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寻根---从《作为哲学家-原始人》到《原始人-挑战》_西方文化论文十篇

2022-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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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寻根---从《作为哲学家-原始人》到《原始人-挑战》_西方文化论文第一篇

文化寻根是全球化趋势下一种反叛现代性的普遍反应。在过去的20世纪，西方文化寻根发展成为波及范围最广泛的思想运动和民间文化复兴运动，在理论上也催生了一大批重要的思想成果，其中以文化人类学领域的成就最为卓著。然而，由于我国学术界因为近年来忙于追随西方的现代化，对西方文化寻根方面的成果没有足够的注意和整体的了解，形成知识上和思想上的盲区也就在所难免。本文评述的几部著作虽然在西方引起了广泛的反省和大讨论，但中国学界却几乎无人知晓。大部分盲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醉心于其经营管理方式的人，恐怕也根本不想去了解。这正是本文要特别强调文化寻根中的原始主义重要变化的原因所在。希望这些成果的评述和讨论能够有助于我们了解较为完整的当代西方社会和西方思想。

作为文明人的文化寻根之源头，关于原始文化的想象从文明伊始就伴随着社会意识与个人的记忆不断发展演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变换成不同色彩和价值的参照景象：妖魔化的或者乌托邦化的。本文所要探讨的20世纪西方文化寻根中的"原始情结"，主要表现在文化人类学家对原始人的人格、生存状态、生活质量与生态关系的整体研究和理解，如何在思想史上第一次向世界揭开了长期罩在迷雾之中的所谓原始社会真相。又如何反过来促进了对文明人偏见和文明社会弊端的尖锐反思与批判。其中包括欧洲中心主义价值观所建构的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原始社会"和"原始思维"，它们对社会想象的巨大牵引作用，和对知识分子文化认同重要影响。Www.0519news.cOM

让我们的认识从弥漫现代思想史和文学艺术史的"原始主义"及其历史根源入手。

一．"原始主义"及其历史根源

从历史上看，西方人对于遥远的文化他者即原始人的关注和想象从柏拉图时代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原始主义作为进步主义历史观的对立面，也早在西方思想的源头就有所表现了。古希腊神话把"黄金时代"放在开辟以来人类的第一个时代，这就多多少少给人们留下了向过去寻找理想状态的怀古幽思，开启了原始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传统的先河。荷马史诗和《旧约》的伊甸园神话都暗示了人性从天真无邪到堕落的必然性，这就从根本上注定了人们怀念原始纯真时代的价值判断取向。每当对现存状况不满时，最容易产生类似于"复乐园"的模式化冲动反应。

阿瑟．洛夫乔伊（a.o.lovejoy）和乔治．博厄斯（g.boas）合写的名著《古代的原始主义及相关思想》提出，在希腊哲学家中，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极端形式的原始主义：认为动物在总体上看要优于人类。这种观念在今天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和生物权利的呼吁者们那里再度复兴了。

"高贵的野蛮人"，作为想象的人格形象，从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笔下的塞西亚人（scythians）到今日美国影片《与狼共舞》中的拉科塔（lakotas）印第安人，两千年来不绝如缕。古罗马的伦理学家塞涅卡在其《道德书信》中说，古代文学的修辞总是强调自然状态之下原始人身体的优越性，他们没有艺术和的连累；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安详的，那是既朴实又简单严峻的生活。

中世纪的教思想相对压制了原始主义的发展，文艺复兴之后随着古希腊思想的再度登场，原始主义也重新流行。艾拉斯莫斯1511年的《愚人颂》在某种意义上先于卢梭公开表达了文明人对原始人道德高尚的赞赏。大诗人弥尔顿1628年在剑桥发现人人手里都有一册《愚人颂》，可见这本书在17世纪流传之广。蒙田也赞美过野蛮人生活的接近自然状态的美妙；蒲伯将没有文明教养的印第安人奉为人之楷模；1669年英国诗人德莱顿的英雄剧《格拉那达的征服》被认为是思想史上第一次使用了"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措辞的例子：

我自由得就象大自然首次造出的人，

在基本的奴役的法律问世之前，

那时高贵的野蛮人在大森林里奔跑。

细心的人会从这里看出，设想的原始社会被奴隶制社会所取代的观念，在德莱顿的诗剧中已显露出了苗头。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中原始主义的复兴，在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的事件之下，一下子获得了新的想象景观。在新大陆世代生息的淳朴天真的印第安人，成为欧洲人自古相传的原始人神话终于得以全面落实的现实活标本。航海家、探险家和传教士们的各种相关报道和描述，更加了文人的创造性想象力的发挥。表现异国情调的原始伊甸园景观，成为一种写作的时髦。尽管与此同时也有种种妖魔化的表现模式，乃至把原始人说成是食人生蕃的蛮族魔鬼。

18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们不满在他们之前的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厌弃大机器生产的喧嚣与单调现实，要求退回到资本主义以前的淳朴田园社会。原始主义情绪弥漫在整个浪漫派文学艺术运动之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家卢梭对"自然之子"的推崇，以及对文明进步与道德退化的逆反现象的忧虑，都在后来的思想史中引发了无尽的回响。卢梭的法国同胞高更放弃巴黎的资本主义大都市生活，到南太平洋岛屿的原始人部落中追寻自己的伊甸园之梦；英国小说家毛姆以高更的这种逆反式人生追求为原型，创作了令文明人羡慕不已的著名小说《月亮与六便士》。

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对遥远的异国情调和淳朴的原始文化的迷恋完全继承了卢梭的理论和高更的实践，表现出更加强烈和持久的兴趣。这种兴趣从个别先知先觉者的异端性举动，发展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倾向。其背后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西方文明赖以自豪的理性进步幻想，这就相当于从根基上动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支柱。与生物进化论相配合的直线进步的历史观遭到放弃，与黄金时代神话相呼应的循环论历史观再度以理论体系的方式得以呈现，那就是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宗旨。该书用有机生命的周期来看待文明盛衰的命运，"把世界历史看成一幅无止境地形成、无止境地变化的图景，看成一幅有机形式惊人地盈亏相继的图景"。文学批评理论家弗莱深受斯宾格勒有机循环论历史哲学的影响，他把《西方的没落》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篇之一"。弗莱还效法进化论人类学与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模式，为西方文学的发展演变也描绘出一幅以神话为起点和回归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图景。可以这样说，循环的历史观和文学史观的现代登场不仅呼应着西方远古神话的黄金时代原型，而且也给原始主义的想象赋予了一种具有现代性宏大叙事特点的历史哲学框架。

阿瑟．洛夫乔伊和乔治．博厄斯在他们的书中为原始主义做出详细的区分，共有11种类型。如果删繁就简，则可以归结为两个主要类型：历史的原始主义和文化的原始主义。历史的原始主义认为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的理想社会，因而抱有一种向后看的复古主义的回归价值观；文化的原始主义则只要求简朴纯真的生活理想，这种理想并不必然回溯于历史的某个已经逝去的时期。美国人类学家威廉．亚当斯则提出第三大类型的原始主义：父系的（家长的）原始主义(paternal primitivi)。并认为思想史上形形的原始主义正是人类学这门学科的一条哲学之根。

二、从"原始思维"到"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

人类学作为西方殖民化历史进程的学术伴生物，其研究对象一开始就定位在发现新大陆以来世界各地的原始人社会。有人类学之父称号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出版了他为这门新兴学科奠基的代表作--《原始文化》。从这个书名就可以看出，人类学的问世标志着同西方知识界关注原始人和原始文化的努力已经走向学科建制的方向。此后的一个世纪，欧美各国以人类学为职业的学者迅速增多，仅20世纪后期美国人类学会的注册会员就多达5000人。随着这门学科的迅猛发展，西方知识分子对原始人的认识发生了激烈的转变。从对原始文化的单纯的认识和了解，到重新评价原始人的生存价值及其对文明社会的启示和反思作用。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方思想传统的原始主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高贵的野蛮人"首先变成了"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随后又发展成堕落的文明人借以反观自身的人格榜样。美国人类学家保尔．拉定是对这一转变具有直接贡献的主要功臣。他于1927年（1957年增订版）出版的《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一书为重新定位原始人的精神和智力品行奠定了理论基础。著名哲学家杜威在为该书写的前言中说，"拉定博士的著作开辟了一个几乎全新的领域。很容易想象他的贡献成为原始人生活的专业研究者中间热烈争论的一个中心，几乎是一场风暴的中心。"

争论似乎是由拉定本人挑起的。他在书的自序中首先质疑了进化论派的人类学观点，批评以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为首的人类学著述具有根本性的误导：原始人代表着文化进化历史上一个早期阶段。他还质疑了人类学与一般社会科学中更加危险的一种简单化的分类：把所有被认为是原始人的族群不加区别的看成同类，不论是古朴的非洲布须曼人还是高度发达的马雅人和阿兹忒克人，澳洲原住民和玻利尼西亚岛民。拉定还在书中（第13章）向当时甚为流行的列维-布留尔（levy-bruhl）"原始思维"说发难。认为列维-布留尔完全低估了原始人的思维水准，把他们看成是没有能力区分主体客体，没有逻辑的或前逻辑的神秘思维者。这位法国人列维-布留尔在拉定的书中被称为"哲学家"，似乎拉定并没有把他当成自己的人类学同行，尽管他在1925年创办过人种学研究所。

列维-布留尔1910年发表的法文著作《低级社会中的智力机能》，以及后来的《原始人的心灵》（1922）和《原始人的灵魂》（1927）等系列研究，论述的是同一主题，形成有关"原始思维"的系统理论。他把"地中海文明"所属民族的思维与不属于"地中海文明"的民族（即亚洲、非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有色人种）的思维作了比较，确认二者的智力过程是不一致的。这样他就实际上把欧洲以外的人统统划入"原始"的即低级社会之列了。我们中国文明在他的这一归类中也难免落入与"原始"和"低级"为伍的地步。其实，原来他研究"原始思维"的直接动因就在于看了司马迁的《史记》法文译本，从天人感应的历史叙述中发现了"原始"的例证。后来搜集到遍布五大洲的相关素材，写成这部争议性极大的著作。他确认原始思维的特征是神秘的和原逻辑的。他用来说明这种特征的专门术语有两个：其一为"集体表象"（collected percept），其二为"互渗律"（principle de participation）。中国人例子一再被他举出来，说明这些特征。如第一章为说明集体表象如何给原始人的知觉带来神秘性质，首先举出的例子就是中国的：这是列维-布留尔从传教士们不无偏见的汉学著述中看到的。这种缺乏直接田野作业经验材料支持的异文化研究方式显然与"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弗雷泽等人一脉相传。这种方法上的偏失和取材的随意性也许就是美国人拉定不把他当做人类学家的理由：例如，一个中国青年寡妇能够从他丈夫的泥土塑像那儿受孕生孩子；肖像变成活人；还有在中国流行的一些风俗，如在死者的坟上供纸糊的兽像，烧纸钱，等等。由于文化身份的限制，列维-布留尔只能从文化他者那里去发现"原始"。即便到了晚年著述《原始的神话》(1935)，他承认适用于古希腊的"神话"一词也同样适用于澳洲和大洋州的土著，但仍是念念不忘早期著述中提出的"前逻辑"，作为原始人思维不同于理性的证据。

至于互渗律，用他自己的表述："在原始人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它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 图腾信仰被看成原始思维神秘互渗的明证：特鲁玛衣人说他们是水生动物。波罗罗人自夸是红金刚鹦哥。其实，正是在这种物我认同的独特感知方式中，原始人克服了外部世界与自己的隔绝与对立，达成了在灵的层面上与万物的沟通与合一。

当代比较宗教学认为，萨满教的意识状态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神秘的物我合一境界，就是因为萨满思维建立在人与物之间相互感应的基础上。狩猎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人靠自然的赐予而生存。每个人都不占有什么，也不生产什么。一切来自自然。萨满教的中心在于使人取得所需，人们相信动物是有灵的，与人的灵魂是可以交流的。只有获得动物灵魂的同意，才可以去猎取动物。所以萨满要有能力取悦自然与神灵，从而保证部落获得实惠。这其实是一种联姻的形式。萨满教思维不把主体和客体相对立，也就不把人和自然相对立。由此看，所谓"原始思维"发源于人与自然的非对立关系，自有它合理的和优越的一面。如今西方盛行的新萨满主义运动，就是希望回归到这种天人关系，挽救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灵，从而避免生态灾难。从这一意义上看，被列维-布留尔视为"低级"落后的原始思维，倒是今日西方文明人需要有所学习和效法的。

列维-布留尔把原始人的思维看成是与文明人思维不同性质的东西。强调二者之间的不可沟通性："集体表象有它自己的规律，不能以研究’成年文明的白种人’的途径来发现这些规律，特别是牵涉到原始人。" 拉定和列维-布留尔针锋相对，他认为原始人也和我们文明人一样，拥有发达的智力水平和惊人的智慧成果。他不去夸大西方人与原始人思维方式上的差距，而是寻找二者之间的实际联系。他认为，甚至西方白人引以为自豪的哲学，其实也是从原始人那里就发端的。他借鉴人类学广泛的田野作业资料，从一些重要的哲学性命题入手，分别论述原始人关于生命观、世界观、人类观、命运、性别、是非、现实、自我与人格、纯粹思辩、观念的系统化、神性、一神倾向等方面的思想，揭示这些思想对于西方哲学范式普世性价值的挑战作用。例如，关于"自我"（ego）。过去西方人一向认为原始人没有"自我"的观念。拉定举出毛利人作为西方偏见的反证：毛利人不仅有自我的观念，而且其复杂深刻的程度比西方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毛利人认为所有生命的存在都有四种要素：永恒的元素，自我（死后消失），鬼魂和身体。自我又由三种要素构成：动力要素，生命力或人格，生理要素。毛利人把动力要素称为"卯瑞"（mauri），它以两种方式出现：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物质的"卯瑞"是积极的生命原则，它实际上可以是任何的物体。非物质的"卯瑞"则是其象征。在北部新西兰，一棵树在一个婴儿出生时栽种，这棵树便可以被看成这个孩子的物质的"卯瑞"。毛利哲人对身体的阐释也同样贯穿着物质的与非物质的区分原则。由如此细微的理性所构成的自我观不仅强调了人格的多元性质，而且也强调自我向过去与未来的延伸。自我的这些组成要素可以暂时脱离身体，并且同他人的脱离身体的自我要素发生关联。这样，"个人对其他个人的影响，个人对外部世界的作用，都与西方人所能想象的完全不同了。" 面对如此精微细致的思想观念，西方的文明人不花功夫深入学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谁还能随便附和列维-布留尔的老调，蔑视原始思维是"前逻辑的"呢？

196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推出了《原始人的世界观》，作为纪念拉定学术贡献的论文集。书中收有当代神话学泰斗人物坎贝尔的文章《作为形而上学家的原始人》，从题目上就可看出西方文化投射在原始人身上的野蛮、落后色彩已经消失殆尽，他们静穆而纯朴的人格风范，作为反衬陷入物质主义、工具理性、科技崇拜和增长癖而不能自拔的西方文明人的一面文化借镜，越发显出难能可贵的一面。三．没有异化的人：《寻找原始人》

就在泰勒的《原始文化》问世百年以后，一部足以代表文化人类学转向的题为《寻找原始人》的大著，在1974年发表于美国。作者斯坦利．戴蒙德也正是14年前为拉定编纪念文集《原始人的世界观》的人。他身为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人类学系教授、主任，曾经在西部非洲、伯村落和易洛魁族印第安人部落做田野作业。可以说对亚、非、美三大洲的"原始人"均有直接的接触和了解。他积累了10多年的调研资料，记下大量的笔记，在深思熟虑的推敲后终于写成这部充满忧患意识的书。吴尔福教授在为《寻找原始人》所写的序言中说：

西方世界的危机也是人类的危机，它不仅限于社会的、经济的和技术的问题。它关涉到我们对人的定义和真正的理解。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自豪地称为"文明"的社会中，但是我们的法律和机器却都享有了它们自己的生命，它们同我们的精神的和生理的生存相对立。用来解放我们的科学，把我们关进了抽象的牢房。职业学者之手把概念变成了痴迷的对象，消磨掉了。我们的学生们试图通过抽象的模式去捕捉快速流动着的人类现实。人学变成了政策科学，即控制人的学问，完全背离了人的本性。由于不断增长的技术体系所产生的错误意识广泛流行，对人性构成了否定，因此本书作者要唱出反调，以警醒世人。

书中要解答的核心问题是，到那里去寻找没有从与劳动中异化出来的人类生存呢？戴蒙德给出的答案就是一个词：原始人。通过与过去的和现存的原始人的交流，并且还有同我们自身的原始能力的交流，我们才可以创造出一种形象或景观，一种生活观。这种生活观过去曾经引导全人类，现在只引导一小部分人类了。它比我们自己的生活观更加丰富。现在摆在文明人面前的任务是向原始人学习。这一任务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象原始人那样去理解原始世界；用原始人的观点反思我们自己的世界；把这两种视界联系起来思考我们未曾洞悉的人的本质。进化论人类学只承认原始人是人类生涯之中的一个阶段，戴蒙德则强调原始人也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方面。只有通过相互对照才会凸显出各自的缺陷。

戴蒙德呼吁建立一种全新的人类学，提出在原始与文明之间对话交流的新的可能性。我们生活在现代文明民族国家中的人，大部分已经基本丧失了于民族国家的人为界限之外进行思考的能力。我们必须返回到根去。用的话说，根就是人类。无文字的无国家的人类状况是人的根本性状况。戴蒙德用归根的办法来给文明解除神秘化，具体展示原始社会中的生命样态。

在自序中，戴蒙德期望人类学家负起责任：如果这门学科不能为人类提供一种可能性，那么它就没有希望没有生长点的。人类学家期望一场革命性变革的发生，如同5000年前开启了文明的那场变革。只有通过解决原始/文明的冲突，才有可能治愈历史的创伤。他希望把本书变成"对于现代文明的异化、罪恶、焦虑与恐惧的一付解毒剂"。这付解毒剂的配方是如何的呢？戴蒙德从对文明的重新定义入手，让为文明所遮蔽的人们意识到它本质上罪恶和血腥的一面：

文明起源于对外的征服与对内的。二者互为表里。人类学其实误用了涵化、影响一类词汇。文明总是征服。看一看欧美在南越的"影响"吧。再看看进驻新英格兰地区的昂格鲁-撒克逊人吧。他们很少向印第安原住民学习。在罪恶的贩奴历史中，那些来自非洲的黑奴为南美的音乐贡献了非洲的节奏。在这些例子中，总是一个文化社群主宰，另一个服从。文化的传播与斗争密不可分。文明一方总是带有原罪：征服与。大部分的被征服者不能读和写。有人说他们没有历史。这个假设错在把历史当成文献了。正如一位剑桥的教授所言：非洲没有历史，只有欧洲人在非洲的历史，其余是一片黑暗。

为什么没有文献记载，没有文字的使用，就被说成一片黑暗呢？这是由于文明人的自大幻觉广泛流行的结果。我们从汉语的一组反义词就可以透视此种文明自大狂心态。有"文"则"明"，于是美称"文明"。有文字的人看那些没有文字的人好象处在黑暗中，或是睁眼瞎。所以才有"文盲"这样的蔑称来指代那种睁眼瞎状态。戴蒙德指出，文字最初用于税收和管理，是官方的历史工具。显然，文字是由服务官方的官僚发明的。民间的口传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礼仪活动和日常生活，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本来都不依赖于文字，更无须文字的反映。而文明的强迫性仪式是书写。强制性的官方的现实观念也都由文字所代表的单一认识模式来体验和表现。这种单一性的现实的固定化情形，在人类学者的工作中就不难看到：他们用文明化的方式去记录仪式形态的丰富多样表现，婚姻和继嗣的方式，行为的编码等。这恰恰表明了科学的不足之处。马林诺夫斯基日记中讲到他想记录特罗布里安德岛民的巫术语之完美，但是却无法做到。这就是一个生动例子。

文字是文明的最初的神秘之一。文字把复杂的经验都简化为书写的语词了。此外，文字给统治阶级提供了理想的权力工具。上帝的话成了永恒，只有祭司们才能充当中介人。因此，易洛魁人与欧洲人相遇后要说："圣书是恶魔写的。"

由于文字的发明，象征变成了明白的，失去了原有的丰富性。人类的语词也停止了对现实的无穷探索，成为可以用来反对自己的符号。萨特深知此中道理，这是他的自传《语词》的潜在主题。书写把意识一分为二，文字比口说更加具有权威性。这样就自然会贬低言说的意义，破坏口头传统。一些具有特权的人可以利用文字在上控制他人。书写超越了记忆，对事件的官方的、固定的和永久的记录成为可能。在早期文明中，只要写下来的，就必然被当成真实的。

历史总是由征服者来书写。大部分则永远是默默无声的，至今依然如此。文明的上层阶级把自己的地位说成是上帝决定的。所以我们根本无法知道青铜时代的中国普通农民的实状况，他们想的是什么，受的是什么苦。莎士比亚似乎早就知道此中的奥妙了，所以他说探索人的灵魂只能看王公贵族。

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充分证明：在文明传播自身的初始阶段，征服与驯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结果是，被征服者沦为下层阶级或奴隶。5000年前，这一过程从古埃及开始，随后文明的殖民推向地中海地区。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也从公元前2500年开始文明征服的过程，出现了城邦制文明。再过2000年轮到雅典，希腊人进入文明。公元前416年，柏拉图居然拒绝承认米洛斯岛人（melos）的居民权利。原来文明总是要强加的。这种强迫的压抑不像弗洛伊德讲的那样出于心理动力的需要，或者出于社会生活的压抑条件。它是文明人对野蛮人或原始人的阶级。被征服原住民转变为农民，成为文明国家的生产支柱。如果按照、摩尔根、拉定、柴尔德的思路，原始社会是一种原始社会，那么文明到来以前的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性质也可以如此判定。

马林诺夫斯基曾说到，在原始社会存在着五个"没有"现象，即"没有富人，没有极权者，也没有人受，没有失业者，也没有未婚者。"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屡屡发现的"长屋"或大房子，最长者达80多米，且伴有公共粮仓。作为公有的或者的社会聚居的实物见证，似乎可以把五个"没有"从现存的原始人推向阶级和文明产生以前的漫长的史前时代。马林诺夫斯基作为功能派的人类学家，原来是物理学博士。因为到澳洲去养病而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回不了国。偶然去了南太平洋岛屿，了解到"原始人"的生活实况。他的"五个没有"判断不是因袭西方思想传统的原始主义神话，而是基于自己在岛民社会中的实际观察。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当然会引起争议，但是毕竟在相当程度上回应了没有田野作业经验的、恩格斯关于原始主义社会无阶级无的理论推测。不过按照主义的观点，原始社会代表着物质生产的低级阶段，它必然要被阶级社会所取代。马林诺夫斯基和戴蒙德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并不主张用"进步"尺度去衡量原始人的"落后"性。戴蒙德写到："进步的问题很关键。这个观念的来源很古老。古文明就是自我中心的，它总是把自己想象为代表人类的最高发展成就。古代的埃及、中国、希腊，以及封建的欧洲教会都把自己说成是无与伦比的。近代的就更不用说了。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常见的武器，而’进步’也沦为的辩护词了。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也都假’进步’之名而为之。"

如果说用文明人的进步观去衡量原始社会有认识论上的偏差，那么能不能找到原始社会自己的进步观呢？"原始社会理解的’进步’，主要指个人生长的现实，即’由生到死的人生之路’。这是一种通过社会而实现的进步，而不是社会本身的进步。假如说西方的进步概念可以用于原始社会，那么就是精神转变的一种隐喻，表示个体生命循环的各个阶段。" 从这种文化相对论的意义上理解"进步"问题，是戴蒙德为人类学和整个社会科学话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通过与原始人的"进步"观相对照，他发现，"是现代文明中的系统矛盾产生了我们的社会进步观念。然而，在原始人那里，矛盾已经得到解决。西方人总要为其优越性寻找具体证据，因为他要代表进步的西方，代表文明本身。" 这样的话语点明了西方进步观背后发挥作用的是西方中心主义和白人优越论。即使倡导文化相对主义的人类学者有时也难免不自知地陷入这种偏见。戴蒙德举出美国人类学史上两位大人物，由博厄斯与克鲁伯提出的进步观三大尺度：1．科学技术水平。2．反对谋杀、奸淫和偷盗的道德伦理的发展。3．财富、安全与舒适的增长。

戴蒙德对这一标准的看法是，这些人类学者忽略了冲突和异化的问题。按照意义上的进步观，异化和进步是成正比的。异化达到极致就要带来解放自身的契机。只有达到解放，我们才可以说进步。它通常是一种"原始的复归"（a primitive return）。其实，退一步说，即使我们认同博厄斯与克鲁伯的进步三尺度，也很难判断当代西方文明比原始人进步。因为除了第一点科学技术水平以外，西方文明与原始社会相比并不进步，甚至反而大大退步了。比如第二点，关于"谋杀"方面，现代的国家动用一切武装力量所能达到的杀人能力，与原始社会相比超过了千万倍。两次世界大战杀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这个牺牲数字要比史前世界的全部人口总合还要多得多。像德国的毒气室和犹太人集中营，美国原子弹在日本非军事目标城市的，日本军在南京的大，等等，不论在杀人的规模上还是残忍程度上都远远超出了古朴的原始人的想象！文明人犯下的杀人罪是宇宙有生命以来40亿年历史中绝无仅有的。至于第三点，"财富"如果仅指物质财富，那么无疑文明人比原始的人积累得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安全"却不能说增长了：文明人想象原始人曾经有"乱婚"（群婚）状态；这一假设在全世界范围的人类学作业中没有得到证实，然而文明人自己的性导致病泛滥，毒品泛滥等，使最发达的社会成为世界末日的体现；核子武器随时有可能毁灭我们的星球，已经不是天方夜谭。美国自911以后的种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大暴露，危机感笼罩整个社会。可以说，自有人类以来还没有像当代文明这样的不安全时代。

冷战结束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反应是从或反资本主义计划中退出。技术专家治国论解决方法的吸引力，连同回到自由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一起，都意味着批判观点的放弃。全球资本主义的也是充分利用"进步"假象来迷惑公众，强化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话语霸权：批判性对抗似乎被进步形象所压倒。这种进步的形象是"与物质增长，消费主义，自由经营和高技术革命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可以说，戴蒙德的《寻找原始人》不是在理论层面上陈述欧洲人传统的原始主义，而是试图借助于田野观察的经验，为西方社会重构出一种正面的或者是中性的原始人形象，使之成为与西方文明平起平坐的社会样态，成为重新理解文明道路在世界上是否具有唯一合法性的现实参照。

欧洲人优越论和欧洲中心历史观均受到激烈的批判。在此背景下回顾进步的图式把欧洲列强摆在历史前行的先锋地位，殖民和扩张也就自然成为合理的、合法的事情。戴蒙德在原始与文明间出入自如，互为客体、互为对象的思路，给反思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及时有效的研究经验和理论坐标，为后继者重新确认自己文化认同树立了积极的楷模。

四、生态和谐中的人：《原始人的挑战》

现代人类学家"寻找原始人"尝试的另一个代表著作是罗宾．克拉克和杰弗里．欣德利合著的《原始人的挑战》，这部书仅仅比《寻找原始人》晚一年问世。两位作者分别在60年代初毕业于剑桥和牛津，算得上是英国白人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可是他们的文化身份的认同方面却和美国的戴蒙德一样，以原始人为尊贵和理想，借原始文化为镜，反思批判西方文明的失误和偏向。书名所说的"原始人的挑战"，指的就是向西方文明的挑战。书中提出，西方人被卷入到无法控制的技术社会自我膨胀之中，就好象刹车失灵的机动车冲向山下，无法阻挡。既然社会现实的发展完全不同于理性所预期的那样，那么西方人自我炫耀的理性本身就显得荒诞起来。我们虽然很自豪地宣称今天的寿命要比古人长，我们对付苦难和疾病的能力也与日俱增。然而，现实却不断告诉我们，我们加工处理过的食物会导致一整套新的疾病族群。我们的昂贵的医疗费用中有一大部分都要拿出来对付从西方生活方式本身派生出的疾病。这样的批判看法确实不能看作"高贵的野蛮人"传统的简单延续，当然也不仅仅是卢梭对文明与道德反比关系的论述的当代重复。

《原始人的挑战》在写法上不同于《寻找原始人》，它的结构由四章组成，分别从自然世界，社会世界，经济世界和精神世界四方面，以专题比较的方式展开"原始人"向文明社会的挑战。第一章第一节"第一个富足社会"，从长时段的历史时间上审视我们今日的文化，使之在深度历史感透视之中得到相对化，打破现代文明人习以为常的那种厚今薄古自大心态和思维定势：

人在这个星球上已经存在了大约200万年。在所有这些时间里，人靠从大地获取食物而存活下来。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里他都是靠渔猎和采集来获得食物的。农业仅仅有一万年多一点的历史，工业社会只不过才300年。在地球上曾经有过的800亿人口中，百分之九十是狩猎采集者，百分之六是农人，只有剩下的百分之四是依赖于农业的工业化社会成员。

如果说历史是一面反观自身的镜子，那么通过这样的时间空间定位，我们可以对自己所生存于其中的这个所谓现代社会的"非常态性质"（atypical）有所察觉。既然是非常态的，那么就无须为其合理性或者典型性加以全力的理论辩护了。相反，这倒是启发敏感的知识分子去质疑现存的生活方式，询问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这样的生活方式而不能自拔。我们没有充分理由去轻视占了人类历史百分之九十九的狩猎采集人及其生活方式，像戴斯芒德。莫里斯（deond morris）在《裸猿》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他们是古老的文化停滞的见证，既不正常，又很不成功，以至于处在灭绝的边缘。"

恰恰相反，我们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也许才是不正常的或濒危的。"技术社会迄今已有300年的历史，它至多还可以发展200年。"这是两位作者较为悲观的看法。他们认为取代技术社会的新社会形态现在虽然尚不可知，但是不外乎出现两种可能性：或者是现有的生活方式在一场大灾难中终结，人口急剧减少，人们重新回到狩猎、采集和原始农业状态。或者是我们成功地调整现在的工业化生活方式，开辟另一种能够长期持续生存下去的方式，不再饥不择食般地在数十年内耗尽地球数十亿年才积累起来的资源。

作者回顾了近十年来人类学兴趣转向生态、人口与自然资源比例方面的情形，认为这种新的关注基本上扭转了过去对原始人生活状况的偏颇印象：贫困、饥饿、多病和短寿。新的生态人类学观点成见的逻辑依据就在于，如果说原始人生活真是那么艰辛、粗陋和没有保障，那么寿命短就不能说是缺陷，而应是特点了。正像阿列克斯康福德机智地指出的：关于原始人的判断如果对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描述同样有效，那就应该说是"艰辛的、粗陋的和长命的"。难道我们还能说我们比原始人多出来的寿命是"进步"吗？

作者引述了人类学考察队在60年代对非洲北部卡拉哈里大沙漠边缘的昆-布须曼人的调研结果，揭示出一个仅靠采集维生的部落文化如何每周只工作14小时，而大部分时间在消闲、社交与娱乐的生活景象。最为可观的是昆人极小的消耗资源的生活方式保证了人与自然状态之间的均衡关系。这和物欲横流并且矛盾重重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形成了尖锐的对照。昆人的工作量只是西方社会中普通人的三分之一。而且卡拉哈里又是地球上最不适合生存的生态条件极差地区。

昆人在这样艰苦的环境条件下是这样维持他们相对富足而闲暇的生活呢？人类学家发现昆人了解并且命名的不同植物多达200多种，动物获得命名的有220种。在所有这些生物种之中，有85种植物和54种不同种类动物共同构成昆人餐桌上的食物。那些认为原始人的营养超不出两三种物种范围的文明人对此发现一定会感到不可思议。罗宾．克拉克和杰弗里．欣德利非常幽默地奉劝他们不如检讨一下自己的日常食谱中究竟有多少动植物种类。值得庆幸的是，昆人的主要食物mongongo坚果含有丰富的热量和蛋白质。它能够提供的日均量是每天1260卡路里和56克蛋白质。这相当于食用2磅半大米所含的热量和14盎司牛肉所含蛋白质。人类学家还统计了一个月时间里昆人狩猎的收获情况：杀死地动物有18个，共提供可吃的肉食454磅。这一数量的每人每日平均数是略多于9盎司生肉。可提供大约35克动物蛋白。这个数字超过了当今美国人日均摄入动物蛋白质的数量，比第三世界人日均摄入的全部动物蛋白（包括鱼类和鸡蛋）总量要多三倍以上。"对营养状况调查统计的总结论是，昆人日均摄入2140卡路里热量和93.1克蛋白质。" 这个蛋白质的摄入量是很高的，现代世界上能够超过这个数量的国家实在屈指可数。

由于人与自然之间处于和谐均衡状态，昆人根本不知道食物匮乏这个概念，至少在我们文明人使用这个概念的意义上，昆人是无法理解的。食物永远是唾手可得的，而且是可变换的。我们关于原始的狩猎采集者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为糊口而艰难挣扎的图景，面对昆人的现实不攻自破了。昆人根本不需要拿出全部精力来谋取食物。部落中的老、弱、病、残是不参加狩猎采集活动的。大自然提供的mongongo坚果似乎取之不尽，大部分都没有被人采集，它们落在地上，最终自行腐烂。假如大地的产量与人的食物需求更加接近的话，那么昆人就不能生活在没有匮乏和饥谨、饥荒等概念的状况下了。我们熟悉的中国式说法中的理想生活状态，比如"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看来不一定是夸张或者虚构。中国道家圣人描述的那种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什么"不织而衣，不耕而食"，什么"鼓腹而游"，过去都认为是想象出来的乌托邦，现在对照20世纪的昆人生活实况，可以确认其相对的历史真实性。如果我们能够从后现代伦理角度重新估价道家的生态观与社会理念的意义，那将会是"原始情结"之外的又一宝贵思想借镜。

第一章第二节"食物的农民与美元的农民"，把北欧的瑞典式原始农业--刀耕火种方式，与现代化的农业展开对比：在化学工业和拖拉机生产的双重之下，现代农业在追求单位土地产量方面已经登峰造极，食物生产转向成为一种工业。从纯技术的角度看，这当然容易被理解为征服自然的一大"进步"。然而，它和资本主义的所有工业一样，是建立在大量消耗能源和严重改变自然承受力的基础上，以追求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的市场利润为根本目的，而不是像传统农业那样以提供食物为目的。伴随这种农业生产性质的变化，原来的"食物的耕种者"也就变成了今天的"美元的耕种者"。其对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较新的估计出自美国系统哲学家拉兹洛，他在1992年提交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中指出：如今世界可耕地的面积减少，因化肥和机械使用而导致土地的贫瘠化日益严重。"现有耕地的地力正在下降，再也不能通过进一步增加化肥用量得到补偿。这就意味着，从粮食中得到的能量赶不上日益增加的人口对能量的需求。"

显然，纯粹依赖技术进步来解决人口与资源比例的失调，这难免令人类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而不能自拔。我们习惯的"提高生产力"一类乐观的说法，换用生态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的术语，应该改趁称"生产的强化"。在他那里，生产的强化与人口的增长与资源的枯竭正是由农业时代以来人与自然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后始终无法逃脱的环环相扣的恶性怪圈。可见，单纯发展经济生产和技术，其实也是一种新的愚昧，一种自以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走火入魔。它已经把人类引入了一种危机四伏的不归之路。只因为当今时代越发显出在这条不归路上加速的迹象，所以才日益引起更多人的警觉与关注。所有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权力拥有者们，因为首先考虑的必然是一己的国家利益，所以不可能从人类整体的利益出发来解决危机，只能有意或无意地加剧国与国之间在物质势力、军事毁灭力量方面的疯狂角逐，催促陷入不归路而无法回头的人们盲目向前冲去。更不用说跨国资本追逐利益的本性使得所有的企业都全力以赴地强化生产提高技术，在冠冕堂皇的"发展"幌子下，把"过度增长癖"迅速传染给全世界，成为恶性循环的重要经济动力。

人类为什么丧失了他与自然曾经拥有的那种和谐均衡的共存关系，蜕变成一种自以为是的、惟利是图的、竭泽而渔的贪婪而疯狂的生物呢？《原始人的挑战》第四章从人的精神世界角度给予了某种解释。作者审视了仪式与宗教行为在原始人生活中的绝对必要性（没有一个原始人群体不依赖于此），揭示出它们对于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整合作用。提出应该把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人是动物"的定义纠正为"人是宗教动物"。

这一改动绝不仅仅是在玩文字游戏。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潜在蕴涵是：正是由于宗教动物逐渐丧失了真诚的宗教动机和对宇宙自然的神秘敬畏之情，才会催生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导致世俗欲望的无限制膨胀和对技术与利益追逐的不择手段。"当今的人类有能力在地球上建立核电站，但是他对于他自身在宇宙的位置，他在地球上的作用等根本问题的理解却并不比澳大利亚原住民多出多少。事实上，可以认为他在这方面知道得更少了。因为他与他的外部环境的关系不再由共享的信仰与仪式来调节了。我们现在应当看出信仰与仪式如何整合人--不仅把人同他的内在社会环境相整合，而且同外部的自然环境相整合。" 在这两位人类学家看来，美国哲学家苏珊．郎格的如下观点值得重视："人能够使自己适应于他的想象力可以达到的任何事物，但就是无法适应混乱（chaos）。"宗教提供了一种应对混乱的方式。通过神话，宗教针对意义问题提供了容易理解的和令人满意的解说。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释，将会对人的自信产生瓦解，从削弱人的生存能力。仪式给人一种机会，甚至是一种职责，让人在宇宙中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即把人安置在其环境中。

这种"安置"即使达不到海德格尔所称的"诗意的栖居"境界，至少不会象怀抱"征服"野心和自大狂的今人这样，日益陷入天人对立的僵局而无所顾忌。从生态关系上看，原始人对今人的挑战不仅有充分的理由，而且具有迫在眉睫的意义。

五．结语：超越"文明/原始"两端论

自维柯和达尔文以来，西方知识界关于人类原始状况问题的探讨就一直吸引着诗人、作家和人文研究界的极大兴趣。20世纪中期以后，借助于全球范围的广泛田野作业成果的积累，还有考古学方面新发现，反思人类学派逐渐形成了具有共识性的观点，那就是所谓"发明原始社会"命名的一种假说：人类祖先最初的生活和智力水平并不一定意味着比现代人落后和原始。是代表殖义宗主国利益的西方霸权话语为我们编造出一幅原始人及其原始生活的夸张图景。

在某种意义上，西方人对"原始"的发现是近代以来"全球"观念形成的基础要素之一。从今天的知识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上看，文化人类学发展出的"反思人类学"一派，要求打破西方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价值观，摆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单一进化模式，提出重新认识所谓"原始人"和"原始文化"的时代课题，希望从中发现足以纠正西方文化偏向和克服现代性危机的精神取向和文化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之外寻找更加符合人的自然天性的生活理想。该派研究对整个西方思想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产生了巨大震动和深远影响。本文选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3种著作加以讨论，希望能够集中反映20世纪后期反思人类学的思考方向和学术冲击力。相信对于乐观拥抱"全球化"、盲从西方现代性之路的中国知识界具有充分的警示效应，有助于启发我们冷静地看待全球化趋势，分辨其中的利害纠葛，重新树立多元文化信念，批判地思考人类发展道路的多样可能。

从拉定到戴蒙德，再到罗宾．克拉克和杰弗里．欣德利，我们清晰地看到西方知识界进行文化寻根的重要思想成果。也许现代人的思维只有超越了这种文明与原始的二元对立模式，对于人类文化现象的再认识才能够拓展开崭新的局面。真正超越进化模式的古今对立和文野对立的文化身份才有可能重新建立，解决现代性两难困境的思考也将打开新的空间。

试析陆羽《茶经》的哲学思想_文化研究论文第二篇

陆羽（733-804）唐复州竟陵（今中国湖北天门市）人，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号竟陵子、桑苎翁、东冈子。他一生嗜茶，精于茶道，工于诗词，善于书法，因著述了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而闻名于世，流芳千古。

陆羽《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全书分三卷十章，共7300多字。文字精练，内容丰富，见解高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一、陆羽《茶经》的主要内容

一之源：开篇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概括茶的产地和特性。包括茶的植物性状，茶字的构造及同义字，茶树生长的自然条件和栽培方法，鲜叶的质量及鉴别方法以及茶的效用。

二之具：采制茶饼的工具。包括采茶、蒸茶、捣茶、拍茶、焙茶、穿茶、和封存茶的一系列工具，共有19种。

三之造：介绍茶的采摘和制作方法茶、质量鉴别方法。从采摘到封藏，有采、蒸、捣、拍、焙、穿、封七道工序。

四之器：茶的烹饮用具。分生火、煮茶、碾茶、量茶、盛水、滤水、取水、盛盐、取盐、饮茶、盛具、摆设、清洁等八类共28种用具。

五之煮：茶的调制步骤。先用火烤，再捣成细末，会后烹煮。包括煮茶的水及如何煮茶等。

六之饮：记述了饮茶的意义、沿革和方式方法。提出了饮茶有九难。

七之事：古代有关茶的历史资料共48条。涉及到医药、史料、诗词歌赋、神异、注释、地理和其它共7类。

八之出：记述了茶叶的产地。唐代的山南、江南、浙东、浙西、淮南、剑南、岭南、黔中8个道的43个州郡44个县。wWW.0519news.coM

九之略：二之具中所列的19种制茶工具和四之器中所列的287种器具，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省略，不必一律照搬照套。

十之图：将茶经全文用白绢写录下来，挂在室内，便于观看阅读，指导茶叶的产制。

《茶经》的问世，不仅是总结了茶叶技术，推动了茶业的发展，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赋予茶以精神的内涵，奠定了茶文化的基础。“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这是对茶及茶文化发展历史的准确描述。

茶从物质到精神的结合，得益于陆羽，茶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可谓是生生不息、繁荣昌盛，这与陆羽《茶经》密不可分。这是因为陆羽《茶经》首次把茶和茶饮作为一门专业学问并提升到哲学思想上进行研究,在哲理与精神上给予人们以智慧的启迪、精神的培育和人格的创造。

陆羽《茶经》作为一部汇技、艺、术为一炉，融儒、释、道于一体的经典著作，其哲学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正如大家所熟悉的，所谓“哲学”，词源出自希腊语，意为“爱智慧”。中译“哲学”是因为“哲学”在汉语中有“智”、“聪明”的含义，所谓“知人则哲”（《书．皋陶语》）。这里的“知人”即是知识学养丰富的人，智慧的人。难道陆羽《茶经》不是智慧之作吗？所以我们说其哲学思想内涵十分丰富。陆羽《茶经》的哲学思想就其要义而言，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德与崇俭的思想。“德”和“俭”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具体地讲，可以是道德标准、道德规范、道德品质等。总之是美好的社会之一。而在中国古典哲学里，道德标准、规范、品质等，是经典哲学家们所讨论和研究的关于体用、人道、名实、知行等方面的话题。重视道德自觉和人格完美，是陆羽《茶经》首先提出来的。《茶经》的开篇，开宗明义地以“嘉木”对茶树的品质定性，用“精行俭德”来指定宜茶之人。这里把茶品和人品结合起来，要求饮茶之人具有美好的品德。这里精行俭德的含意就是“业精于行，以俭为德”也就是行事要精细、认真、勤奋、求实，品德要俭朴、高尚、淡泊、纯正。

这里有这样两层含意：一是 “俭德”要通过“精行”才能实现。说明了茶性与人性的相互关系。茶性为俭，茶味有精神而不黯淡。人需要精行，就能达到俭德。在茶事活动中，小到种茶、制茶、择器、备具、煮茶，都要一丝不苟，按照规程办事。推而广之，大到做人、做事都必须要按照伦理道德的尺度来规范。修身养性的人，只有通过精心、精细的茶事活动，使自己的心灵回归清静、恬淡和平衡，才能有利于心灵的纯洁和升华，有助于形成健全的人格。二是“精行”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俭德”。制茶时的精行，是一种至善至美的追求，俭德意在去奢崇俭，也是一种理想目标。茶具多以竹，木、石、陶等为之，为银则过于侈丽。只有这样，“育华”也就达到“隽永”，精华的茶汤，才能与甘露、醍醐抗衡。只有精行，才能达到俭德。这里陆羽揭示出了茶对人的身心作用。

陆羽《茶经》在“七之事”中提到陆纳、桓温以茶崇俭的操节，进一步阐发了修身持俭、以俭育德的思想。这是让人们认识茶、利用茶，还必须秉承茶性，加强道德修养，提升思想境界。

二、和合与宽容的思想。

陆羽《茶经》的内在核心是寻求天人合一。何谓“天人合一”？我国儒家学派创始人之一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认为天性和心性是合二为一的。宋以后的哲学家进一步发挥了孟子这个思想。西汉的董仲舒还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主张“天人合一也”。唐代的陆羽，作为一位伟大的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融会这种思想，使《茶经》更闪耀出哲学家思想的光芒。陆羽寻求天一合一，所要达到的是一种和谐。一种人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和谐，人的身体和精神的有机和谐。

《茶经》在“四之器”讲了煮茶的风炉，在其上刻“坎”、“巽”、“离”三个八卦符号，并标有“坎上巽下离于中，体均五行去百疾”的字样，按照卦象解释，巽主风，离主火，坎主水，就是说，煮茶的水在上，风从下面吹，火在中间燃烧，风炉和釜为金，木炭为木，煮茶时，阴阳五行皆备，而且配合和谐，所以煮沸出来的茶能“去百疾”。在其它制茶器具中，不论长宽厚薄都必须有定制，并要求“方其耳以令正”，“广其缘以务远”，“长其脐以守中”。这种制器要求“令正”、“务远”、“守中”的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最典型的写照。

三、人本与乐道思想。人本思想就是以人为本，肯定了人在自然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

陆羽在《茶经》中，把制茶的主要程序：灸茶、碾末、取火、选水、煮茶、酌茶都必须要按照一定的规程来操作，这不仅把饮茶活动艺术化、科学化、规范化了，而且还把人的物质需求提升到精神需求的层面上，真正体现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陆羽认为，一切茶事活动都必须求精、求工，不能有丝毫的错乱。内心平静，意念集中，动作谐调，人在饮茶过程中自然会陶冶情操，平和心境，达到自我节制、自我修养、精行俭德的境地。尤其是“夏兴冬废非饮也”，明确提出饮茶不仅是人的饮食需要，更是超出物质生活之上的精神需求，是一种文化享受，一种高雅情趣，一种理性意识，一种修身养性。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茶道”。可见，陆羽提出的茶道，就是人道。

陆羽《茶经》的人本思想贯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人们在平时的生产、生活、婚丧嫁娶、人生礼节等人际交往中，都必须以茶来寄托或表达思想感情和伦理道德，并形成固定的程序，历代传承，相沿成习，如以茶敬客、以茶相亲、以茶睦邻、以茶祭祀、以茶赠友、以茶联谊等，在茶的礼尚往来中，充分表现人的相互尊重与关爱，这就是对人本思想的高扬与延伸。四、务实与笃行的思想。其实，“务实与笃行”，在我国唐代之前，就已经是古代哲学家们关于认识论研究的重题了。如“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用当代哲学家们的话说，就是关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主义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观点，是主义认识论基本的观点。陆羽在《茶经》中关于“务实与笃行”的思想，是自己在长期的茶事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他首先是一位实践家，他注重实际，讲求实用，重视实践，奋发进取，自强不息，追求事功，而轻浮华，贬空谈，鄙玄虚，在茶事活动中追求人生理想，实现自身价值。陆羽《茶经》及其著述过程，充分反映了陆羽务实与笃行的思想。

尽管《茶经》对制茶、煮茶、品茶的程序作了明确规定，但在“九之略”中，又专门谈了，如果在松泉林下，二十四器中的绝大部分可以省略。但如果是在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这是一种典型的务实思想。“十之图”认为，如果人们觉得，制茶、煮茶、品茶的程序太复杂不容易记住的话，也可以用绢将程序图画下来张挂，久而久之就会记住了。这也是一种务实和笃行。制茶、煮茶的器具要用自然、朴实无华的材料制成，不能侈于华丽，这更是务实的。

从《茶经》的著述过程来看，陆羽的务实与笃行思想，可以说表现到了极至。《茶经》完成花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其间，陆羽曾先后到过唐时期的三十二个州，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他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评茶鉴水，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写成了初稿。以后，还经过大量的考证和研究，对初稿作了大量的补充和修改，最后才完成这部伟大的著作。

五、爱国与忧民的思想。陆羽着《茶经》远不止让人们“益知饮茶”，他的理想还表现为爱国忧民、匡时济世方面。从陆羽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的形成可以看出，他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

陆羽生活在我国的中唐时期，国力强盛，文化繁荣，思想活跃，使少年陆羽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但“安史之乱”给带来灾难，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了解到了劳动的疾苦，也使他自己陷于痛苦的思考之中。他的思想和精神一度也处于极度的矛盾与困惑当中。积极和颓废交织在一起，激发和决定了陆羽对人生和事业的价值取向。陆羽《茶经》正是要通过茶饮程序的规范，提倡一种道德、礼教之外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来净化社会秩序。

茶书以“经”而名，不排除陆羽对纷乱社会感到无奈后寄托情思的一种理性选择。陆羽在青少年时期所写的文章，都是针对时弊，“多所讽喻”。他写的《四悲诗》虽没流传下来，而从题目来看，则是有感于当时形势痛心疾首的忧患之作，表达了对广大劳动的同情和忧虑，在当时也是一爱国精神的自然流露。

《茶经》中对煮茶风炉，也要刻上“灭胡”和“伊公羹，陆氏茶”等字样，也表明了他济世忧民的向往和抱负。而“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则是他淡泊名利，对待事业的精神和人生价值追求的表白。陆羽就是以他出众的才华和独特的人格志向，成就了传统文化思想在茶饮中的凝结，创立了泽被后人的茶道精神，才使得茶文化之花，千古流芳，永开不败！

综上所述，陆羽《茶经》的哲学思想，既是丰富的，又是精湛的。既体现出了深邃的理性，又表现出了崇高的德性。重德崇俭思想是追求道德自觉的崇高价值，确立人生行为的准则和最高的理想人格。和合宽容思想是确立人对事物的友爱、包容的原则和态度。人本乐道精神是确立以人为本，真、善、美统一的道德美感境界。务实笃行思想是重视实际、面向现实、奋发向上的处世生活态度。爱国忧民思想则是对祖国、对的热爱和关心。

这些思想是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是辩证的统一，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待个体感性生命的存在与发展、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宝库中的瑰宝。对于维系社会的稳定、繁荣和进步，起着巨大的作用。虽则如此，但我们无意为茶圣陆羽再冠之以哲学家的称号。我们只是想从哲学的角度去进一步认识陆羽《茶经》的思想价值。而这种认识不是外加的，也不是牵强附会的。任何形态的茶，都是具体的、物质的，而任何茶学、茶道、茶艺，即茶文化，都属于的范畴，它们是对物质茶的抽象，是精神上的产物。“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则器之道”。

陆羽《茶经》问世已经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了，而其中睿智的哲学思想及其丰富的精神内涵，仍然是璀璨夺目的。目前，社会的竞争的激烈、生活节奏的紧张，人们在功利生活中，难免产生浮躁、庸惰、焦虑、内心冲突等消极心理，心灵复归清静、恬淡和振作，是人们所企求的心理需要。

茶的俭淡、精清、恬静、冲和的特质，与此种心理需要正相契合。进一步研究探讨陆羽《茶经》的思想内涵，满足现实社会处境下人们的心灵渴求，引导人们追求品茶的精神境界，使品茶生活成为人生旅途的“绿色栖所”：茶香飘处，收敛奢欲，洗心滤尘，奋发向上，人伦和谐，其乐融融！

对文化现代性的哲学解读_文化研究论文第三篇

论文关键词：先进文化　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　儒学　共同价值

论文摘要：文化现代性就是指要以的先进文化为主导，以民族文化为本位，保持中国儒学文化所蕴涵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包容性，学习西方的理性精神，把握真、善、美的理性认知方式，直面全球背景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反思现代人的实践行为和思维方式，拯救现代人心中的困惑、彷徨与焦虑，使东西方文化从差异逐渐走向融合，这也正是笔者所要探讨的问题——对文化现代性哲学解读之意义所在。

指导思想是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主义是最本质的体现，即核心价值体系——先进文化，是的旗帜，是认识和指导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主义指导思想决定了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之所以把先进文化称之为和谐文化，表现在其价值取向是有利于全人类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使人们在心灵自由、身体健康、财富均衡分配等方面获得最大满足，最终实现多民族、多文化相互尊重、和谐并存而共荣。要切实把核心价值体系融人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的文化自觉。积极探索用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只有用一元化指导思想整合和引导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文化建设，才能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谐文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支撑，可以说，先进文化就是文化现代性的一根“红线”。

一、问题的提出

19世纪，曾经有所谓“世纪末的悲哀?笼罩着现代人的心灵，的“人类学笔记”批判对人性的异化，把探寻人类共同的精神出路作为主旨，建构真、善、美之统一的人类精神境界，实现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WwW.0519news.com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正是对人的“单面性”的超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现代性的主体，就是强调人的尊严与自由，肯定人的主体地位，让人以主体姿态面对整个世界，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创造、享受、内化人类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公众话语”，来真正得以实现。人就是通过生活世界，自觉选择实践环节来实现人的需要和满足，从而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

随着实证科学的泛化与技术统治的深入，人们的追求集中在对物的占有与消费上，“物”成为衡量人的唯一标准，人越来越被程序化了。因此，人的期望以及某种意识被深深地解构了，人所扮演的角色，在一种“物是人非”的境遇中，人就变得“无能为力”和“力所不及”了。道德沦丧、文化艺术商品化、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功利化等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导致人们表现出对处境的担忧、对前途的彷徨，特别是对丧失未来可能性的顾虑、焦灼。所以，只有上升到文化的层面，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二、探寻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渊源

纵观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区别，还要追溯到人类的发展形成时期。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的形成主要是源于东西方自然环境及地形地貌的差异所决定的。翻开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到东方的河流基本都是东西走向的，在河边及附近居住的原始人类，不能随动物的迁徙而奔走，一年要面对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为了生存，为了繁衍后代，开创了钻木取火，以及神农氏的谷物等植物的种植技术，从而出现了以农耕文化为主的生活模式。由此靠感觉和经验来判断的方式，自然就成为了东方人赖以生存的思维方式，为此出现了东方古代科学的盛行与发展，奠定了东方文化的感性基础。而西方的地貌大多是南北走向的河流，在一条河流上会同时跨越一年四季的气候与温度。古人类可以在不远离河流的地方进行狩猎，以满足对食物的需求，而且动物的迁徙也不会远离河流，所以，古人类就会随着动物的迁徙而发展成为游牧式的生活方式，如何精准地捕获猎物成了他们思考与创造的契机。因此，严谨的科学观念和理性思维自然就发展成为西方文化发展的根脉，成为西方文化发展的渊源。最终决定了西方的理性基础。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不断更新与发展，使得东西方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而在生存问题得以解决之后，东西方的差异也自然在缩小，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也越来越走向融合。

三、从“儒学”来解读文化现代性

谈文化现代性，就要探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探寻人类的精神出路，追究人生的动力与意义的来源。而中国的儒学文化的稳定性、延续性以及包合性，对构建和谐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从中国百年思想史来看

中国百余年的历史与当今的“现代性”观念是不相吻合的。中国试图以迅捷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为了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历代仁人志士殚精竭虑、上下求索，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我完善的折衷方案遭到否定。在文化启蒙运动中，竭力强调中国的儒学文化不能解决日益具有全球色彩的现代化问题。尤其是科技问题，因为儒学文化最核心的价值体系中，几乎没有科技的一席之地，而科技正好是侵略与反抗的“工具”，所以人们对儒家的治国方略抱着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因此，中国人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放弃了自己一向赖以立身行世的价值标准，事实上并没有就此获得成功，反而遭到日本国家不同方式的侵略，这也正是主体价值丧失的结果。 (二)从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进程来看

中国儒学文化在20世纪8o年代中期曾一度被批判，中国到底是向传统文化寻根，还是转向西方?因为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很快进入现代化国家之行列，就是因为中国儒学文化“有问题”，直到李泽厚的《中国近现代史论》一书的出版，让人们在理性思考中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而且也直接影响了2o世纪8o年代中国大陆的思想启蒙运动，

(三)从现代人的生存状况来看

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人的性越强，人与人的依赖性也越强，因此决不能把自己的利益置他人于不顾。人类在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接踵而来的便是精神危机，当我们在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精神上的缺失感反倒日益严重。这正是价值理性匮乏的集中表现。所以迫切需要一种文化的支撑，让人们心灵上得到充实，让人们时刻感到自己是社会中有价值的一分子，是家庭成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而学会尊重生命。

四．从韦伯的“祛魅”来解读文化现代性

按照被称为“欧洲近代文化之子”的韦伯的观点来看，文化现代性就是世界的“祛魅”，是宗教世界观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指出，新教和传统的宗教是不一样的，因为传统的宗教禁锢人的精神，而新教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了世俗的生活，恢复了人的本性。所以，只有打破了人类数千年来习以为常的传统制度和行为，才能够进入到“现代”的境地，而传统主义不允许任何创新的尝试，所以也了进步的可能性。在韦伯看来，人们在思想行动上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利益的计算，他认为只有在西方，尤其是中古时期的欧洲，理念上的因素以“宗教”最具有代表性，它就是一个“底版”，是现代性的根基，并且能够产生实际的力量。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不能只用经济的原因来解释，西方的某种“精神气质以及人的个性化起了关键的作用”。按照韦伯的观点，现在的“道德观”是从宗教信仰中发展出来的，它借助于科学经验，获得了自主规范性，而其中的根本，是西方独具的理性精神。从韦伯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所谓的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分化的历史进程。在世俗和宗教事物被加以分化之后，社会的与文化的事物也逐渐分离开来。韦伯表述为经济、、审美、等诸多价值领域的分化。

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从宏观意义上讲，工具理性是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从微观上讲，它是对人性的抹杀和对自由的威胁。而价值理性关注人的总体性，即人的命运与尊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就象一体两翼、一车二轮，如果一旦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人自然就会陷入一种依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应该彼此互为前提地共存于同一事物之中，是同一事物属性的两个方面。但是，从启蒙理性发展到经典理性，二者的距离越来越远，只注重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韦伯把他所处的时代定位为“可计算性”，人们把一切关系变成了达到赢利目的的手段，完全丧失了价值理性。理性的片面化带来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人性的危机”，从根源上说，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是主体性，可以说，现代性的危机是主体上的危机。主体自身的缺失，即人并未真正成为自身的主体，也可以说，主体性原则出现了缺场，如果达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的效应，那首先必须建立在“人为人自身立法”的基础之上。

人作为主体，那么支撑人的隐性力量也就是文化的力量。经济的单方面发展越来越成为了一场精神上的灾难，是人类生活质量不断降低的最直接的表现。因此，文化现代性必须以的先进文化为主导，以民族文化为本位，保持中国儒学文化所蕴涵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包容性，学习西方的理性精神，把握真、善、美的理性认知态度和实践行为方式，直面全球化背景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反思现代人的实践行为和思维方式，拯救现代人的困惑、彷徨与焦虑，使东西方文化从差异逐渐走向融合。这也正是对文化现代性的哲学解读之意义所在。

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_国际贸易论文第四篇

摘要：针对国际贸易理论本科教学中存在的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等现实问题，认为，在教学中缺乏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存在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完整的梳理和提炼，希望有助于同行本科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和研究。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本科教学；哲学线索；历史线索。

对于经济论文" target="_blank">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生们来说，面对《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国际贸易理论部分的教学，都颇有畏惧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理论较之国际金融理论和其他经济学科，具有更多的几何图形和数理实证，理论发展又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要求学生既具备扎实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基础和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逻辑能力，甚至还需要一点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和兴趣［1］。在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说教中去；在学习中，学生往往忽视逻辑思维整体把握，割裂各个数学模型间的联系，陷入死记硬背的痛苦境地———从而，在教与学方面，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忽视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视野，必然将国际贸易理论说教成干巴巴的数学模型和几何线条，使得课程的教学缺乏生气和现实感。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综观几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我们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WWw.0519news.cOM把握好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与历史线索，才能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解和学习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上。以下，笔者结合自己本科教学的心得体验，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提炼和总结，希望对同行的教学有所帮助，并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存在的潜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

国际贸易纯理论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潜藏着一条哲学线索，我们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首句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这句话是老子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也可以从系统的层面上来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整体逻辑演绎的哲学规律。

（一）道生一。

所谓的“道生一”，即，经济学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逐渐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论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为了说明理性人进行资源配置之道，数百年来，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着一场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纪末，马歇尔将古典的劳动和成本价值理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构建一个以供求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3］，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后经阿罗、德布鲁等现代经济学家的严格证明，使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完全公理化。当我们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后，掌握了这个资源配置之道，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中，我们就要将这个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框架在国际经济格局下进行应用，来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国际贸易问题。

（二）一生二。

所谓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几何工具：一是生产可能性界曲线，二是相对价格线；三是社会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古典与现代贸易理论的不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古典贸易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同质性和唯一性的假设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直线段；而现代要素禀赋理论，贯彻要素价值论的原则，引入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两部门不同要素比例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呈外凸状。在封闭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形状和位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于是古典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统一到比较优势理论中去。这正是一般均衡框架在“国际贸易完全竞争理论”中的完美应用。

（三）二生三。

所谓“二生三”，系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1970 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规模经济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将资源配置之道贯穿到“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理论”的中去，从而实现贸易理论的新变革。规模经济因素的引入，导致递减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内凹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新贸易理论有三大贸易理论模型，它们是外部规模经济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外部规模经济模型仍然应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说明外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而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则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方法应用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去，从而证明了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厂商的非合作行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决定作用。

（四）三生万物。

所谓的“三生万物”，是指在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理不断演化，从多个研究的角度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统一在供求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下。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供求价值论），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贸易从其实务本质来说，就是一笔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一笔交易的达成，或是由于供给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我们都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去寻找其交易背后发生的动因。同样，任何国际贸易理论，或是从供给层面，或是从需求层面来寻求不同形态贸易发生的基础，或二者兼有之。综观各种贸易理论，其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可用下图加以概括。

图 1 国际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从思维的高度展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哲学脉络。综观诸多国际贸易数理模型，大多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几何曲线的变化中得以生动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变化：或呈直线状（古典贸易理论） ; 或呈外凸状（现代要素禀赋理论） ; 或呈内凹状（新贸易理论） ; 或内外移动或偏向不同的坐标轴（反映要素积累对国际分工的影响）。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变化：或内移或外移（反映一国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轴或偏向 y 轴（反映一国对 x、y 两种产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弯曲或平缓（反映一国对两种产品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相对价格线的变化：或相对平缓（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或相对陡峭（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而在 y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相对价格线上生产均衡点和消费均衡点的位置又呈相应的变化（两点合一反映一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两点分离则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状态；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左上方，反映一国出口 x 进口 y;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右下方，则相反）。三条曲线不同的变化组合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贸易基础和贸易形态的变化。此外，作为一般均衡框架的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框架，则成功应用于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的中。所有这些又统一于以供求价值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设下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之道。这就是资源配置之道在国际经济格局下简洁而有力的演绎。

二、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历史线索。

国贸理论的讲授，如果过多地渗透进数理的语言，不免显得枯燥乏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其学习和讲授，历史视野的引进也必不可少。纵观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笔者认为，存在着三大历史动因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一）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

历史上，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流派；二是保护贸易理论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国家为主角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和不同国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学者或是站在本部门利益或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存在着强烈阶级性和对抗性。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斗争史。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提出，是站在当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重商主义；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提出是为反对当时的《谷物法》，从而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进扫除了障碍；李斯特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提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以对抗英法两国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各学派的理论观点也是在相互寻找对方理论逻辑漏洞的过程中而提出的，他们背后是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对抗，在思想层面上同时也是他们各自贸易理论观点的精彩叠呈的博弈。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金银是财富唯一形态的财富观，将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财富观的基础上；李嘉图为回应《谷物法》支持者对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存在的逻辑漏洞的攻击，创立了比较成本理论，夯实了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使自由贸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广的范围；李斯特则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出生产力理论以抗辩斯密的财富观理论，创立符合德国国情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在理论上指导着德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些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阶级烙印和人文情怀，其背景的充分展开，将展现出一幅生动而鲜活的历史画面。

（二）理论在逻辑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论的发展既有质变，也有量变。当理论的质变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来的时候，理论就开始自我完善式的量变。这种量变是寻找固有理论在阐述或论证过程中所遗留的逻辑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进行自我填补、自我完善。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这种动因，在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虽然成功论证了各国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基础，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贸易双方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李嘉图留下的这一国际贸易利益划分问题的学术空白，被其后继者约翰·穆勒所填补。于是，穆勒创立了相互需求说，从而补充和发展了比较成本理论；此后，马歇尔又运用数学工具阐释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说，以几何图形使这一学说“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对 h-o 理论所遗留下的贸易利益在一国内部分配和要素积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问题的理论空白进行填补。

国际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现为，随着价值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日益将自己建立在更为科学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使贸易理论的发展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到供求价值论的不断更替，国际贸易理论也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演进，最终将技术、要素禀赋和偏好集于一体，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框架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标准模型，从而使其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完善。

（三）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现象的反映和解释，当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时，就必然会得到不断的修正，甚至被否定，这就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贸易理论几百年来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不断地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历史，实践给予贸易理论以新的生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甚至实现了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加国际贸易的各国将出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富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当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来实证检验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时，却得出了与这一结论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个被普遍认为正确的理论却又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引发了战后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从而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向纵深发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历程，从劳动分工形态演变的大尺度看，过去一百年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的挑战，国际贸易理论也顺次经历了产业间分工理论（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产业内分工理论（新贸易理论）、产品内分工理论阶段［6］。二战后，国际贸易所表现的特征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预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来，约2/3 甚至更多世界贸易是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其主要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这对以产业间贸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形成强大的挑战，导致 1970 年代“新贸易理论”的诞生［4］94 －95。当前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入发展的现实，对以产品为基本分工对象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而正在发展成熟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长期忽视工序层面分工现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动因，或单独或共同地推动贸易理论大树不断地发展、繁荣壮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论的诞生，既有填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空白的需要，又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运动相联系；重叠需求理论的产生，既有应对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长期忽视需求层面的缺陷；普雷维什的“中心—论”的提出，则既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动因，又有理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国普遍有利，而二战后的国际分工情形正好与之相反。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讲授与学习贯穿哲学的线索，能充分展示理论数理推导的逻辑美，增强教学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贯穿历史的线索，则会增强理论课讲授的生动性，使其更贴进社会科学的本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论专业素养的养成，加深其对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了解。联系历史背景，紧扣理论观点，再配以条理性和系统性的模型解说，必然使课堂的讲授张驰有度，更富有立体性。当然，这也对教师综合知识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战。哲学方法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同样，高校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也必须将哲学和历史线索充分展现，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归纳，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讲授效果。

参考文献：

［1］文娟。《国际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经济师，20xx，（ 07） : 115 －116.

［2］老子，陈忠。道德经［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xx.

［3］朱富强。计量经济能够“发现”理论吗？［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xx，（ 01） : 74 －82.

［4］李坤望，张伯伟。国际经济学（第二版）［m］。：教育论文" target="_blank">高等教育出版社，20xx.

［5］范爱军等。国际贸易学（第三版）［m］。：科学出版社，20xx.

［6］林航。服务全球化时代：一个贸易理论框架及其应用［j］。宁夏大学学报（社科版），20xx，（ 01） .

论析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古代体育文化_文化研究论文第五篇

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古代体育文化

[论文摘要]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出了璀璨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在这漫长而又充满智慧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性。体育文化蕴涵着厚重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古代体育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轨迹里渗透着深厚的哲学思想。

有史以来，中华民族生于斯、长于斯的东亚大陆纵横万里，疆域辽阔，四周被诸多天然屏障所包围，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逐步形成了体育文化封闭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诸如北有无边的戈壁沙漠，干燥而且寒冷，不适于长期定居和农耕生产，多民族间战乱繁杂，滋生了中国古代厚重的军事体育文化;西部和南部是巍巍崇山峻岭，常年积雪的世界屋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地体育文化和高原体育文化;东部和东南部濒临浩瀚的太平洋，龙舟文化更是中国古代图腾文化与体育文化的巧妙融合。这种相对对立的地理环境，促成了古代体育文化“方圆天地”和“多民族间相互融和”的哲学思想。于是，中国古代各民族形形的养生文化应运而生。

东亚大陆是地球上最大的内陆季风气候地带:一年中四季分明，冬季干燥寒冷，夏季普遍潮湿炎热，而且降雨严重不均，气候的异常和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为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而流贯于东亚大陆的两河(黄河、长江)流域受季风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较深，冬季缺雨少水，上游常年干旱，夏季则洪水肆虐，危及中下游两岸，旱涝和饥荒灾害在不同的地方连年发生。于是历史上便有了“旱魅为虐”(《诗经》)或“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孟子·滕文公下》)的说辞。WwW.0519news.com生活在两河流域的为了生存，不停地与环境抗争，他们无意识地丰富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思想内涵，这便是体育文化根植的沃土。

两河流域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起源，当黄河、长江流域已经孕育精美辉煌的古代体育文化时，泰晤士河、密西西比河、莱茵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两河流域孕育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摇篮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以外，还有更大更多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应付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同时期欧洲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这自然形成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环境适应性特点。古代中国体育文化和其他类型的文化形态一样，都是生物因素和地理环境两者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在严酷的挑战面前，创造了独特文明的华夏先民们，在不同的生活空间里创造出了维系生存的体育文化。当我们在这里讨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时，不得不把它的辉煌和灿烂与中国古代文明联系在一起，它们有的相互一致、相互维护甚至相互强化，共同铸就了灿烂而辉煌的华夏轴心文化。

一、“大一统”是古代体育文化的思想渊源

无边无垠的江河山川形成了古代中国体育文化庞大的社会基础，而农耕文明为其提供了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从文化形态学的视觉审视，古代农耕文化是体育文化衍生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而从农业文化的类型来看，有大、小型之别。譬如古代埃及、巴比伦等都属于小型农业国家，内部发展易于饱和，外部又不易捍御，因而体育文化的发展均缺乏创新空间。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不断演化出新的内容，而绵延迄于四五千年之久。

统一不仅是农耕文化防御强悍的北方游牧部落侵略的需要，而且为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古代独特的生存环境造成了经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创伤，这为养生文化和军事体育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要实现所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孟子·梁惠王》)。于是强身健体和军事体育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先民们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逐步形成了体育文化思想，特别是体育文化与军事文化的巧妙融合，成为“平洪水、定九州”、实现“四海一家”状态的愿望，这正是体育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汉书·刑法志》有这样的记载，“齐憨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一些强盛的诸侯国都拥有训练有素、武艺高强的军队。在转相攻伐、代为雌雄的战争环境中，相继出现了许多提倡军事体育活动的人物，如齐国的管仲(分齐国为三军)、魏国的李怪(颁布了《习射令》)等。中国古代曾出现了大规模的“封邦建国”、“分土而治”的社会环境，这就为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路径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因素。以后经诸侯之间相互“以土地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孟子·尽心章句下》)，成为促进军事体育文化发展的有利因素。从春秋战国时期大国相继称霸，率诸侯盟约“无曲防，无遏杂”、“毋雍泉，毋讫乘”(《左传·禧公九年》)，一直到秦国以“拯救黔首周定四极”为号召称霸于天下，并修筑万里长城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人侵，不断促进了军事体育文化的稳定发展。

随着历史的变迁，我国古代体育文化逐步多元化。一是以军事训练为手段，如射箭、武艺、摔跤、驭车、举重、田径、狩猎、足球、马球等;还有一部分逐步演化为社会娱乐活动，如杂技、游泳、花样滑冰、龙舟竞赛、拔河、秋千、风筝、踢毯子等;另外，如导引、气功、，既是体操又是医疗保健的养生手段。这恰恰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和谐发展的思想基础。和欧洲相比较，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民族性与西周至秦国之间的封建宗法制度有着不解之缘。历史久远的古代体育文化始终无法摆脱封建宗法制度思想，在“封建”结束之后的统一国家，较之欧亚大陆其他类型的体育文化早了千余年，而且形成了稳定的思想体系。

与“大一统”相生相伴的是延续2000多年未能改变的皇权专制主义和集权官僚制度。这种特殊的封建制度和禁锢的文化思想给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造成了历史自然演进惯性、思想惰性和社会体制的顽固性，使之在遭遇到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之际进退失矩，行动艰难。“大一统”的这些不同层面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影响巨大。“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古代乃至今天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二、“包容”与“变通”形成了体育文化的和谐思想

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儒学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力量，它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象征和代表。《易经》主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孔子曾经讲过“君子和而不同”。“和”在这里的意思是指“相辅相成”，如八音和谐、百鸟齐鸣，这都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古代体育文化的包容性。然而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并没有局限于儒家思想，而是融合了法、道、墨、兵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和先后从外部传播来的体育文化思想。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传播发展中不断汲取众多哲学思想，体现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诸道并行而不相悖”、“外儒内法”等哲学理念，使得中国古代不同民族间的体育文化融会贯通，这些哲学思想深刻地渗透到古代体育文化的每一个层面。正是这种包容会通的精神，使得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具有了非凡的融合力。而这种文化融合力也就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多元一体的亲和力。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体育文化的融合与亲和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各民族间对体育文化的认同程度较高，这正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广泛传播的文化基础，它曾令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学者称羡不已。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与日本学者池天大作对话时这样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上、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文化上同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无疑与体育文化有着不解之缘。此外，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也讲变易、变通，所谓“穷则思变，变则通”、“功业见乎变”、“变而通之以尽利”。包容和变通使中国古代体育文化通过古代丝绸之路走上了文化传播之路，一些优秀体育文化随着文化交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当然，这种包容和变通都是有限度的。2000年间由于“心学”被定为一尊.体育文化从本体上摆脱唯心论的倾向更难以包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不能像同时期的欧洲那样致力于体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发展出自己的体育文化体系和学科特点。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在“用”的层面上相对顺利，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的变革则一波三折、步履艰难，这自然就反映出体育文化“包容”和“变通”的局限性。

三、难以摆脱因循守旧的观念和思想

传统的农耕文化与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周而复始的帝王循环和朝政更替是中国古代军事体育文化和娱乐体育文化滋生的丰厚土壤，也使得人们难以接受和吸收多元融合的体育文化思想，从而造成了体育文化在观念上的保守，这更多地是受“好常恶变，故土难迁，崇尚古之盛世，笃信祖宗家法”等文化观念的影响。保守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具有维护一致和稳定自我以及在吸收外来体育文化时“固步自封”的功能，因而与包容并非完全矛盾，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多元一体”的思想基础。同时，一味地回看历史使得古代中国体育文化在一代一代地自我复制中保持了传承的神秘性，体现了“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墨守成规，遵法守信，以至于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等文化思想，这必然形成了体育文化思想上的禁锢，成为阻碍体育文化“变通”、反对革故鼎新的思想定势和文化氛围，导致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只能在一代一代地自我复制中传递和发展。

应当说，因循守旧是古代农耕文明的特点，这就注定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对农耕文明的依附性。钱穆先生认为:“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这充分说明两河流域的古代中国体育文化在与游牧文化的碰撞中得到了创新和发展的空间。譬如秋千，本是北方山戎之戏，春秋时，齐桓公(前685-643)北伐山戎时传人中国(参见《古今艺术图》)。到了汉代，秋千之戏由民间传人宫廷;南北朝以后，秋千之戏盛行于全国各民族。“秋千者，秋千也，汉武祈千秋之寿，故后宫多秋千之乐”(唐高无际《汉武帝秋千·序》)。传统的中国农耕文明培育了体育文化根深蒂固的唯心主义、文化本位主义等保守观念，这种文化思想对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影响至深。当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还有很多相似之处，譬如“内圣外王”、“刚柔相济”、家族本位、道德本位等文化思想的体现。此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思想的成就取向和教育性，对世界体育的和谐发展和人类健康具有永恒的价值。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与变迁轨迹，蕴涵着深厚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表明，当世界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朦胧状态的时候，以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代表的东方体育已经从公元前5000年左右开始逐步向文明社会过渡，并在发展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而此时，以欧洲及地中海为代表的西方古代体育才刚刚起步，经过公元前8~5世纪的发展，西方的体育才逐步形成。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对比了明代以前的中国与欧洲，他引证麦克尼尔等多位西方学者的观点，以赞许和肯定的态度说:“在前现代的所有文明中，没有哪一个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就是在中国文明的优越环境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史。

试析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文化—陈寅恰及学衡派诸子眼里的杜威_文化研究论文第六篇

论文关键词:杜威　胡适　陈寅格　《学衡》　实用主义

论文摘要:作为杜威学说在中国的最佳代言人，胡适的文化理论和文学实践都证明他不愧为杜威最好的中国学生。相反，同样留学美国的吴必、梅光迪和陈寅悟等学衡派诸人，却拒绝了杜威，转而以白壁德为精神导师。同为谋求振兴中国文化的精神救药，为何他们的选择产生巨大差异?通过对学衡派有关论著中对杜威学说的评述(包括他们私人记录中的相关议论文字)，可以读出他们做出上述文化抉择的原因，以及当时的中国社会为何没有接受白壁德学说的原因。

同为20世纪中国的文化大师，陈寅惜及吴必等学衡派诸子和胡适一样，都曾留学美国，都对引进西方文化以振兴发展现代中国文化有极大兴趣。他们差不多同时接触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然而，胡适成为杜威的信徒，而陈、吴等学衡派成员却成为白壁德学说在中国的鼓吹者，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探讨。本文试图以陈寅j洛和吴必等学衡派人物对杜威以及胡适的直接或间接的评价为视角，通过对这些评价的，对胡适及其精神导师杜威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给予某种尝试性的新的界定。

一陈寅格及学衡派诸子拒绝杜威和接受白壁德的原因

虽然陈寅悟和吴毖等人留学美国的时间晚于胡适，但这不能成为他们拒绝杜威理论和接受白壁德学说的理由，例如梅光迪留学美国的时间仅比胡适晚一年而已。笔者以为，导致他们与胡适在获取西方精神资源方面出现分歧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基本可从时代和中国社会变革对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客观要求以及他们自身的个性和交往等主观因素两方面来确定。wwW.0519news.Com陈寅惜虽然没有直接评价杜威，但其倾向性意见却可以从他对胡适及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中间接看出。鉴于陈寅惜常以“潜对话”的方式回应新文化运动及其领导者胡适的意见，因此他在1919年12月14日与吴毖谈话时所表露出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满，其实就是对胡适等人的批判性意见。此外，其某些文章中的说法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是对胡适学术思想及其文化观的批判，如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写的评审意见、对清华人学考试为何出对对子的解释以及对胡适和鲁迅等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所间接发表的不同意见等。而“学衡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吴毖，则有很多对杜威思想不满的直接表述，既见之于他的文章，更见于他的日记。至于对杜威学说在中国最忠实的代言人胡适的批判，更是既直接又激烈，有时其日记中所言甚至近于谩骂。还有，学衡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汤用彤，则以这样的语言表达其对国人崇拜杜威的不满:“其输人欧化，亦卑之无甚高论。于哲理，则膜拜杜威、尼采之流;于戏剧，则拥戴易卜生、萧伯纳诸家。……罗素抵沪，欢迎者拟及孔子;杜威苍临，推尊者比之为慈氏。今姑不言孔子慈氏与二子学说轩较，顾杜威罗素在西方文化与孔子慈氏在中印所占地位，高下悬殊，自不可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一方，与以吴亦、陈寅惜等学衡派一方，在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学演变方面形成了激烈的论争，这种论争在他们留学美国时即已开始，并延续到回国以后，以至被认为是杜威和白壁德学术论争的“中国版”。最终，这种论争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陈、吴等人对杜威学说没有兴趣甚至反感，转过来却奉白壁德学说为真理呢?

胡适走向杜威，据其自述，与当年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时该校经常组织对杜威学说的批判有关，这种批判导致胡适对杜威产生兴趣，并最终投奔杜威的门下。这自然仅仅是外部的原因，至于内在原因，他认为是由于在当时美国的实验主义大师中，杜威是对宗教采取比较理性化看法的学者，即多谈科学，少谈宗教。这种思想倾向对于一心想从西方哲人学说中寻找救国良策的胡适而言，自然很有吸引力。此外，也有学者指出，胡适很小就具有的怀疑精神，也是导致其走向杜威的个人因素之一。

而吴亦等人的对白壁德学说情有独钟，则也不乏个人情感上的因素。如果仅仅从文人交往的因素考虑，则胡适的友人梅光迪，因为对胡适提倡白话诗不满而导致两人友谊破裂，这种文化观和文学观念的分歧自然导致梅光迪本人以白壁德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以获得和胡适相对抗的精神支撑。梅光迪在结识吴毖后，自然也会介绍吴亦投奔于白壁德门下了。而陈寅悟走向白壁德，除却其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因素外，吴必等人的推荐介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以外，白壁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重视，对中国文化在现代重新崛起的期望以及与陈、吴等人融洽的私人交往关系等，应该也是导致吴、梅光迪和陈寅格接受他为精神导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然，根本原因还在于胡适与陈、吴等人文化观上的差异。对此，不妨先看美籍华人学者汪荣祖的意见，他认为导致他们在向西方学习时寻找到不同思想导师的原因，在于胡适受进化论影响过深，且取文化单元论观点;而陈寅洛等人取文化多元论。这种文化观的根本不同导致他们在寻找西方的思想资源时，必然有不同的选择。此外，陈寅格和吴必一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而救国经世，当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因此在向西方学习时，尤其应注重研究西方文化的根基如宗教、哲学等。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多学习西方工程技术等，忽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其实是受偏重实用之积习的影响。在此局面下，一味强调“经验”和“实用”的杜威哲学，自然不会进入陈寅洛和吴必等人的研究视野。更可能的情况是，仅仅“实用主义”这个名称本身，就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反感。

更重要的是，杜威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胡适，回国之后与陈独秀等提倡新文化运动，并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实用主义进行化约式的简单化概括，更激起陈、吴等人的反对。在20世纪初叶，当现代中国学术体系处于初创阶段时，对于治学方法的介绍自然也是必要的。但陈、吴等人显然对当时的“疑古”思潮极为不满，而其根源，其实与胡适的这个“十字方针”有很大关系。对学生言行的反感必然导致对其老师学说的反感和批判，杜威的不被看重反遭批评的态度由是而定。对此，可以把《胡适日记》和《吴亦日记》中有关部分进行对读，应该是很有意思的比较。

不过，胡适的提倡新文化及其具体实践如创作白话诗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陈、吴等人对杜威哲学的态度和立场，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这种态度仅仅是情感上的和学术派别之间的意气之争，还是基于真正学术上的深刻认识?学生的失误和错误言行是否必然和西方洋老师的学说有关?如果说胡适的一些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见解有偏颇和片面并对之后的中国文化进程产生过负面影响的话，则是否其老师杜威的学说也要承受连带责任?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由于胡适早于吴必等人回国以及因提倡白话诗而“暴得大名”，实际上很早就赢得了言说新文化运动的“话语权”，并且很自然居于历史所赋予的“合法性”地位，这多少会激起陈寅惜和吴必等人内心的反感和妒忌吧。

但这些似乎还不足以解释陈、吴等人对白壁德的钟爱和对杜威的漠视。也许，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除却对学习内容的关注外，其实也一直在探讨学习的方式和追求最佳的效果，也就是要解决外来文化的“本土化”问题。陈寅恰在谈到宋代儒家对待佛教的态度时，曾经提出了“避名取实、取珠还犊”式的接受方式，即只接受外来文化的精华而抛弃其外在形式，并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在学习西方文化时仍应采取此种态度。但在他们看来，既然中国传统文化就有过于实用的倾向，则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无论是作为“珠”还是“犊”，均无学习接受之必要，而白壁德之新人文主义学说倒是值得学习引进的精神救药。二由胡适和陈、吴之不同选择所想到的几个问题

那么，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在历史变革的重大关头，为何在文化取向方面最终选择的是胡适以及杜威的学说?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其实应该更合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口味，且与中国文化精神有精神上的亲近感，却为何不能有更广泛的流传和应用?更令人困惑的是，白壁德的这些和他们的学说为何不能在当时发挥更大的影响，甚至他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遭到误解和批判?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还是有某些偶然因素?一般认为，白壁德之学说之所以不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得以流行，关键在于其学说即便绝对正确，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却无法产生立竿见影之效。而当时蔓延于中国社会的两大思想主题正是“启蒙与救亡”，而且后者似乎更加紧迫，不然就要“亡国亡种亡文化”了。因此，在引进外来学说中最急迫的是产生雪中送炭之效者而非锦上添花者，白壁德学说显然属于后者而必然遭致被冷落。其次，白壁德学说的被冷落，也与吴亦等人虽然热情却不甚恰当的推介方式有关，例如采用文言而非白话，在具体言说方式上又过于庄重死板。对此白壁德在中国的另一位梁实秋也深有体会:“《学衡》初创之时，我尚未卒业大学，我也是被所谓‘新思潮’挟以俱去的一个，当时我看了《学衡》也是望而却步，里面满纸文言，使人不敢进一步探讨其内容了。白壁德的思想在国内就是这样被冷淡的。”

今天看来，值得思考是，吴必、陈寅咯等人批判胡适及其理论支撑杜威之学说，是否有过于偏激之辞和片面之见?如果说对于胡适以及其实用主义的态度生硬地照搬杜威学说进行批判，在当时是具有某些历史的合理性甚至是预见性的话，那么，由此导致的对杜威学说的批判和否定性态度，是否也有过于简单化和平面化的倾向?尽管很难找到吴毖等人接触理解杜威思想的资料，但他们是否仅仅由于杜威是其论争对手的精神导师，而相对忽视了杜威学说中的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特别是与儒家思想相同的那些部分呢?相比之下，学衡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刘伯明，就对杜威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影响有比较认真的观察和研究。他对于杜威来华后思想学说上的某些变化，给予了很大的肯定，认为经历一战之后的杜威，在来到中国亲身感受到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后，其实对自己的学说，已经有了某种修正:“杜威之表彰中国文化精神，盖冀有以救其弊而补其偏。然其于此不舍将其平素主张之哲学，加一度之修正也。”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胡适本人，自然也有对于杜威学说的曲解和误解，其中有些是他本人当时确实没有理解，而有些却很可能是故意的曲解和实用主义的应用态度所致。例如，就认为胡适仅仅从杜威那里学到一些方的东西，却对其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内容知之甚少。美籍学者周明之也认为，实际上，杜威和胡适之间的(学术)关系是暖昧的，因为早年的胡适多次坦承杜威对自己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重大影响，但到晚年却试图给予否认或者说是采取回避态度。周明之对此的解释是，在胡适看来，既然社会改良是胡适那一代人所要承担的必然使命，则杜威的学说自然容易引起胡适的共鸣。但从根本上说，胡适实际上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讲求实用和功利主义倾向的影响，所以才会在接触到杜威时“一见钟情”。对此，尽管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但胡适的这些误解和曲解，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杜威思想?换句话说，如果胡适真正理解了杜威的思想，他还会提倡白话诗和倡导新文化运动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白壁德的学说如果被更早和更广泛地介绍到中国，那么，是否也能成为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者的理论武器，至少也是其中之一呢?白壁德学说和杜威学说，除却它们的很多分歧外，是否也具有某些一致性?自然，可以探讨他们学说的理论渊源的相同之处，还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特别是对儒家思想的很大认同等等—尽管这种认同的出发点和具体认同程度及侧重点有明显的差异，但仅仅这种事实本身，是否就可以说，如果白壁德和杜威的学说，在被引进和应用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变革中时，有否可能产生殊途同归的实际效果?还是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今天，随着杜威学说在欧美的不断被再发现和再研究，随着其学术思想在中国学术界的再次被重视和得到充分研究，随着对“实用主义”这种学说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日益深人，我以为，也许有必要对其在20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建设方面的影响给予重新研究和定位。同时更重要的是，应该研究其学说在今天，是否还具有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建设性影响?例如杜威对主客体的一致性的强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说有极为相似之处，这是否意味着杜威学说中有着天然的与中国文化可以化合的因子?杜威在五四运动时期来到中国，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有了直接的和比较深人的了解，这对其修正和完善其学说起到重大影响。例如在其回国后所作的《中国的新文化》一文中，杜威不仅对五四运动有这样一段相对客观的评价，而且还居然认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阶段是太急功近利了。一个被冠以“实用主义”大师的之名的学者，居然指责一个伟大的运动中的急功近利倾向，这本身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

最后，笔者以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该如何看待那些被重点推介的“洋老师”?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有尊师重教传统，在解释文化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时，更是注重师承关系和同门、同乡等关系的作用。这种观念必然会影响到20世纪那些最早走出国门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留学生，他们对待其各自之“洋老师”的态度，不仅依然受到其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由于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的迫切性，必然导致一旦接受某位“洋老师”为其精神导师，就必然忠心耿耿，绝不背叛为师学说。吴亦等“学衡派”对待白壁德如此，胡适等对待杜威也是如此。在这方面，作为对立的双方，他们无意中都成为对中国文化传统最忠实的继承者，这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

康有为哲学思想研究_文化研究论文第七篇

康有为是我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代表人物，是我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家和思想家。康有为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决定了其哲学思想具有局限性。但是，康有为在进行哲学思想的创作中，把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同

自然观中唯物主义思想倾向与唯心主义思想倾向并存。康有为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气”的概念，而且深受从西方传入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

康有为“尝考泰西所以致强之由”，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他们“立科以励智学”。因此，康有为主张向西方寻求真理，首先就应学习他们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在他看来，自然界是变化发展的，宇宙万物都基于“气”逐渐演化而成；这“气”只具有湿热性或干冷性，是属于物质性的东西。康有为对自然界的这一看法，无疑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这里，他虽然借用了在康有为的认识论里，含有一些唯物主义感觉论的积极因素。在讲到人的知识来源时，他认为：“譬之食苦瓜，觉其苦，知也；必食而后之”。这是从物到感觉过程，本质上是属于唯物主义的感觉论。康有为强调向西方学习。主张通过游历、留学、翻译外国书籍、办报纸介绍有关西方国家的情况，向统治者和士大夫灌输“西学”，对他们做“开智”“解蔽”工作，以促使其觉醒，实行变法，这在当时来说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康有为认识论的根本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在他看来，学问有两种：一是对“有形之物质”的认识；二是对“无形之事物”的认识。Www.0519news.CoM前一种认识是靠人的感官与客观物质世界相接触而获得的，是从外“灌输”到内、由客观变为主观，由此，他把这一类认识称之为“外学”。唯物主义感觉论便是属于这一类。与此同时，康有为认为，所谓的“元形之事物”，即作为宇宙本原的精神实体的“元”是无形相的、不可见不可论的神秘的东西，是信仰的对象，因此人们不可能通过感官去认识它。康有为认为，要了解它，需要有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养心不动”，使自己的精神达到“至诚”的精神境界；“至诚”便可以“通神”——与“元气”相感相通。他说的这种认识，是完全与客观物质世界相隔绝，纯粹靠人的主观，既排斥了感性认识活动，也没有逻辑推理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神秘的直觉。由于他的这种认识道路是脱离客观世界，完全是靠人的主观精神去通达，纯粹是内在的功夫，因此，他把这种认识称之为“内学”又名“心学”。

康有为的认识论既有“外学”又有“内学”，但“外学”只是认识宇宙的躯壳，是一种粗浅的学问，只有“内学”才能了解“天人之故”——宇宙的灵魂。因此，后一种学问才是根本的，是“圣人”制作之源。这表明他的认识论从根本上是唯心主义的。

在康有为的哲学思想中，“外学”和“内学”本来是矛盾的，可是他却把二者混合在一起并假托孔丘的名义说：孔丘的学问本来就是兼有“内外学”的，“不可偏废”的。这反映了他在认识论上企图调和唯心与唯物两条路线的矛盾状态。

时代背景决定了康有为哲学思想的矛盾性

在康有为生活的时代,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决定了他很难成为一个有所创建的思想家。

首先，康有为生活在一个社会即将发生大的变革时期，他所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和广大的仁人志士一样，想找一条使编辑

西方哲学论文集锦第八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