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导语，您眼前所阅读的此篇共有37482文字，由鲁鑫明纠正，发布于范万文网！北齐（550年～577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政权之一，由东魏权臣高欢次子高洋所建。历经六帝，享国二十八年。回顾与前瞻——关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_行政论文十篇假如你对这篇文章有什么独特的建议，可以和大家一起探讨！
回顾与前瞻——关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_行政论文 第一篇
发布时间： 20xx-11-27 作者：李德顺
在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我们的哲学承担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不仅要总结20世纪的（中国）哲学，而且要用哲学来总结（中国的）20世纪，以便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更自觉地把握未来的走向。
一、新中国哲学50年的历程与启示
一般说来，哲学的发展和命运取决于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一个是它的客观基础和外部环境，即哲学与社会、实践、历史进步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愈是合理而充分，那么哲学的发展繁荣也就愈是能够得到强有力的推动和保证；另一个是它的主观条件和内部机制，即哲学研究方式的活力和哲学自身的逻辑力量。哲学的研究方式愈有活力，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愈是得到遵循，那么哲学就愈是能够在现实生活中为自己开辟出前进的道路。
所以，我们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回顾与前瞻，就不能不首先着眼于它的现实历史进程。前不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了“新中国哲学50年”大型学术研讨活动，对此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大家认为，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这一论断不仅指明了哲学在整个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也为理解哲学的历史状况和命运，提供了一条最重要、最可靠的线索。5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的哲学事业同新中国的整个事业一道，经过了曲折前进的历程。
建国初期,我国面临着在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巩固新生的革命，组织投入新制度建设的艰巨任务。与这一形势相联系，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则有一个清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宣传主义，确立无产阶级思想主导地位的斗争。当时在哲学上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就是这场斗争的一个方面。后来，随着改造运动的不断推进和思想文化建设的逐步展开，哲学界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热烈讨论，比如关于的经济基础（即“综合经济基础论”）、关于过渡时期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性质、关于中国哲学史方等一系列讨论。尽管当时的讨论还不很充分，学术争鸣的方式还很不完善，甚至有所偏颇，因此效果也不够理想。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些讨论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们反映了哲学对现实的关切与思考，也反映出学术界学习和运用主义的热情和积极性。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化，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进一步显露出来。许多重大的现实问题、思想问题和决策问题，在一次次的哲学讨论中，以理论的形态得到一定表现。比如哲学界围绕《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内部的矛盾问题》的发表，开展了关于两类矛盾问题、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等问题的热烈讨论，活跃了学术气氛，取得了一定效果。后来又进行了逻辑学、美学和生物遗传学等问题的讨论，开展了关于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思维与存在同一性”、“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等争论。在今天看来，这一时期大部分讨论的实质，都与后来所指出的，要面对现实弄清楚两个“根本问题”—— “什么是主义？”“什么是，怎样建设？”有关。其意义在于要从根本上为回答上述问题探索一定的哲学基础。
总的说来，这些讨论对于促进哲学研究的深化，加强理论与现实的联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完全弄清楚”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特别是由于党内出现了“左”的教条主义的倾向，使有些讨论脱离了应有的科学轨道，科学的理性精神受到了轻视，因而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收获。但是，理论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现实中却不会消失，仍然要表现出来。理论上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必然带来失误甚至重大失误。
随后发生的证明了这一点。在中，机械教条的僵化思维发展到了极点，以至于“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不仅给国家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给哲学和整个精神文明带来了严重的摧残，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反面的哲学典型。当时流行的 “顶峰论”和“绝对真理论”、“斗争哲学”、“反生产力论”等，公然蔑视科学真理、宣扬现代迷信。它们完全脱离了群众，根本违背实践的规律，完全是反主义、反科学、反理性的，是哲学领域里的大倒退。因此它们也必然在群众的实践中破产。而在最终战胜“四人帮”极左思潮、拯救事业的斗争中，正是依靠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和坚定信念，才找到了制胜的精神武器。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开展的关于实践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为使国家进入一个新的飞跃发展时期，作了思想和上的先导，也是我们的哲学向新高度发展繁荣的起点。此后 20多年来，广大哲学工作者珍惜和继续这一份光荣，密切关注当代世界和中国实践的发展，注意辨别各种社会思潮，提出并讨论了许多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新问题，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观点、新思想，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如：实践的哲学意义、价值和价值观念、社会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经济哲学和经济伦理、人的问题研究、生态环境理论、当代文化比较研究、国外主义研究、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西方最新哲学流派研究等。这20年中，取得新成果的总量超过了已往的30年，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哲学事业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局面。各种迹象表明，由哲学呼唤来的思想解放的春天，也为哲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大好的时机和更大的生机。
当然，哲学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哲学界自己的事情。在更广泛更切实的生活实践领域中，更应该看到哲学思想产生的深厚土壤。其中特别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了多年的实践、奋斗和探索，我国党和终于得到了这个时代重大宝贵的思想理论收获，这就是当代中国的主义──理论。作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为主义当代发展的杰出成就，理论凝聚了全党全国的宝贵历史经验和高度智慧，它不仅是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深刻见解，也不仅代表了科学学说发展的新高度，而且它所显示的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刻思想、理论、智慧和勇气，也在多方面包含了对主义世界观方的新理解、新应用，并且与当代人类文明优秀的新成果、新风格、新语言相通，与走在时代前沿的思维方式相通。在考察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时，无疑应该把理论看作是最重要的代表。
回顾这50年可以清楚地看到，哲学并不是停留在书斋和头脑里的学问，它是与社会生活实践、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科学。因此哲学不可能在脱离了人类的现实命运之外得到生存和发展。具体说来，哲学不可能完全脱离，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哲学。问题往往在于，是什么样的哲学与什么样的相联系？对于这一点，哲学和都有自己的权力和责任。对此我们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需要认真总结和研究思考。
就哲学这一方面而言，曾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他同时还进一步指出，要让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直接地联系起来。（《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１１页）。既然哲学的命运取决于社会对它的需要和它的发展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那么哲学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去关注社会发展的需要，去理解、引导和提升这些需要，使人们实践的需要与理论的需要能够在一个新的境界和水平上联系起来、一致起来，从而走向哲学与现实之间积极的良性的互动。
二、对哲学思维方式的反思
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与人类实践和思考的内在进程相联系的。
在整个20世纪里，人类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动荡和变革。其中有两件堪称是最重大的事情，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地改变人类的面貌，这就是：（1）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和普遍应用；（2）从理想走向现实的探索与实践。在这两大实践的背后，都必然显露出一定哲学思维的特征；在两大实践的经验中，都包含着人类哲学思维的发展。因此，要从时代精神和文明的高度来反思我们的哲学，就不能不着眼于深层思维方式的演进。
（一）从世界范围的科学成果及其思想启示看来，我觉得有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值得注意：种种迹象表明，当代人类的科学思维方式，正在经历着从传统的单纯实体型思维向现代的动态关系型思维转变。这是发生在“第一哲学”即存在论（ONTOIOGY，旧译本体论）层面的重大突破。
完全实体化或“实体中心论”的思维，是２０世纪以前科学的主导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核心与最大特点，就是把一切现象最终都归依于某种特有的或终极的实体（物体、粒子等）的存在，认为只有找到了某种现象的最终实体，才是达到了对它的科学解释。例如在科学史上，曾有过把燃烧现象归结为“燃素”的存在与属性的错误。这一错误可说是单纯实体型思维的一个典型，虽然它本身早就被纠正了，但那种思路却并未被从根本上超越。然而在20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中，寻找最终的实体和粒子之类，却已不再是科学的前沿。与之不同的是，揭示事物的结构、功能、信息等“关系”特征和状态，成了从“老三论”、“新三
牟宗三论中国现代哲学界_行政论文 第二篇
发布时间： 20xx-8-1 作者：王兴国
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进行哲学地反思，是牟宗三哲学地反思中国哲学的继续，这步工作的完成，对中国哲学的哲学地反思才臻完善，这也是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的一步必要的工作。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发展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已随明亡而俱亡，所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哲学只能从开始讲起。牟宗三把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的演变脉络分为三个阶段： 从初年到战争（1911～1937）为第一阶段，从战争到中国党控制大陆（1937～1949）为第二阶段，从“国民”迁台后逐步走向现代化（1949～1985左右）为第三阶段。他分别从中国大学哲学系与哲学家来省察这三阶段的哲学。
一
牟宗三在晚年，回顾与评论了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依他看来，自以来，中国的大学已设有哲学系，但比较完整的仅有清华大学、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哲学系三家。此外，在北平（今）尚有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哲学系，在南方则有武汉大学与中山大学的哲学系，但并不完整[2]。 从前三者来看，北大哲学系的历史最长。在第一阶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北大哲学系最热门， 大家都念哲学，但真正能登堂入室的却很少，多的是空话，不能入哲学之堂奥。新文化运动仅是一般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多的是thinker,但并不一定是哲学家，譬如胡适就是一个典型，所以“五.四”运动在哲学方面没有成就， 没有一个思想家可以站得住脚[3]。清华哲学系在逻辑方面有金岳霖领导，有所表现。 哲学上以实在论、经验主义为主。第二代出了沈有鼎，第三代有王宪均，是王浩[4]。北大方面，首先是张申府先生讲数理逻辑，后来去了清华；虽然出了个胡世华（与王浩同辈），但是与哲学脱了节 ；有张季真（名颐）先生任系主任， 但并不太注重逻辑，而是比较重视古典哲学，且不只限于英美的实在论。张季真先生留学英国，研究黑格尔，在北大讲康德哲学，但他是否有黑格尔的头脑，很有问题。? 档抡苎Ы彩强梢越玻强梢匝В墒且莆盏米。⒉蝗菀住Ｕ派旮壬畛绨萋匏兀月匏厣畹那榈饔胨伎嘉侍獾母竦骱苁煜ぃ锹匏乇救说难剩畔壬唇膊怀隼础Ｋ裕匏啬且惶渍苎挥写街泄础＃ㄗ⒁猓耗膊皇遣恢缆匏胤没小拔宕蠼惭荨钡氖隆＃┖手壬磐墒嵌杂诙磐⒉涣私猓勾锊坏侥歉龀潭取：壬私獾亩磐皇恰癏ow we think"中的杜威， 杜氏后来的著作他大概都无兴趣，或甚至根本没有读过[5]。杜氏的学问相当扎实， 自成一家之言，美国将来能不能出像杜威这样的哲学家都有问题。了解杜氏的那一套并不是容易的。所以胡先生当年所宣传的杜威，根本就没有传到中国来。实用主义成了望文生意的实用主义。（注意：牟不是不知道杜威访华讲演的事。）当代的罗素、杜威无法讲，十八世纪的康德，就更难了，要讲清楚都办不到。所以北大对西方哲学无所成就，进不了西方哲学之门。以后变成专门讲中国哲学。讲中国哲学以熊十力先生为中心，加之汤用彤先生讲佛教史。抗战期间，北大迁到昆明，完全以汤用彤为中心。汤先生后来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佛教史，但是汤先生的佛教史注重考据，代表的是纯粹学院的学术作风，对佛教的教义、理论没有多大? 巳ぃ煲璨簧睿运淼牟皇欠鸺业恼苎В皇欠鸾淌罚淙肓宋鞣降墓诺溲В皇钦苎档谋痉帧Ｒ虼耍贝蟀煺苎担纷罹茫ψ首疃啵峁匏伞Ｖ劣谥醒氪笱д苎担锹以阍悖胁患氨贝笥肭寤恼苎怠Ｗ艿睦此担馊叩摹俺删途淮蟆薄6]此外，除了 燕京哲学系出了个张东荪先生，算是当时几个念哲学念得不错的人之一[7]，其他大学的哲学系就更谈不上有多少成就了。
1949年以后，台大的哲学系有方东美、陈康诸先生。陈康是亚里士多得专家，几年后就去了美国，在台大没有影响。方先生年资最高，读书最博，但在使台大哲学系走上轨道的问题上，他尽了多少责任（──这与他个人性格有关，牟认为不便多说），则不无可疑。而台大哲学系还是清华、北大的那一套老传统，以西方哲学为主，但并没有成就。[8]二战以后， 真正能把哲学当哲学读而进去的人很少。一般人到国外去，读西方哲学不能入，对中国哲学（由于平素心存鄙视）无基础，甚至连熏习也说不上。“对西方哲学无所得，对中国哲学无所知，这是二次大战以后念哲学的风气。”[9]
总之，以来的哲学界是以西方哲学为主的，只注意了西方的“知识中心”的逻辑思辩，接触到了一些逻辑问题、科学问题、以及外在的思辩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并没有注意生命的问题。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化生命所结晶成的那套实践的学问，便真斩绝了，成了一无所有。”[10]所以，“中国的思想界大体是混乱浮浅而丧其本”。[11]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牟宗三对以来中国的大学哲学系进行了初步的估价，──以清华、北大、、台大为中心，而尤以对他的母校系北大哲学系的评述为详，并由此而对中国哲学界发表了评论，他的评价甚低，这与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对北大、清华哲学系的评价适成鲜明对比。无疑，牟宗三对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不重视中国哲学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的评价，给人一种印象，他好象不赞成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以讲西方哲学为主，甚至还会让人造成他轻视西方哲学的错觉。其实，他十分重视西方的哲学和逻辑，他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甚至他明确地说过：“以西方哲学为主不算坏，要真能训练出来，那很好”。[12]他认为西方哲学的训练是必要的，非经过不可，对西方哲学的认识越深入，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就会越透辟，但是对西方哲学的训练是否只是一般性地读读逻辑学、哲学概论和哲学史，他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界的反省、检讨、是与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估价联系在一起的。应该说，他对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与哲学界的哲学反省是真诚的，严肃的，所站的位置极高，不乏深刻与独到，常常切中问题的要害，发人深思，他讲话一任天机，但他这项工作尚不够深入、系统和严谨。然而，牟氏没有否定以来，中国也出了几个称得上哲学家的人物。
二
在早年，牟宗三就在他主编的《广州日报》的<哲学周刊>专栏上，以哲学家为对象而对中国哲学界发表过重要评论。对牟宗三来说，能称得上哲学家的人，必须是确有见地能成系统的人。在他看来，这样的人，中国不多，“五·四”时期一个也没有，但在“五·四”以后有三位，他们是熊十力先生、张东荪先生、金岳霖先生。三位先生分别代表了三种学问：熊先生代表元学，张先生代表知识论，金先生代表逻辑。
牟氏认为，熊先生跳出了儒学和佛学的两个传统，且超越了这两个传统，正是在此超越点上显出熊为真正的哲学家。“元学的极致是安体立用，哲学家的极致在通晓天人。着重点在乎理解与说明。哲学家立论必须要贯通，所以得证体；……得立用、得明用。”[13]而佛家或儒家，同是只作了半篇文章，一成了宗教家，一成了道学家，而都不能算是着哲学家。[14]在此可以看出，牟氏中后期（50岁以后）对儒学的理解与此截然有别，确切地说，他放弃了早期这种对儒佛的见解。这是不可不辨的。牟氏极力称赞熊的《新唯识论》（1932）是“划时代开新的作品”[15]，认为他从玄学上究明体用，使科学的真理得所汇归或依附，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与熊子本人的评价若合符节。他还把熊子与西方的柏格森、怀特海，和中国的胡煦相比拟，推许他们的哲学皆能安体立用，证体明相，而臻于元学的极致。这表现了牟氏早年受怀特海、柏格森的影响之甚深，而他在其处女作中特出胡煦的易学，则为极佳的明证。然而，牟氏对《新唯识论》中的浪漫色彩虽表同情的理解，实却不满，不乏微词以示批评。总地说，牟对熊子的评价极高，以他为中国哲学的典范，特许他的《新唯识论》系统为划时代的哲学，能使中国的文化改换面目，可言创造而有前途。[16]事实上，从牟本人与唐君毅、徐复观诸先生对熊氏哲学的承续与光大来看，证实了牟的判断不谬。
牟视张东荪先生为哲学家，主要是肯定他的“多元的认识论”思想。而在实际上，牟对张氏作了不相应的过高评价，认为在认识论上所主张的多元论超越了英国的知觉因果说（Causal theory of perception),与康德的知识万能说（Possible theory of Knowledge)[17],在根本点上较之于美国的路易士（Lewis）更为充足，“能表示圆成的路向”[18]，打破了知识论与元学的混淆，是对元学上一元多元之论的根本改变，肯定它的“大纲节目，总算是一个很自然很正当的系统”。[19]且从五方面论析与指证了张氏的贡献，而只对张氏极其怀疑外界的条理或秩序的客观性的态度，加以批评，指陈这一态度与其承认“所与”为相关共变的观点相矛盾，认为他没有走到实在论，而却偏走向唯用论或唯心主义，是沾染西方偏僻思想过久，而留下的下意识地以不自然为自然的痕迹[20]，故而使他的著作在细节上尚未作到极尽自然。但是牟氏充分肯定他能反躬自问，提出自然与否的问题的态度实在是可宝贵的，“是使我们自创系统，自成文化的一个密匙。”[21]这是牟先生早年对张东荪先生的评价，高度赞扬了他的成就与贡献，却不免有过于誉美之嫌，反映出牟先生当时的学力与智识的不足，尚未从对怀特海的欣趣中摆脱出来，而牟先生那时正在写他的逻辑学著作，沉浸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书中，具有实在论的倾向。然而，牟氏晚年对张的评价却又走向了另一极端，认为他的多元认识论思想“没有什么价值，毕竟因时代的限制，只能到一定的程度”[22]，仅只承认与肯定他把西方当代哲学介绍到国内来的苦心与用力，认为张“对真正的西方哲学问题，还是不能‘入’”[23]。这一评价虽不能说是完全失当，却又未免偏低了，不如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
“悲”的人生哲学——王国维、鲁迅与叔本华、尼采_行政论文 第三篇
发布时间： 20xx-2-21 作者：醒回梦境
目录
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三、一花两叶，同途殊归---王国维、鲁迅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差异与叔本华、尼采
四、结语：“悲”的人生哲学
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
王国维和鲁迅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引人注目的大人物。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他们各自学术思想和心路历程的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的显学。不过有一个现象我一直感到很奇怪，就是尽管郭沫若早在六十年代就说：“我时常这样想，假如能够有人细心地把这两位大师作比较研究，考核他们精神发展的路径和成就上的异同，那应该不会是无益的工作”，学术界却绝少有人把将两者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撼。
事实上，王国维和鲁迅之间有着很强的可比性。以经历而言，他们一个生于1877年，一个生于1881年，年龄只相差五岁。他们同样经历了苦闷而黑暗的少年时代，同在1898年离开他们的浙江故乡，一个前往上海，一个奔赴南京，又相继在1901和1902年东渡日本，先学自然科学，转而弃理从文，更同在赴日前后，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潮的洗礼。他们的经历和境遇如此相似，而相似的经历和境遇却没有培育出相似的思想和灵魂。就在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的1927年，鲁迅却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伟大转变，坦然地高唱着“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仿佛是火中的凤凰，在壮烈的自焚中获得了鲜美光华的新生。思考王国维寂寞的自沉和鲁迅壮丽的新生所构筑的惊心动魄的对比，对于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观察中国近代思想史是必要而有益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比较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中“悲观主义”的一面，考察他们在“悲观主义”的“同一性”下所蕴涵的内在重大差别，以及在这种差别的诸多因素中，叔本华、尼采哲学所起的作用。我无意填补什么学术空白，也无法了解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达到了何种程度，只是觉得最近读书高手如云、佳作迭出，许多话题越来越深，以至我时常有无从插嘴的感觉，可是又实在不甘心自绝于和网友，加之此文又早对绿茶作过承诺，因此还是斗胆写它一写，权作无休无止的日常工作之外的自我娱乐也。为了不让水手兄感到头痛，我决定汲取《范宽》一文的教训，一概不加注释。是为引言。
这部分比较枯燥。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在英语文献中，“悲观主义”（Pessimi）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哲学家暨诗人和评论家柯尔雪基(S.T.Coleridge)1795年的一封信中。而“悲观主义”作为哲学概念被广泛使用是19世纪才出现的事。在此之前，所谓“悲观”和“乐观”更多的只是单纯个体的体验和态度。与“悲观主义”相比，“悲观主义的”态度和理论的历史要源远流长得多，它甚至可以一直上溯至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参见Pessimi and Optimi,The Encyclopedia of phylosophy,New York,1972,P114----121）
（一）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
毫无疑问，在悲观主义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叔本华是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正是由于叔本华，“悲观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的地位才最终得以确立。而我之所以把要研究的王国维的人生哲学称为“悲观主义”，就是因为王国维为寻求人生意义所求助、欣赏并付诸其人生理论与实践的是一种悲观主义哲学，即主要是叔本华哲学。王国维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到成为中国近代较为系统地宣扬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代表，这一切都是和他有选择性地接受了叔本华唯意志论以及建立在这种哲学之上的人生哲学分不开的。
1、“情”投“意”合
早在1903年，还在青春期的王国维就在《游通州湖心亭》和《来日二首》中写道：“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流露出了浓重的忧郁气质。这一气质的形成，往上可以追溯至其童年生活的不幸、少年时期家庭社会地位的低微、“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和其父王乃誉抑郁苦闷的人生观给他的影响。王国维26岁时（我是20岁时，嘿嘿）即“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这同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喜欢追索人生终级的形而上学问题以及自小深受东方文化（尤其是满楼兄关注的佛教）浸润的精神气质、知识背景与叔本华本人的精神气质、知识结构暗合有关。（叔本华多次强调说给予他一生以最强烈印象的，第一是眼前这个直观的世界，第二是康德哲学、印度教的神圣典籍《奥义书》和柏拉图哲学。关于叔氏的三种精神，参见陈家琪《叔本华：浪漫的有罪意识》，《德国哲学》第4辑。）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文章中，王国维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他称赞叔本华以“意志”为本体对形而上学的重建，指出了叔本华哲学强调只管的非理性主义特征（“叔氏之出发点在? 惫邸醇粗酢刀辉诟拍?-----叔氏谓直观者乃一切真理之根本”），进而他指出叔本华把认识论的结论延伸到伦理学和美学，得出理性对道德的不生发原则并认为艺术领域的知识纯粹是直观的知识而不夹杂概念，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叔本华哲学的方法“无往而非直观主义也”。-----这都是为学术界所熟知的。
（一）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
1、“情”投“意”合
2、“命”、“性”、“理”的幻影
王国维最初同其他近代思想家一样，是站在反对儒家道德宿名论的立场上接受西方唯意志论的。在编入《静庵文集》的《论性》、〈释理〉和编入〈静庵文集续编〉的〈原命〉、〈人间嗜好之研究〉等文章中，王国维通过考察中国传统哲学的“命”、“性”、“理”等范畴，表明了自己反对儒家天命论的立场，同时也为他接受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打下了理论基础。
王国维传统的“命”有两层含义：一是“言祸福寿夭之有命者谓之定命论Fatali”，二是“言善恶贤不有之有命而一切动作皆有前定谓之定业论Determini”（《原命》）。他对正统儒家“死生由命，富贵在天”那套粗俗的宿命论持不屑一顾的态度。经过科学和西方唯意志论洗礼的王国维十分自觉地突出了伦理学中“自由意志”和“定业论”（决定论）的矛盾。他说：
“此二论之争论而不决者盖有由矣。盖从定业论之说，则吾人对自己之行为无丝毫之责任，善人不足敬而恶人有辞矣，从意志自由之说，则最普遍最必然之因果律为之破灭，此又爱真理者之所不任受也。”
王国维不同意康德以二元论来解决自由与必然矛盾的做法。康德认为，在现象世界中，一切事物必有他事物为其原因，所以在我们的经验中，到处受因果律决定，因而是必然的而不是自由的。但在经验所不能到达的本体世界，空间、时间、因果律都不能适用，那里是自由的而不是必然的。人作为感性存在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规律和自身欲望的支配，没有意志自由；作为理性的东西，人属于“自在之物”，可以超越现象界，不受自然律和欲望支配而达到意志自律。所以我们必须假设有有一个摆脱感性世界而依理性世界法则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即所谓自由。王国维赞同叔本华认为因果律在自然界与人的意志中同样存在的说法，认为意志进入经验界就无处不受动机支配，意志的本体有没有自由我们无法知道，但在经验的世界中，自由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概念，没有实在内容，人的行为总是受因果律支配。王国维在《原命》中宣扬了叔本华的因果律，为生命受幻影支配的悲观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
王国维认为意志自由“不过一空虚的概念”，并不等于他赞同儒家道德宿命论。自从孟子讲性善，一直到朱熹讲“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儒家都把人说成先验的具备善性，并把儒家伦理形而上学化，结果导致了道德宿命论。王国维认为抽象地谈论人性的本质或普遍的本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性是什么，关系到知识的内容，普遍必然的知识只能是形式的知识，而经验得来的人性知识，又必定杂以人性以外的因素，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性”。“性”之为物，“超乎吾人之知识外”。（《论性》）王国维认为超出经验范围论性都是空论，都表现自我矛盾，所以人们不得不从经验界来谈性。他列举中国哲学史上的诸主要派别，证明不管是性善说还是性恶说，都必然变成性善恶二元论。王国维以此否定了儒家的性善理论，而且已经猜测到抽象地谈论人性是没有意义的，因而蕴涵着否定先验人性论的倾向。
但是，王国维并没有向否定先验人性论的方向去发挥他的理论。而是得出一个极为悲观的结论：人性不过是善与恶永恒的战场。“与道德、宗教与哲学，孰非由此而起乎？-----历史之所纪述，诗人之所悲歌，又孰非此善恶二性之争斗乎？”（《论性》）而且善恶是绝对对立的，无法相互转移。实际上，王国维认为人类本质上就是极端自私自利的。按照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人本质上不过是盲目的
中国哲学思想批判_行政论文 第四篇
发布时间： 20xx-5-2 作者：胡星斗
一
春秋战国550余年，其间战火连绵，诸侯争霸，生灵涂炭，遭殃，社会长期处于兵燹和混乱之中。
春秋时期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将首都从镐迁到洛阳。之后，郑庄公首先称霸，平王时“周郑交质”，各以太子住在对方作为；桓王时郑伯祝聃射中王肩，周王的军队被郑国打得大败，从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郑国之后，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对外扩张，形成很大的霸业；管仲死后，桓公任用小人，以至于自己死而无葬；后宋襄公短暂称霸，晋文公、楚庄王继而争霸几十年，发生过多次大战，最后在宋国大夫向戌的调停下晋楚弭兵，共为霸主，齐、秦与之结盟，其他国家还要朝贡；中原的烽火暂息，但东南的战火又燃起来了，吴王首先称霸，随后越王勾践成就了春秋时最后也是最大的霸业。到公元前474年，春秋时代结束。
进入战国时期以两件事为标志，一是魏、赵、韩三家分晋，三个大夫瓜分了晋国；二是田氏代齐，田姓长期居于相位，终于称君。战国之后，只剩齐、魏、赵、韩、秦、楚、燕七个大国，大家力量相当，谁也无法称霸。不过，实力还是有相对强弱的时候。始则经李悝、西门豹等改革的魏国力量最强，后来齐国的孙膑围魏救赵、减灶诱敌，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大败魏国的庞涓，同时，秦国打败了势力不断扩张的楚国，这样，齐国与秦国形成双雄并立的局面。但是随后乐毅率领六队打败了齐国，齐国差点亡国，只剩莒和即墨两地，最后田单用火牛阵收复了一些失地。但齐国还是衰落了，只剩强秦。长平一战，秦国打败了六国中实力稍强的赵国，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最终扫平天下，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倡其说，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兵家、纵横家、农家、杂家等纷纷登台亮相，中华文化处于鼎盛时期。
秦始皇当政后，建立郡县制，也就是层层施控、上级命令下级的人治官僚制度（现代文明是法治分权的制度），同时，他采取法家的消灭文化的愚民治国态度，焚书坑儒，苛刑酷政；结果，秦祚短促。汉朝初时，吸取秦亡教训，“与民休息”，萧规曹随，采纳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大大增强了国力。但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进入了漫无止境的独尊的时代，文化趋于毁灭，民族的活力和创造性被窒息。
这就是中国的特点，国家纷乱才有文化繁荣，国家“太平”必然文化灭绝，“太平”就是专制、文化专制、官府垄断资源。
所幸我们有孔子、老子、庄子，否则我们无以面对人类文明。
二
孔子首先是个伟大的教育家，是第一位人格的教师。他首次向民间普及教育，改变了学在官府、官师不分的局面；他提出“有教无类”（一切人拥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的思想，为后来的科举制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也使得中国哲学成为大众化的知识；他主张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对师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主张以“仁”为教育的核心，让人们自爱而爱人，行“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提倡知仁行仁、中庸中和、“不忧”、“不惑”、“不惧”的修身要求，认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温而厉”，“恭而安”；他主张面对道义，学生不必谦让，“当仁不让于师”；他注重人格感化，率先垂范：“其身正，不令而行”；他承认学问是从学习而来的：“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重视年轻人，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如果孔子不问，一直做教育家的话；如果他不被后来的统治者利用，被神化，成为棍棒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个完美无缺的人，是个让我辈仰之弥高、顶礼膜拜的伟人。
孔子奠定了科举制度的理论基础，但这科举却成为统治者巩固专制制度、避免社会对抗的工具。科举使得贵族与平民双向交流，特别是使得老百姓可能“当官”，这让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小民垂涎欲滴，自觉放弃了改良坏的制度、的想法。
与其说孔子是个哲学家，不如说是个思想家。他提出了“仁”、“礼”、“和”、“大同”等思想，目的是治理社会，扭转的。
中国人急功近利，不做见不到眼前利益的学问。
所以，即使像孔子，其哲学理论也是支离破碎、缺乏理论深度、不成体系的，但作为理论家，他却是伟大的。
孔子的“仁”就是要统治者停止攻杀，时刻想到的利益；要诸侯贵族“能近取譬”，以己度人，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别人想一想：你想利益，别人也想，为何抢夺，为何贪得无厌？你想活命，别人也想，为何杀戮，为何不尊重别人？你不想饥寒交迫、妻离子散，别人也不想，为何让别人骨肉分离，血流成河？
孔子要统治者施仁，克己复礼，克制自己，自觉不贪不夺，讲人道，爱别人，这无疑是对牛弹琴。他不讲民众的监督、的，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等人相差甚远。
学生问孔子如何治理社会，孔子曰：“也必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也就是说，他要让君臣父子、各种社会关系符合它的称号，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要像个君主的样子，不能胡作非为，臣子要像个臣子的样子，不能犯上作乱，父亲要像个父亲的样子，不能有违父道，儿子要像个儿子的样子，不能悖于孝道。因此，孔子要求恢复周礼，对社会“齐之以礼”，实行礼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样就形成一个有道的社会了。
中国人治理社会流于人治，从来以“精神文明”教育为主，辅之以惩罚人的刑法。孔子反对法治，认为那是外在的强迫，不如从内心顺化、教化、奴化来得高明。而西方人重视法治，不相信任何人，认为权力必然带来腐化、堕落，必须对之加以监督；法治首先是保护，其次才是惩罚人；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法治、、平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礼”的运用便是“和”，儒家强调“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流（不流于众俗）。”日本人自称是“大和”民族，早年----法即规定“和”的民族精神，如今日本的企业间也是既讲竞争又讲协作，他们法人参股，各企业命运相通，同时，每一个企业内部劳资间、上下级间亦构成一个和谐的命运共同体，所以，儒家的“和”的精神在日本得以很好的体现。反观中国––––––“和”的概念的发源地，人与人倾轧，面和心不和；企业与企业出口时争相削价，致使国家损失惨重。所以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几个中国人是条虫。
儒家信命。孔门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正因为相信命，因此，孔子相信上天委托给自己的使命–––––––“天生德于予”；“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也正因为相信命，所以，不患得患失，心胸博大–––––––“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
中国人大多是命定主义者，所以，少有闯劲，少有冒险，少有抗争。
孔子信命、畏天，但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子不语怪、力、乱、神”。子路问他鬼神之事，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敬鬼神而远之”。有人问死的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中国人大抵是无神论者，尽管民间有许多支离破碎的鬼神信仰。但如信孔子、关公、妈祖、灶王、土地神、八仙、菩萨等，与其说是信鬼神，不如说是以此寄托对生活、生命的留恋。
如此无超然的信仰、无纯正的宗教，有时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但在社会剧变时期它会导致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瓦解，所以，中国人的世俗思想、价值观很容易发生动摇、崩溃。如晋时、明末、“五四”时期、时期。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可见，孔子有浓郁的道家出世思想。它也说明，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是儒中有道，道中有儒（老子庄子也有治世的思想）。
但孔子为什么没有出世做隐士呢？隐士们讥讽他“累累如丧家之犬”，在无道的乱世还到处奔忙，可孔子回答得很好：“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易也（假若是个有道的社会，我孔丘就不参与改革了。正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我要挺身而出！）”
可见，孔子有一种气节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有一种乐观进取、追求“道”的精神：“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
关于单个的人的xx教生存论——祁克果宗教哲学思想述评（中）_行政论文 第五篇
关于单个的人的教生存论——祁克果宗教哲学思想述评（中）
发布时间： 20xx-7-5 作者：孙毅
第三节 祁克果对客观反思方法的批评
祁克果对思辩哲学方法的批评更进一步体现在他对“反思”方法的批评上。 在黑格尔看来，反思方法是哲学科学的重要方法。 所谓反思简单地说即精神或纯粹理念对自身的意识和思想。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它是以概念的方式进行着， 因此精神或纯粹理念和它自身形成了对象化的关系，精神既是思想的主体又是其客体， 两方面在一种演进的过程中合为一体。 祁克果对这种客观反思方法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它对主体思想者自己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上。
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祁克果与黑格尔思想的区别，在一个根本点上， 表现为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教。 黑格尔的出发点是力求通过一种绝对理性自身的辩证发展过程，最终达到一种科学的、绝对的真理。 而祁克果（克里马库斯）的出发点是生存中的具体个人。从一个处于具体生存中的主体思想者的角度来看，克里马库斯认为， 思辩哲学中的对象性反思方法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总是事后的智慧”：
按照黑格尔，真理是那连续的世界－历史过程，每代人或这个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是这真理的合法的、却也只是部分的因素。......直等到事后，人才开始明白自己是否是幸福的，因而，只有下一代人才开始明白上一代人中有什么样的真理。
思辩反思这种“事后”的特征是由其对象性的方法所决定的， 即唯有当事的思想者从自己具体的生存过程中出来，身处于“局外”基点时，他才可能进入那种思辩的过程， 有可能将其生活作为一种对象来进行思索，但当主体思想者处身“局外”时， 对生活的这种反思还有可能对生活作恰当的把握吗？
哲学中所说的生活只在事后才被理解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人们因此忘了另一句话---生活要事先活过。我们越多地思索这后一句话， 就越会肯定地说，具有易逝性特征的生活永远不会被恰当地理解。原因很简单，在任何时候人都不会在一种完全宁静（静止）之中取定一个基点---唯有在“事后”。
其实这时所说的“事后”就是指生存思想者对自己生存的中止或悬置。 这就引出祁克果（或克里马库斯）对思辩反思的一个最主要的批评：这种反思中止了具体生存者的行动，造成了对“行动的悬置”（suspension of action）。 这种情况的发生通常会以如下的方式。对直接性的反思性要求人们能够暂时地把他们的审美、宗教、、 科学和伦理的前提悬置起来，以便能批判地审查它们。它们至少被设定为是有疑问的， 对它们的批评性审查，代替了在这些前提下去行动。对这些前提一步步地追索下去的话， 思想的过程则代替了实际的生存过程。这时具体的主体思想家已不再是生存中的个人， 而成为以“纯思想”作为自己“生存”的思辩哲学家：
他将不再把自己作为一个生存者，因为他本身已得不到生存，因为他身上已没有任何后来要被理解的东西。
这里要注意的是，祁克果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反思方法，他所批评的乃是人们对它的误用，即当人们把反思本身作为目标时，所造成的思想与行动的混淆。在他看来， 反思对一个生存者在生活中有负责任的和清醒的行为来说，只是一个必要条件， 而非人们误以为的那种充分条件。当思辩思想家忽视了这其中的区别， 以“纯思想”代替自己实际的生存时，它对祁克果所关心的个人的道德－宗教生活就可能是有害或危险的：
反思本身并不是恶的，只是其所涉及到的反思的条件和情结，在把行动的能力转换成逃避行动的方式时，就既是败坏的又是危险的，它最终把人引向一种退后的运动。
因此从祁克果个体生存的角度来看， 思辩哲学的反思方法把具体的主体思想者变成为其生存被悬置起来的“旁观者”， 在个人实际的生活（行动）与其反思的思想之间插入了一道深深的裂隙，这种裂隙同样反映在反思所使用的概念方法上。 如果思辩的反思只在生存者中止了自己的生存才有可能， 如果这种“事后”的反思不可能完全把握个人的生存处境或过程，那么，这首先是通过语言表达上的困难表现出来。实际上，一旦回到具体个人的生存这个角度， 语言在把握个体生存过程的当下性（或直接性）上所表现出的有限性，就突出地表现出来：
一旦想要表达这当下性，我就会遇到困难。当下性根本不允许它自己被表达出来。因此，我一用语言来表达当下性，矛盾就出现了，因为语言是观念性的。
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矛盾：一方面，人们无法用语言完全地表达和把握实在（当下性），但另一方面，人不借助于语言又意识或超越出当下性。然而，这种矛盾在思辩哲学中，当语言作为一种观念或概念，作为人思索现实生存处境的中介，本身成为思想的对象时，它才愈加突出地表现出来：
那取消当下性的是语言，假如人不会说话，他将滞留在当下性中。约翰尼斯认为这一点可以表达为：当下是现实，语言是观念性，因为我一说话，就会引起矛盾，......我所说的远非我想要表达的。我无法在语言中表达现实，因为要描述它，我就要用观念，这就是矛盾、非真理了。
因此，在克里马库斯看来，造成这种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将语言作为观念来对象化的使用。黑格尔对此问题的解决，就是通过一种概念或命题的辩证法， 试图来消解这个矛盾。然而，正如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 由于思辩哲学并没有把主体思想者引向其具体的生存，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祁克果对此问题的解决是与他整个思想的出发点相一致的，即对人的认识， 对人生存实在的认识，最终都归结为是具体生存中的个人对自己的认识， 是主体思想者对自己生存处境的认识， 这时个人对自己的反思是其作为“局内者”通过自身“内向性”对自己的反思。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下一章中作详细的。这里主要要强调的是， 这种个体性的自我的反思（self-reflection）与思辩性的反思比较起来，是一种人认识自己的非对象化的反思方法。
因此，作为对上述“反思病”的治疗，祁克果强调，在个人生存领域， 针对人所关心的伦理和终极性问题， 具体生存个人的反思应该是“双重反思”（ the double reflection）。这是由主体思想者在自身生存处境中的双重身份所决定的，他既是一个具体的生存者，又是一个主体思想者，他思想的任务应该同时包括这两个方面：
个体思想者的任务就是去认识在生存中的他自己，......这个个体思想者既是一个生存着的个人，又是一个思想着的个人，......在他所有的思索中，他必须把自己是一个生存着的个人的思想包括在其中。
因此主体思想者作为个体的反思包括两个维度。首先， 它是指将思想或学说当作思想或学说来反思；其次，在此同时，把思想或学说的范畴反思回到人自己，或者更确切地说，把人自己的生活反思进思想的范畴之中。这里我们看到， 祁克果确实不是一般地反对反思方法。只是他对反思的理解已经和思辩哲学对反思的理解有较大区别。 祁克果对反思的理解比较宽泛。反思不仅包括个人的思想和理智活动， 也包含个人的想象和情感生活的特点与格调。 例如，个人对自己未来的梦想和打算等。所以当祁克果说到个人的反思时，他更强调的是个人与自己的关联，这种关联绝不仅仅是理智方面的关联， 同时还有意愿和情感方面的。在这样一种自身关联的背景下去反思一种与自己生存有关的学说或理论，那么对于个人的生存而言，这种反思便表现为一些可能性。换句话说，反思不能代替个人在这些可能性之间的抉择，它只是提供生存的可能性。 这一点决定了反思这个因素在个人生存中所起的作用。
第三章 单个的人的概念
单个的人这个范畴是祁克果思想中的核心范畴， 这个范畴贯穿了祁克果思想的整个发展阶段，成为理解他思想的主导线索。祁克果自己也因此把这个范畴称为是他的范畴，甚至他让人们在他的墓志铭上镌写的仅有的几个字就是“单个的人”（den Enkelte，英译the single individual，也译为“那个个人”）。 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范畴只对他个人有意义，而是他对每一个读他作品的人的希望，即成为一个单个的人。 这个单个的人的目标，是他作为一个宗教思想家整个著述的目标， 也是他一生思想所围绕的一个主导范畴。 下面我们首先这个范畴在语义、 形而上及宗教层面上所具有的内涵；其次，我们主要沿逻辑的角度，这个范畴在形而上层面上所包含的几方面要素；最后，我们会沿时间的角度，单个的人与其生存过程的关系。
第一节 “单个的人”的含义
祁克果几乎是在其著述生涯的开始，就把他的每一本署名著作， 即他的所谓《造就讲章》（Upbuilding discourse，也译为《训导书》），题献给“那单个的人，那个我带着快乐和感激以此相称的我的读者”。 当他在1843年第一次用这个词时，他心里所想的“那个个人”，那个唯一能够理解他想要说什么的那个人，就是端金娜．奥尔森，那个他与之解除了婚约的女友。 他最初著述的很大一部分动机是要写给她。祁克果自己也说：
当我在1843年的《两篇造就讲章》的前言中首次用到‘单个的人’范畴时，它对我还只有私人的含义。那时这个概念本身的含义还不是那么明确，所以要不是出于这种私人含义，我可能还不会马上用到它。但当我出于某种动力，第二次把它用在《不同精神中的造就讲章》（1847）的前言中时，我开始意识到我所做的有更一般的含义。
后来他越来越意识到这个范畴的重要性， 开始沿着
拒斥形而上学——论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及其局限_行政论文 第六篇
拒斥形而上学——论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及其局限
发布时间： 20xx-10-10 作者：胡 玻
内容摘要：现代哲学把传统形而上学看作是无意义的虚假陈述而加以拒斥。首先是维特根斯坦依据其语言图像理论而认为形而上学的问题和命题都是无意义的，随后逻辑实证主义者从经验主义的可证实原则出发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再其后蒯因以他的“本体论承诺”理论仍然坚持否定哲学具有陈述存在的意义。在我看来，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在根本上是不成功的，但它仍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而具有启示意义和广泛影响。
关键词：哲学 拒斥形而上学 无意义性 评价
现代主义或哲学，是对兴起并盛行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由几种哲学流派和哲学理论所共同构成的一种哲学思潮的称呼。这些思想流派和理论的共同之点就在于，都非常重视对语言的逻辑，语言不仅是进行哲学研究所必须的方法，而且也是哲学活动的全部内容和目的本身。另一方面，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拒斥，也是贯穿在整个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根本的主题和宗旨，主义思潮从兴起到发展都同这个主题或宗旨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围绕着哲学把形而上学看成是“无意义的虚假陈述”这一基本观点，着重探讨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维也纳学派以及蒯因哲学的反形而上学思想，旨在清理线索、考察实质，并力求从哲学自身反思的高度上对其局限和意义有所把握。
1．哲学的问题和命题都是无意义的
维特根斯坦是现代哲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主义反形而上学传统的第一位肇始者。其前期的哲学代表作《逻辑哲学论》对作为逻辑实证主义[1]中坚力量的维也纳学派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以至于这个学派中的许多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把维特根斯坦视为他们的同路人，并把《逻辑哲学论》一书奉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宣言书和“圣经”。在这部著作中，维特根斯坦首次表达了他的反形而上学思想，认为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企图“说不可说的东西”，其结果却是提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和命题”。维特根斯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这一批判，又是建立在他的语言图像理论的基础上的，在这个理论中，他首次提出了语言的界限问题并由此而表明传统哲学的错误之所在，因此，“语言图像论”就是维氏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起点和依据。
语言图像论的核心观点是：每一个基本命题，都是一个基本事实的图像。由此又可以引伸出，由所有的命题构成的整个语言系统就是由所有的事实构成的整个现实世界的图像，简言之，语言是现实世界的图像。把语言看作是现实世界的图像，这是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思想与实在的关系问题上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问题是，通常当我们谈到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图像时，总是意味着它们之间有某些相似的地方，那么语言与现实之间究竟有什么相似之处呢？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说应如何理解才是恰当的？
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图像”这个概念意味着一种具有可感性质的东西，说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图像，就是说一个东西再现了另一个东西的某些可感的经验特质，或者说，作为图像的东西与作为原型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某些经验性质上的相似之处。比如一幅山水画，就是对它的原型——现实中的山水的再现，被再现的就是山水的形状、色彩、方位和大小比例等经验特质。然而，当维特根斯坦说“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命题是我们所想象的实在的模型”（4.01）[2] 时，并不是在这种“相同的可感性质”意义上来来使用“图像”这个概念的。因为命题是由各个语词构成的，这些语词同现实中的事物之间没有任何经验性质上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一个由语词组合而成的命题也不可能与一个由事物构成的事实之间有任何相同的可感性质。所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图像，实质上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而非经验意义上的“图像”，它仅仅指的是一种逻辑结构图。命题虽然不可能与事实有任何相同的经验内容，但命题的逻辑结构却与构成事实的逻辑结构是一致的。说命题或语言是事实的图像，就是说命题以自身的逻辑结构再现或描绘了现实世界的逻辑结构。可见，命题仍然是一种“图像”，但它不是以可感的经验性质为内容的图像，而是以抽象的? 呒峁刮谌莸耐枷瘛?/P>
维特根斯坦始终没有讲得很清楚的是，命题与事实共有的逻辑结构，究竟是经验事实自身所具有的呢，还是我们在运用语言描述它们时才赋予它们的。他有时似乎倾向于认为经验事实自身并无逻辑，事物之间的组合纯粹是偶然的；有时又倾向于认为事实本身是有逻辑结构的。如他说，“在图像和被图示者中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因此前者才能是后者的图像”，（2.161）又说：“任何图像，无论具有什么形式，一般说来要正确地或错误地图示实在，就必须与实在具有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逻辑形式，即实在的形式。”（2.18）联系其上下文来看，认为实在世界本身就有逻辑结构显然更能与维特根斯坦的整个思想观点相协调。他进一步指出，在命题与事实的逻辑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首先，命题中包含的名称要素与所描绘的事实中包含的对象要素是相对应的，“在图像中图像的要素代表对象”（2·131）；其次，命题中包含的名称以某种方式组合在一起，构成一定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与事实中包含的对象之间的组合方式或逻辑结构也是相对应的。只有处于这样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命题才可能成为描绘事实的逻辑图像。
根据命题与事实的这种一一对应关系，维特根斯坦又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语言的运用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经验世界的界限。语言与经验世界具有共同的逻辑空间，这就表明了，语言是与经验世界相对应的语言，它是用来描述经验世界的，而一旦超出了这个经验世界的范围，则没有语言可以与之相对，即不可能用语言来加以描述。如果我们一定要将语言运用到经验世界之外，去陈述诸如“世界整体”这样的非经验的对象时，我们的语言（包括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就会陷入逻辑混乱之中。有鉴于此，维特根斯坦就提出了为语言划界的问题，并声明他写作《逻辑哲学论》的根本意图正是“想要为思想划定一个界限，或者毋宁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个界限”。[3] 所谓“为思想的表达划界”，就是要在能够由命题（语言）表达的东西和不能由命题表达而只能显现的东西之间划一条界限：在界限的这边就是实在的经验世界，它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对象；在界限的另一边则是非实在或非经验的领域，它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7）。
需要指出的是，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超出经验之外的东西虽然是不可言说的，但确实是存在的，他称之为“神秘的东西”。他说：“确实有某些不能言说的东西。这些东西显现出自己，它们是神秘的东西。”（6.522）在他后来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甚至认为，不能言说的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他写道：“当时我要写的是，我的著作（指《逻辑哲学论》一书－－笔者注）由两部分组成：写在这里的再加上所有我没写的。正是这第二部分是重要的部分。”[4] 可见，在承认非经验事物的存在这一点上，维特根斯坦与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区别或分歧仅仅在于：传统哲学家认为超感性的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可以对之进行思考和表述的；维特根斯坦却认为，超越的东西虽然存在着，但我们却不能对之进行思考和表述，而只能保持沉默。然而，传统哲学家经常加以探讨的对象，却恰恰正是这些本来应当对之保持沉默的东西：如作为整体的世界问题、语言的问题、逻辑问题、自我问题、伦理学问题及人生的意义问题等等。据此，维特根斯坦就得出了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以往的全部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总是企图去思考和言说不可说的东西、神秘的东西，其结果却只能是得到一些既不能被验证同时又不合逻辑的无意义言说。这些言说无所谓真假，因此也就没有意义，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关于哲学问题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错误的，而是没有意义的”（4.003）。
对于无意义的哲学命题，就必须把它们从我们的语言系统中清除出去，而这首先是要为语言划定一个界限。当把哲学命题从语言中清除出去之后，剩下的就只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了。维特根斯坦说，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之外，我们不要说任何其它的事情，因为“一切真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4.11）。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哲学不再去陈述超经验的对象时，它又不能归在经验科学之内，那么哲学还能做什么呢？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哲学应当是一种旨在澄清思想或命题的活动。“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哲学的工作主要在于解释。哲学的结果不是一定数量的‘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哲学应该使思想清晰，并且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4.112）。这就是说，哲学仅仅是一种为语言划界并进行语言的活动而不再是一个命题体系，它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澄清并纠正我们思想和语言中的逻辑错误。然而颇有意思的是，《逻辑哲学论》全书中所提出的七个基本命题，却恰恰是一个命题的体系；它们所探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属于“不可说的”的超经验领域的。就是说，维特根斯坦一方面极力反对提出任何超经验的哲学命题，但另一方面他自己却又提出了这样的一些命题。对于这种矛盾的? 纯觯馗固咕蜕昝鞯溃骸叭魏瘟私馕业娜酥站恳鲜兜轿业拿馐俏抟庖宓摹Ｕ庑┟庵皇撬美磁实堑慕滋荩彼搅苏庑┙滋葜螅匦肱灼飧鎏葑印Ｋ匦氤秸庑┟猓缓蟛拍苷返乜凑飧鍪澜纭保?.54）。然而，对于想要表明他的哲学命题的无意义性而言，这个申明显然并不是很有说服力的，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正是被他称之为“无意义的”的许多哲学命题，构成了我们进行其它科学研究活动所必须的前提即“梯子”。
2．拒斥形而上学
以
“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札记_行政论文 第七篇
发布时间： 20xx-4-28 作者：谢爱华
一、“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维特根斯坦就这样以神秘的朦胧诗一般的语言结束了他的《逻辑哲学论》。就是这本不到10万字的格言体著作，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哲学流派，扭转了20世纪哲学的方向。它是20世纪享有盛誉的哲学团体“维也纳小组”的“圣经”，在学术聚会与学术沙龙上被逐字逐句的朗诵和讨论，而维特根斯坦本人却以他特有的高傲多次拒绝成为这个著名小组的成员。
美国著名哲学史家W·考夫曼曾经说过：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标志是：他的出现为哲学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而这样的事情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一生中居然做了两次！
如鹰鹫般棕色而瘦削的面孔，目光深沉有神，举止灵活有力，特立独行，天马行空，没有恋爱，没有婚姻，没有朋友……这就是维特根斯坦，20世纪哲学革命中神话般的英雄。
还有，一个同性恋者，抑郁症患者，多疑，狂躁，伴随一生的“自杀情结”，生前身后的荣辱毁誉……这也是维特根斯坦，20世纪哲学的天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维特根斯坦应征入伍。未经作战即成为意大利人的战俘。而《逻辑哲学论》的手稿即是在战火纷飞中完成的。
维特根斯坦后来对自己应征入伍动机的解释是：“是因为我有自杀倾向，而没有比战争更好的自杀方式了。”
被捕时，维特根斯坦正骑在炮筒上，用口哨吹着贝多芬第七交响乐的第二乐章。
什么是“可说的”？
所有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可说的。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什么是“不可说的”？
生命。伦理。价值。情感。宗教。。想象。直觉。形而上的本体……一切可以赋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东西，都是不可说的。它们是如此神圣之物，以至不能被说，只能在沉默中显示。
凡不可说的，只能显示。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维特根斯坦在写给好友冯·费克尔的信中如此解释他的《逻辑哲学论》：
“本书的观点是伦理的观点……也许这是开启这部著作的一把钥匙……：我的书由两部分组成：这里描述的部分加上所有我还没有写的东西。确切地说，正是第二部分相当重要。”
不可说的、只能在沉默中显示的东西，永远比可说的东西重要。生命和文化永远高于自然和技术。
于是：
“凡可说的，都是可以说清楚的”，“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何等简洁、明了；何等单纯、透明。一如主人的衣着，简朴、整洁；一如主人的住所，一床、一椅、一桌，几盆鲜花。哲学的空间纤尘不染。
简洁与单纯是哲学的最高境界。能将哲学还原至此境界的思想者，非大师莫属。
我们还需要说什么，我们又还能说什么呢？
当有人告诉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剽窃了《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时，维特根斯坦大度的一笑：“我不在乎一个小孩偷了我的一个苹果。”
因此，哲学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终结了。因为“所有的哲学问题都解决了”。
维特根斯坦有力地挥动手臂，大声向世界宣告。
维特根斯坦走了，走的如此潇洒从容，充满自信。
二、乡村教师
维特根斯坦离开了哲学的王国，离开了城市的喧嚣，到奥地利三个偏僻的乡村当小学教师。
那些偏僻的小山村，如果不是维特根斯坦，历史学家将永远不可能知道它们的名字；而那些有幸受教于维特根斯坦、如今大部分早已作古的村民，也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他们曾经和一个世界级的哲学大师一起生活、学习。
维特根斯坦曾多次表示不愿意做大学教师，他甚至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大学教师，又是一个诚实的人。
这使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个律师的墓碑上刻着：“这儿躺着一个律师，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过路人看见后惊讶的说：“真没想到这么小的地方居然躺得下两个人！”
但维特根斯坦那过于直露的自白仍然让我震惊！不仅因为我生活于有着“天、地、君、亲、师”的文化传统的中国，教师被视为“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更因为我自己是一名大学教师，我内心深处时时由衷的泛起一种职业的自豪感。
直到有一天，某个突然发生的情境闪电般击中了我的生活，若不是那个突如其来的“内心事件”（借用萨特的术语），我也许永远无法体认维特根斯坦内心世界的矛盾与情感冲突。
那是在别人看来一件极不足道的小事：我和往常一样站在讲台上，阶梯教室座无虚席。我几乎像一个动了感情的演员，深深沉浸于自己的角色，忘记了周围世界的存在：我和萨特一起为人类的自由呐喊，和尼采一起感受“上帝死了”对西方心灵造成的巨大震撼，和加缪一起思考人生的荒谬与永恒的“存在之谜”，和弗洛伊德一起向人性深处最隐秘的角落开掘……我讲述着公元前800-600年，那个被雅斯贝尔斯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那个诞生了佛陀、耶酥、、孔子、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时代，文明的薪火代代相传，使无数世纪的人类心灵沐浴它的绚烂与壮丽……我深陷于自己的不能自拔，以至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给学生留下思考的空间。我渴望与年轻的心灵对话，因为我深知，智慧的交流与碰撞如同电光石火，是人类思想保持创造力的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一阵短暂的寂静后，台下一个声音悠悠响起：
“老师，请问考试怎么考？”
我的脑袋突然出现空白，我一下从天堂跌落到地狱，我的自尊和自信一瞬间被彻底击垮。
据维特根斯坦说，在剑桥的讲台上，有一天，他脑袋里突然出现空白，面对学生，他突然感到无话可说。
那么，当他来到偏远的乡村，面对那些嫩稚单纯、未被世俗污染的孩童，他是否由衷感到了灵魂的安宁与幸福？
我深深理解维特根斯坦。
三、“反哲学”的哲学家
1929年，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6年的乡村小学教师生涯，不仅抚慰了他那颗浮躁的灵魂，而且他对哲学也有了新的体认。
他重返哲学的王国。而这一次，他是以彻底“反哲学”的斗士的姿态出现在哲学舞台上。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古典还是现代，我都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后期维特根斯坦那样如此极端的反对哲学、并强烈要求取消哲学的“哲学家”。
“哲学是我们的理智冲撞语言的界限留下的肿块。”
“哲学在于语言的误用”，是哲学家“神志昏迷”与“理智痉挛”的结果。
“什么是哲学？是给苍蝇指出逃出捕蝇瓶的道路。”
“哲学的目的在于治疗。”
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是：本不该有哲学问题，哲学问题的出现是哲学家误用了我们的日常语言，说了不该说的话。是典型的庸人自扰，甚至是一种病态，是哲学家“神志昏迷”与“理智痉挛”。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当一个人搞哲学的时候，让他停下来，对他进行“治疗”，让他从语言的误用回到语言的日常用法上来。这样，哲学问题就消除了，哲学家的病也就治好了。
“不要想，而要看！”维特根斯坦号召我们从形而上学的迷雾中迷途知返，回到清楚明白、单纯简洁的日常生活的世界里来。
这是对人类哲学与人类文化的彻底“解构”， 维特根斯坦是一位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大师。
就在维特根斯坦逝世后不到20年，利奥塔发表了他的《后现代知识状况》，运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语言游戏”的概念“解构”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宏大叙事”，他由此成为“后现代主义之父”。
从此，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几乎成为所有“后现代”哲学家用以“解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万能武器”。在20世纪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思潮中，无论是利奥塔、福柯还是德里达，其“解构”的锋芒几乎指向每一个被“现代性”浸染的领域，却惟独对尼采和维特根斯坦情有独钟，尊他们为“后现代”思想的先驱和鼻祖……
中国社科院的江怡博士在其著作《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中，不仅将维特根斯坦与德里达相提并论，而且富有创见性的认为，西方思想的危机经历了三个阶段：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体认到的是西方科学的危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颠覆了整个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反映的是西方哲学的危机；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则更进一步揭示了西方文化的危机，它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日常语言的使用之中！西方文化的危机已经病入膏肓，深入骨髓，浸透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这是对深深浸淫于启蒙主义“现代性”西方社会的警世危言——和尼采一样，维特根斯坦来的太早了！
四、代“后记”：Heal博士、罗素与维特根斯坦
1998年，一个酷暑难当的盛夏，“中、英、澳哲学暑期学院”在某高校大礼堂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此学院的创立与享有盛誉的英国哲学大师A. J. 艾耶尔的名字连在一起。这位与石里克、罗素、卡尔纳普等共同开创了逻辑实证主义，从而扭转了20世纪哲学发展方向的哲人，临终前留下遗嘱：将自己的全部财产作为基金，开办一所哲学学院，用于培训有志于科学哲学事业的中国学人，为东西方哲学与文化的交流搭起一座桥梁。学院每年暑假在中国大陆或港澳地区开办一届，为期一个月，它实质上为中西学人在学术上相互切磋砥砺提供了一个交流的。走进学院礼堂时，我
五蕴与十二因缘之关系及其哲学意义_行政论文 第八篇
发布时间： 20xx-12-3 作者：黄玉顺
关键词：佛教；哲学；五蕴；十二因缘；关系
摘要：作为佛教哲学基础理论的“五蕴”说和“十二因缘”说之间是具有逻辑结构的对应关联的，但并不是在同一层次上的一一对应。五蕴是十二因缘的十二支的共同基础。它们之间具有源流的关系，即五蕴是比十二因缘更原始的理论。从五蕴到十二因缘的传承不是一种直线的发展，而是发生了从朴素存在论向精致人生论的根本视角转换。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Pa?caskandha and Dvādasāngpratītyasamutpāda
And its Philosophical Meanings
Key words: Buddhi, philosophy, Pa?caskandha, Dvādasāng-pratītyasamutpāda, Relation
Abstract: There is some corresponding link of logical structure, but not the relation of correspondence one by one at the same level, between Pa?caskandha and Dvadasang-pratityasamutpada, both of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theory of Buddhist philosophy. As the source, Pa?caskandha is a theory more primeval than Dvadasang-pratityasamutpada as the cource. Each branch of Dvadasang-pratityasamutpada takes Pa?caskandha as its fundamation. The development from Pa?caskandha to Dvadasang-pratityasamutpada was not a straight line. The essential turn of visual angle from naive ontology to profound theory on life had took place.
如果不理解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之一的佛教，就既不可能全面理解世界文化，也不可能透彻理解中国文化。这里首先要求的是理解佛教的“五蕴”说和“十二因缘”说，因为它们构成了全部佛学的基础理论。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对五蕴和十二因缘各自的宗教哲学意义、尤其是这两套理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都还不是十分清楚。这里所说的“关系”既指它们之间的共时的逻辑关系，亦即两者是否在同一层次上一一对应的问题；也指两者之间的历时的启承关系，亦即孰先孰后的问题。
这里的将从“佛教哲学-宗教哲学-哲学”的角度入手，因为五蕴说和十二因缘说都属于“佛教哲学”这个理论层面。佛学较之其它宗教理论的特点之一，在于哲学理性思维的特别发达，因为它之追求解脱的道路，乃在于“佛”（Buddha）即“觉”或者“觉悟”。如果说教是“因信称义”的，那么佛教就是“因觉称义”的：真正的佛教并不是“信仰了才能理解”，而恰恰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需要理解或“觉悟”的，正是佛教“哲学”告诉人们的东西。
我们的研究结果（参见下表）[2]表明，五蕴说和十二因缘说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它们之间具有逻辑结构的关联，但是并非在同一层次上的一一对应。实际上，五蕴是十二因缘中各支的共同基础。它们之间具有源流的关系，即五蕴是比十二因缘更原始的理论。从五蕴到十二因缘的传承不是一种直线的发展，而是发生了视角的某种根本转换。
五蕴（Pa?caskandha）又译“五阴”、“五众”，是指的一切现象作为“积聚”结果的五种类别，这种积聚构成了万事万物、尤其是“我”或“人”。五蕴把一切现象归结为“名色”的积聚集合的结果，以说明事物现象作为“名色”本身是没有自性的。这种观念类似于马赫（Ernst Mach）“物是感觉的复合体”的说法；但是五蕴把复合体或集合体分为五类，即色（略相当于物质现象）、受、想、行、识（略相当于精神现象），这与马赫不同。十二因缘（Dvādasāngpratītyasamutpāda）则进一步把一切现象归结为“痴”或“无明”，即未能觉悟，这又跟马赫的把一切都归结为“感觉”不同。十二因缘意在说明世俗 事物的缘生轮回，划分为“三世二重因果”，共含“十二支”，如下：
过去二因：无明→行
↙
现在五果： 识→名色→六入→触→受
↙
现在三因： 爱→取→有
↙
未来二果： 生→老死
三世之间乃是二重因果关系，三世内部则是线性因果关系；总起来看，则是一个因果链条。此所谓“因果”并不是逻辑学意义上的，而是发生学意义上的，亦即所谓“缘生”或者“缘起”（Pratityasamutpāda）：一切现象的产生、变化，都不是自有自足的，而是一定原因、条件的结果。这就是《杂阿含经》卷十二所讲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与中国哲学的“自然”（自己如此）观念大异其趣。
即便仅仅从名目看，五蕴和十二因缘之间也是具有明显的对应性的：如“色蕴”与“名色支”、“受蕴”与“受支”、“行蕴”与“行支”、“识蕴”与“识支”；研究表明，“想蕴”与“痴支”或“无明支”也是对应的。这种对应性表明了两者之间是具有某种传承关系的。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如果从三世轮回的角度来看，这两套理论之间又显然具有某种非对应性，因而具有不同的哲学意义。具体如下：
1．“色蕴”与“名色支”
所谓“名色”（Nāmarūpa）是“名”（Nāman）和“色”（Rūpa）的连称，一般认为指一切精神现象（名）和物质现象（色），而在人则指心（名）与身（色）。十二因缘中的名色支与五蕴中的色蕴是明显地具有对应关系的：“名色”包含着“名”与“色”两方面，其中“色”对应于“色蕴”，“名”对应于“无色四蕴”（受想行识）。《俱舍论》卷五说：“‘名’谓作想，如说色、声、香、味等想”，都是主观的；卷十又说：“无色四蕴何故称‘名’？”因它们都是内心主观的东西而“相隐难知”，“随所立名，根境势力于义转变，故说为‘名’。”可见无论是色蕴还是名色支，“色”都是指的人或我的根和境本身，“名”都是指的“根境势力于义转变”“随所立名”的主观“作想”。
但是五蕴中的色蕴与十二因缘中的名色支显然并不是完全对应的。（1）名色支不仅涉及“色”，还涉及“名”，亦即包含了五蕴的“无色四蕴”（受、想、行、识）。如《大乘义章》卷四说：“以‘名’宣说无色四阴，故说为‘名’。”这里，十二因缘的“名色”似乎已经包括了全部的五蕴；但实际上十二因缘既有“名色支”，也有“受支”、“行支”和“识支”，可见五蕴之“名”（受想行识）并不等于名色支中“名色”之“名”。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并非处在同一层次的概念：下文的将进一步说明，不仅是名色支，十二因缘的几乎每一支都蕴涵着五蕴；换句话说，五蕴乃是十二因缘中十二支的共同基础（参见下图）。
无明→ 行→ 识→ 名色→ 六入→ 触→ 受→ 爱→ 取→ 有→ 生→ 老死
| |
. ∧ ∧ ∧ ∧ .
色 | 受 | 想 | 行 | 识
我们仅仅根据这一点也可以断定，十二因缘理论是由五蕴理论发展而来的。（2）色蕴作为五蕴之首，遥遥地排在识蕴之前；而十二因缘的名色支，直接地排在识支之后。这是因为识支乃是今世八支的总因，而识蕴则只是并列的五蕴之一。十二因缘的排列是有因果意义的，而五蕴的排列顺序则并无因果意义：五蕴之间并不是因果关系，五蕴与现象之间才是因果关系。（3）十二因缘之名色支是指人生的第一阶段，亦即“结生”于母胎的一刹那而“有身”，此时身（色）、心（名）得到初步发育；此后身心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有人生的其他各个阶段。由此可见，十二因缘说是典型的人生哲学。而五蕴说则不然，它更具有一般存在论的意义。但这种“存在论”（Ontology）还是一种非常朴素的理论，类似于古希腊哲学初期的那种自然哲学，即基本上是一种“宇宙论”（Coology）性质的东西，意在说明一切存在现象的本原乃是“名色”的“积聚”；它对“色”的理解还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即理解为“地水火风”；它虽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说明人生，但其人生观乃是建立在朴素的自然哲学宇宙论的基础上的。而十二因缘说则是直接说明人生的，而无意于说明自然现象的本原。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便在五蕴说中，“色”也并不完全等于“物质”概念。固然，色蕴属于与“心法”相对的“色法”，可以说大致相当于物质现象，所以《百法明门论忠疏》说：“质碍名‘色’。”质碍就是具有不可入性的事物，这相当
物理学中的哲学思想探析_物理论文 第九篇
摘要：物理学作为一门最基础的自然学科，在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文化。为了充分挖掘自然科学中的哲学思想，加强科学文化与哲学文化之间的联系，文章从唯物辩证法、美学、科学道德3个方面剖析了物理学中的哲学思想。
关键词：物理学；哲学思想
物理学是一门最基本的自然学科，它是探讨物质结构和物质基本运动规律的学科，所以人们往往认为物理学只是包含一些枯燥的理论公式，而忽视了物理学中包含的人文因素诸如人文哲学思想、美学等方面。实际上，物理学在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不是为了物理学而研究物理学，而是为了有助于人类、社会以及个体人的发展而研究物理学，所有这些都涉及到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关系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1 物理学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物理学在古代被称为自然哲学，物理学作为一门精密的学科进行研究是从1687年牛顿发表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开始的。随着学科的发展与不断完善，物理学才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形成的学科，但物理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是不会被分离的。
1.1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物理学是实验科学，物理实验既是建立物理理论的基础又是检验物理理论真理性的方法。杨振宁教授说“物理学是以实验为本的学科”，物理学上很多理论都是通过实验检验论证的结果，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2 物质是普遍联系的
物理发展史上，很多地方体现了物质是普遍联系的观点。比如人们曾经把电和磁孤立起来，物理学家奥斯特接受自然力统一的哲学思想。坚信电和磁之间存在某种潜在联系，经过多年研究，终于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并由此开创了电磁学的新。把电和磁联系了起来，这正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特征——物质是普遍联系的。
1.3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
人们对物理现象及其本质的认识是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每一种理论的建立过程都体现了“实验(事实)——理论假设——实验(新的事实)——修正理论”，遵循着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比如在整个光学的发展史中对光本质这个问题的认识，先是牛顿的微粒说；再是惠更斯的弹性波动说；接着麦克斯韦提出电磁波动说；到20世纪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说。
最终人们认识到光具有波粒二象性，人类对光本性的认识就正是遵循着“否定之否定”认识规律的反映。
1.4 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
物理学中为了方便研究问题，经常抓住物体的主要特征，忽略物体的次要特征，而抽想出一些理想模型。如“质点”这个理想模型保留了实际物体的质量和存在的位置，而忽略了物体本身的大小形状，体现出辩证唯物主义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1.5 运动的相对性和时空的相对性
近代物理学的一大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涉及的哲学问题很多。最突出的就是相对运动和相对的时空观念。相对论指出：相对性原理的本质在于运动的相对性这一事实，而不存在绝对运动。相对论否定了绝对运动的存在，就否定了绝对时空的概念。它通过不变的光速把时间和空间联合为一个整体，由洛伦兹变换建立起各个惯性系之间的时空关系。
可见，不论是物理文化知识本身，还是物理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都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维方法，对人类的自然观和哲学思想有重大的影响。
2 物理学中的美学文化
2.1 物理理论的美学特征
2.1.1 简单深刻美
在一个艺术家眼里简单是一种美。自然现象错综复杂，物理学则力求用简单的方程或定律去概括自然规律，但其反映的内在规律确是非常深刻的。如能量的转化和守恒定律反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能量的转化，牛顿的三大定律更是概括了宏观低速条件下各种机械运动的规律，麦克斯韦电磁方程组将复杂的电磁现象统一其中，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基本原理简单凝练，但其中内涵确是丰富而深刻的。
2.1.2 对称守恒美
对称是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也是人们很乐于接受的一种美学形式，物理学在对自然的表述中处处显现出了这种对称的美：引力和斥力，“电生磁”与“磁生电”，粒子与反粒子，物质与反物质、圆孔或单缝衍射图样的对称、无限长直导线周围磁场的轴对称等等。物理定律对某种规范变换的不变性、守恒性更是贯穿于整个物理学的一种对称形式，物理学中有许多守恒定律如：动量守恒、机械能守恒等等。实际上，对称性已经成为当代物理学家研究物理理论的一种方法。
2.1.3 统一和谐美
物理理论的和谐统一美实际上是自然界和谐统一美的理论形态。如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把电学、磁学、光学统一了起来，量子力学把波动性和粒子性统一了起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时间、空间、物质和运动统一起来，把经典物理学都包容在他的理论框架之内，创造了程度更高范围更大的和谐统一理论。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认为：让一个方程具有美感要比符合实验更为重要。法国科学家彭加勒曾说：“科学家研究自然，是因为他从中能得到乐趣，他之所以能得到乐趣，是因为她美”。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经说过：“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跟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跟妙的地方的感受，有不同的了解，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一个工作者会发展他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跟研究方法，形成他自己的风格。”追溯人类科学源头，科学美始终被作为一种人文理想而追求，成为科学家们献身科学、潜心研究的直接动力之一。
论哲学的基本范畴_论文 第十篇
人们的行为隐含着一系列的价值取向。如果说科学的基本任务，是在客观地描述行为过程的基础上揭示行为背后的价值取向；那么，哲学就是单刀直入价值的领域，对这些行为的价值取向进行规范的解释。在哲学的上，出现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主义、制度主义、社群主义等流派，这些流派对权利、正义、公平、程序等原则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这些论争的实质是价值之争。
行为背后的价值取向，是由价值链条所构成的价值体系。厘清这些价值及其内在关联，是哲学的基本任务。有关这些价值的判断及推理，构成了哲学的基本范畴体系。在这个范畴体系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自由与秩序、与权力、分配与公平、程序与合法性。这些范畴的基本内涵以及关联性，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 自由与秩序(liberty and order)
在哲学的话语体系中，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也许应该被置于最高的价值层次。然而罗兰夫人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自由，有多少罪名假汝名进行！”罗兰女士关于追求自由有危险的观点为很多人所赞同，但是对自由本质及其价值的认识却不能获得大家一致的赞同。[1]实际上，人们对价值及其排序（priority）的认同往往是相互冲突的，从语义逻辑的角度解构和调适这些冲突，应该说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现实冲突的认识论原因，就是人们对价值及其排序的各持一端，沟通不了，妥协不成。就价值本身而言，它们不应该是断裂的，而是内在和谐的整体。自由就是这个整体的起点和归属。这个观点符合的基本主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劳动是人的社会类本质，而劳动的本质就是自由，因此自由是人的社会类本质。既然自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性，那么自由就是人类行为（如劳动）的出发点。在《党宣言》中，和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旧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也就是说，主义充分肯定了自由的价值特别是重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这就是从资本对人的中解放出来。当然，主义把自由的实现寄望于那消灭了阶级剥削和的主义社会。在主义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从不自由走向自由，也就是说，自由的社会是人类发展的归属。 就历史来看，人类社会对自由孜孜不倦的追求，归根到底是出于对专制权力（absolute government）进行防范和约束的要求。无论如何，自由提供了社会大众及边缘群体诉求权利、抵制的正当理由。因而自由往往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话语。然而，自由又是与一定社会秩序相联系的权利运动，这样的权利运动，要么是革命，要么是点滴改良。因此，自由又可以成为社会精英的动员口号。
自由的理念不是横空出世而来的，而是历史经验发酵的产物。然而，人类所记载的历史比比皆是对专制的控诉，个人的历史经历也往往是对专制权力的痛苦回忆。因此，那些呼喊自由的人们，他们的一个潜意识就是如何从根本上防止悲怆历史的重演。人们诉求自由权利的行动，既是现实权利的诉求，也是对一种良好社会的寄托。因此，自由概念的争议性质，不仅在于解释者的社会背景及其个体经验的差异，还在于人们对历史的解释以及未来的憧憬都大相庭径。
自由是在一定社会秩序中个利的张扬。自由与秩序不可分割，因为自由获得意义的参照物不是别的，正是秩序。反过来说，秩序得以存在的理由，在本质上就是为了保障作为的自由。因此，脱离了秩序，自由不能张扬。因为任何一个负载自由价值的个体，只能在社会交换中生存，而社会交换得以进行的前提是保有一定的社会秩序。自由主义者哈耶克也认为，只有有了秩序，也就是说，只有当个人的活动彼此协调一致时，社会生活才有可能。而秩序可区分出建构的自发形成的两大类。[3]同样的道理，脱离了自由，秩序不能持续。否则，任何社会秩序必然失去存在的理由而崩溃。因此，自由与秩序具有偶性关系，构成哲学的一对范畴。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并不是自由与秩序本身的价值之争。自由主义不否定秩序的价值，保守主义也不否定自由的价值。两个主义之争的实质，是自由多一点还是秩序多一点的问题，或者说是自由优先还是秩序优先的问题。了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对理解自由与秩序的偶性关系是必要的。 自由主义一般从个人主义出发，强调尊重个人的价值与权利，坚持社会秩序奠定在维护个利的基础之上，认为表现为权威、法律和制度的秩序是所有自由的个人参与缔造的产物。这就是说，自由是秩序的前提，不尊重、不维护个人自由的秩序，就没有继续的正当理由。斯蒂文·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在回答“什么是自由主义”时，指出自由主义包含如下核心规范。[4]第一，个人的安全，即强调垄断合法权力的国家机构之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监督与制约；第二，公正性或者普遍性，即同一法律制度适用于所有的人；第三，个人自由，即个人享有不受集体或国家制约的广泛领域的自由权；第四，，即通过选举或公开讨论的方式参与决策的权利。[5]霍尔姆斯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解说，尽管不会被其他的自由主义流派全部接受，但这个解说反映了自由主义者的关注点，这就是担心个人的自由权利遭受垄断的国家?Φ那址福胰Φ谋缁ご释恰拔ぶ刃颉薄?nbsp;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对某一社会秩序的尊重或维护的诉求。保守主义同样是历史范畴，脱离特定历史环境就不能理解保守主义。说起保守主义，不得不面对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这个保守主义鼻祖。他要人们相信，那些受自由（解放）所激励的革命，在破坏了旧秩序之后，并不一定能够建立那促进社会繁荣与人类解放的新秩序，因而革命者往往不能兑现革命的承诺。实际上，集结在伯克旗子下的新老保守主义者，不一定都是故步自封、死守传统的顽固分子。他们批判革命，不仅在于他们恐惧革命，还在于他们坚信传统、秩序、制度等具有牢固的历史延续性。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他们是改良主义或渐进主义孜孜不倦的倡导者。而且，保守主义对激进运动的怀疑，不仅在于他们怀疑芸芸众生的知性和德性，还在于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破旧立新”的神话！ 保守主义对传统、道德、制度、权威等的辩护，所维护的首先是秩序。然而，一定社会的秩序，总是有利于那些既得利益者集团。他们是些什么人物？他们或者是掌权人物，或者是世袭贵族、或者是社会上流，或者是这些权贵阶级的精神盟友。因此，随着社会分层的结构性变化，保守主义所维护的实质内容必然随之?浠佣苌鲂涡紊谋Ｊ刂饕濉6]当然，它们各自的特征取决于它所维护的那些阶级、那些阶层以及那些价值。
极端保守主义同极端民族主义、权威主义、极权主义具有相通性。专制统治青睐于极端保守主义的根由，在于它把秩序当作王牌，把秩序的稳定预设为价值之上的价值。极端保守主义对个人品质的预设是人性不完善。当保守主义者为了那个作为王牌的秩序而否定作为个利的自由的时候，就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的帮办。
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刻危机是极端保守主义的温床，那么以自由市场为标榜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失灵则催生了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是一种妥协运动，是有限自由与有限的混合，这种价值混合反映了资本主义混合经济的基本要求。在实践上，它所期待的是那种维护经济自由的秩序。于是，我们查看哲学的家谱，上面写有一大堆混成性的词汇，如“自由保守主义”、“保守自由主义”、“自由平等”、“平等自由”、“自由”、“自由”等等。
自由与秩序的不可分割性，使得纯粹的自由主义和纯粹的秩序主义都缺乏理据。自由与秩序其实构成一个连续的变量体（continuity）。现实中的自由与秩序构成，就是处于自由-秩序连续变量体上的某一个位置。图1的假设是，极端的自由主义处于图1的左端点F，极端的秩序主义处于图1的右端点C，现实的价值结构总是处于FC直线上的某个位置。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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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自由主义 极端秩序主义
极端自由主义与极端秩序主义，分别是从左右入手割裂了自由与秩序的内在关联。极端自由主义与无主义是相通的。无主义的根本主张就是：任何形式的都或多或少地违反了一些道德原则，因此，国家的成立，在道德上是无法找到根据的。[7]尽管国家不等于秩序，但垄断权力的国家机构得以存在的基本理由就是维护最低限度的秩序。被列入极端自由主义阵营的诺齐克（Robert Nozick），认为乃是一种必要的罪恶（necessary evil），主张最低限度的国家（minimal state）。诺齐克把限定在“守夜人”的角色上面，是基于他对权力扩张、进而对权力侵犯个人自由的深刻担忧。他的理路就是以“职能剥夺”来限制权力。这样的理念在中国那些职能改革派那里张扬得淋漓尽致。无论如何，诺齐克“最低限度国家”所预设的价值，就是维护作为个利的自由。然而，即使建立了这种“最低限度的国家”，其目标价值也不一定实现，因为侵犯个人自由的另一来源，就是任何个人都不能游离的社会。
无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突显了国家对个人自由侵犯的可能，而对社会侵犯个人自由的可能缺乏警惕。这也使我们看到，得以设立的根由或实质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就是以它的公共权力来防止社会对个人自由的侵犯。为此，有效的制度安排就是建立起维护每个人自由权利的法治秩序。
秩序是相对稳定的社会交往规则、途径和程序。建立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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