧几里得心目中根本不存在。”[10] 那么，西方传统建筑具有什么样的“空间”本质呢？

二、传统建筑“空间”的本质

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传统的源头，同样也是西方传统建筑源泉。从古希腊的“空间”概念来探究传统建筑“空间”的本质，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空间经验(spatial experiences)是人类普遍具有的，它表现了人们对现实世界中多种多样具体的空间关系的意识。可以直接提示出空间概念的空间经验有以下三种：第一，说任何事物存在，一定意味着它在什么地方，不在什么地方的物体是不存在的，这就是所谓位置、地方、场所经验；第二，人们都知道有“空”这种状态，比如，会散后，人都走光了，房子也空了，再比如，椅子没人坐，是空的，这就是所谓虚空概念；第三，人们都知道，任何物体都有大小和形状之分，有长、宽、高的不同，这就是所谓广延经验。[11] 历史上的哲学家们也同样感受到了这三种基本的空间经验，并试图用空间概念(spatial concepts) 来统一综合它们，与这三种空间经验对应，先后出现了关系论（处所、场所）、实体论（虚空）和属性论（广延性）等三种空间观。

在古希腊的文献中有如下四个重要的空间性术语(拉丁写法)：topos、chora、kenon、diastema。其中topos (场所) 和 kenon (虚空) 是两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其它的两个只是一般的词汇。在亚里士多德及其以后的希腊哲学，甚至更长时期的西方中世纪哲学中，topos是最为主要的空间范畴。《洛布古典丛书》英译者在第四卷的译者导言中说：“希腊文的topos，这个词可以指place，相当于拉丁文的locus，也可指space，相当于拉丁文的spatium。但是亚里士多德这里所指的只是place（处所），意指position（位置），而不是抽象的，绝对意义的space（空间）。不了解这一点必然导致对亚氏学说的奇异的误读。”[12] 严格地说，topos应译为“处所”、“场所”，不能误译为“空间”。

亚里士多德仅把“场所”概念确立为唯一的“空间”范畴，把它看成是物与物之间相对关系的概念，否定了“虚空”（kenon）的实体性存在，使“场所”成为自古希腊起直至近代之前占支配地位的“空间”概念。他从四种可能来追问“场所”是什么：形式、质料、存在的体积、物体的边界，他否定了前三种可能，肯定了“场所”是包容物体的边界。概括地说，topos可归结为具有如下性质的概念：(1) 场所不是虚空，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2) 场所不具备参照系的背景特性，每一个物体都有自己的场所；(3) 场所是非几何化的，虽然欧几里德几何学诞生于古希腊，但它研究的是几何图形，而非几何空间；(4) 场所是局域化的，它静止不动，可与物分离并包围着物，构成闭合、围合的整体，把物聚合在边界之内；(5) 场所是非均质的，不同的物体因其本性不同而有不同的天然场所，不同的场所都有自己的特质；(6) 场所是具有中心性和方向性的，横向、纵向、上、下、左、右、前、后等等，都具不同的意义；(7) 宇宙是唯一的，所有的物体都在宇宙之中，它们都有自己的场所，宇宙不是它们共同的背景，作为最大的东西，它有自己的场所，宇宙没有之外，没有它之外的场所。

传统建筑“空间”的本质就是场所，它与现代建筑空间存在本质的区别，正如我们前面所述，现代建筑空间作为无限的、同质的、均匀的、量化的、几何实体化的、背景化的、抽象的牛顿物理虚空的一部分，抽象掉了人和人的生活，任何加入人的因素的努力都是外在的。而场所则是在物与物、物与人的关系中来开启的、构成的，人和人的生活本身唯有在场所之中才能是其所是地显现和展开，正如人总是从“家”这个最原初的场所来开始其人生历程的一样，人类也总是在场所中来展开其历史，人文与科技在场所精神中才能真正地在根上内在地交合在一起。在传统建筑的各种类型中，从古希腊的神庙、罗马的广场、街道、角斗场、中世纪的教堂、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住宅等等，无不体现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人与社会等复杂多重的场所关系。

我们以古希腊的雅典卫城的神庙为例，来开启传统建筑的场所精神。海德格尔对它曾有过精采描述：“这个建筑作品包含着神的形象，并在这种隐蔽状态中，通过敞开的圆柱式门庭让神的形象进入神圣的领域。贯通这座神庙，神在神庙中在场。……正是神庙作品才嵌合那些道路和关联中，诞生、死亡，灾祸和福祉，胜利和耻辱，忍耐和堕落------从人类存在那里获得了人类命运的形态。这些敞开的关联所作用的范围，正是这个历史性民族的世界。这个建筑作品阒然无声的地屹立于岩地上。……承受着席卷而来的猛烈风暴，因此才证明了风暴本身的强力。岩石的璀璨的光芒看来只是太阳的恩赐，然而它却使得白昼的光明、天空的辽阔、夜的幽暗显露出来。神庙的坚固的耸立使得不可见的大气空间昭然可读了。作品的坚固性遥遥面对海潮的波涛起伏，由于它的泰然宁静才显出了海潮的凶猛。……希腊人很早就把这种露面、涌现本身和整体叫做φύσις（涌现、自然）。φύσις同时也照亮了人赖以筑居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大地（erde）。……神庙作品阒然无声地开启着世界。”[13] 海德格尔反复强调神庙“屹立于山岩上”，这高地或山岩不是物理空间中同质的某一个点（spot），而是具有特质的场址（site），神庙唯有建立于这一场址，才能真正开启场所，构成雅典人生活世界的中心，并决定着雅典人的方向感，建筑“物”本身以它同人体比例相和谐的体量和尺度，界定围合成容纳、汇集天、地、神、人等各种关系的场所，从而形成神圣的境域整体。

传统建筑“空间”的本质在于场所，而这种“关系”空间观已为现代建筑的“实体”空间观所遮蔽。正如我们前面所述，现代建筑空间与人的生活世界疏离，人存在着丧失家园的危险！如何才能走出困境，摆脱危机呢？我们必须进一步来思索建筑的本质。

三、建筑的本质在于人的栖居

海德格尔在“筑•居•思” 一文中道说出了建筑的本质，他把建筑的本质理解为人的栖居，把栖居理解为人在大地上“是”的方式，归属于栖居的建筑以场所的方式聚集天、地、神、人四重整体。海德格尔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仅仅取建造的营建、制造之意来思考建筑，把建造作为手段来思考建筑的本质，而建造即栖居乃是人的生存方式这一重要的思想却被遮蔽、遗忘。在现代技术社会里，如此的遮蔽和遗忘更为加深了，因为唯科学、唯技术的实证主义立场，造成了从科学、技术的空间概念出发，来考虑建筑空间营造本质的基本势态，基于此空间概念的建筑必然会丧失掉地点、场所，也即丧失掉天、地、神、人的聚集，丧失掉召唤人类栖居的场所精神。悬置实证主义唯科技的空间观，面向事实本身，追溯地点与空间、人与空间更为原初的、本质的关系，是我们反思建筑本质的关键。

在其早期思想中，海德格尔试图把此在的空间性归结为时间性，但在其后期思想中却予以否定：“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七十节中，我试图把此在的空间性归结为时间性，这种企图是站不住脚的。”［14］ 事实上“海德格尔的空间性理论是构成《存在与时间》‘在世之在’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时空关系是海德格尔此后的四十年思考的问题之一。”[15] 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指出：“探索此在的空间性与世界空间的规定，这项工作要从世内在空间上到手头的东西出发。”［16］“上到手头的东西”即此在与世内事物打交道处于熟悉而浑然不觉状态。世内上手事物的空间性在此在的操劳寻视中以场所、位置的方式显现出来；定向和去远构成了此在的空间性，正是此在本身所具有的这种空间性，因而只要此在实际在世就必然给出空间。 海德格尔从人之所是的活动中（而不是笛卡儿式的静观中），揭示了空间的发生与来源。

在其“转向”后的思想中，海德格尔从更加彻底地超越形而上学传统的立场出发，放弃了从此在空间性来探索空间的思路，“说到人和空间，这听来就好像人站在一边，而空间站在另一边似的。但实际上，空间决不是人的对立面。空间既不是一个外在的对象，也不是一种内在的体验。并不是有人，此外还有空间。”［17］ 在海德格尔看来，本真性的空间既不是科学对象化的物理虚空，也不是人的知觉、体验，他试图把人融入到天、地、神、人四重域之中，从更本原的生存境遇来思考空间问题，此时的人已经不再是个体的、孤独的、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此在，而是具有其历史命运的、“会死的”人类整体。本真性的空间，是容纳、安置、保护“天、地、神、人”四重整体意义上的“域”，这正是我们前面所述的古希腊的空间概念---场所（topos）的含义，“空间本质上乃是被设置的东西，被释放到其边界中的东西。”［18］场所正是物的边界，边界不是物的停止，“正如希腊人所认识到的那样，边界乃是某物赖以开始其本质的那个东西。”［19］ 那么，场所这样的空间从何而来呢？“从已经充分思过的位置（ort）（建筑界常译为地点、场址---笔者）的本性中洞察空间的来源。”［20］人存在的具体空间(即场所)是从位置、地点，而不是从无限、均质、与人无关的物理空间中获得其存在的，位置与空间的关系是不能颠倒：不能从数学、物理等抽象空间中产生出地点，只能从地点产生出具体空间，而“人与位置的关联，以及通过位置而达到的人与空间关联，乃基于栖居之中。人与空间的关系无非是从根本得到思考的栖居。”［21］

海德格尔关于建筑本质的思索是发人深省的，他不是在一般建筑学的意义上来议论住房问题，而是引人入驻其思想的深处，倾听建筑召人栖居的呼唤。关于建筑的哲学思考，并不仅仅是要构造一个门类哲学或应用哲学，也不仅仅是关于建筑形式风格的审美批判，而是要在人之所是的根本的意义上，切近技术时代人类的生存现状和历史命运，可以说，建筑是关呼着人类生存与命运的大事情！它关系人类家园的存留，关系着人类的从何来？何所往？如果把建筑仅仅奠基于科学的空间中、技术的基地上，现代技术则会把其“座架”（ge-stell）的本质带给建筑，导致建筑的座架化，“作为命运，座架指引着那种具有订造方式的解蔽。这种订造占统治地位之处，它便驱除任何另一种解蔽的可能性。……对人类的威胁不只来自可能有致命作用的技术机械和装置。真正的威胁已经在人的本质处触动了人类。”［22］

通过对现代建筑空间几何化物理虚空本质的揭示，通过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传统建筑空间场所精神的追溯，在建筑召人栖居本质的呼唤中，我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我们不可能像浪漫的人文主义者那样，放弃科技，放弃现代建筑，倒回前科学、前技术的时代；不可能像非理性的人文主义者那样，把建筑建立在非理性的沙滩之上；也不可能像科学的人文主义者那样，在奠基于科技的建筑空间中外加入人的因素等等，这些思路仍禁锢在科技与人文、理性与非理性、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对象性思维的传统之中。海德格尔的沉思，也许为我们开启了一条超越的思路：在境域化的生活世界中，从人的生存境遇来追寻科技与人文原初生发的内在关系，在生活原初的根处把科技与人文、理性与非理织在一起。我们应当学会在历史的深处倾听更原始的真理的呼声，在古老的场所精神中寻求启示，并在新的生活境域中创造新的场所精神，真正学会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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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_其他哲学论文 第七篇

摘要：技术是真理的发生方式。它作为工具就是发挥作用，而发挥作用以“带出”（poiesis）的可能性为前提。“带出”就是去蔽，是一种真理的发生方式。在真理的发生中，人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角色。他倾听并且应和存在的召唤，把自己向着敞开领域敞开，并在这种敞开中达到“自由”，这就是“此在”之“此”的意思。现代技术是技术时代的技术，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它是一种“挑起”（heraufordern）的“去蔽”。古代技术汇聚起天地神人，保护着物之物性。现代技术向着现代工业体系“预置”（bestellen）一切，使物成为“持存物”（bestand）。技术时代的人比物更原始的归属于“预置”和“持存”。“预置”归属于其聚合“座架”（gestell）。座架的神秘运作是存在历史的命运使然。

关键词：技术、形而上学、海德格尔

abstract: technology is the arising way of truth. as a tool, it simply comes into play, which presupposes the possibility of “bring-forth” (poiesis). bring-forth is revelation, and a kind of way for truth to arise.　in the arising of truth, human being doesn’t play a decisive part. man listens attentively and responds heartily to summons of being, and open oneself wide towards the open realm. by doing so, he reaches the realm of freedom. this is what “da” of “dasein” means. 　modern technology is one that is in technological age and a dominant way of revelation. in the sense of revelation, ancient technics is a sort of “bring-forth” (poiesis), while modern technology is a sort of “challenging” (heraufordern). the former put the heaven, earth, god and man together, by which it protects the thingness of thing, while the latter “setting-in-order” (bestellen) everything towards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by which it turn thing into “standing-reserve” (bestand). man in technological age belongs to “setting-in-order” and “standing-reserve” more originally than thing. “setting-in-order” belongs to its gathering—“enframing” (gestell). it is historical destiny of being that makes “enframing” perform mysteriously.

key words: technology, metaphysics, heidegger

技术问题是海德格尔后期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wWW.0519news.CoM后期海德格尔把反思的焦点对准了“现代性”，技术问题就是在“现代性”之处与我们相会照面的。因此，技术之思不是关注诸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而是使所有问题成为问题的那种追思。技术是现代性的“现象”，艺术、神学、科学、均受制于它的开显。虽然他专门谈论技术、冠技术以标题的文章只有一篇，但每一个阅读海德格尔后期哲学文献的人都能感受到技术时代那种喧嚣的背景是如何调定了他运思的脉博：在后期的每一篇文章中，技术问题都是一个潜在的牵引线索。通过这一问题的追究，我们也可以充分地进入海德格尔的思想世界。

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正是由于作为“现象”的技术蔽而不显，使得通常关于技术的诸多议论远离技术的本质，对技术的本质视而不见。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就在于使技术这种“现象”澄明起来。技术作为“现象”的深藏不露，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密切相关。特别是在近代，这个通过科技的繁荣而使形而上学极度发达的时代，技术正是作为完成了的形而上学在起作用。海德格尔有言：“技术这个名称本质上应被理解成‘完成了的形而上学’” [1](p75)，正是“形而上学的完成”这个维度规定了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走向。

技术作为真理的发生方式：质疑技术中立论

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特征就在于超越存在者的层面，直追存在本身。如果他真的把运思的焦点对准了“技术”，那么，技术就不是在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技术，技术就一定承担着让存在者的存在得以开显的决定性角色，也就是说，技术必定要作为真理发生的方式，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真理就是开显。

通常人们都说，技术是今天最显著的现象，因为我们在这儿那儿到处都碰到技术的东西，技术占据着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空间。然而，这里说的“现象”绝不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在这个技术支配一切的时代，技术的本质作为一种“现象”反而可能是最不显著的。在时下关于技术的众多谈论甚至争论中，人们关于技术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海德格尔称为流俗的技术概念：它把技术看成是工具，看成是人的行为。由于共同的禀承这种工具论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观，海德格尔称那些表面上对立的双方——盲目的推动技术者和无助的反抗技术者——始终是一回事。说他们是一回事并不是说他们持有相同的观点，也不只是说他们有着某种共同“语言”，而是说，他们对于他们共同持有的技术观完全缺乏反思，特别是，在他们双方或多或少持有的技术中立的看法中，这种反思被完全消解和完全放弃了。

人们为何会持有技术中立观，以及为何会放弃对工具论和人类学的技术观的反思呢？因为它们是正确的。在我们遭遇到的各式各样的技术的东西中，哪一样都是人们为着某种用途和目的而制造的工具，无论这些工具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正确的东西又往往与真理相混同。然而，正确的东西并不等于真理。正确的东西总是活跃在某种开显之中，它是同处一个平面上的存在者之间的某种对位和错位，为着成为正确的东西恰恰并不需要使这种无蔽向我们显现出来。因此，在正确的东西那里，事情的本质尚未揭示出来，毋宁说，在正确的东西那里，真理恰恰被遮蔽起来。

因为工具论的技术观是正确的，人们就因此不再追问“工具”和“手段”是怎么一回事，把它们看成自明的东西，这就错失了“真理”──那使得正确性得以成为正确性的东西。因此，为了由正确性深入到真理，我们就得进一步追问“工具”和“手段”意味着什么。

我们先从工具论（instrumental）的技术概念入手。通常的工具论总是带有“工具”与“目的”相分离的性质，以致人们常常把工具论也就看成是工具中立论。工具与目的相分离之后，工具获得了发展的空间，而且不受制于目的，相反，它仿佛自己可以选择和决定目的，可以为多种目的服务。通常用来形容技术的社会功能的所谓“双刃斧”表达的就是这种看法。它认为技术是中立的，既可以用来造福人类，也可以用来危害人类，所以技术本身无罪，罪在使用技术的人类。

工具与目的的分离，在导致工具中立论的同时，也无形中使工具成了某种现成的东西，只等随时取来为不同的目的服务。工具的现成性就忽视了工具本身的变化和发展，从而也就不能解释工具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和发展。实际上，工具和目的的严格区分只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暂时的有效，任何进一步的追究都会进入到工具与目的的那种互相归属的关系中：任何工具都服务于因而受制于某种目的，而目的也会创造自己的工具。使工具与目的达成它们的相互归属关系的，是世界和物的展现，是存在者之存在的开显。

导致一个物出现的东西被称为该物的原因。亚里士多德曾经主张原因有四种，即质料因、形式因、目的因和动力因。比如造一顶皇冠，金子是它的质料因，皇冠的形状是它的形式因，皇帝用来举行大典、显仪和华贵是它的目的因，工匠汇总各方面的要求和准备并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最终将皇冠拿出来，工匠是它的动力因。今日我们对这四因说不是太理解，不知道为什么要提出四种原因，更不知道为什么单单提出这四种原因。因为当我们说到“原因”时，指的往往只是那直接产生作用并造成和带来最终结果的东西，也就只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动力因。皇冠作为被造出来的结果，在我们今天看来，工匠是其唯一的原因。

动力因成为四因中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并最终决定了对因果性的规定。这件事情发生在16、17世纪之后[2](p102)，非同寻常，里面包含着近代思想对于目的因的排除。一个物的出现被描述为另一个早先的物加上某个作用力的结果，物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现成的东西，即所谓“物质”。物不再“出现”（coming to），它根本就在场，恒久的在场。因果性说的也不再是那种使物“出现”的东西，而是根本上在场的物质的在数量方面的变化。

这种对因果性的规定使我们无法理解希腊人的四因说，特别是，使我们对希腊人四因说中的动力因的理解打上我们时代的烙印：对物产生作用，使其发生改变。但是那种希腊意义上四因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完全丢失了。海德格尔提醒说，对工具之本质的理解依赖于对因果性之本质的理解，而对因果性的本质我们至今还茫然无知，这一茫然无知特别表现在我们对希腊四因说的误解。

海德格尔认为，所谓原因，罗马人称之为causa，希腊人叫做aition，是“肇致”（verschulden）另一个东西的东西。四因说揭示的是四种因素共同“肇致”的方式。以当做祭器用的银盘为例。银是质料因，盘的形状或外观（eidos）是形式因，通过“外观”进入银质东西中，它们共同“肇致”银盘的出现。但最重要的肇致因素是所谓“目的因”，它给出完成后的银盘的活动领域及与之相关的规定性。这个规定不是“成为银盘”这件事情的终止，而是开始和发动，它使“成为银盘”这件事情发动起来，并朝着那个规定性发展。这个规定性希腊文称telos，它肇致质料和外观，而质料和外观又共同肇致作为祭器的银盘。[3](p7)

第四个因素是银匠，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已完成的银盘产生了作用，事实上，银匠发挥作用的时候，银盘还没有完成，有待完成，还不能作为一个现成的东西作为银匠施加作用的对象。事实上，如果银盘已经完成，就不再需要银匠了。银匠的“肇致”方式在于他仔细考虑(uberlegen)并且聚集了上述三种肇致方式。这里的仔细“考虑”希腊文叫做legein, logos，源自apophainesthai，是“把……带入现象”、“使……显露”的意思。银匠把银的质地、盘的外形以及银盘作为祭器的礼仪功能充分考虑，并最终把这三者融入银盘，在把银盘拿出来时，他自己的劳动和心血也融入其中。四个方面共同聚集在作为结果的银盘中，并继续支配着此物作为此物的存在。

银盘被银匠造出来也就是让银盘进入在场之中，在这里起作用的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带出”，即把在场者带入显露中。希腊人称之为poiesis，它是指那使得不在场者向在场过渡和发生的引发和产生。在这个意义上，甚至physis也是一种最高意义上的“带出”，只不过physis的“带出”是在在场者自身之内“涌现”，而人工产品的“带出”是在工匠或艺术家手中发生的。

“带出”总是由遮蔽状态而来进入无蔽状态，因此任何“带出”都是一种真理的发生方式。工具和目的共属于这种去蔽意义上的“带出”，因此我们在工具论意义上所谈论的技术的本质最终落实到真理的发生方式。对技术这样的理解，可以从技术一词的希腊词源那里得到更好的把握。

技术一词的希腊文是technikon，意指属于techne的东西。techne不仅指手工行为和技能，也指艺术创作。更为重要的是，在早期思想家看来techne既不是艺术，也不是技巧，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技术，而是广义的“知”和“识”。它与另一个表示认识的词episteme交织在一起，均指对某物的精通和理解。这样的“通”和“解”，不是对此前未被知晓的现成事物作单纯判定的结果，而是要看到现成事物之外去，即把存在开动起来并作为一个存在者起作用。希腊人把本真的艺术称为techne，因为艺术最直接地在一个存在者、在场者中即作品中把它的存在安定下来。作品作为作品并不是因为它是作出来的，而是因为它在一个存在者中导致存在，也就是把存在“带入”作品中并发动起来，使之起作用，使physis升起来，亮起来。通过这个艺术作品，其他一切现象者才能够作为存在者或不存在者被理解、被说明、被证实。于是，techne的真正意识就是使存在开动、起作用，就是导致存在在存在者中敞开，就是去蔽。

“知”是一种去蔽。techne作为一种去蔽（aletheuein）方式，揭示那种并非自己带出自己而且不是眼前现成的东西，它的揭示作用在于将质料和外观聚集到通过直观而完成了的东西那里，从而决定制作的方式。所以，“techne中的决定性的东西决不在于制造和操控，也不在于工具的使用，而在于上面提到的去蔽。” [3](p13)技术的本质是去蔽和无蔽的发生，技术在真理的发生领域成其本质。

在我们达成了对技术的这一理解之后，工具论的技术概念就被置于对工具的新的理解之中。工具不再是中立的，它与目的之间互相归属。更重要的是，工具如要作为工具发挥作用就首先是作为通盘考虑的结果，在这一通盘考虑过程中，物作为其所是的物出现。物的所是即物的存在，就在工具的运作过程中彰显出来。什么样的工具得以运用，就意味着什么样的世界被呈现出来。因此，技术并非目的的单纯手段，而是世界构造。任何手段被纳入技术，只是因为该手段的运用适合于技术已经开辟的世界。“一般来说，机器的利用和机械的制造本身还不就是技术──它还只是适合于技术的一种手段，在这里技术的本质在其原材料的对象特征中被建立起来。” [4](p112)海德格尔在论述不同的技术显现不同的物时引用了诗人里尔克的一段话：“对我们的祖父母而言，一座‘房子’，一口‘井’，一个熟悉的建筑尖顶，甚至他们自己的衣服，他们的斗蓬，依然有着无穷的意味，是无限亲密的。几乎每一件东西都是一个这样的容器，他们在其中发现已有人驻留，并且可以往里添加人的东西。现在有了从美国闯入的空洞无关痛痒的东西，假冒的东西，是生命的赝品。……一座美国人所理解的房子，一个美国的苹果或葡萄树，与我们祖先的希望和思想所寄托的房子、水果和葡萄都毫无共同之处。” [4](p113)这段话把技术问题与技术时代的物的问题深刻的揭露了出来。

如果技术作为真理的发生方式来理解，那么技术作为人的活动的人类学概念就需要一个新的透视。在通常的真理概念中，真理是命题与陈述的正确性，而人是“判断”者，是手持理性之武器做决定的角色。似乎是人掌握真理或丢弃真理，人决定一切。人类学的技术观就总是把技术看成人的作品，看成“人所筹划出来的计划，这种计划最终逼迫人去决定他究竟将成为他的计划的奴隶还是继续当其计划的主人。通过这个关于技术世界之整体的概念，我们把一切都还原到了人身上，顶多也就是召唤一下技术世界的伦理学。被这种观念所擒获，我们就确认了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观点，即技术仅仅是人造出来的东西。我们便不再倾听在技术之本质中说话的存在之呼求。” [5](p34)

当我们回到本源的真理的本质中去，这种对人和对技术的理解就要受到质疑。唯当我们对人之本质有一个深入的理解，技术作为人的活动才会进入它的本质之中。

真理的发生是自行进入敞开之境，这也就是人的自由境界，即作为可敞开者向着敞开之境敞开。在真理的发生处，人归属于存在，领受存在之天命的赠与。但这个“人”今日看来格外的具有支配性，它归属于存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由于“人”格外的突出，以致于我们在谈论归属时，我们也是先把人和存在分别表象出来，然后建立它们之间的归属关系。比如我们可以说，人是一种存在者，它作为存在者中的一员属于存在者整体。这是一种归属。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人是能够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动物，它通过领悟存在而把自己摆到存在的面前、构成与存在的关联、与存在相应和，与此同时，存在作为在场也是在人之敞开状态中到场的；因为在场需要一个敞开领域，而存在就在这种需要中把自己转让给了人。这也是一种归属，是一种相互归属，是海德格尔前期dasein与sein通过da而相互归属的思想。海德格尔后期这种相互归属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人与存在相互归属，而是人归属于存在。如果形而上学的语言习惯难以克服，如果存在总是被看成是存在者的存在，从而我们依旧说人与存在相互归属的话，那么它们的这种归属还不是最根本的，这种归属还有所归属，那就是存在本身，或者用海德格尔后期常用的术语是ereignis（我在本文中适时地译成“发生”、“原发生”、“神秘运作”等）。

从“论真理的本质”开始，这种微妙的变化就已经在发生着。如果存在者的存在与人是在人的绽出中相互敞开、相会照面的，那么真理作为这一敞开的境域就不是由人的绽出所造成的，相反，是这一无蔽境域使这种绽出和互属成为可能。存在者成其所是，人类此在绽出到“此”，都系于自由，自由即是自行揭示为让存在者存在──让其他存在者存在，也让人类此在这种存在者存在。于是，自由并不是人的一种特性，而乃是使人类成为人类的那种东西。不是人“占有”自由，而是自由占有人。唯有自由，才给人以历史性，使人成为历史性的此在。

在“论真理的本质”中，海德格尔给出了双重意义上的遮蔽。第一种遮蔽乃是让存在者存在即让存在者进入无蔽境界成其所是所克服的那种遮蔽，然而，这种“让存在”在解蔽个别存在者的同时却遮蔽着存在者整体，这种在解蔽存在者的同时对存在者整体的遮蔽是为第二种遮蔽。“存在者不为人熟悉的地方，以及很少和只被科学粗略的知道的地方，存在者作为一个整体的敞开状态能够更根本的运作起来，而在那无比熟悉和无比透彻的知道的地方，在那因为技术对事物的支配和掌握达到无限度因而没有什么东西再能经受住起劲的认知的地方，敞开状态的运作就很少。” [6](p131)存在者的敞开状态越是透亮，存在者整体的遮蔽越是严实，遮蔽显示自己为首先被遮蔽的东西。这一整体的遮蔽实际上为作为真理的无蔽状态提供保证，它是对真理的本质来说最根本的非真理。这个非真理比这样或那样的存在者的可敞开状态更古老更根本，因而是先行成为真理的那种真理，是一切真理成为可能的真理之本质。这个非真理的“非”指示着那尚未被经验的存在之真理而不是存在者之真理的领域。

海德格尔称第二种意义上的遮蔽为“神秘”（geheimnis），它总是被遮蔽着，总是处于被遗忘状态。人对存在者的作为总只是在存在者的当下可敞开状态中的作为，他越是固执于方便可达的和可控制的东西，存在者整体的遮蔽状态就越沦于遗忘状态。“神秘”在被遗忘状态中使人成其所是，也即人遗忘着整体被遮蔽状态而只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意图来筹划他的世界，于是，“此在不仅绽出地生存（ek-sists）的同时也固执着的持存（in-sists），即牢牢地守住由存在者所提供出来的东西，就好象它们在自身之中属于自身的敞开着。作为绽出的生存（ek-sistent），此在是固执的。即使在固执的生存中，神秘也保持着支配性，但只是作为被遗忘的从而是真理的‘非本质的’本质来保持着支配性的。” [6](p135) “非本质的真理”、“非真理”把人遣送入既绽出地生存又固执地的持存的境地，这一境地就是迷误，就是历史。一个历史性的人类必然误入迷误之中，这种迷误本质上是与此在的敞开状态相适合的。“迷误通过使人迷失道路而彻底支配着人”。

通过上述对真理问题的澄清，我们就能理解技术作为真理的发生方式决不可能是单纯人的活动，相反，是技术规定着技术时代的人按照技术的方式去活动，而技术的人对技术的本质却茫然无知。技术越是支配着人的活动，则技术的本质就越是陷入被遗忘状态。

现代技术作为座架

当海德格尔说“技术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时，他所说的“技术”指的就是“现代技术”。何谓现代技术？它当然首先是“技术”，属于真理的发生方式。但它之为“现代技术”并不只是从“历史学”意义上与“古代”技术相区别的“现代”技术，“现代技术”指的是“技术时代”的“技术”。但所谓“技术时代”就是“现代”（neuzeit, modern），“现代”的特征标志就是技术，因此，说“现代技术”指的是“技术时代”的“技术”，等于是同义反复。但形式上的同义反复也不是完全空洞无物的，从“技术时代”的角度把握所谓现代技术，就是想着力提示出，技术统治和支配着一个被称为“技术时代”的时代，是现代占支配地位的去蔽方式。

在“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相区别的意义上，我们大概会列举出“现代”技术的一些特点──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以现代精确科学（exact science） 为依据。但这些特点无论是量上的增加还是质上的不同，都无法彰明现代技术的本质。因为技术的本质不是什么技术的东西，从技术的东西的差异中，找不出“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的本质差异来。在古代和现代技术的东西之间的差异不是决定性的，相反，是那种古代和现代技术的本质差异决定了属于它们的技术的东西何以会有这些差异，何以现代技术在数量上越来越多，威力越来越巨大，并且必定应用精确科学作为自己的基础和依据。

1、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的差异

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的共同本质是作为去蔽的方式，但作为去蔽方式它们也有差异。古代技术作为去蔽是poiesis意义上的“带出”，而现代技术是一种“挑起”（herausfordern）。herausfordern这个词的日常含义是无事生非的“挑衅”和制造事端，海德格尔用它来表示现代技术的去蔽方式。

架设于河流之上的大小桥梁，可以被看成最古老的技术之一。它飞架在河流的上方，但并没有“挑起”河流怎样怎样，河水照样自在的流动，它的拱形的桥洞也已经为天气的变化和暴风雨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它沟通两岸，河岸倒是因为它的沟通而突现出来，它把河岸广阔的后方风景一齐“带向”河流，向河流“聚集”。天空和大地在这种汇集中显现自身。它为人提供道路，把人由城堡输送到教堂，由此岸输送到彼岸，把人送到诸神的面前。于是，终有一死者与神相会聚。总之，桥以其特有方式把天、地、人、神会集于自身中。桥作为一种去蔽，就是把这种四重整体的会集“带出”。

现代技术不然。它向自然提出挑战，迫使自然应对挑战，逼迫自然提供出能够被打开和贮存的能量。现代技术“制造”一些全“新”的“事端”。古代的风车也利用风能，但它直接听任风的吹拂，它没有把风能固定下来、贮存起来，风能在古代风车那里保持着那种当场发生性，既没有脱离风的吹拂，也没有脱离风车“带出”般的运作。贮存意味着向一种持续的在场转化，它打破那种在场的关联结构，使物脱离场景的成为贮存物，以便随时随地被打开使用。

现代技术带来的，不仅是现成的存在、持续的在场，而且还有：这种持存物向着它者被预置。这是对持存物之为持存物的又一确保。

某块土地被“挑起”进入对煤炭和矿石的开采之中，成了煤炭区和矿产基地。曾几何时，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一种“耕作”（bestellen）关系，这里的耕作意味着关心和照料而不是“挑衅”：农民把种子交给生长之力，并且守护着种子的发育。但今日农业使这种“耕作”关系发生了质变，耕作成了“预置”（bestellen），对自然的“挑起”意义上的预置。耕作农业成了机械化的食物工业，空气向着氮预置，土地向着矿石预置，矿石向着铀之类的原材料预置，铀向着原子能预置，而原子能向着各种各样的或者是战争或者是和平的目的而被释放出来。[3](pp14-15)

煤矿里开采出来的煤炭并不只是现成的存在、持续的在场，而且它服务于另外的目的而被预置──它向着被贮藏的太阳热量而预置。太阳的热量被“挑起”成为热能，热能则向着提供蒸汽而预置，蒸汽则向着工厂的运转而预置。

现代工业体系是一种建立在“挑起”之上的“预置”体系。

试考虑莱茵河上的一座水力发电站。电厂拦腰截断河流，制造压差，让水流的压差推动涡轮机，涡轮机的转动推动发电机，发电机制造电流，电流则通过变电站和电网流向远方。这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服务于“发电”这个单纯的目的，并从发电厂的本质中成为自己所是的东西。于是，河流成了水压供应者，它作为水压供应者在发电厂中成其所是。于是，海德格尔甚至不无讽刺的说，与其说水电站建在莱茵河上，不如说莱茵河建在水电站上。当然，准确地说是莱茵河建在现代工业体系之上。[3](p16)

现代技术依然是去蔽，但它的去蔽不再是令存在在存在者中显身的“带出”，而是“挑起”意义上的“预置”。被预置的东西不仅持续的在场，而且使自己充分的可“预置”。这样的状况海德格尔称为“持存”（bestand），它是处处被“挑起”的东西的存在方式。比如一架停在跑道上的民航飞机就是一个处处可见其预置的持存物。它的每一个部件都显示着预置的精神，它整个说来向着航空运输工业为它所规定的功能和任务而预置。

“持存”的东西甚至都不再作为“对象”与我们照面。对象作为对象总还使我们记起表象这回事、作为去蔽这回事，而持存自身遮蔽着表象和去蔽这回事。

2、现代技术中的人

存在者在“挑起”的意义上被“预置”，成了“持存”物，这件事情是如何可能的呢？通常人们会认为这是人搞出来的。然而正象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在真理的发生中，人并不能充当一个决定性的角色，相反，他的角色由真理特定的发生方式所规定，他只是向着这种无蔽状态敞开，应和存在命运的赠送。因此，在存在者被“挑起”的“预置”从而成为持存物的过程中，人同样被“挑起”、被“预置”，也同样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持存物”，而且正因为这样，人才参与到使存在者成为“持存物”的去蔽过程中，这样的过程才会发生。因此，恰当地说，人比物更原始地归属于“预置”和“持存”。[3](p18)

人成为一种持存物可以从流行的“人力资源”以及医院里的“病人资源”这样的说法中得到提示，其实这样的情况在今天满目皆是。人因着各种各样的目的被还原为各种各样可资利用的东西，因而他那种本来禀有的无限敞开的可能性被“预置”成某种单一功能。海德格尔以护林人为例：“护林人在林中丈量砍伐下来的木材，表面看起来以其祖父相同的步履走在相同的林中路上，但他今天已为木材工业的利润律所预置──不论他是否知道这一点。他已被预置到纤维素的可预置性中去了，纤维素被纸张的需求所挑起，纸张被送交给报纸和画刊。而报纸和画刊摆置着公众意见，使之去挥霍印刷品，以便能够为一种被预置的意见安排所预置。” [3](18)护林人在技术时代自觉不自觉地均被卷入了“挑起”“预置”的去蔽方式之中，一方面自己被挑起被预置，一方面对自然物行使“挑起”和“预置”的功能。这第二方面之所以可能，乃在于人比自然物更深更原始的卷入这一去蔽过程，它不象其他自然物那样纯然成为一个持存物，而是同时参与作为一种去蔽方式的“预置”。但是，他之卷入“预置”并非他自己的意志使然，也非他的意志所能抗拒，他只是被这种特有的去蔽方式所“占用”。

3、现代技术与现代形而上学

现代技术作为形而上学的完成了的极端状态，所规定的人的状态植根于现代形而上学本身对人的规定。

由笛卡尔发端的现代形而上学把存在者规定为表象的对象性，真理被规定为表象的确定性，人则被解释为“主体”。人之为主体在于人成了解释一切存在者的第一性的基础，它成了存在者的中心。存在者之所以是存在的，就在于它被摆到了人的面前，成为人的对象，被人所表象。这就使人与存在者的关系根本上是表象关系，于是世界，作为存在者在其中成其为存在者的存在者整体，根本是一幅图象。所谓世界图象，并不是对世界进行图象化，而是说根本上世界整体以图象的方式存在。因世界成为图象，存在者均被表象的把握，以对象的方式存在。由于世界作为图象表现着存在展现自身的方式，因此世界图象是一种开辟时代的历史“现象”。

从来人是被作为涌现者和自行开启者的存在者所遭遇的在场者，人也在这种遭遇之际向其他在场者开启自身。人与其他存在者的关系是一种相互遭遇相互敞开的关系，通过保存、容纳和聚集存在者，人成其所是。柏拉图把存在者之外观作为其存在状态的本质，为世界的图象化准备了前提条件。

人在作为表象者把存在者当作某种对立之物带到面前的同时，也把自己设置为这样的公开场，以致所有的存在者必然在其中摆出自身，成为图象。人的这一设置构成了自己的表象者的地位，而且，这一设置还把这一地位设置成完全由人自己构成的。这样，就把表象这件事情归结为人自身的决断，仿佛存在者的开显全然由人来支配着。

事实上，世界成为图象与人成为主体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有效，客体就越是显出其客观性，主体（subiectum）的升起就越是强烈，关于世界的看法和学说就越是迅猛的变成人的学说，变成人类学。”[7](p133)人道主义也是在世界图象的时代才出现的，希腊时代和中世纪决没有什么人道主义在发挥作用。在图象的制作中，人为争取自己的主体地位而斗争，其斗争形式就是对所有的存在者施行计算的筹划，而这种斗争形式通常由现代科技所负责。现代科技逐步扩大自己领域的过程，由非生命界到生命界，由人类生理到心理和语言，由自然界到历史界，这每一步扩张都实施着对存在者计算的网罗，每一步都提供一种世界图象。世界图象越是周密，人类主体的自行确证就越是强劲。

现代形而上学的表象化与现代技术的“预置”行为，如出一辙，只不过“挑起”着的预置把表象的对象化推向了极端状态。

4、座架作为现代性的历史命运

如果“挑起”意义上的“预置”并非纯粹人的行为，那么它是如何发生的？通常无蔽状态本身总是处在被遮蔽状态，讨论一种无蔽方式如何发生，最后总是要堕入这种无蔽方式为我们规定了的探求根据的方式中。海德格尔认为，思想的使命就在于把捉存在的命运所可能泄露的“天机”，这个技术时代的“天机”就是“座架”。

任何一个时代特有的去蔽方式总是通过一种会聚的方式支配着该时代，会聚是一种原始的发生，是使去蔽方式得以发生的那种发生。logos就是原始意义上的“会聚”、“聚集”。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时代也有它的聚集，那就是“挑起”意义上的“摆置”（stellen）的会聚。摆置的会聚在字面意义上就可以写成ge-stell，因为山脉作为群山（berge）的聚集者是gebirg，性情作为情绪（mut）的聚集者是gemut，那么从德文字面上可以把这种技术时代的聚集者称为gestell。这个词在德文中本就是一个常用词，指框架、支架、书架、底座等，海德格尔用这个词表示“聚集着的摆置”，可直译成“聚置”，英文译为enframing，我们权译成“座架” 。

海德格尔自我辩护说，把一个日常用词提升为一个哲学用语在哲学史上有先例可循，比如柏拉图就把eidos这个通常用来表示事物外貌的词用来指称恰恰不是用肉眼可以感知的东西，而是那种构成可感可通达事物的本质的东西。这里的gestell也有同样的情形，它并不是在通常意义上的那些架子和可用来装配的零部件，而是指这些可装配的零部件得以成为技术工作的那种本质性的东西。只有座架才使人参与到对物的强使的预置中，物也才成为被预置的持存物，零部件之所以成为可装配的零部件也基于这一“预置”──零部件向着机器预置。不是零部件的装配构成座架，而是座架促成装配，促成一切技术的工作。座架是技术时代的本质，现代技术的本质就是座架。

作为技术时代的本质，座架的来源依然是未知的，它属于那种自行遮蔽着的存在之命运。“一切走向在场的东西，不只是现代技术，到处都把自己保持遮蔽到最后。不过，就其保持着的支配性而言，它依然先行于一切，它是即最早的东西。”[3](p22)这样的东西是绝对首先发生的，而一切其他的东西都只能看成在此本质之下的由此本质支配着的去蔽。历史的发生也不例外。并不存在一个自在发生的历史过程，所有的历史（geschichte）都是存在之命运（geschick）的遣送（schicken）。人的行为之所以是历史性的，就在于他应合了存在天命的赠与（遣送）。同样，只有当对象性的命运降临并为人所接受，历史的东西才可能作为历史学的对象而为历史学所通达，从而历史的东西与历史学的东西相混同才成为可能。

座架只能理解成现代性的历史命运，但命运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宿命。宿命指的是处在完全决定论状态下人的自由意志的缺失，是对人的无法更改的强制以及人在这种强制之下的无法逃避和无可奈何。相反，正是命运赠与人以自由，正是在归属于命运从而作为命运的倾听者时，人才成为自由的。自由（freiheit）即是展开一个开放空间（das freie），而这个开放空间的展开就是去蔽，这个去蔽之发生就是存在之命运的降临以及人对这种命运的归属和应和。

存在之命运与通常宿命之区别就在于，进入存在命运之中我们就为自由所占据，我们就能够经验存在之命运本身。然而，这样的经验往往处在缺失状态，因为人总是陷于命运为之指引的去蔽之路这一种可能性之中。在技术时代，人往往陷入座架为之指引的“挑起”和“预置”的去蔽方式，追逐物的可预置性并参照物的可预置性制定自己的行动标准。比如上帝也可能在表象思维中被表象为一个原因，而丧失其崇高性和神圣性。相反，那种更为原初的对无蔽领域之本质的参与、对无蔽之发生的归属性的经验，作为一种可能性反被封死。自由为自己准备了不自由的可能性。这样的不自由也是命运，而且就是“危险”（gehahr）作为危险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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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伦理的若干视点_其他哲学论文 第八篇

网络技术是网络伦理产生的基础；依托网络空间的虚拟实在，其交往特征是想象；对现实中网络伦理问题的现象和本质层面的，是网络伦理建构的依据；从元伦理的角度看，网络伦理建构的前提应是责任伦理。

【关键词】网络伦理/网络空间/虚拟实在/在场

【正文】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网络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越来越重要的交往手段和通信媒介。人类将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技术对社会交往的直接影响、虚拟实在的交往特征、现实中网络伦理问题在现象层面和本质层面的种种表现以及建构新的网络伦理的前提，都成为人们关注的视点。

一、网络伦理的技术基础

网络伦理的产生奠基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信息时代，网络世界是一种与传统社会不同的“网络共同体”或“网络社会”，它导致新的社会交往方式的产生。这种新的社会交往方式必然引起道德关系的变化。

社会交往的过程也就是信息交流过程，没有信息交流就不会有任何社会交往。人类的信息交往媒介经历了四次飞跃：口头语言、文字、纸质媒体和电子传媒。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无线电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卫星通信技术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人类在信息交流方式上取得了新的进步，出现了计算机网络技术。1970年阿帕网安装成功，1982年因特网诞生，历经数十年，计算机网络已经得到了极为广泛的普及。目前全球已有194个国家和地区联入了internet，internet拥有数以亿计的用户。人类正在不断实践着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世界将成为“地球村”的预言。WWw.0519news.CoM

网络交往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交往方式，利用数字化通讯手段进行信息交流。诚如尼葛洛庞帝(n.negropont)在其《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强调的：“要了解‘数字化生存’的价值和影响，最好的办法是思考‘比特’和‘原子’的差异”。(p21)在网络空间，所有信息都以数字形式存在，都可以转化为数字0和1，由此而导致信息形态从a(atom)到b(bit)的转变，即由模拟式原子信息转化为数字化比特信息，人的存在也随之转化成为虚拟的数字化存在。通过比特信息的传输，实现了人类交往的全球化和全面化。

比特信息利用其与传统信息相比较的独特的传输方式，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网络世界”。我们知道，网络空间由计算机平台、连接平台和人的（硬、软件）接口转换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组成。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popper,k.r)曾把现有的可见宇宙系统地划分为“三个世界”，即“世界1”——物质的自然界，包括一切物理的对象和状态；“世界2”——主观精神世界，包括人的心理素质、意识状态和主观经验；“世界3”——客观知识世界，主要指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即思想内容的世界或客观意义的观念世界，或可能的思想客体世界，包括客观知识和艺术作品。作为信息传输过程中的信源和信宿——计算机，它是客观存在的实在，毫无疑问是网络世界中的“世界1”，但计算机同时又是信息处理机，可以通过其自身软件程序对信息的加工、处理产生很多新的知识，因而又是网络世界中“世界3”的生产者。而且，比特信息在加工、处理过程中，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信息被数字化，信息能自行变化、移译、复制和传送，信息能模仿和再现人类的思维活动，信息能独自创造知识，这些新特点能使“世界3”与“世界1”直接产生互动。

波普尔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本意是突出客观知识在人的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客观知识是可以通过人作用于客观世界的。但他万万没有料到，作为“客观存在的实在”和“客观知识”的“网络世界”由于程序这种特殊的“客观知识”的作用特点，却是可以在没有“世界2”（人的精神世界）的参与下，使“世界1”与“世界3”直接产生互动。这就提出了“计算机能做什么？”“人工智能是否会超越人的智能？”等问题。有两种极端相反的看法。英国控制论专家艾什比(w.r.ashby)在《大脑设计》（《design for a brain》）中认为，电子计算机能成功地应付比人类目前所能处理的更为复杂的情况。美国学者德雷福斯（hubert l.dreyfus）在《人工智能的极限，计算机不能做什么》（《what computer still can't do: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中则认为，计算机只是被动的机器、外在的智能。当然，很多科学问题，如四色图问题的机器证明、搜寻素数等问题，光靠人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如果计算机能超越人，是否会像加拿大科学幻想小说家吉布森(william gibson)提出网络空间概念一样，出现某些科幻小说家笔下的“计算机灾难”、“计算机世界的崛起与人类世界的末日”。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行动和交往的新方式也将不断涌现。目前，因特网是一个全球性的信息系统，它能以惟一的网址逻辑地连接，通过网络间协议进行通讯，提供高水平的服务。从交往的角度来看，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以文字为主要媒介的虚拟匿名交往方式。例如，tcp/ip（传输控制协议和网络通讯协议），它使互联网得以实行不同网络互联的统一标准、采用统一的数据交换协议；/">bbs（电子牌），网上的非实时匿名公共留言区，是自由言论的场所；irc（网络聊天系统），其实质是实时一对一、一对多或多对多匿名交流；usenet（网络讨论组）等。

网络中的社会交往具有“匿名性”和“数字化”的特点。在网络社会中，人们不再像现实社会交往那样面对面的交往，而是以数字符号为媒介，进行人机交流、人网交流。但数字化交往表层的这种数字关系掩盖了深层的人与人的关系。借助于数字化的信息符号，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现代社会中的新的互动模式。因而“走向数字化生存”就不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涉及人与人的交往关系问题，蕴含着复杂的网络伦理问题。传统伦理学显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网络化生存，因而建构网络伦理的任务迫在眉睫。

二、虚拟实在的特点及交往特征

由拉尼尔(j.lanier)提出来的虚拟实在(virtual reality)，又译为虚拟世界、虚拟现实、灵境、临境。从技术上看，虚拟实在指的是基于计算机系统并辅以头盔和数据手套的三维图像跟踪装置，它让主体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它的基本原理在于利用计算机的高速处理数据能力，及时地跟踪处理在主体感觉器官上的输入与输出的信息。在技术层面，虚拟实在的特点可以概括为：

1.模拟性。对现实世界的模拟，是计算机图像系统对真实景象的逼真模拟。

2.人工性。虚拟现实是一种人造物。其中已有经验对其作用很重要。

3.人一机共生和交互作用。虚拟现实通过人、机和软件三者互动而实现，是人们能与之进行交互作用的电子象征物。

4.网络通信。通过网络实现跨时空传输，如网络共享，使用者通过自行规定并塑造虚拟世界的物体和活动，就可以不用文字或真实世界的指称来共享幻想的事物和事件。

5.遥在。虚拟实在通过网络克服主体与虚拟客体间的空间距离，使人能够实时地以远程方式于某处出场。

6.沉浸性。虚拟现实的音像和传感系统能够使使用者产生浸没于虚拟世界中的幻觉，即意味着在虚拟环境中的感官沉浸。

虚拟(virtual)一词来源于拉丁语“virtus”、“virtualis”。中世纪神学家兼逻辑学家邓·司各脱曾赋予这个术语最初的哲学含义：可产生某种效果的内在力量或者能力。首先我们不妨来界定虚拟与可能、实在与实际两组不同的哲学范畴，以区别虚拟世界与可能世界。虚拟与可能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虚拟不是与实在相对立的范畴。法国学者莱维(pierrel levy)认为，“可能的实在化在最充分的意义上不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因为创造性暗示着一种观念和形式的发明性的产生。”[2](p24)而虚拟就其本身的技术特征而言，无非是数字化的构成方式，是一种“结构性实在”属性的反映，但其表征的内容却是与现实的感受性具有相同效果的一类东西。虚拟是同实际相比较而言的。莱维认为：“虚拟，一般地讲，不是同真实而是同实际相比较的。与同静态的并且形式上已经被构造的可能不一样，虚拟是一类存有疑问的复合体。”[2](p24)然而，虚拟却具有产生某种效果的内在力量或者能力，能够产生一种“实际化”的革命性过程。现实或实在与可能性和必然性相联系。黑格尔认为真实的存在是现实的存在，是有根据的存在，有理由的存在。“现实是本质和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3](p295)可能性和偶然性是现实性的两个环节，——即内与外，作为被设定的两个单纯的形式，这些形式构成现实事物的外在性”。[3](p300)其中可能性是现实性的单纯的内在性，真实的实在，也就是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总是表现为必然性。实际化包含着虚拟的内容，“实际化是作为对问题的求解而出现的，而结论的东西不是先前地包含在问题的形式中。它是一种创造，是立足在力量和终极性的动态构造基础上的形式的发明”。[2](p24)总之，虚拟实在是受创造性支配的实在世界，其实质是实际上而不是事实上为真实的事件或实体。

虚拟实在能实现远程出场，使主体产生沉浸感，这需要依托一定的空间，那就是网络空间。离开网络空间，虚拟实在将不可能成为实际上为真实的事件，同样，没有虚拟实在，网络空间的存在将毫无意义。从技术角度看，网络空间是由计算机平台、连接平台和人的（硬、软件）接口转换技术以及网络技术构成；从社会活动来看，网络空间就是信息高速公路；从空间建构看，网络空间具有物质的广延性。虚拟实在能提供“数字化”、“符号化”的强大信息流，这些信息流相当于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中的物质，通过它能产生“引力场”，改变网络空间的特性，使网络空间产生弯曲，因而信息量的大小，决定网络空间的弯曲程度。但是在网络空间人们再也感觉不到物理实在空间中那习以为常的上下、左右、前后的方位概念，也完全不可能触摸到屏幕内闪现的网络事物。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惟一实在的是这一空间的物理外壳——计算机、辅助工具、网线等等。这揭示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身体是否“在场”？显然，现实社会的人际交往，可以不依赖媒介而面对面地展开，而网络人际沟通则完全依赖互联网这个媒介。

然而这种“不在场”是“在场”孕育的“不在场”，换言之，是“不在场”按主体意志演绎的新“在场”。德里达指出，在场总是与不在场相互关联的，孤立的在场既不存在，也无法形成任何意识行为。只要人们承认时间的连续性，就必然要承认在场与不在场的关联，因而也必然要承认同一自我内部交往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虚拟实在中的“在场”性表现在：第一，虚拟实在是以客观世界为其现实原型的。虚拟实在撇开了现实原型的非本质的方面，抓住其本质的方面，以数字化的形式在虚拟空间中模拟出来，从而达到对现实原型更深刻、更本质的认识。没有现实的原型，就不会有虚拟实在。第二，虚拟实在是以对客观世界的结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认识为前提的。虚拟实在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的，而是根据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和虚拟实在技术而合乎规律地建构起来的。只有在充分掌握了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虚拟实在技术等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际地进入虚拟实在，建造一个虚拟世界。第三，虚拟实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虚拟实在技术如同人类其他一切科学技术发明一样，最终都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提高人类改造自然和驾驭社会、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此外，网络空间的人际交往作为一种实时的互动，其在场的感觉必须通过实时与双向的沟通交流来创造。

既然虚拟实在既是“在场”又是“不在场”，那么就存在一个联系“在场”与“不在场”的桥梁：那就是想象。康德说：“想象力是一种能力，在直观中表现当时并不存在的一个对象。”[4](p164)他还指出，要想把在场的东西与不在场的东西综合成一个整体，就必须把不在场的东西同时再现出来。在场的东西之出现，是明显的、现实的出现，而不在场的东西之出现则是一种潜在的、非现实的出现，这种潜在的、非现实的出现就是想象。只有凭这种意义下的想象，才能把在场的和不在场的综合为一个整体。海德格尔在康德的基础上提出，时间不能仅仅像旧的理解那样不过是诸时间点的系列或诸多“现在”的单纯系列。根据这种旧的理解，则过去的都过去了，未来的尚未到达，那么，在场者与不在场者彼此分离，过去、现在、未来三者分离，“敞亮”与“隐蔽”分离，如何能形成一个让我们驰骋于其中的想象空间？想象空间是由过去的东西在现在中的潜在出现或保存和未来的筹划在现在中的尚未实现的到达而构成的“共时性”的统一体。想象空间之所以可能，在于超越在场的东西，在于时间的三个环节——过去、现在、未来——各自都有超出自身而潜在地进入另一环节的特征。

基于这一意义，可以认为虚拟实在的交往特征就是想象。首先，网民在想象的帮助下有可能实现自我塑造。网络交往是一种注重知识、智慧、修养等更为深层内涵的交往方式，使许多内涵不错但外表或社会资源欠缺的人在网际交往中挥洒自如，因而它提升了人际交往的层次，即关注的是交往的内容，而不是其表面形式。同时，社会成员有获得新的社会地位的可能。由于网络空间的匿名保护，人们能够以一种更为开放、更为大胆的姿态介入到虚拟社区中去，从而克服或减弱通过报刊等文字传媒表达观点受到的种种限制，因而人们可以通过网络相对自由地表现自我，从而确立自己新的社会角色。其次，网民在网络空间中，借助想象使心灵摆脱了物质的束缚，实现了在物理空间之外其他的可能性。一方面，在网络空间，网民可以一个人同时拥有许多身份，还可以随时更换自己的身份、性别、职业、年龄……网络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任何不愉快或令人尴尬的情景，不会全面触动个人的自我。因此，在这种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形下，个人就会勇于尝试平常不敢尝试的各种举动和经验，从而形成在现实生活中前所未有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虚拟现实技术能以显示为基础，创造出超越现实的情景，网民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大胆进行各种设计工作，创造出新的奇迹。再次，网民进入互联网，主要根据想象来寻求互动的对象，如此导致了新的网络亚文化群体的产生。网络所提供的高效率匿名沟通手段，寻求自己想象中的互动对象，从而将真实生活群体中的孤独和相互隔膜排除了，使他们超越区域限制，进行方便的交流，共享价值和意义，获得被社会正视的权利。所以说，具有共同兴趣的人通过网络相互联结，产生互动，并呈现一个个的亚文化群体。

物理空间中的交往是身体在场的交往，一般是基于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人的交往过程受制于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等因素。这种交往是传统伦理道德得以产生的依据；而网络空间中的交往可以是身体不在场的交往，它超越了物理空间的限制，人的交往关系不再是纯熟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大量陌生的、不同阶级不同民族的、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的人，在网络中发生着直接和间接的交往关系。这种新的交往方式的产生对传统人的交往关系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将对传统伦理提出挑战。

三、网络伦理问题的两重

网络伦理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它是由网络行为引发的道德关注。网络行为是网络社会所特有的交往行为，与网络系统建构的特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这些特点导致了相应的网络伦理问题。首先，网络空间无中心、无限制、无最终的管理者，较之现实空间人的思想和行为享有更大的自由：自由自主地进出网络，自由自主地选择信息，自由自主地发布信息，因而道德无主义在网络中找到了市场；其次，网上人们的交往是以字符为中介，这种交往方式较之现实空间具有间接性、难感知性的特点，传统的道德调节手段——社会则由于网络交往主体的身份难以明晰而很难起作用，于是网民在网络虚拟性特点掩护下很容易陷入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为所欲为、自我放纵的境地，网络世界的这种虚拟性质，造成了传统伦理约束力的弱化；再次，在互联网络这条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交往频繁，在、经济、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意识上发生了互相的交流、碰撞，由于地域性、民族性及的差异和对立，对同一伦理道德行为会有各种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评判和选择标准，网民在多元化的价值观的冲突下如果陷入迷茫，就可能跌入道德相对主义。

网络空间在消除人类跨地域沟通的“时滞”，拓展人类的交往空间，深刻改变着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带来了道德冷漠现象与人际情感的疏远。首先，计算机网络充当了人与人相互交往的媒介，隔着计算机屏幕，人们感受不到对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反应，他们往往忽略对方的感情需要；其次，人们对信息的接受，是在计算机既定程序的左右下进行的，计算机程序（尤其是计算机游戏程序）编制的非人性化原则，使人在不自觉中患上了“精神麻木症”，失去了现实感和有效的道德判断力；再次，随着高度信息化、自动化的“虚拟社会”的到来，在家办公、网上学校、电子银行等的出现，人们终日与个人终端打交道，具有直接可视性、亲和感的人际交往机会则大大减少，导致人际关系的疏远，个人也会产生紧张、孤僻、冷漠等问题。未来人机系统是高度自动化、精确化的，但是如果人在丰富多采而又往往模糊不清的情感世界中，沉溺于自动化、精确化而缺少人情味的话，则会导致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他人及社会的幸福漠不关心。

网络空间打破了原有地域或民族限制，形成了一个新的网络社会概念。由于网络社会的开放性，使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在网上交汇，特别是某些计算机网络应用发展得相当普及的西方国家凭借网上优势，倾销自己的文化，宣扬西方的、自由和观念。这就加剧了网络空间国家之间、地区之间道德和文化的冲突。

综上所述，网络道德危机实际上是人的文化危机，也是人的生存方式和实践方式的危机。是否可以把既有道德运行机制引入网络领域，建立网络伦理？原有伦理道德原则，以及义务和权利、平等、责任等概念在网络行为中是否仍然适用？思考这些问题有必要从现象层面和本质层面对网际交往过程中所出现的伦理问题进行。

在现象层面，网际交往常见的问题有：(1)网瘾问题，即沉溺在网络之中，把网络作为自己主要的生存方式。(2)网恋问题。这是目前非常突出而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网恋在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少年中成为时尚，而且波及一些中年人，对传统的婚恋观念和社会交往方式形成了冲击。(3)黑客问题。黑客是一些对网络技术十分在行的人，他们可以揭露现有网络的不完善之处并改正它，但也可能对网络结构和交往具有破坏性。(4)网络犯罪问题，即通过网络取得非法的经济收入或从事的破坏行为。(5)个人隐私问题。网络是一个公共空间，具有信息共享的特征，这本来是它的优长，但其负面影响是个人隐私权在网络中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可能被他人侵犯。(6)信息过剩和信息污染等问题。信息使人无所适从，大量庸俗、色情甚至的信息对网络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以及对传统伦理观念及伦理规范的冲击。(7)数字鸿沟问题。人类是否已陷入极端混乱的数字时代？数字化生存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网络拓展了人们的交际范围，提高了交际的效率。但网络也导致人的发展的片面性——数字化可能妨碍人的社会化进程。人们或沉溺于网络不能自拔，或在网络中迷失了自我，被数字化所吞没，沦为数字化的附庸。

在本质层面，应当特别注意各种具体的伦理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1)它们是由伦理道德自身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伦理道德来源于社会交往实践，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现代网络技术发展迅速，网络交往也随之深入，而网络伦理却没做好充分准备。(2)网络伦理问题是现实社会问题的又一反映。虚拟实在是“在场”孕育的“不在场”，而这些“在场”源于现实社会中的客观实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缩影。人们为什么会有网瘾、会产生网恋？黑客使坏的动机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应从社会心理方面寻求根源。(3)它们是由网络技术及网络交往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由于网络空间超越面对面在场的限制，以及身份的虚拟性、匿名性造成网上网下交往的虚实混淆，它们对传统伦理观念和伦理规范产生了极大的冲击。(4)它们是由网络技术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信息技术形成的权力结构，其本身就具有不同主体之间信息权利的不对称性。若网络技术的发展无法穷尽，那么，在网络世界中存在的特有的网络技术权力结构将不能消失。这样的结构由知识、专家和资本等要素组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种结构支配社会资源，决定社会的运作。最明显的例子是网络技术专家、网络所有者与一般公众在信息资源的占有和利用上存在着不对等性。网络技术专家、网络所有者凭借知识、资本等方面的优势，可能侵犯一般公众的信息权利，从而使后者受到损害。

从以上可以看出，网络交往对传统伦理道德形成巨大冲击，传统的伦理道德不能完全胜任网络社会价值的评价，但也不可能完全被拒之于网络大门之外，毕竟“在场”是无法脱离传统的，脱离传统网络社会也就不复存在。

四、网络伦理建构的前提

网络道德是活动在网络上的个人、组织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共同利益的反映。因特网是通过人们自觉自愿地互联而建立起来的，在网络社会中，每一个人既是信息的提供者，又是信息的使用者；每一个人既是网络用户，又是网络的管理者。任何人都离不开他人、社会，网络社会是由无数用户和各种各样的网络组织组成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主体都处于与自我、他人、集体、社会的种种复杂关系之中。他们既担负着责任与义务、职责与功能，同时也相互拥有相应的权利。由于在网络社会中存在权利与责任的关系问题，网络伦理的建构也就有了依据。

虚拟生活、网络交往与真实的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网络伦理首先应该是一种能够融合虚实两界的价值判断体系。信息既是流动于网络空间中的资源，也是连接网络内外的关键环节。当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发生相互作用时，衍生的各种伦理问题都与信息的产生、占有、传播和使用权利的行使有关，我们将这些权利称为信息权利，信息权利是连接虚实两界的伦理纽带。基于这一思考，可以认为公正原则是建构网络伦理中的着眼点，因为它是指网络信息权利分配应该体现社会平等，从而可以被确定为判断网络信息权利的实现是否合理的根本标准。我们所建构的网络伦理应当既充分尊重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倡导兼顾他人，确保他人的福利得以实现，同时也成为一种能使权利得到公正分配的制度伦理。

网络是一种基于各种信息资源的不平等的权利结构，是一种具有强大的控制性的技术社会体系。这种权力结构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知识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知识的作用的凸现使之成为一种典型的知识权力结构。由于潜在的知识权力结构左右着信息权利分配，我们的思路就是在正视这一现实的前提下，建构一个能有效制约知识权力结构的网络伦理，使网络信息权力得以正当分配。功利主义的效益论和基于权利论的道义论是两种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理论。

效益论的基本立场是，主张对任何行为的认可或非难均根据该行为倾向于提升或降低利害相关人的幸福来判断。但它自身却充满了各种悖论，使人们的平等权利遭到了不应有的忽视。效益论看到了道德价值的客观性和实在性，但可能由于偏执于效益而无视行为主体的主观道德状态，导致个体的内在道德品质之意义的否定。正是由于效益论的局限性，导致了道义论的出现。道义论认为，为了有效地制约知识权力结构，必须建立一种基于权利的正当分配的伦理，即一种兼顾内律和外诉、自律与自卫、道义论与自由主义的伦理以替代效益论。道义论突出了道德的明确性和指导性，但忽视了道德价值的客观性和实在性。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weber)最早在《学术与》中探讨过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的区分。他指出，行为的合伦理性必须通过主体的权利实现和责任践履——对他人的权利的承认——体现出来。其中，主体是处于具体情境中拥有自由意志的实践主体，责任不仅是抽象的意图的体现，更与细微的权利诉求相对应。责任伦理学大师尤纳斯(hans jonas)指出，由于主体的行为对人和大自然的长远影响很难为人全面了解和预见，故存在一种“责任的绝对命令”(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ly)。基于权利论的道义论支持各个成员对权利的要求，同时也要求，无论是网上的人际交往还是网下的人际交往，都应该以责任感为前提，网络伦理实质上是一种责任伦理。

总之，效益论与道义论两者具有一定互补性。因此，在建构网络伦理的过程中，单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强调技术的进步和利益的获取是片面的，应强调用道义论来平衡功利主义的效益论，防止功利主义的泛滥。道义论和效益论的平衡发展，是网络伦理得以顺利建构的基本要求。在发展网络技术的同时，应当针对已经出现的伦理问题，以责任伦理观念为指导，建立起强调公平与正义的、契约化的伦理底线。

在网络世界中建构责任伦理的规约体系，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掌握网络技术的科学家与专家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网络技术具有一种权力结构，掌握网络技术的科学家与专家在信息权利的占有方面具有优势地位。要求掌握和创立网络新技术的专家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是非常合理和必要的。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只从技术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应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对新的社会交往方式的确立起着很大的作用，从而积极促进这种交往方式的良性发展。其次，对一般的公众而言，应提高信息素养，掌握一定的网络知识和信息资源，从而获得和掌握自己的信息权利，改变自己在信息技术权利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在网际交往的过程中，应确立公平、正义的责任意识。缺乏责任意识的网络交往必然会产生冲突。再次，对和社会组织而言，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在网络空间的活动中建立起立体的控制体系，应该是前瞻性的而不仅仅是防范性的——既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网络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又能促进网络技术的顺利发展；针对已经出现的、具有破坏性的网络活动，在网络实践的基础上，在不遏制人们的权利和网络技术发展的前提下，形成某些制度和规约，如形成知识产权、网络犯罪方面的法规；在发展新的网络技术、有效预防网络犯罪的同时，大力促进新的网络伦理观念的确立，并在全社会开展网络伦理的研究与教育，提倡个人自律，确立网络道德。只有树立了新的网络伦理观念，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制度与规约，从而有效地减少网络伦理困境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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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的反克隆人运动：理由及选择_其他哲学论文 第九篇

摘要：在过去克隆人的呼声高涨时，科学界曾掀起了一场“反克隆人运动”。通过这场运动的理由和选择，既使我们对现代科技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社会责任和科研态度等问题有了新认识，还让我们懂得只有大力发展治疗性克隆，才是对克隆技术价值的真正扬弃。

关键词：反克隆人运动；道德；治疗性克隆

abstract：at the time of the voice of human cloning on the upsurge，scientific groups launched the movement of anti-human cloning．through yzing the reason and choice of this movement，we had some new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scientific profession moral，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ttitude of scientific research．we must develop therapeutic cloning energetically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useful and discard the useless of the value of clone technology indeed．

key words：the movement of anti-human cloning；moral；therapeutic cloning　　　　　　

一、反克隆人运动的源起与反对对象的确立

尽管克隆人这个可能的技术目标，早已被许多国家的和一些国际组织基于大同小异的理由视为科学研究的“禁区”，这仍然无法阻挡住一些人的好奇心或别有用心。wWw.0519news.COM从1997年12月以来，一直有人宣称试图进行这种“危险”的、“违背人性”的克隆人实验。在世界各类媒体曾经大量报道过声称要进行克隆人实验的“科学人物”，依次有美国物理学博士理查德•希德（richard seed）、意大利生育专家塞韦里诺•安蒂诺里（severino antinori）、美国男性生育学专家帕诺斯•扎沃斯（panos zavos）和法国生物化学专家布里吉特•布瓦瑟利耶（brigitte boisselier）等人。这些“科学人物”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激进的“克隆人运动”，从而震憾了整个世界，引起了上至首脑、国际组织下至普通百姓的共同关注。为此，希德等人一度成为世界级“风云人物”，他们持续多年的克隆人言行总会引起媒体、社会公众、和科学界的广泛争论，并对克隆技术以及其它类别生物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有待辩证的影响。由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制约因素，特别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复杂性以及技术难题的存在，“克隆人”至今并没有真正出世。当我们事后观察这场历经六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克隆人运动”时，明显给人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不真实感觉。可以说，所谓的“克隆人运动”实质上则是“克隆人运动”。

有人不断地宣称要进行有关实验来实现克隆人目标，就有人不断地进行反对。在强烈的反对声中有不少来自科学界。于是，科学界反对的声音汇集成一场同样声势浩大的“反克隆人运动”。在科学界中，这两个运动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一些科学组织开始对克隆人运动的发起者进行排斥，视他们为科学界的“越轨者”。例如，英国皇家爱丁堡学会作出决定，禁止安蒂诺里和扎沃斯参加该学会于20xx年11月举行的一次以克隆技术为主题的科学辩论会。意大利医师协会在20xx年8月公开警告安蒂诺里，若其一意孤行地进行他的克隆人实验，就将吊销他的行医执照。〔1〕在20xx年8月7日，支持与反对克隆人的科学家在美国科学院进行有史以来科学界第一次就克隆问题的正面交锋。在会场上，双方争执的气氛如此浓烈，以至于这些平时非常理智的科学家在摄像机镜头前相互高声叫嚷，差一点就动起手来。〔2〕这充分反映出，科学界对如何设置克隆技术研究与发展目标，以及在应用此项技术的方向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反克隆人”究竟反对的是什么？人们通常所说的反对克隆人，实际上并不是去反对那个虚拟的、名词意义的“克隆人”本身，而是在动词意义上反对以人为实验对象的技术操作，继而反对从事这种实验的研究者。虽然我们无法确认所有与克隆人相关的新闻报道是否完全属实，但我们应该相信，与克隆人相关的技术实践一直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着。

二、科学界的反对理由

纵观科学界对克隆人所持的反对理由，概括而论就是：克隆人研究存在着“技术不成熟”和“有悖人类伦理道德”。这两个理由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对克隆人行为坚决地说“不”！科学界为了寻求社会和对生物技术、特别是克隆技术研究的支持，他们在这场反克隆人运动中扮演了积极而又重要的角色。其实，科学家们有一种担忧：一再喧哗的克隆人运动会严重扰乱社会公众和对克隆技术的支持态度，从而影响其正常发展。

1．克隆人研究的风险性

目前的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存在着难以预测和消除的技术风险，这已经成为人们在伦理学层面反对克隆人的一个重要科学依据。

（1）存在着克隆人技术吗

尽管“克隆人”概念早已在文学、科幻类影视作品中存在了。但现代克隆人运动的发起者显然是受到1997年2月克隆羊“多莉”出生消息的直接启发，才产生了克隆人的想法。同时，他们从哺乳动物克隆的成功个案中看到了实现克隆人的希望。在克隆人运动的发起者看来，人是动物，动物克隆技术也可能就是克隆人技术。然而，这两者之间有必然性吗？这种简单类比的合理性如何？

动物克隆技术无疑是一种现实存在。但是，存在着现实的克隆人技术吗？我们知道，技术是以其效用性为重要分类特征的。如果通过实施某种动物克隆技术能够达到产生“克隆人”的技术目标，这种技术应该是“克隆人技术”。否则，如果不能够成功地产生出“克隆人”来，即使存在着某类克隆技术，这类技术也决不应是什么“克隆人技术”。可是，以“克隆人”为目标的技术实践又为国际社会所禁止。这使得“克隆人技术”的存在与否就成为一个难以公开检验的问题。因此，人们目前的许多论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推测性的，“虚”的成份很多。

（2）克隆人将存在着较多的风险性

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公众，始终都是从动物克隆技术发展的现况来类比克隆人研究的发展前景，并作为进一步推论的逻辑基础。也即是，目前的动物克隆实验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克隆技术还很不成熟。在动物克隆实验中出现的高失败率、高风险、使用了大量的重组卵细胞、大量畸形后代以及发生排斥现象等问题，将会出现在克隆人研究中。如果仅仅通过某项动物克隆的成功个案来判断克隆技术的普遍可行性是错误的，至少是不严谨的。科学家认为，要将动物（如绵羊）克隆实验得出的技术经验，应用到人类个体身上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这种不成熟的技术“硬要”作用于人体时，克隆人的过程将充满各式各样的危险。例如，英国胚胎学家威尔莫特认为，有很多理由可以考虑到，由扎沃斯和安蒂诺里等人宣布的克隆人实验将会有同样高的失败率，正如试图进行动物克隆时那样。并且，现在或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可行的技术方法去检查动物胚胎所有基因组的发育状态。〔3〕因而，人们无法保证最后植入子宫内的胚胎是否能够发育正常，而不至于生下畸形儿或使代孕母体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另外，在上海召开的20xx年国际人类基因组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指出，最早站出来反对克隆人的正是培育出克隆羊的英国科学家，因为专家们最清楚，目前的技术离克隆人还远得很。……克隆羊“多莉”的成功，经历了277头克隆羊实验失败的波折，怪胎、畸形层出不穷，这一幕如果在克隆人时重演，谁来为277条生命的夭折负责？还有，克隆动物被发现存在早衰现象，尚无法解释。不顾这一切而匆忙进行克隆人，很可能酿成大错。〔4〕从陈竺院士的言论来看，他也是以动物克隆的情况来类比未来克隆人的情况。中外科学家反复以“多莉”羊的情况来观照克隆技术的发展，这说明在此领域中没有更多的经验证据来说明问题的实质和技术风险的大小。

2．克隆人行为违背了社会伦理

对于来自社会的对克隆人行为在伦理层面的指责，科学界不可能无动于衷。受此影响的科学家就发表了类似观点，如世界医学协会主席恩里克•阿科尔西在20xx年8月8日发表声明指出，把克隆技术用于人类自己“有悖于人类价值、伦理和道德原则”。他代表世界医学协会坚决反对克隆人实验计划。〔5〕从另外一个角度，威尔莫特对媒体说：“试想我的妻子与我和一个复制的‘我’三人生活在一起，那就会产生一个极不寻常的关系，对我们三个人中的每个人，尤其那个复制的‘我’都将十分尴尬。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克隆人。”〔6〕

当然，科学家不是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他们不可能从伦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层面对克隆人问题展开系统的、溯根求源式的学理。但是，他们作为现实的社会成员，他们在“克隆人”问题上就必然有着与其他社会成员相似的感觉。这样，科学界从社会伦理层面来反对克隆人研究就很正常了。

3．克隆人行为违背了科学道德

（1）科学道德与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职责

道德属于一种社会意识，它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的总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个阶段，甚至每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7〕我们知道，古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the hippocratic oath）作为医师团体的职业誓约书就要求从业者：应尽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医治病人，不得有越分的医疗行为，并坚守品性与道德规范。那么，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过程中，同样要求人们遵守一定的道德原则。

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强大，对社会的渗透越来越广泛，也就越有可能引起更多的社会、伦理和法律等问题。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比以前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为科学而科学”、“科学不考虑效用或利益” 等说法已经不合时宜，科技工作者必须对“应该追求何种知识”、“所追求的知识应置于何种地位”以及“如何应用这些知识”等一系列问题做出理性的和判断。这些问题早就引起科学界的重视了。在1955年7月15日，包括玻恩、海森堡和居里夫人在内的5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迈瑙宣言》中，针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反思说：“我们愉快地贡献我们的一切为科学服务。我们相信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之路。但是，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这个科学向人类提供了自杀的手段。”〔8〕

科技工作者有创新的自由和权利。但是，科学研究的自由永远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肆意行事，科技工作者应对这种创新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科技工作者不能只关心自己的研究兴趣，更要关心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这既是现代社会对科技工作者的一种强烈要求，也是科技工作者应该担负的一项历史使命。其实，在1997年“多莉”羊出生之后，两大著名学术期刊nature和science除了报道与克隆技术研究有关的科学论文外，还连续发表大量出自科学家之手的评论文章，如“克隆：人将成为下一个”、“不要克隆人”、“风险与不确定性”、“‘多莉’的考证”以及“什么是克隆？并非你所想的那样”等。这充分表现出科学界对克隆技术发展所引起的社会风险问题的关注。今天，关心人类前途的科学家应该关注与克隆有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保证克隆知识和技术服务于社会，而不是伤害人类社会。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分子生物学家j. d. 沃森所说：“可以期待，许多生物学家，特别是那些从事无性繁殖研究的科学家，将会严肃地考虑它的含意，并展开科学讨论，用以教育世界。”〔9〕

在科学界已经形成如下一个规范：当一项技术在社会上有争议时，科技工作者要把社会利益放在首位来评价这项技术。还要求科技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要更多地考虑选题的社会价值，而不能仅仅在某种好奇心或兴趣的作用下随心所欲地从事研究，更不能从事旨在“哗众取宠”或“怪异”的研究目标，如为了“复活”死人而去克隆人或进行“人畜细胞融合”等。在20xx年，威尔莫特强调指出，自从进行动物克隆试验之后，他从未考虑过进行克隆人试验，克隆人试验不仅会使被试验者冒着很大的风险，而且这种实验结果没有什么科学意义，不管从伦理道德上还是从医学上讲，都没有理由这样做。〔10〕

（2）盲目进行生物学实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人们经常谈及的一个与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相关的生物技术研究案例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伯格教授人工构成了第一个重组dna杂交分子。不久，他的科学同行提醒他要注意重组dna分子可能具有致癌性，带有重组分子的细菌大量增殖也有可能成为传播人类肿瘤的媒介，会在社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伯格教授就接受了同行建议，停止了自己的基因重组研究。他还在nature上向全世界的科学家发出呼吁：在重组dna分子潜在危害尚未弄清或在找到适当的防护措施之前，应自动停止有可能致癌的基因扩增实验。这些讨论导致美国在1976年颁布了“关于重组dna分子研究的准则”，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应用进行严格管制。后续的科学实践证明，伯格等人对转基因技术的危险性估计过高。只要人们在研究和实验过程中严加控制，妥善管理，认真对待，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这些潜在危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此，美国在1979年就恢复了基因重组研究。〔11〕这种涉及生物技术社会利益与风险的科学争论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这既是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感的自觉体现，也开创了一种应对新技术未知风险的合理程序。为避免新技术可能引起的祸害，应该制定出必要的管理计划与伦理规范，以暂时阻止那些后果尚未得到确切了解的实验。这种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选择科研课题的主张，既是一种科学选择，更是一种道德选择。

不少科学家认为，为了某种正当目的而进行生物学实验是没有过错的，但安蒂诺里等人的克隆人行为是不负责任的。只要体细胞核移植技术的安全性还不确定，只要人们还未充分探讨与克隆人体相关的道德问题以及不育夫妇是否还能够找到其它妊娠的方法，在明知会对当事人造成某种“伤害”和“风险”的情况下，而执意去从事这类技术活动，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是一种犯罪行为。

（3）与严谨的科学精神不符

人们应该如何看待克隆人研究以及有关报道呢？很多科学家批评说，安蒂诺里等人的研究，不仅无视目前动物克隆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风险，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也没有解释其所用的具体技术是什么，以供科学界评议。安蒂诺里等人的克隆人言行只是通过大众传媒来宣布，这与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是不相符的，却给人以“作秀”的感觉。美国《医学伦理通报》的编辑理查德•尼科尔森说：“我认为安蒂诺里从来没有考虑过后代的利益，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赢得个人的声望，是为了出名才一意孤行要进行这项极有争议的实验的。”〔12〕一些科学家强烈要求安蒂诺里等人对有关消息是否属实给予切实的澄清。

事实上，在科学界有不少人对克隆人运动提出严重质疑。例如，从逻辑上讲，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阿瑟•卡普兰教授说：“那些科学家们声称有200多对夫妻排着队，等候被带到某个偏僻的地方用克隆细胞进行人工受孕，然后他们会照料每一个成功怀孕的妇女，这一切听起来根本就不可信。”从技术上讲，纽约一家医疗中心生殖内分泌学主任马克•索尔曾针对希德要克隆人一事说道：“很难想象在门诊所那样的条件下做这件事，除了引起轰动效应还能有什么别的。”〔13〕对于最近的“克隆人”新闻而言，身为“克隆援助”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布瓦瑟利耶却没有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学术背景，也从来没有发表过与克隆技术相关的研究论文。此种情况下，她又该如何开展克隆人研究呢？试问，他们发布的“克隆人”出生消息的可信度又在哪里呢？〔14〕在此，我们赞同我国知名学者周国平先生说过的一席话：“我对一切太喧嚣的事业和一切太张扬的感情都心存怀疑，它们总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15〕科学研究不应只是一种外表非常热闹的事业，它更需要的是寂寞、孤独和宁静。

（4）反对以克隆人牟利

克隆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动力，也就是一些人想象的有关克隆人的商业化企图和潜在的巨额利润空间。目前，我们不排除那些从事克隆人实验者试图从中谋利的可能。正如世界医学协会主席阿科尔西针对安蒂诺里宣称的克隆人计划所指，现在世界上准备实验的克隆人计划涉及到许多“经济利益”，这些计划企图将克隆技术变成“大笔交易”，通过实验追求“简单的商品成果”。因此，对于打算以违背科学道德的克隆人行为作为牟利的手段，则应该予以坚决反对。

三、克隆技术研究目标的理性选择

对克隆技术和“克隆人”的论争一直在提醒着科学界，有必要对克隆技术研究目标进行理性的选择。

1．克隆技术的研究禁区

（1）人为设定克隆技术“禁区”的软弱性

近几年，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禁区”问题谈论得比较多。在不少人（包括科学家）看来，克隆人研究应该在科学技术的研究禁区内。例如，出席20xx年上海国际人类基因组大会的国际生命科学巨子们呼吁，要尽快为克隆研究立法，让克隆怪胎“胎死腹中”，还认为科学无禁区，但对“克隆人”实验行为应有禁区。〔16〕其实，在科学研究中，所谓的“禁区”往往是针对某项技术目标及其应用而设定的，并且“禁区”的设定往往要由道德和法律来配合。

但是，正如在道德、法律层面上有许多被禁止的事情，而现实社会中“伤风败俗”、违规、犯罪的情况却不断发生。从长远来看，克隆人技术目标是道德、法律所绝对禁止不了的。一方面，世界各国对待克隆人的态度并不尽相同，想实现克隆人技术目标者，完全可以找到规避法律的地点。禁止克隆人的法律会驱使那些执意克隆人的人士将实验室搬到现在远离这场争论的国家去。另一方面，只禁止“克隆人”实验，而没办法停止克隆技术的一切研究，这就使设定的克隆人“禁区”呈现出很大的软弱性和易突破性。如果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发展到十分成熟的地步，“克隆人”可能就会出现，人类社会迟早要面对这个挑战。即使视克隆人研究为严厉的刑事犯罪，最终也挡不住“克隆人”的出生。

（2）克隆技术自身发展的限制是克隆人强大的“禁区”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思想观念无疑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将来，人们也许对克隆人的主意显得泰然处之，也许会对“克隆人”的出生表现出一种宽容态度。从表面上看，克隆人技术过程并不十分复杂，只是用成年人的细胞核替换卵细胞核，再把培育好的融合细胞移植入人体子宫，慢慢地发育而成。但是，实际的技术操作过程相当复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正如许多专家所言，即使社会允许克隆人，但目前仍有许多重大的技术问题尚待克服和解决。因此，对于“克隆人”问题的现状，更确切地说是技术上“能不能做”的问题，而不是“应不应做”的问题。克隆技术自身发展的局限性是克隆人研究强大的“禁区”。

2．极力发展治疗性克隆的技术目标

任何一项技术都可用于不同的目标或领域，这是人们争议技术价值和技术伦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克隆技术在其技术效用范围内，也可以用于不同的方向，有着不同的技术目标。但是，“克隆人”的设想并不是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研究与开发者的原初目的。对于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的动物克隆研究人员来讲，他们从事“克隆羊”研究并不在于去促成“克隆人”的出生。正如这项实验的参与者坎贝尔所说，这项研究成果的最大价值在于使改善动物品种成为可能，克隆人则违背了他们的本意。

为了减少克隆技术的社会伦理纷争，科学界早就主张把以人体为研究对象的动物克隆技术按照最终的应用目标进行分类，区分应持的态度。科学界希望的有关禁令只适用于禁止旨在以产生“克隆人”为技术目标的实验，而不包括有重要价值和发展前景的“治疗性克隆”。治疗性克隆是以人体为实验对象的克隆技术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它是以治疗人类疾病和有效进行器官移植为目标，与以克隆出一个完整的人为目标的生殖性克隆有严格的不同。目前，许多科学家、科学组织以及一些国家的都发表声明，支持治疗性克隆的研究与开发。例如，威尔莫特等人指出，该研究正在导向编程胚胎干细胞变成特化的组织类型。这样能够用来再生神经细胞和心肌细胞，使患帕金森氏症、阿尔茨海默氏症和心脏病等疾病的病人受益。治疗性细胞克隆的潜在益处是巨大的，这种研究不应该同克隆人研究联系在一起。但是，社会公众对克隆人的过激反应可能会妨碍用胚胎干细胞来修补器官和组织的研究。〔17〕

另外，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曾发表郑重声明，支持包括治疗性克隆在内的干细胞研究。还指出这些益处可能要在多年后才能显现出来，要真正实现它们，必须通过谨慎的研究，并且这种研究应该接受同行评议。目前，由于社会对于治疗性或研究性克隆，仍有很多宗教、伦理等方面的担忧。无论是还是私人部门开展的相关研究，都应该在严密的审查下才可以进行。在美国，反对治疗性克隆的声音比较强烈，因而大多数美国科学家对此现象深感忧虑。如果禁止治疗性克隆研究，美国的科学事业将遭遇寒流，国家利益会严重受损。在20xx年4月10日，在总统发表讲话催促参议院批准全面禁止人类克隆法案后，美国40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要求立法支持治疗性克隆。正如nature杂志在20xx年5月发表的文章所指，美国一些反对治疗性克隆的人正在利用公众对生物技术的恐慌，但对待治疗性克隆研究的态度应该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18〕

3．克隆技术的理性研究态度

（1）去除克隆技术研究中的浮躁情结

通过对近六年来“克隆热”的思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世界范围内的生命科学界，特别是在动物克隆技术研究领域中，表现出一种普遍的浮躁情结。接连不断地有新的“克隆成果”通过媒体向社会宣布，并引起人们进一步地争论。在这种喧哗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一些研究者科学精神缺失、急功近利思想的一种表现。这种研究态度不利于克隆技术的健康发展与完善。例如，早在1998年年初，美国人希德就对媒体宣称他要准备克隆人。20xx年，安蒂诺里和扎沃斯宣布要去克隆人，他们都没有做成。在20xx年12月27日，归属“雷尔教”的布瓦瑟利耶在美国宣布世界首位克隆婴儿“夏娃”诞生，但她没有提供任何科学证据，还拒绝通过dna测试来证实“夏娃”身份的真实性。正如《时代》周刊发文指出的那样，雷尔教派认为人类是外星人克隆的，与这样一个组织辩论科学、伦理、道德问题，简直是太荒谬了。在科学界无人为他们喝彩没有关系，他们要的只是“轰动效应”，从而募集到更多的金钱和追随者。但在针对克隆技术的严肃政策讨论中，他们却产生了“搅浑水”的效果。〔19〕时间推移到20xx年1月17日，扎沃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宣布：他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两个星期前已经把一个克隆人类胚胎成功地植入一名35岁的妇女体内，如果进展顺利，世界上第一个“克隆人”母亲有望在数周内正式怀孕。由于扎沃斯此前曾多次发布过类似的“克隆狂言”，世界各地权威生育专家对他的“重大突破”是众口一词地质疑。扎沃斯却自诩自己的“惊人成就”堪与“人类登月”相媲美。当记者问扎沃斯为何不出示任何科学证据就急着宣布克隆成果时，他显得有些恼火。〔20〕不知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但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浮躁心态的表现。

对此现象，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再生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向中教授指出：“学术成果应该以论文形式，经过严格审稿，在同行评审的杂志上发表，特别是国际认可的一流杂志（并不只限于《科学》、《自然》、《细胞》等）。此后，才应该考虑必要的新闻媒体报道。我们看到，由于胚胎生物技术，尤其是克隆技术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一些科学家热衷于媒体的报道，甚至本末倒置以媒体报道代替了学术论文的发表。”〔21〕这就是说，科学家不能仅仅满足于通过大众传媒来宣布所谓的重大“科学成果”。例如，克隆绵羊“多莉”、克隆鼠等都是通过科学期刊宣布的，这也是媒体报道科技成果所应掌握的标准。

（2）去除克隆技术研究中的过分功利性

当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在默默无闻地艰难探索着，而是整日暴露在媒体的镜头下时，科学研究就决不成其为科学研究了。这不过是少数研究人员科研动机不纯正、过分追名逐利的思想表现。对此，大学的潘文石先生曾经指出，他感到科学的观念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是不一样的。一些人不知道科学是为人类创造、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为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一项事业。在今天，科学在很多地方、很多人眼里已经降低到一种谋生手段，只要拿到钱，发表更多的论文，去换取更多的名利地位就行。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拿到更多的钱。于是，有人要组织更多的研究，而那种研究说实在的只是以发表论文作为目标，而不是以解决科学的一个实质问题或是对人类有真正造福为目标。最后，潘先生总结说：“这种科学，我觉得并不是真正的科学。”〔22〕可见，过分的功利性无疑会阻碍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而作为一名严肃、严谨的科技工作者，应该切实地树立起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踏踏实实地做好各项研究工作，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3）重视生命科学基础研究

尽管人们期望着克隆技术能很快得到实际应用，为人们创造出奇迹。但是，在许多基本问题没有弄清之前，科学家们还必须继续探讨克隆技术的可行性。克隆技术的进步无疑要取决于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深入发展。没有对生命的本质及其运动机理进行长期的探索性研究而获得的更多知识，是不可能对生命个体进行正确操纵或改变的。例如，曾溢滔院士指出，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例克隆羊“多莉”的研究人员，关键在于他们的基础研究很扎实，搞清了一些理论问题，掌握了不少规律。这些虽然只是技术上的突破，却离不开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撑。现在大家都很看重科研成果，特别是那些出产品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但是，如果忽视基础研究，不掌握其中的规律，是很难成功的。基础研究带出许多技术上的革命，而技术上的革命又提出很多新的研究课题，使得基础研究再深入一步。〔23〕在科学研究中，我们不能指望“跳跃式”的一下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至20xx年，dna双螺旋结构已经发现了50周年。这50年间，生命的很多秘密已经被破译，但剩下的秘密更多，一切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因此，著名分子生物学家沃森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曾表示，今天比我们起步的时候有更多的域，未来几百年中，还会有足够多的问题需要人们去应对。〔24〕只有在对生命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才可能使生物技术（包括克隆技术）的许多益人性目标成为现实。我们必须以一种“持重而平静的心情”，一项“热切而有秩序的工作”来迎接现代生物技术辉煌发展的明天。这正是科学界中的反克隆人运动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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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dna发现50年：开创生命科学的黄金时代[n]．日报，20xx.4.25．

论技治主义_其他哲学论文 第十篇

摘 要：本文简要论述了技治主义的定义、历史、特征、存在理由。技治主义虽然胜于官僚，但是它也有诸多缺陷：缺乏管理现代社会的其他的必要知识和素质；作为手段而非目的的科学和技术对目标确定和价值选择的问题先天乏力；在思想上和行动中易于陷入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固有的机械决定论或因果一义论的模式，无视或轻视社会和人的问题的复杂性、多变性乃至混沌性；排斥乃至剥夺家和公民行使、参与的权利或权力；尤其是侵害或消弭人的自由和自主性。我们对此必须有明确认识，并从思想认识和公共教育两方面双管齐下逐渐予以克服。

关键词：技治主义 官僚 科学主义

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 history,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ent reasons of technocracy. although technocracy is better than bureaucracy, it still has many shortcomings. for example, it lacks to manage the other necessary knowledge of the modern society and the quality; it has no an ability to choose the value and the target; it easily sinks into tradition of mechanical determini and classic cause and effect doctrine; it ignores or despises the complexity, variety and chaos of the social and human problems; the politician and the citizen is deprived of political rights; the person's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is violated or stopped. this should be cognized and gradually overcame.

key words: technocracy, bureaucracy, scienti

技治主义（technocracy）一词源于希腊语techne（技术）和kratos（权力）。WWW.0519news.Com技治主义意谓由技术人员组成，特别意谓由技术专家管理社会。该词也被译为技术统治、技术治国、专家、专家统治、专家治国等等。

罗斯扎克（t. roszac）给技治主义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所谓技治主义，我意指工业社会用以达到它的有组织整合的顶峰的社会形式。它是人们谈到现代化、时新化、理性化、计划化时通常考虑的理想。凭借毫无疑问必须履行的责任，诸如对效率、对社会安全、对人和资源的大规模协调、对始终较高水准的富裕和对人的集体力量始终更为印象深刻的表现这样的要求，技治主义发挥着把工业社会的不合时代要求的鸿沟和裂隙接合在一起的作用。系统化现在扩展到生活的所有领域，从而给我们以与我们的机械组织相称的人的组织。于是，我们达到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企业家把他的职权的才干扩大到特地安排工业复合体周围的人的全部与境。、教育、闲暇、娱乐、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无意识的内驱力、甚至反对技术本身的——所有这一切都变成纯粹技术的研究和纯粹技术的操作的对象或题材。这种努力创造了新的社会有机体，它的健康取决于保持技术心脏规则跳动的能力。”他还简要地把技治主义描绘为这样一个社会：“在该社会中，统治者通过诉诸技术专家证明他们是正当的，而技术专家转而诉诸科学的知识形式为他们自己辩护。超出科学权威之外，没有什么可诉诸的。” 这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技治主义的思想底蕴和核心价值。

技治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历史并不很长。技治主义是1919年前后才出现的英语新词，大概由w. 史密斯首创。1931年或1932年，在美国纽约市出现所谓的技治主义运动。该运动主张由把技术放在首位的技术人员来治理社会和管理国家，其领袖是霍华德•斯科特，他在很大程度上受持不同众见的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t. veblen）的影响。斯科特提出，因为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了极为丰盛的物质产品，先前所有以物质贫困为依据的经济理论统统失去了意义。他预言，价值规律将迅速崩溃，一个富裕的技治主义制度将取而代之。1932年秋，被经济萧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美国人立即接受了这一乐观的理论，全国出现了无数的技治主义组织。然而这场运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到1933年3月，技治主义运动差不多已经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技治主义大陆委员会，不过这个组织到1936年也无声无息了。 技治主义思想在加尔布雷思的著作《新工业国家》、《经济理论和社会目标》中做了详尽的阐述。他用“技术结构”这xxx概念表示，基于管理功能和决策水平正在社会上形成的技术专家阶层，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技术结构越来越大地参与决策。美国社会学家贝尔（d. 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文化矛盾》中表明，即使在后工业社会，也应该由知识阶层、科学技术专家治理国家。

诚如罗斯扎克所言，作为科学进步和科学精神气质的成熟产物，技治主义巧妙地躲避了传统的范畴。事实上，使它自己变得在上难以觉察，正是技治主义的特征。它的关于现实的假定和它的价值变得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不引人注目地弥漫着。虽然每日的辩论继续在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和集体主义社会之内和之间发生，但是技治主义作为一种超越的现象，在两种社会增加和强固了它的力量，这种现象遵循工业效率、合理性和必然性的要求。在所有这些辩论中，技治主义采取了一种类似于体育竞赛中纯粹中立的裁判的立场。因为技治主义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未被看作是现象，超越了立场和党派的争论，因此它在现代社会占据着毋庸置疑、无须讨论的大文化命令（grand culture imperative）的地位。 说起来也许是一个悖论：躲避传统范畴的技治主义其实是的科学主义的技术翻版——技治主义即是的科学主义在技术领域的对应衍生物向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或入侵，也就是以技术的名义的科学主义在上的表现。

技治主义的大秘密在于使我们确信三个连锁的前提：（1）人的必不可少的需要在特征上是（与伟大的历史人物告诉我们的一切相反）纯粹技术的需要。其意是指，我们人类的需求完全服从某种形式的方式，这些能够由具有某些费解的技艺的专家实施，然后能够由他们直接转化为社会纲领和经济纲领、人的管理程序、商品、机械新发明的堆积。如果一个问题没有这样的技术解决，它必定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它只不过是幻想，是来源于某种退步的文化倾向的虚构事物。（2）对我们的需要的这种形式的（和高度深奥的）现在达到99％的成功。因此，尽管在我们中间非理性的成分方面有微小的故障和隐患，但是人们满意完成的先决条件几乎被满足。正是这个假定导致出下述结论：无论何处社会摩擦在技治主义中出现，它必然是由于所谓的“交流的中断”。因为人的幸福被如此精确地标准化，力量如此完美无缺地被计算，以致于争论不可能来自实质性的争端，而只能来自误解。因此，我们只需要坐下来一起推理，一切将好起来。（3）彻底了解我们的内心欲求和惟有其才能够继续提供我们的需要的专家，实际上知道他们正在谈论什么的专家，碰巧都是国家和/或公司机构的正式在职人员。算得上的专家是证明合格的专家。证明合格的专家属于司令部。于是，技治主义产生了自己的内部辩护：技治主义之所以是合法的，因为它享有专家的认可；专家是合法的，因为没有他们便不会有技治主义。当然，这是一个循环论证。

技治主义出现和流行的现实是有理由的。在20世纪，特别在二战以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社会的中轴。科学技术专家的队伍也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日益壮大，陆续进入和大型机构任职，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要求在重大的决策中有发言权和决定权。与此同时，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的社会愈加复杂化、专门化、技术化，以至于社会的技术化已经化为技术社会，国家的技术化已经化为技术国家。因此，要就这样的社会和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制定合理的政策，要对其实施有效的管理，没有足够的科学技术知识显然是难以胜任的，因为这些决策和管理依赖非常繁难的专业和专业建议。在这种与境下，技治主义水到渠成地成为历史的选择。而且，比起官僚(bureaucracy)来，专家无疑还是要略胜一筹。因为官僚使权力完全垄断在官吏手中，直接危及平民百姓的自由，而且这种体制往往导致官本位思想的无孔不入，以及软弱无能、无功受禄、懒散不经、决策拖拉、专横跋扈、贪污腐化等不良后果。

尽管如此，技治主义有其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失调，并不是一种完善的或理想的管理模式和体制。技治主义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技治主义缺乏管理现代社会的其他诸多必要知识和素质。像管理学和学等管理社会的知识，是不同于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的知识，这是未经培训或自学的技术专家所不具备的。更重要的是，技治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忽视了领导所应该具备的其他基本品质，诸如社交能力，辩论中的说服力，愿意让步妥协，重视普通人的需要，甚至是破釜沉舟的雄心壮志，这些完全不是科学态度和技术规范的特点。理论家一致认为，如果允许技治主义流行起来，那么它很快就会沦为。换言之，在科学和技术中以及通过其所积累的经验和建立的态度，不适于成为引导社会运转的方式。

其次，科学和技术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价值中立的，或者说它们仅仅包含少量的价值，而社会和人的问题的妥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是目标确定和价值选择的问题，作为手段而非目的的科学和技术对此先天乏力。齐曼说得好，技治主义把本身变为“社会工程”，社会工程一开始在设计中就具有极大的自由决定的灵活性。科学和技术并不是完整的文化程式，它们无法就人类的理想和社会的终极目标中肯地发言。任何对人类事务进行科学管理而制订的规划，在目标选择的紧要关头都大大地受到有关价值的不确定性、矛盾和冲突的限制。这些价值源出于确定的科学和技术领域之外的宗教、伦理和美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实际上，技治主义违背了学术精神气质的基本宗旨：科学应该与和宗教的目的向分离。 卡瓦列里举例说，比如在尝试使最好者最大和最坏者最小时，技治主义者极为相信成本-效益（或风险-效益）。但是，这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不相干了；事实上，在许多领域，例如在工业理性的前景展望的改变中，成本-效益是完全不恰当的。审美的、伦理的和道德的问题卷入价值判断，为成本-效益要求的“硬”数字不能赋予价值判断。因此，包括这些问题的决定必然是的，而不是技术的。

再次，技治主义在思想上和行动中易于陷入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固有的机械决定论或因果一义论的模式，无视或轻视社会和人的问题的复杂性、多变性乃至混沌性。这样一来，技治主义往往导致见物不见人、重物不重人的倾向。在技治主义者的眼中，整个纷繁多样的社会只不过是一架庞大的机器，活生生的个人仅仅是这架机器中的可以随便拆卸和更换的齿轮和螺丝钉。在技治主义者的心中，人动辄被数字化，即使在数字化中，成千上万的人也在诸多统计数据中常常被忽略不计，在贫困中苦苦挣扎的弱势人群的悲惨状况往往消失在“升平”的平均数之中。因此，在技治主义风行的社会中，很难做到以人为本，自然也就不可能构建和谐的社会。

还有，技治主义排斥乃至剥夺家和公民行使、参与的权利或权力。哈贝马斯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技治主义的社会：科学和技术变得越来越精致和数学化，社会本身日益变得纷繁，以致经济和行政技艺变得愈加错综复杂。这会把越来越多的技术专家引进为国家和大官僚服务，使得做决策愈来愈依赖十分精细的技术和技术设计。在这种境况下，技术专家很可能会完全摆脱领导人的控制，他们不再“招之即来”，而更多地变得“高高在上”。领导人也许会发现，他们自己不再有能力评价技术设计，并且不得不信任他们的设计者告诉他们的东西。随着领导人实际上变得无知，他们也就没有什么权力了：他们会发现，他们自己作为一些固定的专家和官僚的挂名负责人而行动，为那些管理行政帝国和工业组织的头头们处理公共关系方面的事宜。在技治主义的社会里，控制权掌握在专家和管理人员的手中，事务是由某种类型的科学知识分子安排的，大众依然是非化的。知识的分配正好界定了两种人，即专家和其余的人。知识的分配是强权结构（power structure）：专家拥有强权，没有强权。“决断主义的”（decisionistic）社会的顶端群体即精英在技治主义中不再具有重要地位，在普选中选出的代表也就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普通百姓很可能感到与的过程更疏远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技治主义侵害或消弭人的自由和自主性。正如罗斯扎克所的，在技治主义中，事物不再是微不足道的、或简单的、或容易弄清楚的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的活动——的、经济的、文化的活动——的规模和错综复杂超越了业余的公民的胜任能力，不可变更地要受到专门训练的专家的照管。进而，在处理大规模的、必不可少的公共事务的专家核心的周围，发展起一圈辅助的专家，这些专家以技治主义中的专门技艺的普遍社会威望而自肥，甚至对最表面的私人生活方面呈现出权威性的影响：性行为、孩子的抚育、心理健康、娱乐。在技治主义中，每一事物都渴望变成纯粹技术的，变成职业关注的对象。因此，技治主义是专家的王国——或者是能够使用专家的人的王国。在它的关键机构中，我们发现有“思想库”（think-tank）。其中寓居着许多亿美元的献计献策工业，该工业行动在舞台上的一切事物之先，并把它们十分简单地整合到社会计划之中。因而，甚至在普通大众变得充分意识到新发展之前，技治主义就拟订出它们，并把它的计划拟订好以供采纳或拒绝、提倡或轻视。在这样的社会中，面临因庞大和复杂而困惑的公民发现，必须在所有事情上遵从了如指掌的人。事实上，以另外的方式去做也许是违背理性，由于人们普遍赞同，社会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生产机器有效地周转。在缺乏专门知识时，巨大的机械确实会停下来，把我们留在混沌和贫穷的中途。

就这样，除了少数技术精英外，绝大多数民众乃至身居高位的家，都缺失自由决断和自由选择的能力，听信技术专家的说教，听凭技治主义的摆布，直至最终变成技术的奴隶，使自由和自主性这一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丧失殆尽。其实，技术哲学家埃吕尔（j. ellul）早就有先见之明：“技术（technique）需要可预见性，居然也需要一样的预见的精确性。于是，技术战胜人是必然的。对于技术而言，这是生和死的问题。技术必定把人变为技术动物，即技术奴隶的首领。人的畅想在这种必然性面前破碎了；在面对技术的自主性时不会有人的自主性。个人不得不被技术塑造，或被消极地（通过理解人的技术）塑造，或被积极地（通过使人适应技术框架）塑造，以便擦去他的私人决定带入组织机构的完美设计中的污渍。”

既然技治主义有这么多缺陷，怎样才能扭转技治主义的趋势呢？我以为，这主要得从思想认识和公共教育两方面双管齐下。

一方面，我们要消除以客观性为标识的科学和技术知识是人类唯一的知识的神话，要明确意识到，关于社会和人的知识即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尽管包含较多的主观性，但同样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知识，对于社会的和谐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而言，甚至是更为有意义的知识。罗斯扎克在剖析技治主义的知识观时说，专家是我们求助的人，因为他们控制着涉及到我们利益的可靠的知识。在技治主义的例子中，专家是那些支配我们的人，因为他们（可靠地）知道所有与我们的幸存和幸福有关的事物：人的需要、社会工程、经济计划、国际关系、发明、教育等等。但是，什么是“可靠的知识”呢？答案是：可靠的知识是在科学上健全的知识，由于科学是现代人为确定说明实在而求助的东西。概括科学知识特征的东西本身是什么？答案是：客观性。科学知识恰恰不是情感、或思辨、或沉思默想。它是关于实在的可证实的描述，该描述于任何纯粹私人的考虑而存在。它是真的、实在的、可以信赖的。它起作用。这种知识观认为，仅仅存在接近实在的一种途径，这就是培育一种清洗掉所有主观插曲、私人卷入的。从这样的流出的东西才有资格作为知识，其他事情都不行。这是自然科学赖以建立的基岩；在它们的魅力的吸引下，知识的领域力图变为科学的。对人在他的社会的、的、心理的、历史的方面的研究——所有这一切必须变成客观的：严格地、周密地客观的。在人的经验的每一个层次上，想要成为科学家的人日益支持客观意识的神话，从而证明他们自己是专家。因为他们知道而我们不知道，我们服从他们的引导。 由此可见，技治主义思想的根子深深地伸进我们文化的历史，并最终陷入西方传统的科学世界观中。尤其是它的知识观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在学理上也难以立足：作为人为的和为人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只能尽量地排除私人的主观性，却无法完全清除人类的主观性；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是以实在的社会和人为研究对象的，其研究结果也还是要落实到社会和人，断言其与客观性无缘显然是不恰当的——这是另类的客观性即主体间性和实践可能性。从思想上厘清技治主义知识观的谬误，就等于挖掉了技治主义的根基。

另一方面，我们要从公共教育入手，在普及和通识上下工夫。哈贝马斯认为，正是人们在获取知识方面的不平等，维持着权力分配的不平等。要把权力分散开，就必须把知识分散开。 这说明，要削弱技治主义，必须给每一个人以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在学校中则要重视通才教育或通识教育，使大多数人具有一定的或相当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以及继续自学的能力，懂得以人为本的道理以及社会的和谐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这也许是消除技治主义的治本之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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