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导语，我们眼前所欣赏的本篇共有53043文字，由安南萍用心更正后，上传于范万文网！范万文小百科：农民，创作于1897年，属于契诃夫的晚期作品，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19世纪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论列宁对农民自发势力认识的转变_其他哲学论文如若你对此篇文章感觉哪里不好，请告诉我们！
【内容提要】1921年发生了两件对新经济政策的形成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一是春天发生的经济 危机；二是同年秋天商品交换计划的彻底失败。对两次挫折的反思，涉及到两个深 层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个人利益的问题，另一个是如何对待农民的“ 自发势力”。经历了一个从全力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到主张使自发势力的 体现者——中农感到经济上的活跃的转变过程。随着这一转变的发生，开始了新经济政 策的制订由不完全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关 键 词】/自发势力/新经济政策
【 正 文】
十分赞赏的经济政策，说他的“思路比较好”。其实，不是没有犯过 片面化的错误，有的错误还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任何一个人都很难避免片面化 的错误，在建设未来社会的问题上更是如此。令人奇怪的不是有过片面化的错误， 而是能够比较快地从片面走向比较全面。之所以说比较快，是因为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 23年春失去工作能力，只有不到5年半的时间，而且大部分是战争时期；而从1921 年春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到完全失去工作能力，也只有两年的时间，其中相当长 的时间还有病在身。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并留下了至今对我们很 有启示的宝贵思想，其原因的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十月革命前后的有关理论和实践说起。最初设计 过渡时期的制度，遵循了提出的科学方法：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WWW.0519news.CoM列 宁根据第二次工业革命造成的事实和过程，以德国经验(包括德国的战时体制)为借鉴， 设计了经济落后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制度——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与此同时， 把设想为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可是从事实出发提出的这个设想，既包含 着与新经济政策相通的成分，也包含着与战时主义相通的失误。
为什么运用正确的方法——从事实出发也还发生失误呢?一个根本原因是，人们观察到 的事实和认识这些事实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因此，即使从事实出发做出的制度设计也需 要由实践和经验来修正。对这一点是有所认识的，他反复强调自己对如何过渡到社 会主义缺乏足够的知识。他说：“我们并不苛求或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 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 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 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注：《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11页。)
正是由于认识到已有知识的局限，在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就提出了只能根据实践 和经验来谈论。他写道：“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 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注 ：《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08页。)“对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纲领的 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 (注：《全集》第2版第34卷第466页。)不根据经验来谈论，就不会有新经 济政策。但是有了这一条却不一定就有新经济政策。“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和“今天 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这两个著名论断，是在1918年1月和7月提出的，当时从 实践和经验中得出的建设的思路，仅仅是完善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不久 ，在1918年夏天国内战争爆发以后，又根据战时的经验设计了战时主义制度。社会 主义的历史经验证明，人们观察到的事实和实践经验是有限的，而且人们认识这些事实 和经验时往往缺乏足够的知识。就苏维埃来说，一方面，人们往往从现实的制度中 去寻找哪些部分与设想的社会有类似的或有可能接近的地方，对这些东 西会产生特殊的偏好，并加以肯定；另一方面，人们对的社会的理解， 又受到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文化的影响。例如，根据战争时期的 经验提出的通过战时主义过渡到的设想，对来说是不可想像的，是 他坚决反对的“兵营式的主义”；但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在严酷的战争环境 中，这样设想却是可能的。当事实、实践经验与原有的设想发生严重的冲突时，情况才 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二、“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
1921年发生了两件对新经济政策的形成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一是春天发生的经济 危机，暴露了农民的强烈不满，也暴露了一部分工人的不满。正是这场经济和危机 ，使决定放弃战时主义，放弃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开始走向新经济政策 。二是这年秋天商品交换计划的彻底失败表明，经过多年严加限制的农民“自发势力” 仍然顽强有力，稍有放开，就势不可挡。正是这次失败，使认识到必须废弃“直接 过渡”的计划，把商业作为中心环节，从而宣告了新经济政策的形成。面对这两个重大 事件，没有批评不满的工人和农民，也没有痛斥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思 考的是原因，使国家陷入危机的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经济战略的哲学。这个思考涉及 到两个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是利益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个人利益的问题， 另一个是如何对待自发发展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对待农民的“自发势力”。
前一个问题，在思考后有较为完整的理论概括：他承认了单靠热情和觉悟建设社 会主义的错误，得出了必须依靠从个人利益上关心的哲学结论。说：“我们为热情 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的一般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 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 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 农国家里按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 作好向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 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 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 资本主义走向，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 导到主义。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注：《选集》第3版第4卷第569 —570页。)这里既谈到了革命和为主义事业而奋斗激发的热情的巨大作用(注：“ 确实会改变人的行为。然而，关于国家和乌托邦社会有关的 大量计算表明，它作为一种初始力量在克服搭便车问题以及缔造革命领袖或诱发人们行 动方面是十分有力的，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后，随着它背离个人财富最大化的行为来源时 ，它的作用会不断减弱，东欧近来发生的事件就表明了这一点。”(道格拉斯·c.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88页。))，又看到了它 的限度，从而阐述了把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的重要。
新经济政策是从如何对待农民个人利益的思考开始的，说：“我们不应该指望直 接采用主义的过渡办法。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注：《选 集》第3版第4卷第581页。)但这个思考的成果，不仅局限于同农民的个人利益相结合， 而且得出了一个对建设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 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注：《选集》第3版第4卷第582页。)在最 后的著作之一《论合作社》一文中，他说：“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 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 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者碰到的绊脚石。”(注：《选集》第3版第 4卷第768页。)这最后一句话十分重要。如何对待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不仅在 新经济政策以前，而且在这以后，仍是许许多多者碰到的绊脚石。
三、使“自发势力的体现者”感到经济上的活跃
遇到的另一个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自发发展的问题，其 实这是许许多多者碰到的另一块更大的绊脚石。前面已经提到，新经济政策是 从实行粮食税开始的，在粮食税计划中包含着新经 济政策的萌芽，这就是一小块自由 贸易。正是顺应农民“自发势力”要求的这一小块自由贸易，成为走向新经济政策的第 一推动力。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从限制、反对农民的“自发势力”，到在一 定程度上承认和尊重“自发势力”的转变。没有这个转变就不会有新经济政策。在这方 面没有系统的理论概括，但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散见于各处。有的观点在理 论上得到了阐述；有的只是提出问题(这本身就是理论贡献)，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 新经济政策能开辟一条建设的比较全面的思路并带来巨大成就，与这些观点直 接有关；新经济政策的局限和后来被取消，又同它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有关。这是一个 非常关键的问题，但已有的研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
所谓自发发展是指不是按照预先设计的道路或制度的发展。这有两种情况：一是人们 对自己的社会活动的意义还不理解。理论突破的发生，归根到底来自那些超出原有重要 理论观点的新的实践，这些新的实践活动的后果在未被人们认识以前都带有自发性，人 们对这些新的实践的认识都要经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不是 按照某种预定的计划进行的，它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后来回顾说：“ 1921年开春以来，我们提出(还不是‘已经提出’，只是刚刚‘提出’，并且还没有充 分意识到这一点)完全不同的、改良主义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行动的办法、方案、方法 、制度。”(注：《选集》第3版第4卷第611页。)二是自生自发力量推动的发展。 包括人们通常所说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等由市场产生的自生自发力量。对于“小 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的转变，从而使农民 的“小资产阶级势力”的自发推动，成为走向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推动力。
在新经济政策以前就认识到在如何建设的问题上缺乏足够的知识，因而 他不会否定认识会有一个从不完全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制度设 计，意在限制和反对自发的发展力量。这个制度不仅允许农民的小生产存在，而且允许 资本主义的存在，但却不允许它们自发发展。当时认为，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可以用国家 直接下命令的办法、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来调整产品生产和分配。当时认为，使资本 主义大生产接受国家的计算和监督是比较容易的，困难在于使小生产也接受国家的计算 和监督。为此，1918年春天，在《论“左派”幼稚性与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详 细地阐明了为什么要把抗拒国家干预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为主要的斗争对象。 他说：“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 小资产阶级抗拒任何的国家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 主义的。”“主要的斗争正是在这方面展开。”(注：《选集》第3版第3卷第522页 。)在1921年春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后，开始改变对自发力量的态度，不再全 力反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被当作“小资产阶级自 发势力”的主要表现的自由贸易，尽管只是开放了一小块。但却由此开始了两个过程： 一个是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力量态度的转变过程；另一个是开始了新经济政策由不完 全自觉(相当程度上的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粮食税计划只是允许农民在“当地范围内” 进行一定的自由贸易，在全国范围内还是要通过国家控制的有组织的商品交换来进行。 恰恰是这个一定范围的自由贸易，自发地越出了政策所允许的范围，冲垮了有组织的商 品交换，一个广大的国内市场迅速地发展起来。1921年10月29日，在承认“商品交 换失败了”(注：《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28页。)的同时，明确改变了对农民“ 自发势力”的态度，从全力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性”，到承认、尊重自发力量，主张 使“中等的普通的农民(……自发势力的体现者)感到经济上的活跃”。(注：《选 集》第3版第4卷，第616页。)在这以后，他把“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作为“新经 济政策的真正实质”。(注：《选集》第3版第4卷，第713页。)于是，一个利用市 场机制的、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的混合经济逐步形成。
四、用“适合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平”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
无论是新经济政策以前的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还是新经济政策以后的苏联模式 ，都力图把农民组织到集体农庄中。在组织的过程中困难重重，组织起来以后农民又缺 乏积极性。这是许许多多者遇到的难题。新经济政策则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这 个难题。因为新经济政策不是用迅速根本改变农民习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而是用适 合普通农民水平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说：“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 仅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我们的功绩就在这 里。”(注：《选集》第3版第4卷，第661页。)如何实行这种结合?“我们是从农民 所理解、所熟悉、目前在他们极其贫困的境况下办得到的事情做起，而不是从在农民看 来是遥远的、空想的事情做起；证明我们能够帮助农民，党人在眼下小农破产、贫 困、挨饿的困难时刻，正在实际帮助他们。要么我们能证明这一点，要么就被农民撵走 。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全部政策的基础。”( 注：《选集》第3版第4卷，第663页。)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在谈到合作社的 意义时说：“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 这种合作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注：《选集》第3版第4卷，第768页。)
新经济政策之所以行之有效，就在于这个政策和制度不是以根本改变群众的习俗、传 统为前提，而是同群众的习俗、传统相适应的。说：“在这一方面，新经济政策是 一种进步，因为它适合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平，它没有向他们提出什么更高的要求。”( 注：《选集》第3版第4卷，第770页。)对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进步”的认识， 在以往的新经济政策研究中也被人们忽视了。这并不是说农民的习俗、传统不可能改变 ，而是说通过一时的所谓教育不能根本改变，只有通过文化的逐步演进才能改 变。这里，已经涉及到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探讨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把制度区分为正规制度和非正规制度。他指出：“ 尽管正规制约可能由于或司法决定的影响而在一夜间发生变化，但是，在考虑政策 时，内含着习俗、传统和行为准则的非正规制约可能更多地是不受影响的。这些文化制 约不仅将过去与现在和未来连结起来，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历史变迁路径的线索 。”“当正规规则因与现在非正规制约不一致而发生根本变迁时，它们之间无法解决的 紧张状态会导致长期的不稳定。”(注：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 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8、187页。)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布坎南也指出：“我们要在范畴上分清两方面之间的不同，一方面 是文化上逐渐形成的行为规则，我们不理解这些规则，也不能明确地(建设性地)修改这 些规则，它们成为我们行动能力永远存在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一套制度。我们在其中行 动，就总是在这些行为规则之中。那些文化上逐渐形成的行为规则明显地对这一套制度 施加限制，但是那些规则不一定可说成是唯一和特殊的制度结构。还有许多人们可以在 其中行动的可能的结构，这些结构(几套制度)可以相互对比进行规范的估价。”(注： 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
五、转向“渐进主义”的行动方式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说：“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 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所谓改良 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 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 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与原先的革命办法相比，这是一种 改良主义的办法(革命这种改造是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 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注：《选集》中文第3版第4 卷第610—611页。)
这不是说革命的手段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指出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这在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这是 任何力量都无法夺回去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我们通过革命手段退出了最反动的帝国 主义战争。这也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夺回去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我们建立 了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无产阶级统治的 时代，它取代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 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 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 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 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 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注：《选集》中文 第3版第4卷第639、612页。)
这里关于革命的功绩和限度以及必须转而采取渐进主义行为方式的论述，至今具有重 大的认识价值。中国的渐进改革再次证明，制度的变迁是革命与逐渐演进相结合的过程 。因为正规制度的改革要受到非正规制度的制约，而非正规制度内涵的人的文化观念、 习俗和行为准则的演进是渐进的，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根本的改变。(注：诺斯在谈到 这一点时说：“制度变迁一般是渐进的，而非不连续的。它们是如何渐进式变迁的，为 什么会这样，以及非连续的变迁(如革命或武装征服)为什么很少是完全非连续性的，这 些都是社会中的非正规制约嵌入的结果。”“关于制度变迁的唯一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 要掌握的，这就是制度变迁中的绝大部分是渐进的。”(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 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7、8、119、124页。))这个视角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列 宁把“文化革命”作为工作重心的深远意义。他说：在制度建设上，“只有那些已经深 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算作已达到的成就”。(注：《选集 》第3版第4卷第785页。)
【内容提要】在同马赫主义斗争的过程中，褒贬鲜明地批判了相对主义，集中地阐述了真理的 客观性、绝对性和确定性。但是没有简单地否定相对主义，而是在对其进行科学分 析的基础上，既揭示了相对主义同唯心主义的必然联系，又客观地了相对主义同辩 证法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并阐明了相对主义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体现了唯物而 辩证的思维方式。
【英文摘要】in the struggle against marhi,lenin definitely criticized relativity and focused on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objectiveness absoluteness and definiten ess of truth.however,lenin did not hold a negative view on relativity,instead,he not only reflected the na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ityand ideali but also yzed objectively the inseparable connectionetween relativity and dialectics,and illustrated the role and position ofrelativity in cognition on the basis of scientific ysis,which fullyshows his material and dialectical way of thinking.
【关 键 词】相对主义/客观真理/辩证法/relativity/objective truth/the dialectics
【 正 文】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中，以独特的视角对真理的绝对性、客 观性和确定性作了集中而深入的阐释，并且立场坚定、褒贬鲜明地批判了相对主义。wWW.0519news.com但 是并没有简单地否定相对主义，而是在对相对主义进行科学的基础上，既揭示 了相对主义同唯心主义的必然联系，又客观地了相对主义同辩证法不可分割的密切 联系，阐明了相对主义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体现了辩证而又唯物的思维方式， 给人以深刻的思维启示。
一、相对主义为辩证法打开了大门
关于相对主义，的解释是：“相对主义的原理，即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原理。”[ 1](p211)不难看出，是将“相对主义”视为同“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相等的概念。 而将其称之为是相对主义的“原理”或“原则”，表明对相对主义的重视程度——视其 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
关于知识的相对性问题，恩格斯早在批判杜林的所谓“终极的真理”时就指出：“认 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 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 陷的和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么 ，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2](p431)。继承了这一相对性的思想，他说 ：“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 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1](p193)“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认为：任何关于物 质构造及其特性的科学原理都具有近似的、相对的性质；自然界中没有绝对的界限；运 动着的物质会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在我们看来似乎和它不可调和的另一种状态；等等。” [1](p192)在看来，一切关于自然界的理论知识都是相对的，都是对辩证唯物主义 的证实。
很重视对知识相对性的认识。在他看来，如果能认识到知识的相对性(即相对主义 的原理)，就接近了辩证法。在谈到杜恒费了莫大的力气，从物理学史上引用了许多在 马赫的书中也常常可以看到那种有趣的、有价值的例子来证明“物理学的一切规律都是 暂时的和相对的，因为他们是近似的”时，说：“主义者在读到关于这个问 题的冗长议论时会这样想：这个人在敲着敞开的大门!但是杜恒、斯塔洛、马赫和彭加 勒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没有看见大门已经被辩证唯物主义打开了。”[1](p213)
相对主义不仅被辩证唯物主义打开了大门，而且是辩证法不可缺少的内容：“辩证法 ，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1](p97)。一 般的辩证法包含着相对主义的因素，主义的辩证法是否包含着相对主义的因素呢 ?的回答是肯定的：“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 1](p97)。抓住了相对主义这一辩证法的因素，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唯物主义认识 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相对性原理，并以相对和绝对的辩证关系为纲，展开了对认识辩 证法的阐述：
其一，提出了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是相对的观点。在批驳马赫主义者对唯物主义物 质概念攻击时，坚决捍卫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同时又特别 说明：“当然，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 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 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这种对立无疑是相对的。”[1](p108-109)。这一提 法，不仅有力地冲击了旧唯物主义将物质和意识绝对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也为指 导人们辩证地认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其二，提出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区别是相对的观点。真理问题是认识论的核心问 题。在真理总是上，一方面批判否认真理客观性的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又批判旧唯 物主义的“终极真理”。而旧唯物主义把一切科学原理都看成是终极真理的原则，是由 于他们不理解真理的相对性。在说明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内涵的同时，还特别指 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的区别也具有相对性。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相对真理和 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 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1](p96)，这里说的“不确定”性， 就是指相对性。
其三，提出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相对的观点。在阐明“生活、实践的观 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1](p103)的同时，又强调：“这个标准也 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 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1](p103)
在看来，认识论中，如果没有相对性的思想，后果是严重的，会使科学变为“恶 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化的凝固不变的”的东西，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的等等 ，只有引入相对主义原理，才可以克服以上种种弊端。
对以上几个问题的重要结论，是对恩格斯关于真理的相对性结论的继承和发展。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所谓“终极真理”的过程中，就深入地阐述了真理的相对性和不确 定性，他说：“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 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 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2](p431)。恩格斯对相对性原理的应用，为建 立认识辩证法体系奠定了基础；则在批判了马赫之流的相对主义谬论中，从新的角 度，科学地阐述了认识论中包含着相对主义的几个重要问题，为建立认识辩证法体系作 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的明确界限
在说明辩证法以及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都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的因素 时，同时又特别强调辩证法“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1](p97)。就是说唯物辩证法中虽 然不能缺少相对主义的因素，但二者之间又是有着明确界限的，不可将其混为一谈，否 则会陷入唯心主义哲学中。对二者界限的区分，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界限之一，是否能准确地说明知识的相对性原理。相对主义的错误不在于承认知识的 相对性，而在于将我们的知识相对性的原理片面夸大。如，“物理学”唯心主义最重视 的是我们知识的相对性，而忽视了知识的其他特性；又如，以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 础，结果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再如，从 裸的相对主义观点出发，可以证明任何诡辩证都是正确的；等等。后来在他的 《哲学笔记》中，深刻揭示了哲学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 某一方面、某一侧面，片面地、夸大地、无限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 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3](p311)。而相对主义则正是将知识的相对性这一认识过程 的特点片面夸大的，这种片面的夸大，带来的后果是唯心主义的产生。与相对主义相反 ，唯物辩证法则要求“正确地阐明相对主义”，准确说明相对主义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
界限之二，是否在承认客观真理的意义上承认知识的相对性。在说明唯物主义辩 证法之所以不归结为相对主义时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 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 [1](p97)就是说唯物辩证法承认一切知识的相对性是有条件的，是以承认真理内容的客 观性为前提的。而相对主义，特别是作为认识论基础的相对主义，“否定任何为我们的 相对认识所逐渐接近的、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的准绳或模特儿”[1](p97)。这 正是所要特别强调的：“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感觉之外 这一点，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1](p193-1 94)界限之三，是否承认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区别的确定性。在阐述绝对真理和相对 真理区分的“不确定性”和“确定性”的关系时，一方面指出，这种区分正是这样的“ 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化的凝固不变的东西；另一方面 又特别指出这种区分“同时它又是这样‘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 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这里是有你 们所没有看到的界限，而且由于你们没有看到这个界限，你们滚入了反动哲学的泥坑。 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界限”[1](p96)。
界限之四，是否承认相对之中有绝对。在《哲学笔记》中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 ，“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论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辩证法中，相对和 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论 说来，相对只是相对，因而排斥绝对”[3](p306)。
正是由于辩证法与相对主义有着明确的界限，所以辩证法不能归结为相对主义。如果 不能明确二者之间的界限，就难以避免经由相对主义而滚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三、从相对主义滚到唯心主义的条件
在看来，自然科学自发地是唯物主义，他把从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中自发产生 的唯物主义称作“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他甚至认为：“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 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1](p216)但是有一些现代物理学家们却很不幸，他们没有看 见大门已经被辩证唯物主义打开了，却从相对主义滚入唯心主义。将它们看作是分 娩时必然会产生出的一些死东西，应当扔到垃圾堆里去的废物。自然科学家为什么会产 生唯心主义呢？深刻地剖析了物理学唯心主义产生、泛滥的两个认识上的原因，其 中一个原因是与相对主义直接相关的。
说：“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相对主义的原理，即我们知识 的相对性的原理。这个原理在旧理论急剧崩溃的时期以特殊力量强使物理学家接受；在 不懂得辩证法的情况下，这个原理必然导致唯心主义。”[1](p211)多处反复强调 ，不懂得辩证法，就会经过相对主义而陷入唯心主义。因此，理解所说的“不懂得 辩证法”的内涵，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在批评莱伊时说：“莱伊像一切欧洲实证论者一样，不懂得的辩证法。他 仅仅在唯心主义哲学思辨的意义上使用辩证法这个词。因此，虽然他感觉到新物理学在 相对主义上失足，可是他仍然绝望地挣扎着，企图把相对主义区分为适度的和过分的。 ”[1](p211)看来，所说的不懂得辩证法，不是指一般的辩证法，而是指唯物辩证 法，所以他特别强调：“关于相对主义总是在理论上唯一正确的提法，是和恩格 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出来的，所以不懂得唯物主义辩证法，就必然会从相对主义走到 哲学唯心主义。”[1](p211)而不懂得唯物辩证法的马赫主义和“物理学”唯心主义却 只承认相对真理，在他们看来：“任何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真理是不会有的”，甚至无 法理解对于所有研究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人是不言而喻的问题：“绝对真理是由 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 反映；这些反映愈来愈正确；每一个科学真理尽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 分”[1](p212)。这段不为马赫主义和“物理学”唯心主义所理解的论断，即阐述了绝 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又强调了真理(包括相对真理)是客观的重要特性。而在 “物理学”唯心论看来，既然物理学的一切旧真理都是相对的，那么，任何不依赖人类 的客观真理就是不能有的，承认真理是相对的，就不能承认真理是客观的，将真理的客 观性与真理的相对性完全对立起来。
马赫主义者对辩证法的不了解，还突出地表现在不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内核上。“物 理学”唯心主义极力攻击原子论——机械论的自然观，认为这种自然观是有局限性的， 许多概念是僵化的等等。赞成这种对旧唯物主义的批评，他说，旧唯物主义这种缺 点是不容怀疑的；不了解一切科学理论的相对性，不懂得辩证法，夸大机械论的观点— —这也是恩格斯责备旧唯物主义者的地方。“但是恩格斯能够(与斯塔洛不同)抛弃黑格 尔的唯心主义，并且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天才的真理的内核。恩格斯是为了辩证唯物主 义，而不是为了那陷入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而屏弃旧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1](p2 13)而物理学唯心主义则相反，既丢掉了唯物主义，又不懂得黑格尔辩证法天才的真理 内核。就是说，他们连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也不真正懂得。所以特别强调：“他不了 解唯物主义辩证法，因而常常经过相对主义滚入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1](p213)“ 总之，今天的‘物理学’唯心主义，正如昨天的‘生理学’唯心主义一样，不过是意味 着自然科学一个门类里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学派，由于没有能够直接地和立即地从形而上 学的唯物主义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而滚入了反动的哲学。”[1](p215)就是说，那些被 称作“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者的科学工作者，只有自觉地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才可能 使他们的科学研究的道路更为平坦，才能在哲学上将唯物主义坚持到底。否则，也会产 生唯心主义。
对相对主义的，给我们重要的思想启迪：对于任何一种哲学思想，即使是非 常错误的哲学思想，也应给于客观而辩证的，并划出认识论的根源，而不是简单地 否定。正如所说：“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 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 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直线性和片面性，死 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3](p311)。这一论断 同样适用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无疑是夸大了认识过程中的相对性的成分，从而成为滚 向唯心主义的桥梁。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样一个重要的思路，即相对主义无疑也是一 朵“无实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 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树上的一朵无实花”[3](p311)。所以，我们也应认真对 待它，并从中学会辩证问题的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出版社，1995.
[2]恩格斯选集：第3卷[m].：出版社，1995.
[3]全集：第55卷[m].：出版社，1990.
一、自辟蹊径的史料研究与“消费不足危机论”要旨
以“消费不足危机论”为核心的凯恩斯消费理论，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
(一)自辟蹊径的史料研究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的第六卷《一般理论引起的若干短论》体现了凯恩斯对前人消费理论独特的借鉴研究。他对反经典的消费不足妨碍社会繁荣论进行了三个时期的考察。第一时期，是以曼德维尔《蜜蜂寓言》出版为标志的消费不足论幼年期。凯恩斯谈到，早在16、17世纪的赫克舍尔、拉菲马斯、配第、巴尔邦、卡里等学者先后阐述了奢侈有利，节俭有害，如果每个人都多花钱，那么所有人都会有更多收入的思想，经过《蜜蜂寓言》的渲染，流行起来。通过该书，曼德维尔阐发了他的道德观——繁荣可以通过花钱而不是储蓄的得以增大。由于该消费理论与主流理论的背离，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第二时期，以马尔萨斯的《经济学原理》为代表的消费不足论正式提出期。马尔萨斯认为，消费不足会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为财富的不断增加只能靠对商品需求的不断增加来维持，“如果每个人都满足于简单的食物、最破旧的衣服和最简陋的住屋，那么其它各种较好的食物、衣服和住屋就肯定不会存在。”然而，这种担忧因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而受到李嘉图的忽视。第三时期，以j.a.霍布森和a.f.穆默利合著的《工业生理学》出版为标志的消费不足论成长期。凯恩斯认为《工业生理学》提出的消费理论虽然未能撼动正统学派，但霍布森他们却是第一次明确地宣称“资本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储蓄倾向所导致，而是它对实际的和将来的消费所造成的需求的反应”原理的人。WWw.0519news.CoM
尽管前人的消费“反”论，受到了多方排斥和打击，但凯恩斯却因从表层看到了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消费不足，及致富的依赖路径——多消费，而勇敢地挑战经典，系统地提出了“消费不足危机论”的旷世之论。
(二)凯恩斯“消费不足危机论”的要旨
凯恩斯认为，社会总供给依赖于由消费和投资构成的社会总有效需求。就消费来说，短期内由收入决定。然而，由于消费者普遍受一种心理规律的影响，即“在一般情况下平均说来，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像收入增加得那么多”，致使边际消费倾向递减(mpc)。假定投资诱导不变，由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引起的消费不足，就会使商业、饮食业不景气，使投资者产生悲观预期，降低他们的资本边际效率，产生更强的流动偏好，诱发投资不足。也减弱投资及就业的乘数效应。可见，消费不足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源头，又是产品滞销、非自愿失业、贫困屡屡出现、生产过剩危机频繁爆发的直接原因，即消费不足→经济危机凯恩斯“消费不足危机论”。为此，凯恩斯提出不能甘当“守夜人”，要施加宏观干预，不断注入新的购买力，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疏通流通渠道，拉动生产。他指出：“对于消费倾向，国家要部分通过赋税制度、部分通过利息率的涨落，和部分通过其他手段来施加引导的作用。”换言之，通过实施消费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高有效消费需求，拉动生产、就业、个人收入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形成多消费——多投资——高收入——高消费……的指数增长循环圈。事实证明，由消费不足论，引出的干预主义，快速修补了被大危机毁坏的生产链条，改良了与生产力不协调的生产关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20世纪70年代前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滞胀”发生而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对凯恩斯理论的质疑，也波及到在可持续发展命题中是否应该扬弃的问题，因为该理论旨在解决短期问题。
二、在可持续发展中凯恩斯“消费不足危机论”的实用性
畅通的流通渠道是保持生产持续、不中断的必备条件。指出：“交换过程是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商品一到它充当使用价值的地方，就从商品交换领域转入消费领域”这“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即流通(交换)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或纽带，如果纽带断裂、或桥梁过于狭窄，再生产过程就会中断，g…p…w…g就无法实现。前已述及，可持续发展是无数连续的、短期生产点的连接，断裂式的生产，不是可持续的生产。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已经进入更加富足的产品过剩时代，此时，“流通对生产、分配、消费不仅起被动的‘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动的“调节作用”，“流通……是不断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不断升位的一个助推器。”因此，不断向流通中注入购买力，疏导流通，实现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顺利转移，也是保持可持续发展曲线上的“点”连续.、不中断的必备条件。
凯恩斯的消费政策，为可持续发展畅通了流通渠道，为短期生产不中断创造了条件。实际上，凯恩斯不断为流通注入购买力的消费政策，就是拓宽流通渠道的流通政策。首先，凯恩斯从宏观高度确立了消费者的主体地位，为流通渠道的畅通奠定了基础。凯恩斯消费理论蕴含着一张经济方向图：消费一生产一消费。该图表明，生产的目的是消费——“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和对象。”制约生产的也是消费——“资本是不能离开消费而存在的事物。”消费既是终点又是起点的性质，把“人”真正摆在了“本”的地位，是对经典理论“生产→消费→生产”那种为生产而生产路径的彻底扬弃。消费者宏观主体地位的确立，易于从政策措施上引导生产，使生产结构与消费者需求结构统一起来，易于实现市场出清。其次，凯恩斯所发现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对于在流通中注入更多购买力起到了方向性作用。凯恩斯谈到，相对来说，富人的消费倾向较低，穷人的消费倾向较高。那么，增加穷人的收入，收入中会有更多的份额成为现实购买力，能够为产品开拓更宽广的市场。最后，消费、拓展流通，避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导致的生产链条断裂，满足生产“连续性”要求。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使得西方国家大量企业倒闭、物资废弃，造成生产链条大断裂的例子触目惊心的。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实施后基本避免的大的生产过剩危机。诚然，凯恩斯的消费政策旨在解决短期产品过剩问题，似乎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精神——永续性，显得格格不入。然而，长期是短期的累加，无数短期经济的持续、不断裂发展才可能构成长期的持续发展。
可见，消费不足，不仅造成短期生产中断，也会造成可持续发展的“断裂”；凯恩斯消费政策，或者说是，拓宽流通渠道政策，是促成短期无数生产点得以连续的外推力，也必然是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
三、消费不足危机论有加剧资源匮乏的局限性
1.充裕的资源是保障产出持久增长的物质基础。诚然，短期增长的连续性取决于旺盛的需求亦或畅通的流通渠道，但是，持久的增长则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持续投入。就连首创需求论的新古典学派马歇尔也承认：“就一般而论我们所考察的时期越短，我们就愈需要注意需求对价值的影响；时间愈长，生产成本对价值的影响将逾加重要。因为生产成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当前，日益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为，可持续发展要求，产出曲线不仅短期不能中断，而且，随着时问的推移应具有无限延长、增长的趋势，如果资源逐渐走向耗竭，即使生产能够不间断的维持，那也是低位运行(斜率变为负值)，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只有保证资源数量的充裕，增长的持久性才成为可能。
2.消费不足论的资源环境负效应。如果说资源短缺问题早已存在的话，那么，“滞胀”是资源危机凸现的标志。该问题快速升级，与长期单方面实施消费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凯恩斯对消费拉动经济的强调，推动了资源环境恶化的进程。凯恩斯认为，一个社会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就业不足，“就业的机会必然受到总需求多寡的限制。总需求只能来源于现行的消费以及现在为将来的消费所作的准备。……消费不可能被无限期地推迟下去。”要“预先消费”就得“举债支出”进行负储蓄，但是，只要消耗就会促进生产，哪怕是浪费也会致富。这种对消费作用的强调，促成了后工业社会新“物质主义(materiali)”的形成，即，不顾及资源承载力、不顾及后代人福利的畸形消费——高消费、炫耀消费和浪费消费。这种消费，对一国资源环境的掠夺是贪婪和疯狂的，且以其强大的感染力，促成资源难题全球泛滥。因此，“从全球变暖到物种灭绝，我们的消费者应对于地球的不幸承担巨大责任。”对资源更具破坏性的畸形消费意识仍来源于《通论》：“建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都可以起着增加财富的作用。”尽管，这些话是出于对那些固守经典理论的家的讽刺，但被相当数量的人所误解，以至于，西方社会的军备竞赛、频繁战争、浪费性政绩工程等都以此为理论根据。尽管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美国也从二战中得到了繁荣的好处，然而，破坏性消费对资源环境的摧毁却是不争的事实。其次，强烈的短期意识是诱发资源问题快速升级的又一原因。凯恩斯在《通论》中坦言，他所陈述的思想及政策主张都是针对短期经济问题的，这无可厚非。然而，他在处理短期问题时往往把短期与长远、当代与后代的利益对立起来，所形成的策略通常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当代不顾后代人。例如，他认为古埃及的就业得益于金字塔的建造，中世纪就业得益于造教堂和做道场，为此他告诫道：如果“我们在为后代建造住房时，要是仔细考虑这样做对后代所增添的‘财务’负担，从而，我们就没有象埃及和中世纪那样简便的避免失业问题的方法了。我们就不得不接受失业的存在……”。他还有一句著名的话：“在长期中，我们都会死去”，意思是说，既然到了那个时候，人们都会死掉，那么，经济事物的长期均衡状态就没有实际意义了。这种短视化的思想，既迎合西方利益集团的价值取向，也与西方大众的人文价值观相弥合，因此，在实践中，消费上的吃光花光带动资本的极度扩张，必然衍生大量投入、大量消耗的增长模式。第三，单方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忽视生产源泉的管理可能对持久消费的制约。必然带来连锁负外部性的全球传递。西方发达国家接受凯恩斯消费政策，带来了产业快速升级和信息化实现的良好效应。信息化似乎是减少甚至替代了资源的大量消耗，但事实上，支撑过度消费的产品加工和生产地点已经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并且，同时转移的还有以资源高投入、高耗费、高废弃物排放为特征的增长模式，由此导致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的负外部性在全球范围蔓延，留给其他国家乃至后代可发展的道路日益狭窄。
对于凯恩斯消费政策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加尔布雷斯早有微辞，并指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虽然为改善开辟了无限的可能性，但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他们不能为解决当前困扰现代社会的经济问题提供有益的指导。”的确，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凯恩斯的消费政策是以大量闲置资源为条件，在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稀缺情况下，不加节制使用，必然造成资源的不可持续。
【内容提要】詹明信的新主义立足于将经典主义基本理论观点融入到后现代理论话语中，而这一点恰好是经典理论与后现代状态的理论困境之所在。其中总体性问题是他与许多后现代理论家的最大分歧。本文就这一问题对其基本叙事理论的根基进行，以探讨总体性观点在当代理论中的合法性。
【关 键 词】詹明信/新主义/后现代/总体性叙事/合法性
【 正 文】
詹明信的新主义后现代理论目标，如他自己所说，是想用一个有调解作用的中介性概念来准确表达和描述各种文化现象整体的构造模式，从而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全面考察。这就表明了他的理论建构出发点仍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叙事框架内将经典主义融入到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评性反思。他的新主义实际上就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与主义的一种综合，是对主义理论进行的一种当代重构。而这一目标也决定了他的叙事视角的选择。
在对后现代文化进行的全景式扫描之中，詹明信始终维持了主义的基本立场，仍然站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立场上将后现代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相应的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并从理论上将后现代主义概括为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一种广义文化逻辑。他甚至从文化层面上将美国乃至全球的后现代主义视为“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统治世界新势头的一种内在的和上层建筑领域的表达”[1](p57)。这也可以看出，他的文化理论始终筑基于主义经济学的总体理论原则。WWW.0519news.COM他坚持认为，文化领域里的每一种后现代立场从里到外无一不是今天的跨国资本主义本质的姿态。
虽然詹明信与许多后结构主义者一样，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一场文化灾难。但他同时又运用主义的立场，辩证地指出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合逻辑的发展。他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的基本认识和众多的后现代理论家一样，能敏锐地察觉到当代社会中社会与文化结构存在着具有断裂性特征的根本性转变，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且指出，作为一种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从文化上统治着晚期资本主义，并创造出一种超越既往的资本主义所有现代形式的全新经验和意识形式。
正是这一经验意识形式构成的逻辑导致了当代西方社会一系列的深刻文化转变：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界线被打破；对现代主义作品的推崇和同化使其丧失批判颠覆锋芒；文化的全面商品化所导致的社会批判性距离的消失；异化感、焦虑等现代人的困扰消失；主体性急剧解体引起的资产阶级个人观的终结；过去与未来的历史感在现代观念中的不断弱化；以及后现代的虚拟性超维空间导致的方向感的丧失。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由图像与幻影构成的文化所投射出的巨大超现实，它具有零碎或片断性的基本特点。
指出并承认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或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这种明显的断裂性特征是詹明信与多数后现代理论家的共同之处。但与其他许多后结构理论观点不同的是，詹明信是从经典主义的认识基点出发，认可卢卡契的总体性理论角度，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批判。但他的批判目的不仅仅是对当代潮流的一种抗拒，更重要的是寻求历史感的恢复或重建。因此他的理论始终保持着一种总体性的历史叙事框架。而拒绝放弃主义描述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历史叙事理论的基点，坚持历史叙事的总体性观念则是詹明信与许多后现代理论家理论分歧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对总体性持否定态度的理论家一致认为，总体化理论意味着对多元的差异性事物进行的图谋，是为一种总体性的提供法律上的依据。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此基点上构筑其合法性。利奥塔认为，总体性观念依据的是一种普遍性价值尺度，而现代理论描述正是以这样的一般理论来解释社会的所有方面，但却又是不可靠的。这便导致许多后现代理论家对总体性话语提出质疑。在利奥塔看来，这样的一个能够支配我们所有领域原则的总体性叙事是不存在的，这是由不同语言游戏的不同规则，如科学与艺术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决定的。语言游戏的这种不可通约性表明，语言游戏具有多元性和迥异性特点，它们不可能被统一在某一叙事之下。所有对总体化理论的质疑便指向了总体性叙事的图谋，即力图向人们提供一个将所有证明的规则整合成一个总体性的证明的陈述——元叙事。在利奥塔那里，对于这种元叙事的不信任便是“去合法化”，被合法化的经典叙事，如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元叙事话语便遭到颠覆。因为在他看来，主义的元叙事话语在今天已经失去对一切可能事件的合法性作出决定的能力。“宏大叙事已失去它的可信性，无论它采取什么统一方式，也无论它是思辨的，还是解放的叙事。”[2](p66)。在多数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里，在像后现代社会这样一个或断片似的状态中，存在着只是许多不同的，互不相容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差异或异质性才是其根本。
詹明信对后现代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虽然主要也是依据现代语言学与叙事学理论，但他始终坚持主义批评理论的基本观点，声称“文学文本的阐释是所有解读与阐释的惟一视界”[1](p17)，并坚定地维护总体性理论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他用“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来说明总体性的主导叙事的合法性。这一术语，在其他后结构理论者看来，是带有权力话语的霸权特征的总体化叙事，是将自己定位于所有叙事之上的一种元叙事。而在詹明信看来，主导叙事或总体性叙事并非像利奥塔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已经从人们的视界中消失。相反，它以一种寓言的形式在继续构筑着人们的意识。更为严重的是，它已经进入到人的无意识深处，悄然地产生着无法抵消的作用。对后结构主义理论的非因果论，将社会历史结局视为任意性的结局的观点，詹明信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坚持社会总体性决定论模式，将历史看作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连贯叙事。在对利奥塔等疑主义总体性叙事理论合法性的回应中，他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将商品化的原始动因伸展到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每一领域，贯穿于知识、信息以及无意识自身在内的每一领域。依据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基本特征，詹明信断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都有其相应的文化类型。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相对应的便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的相应文化阶段。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某种新兴的文化与此前的某种主导性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上，“各时期之间的急剧变化并不普遍地涉及内容的完全改变，而语境中来理解，这实际上就是把作为完整作品的个体放到一个较大的关系范畴中去进行解释。就文学的形式而言，他也认为，“即使是艺术作品的自足性也是有变化的，这取决于作品是否有意识地引发与业已以这种形式存在的整体进行对比，因为各种文体是先存在于相对而言是一种系统的复合体中的，而这些复合体本身又能以它们的历史共存或连续构成为研究对象”[3](p125)。这样，单个的文学文本就被联系到更广的同类文体或不同文体的共时和历史的范围中得到对比研究，并通过这种对比研究获得更全面的辩证的说明。
作为主义学者，他在关于总体性问题上表现出的坚定性表明，这一问题恰好是他与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非主义理论之间理论分歧与论争的焦点。他指出，后结构主义的一个根本思想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总体观，认为无论社会制度、艺术作品或哲学，只要试图从总体上去把握它，就会带有总体的压制性质。詹明信在研究了流行于欧美社会中的各种阐释主义的新理论后发现，对待各种非主义理论的修正与挑战，能完满地阐释原著中根本的哲学观念的便是卢卡契的思想理论。而卢卡契理论的最突出建树和核心观点就是总体化理论，它坚持了主义的总体观认识论原则，并把所有对世界进行感知和认识的不同方式融会其中。他的先决观念就是视整个社会生活为一体。更进一步地说，尽管主义承认，每个人的心智会受其自身和社会环境的限制，但就人类总体来看，所有的人都置身于某个让人难以直接把握，有着它自身规律的大网之下。因此，当今某些学者指责主义过时的地方，恰恰能证明它的生命力优于所有现存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哲学流派。基于这一认识基点，詹明信大胆地声称，主义作为科学研究基础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尤其是它旨在联结打通不同学科及其学术语言之间关系的观点不容忽视。由于辩证法规则是唯一不受制于某种专业语言，而超越各专业之上的，詹姆逊称之为“超规则”系统。有了这一认识基点，詹明信便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的考察。
而就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状况而言，詹明信进而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表述首先要求建立一个能将其置放在更广的历史语境范围内，并能对其进行阶段性划分的叙事框架。后现代文化在詹明信那里便被解释为商品化的更高级和更纯粹的阶段。詹明信同时坚持后现代文化的异质性不可还原，声称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主导性文化，意味着抗争性、抵消性的逻辑和倾向在一个复杂的力量场里的运动。建构这样的一个描述模式就必须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整体性考察。《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便体现了他的这一总体性理论构想。语境化是评估后现代文化多元性的有效途径，“只有依据某种主导性文化逻辑观念或霸权主义式样，真正的差异才能得到估价”[4](p146)。
詹明信对后现代理论的最富挑战性的理论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内将现象进行连接。他从两个方面为其总体化理论的合法性进行辩解：首先，差异自身不可能在关联着的系统的语境之外得到理解。也就是说，任何文化符号或代码意义都产生于它自身所在的系统之内，都是在其具体的语境中被理解的，因此，这一文化语境就具有总体性的价值特征。其次，总体化的对于描绘资本主义霸权化和体制的效果图式是必不可少的。詹明信认为，对差异性、独特性和异质性的强调一方面会产生一种混淆视听的虚构来将单一性、特异性实物化，又可能将人们关注资本主义的发展倾向转移，忽略了大规模生产消费、大众媒体宣传、社会一致性以及全球性市场关系产生的雷同、无个性、统一制式的弊端。
毋庸讳言，詹明信对总体性叙事的合法性问题的认识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观，即人类社会的发展筑基于其发展进程中所依循的内在的逻辑发展规律。而这一点又必然伤害到他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立场，即认可西方后现代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这显然与他的社会批判立场相矛盾，似乎也是其理论立场的致命伤。
从另一方面看，对于普遍标准和原则的放弃排除了常规的批评立场，对总体化思想、宏大叙事以及其他现代知识的特征的攻击便会陷入另一困境。否定总体性理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批评现代性的同时肯定了总体性的存在，因为他们所谓的那个与现代性断裂的后现代状态的概念实际上也是一种理论预设。而且这个后现代性概念的预设实际上是设定西方社会从旧的历史阶段向新的历史阶段过渡的这样一个总体叙事，因此他们同样无法回避这样一种总体化的立场。正是现代性及其急剧的历史断裂的理论预设导致了对一个全新状态的描述，并以此证实后现代术语的合理性。总之，后现代的观念必须建立在某种总的控制性叙事和总体性的概念的基点上。
从总体上看，詹明信的总体化理论比较令人信服地回应了后结构主义者对元叙事的批评和质疑。事实上，任何一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如果始终坚持对总体性理论原则或元叙事的否定认识，就无法再进行他的后现代语言游戏。因为被标上“后”这一前缀的术语终究会将人们带入历史的连续性的话语之中。任何承认后现代状态存在的理论都必须面对此前的存在，而对“前”与“后”的历史叙事本身就预设了这一话语中所暗示着的某种总叙事、总体化的历史阶段划分以及历史的相继性的思想。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于普遍标准和原则的放弃使他们排除了常规的批评立场，而他们对总体化思想、宏大叙事以及其他现代知识的特征的攻击又恰恰使他们陷入另一困境。如果我们在描述中承认后现代主义文化状态确实存在，并在这一前提下进行我们的文化批判，那么，我们对其进行批判的立场所依据的理论前提又可能将我们带入到某种理论预设之中，从而使我们陷入现代思维模式，承认元叙事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詹明信对总体化理论的坚持正好可以使我们避免这种理论的困境。
【参考文献】
[1]f.jameson,1981,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press.
[2]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m].黑龙江出版社，20xx.
[3]f.jameson,1983,postmoderni and consumer society,in hal foster(ed.)the anti-aesthetic.
[4]f.jameson,1984,postmodemi,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in new left review,no.146.
一
过去讲中国近代史，人们常用的概念是“改良”与“革命”，贬前者褒后者，倒也泾渭分明；后来，“改良”与“革命”的概念渐被“保守”与“激进”代替，其褒其贬也有“待商量”之议。笔者以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首先应该弄清楚这些概念的内涵。“改良”与“革命”的概念为大家所熟悉，又有具体而实在的对象；“保守”与“激进”的概念，则需要有所解释。从字面看，“保守”的意思是“维持原状，不求改进”；“激进”则指“急进”（见《现代汉语词典》）。但这两个词用在历史、思想文化领域就不能仅取字面上的意思，还应该搞清楚其特定的词源涵义。
在思想史上，“保守主义”作为哲学，形成于18世纪末的英国，早期的一位代表者是写《法国革命论》（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一书的伯克（e.burke1729－1797），伯克在这本书中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认为英国“光荣革命”所体现的，对人身基本权利（生命权、财产权、信仰及言论自由权等）予以尊重和保护的传统，要比法国大革命用摧毁一切的做法好得多。伯克所倡导的，也是自由主义的一种理念，因而伯克后来又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经典作家之一。“激进主义”也出自18世纪的英国，最初是一些精英分子要求对国会和社会问题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主张（“激进”一词，在英文里，即radi鄄cal，与“根本的”一词同），其原则也是秉持强烈的自由主义，后来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则以极端手段实现根本变革的行为，代表了一种激进主义。可见，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均为近代性质的西方思想，它们都与自由主义有着某种渊源关系。Www.0519news.cOM需要指出的是，伯克所倡导的保护传统（主要是“从《大宪章》到《权利宣言》”所肯定的“得自我们祖辈的”自由遗产和有利于维系公民社会的宗教伦理等），并非中世纪那些黑暗的东西，而是西方文化中与资本主义精神相一致的东西，是近代化了的东西。
用“保守”与“激进”来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派别或人物，情况就大为复杂了。近代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社会，古代的东西与近代的东西杂混蜕变，本来就不好清理；思想文化范畴的理念与范畴的理念并用于救国斗争，越发显得头绪多多；而评家在使用上述两个词的时候往往只取其字面意思来说事，则更是歧异纷纷。譬如，就字面意思而言，“求新”与“守旧”和“渐进”与“急进”，在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下，是可以交叉于同一对象的。思想上的求新者，上却主渐进，像梁启超；文化上的守旧者，上却主急进，像章太炎，这一点也不奇怪。相比之下，“激进”一词，除了“急进”，还有“根本的”之意作注脚，说事时不至于弄得太拧；“保守”一词，送给不同的人和事，就相差得远了。倭仁以理学反西学的所谓“保守”，与胡适以自由主义反“俄式革命”的所谓“保守”之间，其距何止万里！鉴于此，评家在用“激进”与“保守”，进而用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这对概念说中国事的时候，自己先应该把它们的字面意思与词源涵义都搞清楚，再把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研究明白，才不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二
上世纪后期，我国学术界有过几次对保守主义（同时也捎带着激进主义）的讨论，一次缘于思考所谓新儒家的观点；一次则是从介绍自由主义而引发。新儒家学派主张的是一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现代价值，不应该加以否定，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就是激进主义。显然，这种文化观点，与近代西方保守主义的观点不完全是一回事。后者的核心思想———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是不大容易找得到的，因为这是属于近代性质的东西。当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需要继承，但它也需要现代化；至于专制主义、皇权主义、家长制那些东西，是绝不可能“万岁，万万岁”的。后来，一些介绍自由主义的学者讲清楚了保守主义的词源涵义；但对激进主义的用法，人们还是不大讲究学理：说孙中山等革命派是激进主义，言之尚属有据；说“俄式革命”也是激进主义，就又是只取其形式，而忽略了事物的性质。须知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解决”，是要彻底撕碎资产阶级自由、、博爱的“遮羞布”，通过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终消灭阶级，进入主义社会。这与自由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另一套学说体系。
在近代中国，与西方保守主义的理念较为接近的思想界代表人物，应是梁启超。作为启蒙先驱，梁是自由民权这些西方思想的薪火传播者；戊戌维新失败后，他也曾一度鼓吹革命。1903年底考察美国归来，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转而主张“开明专制”（后来又成为立宪派领袖），并终身反对革命。对此，时人和后人都用梁的老师康有为的一句话批评他：“流质易变。”这其实不太公允。对自由民权的追求，梁启超是始终如一的；其反对革命的观点，后来也没有变过，又如何说他“易变”呢？还在梁启超鼓吹革命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释革》（1902年12月14日，《新民丛报》），篇首即说：“‘革’也者，含有英语之reform与revolution之二义。reform者，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如英国国会1832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改革、曰革新。revolution者，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如法国1789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革命。”梁告诉读者，“革命”一词，始见于中国，《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书》曰：“革殷受命”，皆为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当revo之意的。他指出，易姓者固不足为revo，而revo又不一定非要易姓。如19世纪是欧洲的revo时代，除法国外，王统依然；更征诸日本，今仍安富尊容，但社会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后来梁启超实地考察了美国社会及其的运作，并将中国社会与民众的现实情状作了比较。其时，德国学家伯伦知理（j.k.bluntschli）等人的国家学说在日本颇为流行，对梁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他终于选定以渐进的方式改造中国之路。梁与革命派辩论的文章，最著名的是《开明专制论》（1906年1月25日至3月25日，《新民丛报》），梁在文章中说得很明白，他能容忍的仅为“开明专制”而非“野蛮专制”。法王路易十四曰：“朕即国家也。”此代表野蛮专制之精神者也；普王腓力特列曰：“国王者，国家公仆之首长也。”则代表开明专制之精神者也。而后者能够为了国家利益顺应世界潮流，逐步实现社会的革新。梁启超对中国社会历史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1904年2月14日，《新民丛报》）一文中，他指出：西方近代的革命“大率在中等社会”，其以切身经济利益为枢纽决定革命和革命后的目标，结果是得自由民权。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则“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这种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往往群雄并起，全国糜烂，且伴有外族势力入侵，结果却仍得专制。因此，他主张以和平、渐进的改革，来育成中等社会，从而奠定“泰西文明革命”的基础。
三
梁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却形成不了主流思想。因为中国的近代化变革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以救国斗争的形式进行的，其自始就带有急促的特点。面对亡国、瓜分的严重威胁，人们恨不得在一天早上就扭转民族的厄运，使国家由弱变强，因而以为只有最彻底最全面最快速的变革才是最好的，用康有为“上书”时的话即“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但实行“全变”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接着庚子，辛丑条约，使民族灾难进一步加剧。尽管后来清的维新政策不亚于戊戌年代，甚至宣布预备立宪，可是它已经失去了民心。而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派把救国的希望寄于革命，则吸引了大批爱国青年。辛亥革命终于了皇帝。继之军阀们勾结列强又起祸害，内乱外患愈甚。恰在此时，邻国“十月革命”成功，且愿意帮助中国革命，激进派中的许多人终于踏上了“以俄为师”之路。尽管马列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但中国年轻的革命者相信：在实现主义的时候，真正与自由的社会必然到来。百年中国的、思想潮流，其轨迹大致如此。当年梁启超认为改造中国首在“新民”——欲建设自由的现代国家，最根本的是要把尚处于愚昧、奴性的民众转变成懂得自身权利与国民义务的新人；而“治愚”首在“疗贫”——欲使民众摆脱愚昧、奴性，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梁的学生张东荪更直言说先应“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所以需要切实地发展经济和教育事业。为此，即使国家经历一个阶段的“开明专制”也属必要。可是列强的侵略，搅乱了人们的心态，危机感使得那些热血志士投身“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相信“革命能够改变一切”——只有革命制定的最彻底的纲领，才能够“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从而真正实现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可以看出，在西方，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源泉是自由主义；而在中国，它们二者的共同点更多的表现为求发展求富强。
今天，时代已经变迁了，但我们国家还没有完成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回顾百年，翻检思想，有人觉得我们现在的不少感悟，竟是梁启超早已说过的东西；更有人发出了“告别革命”的议论。笔者以为，此议的着眼点似在今日而非昔日。如果要对历史进行“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指点，则不可以脱离当时时代与社会的实际环境，也不能只研究历史的后果，不认或否认种种复杂的前因，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评价接近客观与公允；如果要对现实问题进行讨论，则笔者敢言：邓公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与建设和谐社会、崛起的理念，已经成为国人的主流思想，这一思想对我们民族之宝贵，如何评价亦不过分。
本页网址:
https://www.fwan.cn/mianfeilunwen/zhexuelunwen/14437.html
热点排行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