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论文】导语，你眼前所阅览的本篇文章共有37650文字，由岑建伟细心修改之后，发布到范万文网fwan.cn！资本主义（capitalism）是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通过购买劳动力进行剥削。在这种制度下，以其各种形态出现的资本是主要的生产资料。资本可以表现为用于购买劳动力和生产材料的货币和信贷；也可以表现为有形的机器（狭义上的资本）；或表现为成品、半成品的存货。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它总是资产阶级所掌控的私人拥有的资本；浅析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的探索_社会学论文十篇感谢大家一起收藏，希望对你有帮助！
浅析xxxx的对外开放思想的探索_社会学论文 第一篇
在与外国的经济合作方面，虽然后来根本未曾实现，但在这方面的设想最为具体、最为丰富。这些设想集中反映在1944年～1945年他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多次谈话中。它们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利用外资和外国科学技术具有必要性。在1944年8月23日同谢伟思的谈话中表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我们可以在经济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注：《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1945年3月3日，在与谢伟思谈话中再次表示：“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注：《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因此，希望美国能与进行经济合作。只有同美国进行经济合作，才能使我们的经济“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才能使我们有可能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注：《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
第二，根据客观实际，选择经济合作的对象。如果仅仅从社会制度和着眼，显然应该是争取苏联的援助和合作。但却把美国作为与“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注：《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的这种选择是基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因为认为“苏联人在战争中已经遭受巨大的牺牲”，战后“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所以“我们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注：《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而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只有美国才有经济实力在中国投资。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注：《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在这里，能够超越制度、的束缚，根据当时客观的条件，把资本主义的美国而不是的苏联作为最适宜进行经济合作的国家，充分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
第三，对外经济合作的基础是双方受益。认为，经济合作的双方必须都有利可图，合作才能实现，企望单方面的经济援助是不现实的。因此，为了说服美国实现同我们的经济合作，具体了经济合作同样将会给美国带来利益。指出：美国在中国投资，同中国进行贸易，只会使得中美双方在经济上“取长补短”，而“不会发生竞争”。因为现在我们“并不具备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必要条件”，尚不可能“在高级的特制产品上与美国竞争”。即使我们以后“经济获得迅速的发展”，我们建立的轻工业能够满足本国市场的需要，我们也只会向“远东其他国家提供这类产品”。而美国将得到我们发展轻工业所提供的“投资”场所，得到自己的重工业产品所需要的“出口市场”，同时还将得到我们的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以作为其对我们投资和贸易的“补偿”。（注：《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
第四，在与外国进行经济合作时，必须坚持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是在其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的一贯主张。在战争时期又曾经多次强调自力更生。他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指出：“我们不能学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注：《选集》，2版，第3卷，1016页。）在《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又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的国家和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注：《选集》，2版，第4卷，1132页。）把革命领域中的自力更生原则也贯彻到了建设领域中。虽然非常希望美国能和进行经济合作，但是他仍然不忘强调自主、自力更生。指出：我们对美国的垄断官僚资本主义制度不感“兴趣”，因为“这种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窒息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仅仅使官僚们发财致富”。而“我们所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的方针上，使国家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首先是提高的生活水平……”。（注：《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的这种思想在后来被他自己概括为著名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理论。
由于美国方面的原因，上述的关于与美国进行经济合作的设想未能实现。但是这一设想本身地证明了在建国前就已经具有相当丰富的对外开放思想。
新中国诞生之初，中国党和多次向全世界宣布：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和一切国家做生意。从实践看，中国同苏联、东欧等国家的经济、技术、文化合作及贸易都有相当的规模，这显然反映出作为中国党和主要领导人的继续坚持了他的对外开放思想。支持这一论点的更为重要和直接的论据是，在他1956年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中及他的重要著作《论十大关系》中都对对外开放作了设想和论述。
苏维埃建立初，十分重视对外开放。他在《苏维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大纲中描绘出这样的一个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注：《文稿》，第3卷，97页。）他把“外国的好东西”看成是把苏维埃由又贫穷又软弱的国家变成又强大又富饶的国家所必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正是当时建设所缺少的。因此，在亲自主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中，对外开放的内容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由于种种原因，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实施时间很短，但是它却取得了初步的胜利。看到了这一点。他在1956年12月的一个重要谈话中说：“我怀疑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入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质还不足”。（注：《共和国走过的路一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53—1956)》，308页。）为此，提出了自己的“新经济政策”。在这个“新经济政策”中，就包括了吸取外国资本主义具体制度的合理成分，引进外资的内容，他说：“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注：《共和国走过的路一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53—1956)》，308页。）显然，把“新经济政策”和对外开放并非当作权宜之计，而当成是发展经济的长期战略。很可惜，的“新经济政策”由于国内外多种因素并未得以执行。
1956年，在其名著《论十大关系》中也阐述了对外开放的思想。基于中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革命是后进的”等基本国情，把对外开放简洁地归纳为“向外国学习”。具体说来，在这里的对外开放思想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即使是国家，也不是“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它“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因此，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架子”放下来，要敢于“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注：《选集》第5卷，285页。）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
第二，“向外国学习”的全面性。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注：《选集》第5卷，285页。）这就从学习对象和学习内容两方面强调了“向外国学习”的全面性。
第三，对外交流的途径。认为，由于中国总体上还比较落后，我们当然首先是向外国学习，尤其是要注意“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注：《选集》第5卷，287页。）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同外国的交流，如把“学术论文”“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等等。（注：《选集》第5卷，287页。）至于加强交流的具体渠道，也曾有设想：一是派人到外国去，包括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二是把外国人请进来。
第四，“向外国学习”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要有、有批判、有选择、有重点的学习，而不能“对外国东西不加地一概照搬”。（注：转引自石仲泉《的艰辛开拓》，163页。）比如，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
xxxx主义的新发展：xx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理论_社会学论文 第二篇
DING Shao-feng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Henan,xinyang 464000,China
丁少峰
【作者简介】信阳师范学院 党委宣传部，河南 信阳 464000
丁少峰(1968-)，男，河南固始人，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党的人突破前人的局限，完整、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理论，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主义的人学思想，对于我们正在从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英文摘要】The third generation of leading collective put forth intact theory ofhuman all-round development by breaking through the limitation of those offorefathers.The new theory have developed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socialist essence and law,have enriched Marxi human studies.It will be of great realistic and directive significance to our on-going construction for a well-to-do society.
【关 键 词】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本质/人/Marxi/Human all-round development/Socialist essence/The third generation of leading collective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xx)11-0010-04
在他的著述中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学说，这一学说在此后的经典作家那里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特别是我们党的人，在13年的艰难探索中十分具体地提出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理论，实现了对主义的新发展。
一、从理论源头理解人的全面发展
始终关注人的发展，他在许多著述中阐述过他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如果我们把这些零零散散的思想火花汇集在一起，不难发现，对人的全面发展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学说，它萌芽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和《神圣家族》，初步形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终完成于《德意志》和《资本论》。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主要是他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深入批判、对主义社会提出设想的过程中阐述的。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对抗关系成为异化劳动的核心，劳动对象和生产过程的异化，必然导致人类本质的异化，异化劳动造成的结果是，“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页34)而且“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页34)认为异化劳动所带来的人的异化问题只有主义才能得以解决，他说：“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2](页132)而这种占有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2](页120)从而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在他看来，“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的才能的实际发展引起的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御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主义所向往的”[3](页330)。所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4](页273)。在这里，对人的发展问题主要提出了四点基本认识：
(一)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对来说，“(或主义)既不是逃避或脱离人通过其能力的对象化而创造的现实世界，也不是由于而失去的人。不是向非自然的、原始的、朴素的贫困化复归。相反，它是头一个现实的可见性，是作为现实之物的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是一种通过克服人性异化而可以实现人性的社会。”因此是“一种为人的需要服务的社会。”[1](页199)
(二)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涵
他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首先是人的各种能力的充分发展，“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5](页223)。其次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他认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5](页34)，“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6](页295)，“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和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7](页514)，意即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其三是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指出，个性的充分发展就是“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展”[6](页286)。要充分发展人的潜力，充分满足人的需要，并使其不断由低层向高层发展，使个人的心理日趋健康、成熟和稳定，使个人的观念、道德和精神得以升华。
(三)提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两个阶段
在那里，人的“全面占有”和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告诉我们，实现人类解放必然经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步是实现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第二步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他从自己所处的社会历史出发，论述最多的是“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其谈论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对主义而言的，这是基于已经当家作主，已基本占有了人的本质，因为它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页649)，所以，需要面对的则是如何建设一个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
(四)初步回答了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认为：首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生产力是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2](页368)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生产力的总和才可能为社会所占有，社会财富才可能从支配人的异己力量变为被每个人所支配的力量，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其次，消灭私有制和不合理的社会分工，建立和完善新的公有制及社会关系，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作为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主义，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是，正如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是在改造客观对象世界的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样，人要扬弃私有财产，消除劳动异化，占有自己的真正本质，也就必须通过革命的实践。只有废除那种不断再生产“非人”的私有制及其社会关系，建立和完善新的公有制及其社会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三，实现的根本途径是社会实践。无论是人的能力和个性自由的全面发展，还是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都只能在实践中实现。人不仅是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的主体，也是认识和改造、建构和发展自身的主体。实践是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人在实践中不仅创造财富，为自身发展创造条件，同时也可以丰富知识，增长经验，发展意识和能力，发挥潜能，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改造和发展自己。
二、集体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思想
之后的经典作家、斯大林、、等都继承和发展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但由于他们毕生精力都主要集中在革命和建设上，重点探索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主要是想通过改造社会，恢复人应该具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来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因此，他们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关注多于对人本身的关注，也因此没有关于人的发展问题的过多理论表述，只有在我们党的人那里才最终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人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表述主要散见于同志的大量论著和党的重要文献中，其中以《在庆祝中国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最为集中。这些思想十分丰富，归纳其精髓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如何看待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这是由一定历史时期的现实基础决定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人的解放，所以他重点研究革命的道路和战略策略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一再强调阶级斗争，落实专政和当家作主；成为总设计师的时代处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是生存问题，因为广大群众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怎么会有可能?所以他提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通过“三步走”战略来切实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人处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国正满怀豪情地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工作重心也应该放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上了。正因为如此，同志要求：“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8](页179)从而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考虑。
(二)深化了对本质的认识
人认为：“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主义社会，是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9](页7)同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也“是主义关于建设新社会的本质要求”[8](页179)。前一句说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一种社会理想，它与主义理想相一致。后一句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符合主义的要求；二是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这种新型社会形态与以往社会形态的一个本质区别；三是说强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的“本质”要求。这就告诉我们，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新名词，实际上在那里就已经得到说明和论证，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是与马列主义、思想、理论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今天，我们强调人的全
论xxxx对外开放思想的内容和特点及其历史局限性_社会学论文 第三篇
（二）在经济方面。主要表现在：
1.提出了如何吸收利用外国和华侨资金问题。首先，了吸收利用外资的先决条件。早在延安时期，当斯诺问及是否承认现有的外国投资和在什么情况下，外国商人能否在中国经营等问题时，明确回答说，“苏维埃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和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还进一步指出，“对中国和外国都有利的事业，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人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之大的。”[7]
其次，论述了利用外资的重要性。1944年，接见美国记者福尔曼时，直接了当地说明，我们需要外资并欢迎外国与外国资本家到解放区来投资。他说：“我们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来中国作这些事。中国是落后的国家，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外国的投资”。[8]“中国必须工业化”并且，“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9]”
再次，认为利用外资是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发展经济的好途径。在《论新阶段》中明确指出：“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10]后来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说，为着发展工业，需更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一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
建国以后，由于的孤立封锁，采取“一边倒”政策，主要利用了当时苏联等东欧国家的资金。1950年2月14日经过周恩来与苏联谈判签订了苏联给予中国援助的低利率贷款规定，苏联向中国贷款为3亿美元，年息1%。五十年代苏联向中国贷款达14亿多美元，用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1950年3月27日，中苏两国又签订了“关于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协定”。《日报》在4月5日发表社论说，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一件大事。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援助中华共和国发展中国经济的协定》，规定到1969年为止，苏联将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41项规模巨大的工程建设，按照两国商定的援助项目总价值约30—35亿卢布。后来建设项目扩至到156项工程。此外，还同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建立了一些合资企业，如中波轮船公司等。
关于利用华侨资金问题。1956年6月11日，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时，再次指示“要吸收海外资金”。当时一些华侨怕回国投资后，会遭到，因此，一方面不敢回国投资，另一方面，将已经在国内的投资转向香港。针对这种情况说：“要有积极政策。”“港澳华侨在一定期限内（例如1年）他们可以拿外汇来，一年后随时可以拿外汇走，这样就可以来来往往了。股息多少，股息给不给外汇，这个问题是可以研究”。后来国家制定了《华侨投资兴办学校办法》和《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鼓励和争取华侨回祖国投资。并且强调“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
利用外资的思想不是直线上升的，因为当时主要是利用苏联的资金。一五之后，中苏关系趋于紧张，苏对华援助不再积极了，到60年代中期，我国在渡过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之后，利用外资、华侨资金，主要是采取延期付款的形式。另外，为购买成套设备与技术，也利用了中国银行在海外，如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外汇存款这一形式。1971年8月11日，接见资本主义国家来宾时说，“我们是国家，既然叫，就不应该要求你们搞经营，这个道理很清楚。”[12]实际上，引进外资的工作基本上停顿下来了。
2. 主张同外国人“做生意”，发展对外经贸关系。早在根据地时期，就指出“我们有计划地组织的对外贸易，”[13]还设立了对外贸易局，已明确表示中国党愿与友好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的愿望。他说，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不仅不会受影响，而且“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14]并在通过的经作过多次修改和补充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21条规定，“在尊重中国与尊重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还特别提到愿与美国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和互补性。我们应采取和美国及英法各国实行通商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两利的原则下，我们，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及外国直接订立了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出山东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15]我们必须尽可地首先同国家和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关于做生意，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16]。还明确指出，“生意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17]目的在于“同世界各国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于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8]
建国初期，访苏从王稼祥处得知，波捷意等国要与中国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消息后，即电告，“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美日英等国做生意。”[19]“关于出口贸易问题，务请注意统筹苏、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缅、越、罗、澳、加、日美各国在1950年全年出入口的种类和数量，否则将陷入被动”[20]。关于易货问题，“在一般不许易货的原则下，准备允许冷货易货与不通汇国家进行易货。这在争取进口物资上是有利的。”[21]并设想开放汉口港。这时，由于我国实行政策“一边倒”，主要是和苏联、东欧国家做生意，积极发展同这些国家的经贸交往。同时，也和经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做生意，发展经贸关系。1954年9月会见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提出了“一要和平，二要通商”。对日贸易，表示“对个别生意可以考虑做一点，以支持某些日本中小企业。”[22]他在会见秘鲁议员时，他反复强调在经济方面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该有原则地好好学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23]
总之，积极实行南北开放的策略，对外经济合作重点转向苏东，进而利用西方国家的矛盾，与北欧一些国家（如瑞典、丹麦、芬兰）建立了经贸关系。同时，以香港为基地与美国、西欧的一些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和开展贸易往来。1951年我国进出口达19.6亿美元，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额达9亿美元。并提出了“对日五年一亿英镑贸易问题”[24]的设想。
3.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认为“科学本身是没有国界的”[25]，他十分赞成“向外国学习”的口号，特别是自然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面。他特别强调4点：一是要重视学习具体的科学技术知识，也“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26]，
xxxx对外开放思想的时代特征_社会学论文 第四篇
一、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时期
革命时期是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思想既论述了革命根据地的对外开放，也对未来的新中国如何对外开放作了设想，在他的许多论著中，对革命根据地或新中国的对外开放都作了精辟的论述，表明的对外开放思想已初步形成。
的对外开放思想首先体现在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上。他认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首先应立足于自我，同时也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利用本国和外国资本发展经济。他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注：《选集》，2版，第2卷，768页，，出版社，1991。）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指出：在尊重中国与遵守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1946年6月3日经审阅同意的《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曾明确指出：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发展交通或与中国人合作经营工矿。（注：引自王占阳《的建设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416、414页，吉林出版社，1998。）的这些论述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对外开放思想。既论述了对外开放的格局又论述了开放的形式。两次提到“苏维埃欢迎外国资本家的投资”，到根据地兴办“实业”，即允许外国资本家到根据地投资，还论述了“实业”的具体形式可以是办工厂、开矿山、发展交通等。在投资方式上，可以是外国人独资，也可以与中国人合作经营（合资）。从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的对外开放思想的雏形已经形成。
在革命时期，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开放也作了大胆的设想。抗战胜利前夕，提出了对美国开放的主张。1944年在延安同斯诺、谢伟思、福尔曼等外国及人谈话中多次谈到：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就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希望美国能和中国党进行经济合作。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互相关联的。（注：《党史通讯》，1983(20)。）而且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在中国投资，会使双方在经济上“取长补短”，将给中美双方带来经济利益。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国家和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注：《选集》，2版，第4卷，1435页，，出版社，1991。）从的这些论述中不难发现：(1)对外开放，应该是全面的，不仅对国家开放，而且也应该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2)对外开放可以“取长补短”，表明了想利用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本，发展我国经济的愿望。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论述的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与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关系，对于当前我们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明确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党员的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和建设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注：《选集》，2版，第3卷，793页，，出版社，1991。）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重新认识这一思想显得非常重要，改革开放吸收和借鉴外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秀文化成果与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并不相悖，而是相得益彰。在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某些消极因素和腐朽思想必然会对我们产生某些影响，但我们绝不能因噎废食，因此就关起门来。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外来的腐朽思想予以坚决抵制，消极因素就伤害不了我们，现象就影响不了我们。
二、对外开放思想的成熟时期
自1949年10月中华共和国成立到我国改造初步完成，这是对外开放思想的成熟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对未来建设道路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多次提到了如何利用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本，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对外开放思想。1956年4月28日《在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不管美国人的也好，英国人的也好，日本人的也好，我们用得着的我们就得跟着学。”1956年12月在对党派人士谈话时曾经说过：只要社会有需要，可以允许资本家开私营大厂，华侨投资一百年不没收，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一点资本主义。的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他希望通过吸收和借鉴外国优秀的文化成果（不论是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有用，都要学）发展本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思想。
1956年4月25日，在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表明了对外开放思想已经走向成熟。
在这篇著作中在对外开放问题上至少阐明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思想。第一，强调了要向外国学，“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注：《著作选读》，下册，740页，，出版社，1986。）。不仅经济落后时要向外国学习，“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注：《著作选读》，下册，743页，，出版社，1986。）。第二，阐述了向人家学什么的思想。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注：《著作选读》，下册，740页，，出版社，1986。）特别强调要学习外国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优秀成果，指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注：《著作选读》，下册，742页，，出版社，1986。）。“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注：《著作选读》，下册，742页，，出版社，1986。）。第三，论述了如何向外国学习的问题。指出：“必须有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注：《著作选读》，下册，740页，，出版社，1986。）同时指出：“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地一概排斥”，（注：《著作选读》，下册，742页，，出版社，1986。）也不是主义的态度。因此在对待如何学这一问题上必须反对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对外国的东西一切照搬照抄；另一种是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这两种倾向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第四，还强调了向外国学习优秀的文化成果的同时，“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注：《著作选读》，下册，742页，，出版社，1986。）。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向外国人学习的论述，对于我们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对外开放思想已经成熟。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对外开放的思想由于受到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敌视和封锁政策的影响，在对外开放的格局上，带有“一边倒”的倾向，把对外开放的重点主要放在苏联和东欧的国家方面。
三、晚年的对外开放思想
晚年的对外开放思想是鉴于对资本主义重新认识的基础上的。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比较重视对资本主义的研究，然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发生根本变化，开始特别警惕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危险性，特别是在期间，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就更加彻底。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关上了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的大门。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的僵化，中苏两国由兄弟关系走向敌对关系，苏联在中国的投资、贷款，在中国的专家、学者全部撤回，援助中国的项目被迫下马，甚至在边界发生了局部冲突，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对外开放的又一扇大门也被迫关上了。对外开放的活动越来越少了，在这种不利的国际环境下，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了打开中国的外交局面，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摆脱中国在国际上的窘境，在这期间着重注意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如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柬埔寨和非洲的一些小国家，援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与此同时审时度势，改善了同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使中日、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这是在外交上的巨大成功，中日、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我国向日本和美国引进了成套的设备和大型的科技项目，总共达22项。
但是，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思想带有较强烈的色彩。由于受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影响，把对外开放的着眼点放在第三世界国家，这时的对外开放，我们主要不是引进，而是输出，是无偿援助。目的更多的是着眼于，因而忽视了经济效益，甚至在对外经济中滋生供给思想，不讲效益，这种非经济的对外开放经不住国际市场竞争的冲击，因而也制约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
总之，的对外开放思想，由同外国人做生意到强调
论xxxx功过评价中的辩证关节_社会学论文 第五篇
/功过评价/方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A84;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0)04-0025-07
是中国化的主义——思想的创立者、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者、中华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者。他的历史功勋卓著、思想影响深远。但是，在晚年又犯了严重的错误，最严重的是发动了被称为的运动，造成了十年之久的社会，给党、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何评价的功过是非，已经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同党和国家的命运相关的重大问题。有鉴于此，在、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指导和推动下，于1981年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20年实践的检验，证明《决议》对作出的评价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是《决议》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党内对的认识就已经基本统一了，更不能说社会上、海内外人士都赞同《决议》的观点。本文认为：党内、国内对功过的评价之所以存在着争论，有其复杂的原因，但评价时方的不同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想提出几个重大的辩证关节问题加以讨论，试图揭开对功过评价的分歧之谜。
一、关于“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
把中国党近80年的奋斗历程概括为两次革命，是首先提出来的。他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注：《文选》第3卷，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对应地说，过去的新主义革命以及在建国以后引导我国进入历史阶段，就是第一次革命了。在党的十四大上，对这两次革命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以同志为核心的集体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以同志为核心的集体领导的“新的革命，是在过去革命取得成功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的。它不是要改变我们制度的性质，而是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也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注：《文献汇编》，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17页。）。
由此可见，两次革命是历史地联系着的。第一次革命是第二次革命的历史前提和制度基础，它所建立的基本制度不但没有被否定，相反，得到了坚持和发展；第二次革命是第一次革命的继续深入，它要解决第一次革命没有解决好的体制创新问题。如果没有第一次革命，就无所谓第二次革命，而如果没有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的成果不但不能巩固，还将毁于一旦。只有这样地认识中国党的全部历史，我们才能对功大于过的历史地位作出准确的和充分的估计。
现在党内外、海内外、国内外否定的历史地位或认定过大于功的人，他们同我们党的分歧，主要不在于对的评价，我们党对也是彻底否定的；也不在于对“大跃进”等“左”倾错误的评价，我们党对“大跃进”、对自身的“左”倾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而主要在于他们对我们党所领导的新主义革命以及随后进入历史阶段的伟大成就取漠视以至否定的态度。所谓“漠视”，就是在评价时不谈他对第一次革命的卓越领导；所谓“否定”，就是不承认那一次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甚至根本不承认那是一场革命。对于这些人说来，谈的功劳、谈他的功如何大于过，是根本谈不通的。对于蒋氏父子，能谈通吗？谈不通。他们是的，自然会根本否定。对胡适那样的自由主义者，能谈通吗？也谈不通。他们根本不承认从新主义到的发展道路，不承认中国党领导的新主义革命的武装斗争，他们当然无从肯定的功大于过。对于现在力图走“全盘西化”道路的人，能谈通吗？还是谈不通。为了证明中国必须走全盘“西化”的发展道路，他们就得从根本上否定当年领导所走的道路。还有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受过“左”的错误路线的知识分子，他们同上面所说的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不同，他们是善良的，同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正确主张取一致态度。他们受到晚年错误的严重损害，对晚年错误感受极深；同时，他们对领导革命的伟大功勋只有书本上的知识，缺乏像解放以前的工人、贫农和跟随打天下的老同志那样的切肤之感。二者相比，他们对持比较或过分严厉的态度就不奇怪了。
在科学认识“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的关系，从而正确评价功过的问题上，、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无论在理论认识或者思想感情上都为全党、也为作出了榜样。在理念上充分肯定领导第一次革命的盖世伟功，认为“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注：《文选》第2卷，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在感情上不受他在中两次被错误批判遭到严重伤害的影响，与广大普通百姓包括工人、农民、战士同其爱憎喜忧。他语重心长地说到：“对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注：《文选》第2卷，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299页。）陈云在评价的问题上同有一样清醒的理念和诚挚的感情。他充分意识到，肯定在建国前28年历史中的伟大贡献对于全面评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说：“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被概括得更全面。”（注：《陈云文选》第3卷，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谈的功绩及其影响，对于我们教育至深。
二、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现实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
上面所说的“第一次革命”包括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其一是新主义革命；其二是“进而建立起基本制度”的革命。对于这后一个阶段的革命，存在着更多的争论。全国解放以后，从1949年到1952年，我们经过了一个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同时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和巩固新生共和国的一系列斗争，为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1953年6至8月，提出了“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对于这条总路线和它实行的结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总结。《决议》写道：“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改造的道路”（注：《文献汇编》，第47～49页。）。
改革开放深入展开以后，许多人对上述《决议》所作的判断提出了异议。从感性经验层面来谈，人们会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今日——我们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当初——我们何苦要实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呢？从理性思维层面来论，人们援引在《论联合》中的论点：“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注：《选集》第3卷，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而在1953年，中国的资本主义并未比1945年多了多少，为什么就去进行改造呢？
本文认为：评价47年前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放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下，“知其当初”，方能作出合理的判断。离开历史条件，抽象地讨论问题，要求那时就“早知今日”，这不是正确的方法。
现代决策科学告诉我们：一项科学决策，一是来源于对客观环境的正确，二是来源于主体对价值要求的清醒自省，二者结合，既有需要，又有可能，就产生应做而又可行的决策。就“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决策而言，客观环境是什么呢？一方面，国外的封锁和侵略，国内旧的企图复辟，资产阶级对党的不断挑战（“三反”、“五反”中揭露出来的“五毒”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迫使党不能不考虑着手建立经济的主体地位，而一旦有了这种主体地位，我国也就进入了历史阶段；另一方面，国有经济迅速发展，一部分私人资本主义开始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变，农村中土地改革之后生长起越来越多的合作组织，已经显示出向历史阶段逐步过渡的趋势。这就说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因时之需，因势利导。当时的主体价值要求是什么呢？这就是刚刚翻身解放的工人、农民要求迅速发展经济、要求做生产关系的主人。一方面，苏联的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和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呈现出强劲的生命力，深深地吸引着世代受苦、现已摆脱了剥削的工人、农民；另一方面，在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单位中工作的工人，都向往着像国有企业中的工人那样做企业的主人翁，而一部分生产条件不足的贫苦农民确有组织起来的积极要求。对于这样的价值要求，如果不考虑客观条件的制约性，盲目加以追求，就会作出错误决策；但如果同时考虑可行性，那就具备了作出科学决策时必须予以重视的基本前提。
这条“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但是当时条件下作出的大体正确的决策，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合理性。第一，它以国家工业化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相应地逐步改造社会生产关系。第二，它确认中国新主
论xxxx对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的艰辛探索_社会学论文 第六篇
一、关于建设中国的基本原则
把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是一贯倡导的原则。然而，将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确定为中国建设的基本原则，却经历了一个艰难而又复杂的过程。
1956年以前，中国同其他刚建立的国家一样，由于缺乏建设的实践经验，只能照搬苏联的做法，尤其在重工业、计划工作、统计工作、银行管理等方面，基本上是苏联模式。1956年，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促使和中国党人全面思考中国建设的基本道路、基本原则。1956年4月，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时就曾明确指出：“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注：《文集》第7卷，第64页。）他还说，照抄别国的经验是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而生搬硬套，最后必然是走向失败。他认为，“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注：《文集》第7卷，第64页。）他还指出，中国的经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即使好的经验，也不一定同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相适合，因此不能照抄照搬。很显然，的这番话，是在总结中国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教训后而说出来的。也就在这同一个月，在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建设中国的基本方针。几年后，在回顾《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动机时就曾说：“十大关系”就是同苏联比较，看看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能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欧洲搞得更快、更好。他还说，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大、中、小同时并举的方针，不提和苏联比，但实际上是在和苏联比。
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一开始就明确地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注：《文集》第7卷，第23页。）接着，他从十个方面进行总结，具体阐述了结合中国实际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
比如，在讲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注：《文集》第7卷，第24页。）又比如，在讲到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时，他认为，我们和苏联比，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在讲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又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注：《文集》第7卷，第29-30页。）“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注：《文集》第7卷，第30页。）
如果说，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谈到的主要还是中国建设实践中的问题，希望通过与苏联的比较，寻找适合中国建设的具体道路、具体方法，那么，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则更多地从理论上探讨了如何把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问题，并将这一问题上升到了中国建设基本原则的高度。他的这些思想，主要表现在当时他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
1956年8月，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实现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注：《文集》第7卷，第76页。）又说：“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注：《文集》第7卷，第76页。）这里提到的“基本原则”和“小原则”的关系、“基本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的关系，也就是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国建设具体原则、具体路线、方针、政策的关系。主义关于的普遍真理是基本原则、一般原则或大原则，是各个国家都必须共同遵守的原则；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的具体原则，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小原则”，是大原则或一般原则的“表现形式”。这些“小原则”或大原则的“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而且必然不同。当然，大原则与小原则的区分本身也是相对的。相对于的普遍真理，相对于的一般原则，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所制定的原则是小原则，是各国建设一般原则的表现形式；而相对于本国建设的实践，这样的小原则便是大原则，是基本原则。根据的看法，各国建设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但具体原则、小原则又是不同的。
在这篇著名的谈话中，谈到了音乐、舞蹈、文学、艺术乃至医学等问题，反复强调东西方、中国和外国的音乐、舞蹈、文学、艺术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但表现形式却各有不同，如他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注：《文集》第7卷，第76页。）又说：“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主义的法则。”（注：《文集》第7卷，第76页。）在谈到反对教条主义时，他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坎坷历程，“什么都学习，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注：《文集》第7卷，第79页。）在这里，与其说谈论的是音乐、艺术等问题，还不如说是谈论主义的一般原则与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关系问题，是的一般原则如何同中国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他强调在音乐、艺术上要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强调“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注：《文集》第7卷，第82页。），“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注：《文集》第7卷，第82页。），实际上不仅仅指音乐、艺术，而是告诫全党、全国，要在学习主义、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建设具有中国“独特的民族风格”、“民族形式”的。所以，他在这次谈话中明确地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革命的民族形式。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注：《文集》第7卷，第78页。）
在其后不久召开的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又对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原则作了理论的阐释。指出，斯大林之所以犯错误，从理论上讲，就是在一些问题上主观脱离了客观，理论脱离了实际、脱离了实践，因而不能把主义的普遍原则与苏联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他强调，要把主义的普遍原则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就是要做到主观符合客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反对革命和建设中的主观主义。如他说：“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我们这次大会的文件所规定的东西，所讲的东西，要尽可能符合和接近中国的实际。同时，要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批评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观点，批评这个主观主义，打击这个主观主义。这个任务，早几年我们就开始提出来了。现在，我们反对的是革命和建设中的主观主义。”（注：《文集》第7卷，第90页。）“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注：《文集》第7卷，第90页。）
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又明确地讲道：“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主义的胜利。把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注：《文集》第7卷，第116页。）
至此，关于中国建设的基本原则的思想已大致形成，这就是要把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的。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产物，是中国党和全中国建设实践的结果，也是在实践中艰辛探索的结果。
二、关于建设中国的民族形式
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民族风格的，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来实现；或者说，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要体现在一定的民族形式中。怎样的形式才适合于建设中国的？这是一直苦苦探索的问题。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
青年xxxx的超资本主义精神倾向_社会学论文 第七篇
20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和精神导师，在成为一个坚定的主义者之前，这种超资本主义精神便表现得异乎寻常。正是这种超越的冲动，成为他接受主义的心理准备，成为他后来凝聚全民族意志，进行民族革命，开辟道路的思想动力。
超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是不把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一个终极的价值目标来追求，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超越的对象，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高于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近代中国人的这种价值取向，建立在对被超越者——资本主义文明的情感态度和理性认识之上，它构成了超资本主义精神的思想背景。
近代以降，除一部分闭目塞听、冥顽不化的守旧官僚士大夫外，都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确实优越于中国固有文明。但，若将与中国固有文明根本对立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作为追求目标，那就意味着对自身数千年历史传统的全部否定，意味着跟在列强后面爬行。这种自我否定，对于有着自成一系的文化传统，幅员辽阔的东方大国来说，无论如何难以接受。更何况我们所要学习的，并不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先生，而是给我们民族带来无穷灾难的侵略者。但一次次的失败，日甚一日的民族危机，逼迫我们不得不向我们的敌人学习，出现向西方学习的深入过程与民族危机加深过程相一致的历史现象。这种“被动的”、“不得已”的心理困境，一方面不会心悦诚服地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当作效仿的榜样；另一方面会祈求一种更高的文明出现来战胜资本主义恶魔。这种情绪化的心态里已隐含着这样的认识：要想战胜敌人，不能跟在敌人后面爬行；要想抵制西方入侵，“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注：1938年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批注：“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此更高者即是民族革命。”转引自陈晋《的文化性格》第186页。）。这种“更高者”是什么，当时并不清楚，然而它的出现，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民族呼唤。
不把资本主义文明当作终极的价值目标来追求，除了情感上的抵触之外，还有着更为现实的考虑。
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一开始就看到了西方的两个方面：除了看到了他们以“船坚炮利”为代表的物质文明之外，还看到了他们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矛盾，看到了人情淡薄、道德败坏，即所谓精神文明的颓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严复、谭嗣同等，在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对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垄断和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作了指责；20世纪初康有为的《大同书》，除了继续陈述封建主义的罪恶外，还增加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垄断、财富集中，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竞争和生产无状态所引起的各种弊害的揭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仅李大钊透过“正义”、“和平”的外衣，认识到“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庶民的胜利》，《李大钊选集》出版社1959年版，第114页。），连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也认识到这是一场不义之战，“实在因战争得利的，只有少数企业家，大多数人是受了苦的。”（注：《朱执信选集》第534页。）
正是这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感性认识和批判态度，使得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犹豫不决，步履蹒跚，始终不情愿把资本主义文明当作追求的理想目标。在“不得不学习”的压力下，他们小心翼翼地寻找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途径，避免资本主义的悲剧在中国上演，从而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加美好、更加公正的理想社会。这种渴求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的著述和实践中都表达得相当充分，在早年思想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生当强敌四逼、国将不国的危难之秋，面对的侵略、瓜分，少年时代便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2页。）他怀着匡济时艰、挽救危亡的大愿走出韶山冲，寻找民族的解放之路。“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等湔，独令我来何济世；……”（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五月七日，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这些壮怀激烈的文字，使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的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若将救国救民的壮志付诸实践，必须知己知彼，必须对资本主义文明上升到理性认识。
五四运动前，对资本主义文明以文化批判为主，对“物质文明之弊”等异化现象多有指斥。张昆弟1917年9月日记曾记述：“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38页。）在1917年—1918年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认为“泡尔生固注重内界修养者，所以挽物质文明之弊”。（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25页。）他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个人有无尚之价值，“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页。）在这里将资本家与君主并列，表明他既反对封建专制，也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无可否认，这种看法的无主义色彩极为浓重，但应该看到这一思想的重大价值：在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否定当中，必然导致后来的“双重”改造，而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超越精神已隐含其中。
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真正使激动起来的仍然是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家在殖民地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上的丑恶表演，使得先进的中国人认清了的本质，也一扫从前的泛泛之论，开始对进行激烈的批判。
1919年7月《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的宣言、短评、启示计有26篇之多，其中10余篇评论是直刺、尤其是协约国的，对他们在战后的表演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在这些文章里，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深入的了解，认识到这种制度不仅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深受其害，就是在其本国，实业专制也只会使“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只有推倒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21页。）。在随后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更认为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化身，哪里有资本主义，哪里就有和苦难，“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39页。）
1917年8月23日到黎锦熙信中，深感中国思想太旧，道德太怀，且“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接着笔锋一转，“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如果说此时仅仅表达了对东、西方进行双重改造的思想，那么到了1920年，的这种思想变得极为冷静和沉着。“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这已不是简单谈如何做学问，而是如何切实地进行“双重”改造了。这种站在东、西方文明之上的文化视野，既克服了唯我独尊的“天朝意识”，又克服了崇洋的殖民地心理，达到一种理性上的成熟。它已冲出了近代以来或“中体西用”，或“全盘西化”的两难思路，而是企图从根本上熔东、西方于一炉，寻求出一种新的社会出路。
正是这种超越的文化视点，使敢于在1920年7月宣称：“彻底些吧，不但湖南，全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接着他不无深情地说：“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页。）在心目中，新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新社会、新文明。之所以将看作新文化的小花，就在于十月革命后的既不同于封建社会，更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叛和超越，因此在对它的前程表示担忧的同时，又寄予了无限的期望。这样的文化选择，其结论就一定是“改造中国与世界”（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70页。）。“改造中国与世界”还原为现在的语言，就是既要反对中国的封建社会，也要反对世界的资本主义，从而建立一种新型的式的新国家。按照这样的思想逻辑发展下去，一接触到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叛逆形态的主义，便被深深吸引住，迅速成为一个坚定的主义者便是极自然的事情了。
可见，早年的超资本主义精神，是对近代以来这种超越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同样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文明情感态度和理性认识之上的。此外，追溯这种精神的成因，还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早年的超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与中国传统的价值尺度有关。这个价值尺度就是潜藏在中国心中的大同理想。富足、平等、和谐、宁静的大同思想，早在两千年前就已产生。它一方面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心中的伊甸园，同时，历代农民起义又不断用斗争和实践来表达对这一理想的执着追求，使它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和顽强的生命力。对于自幼熟读经书的说来，这一理想对他有着那样大的感召力：“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社会越动荡，对于这一理想的追求就越执着。本世纪初康有为的《大同书》更将这理想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描述：“合大地，平民族，同人类……治众平，爱出生，至极乐”
试论xxxx新xx主义社会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_社会学论文 第八篇
/新主义社会论/现实意义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A 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69(2000)03-0029-04
《新主义论》的发表，不仅标志着创立了完整的新主义革命理论，而且创立了全新的新主义社会理论。以后，他在《论联合》、《论专政》等著作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使其更加系统和完整。新主义社会论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党人把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获得的理论创造。它指出新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是，但新主义革命的直接后果则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也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有着特殊的经济和文化的新主义社会。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科学的重大发展，对新中国的建立及其以后的实践有着深远影响。因此这一理论尽管实践的时间不长，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为落后国家如何走上道路提供了具体途径，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主义的经典作家曾描绘过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和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后进入社会，最终达到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没有了阶级和剥削的主义社会。当然这是以西欧发达社会为蓝本得出的结论。晚年的把目光投向东方，认为农村公社“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果”。(P431)恩格斯也认为，对于东方落后国家来说，只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就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向过渡。苏俄十月革命后实行战时主义政策，实际上就是准备向主义直接过渡，但在实践中遇到了挫折。看到了直接过渡的不可能，转而推行新经济政策，实行革命的退却，同时开始了理论上的探索。他指出：“我们还处在从资本主义到过渡的最初阶段，而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那些特点在大多数国家内是没有的。”[2](P46)而且，资本主义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期就愈长。的探索明确了两点：一是由于国情的特殊，不能直接进入，而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二是过渡时期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是并没有说明过渡时期是什么样的社会状态。
中国的国情既不同于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封建落后、但资本主义有所发展、有的。正如指出的：“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3](P1060)是一个不完整、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充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因而向过渡就更为复杂。从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和阶级结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新主义社会的构想。在他的心目中，新主义社会显然是一个的社会形态，是一个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既有资本主义因素又有因素的特殊的社会形态。它上实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但领导权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始终是这个的主导部分，这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成功后的当然结果，也是向过渡的必需的保证。经济上在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封建土地关系以后，实行国营经济为主体，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集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为进入创造物质条件，实质上就是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新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有民族的形式，更有主义的内容，是将来走向的的保证。新主义社会就是新主义、经济、文化的统一。同时，明确指出新主义社会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4](P675)它的前身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它的存在就是要在无产阶级的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来补上发展生产力的一课，从而为创造物质前提。即如所说：“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党的领导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主义社会进到社会和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5](P1476)这样一种社会形态，显然是人类有史以来未有过的，也是主义经典作家不曾描述过的。它是把主义应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而得出的理论创造。正是通过新主义社会这一中介，为象中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走上道路提供了具体途径。经过新主义社会的发展，中国就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卡夫丁峡谷”，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入社会。即如所说，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果。反之，“没有一个新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3](P1060)
从马恩的直接过渡到的新经济政策再到的新主义社会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探索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走上道路的历史轨迹。构想的系统而完备的新主义社会理论就是这一探索的丰硕成果。它既坚持了马恩提出的吸收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肯定成果的原则，又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情出发，是对科学的重大发展。
新主义社会论的提出，对中国革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毕其功于一役”，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固然违背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党的历史上也曾存在过“一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试图把革命和革命一次完成或把二者截然分开，也说明当时中国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不了解。正因为如此，党的历史上多次出现“左”、右两种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正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进行，但两步决不是革命结束后即开始革命的连续进行的两步，也不是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互无关连的两步，而是由新主义社会联系起来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正如指出的那样：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阶段为第二阶段准备条件。而进入的条件除了革命造成的条件外，还需要新主义社会发展造成的社会生产力条件。新主义社会论的提出则正好解决了两个革命阶段的衔接即如何两步走的问题。这就不仅指明了中国革命将来的方向，更指明了近期革命应努力实现的目标。
二、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国家学说，指导了新中国的建立
马恩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不同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有不同的形式。革命后创造了苏维埃这种形式，它“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所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6](P362)中国党在二大就已提出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后来又有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但是革命胜利后到底要建立的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党人心目中并不明确具体，直到的新主义共和国的构想出现才有了一个清楚的建国目标。
新主义的共和国是一种独特的国家类型，它是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对立物，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以后出现的。它与欧美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旧式共和国早已在中国心目中破产。它又与苏联式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不相同，因为“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也不可能实现的国家制度。”[3](P1055)“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主义共和国。”[4](P675)这个新主义共和国的独特性表现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并存，并且还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度发展。但是上它是一种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联盟的国家制度，即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它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国家构成和构成的基础部分，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而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后来又进一步把它表述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专政。新主义共和国的政体是以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制度，因为它更能体现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实质。同时，指出：“中国在整个新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机构的制度。”[3](P1062)任何政党、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不采取敌对态度，党就要与它们合作，也就是要实行合作的制度。很显然，这种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新主义国家不仅与资产阶级一阶级专政、实行三权分立和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天差地别，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3](P1062)这样的新主义共和国既在当时世界上存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共和国、大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外，也不属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国家类型。扬弃了旧主义的国家学说，也不教条地拘泥于主义的国家学说，创造性地构想了一个全新的国家类型，是对主义的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
新主义共和国方案的提出，是对世界历史潮流、中
全球化背景下xxxx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_社会学论文 第九篇
【关 键 词】思想/科学价值/现实意义/主义中国化
【 正 文】
关于全球化肇端的时间，迄今并无十分一致的看法，但却没有人能够否定近二十年来、尤其是冷战终结以来全球化浪潮对人类社会所造就的巨大影响。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伴之以科技的迅猛发展、电脑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骤临，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党，也因此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一方面要利用经济全球化加速本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和经济安全；面对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更加隐蔽、间接和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必须做到既要加快的建设，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化的成果，又要巩固制度，坚持文化和的性。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分层和利益调整，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人们的观念、觉悟发生深刻变化、需求与参与扩大的情况下，执政党必须做到对社会民众分化的利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具有更强的维护社会稳定和进行社会整合的能力。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这些新的变化，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的中国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的考验。能否与时俱进地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关系到党能否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中国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重要思想，其形成的理论基础，正是主义、思想、理论。因此，充分认识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就显得非常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系列新变化，导致一些人对诞生于革命年代的思想的当代价值产生困惑甚至怀疑。对此，我们固然可以从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意义或独创性的内容来回应前述的困惑。譬如说，从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主三个“活的灵魂”，关于新主义革命，关于革命和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来阐述思想的价值，这种回应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由于这个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带来的，因此，还必须把握变动中的现实，理解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联度，找准全面理解思想的切入点，在观照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正确把握衡量思想的价值尺度，并在理论上厘清思想与作为当代中国主义的理论、重要思想之间一脉相承之联系，从而明确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使思想成为中国党旗帜上永不褪色的内容。
一、现实与思想的生命力：开放的理论与变动的实践
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显著特征的当代中国现实，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面对这些深刻变动中的现实，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恒久的指导意义。
（一）思想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思想诞生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而当代中国所处时代的主题和特征是和平与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显然，这两个时代是不能也是无法割裂的，后者是前者历史演绎的必然结果。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思想连接了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
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主义理论，在深刻近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围绕着“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主题，系统回答了包括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道路、步骤、前途等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在思想的指引下，中华民族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随后又通过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建立了制度，顺利完成了由新主义向的过渡。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共和国的成立和制度的确立，为进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实践证明，思想成功地解决了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为发展中的的大国，中国是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国党在思想指引下领导所取得的胜利，不仅为中国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促进了时代主题本身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从而迎来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的时代。
思想并不仅仅是为了革命与战争而生的，而恰恰是为了消除战争、进而实现和平与促进发展而生的。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实现民富国强，正是这一理论的价值所在。因此，在思想的科学体系中，除了关于中国革命和建国的理论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直接与建设、改革和国家的现代化有关，至今仍然发挥着指导作用。尤其是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主，贯穿于思想科学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将起着长远的指导作用。可见，时代主题的变化，不仅不会导致思想的不合时宜，反而会更加充分地层现其持久的生命力。
（二）思想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开放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问题凸显，网络的普及导致强势国家、民族与团体之价值观与的辐射效用剧增。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弱势的国家与民族，一方面必须主动实行对外开放，以积极应对全球化之大潮，从而通过跨越式的发展来赶超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的全球化中被“边缘化”，沦为大国的附庸，并导致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不难看出，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所面临的两难抉择，在现时代仍然没有终结。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而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拒斥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与“衰败化”的革命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并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从而成功地阻断了近代以后“中国被边缘化”进程，推动它由被动卷入现代化向主动进行现代化建设转变；同时，思想中经由新主义到的路径设计，关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又体现出积极的开放姿态与包容精神。因此，曾经成功指引中国完成新主义革命与革命的思想，同样可以正确指引当代中国在全球化境况下，通过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成功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三）思想与改革
1978年以来的改革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目共睹。从模式选择来看，改革显然是对延续二十多年的苏联式发展模式的否定。但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决不意味着对思想的否定。苏联模式是中国党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但是，几乎在实施苏联模式的同时，以为代表的党的集体就已经开始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的探索，探索中所取得的正确的理论成果成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内在逻辑来看，思想与当前的改革的关系，并不是相悖的，而是相一致的。
从思想与改革的历史关联来看：思想直接指引了中国党的第一次革命——通过新主义革命与改造的进行，使中国社会实现了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新主义社会至社会的历史性巨变；而1978年以后的改革作为中国党领导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当然是关联于而不是脱离于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的。改革以思想及其当代形态——理论、重要思想为指导，也是思想生命力的鲜活体现。
从思想与改革的哲学关联来看：对于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以前的主义经典作家并未做出明确的回答。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首次提出并系统了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其性质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其特点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可以“经过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实践证明，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不仅为当时的探索提供了方的指导，更重要的是为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
从思想与改革的模式关联来看：中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主义走上道路、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在这样的国度里进行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能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径和模式。中华共和国成立以前，党的集体扬弃既有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模式，成功地找到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新主义革命道路；过渡时期，党又顺利地走过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道路；1956年前后，又提出了要“以苏联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历史任务。毫无疑问，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作的历次探索，无不体现了所倡导的创新精神、所强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种创新精神，无论对于当时的革命与建设，还是对于今天的改革，都是有指导意义的，并将继续为中国特色事业的不断前进提供不竭的动力。
二、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发展：直接的价值与意义
按照历史的纵向划分，思想包括关于新主义革命、关于新主义社会、关于改
xxxx人学思想的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_社会学论文 第十篇
人学思想的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
——纪念诞辰110周年
【 作 者】雍涛
【作者简介】雍涛 武汉大学 哲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人学思想是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运用主义于中国实际，围绕中国的自由解放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形成了以人的本质为基础，以人的价值为中介，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的人学思想，在人的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继承和发展了主义人学思想。晚年在人学思想上虽然发生过一些迷误，但其基本方面仍然是正确的，具有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人学思想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主义的远大目标和的本质要求，对于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的过程中坚定主义信念、不忘“人的全面发展”的大目标，又立足于积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阶段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 键 词】/人学思想/人的全面发展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xx)12-0003-04
人学思想是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研究和评价的人学思想，对于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于指导中国特色的实践，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人学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晚年的迷误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运用主义于中国实际，围绕中国的自由解放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问题，形成了以人的本质为基础，以人的价值为中介，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的人学思想，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社会底层命运的特别关注；对社会公平的执着追求；对主体观念的改造和重建的高度重视；对个性解放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大力推崇的中国特色，体现了中国哲学人本主义传统和主义哲学的人文精神，继承和发展了主义的人学思想。现简要分述如下：
一是从劳动（实践）和社会关系的角度阐明了人的基本特性和本质。曾经说过：劳动即“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第96页）是人的类特性，又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第56页）根据的思想进一步指出：“自觉的能动性”是人区别于物的特点。[3]（第477页）自觉的能动性包括思想等等主观的东西和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做或行动），而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因此，人的基本特性表现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4]（第81页）也就是说，实践、特别是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为特征的生产劳动，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然而，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人又如何区分呢？指出，要从社会关系即“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发展”上加以区分，[5]（第282页）因为人要实践、要劳动，就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即“人的社会性”不同；现代人和原始人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即“人的历史发展”情况不同。而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所以强调在阶级社会里要从人的阶级性上了解人的特性和人的本质。这是对人的特性和本质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二是从历史创造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指出“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2]（第585页）因而人是创造价值的最高价值。发挥了的思想，从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他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6]“，只有，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第1031页）因而有了赞扬人的价值的那句名言：“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8]（第1512页）而人的价值有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之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辩证统一：个体要自觉地为集体、社会作贡献；集体、社会要尽可能满足个体的正当需要。
三是从必然与自由的哲学范畴的中引伸出自由的概念，提出党人要为的自由解放而斗争。恩格斯指出：自由是根据对外界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世界。[9]（第456页）自由存在于主体的认识和实践之中，表现为人对自然的自由，人对社会的自由和人对自己本身的自由。自由不过是整个人类一般自由的一个方面，属于人的社会自由范畴。根据马恩的思想，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指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10]（第485页）“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10]（第845页）认为自由同其他形式的自由一样，也必须以对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为前提，指出要想获得指导中国革命的自由，就必须认识“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即中国革命的规律，要想获得指导中国建设的自由，就必须认识中国这个“必然王国”。他还进一步指出，在阶级社会中，自由是有阶级性的，需要人们去争取、去斗争。因此党人要与争取自由、争取平等的人们站在一起，为中国的自由解放而斗争，要让自由的阳光照遍祖国大地。[11]（第210页）
四是从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出发，提出了问题和革命的人道主义原则。很早就提出无产阶级的思想，要求把争取和公民权纳入无产阶级的纲领。[12]（第12页）恩格斯主张把“自由、结社的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作为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斗争的武器。[9]（第124页）并认为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要求”。[9]（第448页）在批判资本主义使人发生异化时，多次提到主义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而这种主义就包含着人道主义。[1]（第120页）根据马恩的思想，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劳动，劳动使人成为历史的主人，具有无上的价值，因而应当享有作为人的权利即，而首先是大众的，其中最基本的是生存权，然后是发展权、管理权。在制度下，劳动管理国家，管理上层建筑，管理各种企业事业，则是劳动者最大的权利。[13]（第129页）与尊重相联系，还提出了处理人际关系最起码、最普遍的原则——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革命队伍和内部，而且适用于放下武器的敌人和不再捣乱的反动分子，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腐朽为神奇。这是人学思想的一大贡献。
五是坚持和发展了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提出和实践“解放个性”的口号。认同《党宣言》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4]（第416页）提出了“解放个性”的口号，强调“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主义，也没有。”[14]（第239页）他领导中国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使“广大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7]（第1058页）为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时期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强调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制定了繁荣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希望营造又有集中又有，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15]，从各个方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遗憾的是，晚年对主义的人学思想存在着片面的认识和误解，在一些问题上发生子迷误。例如，在人性和人的阶级性问题上，由于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只讲人性的阶级性，否定共同的人性，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把一切学术理论问题都归结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宣称“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实行全面专政”。[16]因而在中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摧残了文化，践踏了人性；在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上，把个人和集体完全对立起来，把个人物质利益原则视为“最近视的个人主义”，[13]（第134页）否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在问题上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法制建设，从制度上保障的权利，反而认同“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行为，提倡“加秦始皇”的奇异人治思想，[17]其结果是使法制遭到破坏，受到侵犯；在自由问题上，建国以后不再把自由看成党人和革命奋斗的重要目标，而仅仅看成一种手段或权宜之计，在“一律”、“集中统一”的名义下，公民的自由实际上受到很大限制；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只讲变革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对人的发展的意义，不讲发展生产力对人的发展的作用，还把人的全面发展误解为通过消灭分工和社会角色功能互换来实现社会身份的人人平等；等等。
尽管晚年在人学思想上发生了一些迷误，但其正确的方面仍是基本的、主要的，我们应当客观地、全面地评价它的得失，肯定其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指出其历史局限性，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超越和发展的人学思想。
二、深入研究人学思想是发展哲学的重要途径
哲学是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同时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它必须与时俱进，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哲学的发展，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如深化基础理论《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的研究；开展应用哲学的各分支学科如的经济哲学、哲学、军事哲学、道德哲学、文化哲学等的研究；进行多向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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