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如何运用“谨慎原则”_经济学论文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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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如何运用“谨慎原则”_经济学论文 第一篇

金融业是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从它诞生第一天起就与风险相伴随。银行业务风险，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目前全国金融业的不良贷款问题，对我国现阶段已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甚至制约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现就如何运用会计准则中的“谨慎原则”，增强金融业自身风险免疫功能，促进金融形势稳定的问题，提一些看法和建议。

“谨慎原则”是国际会计准则（以下简称《准则》）中很重要的准则之一。《准则》对此所下的定义是：“谨慎是指在有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作出所要求的预计时，在所需用的判断中加入一定程度的谨慎，以便不抬高资产或收益，也不压低负债或费用”。用句通俗的话来解释：谨慎原则的要点是“不预计未实现的利益，但估计所有可能发生的损失，不高估资产的价值，不低估负债的发生；对各种可能获得的收益非有充分证明不予入账，但对各种可能产生的费用和非常损失，只要有相当理由即在本核算期内予以确认列账”。

根据这个原则，对照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和有关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可以看出有些规定对《国际会计准则》的“谨慎原则”的理解似不够深入，并与国际银行的作法也有一定的差距。下面分四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关于应收应付利息的计提与谨慎原则的关系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十六条规定，“会计核算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为体现这条原则，在《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以下简称财务制度）第三十六条及第五十八条分别作了如下具体规定：企业放款应“按国家规定的适应利率和计息期限计算应收利息，计入当期损益”。企业应按国家规定的适应利率分档次提取应付利息。同时在第四十一条又进一步规定：“借款合同约定到期（含展期后到期）但未归还的放款，作为逾期放款，其中逾期（含展期后）未满2年的，企业应按规定计算应收利息， 并纳入当期损益。逾期2年及超过2年仍未归还的放款，作为呆滞放款，其应收利息不再计入当期损益，由金融保险企业设置科目专项反映，实际收到的利息计入当期损益”。

《财务制度》规定企业会计核算应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其作用在于均衡企业各个时期收入和支出，有利于正确反映资产、负债、损益情况。银行以经营存放款为主要业务，其存放款约占资产（负债）总额的50%-80%以上，因此应收应付利息数额巨大，如果不分期计算应收应付利息将不利于银行合理安排资金运用和正确反映各期财务状况。但必须注意的是计算应收应付利息是二者对等的关系，是权和责的对立矛盾统一体，其前提条件是建筑在存、放款银行必须按规定期限支付存款利息和足额收回贷款利息基础上的权责发生制。毫无疑问，银行对存款利息必须无条件支付。同理，我们理解第三十六条规定所指的计提应收利息，应该是在银行收息日，能按期足额收回贷款利息的前提条件下所计算的应收利息，如果借款人发生问题而使银行在收息日未能按期足额收回贷款利息， 则达不到采用权责发生制所要求的正确反映银行当期财务状况的目的。 但《财务制度》规定贷款逾期二年以内仍应计算应收利息，作为利息收入列入当期损益。这显然违背了采用权责发生制的本意。明知有的借款企业经营不善，濒临倒闭，限于贷款逾期不满二年的规定银行仍要按期计算利息收入，结果大大膨胀了银行各期收益，从而不得不照缴营业税、 附加税、所得税、上缴利润及分配股息、红利、奖金等，给银行的财务状况带来了一系列巨大冲击。由于银行收益中包含了实际已成为坏账或将成为坏账的无“现金流入”的利息收入，多则可能几十亿，少则近亿上万，使银行年终账面的净益金额严重失实，很难排除“虚盈实亏”泡沫利润现象。当前不少企业实在无力支付借款本息，使银行逾期放款、呆账率和坏账率普遍较高，实际上这些税款和分配的利润是由银行无偿垫付的。这种虚收实支的潜在问题始终困扰着银行经营者，似已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香港金融管理局从动态的风险性监督出发对贷款分为五级：正常贷款，特别注意贷款（Special Mention）不合格贷款（Substandard）、可疑贷款（Doubtful）和呆滞贷款 （Loss）。除正常贷款级外，其余四级贷款的应计利息再按有无担保分类作如下处理（见表1）

表1　香港金融管理局规定的贷款分类及应计利息的处理标准

class=font1 width=40 rowSpan=3>类型 width=40 rowSpan=3>本金 width=40 rowSpan=3>已计利息 width=40 rowSpan=3>未计利息 colSpan=8>逾期 时 间 colSpan=2>三个月以内 colSpan=2>三个至六个月 colSpan=2>六个月至十二个月 colSpan=2>二十个月以上 width=40>等级 width=40>利息 width=40>等级 width=40>利息 width=40>等级 width=40>利息 width=40>等级 width=26>利息 class=font1 width=40>1 width=40>F width=40>F width=40>F width=40>SM width=40>a width=40>SM width=40>a width=40>SM width=40>a width=40>SS width=40>a class=font1 width=40>2 width=40>F width=40>F width=40>P width=40>SM width=40>a width=40>SS width=40>a width=40>SS width=40>b width=40>SS width=40>c class=font1 width=40>3 width=40>F width=40>P width=40>U width=40>SM width=40>a width=40>SS width=40>b width=40>SS/D width=40>c width=40>D width=40>c class=font1 width=40>4 width=40>F width=40>U width=40>U width=40>SM width=40>a width=40>SS width=40>b width=40>D width=40>c width=40>D width=40>c class=font1 width=40>5 width=40>P width=40>U width=40>U width=40>SM/S width=40>a width=40>SS width=40>b width=40>D/L width=40>c width=40>D/L width=40>c class=font1 width=40>6 width=40>U width=40>U width=40>U width=40>S width=40>a width=40>SS/D width=40>c width=40>D/L width=40>c width=40>L width=40>c

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 _经济学论文 第二篇

 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唯物史观的传播密不可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的中心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这次论战启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而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正是在这次中形成的。活跃在这次中的各派学者程度不同、先后不同地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由于唯物史观的指导和影响，中国经济史学一开始就形成了社会经济史的传统。

现代中国经济史学基本上是与二十世纪同行的，它的形成和发展与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紧密相连；可以说，没有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没有现代中国经济史学。中国经济史研究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三次，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第二次是解放后十七年，第三次是结束后的新时期。每次的出现，都与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发展分不开。本文打算就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关系，作一些初步的探讨。研究的时段主要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时期，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有些论述延伸到抗战时期。

一、从传统经济史学到现代经济史学

中国很早就有系统的经济史记述，并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它主要有两大首尾相续的系列：一是历代正史《食货志》系列，二是《十通》中的尤其是“四《通典》”中的“食货门”系列。它们不但是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史的基干性资料，同时，从这些记述的系统性和连续性看，其本身已经构成了“经济史”。但传统史学毕竟是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记述军事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史的记述只是它的附属部分。而且它所记述的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此种反映的自觉性，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不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可称为传统经济史学。

作为一门的学科的经济史的产生，中国和和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学发展为系统的理论，19世纪以后，人们用经济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解释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内容，经济史遂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丰富的经济思想，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的经济理论，因此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用这种系统的理论经济过程的的经济史；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随着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才得以形成的，而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出现又相对晩后。

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用进化史观改造传统史学；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梁氏本人也尝试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某些经济思想和经济现象，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

不过直到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才比较全面地开展起来，出现了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中的第一个。当时中国经济史研究非常活跃，人们用近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指导研究工作，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研究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各个环节，并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其研究的广度和深都是过去的“食货”式的记述所不可比拟的。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的经济史研究机构和刊物。例如，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的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时，经济史是其主要的研究内容，193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了《食货》半月刊，这是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陶氏还在大学法学院建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南方，中山大学法学院也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在《现代史学》杂志中开辟了“社会、经济史”专栏。从这种种情况看，可以认为这次标志着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正式形成。

二、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第一次的出现

这次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与主义的传播和中国新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而直接启动这次的则是中国社会史论战。

瞿林东先生曾经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当是历史观的进步，即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梁启超等人鼓吹史学革命、创建近代史学时，主要的思想武器是近代的进化论。作为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经济史学，其起步相对晚后，但正因为它起步较晚，当它临产时，主义已经传入中国并获得广泛的传播，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史学与主义结下不解之缘。

唯物史观是在五四之后才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经过中国早期主义者李大钊等人的努力，在当时烈火干柴的革命形势下传播相当迅速，到北伐战争时期已有风靡思想界之势，大革命的失败也没有能够阻止这一发展的势头。这种情况，当时的学者有着深切的感受。顾颉刚曾用“风靡一世”（1932年） 、“像怒涛一样奔腾而入”（1935年）[2] 来形容唯物史观对三十年代的学术界的影响。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把1927—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齐思和后来也指出，从五四到北伐短短几年，中国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两个解放时期，“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3] 。在中国经济史学孕育和诞生时期，曾经面临各种各样的思潮和理论，但是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像主义的唯物史观那样对它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所决定它十分重视经济史研究，同时又给这种研究提供最锐利的理论武器。中国经济史学的诞生适逢主义广泛传播之时，应该说是中国经济史学之幸。

主义的传入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它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而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形势，又使这种关注具有了空前的迫切性。因为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关系到如何确定革命的性质和战略策略这样与革命前途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又不能不作社会经济的和历史的研究，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作为其延伸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问题，如战国以后到战争前的中国是什么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是别的什么社会？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时代？都是与社会经济形态有关的问题。当时论战的各方，无论其倾向如何，基本上都使用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范畴和名词术语。主持《读书杂志》并出版了四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的王锡礼，曾经比较了人生观论战与社会史论战的异同，指出前者是科学与玄学之争，后者科学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前者是唯物和唯心之争，后者是唯物的内部斗争，都以唯物辩证法作武器[4] 。积极参加论战的胡秋原也说过，这次论战表示唯物一元论的历史观已经取得中国思想界的霸权[5] 。事实上，参加论战的并非都是真正的主义者，有上属于托派的，有上拥护的，有后来离开了唯物史观的阵线的，但他们在主观上或在表面上都信奉唯物史观，这是唯物史观风靡思想界形势下所出现的独特现象。论战的实质是如何运用主义唯物史观、尤其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剖析中国的历史。这次论战相当激烈，不同观点的辩难，有主义和非主义之争，也有如何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歧。由于讨论的内容是围绕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展开的，所以它属于经济史的范畴，而且是关系社会经济历史总体性的重大问题。或认为这些问题与具体的经济运行关系不大，是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其实不然。这些问题诚然不能代替经济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但是，提出和研究这些问题，才能把具体的经济史问题统帅起来，才有整体的经济史。

热烈的论战在三十年代初告一段落，但经济史研究并没有随之而消寂，而是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因为社会史论战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同时也激发了人们深入研究经济史的愿望。论战牵涉社会经济的广泛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但论战中的文章往往是鸟瞰式的通论，比较空疏，而且论战各方往往带着激烈的情绪。要解决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就不能满足于那种上下几千年的笼统论述，而需要沉静下来，在充分收集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具体问题的专题研究。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以后经济史研究持续性的热潮就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进步史学家嵇文甫1935年为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作序，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概说阶段，论战时期和搜讨时期。他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肇始追溯到大革命时期，“许多突然袭来的事变，使当时参加这幕历史活剧

工作演化唯物主义学说 其它经济学论文_经济学论文 第三篇

文摘：基于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笔者提出了工作演化唯物主义学说。工作演化唯物主义学说认为：工作能力和工作关系之间的矛盾，工作基础和工作单位之间的矛盾，是人类工作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存在于一切形态的人类工作之中，贯穿于每一个形态的人类工作始终，决定着其他一切人类工作的矛盾，是推动人类工作社会发展和演化的基本动力，决定着整个人类工作社会的面貌、社会发展和演化的必然阶段和客观趋势。总之，工作能力和工作关系的辩证关系是：工作能力决定工作关系，工作关系反作用于工作能力。正是由于工作能力和工作关系之间这种相互作用，推动着整个人类工作的演化和发展。

关键词：工作能力；工作关系；工作基础；工作单位。

一、前言

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建立在工作之“道”基础之上的工作实践不仅创造了人类工作，而且是连接工作与工作的纽带，工作环境和工作者数量是人类工作的必要条件，符合工作之“道”的工作资料获取方式及能力在人类工作发展中起决定作用。

由于符合工作之“道”的工作资料获取方式及能力可促使人类工作存在下去并出现进一步分工，从而创造出新的人类工作或者使人类工作出现新的功能，形成新的工作关系。新人类工作的产生过程与工作活动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

在工作存在与工作意识的关系方面，工作演化唯物主义学说认为，工作存在决定工作意识，工作意识反作用于工作存在。

二、工作环境在人类工作发展中的作用

工作环境是指工作存在和发展所依赖的各种工作条件的总和。

工作环境是工作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工作环境为人类提供各种工作资料和资源。因此，工作环境对人类工作的发展起制约和影响作用。但工作环境对人类工作发展不起最主要的决定作用，起最主要的决定作用的是工作之“道”、工作资料获取方式，原因如下：

第一，工作环境不能决定人类工作内部工作关系的更替；第二，工作环境只有通过符合工作之“道”的工作资料获取过程和方式，才能对人类工作发生作用；第三，工作环境在人类工作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受工作之“道”、工作能力和工作关系的制约。

在人类工作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符合工作之“道”的工作资料获取方式，这是工作演化唯物主义学说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基本原理。

符合工作之“道”的工作资料获取活动是形成一切工作关系的基础。符合工作之“道”的工作资料获取活动不仅创造了人类的工作资料，而且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工作关系。在工作关系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其他社会关系，从而形成了整个人类工作。

工作方式决定人类工作的演化。有什么性质的工作方式，就有什么性质的人类工作，一种工作方式被一种工作方式所替代，就意味着旧的人类工作被新的人类工作所替代。

工作方式是人类工作发展演化的决定力量。

工作方式是人类为维持自身工作而通过工作之“道”、工作活动获取工作资料的方式，是工作能力和工作关系的统一体。工作方式在人类工作发展演化中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采用一定的符合工作之“道”的工作活动获取工作资料，是人类工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从事一切工作活动的首要前提。

第二、工作之“道”、工作资料获取方式、能力等因素决定着一定人类工作的性质和面貌。只有获得了工作资料，人类才有可能进行其它一切工作活动。因而，人类工作的发展演化，不能不受工作之“道”、工作资料获取方式所提供的基础和条件的制约，以同工作方式特点相适应的内容和形式出现。

第三、工作之“道”、工作资料获取方式、能力等因素的变化和发展决定着人类工作的演化更替，形成了人类工作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工作方式是工作能力和工作关系的统一体。任何时代，工作能力都是一个活跃的因素，使工作之“道”、工作资料获取方式、能力等因素处于不断发展演化之中。当工作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引起工作关系的变化，从而使工作之“道”、工作资料获取方式、能力等因素发生变化。

三、工作能力与工作关系

纵观整个人类工作演化历史，工作能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人类工作发展的决定力量。

工作能力和工作关系之间的矛盾，工作基础和工作单位之间的矛盾，是人类工作的基本矛盾。人类工作的演化就是由这两种基本矛盾作用推动的历史过程，这两种基本矛盾通过符合工作之“道”的工作方式、能力作用于人类工作。

工作能力和工作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人类工作基本矛盾中最基本的一对矛盾。工作方式是工作能力和工作关系的统一，是人类工作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而，我们要研究、认识人类工作发展的一般规律，必须首先深入探讨工作能力和工作关系的矛盾（相互作用）及其辩证运动。

那么，什么是工作能力呢？

工作能力是人类利用工作之“道”解决自己在工作过程中各种矛盾的能力，是人类通过规律、道理利用和改造自然，使其适应人类工作需要的客观作用。

人类在其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利用工作之“道”不断从外界获取工作所必需的工作资料。由于自然界不可能主动奉献这类人类工作必需的工作资料，从而产生了人类工作与外界的矛盾。这个矛盾只能通过人类持续的工作实践去解决。因此，工作能力是人类基于工作之“道”影响、改造自然，以解决人类与外界矛盾的一种客观作用。

工作资料获取过程的简单要素包括：有意识、有目地的活动或工作资料获取本身，工作资料获取对象和工作资料。现实的工作能力正是由这些简单的要素在工作资料获取过程的有机结合所形成的一种人类利用外界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资料获取技能的工作者，以工作器官和工具为主的工作资料，以及引入工作资料获取过程的工作资料获取对象是工作能力的三个基本要素。其中：

工作者是工作能力的首要因素，没有工作之“道”，没有具有一定工作经验和工作资料获取技能的工作者，就没有现实的工作能力。工作者的工作资料获取能力包括体力和脑力两个方面，在工作过程中，工作者不仅要付出一定的体力劳动，而且要付出一定的脑力劳动，因此，工作者不仅包括体力工作者，也包括直接或间接为工作资料获取过程提供脑力服务的工作者。笔者认为：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工作资料获取过程的工作者，都属于工作者的范围。随着工作能力的发展，在工作资料获取过程中，人类的脑力劳动的付出将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工作资料是工作资料获取过程中，人类用以影响和改变工作资料获取对象一种结构复杂、范围广泛的物质系统。它包括人类自身用来直接作用于工作资料获取对象的工作工具系统，用于维持工作工具的动力系统，能源系统，运输、储藏系统等，以及实现各中工作资料的最佳结合所必需的信息处理传递系统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作工具系统，它是工作资料获取效率的标志，是工作能力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因为：（1）工作工具是工作过程中直接传递人类对外界作用的手段；（2）工作工具的使用和变化，是人类由低级到高级的标志，而新工作工具的每一次变化和改进，都标志着工作能力对外界的适应提高，以及人类利用、改造自然能力的适应提高；（3）人类工作能力的变化大多数是从工作工具的变化开始的，工作工具是人类工作能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也是人类工作发展的重要标志。笔者认为：各种工作者的区别，不在于获得什么样的工作资料，而在于怎样获得工作资料，用什么获得工作资料。工作资料不仅是人类工作能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工作资料获取借以进行的人类工作关系的指示器。

工作资料获取对象是工作资料获取过程中所能作用的一切对象。它包括下列两类：一类是未经工作者加工的自然物，即纳入人类生存过程中的一部分自然界中现成的物质资料；一类是经过工作者作用的物体或人类本身，即由人类自身活动所创造的、实际上已是工作资料产品的物质资料。前一类如江河、湖海中的水，空气，阳光，土地等，后一类如原始森林，牛，羊，鸡等。随着人类工作资料获取方式的发展，以及人类所掌握的工作知识的变化，工作资料获取对象的范围会日益广泛、复杂、多样，并在人类生存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工作资料获取对象之所以是工作能力的基本要素之一，是由它在人类生存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第一，工作资料获取对象是人类进行工作的物质前提。只有工作者使用工作工具作用于工作资料获取对象，才有现实的工作能力；第二，工作资料获取对象是人类利用自然的程度、工作能力发展状况的标志之一。工作资料获取对象不同，会直接影响工作能力发展的水平。

工作者、工作资料和工作资料获取对象是构成工作能力的实体要素，但并未把工作能力的复杂系统包括无遗。笔者认为：工作能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符合工

生物演化唯物主义学说 其它经济学论文_经济学论文 第四篇

文摘：基于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以及老子的中国哲学，笔者提出了生物演化唯物主义学说。生物演化唯物主义学说认为：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自然选择在起作用，生存之“道”、生存资料获取方式及能力、防止被利用而成为生存资料方式及能力、生殖方式及能力和存活方式及能力等因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生存力和生存关系之间的矛盾，生存基础和生物的生存之器之间的矛盾，是生物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存在于一切形态的生物社会之中，贯穿于每一个形态的生物社会始终，决定着其他一切生物社会的矛盾，是推动生物社会发展和演化的基本动力，决定着整个生物社会的面貌、社会发展和演化的必然阶段和客观趋势。这两对矛盾也是生物在生存实践中需要经常解决的矛盾。生存力决定生存关系，生存关系反作用于生存力，生存力和生存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这三项内容构成生存关系必须适合生存力性质的规律，这是生物社会发展和演化最基本、最普遍的规律。

关键词：生存之“道”；生存力；生存关系；生物演化唯物主义学说。

一、生物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生物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建立在生存之“道”基础之上的生存实践不仅创造了生物物种，而且是连接生物与自然的纽带，自然环境和生物数量是生物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符合生存之“道”的生存资料获取方式及能力、防止被利用而成为生存资料方式及能力、生殖和存活等在生物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

生物的生理结构和生活特点是其演化的内在根据。例如，长颈鹿的祖先，就是由始祖鹿群体中具有较高身材的个体基于生存之“道”，也即基于自然的规律顺势进化而来的。研究发现，任何一种生物群体，其身高、体重和身体各个器官的尺寸，以及视力、嗅觉、听觉等能力的大小，都会存在着一个较宽的分布范围。长颈鹿的祖先——始祖鹿也不会例外，在整个群体中，总有一些个体的身高要大于始祖鹿的平均身高。由于生理结构上存在着微妙的差异，那些身材相对较高的始祖鹿个体在树林中获取生存资料——树叶时，就会比身材相对较低的始祖鹿个体占有优势，使其可以吃到更多的食物，而身材相对较低的始祖鹿如果采用低头吃草的方式获取生存资料，其效率则会略高于那些身材相对较高的始祖鹿个体。如此一来，当食物相对短缺的时候，竞争行为就会引发始祖鹿群体中出现生存资料获取方式的分化。显然，只有根据自身的客观条件，进行符合生存之“道” 的生存实践，也即进行符合规律、道理、理性的生存实践，生物才能生存和发展。于是，那些身材相对较高的始祖鹿个体会顺势而为，更多的时候是在吃高处的树叶，而不是在低头吃草。而身材相对较低的始祖鹿也会顺应自然，去吃地面上的干草，或者是迁徙到有水草的地方去生存。自由竞争的出现会引发垄断，始祖鹿群体中出现生存资料获取方式的分化，使鹿群群体开始按身高产生分化。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那些身材相对较高的始祖鹿个体会趋于生活在森林附近，主要以吃高大树木上的树叶为生。而身材相对较低的始祖鹿趋于生活在草地附近，主要以吃低矮的植物为生。由此造成不同身材的始祖鹿群之间出现地域隔阂，地域隔阂又影响到始祖鹿的生育。那些身材相对较高的始祖鹿个体之间生育所产下后代的平均身高，自然要远远大于身材相对较低始祖鹿群后代们的平均身高，由于不同身材的始祖鹿群之间出现地域隔阂，使得那些身材相对较高的始祖鹿遗传基因不再受到相对较低始祖鹿群的影响，其个体后代的身高也开始稳定的与身材相对较低的始祖鹿群的后代拉开距离。于是，物种演化的第一步就这样迈出了。

只有确定了生存之“道”，确定了生存资料获取方式、防止被利用而成为生存资料方式，以及生殖方式和存活方式，才能确定选择的标准（理）。当那些身材相对较高的始祖鹿愈来愈开始依赖吃树叶为生后，选择的标准也就愈来愈明确了。显然，新的鹿群群体中还会有身高、体重和身体各个器官的大小，以及视力、嗅觉、听觉等能力存在一个分布范围的现象，甚至也会有身材相对较低的始祖鹿混迹于其中，但这并不影响物种进化的方向。鹿群中那些身材相对更高的个体，由于能够独自吃到更高处的树叶，其营养供应相对较为充足，身体的发育速度、健壮程度、抗病能力和生育能力显然会优于鹿群中那些身材低的个体。它们在哺育期的奶水供应以及它的后代的发育速度、健壮程度和抗病能力等，显然也会优于鹿群中那些身材低矮的个体。于是，鹿群中那些身材更高的个体的成活率、以及它们的后代的成活率就会相对较高，由此造成依赖吃树叶为生的鹿群一代又一代地趋于高大化，并最终进化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长颈鹿。

顺便指出，遗传基因突变也是一个可以影响鹿群进化的因素，假如突变是造成了始祖鹿的身体朝着有利于其吃到更高处树叶的方向变化的话。例如，遗传基因突变使得某只始祖鹿的一条前腿明显的高于其它始祖鹿，则这只始祖鹿就有可能采取前腿独腿支撑方式吃到更高处的树叶，进而给自己带来一定的好处，假如这条腿非常幸运的没有发生弯曲、打折或出现癌变的话。

自然环境、气候的变化是生物进化的外部条件。例如，会飞的昆虫一旦在海岛上扎下根来，其翅膀就会由于自然环境、气候的变化而趋于退化消失。如上所述，任何一种生物群体，其身高、体重和身体各个器官的尺寸，以及视力、嗅觉、听觉等能力的大小，都会存在着一个较宽的分布范围。昆虫翅膀的大小也是一样，其尺寸会存在着一个较宽的分布范围。由于海岛上特殊的自然环境，海风常常将飞行的昆虫吹向大海，由此造成那些具有较大翅膀的昆虫个体的存活率较低，而那些具有较小翅膀的昆虫个体则较容易幸存下来，这就造成进化朝向昆虫翅膀趋于变小的方向进行，并最终使得海岛上的昆虫逐渐失去了飞行能力。当然，在上述进化过程中也不能排除遗传基因突变对昆虫翅膀变化的影响。

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自然选择在起作用，生存之“道”、生存资料获取方式及能力、防止被利用而成为生存资料方式及能力、生殖方式及能力和存活方式及能力等因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首先，符合生存之“道”的生存资料获取方式及能力、防止被利用而成为生存资料方式及能力、生殖方式及能力和存活方式及能力可促使生物或生物器官存在下去并出现进一步分工，从而创造出新的生物或生物器官，或者使生物器官出现新的功能。其次，符合生存之“道”的生存资料获取方式及能力、防止被利用而成为生存资料方式及能力、生殖方式及能力和存活方式及能力可以使生物器官现有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再次，通过符合生存之“道”的生存资料获取方式及能力、防止被利用而成为生存资料方式及能力以及生殖方式及能力和存活方式及能力形成了生物社会的关系。在生存活动中，生物之间结成了社会生存关系。在生存活动和生存关系的基础上，生物还从事其它生存活动，形成其他社会关系，如游戏关系、朋友关系等，从而形成了生物社会。

由于符合生存之“道”的生存资料获取方式及能力、防止被利用而成为生存资料方式及能力、以及生殖方式及能力和存活方式及能力可促使生物或生物器官存在下去并出现进一步分工，从而创造出新的生物或生物器官，或者使生物器官出现新的功能，形成了新的生物社会关系。新生物社会的产生过程与生物生存活动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生物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也是生存活动的产物。

生存活动的出现，标志着生物从自然中分化出来。但生存活动不是离开自然界凭空产生的。生存活动作为生物的本身活动，首先是自然史发展的一部分。自然界为生物生存活动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同时也贯穿于生物生存活动过程的始终。生存活动过程既包含生存者自身的自然，也包含其身外的自然。这两种自然在生存活动过程同起作用。

生存活动的主体和客体都是受自然制约的。从生存活动主体来看，生存活动离不开生物的细胞组织的运动，而生物的细胞组织是受自然制约的。从生存活动的客体即生存活动对象来看，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非生物的生存活动对象，即水、空气等，当然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另一种是生物性质的生存活动对象，如植物、食草动物等，它们虽然打上了生物生存活动的标记，但仍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也就仍然受自然规律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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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球金融监管模式变革与我国监管模式选择_经济学论文 第五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模式 “一局”制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管当局基于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等因素，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进行审慎监督管理的制度、政策和措施的总和。金融监管模式则是指一国关于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监管法规的结构性体制安排。金融混业经营与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日渐深入，不仅导致各国的金融运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同时也推动了全球金融监管模式的变革。

一、全球金融监管模式变革：四个特征

1．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转变。以1999年美国《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为标志，全球的金融业务日益向混业经营的方向转变，与之相适应的金融监管模式也日益朝着混业监管的方向演变。美国旧的金融监管体系采取按不同金融机构的类别进行纵向分别立法、分别监管的模式。如银行领域有《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由美联储等机构实施对货币存款机构的监管)，保险领域有《州保险法》(由州保险理事会对保险公司实施监管)，证券领域有《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和《投资公司法》等(由证券交易委员会实施监管)。1999年实施《金融服务现代法案》后，美国采取了联邦、州与专门机构分层的金融监管模式，综合监管与分立监管相结合。与此同时，英国、日本等国也通过金融改革建立了统一的监管框架。统一监管提高了复杂金融联合体的监管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规模经济，顺应现代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潮流。

2．从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转变。机构监管是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分别设立不同的监管机构，不同监管机构拥有各自职责范围，无权干预其它类别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功能性监管是指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而设计的监管。功能性监管关注的是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以金融业务而非金融机构来确定相应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交叉重叠和监管盲区。同时，功能性监管针对混业经营下金融业务交叉现象层出不穷的趋势，强调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因而可以实现对金融体系的全面监管。最后，由于金融工具所实现的基本功能有较强的稳定性，使得据此设计的监管体制和监管法规更有连续性和一致性。

3．从单向监管向全面监管转变。从监管内容上看，由于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各国监管当局相应地扩大了金融监管的范围，从单纯的表内、表外业务扩展到所有业务。从监管重点来看，以往的金融风险监管侧重于信用监管，但银行还可能因为其它风险而陷入经营困境，因此当前国际金融业的监管除信用监管外，还重视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等。从监管范围上看，国际金融监管也从单纯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转向以最低资本标准、监管当局的检查及市场自律三个层次的全面监管。20xx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新资本协议》咨询文件，继承了1988年老协议中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同时吸取《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提出的银行监管的“三大支柱”原则，即改进最低资本要求计算框架、发展监管评价程序以及强化市场自律。

4．从封闭性监管向开放性监管转变。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金融业务与机构的跨境发展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同时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巴林银行的倒闭，使各国监管当局认识到各国的信息沟通对于加强国际银行及其经营活动监管的重要性。国际金融危机的频频爆发，使得全球范围、地区范围及双边范围内各个层次上的国际银行监管合作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一国的金融安全及经济安全与国际金融市场波诡云谲的变化息息相关，金融全球化使各国的监管哲学发生重大变化，金融监管从国内单边监管转向国内国际的多边监管，从封闭性监管转向开放性监管。

试论全金融 _经济学论文 第六篇

摘要  本文认为，全金融具有目前任何金融混业经营运作模式或单个金融机构所不具备的强大金融功能，是世界金融未来的新形态；全金融运作模式是世界金融未来的主导运作模式；全金融产品是全金融运作模式生存和发展的微观基础，是世界金融未来的主导产品形式。本文深入探讨了全金融的基本概念，指出了全金融运作模式和全金融产品的基本特性。 

关键词  全金融；全金融运作模式；全金融产品；全金融营销；基本特性 

Study on Allfinanz 

Abstract  This paper thinks that allfinanz has more strong financial functions than any other financial integration model or single financial institution, it is a new state of the world finance in the future, allfinanz operation model is the oriented model of the world finance in the future, and allfinanz products are the micro-base for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allfinanz operation model, and the oriented form of financial products in the future world. This paper presents concept of allfinanz and the basic characters of allfinanz operation model and allfinanz products. 

Keywords  allfinanz; the operation model of allfinanz; allfinanz products; allfinanz marketing; the basic characters 

世界金融未来的主导运作模式究竟是什么？这是目前摆在金融业界和学术界面前的重大问题。目前中国国内一般的看法认为，世界金融未来的主导运作模式就是金融混业经营模式。然而，国外有关的前沿研究则进一步提出，全金融（allfinanz）模式才是世界金融未来的主导运作模式，而金融混业经营仅仅是全金融的过渡或初级阶段。本文对此深表赞同并试图对全金融的概念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提出全金融模式的基本框架，为今后的研究奠定必要的基础。 

一、全金融的概念 

1．全金融的概念 

Santomero（1997）认为，全金融（allfinanz）就是比全能银行（universal banks,即可提供商业银行业和投资银行业产品的机构）更进一步的既可提供银行业产品也可提供保险业产品的金融形态。 

然而，这个概念表述是在网络经济兴起的前夕形成的，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本人认为，在网络经济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未来世界金融需求日益复杂化、强调彻底个性化的大趋势下，有必要对全金融的概念做出更进一步的探究和表述。 

按本人的初步理解，全金融是比目前的金融混业经营模式更高级的金融运作模式，就是比全能制银行（universal bank）和银保融通（bancassurance）更高层次的、以虚拟企业（virtual enterprise）方式为组织形式的、以结构一体化（structure integration）的全金融产品（allfinanz products）为微观基础的、以金融一体化（financial integration）为体制基础的、以实现金融产品的彻底个性化（perfect individualization）为根本目的的金融新形态。它既是金融运作机制（体制）创新，也是金融产品创新，还是金融市场需求创新。对全金融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对“全金融运作模式”及其微观基础“全金融产品”的研究。 

2．全金融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全金融是以较彻底个性化的全金融产品（allfinanz products）为基础而不是以经营主体产权联系为基础的全新的金源和金融社会整合机制，是世界金融发展的方向。它不同于现有的金融控股公司，不同于全能制银行，不同于银行融合保险及银行代理保险，不同于现有的银行与券商的合作，不同于金融多元化经营，不同于包揽一切的无个性化差异的捆绑式金融产品组合，不同于金融超市，不同于一般意义的金融产品创新。 

本文认为，全金融与其他相关金融形态和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如表1所示。由表1可看出，全金融在金融运作模式和金融产品的各个方面均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金融形态；而其他任何金融形态不过是全金融在某方面的雏形或初级形态。 

表1  全金融与其他相关金融形态和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比较项目 基本含义 组织形式 产品个性化 产品成本/批量 市场反应 产品一体化 典型实例  

全金融(Allfinanz) 基于复杂化、个性化、瞬间机会化金融需求的不同金融机构金源和核心竞争力的超产权、虚拟化整合。既是金融产品创新，更是金融运作机制创新，是机制创新基础上的金融产品创新。 虚拟企业  彻底个性化 低成本/单件或小批量 快速反应  高度一体化  Progressive Insurance/ Insweb/ Answer Financial/ First Internet Bank ofIndiana   

金融控股公司(FHC)  基于产权的金源和实力整合。不直接发生结构性的金融产品创新和体制创新。 控股公司 中度个性化 中高成本/中大批量 中速反应 中低度一体化 Citigroup/ BoA 

全能制银行(universal banks) 以银行业务为主体、兼营保险、证券、基金业务的综合化金融服务机构 单一机构/FHC/BHC 中度个性化 中高成本/中大批量 中速反应 中低度一体化 Deutsche Bank/ USB/ Prudential 

银行融合保险(bancassurance) 同一金融机构自主开发的兼有银行类产品和保险类产品特性的结构化金融产品  单一机构/FHC/BHC 中低度个性化 中高成本/中大批量 中速反应 中度一体化 AIG/Allianz AG 

银行代理保险/基金(bank-agent insurance/ fund) Bancassurance的初级形式，是不同银行、保险、基金的营销网络和客户资源共享 单一银行 大众化（低个性化） 低成本/中大批量 低速反应 低度一体化 Credit Suisse/ Charter One Bank  

银券通(bank-securities link) 银行与券商在支付清算系统的一体化整合 结算系统联网 大众化 低成本/大批量 低速反应 低度一体化 ICBC/ HSBC 

金融多元化经营(financial diversification) 多元化理念下一家金融机构开发经营多种同业或跨业金融产品 单一金融机构 大众化（低个性化） 中高成本/弹性批量 中低速反应 低度一体化 Citibank/ Amica 

捆绑式金融组合(bundled portfolio)  将不同种类的金融产品组合在一起的金融产品营销方式 两家以上机构 中低个性化 低成本/大中批量 中低速反应 中低度一体化 Wells Fargo/ Morgan Stanley  

金融超市(one-stop shop)  不同金融产品营销地点的一体化整合或共享 单一金融机构 大众化 低成本/大中批量 中低速反应 低度一体化 Allstate/ Charles Schwab  

金融产品创新(FP innovation) 现有体制下金融机构独自开发整合自身金源的新金融产品 单一金融机构 中度个性化 中高成本/弹性批量 中低速反应 中低度一体化 Merrill Lynch: c

论全球化背景下灾难预警与救援机制建设其它经济学论文_经济学论文 第七篇

  〔摘要〕20xx年12月26日，印度洋发生特大海啸灾难。此次灾难后果严重，教训深刻。本文对这次灾难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全球自然灾害预警与救助机制的设想。 

  〔关键词〕 地震；海啸；灾难预警；救援机制 

  20xx年12月26日，印度洋发生地震引发海啸，影响到沿岸七个国家。截止到20xx年1月12日，已有16万人死亡，几十万人失踪，上百万人流离失所，财产损失无数。这次灾难的后果是严重的，教训是惨痛的。人类应当痛定思痛，认真总结这次灾难的教训，加强预警与救援机制研究与建设，以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 

一、 此次灾难的教训以及引发的思考 

总结此海啸灾难，其教训及有关思考有以下几点： 

1．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人类在自然灾害的袭击面前还相当脆弱。 

2．如有灾难预警系统，这次灾难造成的损失本可以大大减轻。人类不是没有条件也不是没有能力建立灾难预警系统，而是人们对于这个问题认识不足。这个问题必须要马上解决。 

3．人类对于现有的科技成果及通讯手段没有很好地运用。灾难的国际协调机制欠缺。 

4．现在的国际救援机制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之上，是一种自发行为。人在遭难后需要马上救援，基于自发的这种机制不可能满足这个要求，国际救援机制制度化建设应当提上议事日程。 

5、 必须考虑建立国际灾难救援部队，设立国际灾难救援基金，建立国际灾难保险基金。 

二、 具体的政策建议及实施要则 

1．当务之急是建立全球地震与海啸预警系统 

目前世界上有四大洋，除太平洋已经建立海啸预警系统外，其他各洋都没有建立这样的系统。印度洋之所以没有建立这样的系统，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上讲，印度洋不是一个地震频繁的国家，由地震引起的海啸更是少见。据有关资料记载，印度洋已经有一百年没有这样的海啸。地震发生后，国际社会普遍埋怨印度洋沿岸各国没有预警系统，这种指责表面上有道理，实际上有失公允。就东南亚各国尤其是南亚各国的来讲，有比建立海啸预警系统更迫切的事情要做。另外，你不能要求一个从未受到海啸袭击的国家建立这样的预警系统。这次海啸灾难的发生，给沿洋的各国敲响了警钟。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海啸预警系统的建立分三个层次：一是全球层次，即建立一个全球性海啸预警系统，这种系统建立难度比较大，成本较高，必要性较低；二是建立地区性海洋预警系统，从这次海啸灾难的教训看，这种系统的建立最为迫切，也最为必要。具体来说，就是分别建立太平洋预警系统，  

印度洋预警系统，大西洋预警系统，北冰洋预警系统；三是建立沿海国家海啸预警系统。如果形成一个全球与区域结合、区域与国家结合的全方位的立体预警系统，由地震引发海啸而造成的人员与财产损失就会大大减少。 

2．建立全球、区域与国家三个层次的灾难预警系统 

由此次海啸灾难的教训看，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还不完善，甚至存在许多盲点。除了海啸以外，能够在短时间内造成巨大危害的自然灾害还有地震、台风、洪水。至于像干旱、蝗虫这样的灾害，虽说危害巨大，但并不急迫。这次印度洋海啸发生后，亚洲各国马上召开关于建立海啸预警问题的国际峰会，很有必要。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但仅仅局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远远不够。各国领导人还应当把眼光放大些，放远些，对于自然灾害做通盘考虑，考虑建立范围更广的自然灾害预警系统。当然建立这样预警系统难度更大一些，但不能因为难度大就不做。可以分层次、分重点地逐渐推进。所谓分层次，就是本国重视，首先建立本国的自然灾害预警系统，在此基础上，加强这方面的国际合作，建立区域性的国际灾害预警系统，最后待条件成熟，建立全球灾害预警系统。所谓分重点，就是按照灾害的紧急程度建立。比如先建立地震与海啸预警系统，再建立台风与洪水预警系统，后建立干旱与蝗虫预警系统等等。由于现在监测手段先进，可以实行零时间通讯，建立全球性的灾害预警系统在技术上应没有多大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提高认识，如何使各国重视这个问题。 

3.建立国际救援部队并设立国际救援基金 

自然灾难发生以后，灾民急需救助。这种救助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使受困的人尽快脱离险境，使受伤的人尽快得到医治，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救死扶伤；二是帮助灾民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第一种救助有强烈的时间要求，需要马上进行。当一个地区遭受自然灾害后，其人员伤亡巨大，道路毁坏严重、通讯陷于中断，卫生设施、药品严重不足，需要外地甚至外国支援。从现在的经验看，派军队救助的效果最好。当一个国家幅员辽阔、经济实力雄厚、军队训练有素，可能组织这样的自救，但如果受灾的国家是些小国家，就缺乏这样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国际救援部队的救援。而目前国际上没有这样的救援部队。灾难发生后，是否派军队参加救援活动，由各国决定。这种自发的而不是由制度保证的救援机制有可能丧失最佳救援时机。现在有维和部队，当某国出现社会，根据情况决定是否派维和部队。可以考虑把这种机制引入到自然灾害救助系统。即建议建立一支常规的国际救援部队。这种救援部队可以单独设立，也可以不单独设立。如不单独设立，可以考虑指定由某些国家的军队担任，但费用由负担。当然，指定时不仅要考虑军队的机动能力与素养，还应遵循就近原则。如果能够建立起这样的救援部队，就会在第一时间对灾民实施救助，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当然，要对担任这种任务的部队进行针对性的专业化的救助训练，以提高救援效率与救援水平。 

与此相联系的是建立国际救援基金。现在国际社会通行的办法是通过捐款捐物救助难民。这已经成为国际惯例。捐助又有两种形式，一是捐助，二是民间募捐。比如这次印度洋海啸灾难发生后，中国在第一时间表示捐款2000万元币，后又追加为5亿，再后来表示再增加2000万美元。应当承认，这种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救援是最令人感动的人类行为之一，应当提倡。但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完全可以通过制度化的建设，通过建立国际救援基金使救援更加及时，更加完善。现在国际上有个国际救援组织，其最大问题是资金不足。对于小的救助活动还可以完成，但对于象印度洋海啸这样的灾难，就无能为力。 

建议尽快设立国际救援基金。人类基于对社会经济安全问题的关注建立了及所属机构。及所属机构完全可以通过改造与改良的办法担当起更多的责任。 

4．建立全球自然灾害保险系统 

全球自然灾害保险系统与国际救援基金是既有联系而又不同的两个系统。初步设想是，国际救援基金由组织，其会员国都要参加，实行刚性的制度约束，即的所有会员都必须参加。当然，基金的设立要考虑多种因素，要考虑各国的具体情况。而的全球自然灾害保险系统则是一种自愿性机构，由牵头组织，参加与否，由会员国自己决定。而保险品种的选择也由参加国自愿决定。当自然灾害发生后，根据所入险别及受灾程度加以赔付。基本险别应包括地震险、海啸险、台风险、洪水险、干旱险及蝗虫险。另外还可以设立许多附加险。20xx年1月，要在日本召开全球性的减灾会议，建议把建立全球自然灾害保险系统纳入其议事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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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不容缓：也谈投资者权益保护_经济学论文 第八篇

 内容提要: 最近，中国人寿在美国遭到了集体诉讼，银广夏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诉讼时效也从5月16日延长到了8月16 日。这些事件让我们重新提起投资者权益保护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本文介绍了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定义及其理论基础，陈述了目前我国投资者权益保护的现状，了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必要性，最后给出了改善投资者权益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投资者权益、投资者权益保护

一、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定义以及其理论基础

（一）什么是投资者权益保护

在资本市场中，投资者的基本权益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证券赋予的权利，如股票赋予的股权、债券赋予的债权等；二是信息知情权，即充分了解相关证券的各种息的权利；三是证券交易权，即可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买卖证券；四是交易选择权，即可根据自己的意愿充分选择适合自己投资需求的证券品种、数量和交易方式。所谓投资者权益保护，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充分而有效地落实投资者的这些基本权益。

（二）投资者权益保护的理论基础

报告强调指出：“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而证券投资收入正是一种要素收入。

投资者在证券市场投资所获得的收入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是获得红利和利息收入；二是获得买卖证券的差价收入。对于投资者投资证券所获得的红利和利息收入而言，与其他要素收入一样都是所有权收入，因为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作为一种直接的方式成为企业资本金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与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一起直接参与了价值或财富的创造过程。因此，根据要素报酬理论，证券市场投资者作为资本要素的所有者应该按照其所提供的资本这种生产要素在生产或创造财富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大小获得适当的报酬（即一定的投资回报或资本利得）。

而投资者投资证券所获得的买卖差价收入，实际上是一种风险收入。这是因为：证券价格反映了资本市场上的证券供求关系，而证券供求关系的形成又取决于不同投资者对证券偏好的不同；与这些偏好密切相关的不是证券所代表的具体的实物资产，而是对这些资产所具有的价值和前景等的判断，判断的依据是投资者获得的各种信息或自己的经验。因种种原因，投资者并不能保证自己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因此，可以说，投资者在进行证券交易时承担着很大的风险，而买卖差价的收入正是对这种风险的一种合理补偿。总的来看，这种风险收入处于从属地位，因为它虽然不是由现实的收入而是由预期的收入所决定的，但预期的收入却是建立在现实收入基础之上的。所以，从本质上而言，证券投资收入属于要素收入。根据要素分配理论，证券投资收入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在我国确立资本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后，它还是合法的，是受法律保护的。

（三）有关投资者权益保护的主要法规法律

l 1994年7月，《中华共和国公司法》，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作为其立法的根本目的；

l 1999年7月，《中华共和国证券法》，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作为其立法的根本目的；

l 20xx年底，发布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股东权益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对于上市公司收购行为进行规范，并将保护被收购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作为基本原则，明确控股股东和收购人对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不得通过上市公司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l 20xx年初，最高发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这是我国证券市场审理侵权民事纠纷案件的首个司法解释，其中允许投资者进行共同诉讼。与美国的集体诉讼不同，共同诉讼不把没有明确要求参加的投资者列为原告，他们不能分享判决给予的赔偿；

l 20xx年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自律准则》，通过会员的自我要求和约束，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l 20xx年2月，《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于保护投资者特别是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给予了空前的关注。《意见》涉及投资者保护问题多达15处，字数多达近900字，在指导思想中明确强调：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保护投资者特别是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健全职责定位明确、风险控制有效、协调配合到位的市场监管体制，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二、投资者权益保护的现状及其原因

（一）投资者权益保护的现状

实践中，投资者的权益常常受到影响甚至伤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证券发行主体利用信息不对称弱化投资者对其行为的约束；第二，大投资者利用自己的优势影响甚至伤害中小投资者；第三，制度偏向，包括体制、机制等，影响甚至伤害投资者权益。

据有关资料，十余年来，上市公司从股市8千多亿元，机构和庄家等大投资者从一级市场申购获利2千多亿元，国家税收近2千多亿元，证券市场各中介服务机构收入也不下2千多亿元。而广大流通股东的情况，却是亏损高达9千多亿元。从微观考察，“一赚、二平、七亏”之说，不一定太准确，但是不少人都反映这个问题。周围熟悉的人士中更多的是为资本市场发展做出了无奈的贡献。提起琼民源、红光、猴王、东方电子、银广夏、大庆联谊、亿安科技等等，顺便拉出这些曾经辉煌过的上市公司名字，都会令不少无辜的投资者因受欺诈、遭损害而心寒战栗。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公信力被破坏，股价正确配置资本资源的导向功能丧失。

（二）造成该种现状的原因

1、计划机制是引致各种侵害投资者权益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这只有在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才能得以解决。

2、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全流通，是造成投资者权益受伤害的主要原因。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流通问题一天不解决，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口号就是空的，中小投资者在国有大股东和法人大股东面前就是“人为刀殂，我为鱼肉”，面对很多侵害他们利益的事没有办法。

3、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不完善是侵害投资者权益的重要原因。这样在机制上就不能保证上市公司把投资者（尤其是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放在首位，使得投资者按资本贡献参与分红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4、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也是侵害投资者权益的重要原因。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股票的定价机制扭曲，投资者无从进行价值判断，进而使投资者因无法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而不能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

5、市场准入制度的非市场化也是侵害投资者权益的一个原因。市场准入制度的非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上市公司的质量，使投资者因难以找到高质量的投资对象而无法保证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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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江南农村市镇的近代转型_经济学论文 第九篇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近代城市和交通的兴起，农村经济的变化，江南农村市镇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机遇，走上了曲折转型的道路。一方面，由传统的乡村经济中心向近代工商业城镇发展；另一方面，在社会领域上也出现部分近代特征。同时，不同类型的市镇的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江南市镇并未超越传统形态，而是处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呈现出经济上的“半截子”近代化和社会上的“二元结构”特征。

【正 文】

在历史上，“江南”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其地域范围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特征，本文所说的“江南”，以长江三角洲为主，兼及部分浙东地区。就农村市镇而言，其在江南地区的广泛兴起始于宋代，明清时期达到全面兴盛。但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重大变革和外来因素的楔入，江南市镇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艰难地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本文试对此作一番总体考察与。

一、传统市镇的困境与机遇

战争后，在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中，江南地区首当其冲。特别是封建统治的全面崩溃，近代城市和交通的兴起，农村经济的变化，既对该地区的传统市镇形成多方面的冲击，也为其向近代形态的转型提供了各种机遇。

自宋代以来，市镇作为农村经济中心一直被排除在正常的行政序列之外，处于“自由发展”的状态。进入晚清，传统乡里制和保甲制的松弛，使对农村社会的控制日显困难。在此情况下，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封建统治的瓦解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江南各地普遍建立起以市镇为中心的农村行政体系。这固然有利于农村市镇摆脱封建束缚，向近代城镇发展，但由于行政力量对市镇经济和社会活动控制的加强，使市镇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原先相对于府县城市所具有的较大的自由发展空间与优势，工商税收监管的强化即是其中的一个表现。《濮院志》在谈到该镇主要产业丝绸业兴衰的原因时说：“绸业兴衰与捐税轻重亦有关。濮绸本远不如湖绉，故向来捐税轻。清光绪间，由绸业认捐，设立公所，认额主万匹，岁缴捐钱四千五百文。光复后撤消。初，每匹正捐连地方附税共九分，盖犹据包头绉纱也。不及一年，改照湖绉捐率，每斤捐洋为二角六分，外加附税”，不少机户和经营者由此破产。（注：《濮院志》卷14《农工商》，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与此同时，随着市镇的行政中心化，作为制衡力量的行业组织和社会团体也越来越呈现化倾向，从而削弱了其社会调节能力。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空前兴盛，是与传统府县城市发展的相对停滞相对应的。但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以上海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城市相继兴起，改变了这种发展格局，引发了市镇地位和功能的变化。由于传统手工业生产的小规模、低效率和抗风险能力弱的固有局限，在近代城市机器工业生产面前显露无遗；简单化的商品流通和市场机制，又根本无力与以活跃的金融业与资本流通、迅捷的信息交流、多方位的服务体系、大规模的近代交通运输业为基础的近代城市贸易体系展开竞争，导致部分市镇由原来相对的农村经济中心转变为近代城市工商业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基层集散地。如湖州丝业巨镇南浔，所产生丝和丝织品原本多直接销往全国各地，从19世纪后期起，逐渐成为上海市场的生丝供应地，“道光以后，湖丝出洋，其始运至广东，其继运至上海销售。南浔七里所产之丝尤著名，出产既富，经商上海者乃日众。”（注：《南浔志》卷33《风俗》。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青浦县的朱家角镇因邻近上海，成为周边地区沟通上海市场的中转点，“商贾贸易甲于他镇”。（注：《光绪青浦县志》卷2《镇市》。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下同。）清末民初松江、太仓等地市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正得益于这种环境。当然，也有部分市镇因此走向衰落。如嘉兴府丝业巨镇王江泾，到20世纪初，虽周边四乡农家仍以从事丝织业为主，个体机户有千余家，年产丝绸14万余匹，但产品大多销往邻近与上海市场保持密切联系的盛泽镇，本镇的工商业街区全面衰落。（注：《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嘉兴平湖分册，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编纂，杭州正则书局，1935年，第57页。）

市镇的发展与交通状况密切相关。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以轮船、铁路、公路为标志的近代水陆交通的相继兴起，对江南市镇的对外联系和商品运输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以浙北杭嘉湖地区为例，到20世纪30年代初，较具规模的市镇普遍形成了连接上海、杭州、嘉兴、湖州、苏州等大中城市周边小城镇的内河轮运网络。各镇始发和途经的航线和每天航班，乌镇有14条，27个班次；菱湖镇有14条，22个班次；南浔镇有20条，33个班次；濮院镇有4条，6个班次；双林镇有12条，15个班次；塘栖镇有6条，10个班次；新市镇有6条，7个班次；长安镇有6条，6个班次；硖石镇和泗安各有4条，4个班次；王江泾镇有4条，7个班次。（注：参见童隆福主编《浙江航运史（古近代部分）》，交通出版社，1993年，第347-352页。）部分市镇还形成了水陆结合的近代运输体系。如南浔镇轮运航班有不少是与嘉兴、苏州火车班次衔接的；长安镇往来于上海、杭州等地的轮船航班，也“均可衔接沪杭路行车时间”。（注：《崇德县经济建设概要》，崇德县编印，1948年，第27页。）相对于传统人力船运和陆运，近代交通具有快速、便捷的特点，从而加强了市镇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跨地区中远距离运输和市镇与沿海港口城市的人员交往及商品流通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进而引发了部分市镇的兴衰。如绍兴所产的珠茶原本以平水镇为集散中心，杭甬铁路曹甬段开通后，上虞百官镇取代了平水镇的地位，“凡平茶之输出，均汇于百官，而转由宁波出口”。（注：《浙江之平水茶》，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编印，1937年。）不过，也不能过于夸大近代交通对市镇的影响。轮船运输虽能深入到农村腹地，但由于受航道条件和经营资本的限制，运力有限，运价偏高，一直未能成为市镇水上运输的主体。据1934年的调查统计，嘉兴县境内营运的轮汽船仅25艘，总营业额约34万余元；而传统船只多达3100余艘，总收入约40万元。（注：《中国经济志》浙江嘉兴分册，第34-35页。）铁路和公路不仅通车线路十分有限，而且运价更高。30年代前期，沪杭铁路货运每吨公里价格为一等货0.170元，二等货0.110元，三等货0.0093元；客运每公里基本价为三等车0.0254元，四等车0.0151元。京沪、沪杭公路的货运价格，一等货0.521元，二等货0.384元，三等货0.256元。而同期上海至南京、杭州的每吨公里的货物水运价格，轮船一般在0.02元至0.12元之间，帆船一般在0.01至0.05元之间；江南运河每公里客运价格，轮船平均为0.009元，人力航船为0.007元。（注：吴绍曾编《铁路货等运价研究》，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委员会印行，1936年，第86页；杜修昌：《京沪沪杭沿线米谷丝茧棉花贩卖费之调查》，国民实业部农业实验所印行，1935年，第34页；《中国实业志》浙江省卷下册癸编，国民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1933年，第54页。）

农村经济状况直接决定了市镇的兴衰。在近代机器生产和工业品大量输入的冲击下，江南农村部分传统手工业逐渐陷入困境，相关的市镇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或被迫转型。诚如时人所指出的：“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三联书店，1957年，第165页。）但机器工业品大举进入江南市场的过程，也是各种工业生产原料需求大增的过程，这又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商品化生产的发展，为部分市镇注入了新的活力。以棉业为例，虽然机制棉纱、棉布的流行导致了土纱、土布业的衰落，但对棉花需求的大幅度增长，使商品棉种植更加广泛。作为传统产棉区的太湖流域东部，到1919年，仅常熟、嘉定、上海、宝山、南汇、奉贤、川沙、崇明八县的棉田面积，合计就达367万亩。（注：段本洛等：《近代江南农村》，江苏出版社，1994年，第88页。）原本棉花产量有限的浙东沿海地区，也是“海滨沙地皆棉田也，每岁所收，为出口一大宗”。（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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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机构进入问题研究 —— 一种破除农村金融抑制的新思路_经济学论文 第十篇

摘要：近年来特别是1997年以来，农村金融机构不断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压抑了农村的资金需求，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而当前国内进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把注意力集中于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但由于主导型金融存在的自身缺陷，改革成效十分值得怀疑，农村金融实际上已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从总体上看，制度供给不足或者说市场竞争主体的缺位是当前农村金融的根本症结所在，因此本文提出了促进农村金融机构进入这一解决破除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的新思路。

关键词：农村金融机构；进入；金融抑制

一、引入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成为其经济发展的瓶颈性制约（Mckinnon, 1973; Shaw, 1973）。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这一现象十分严重，并且近年来愈演愈烈，其中最显著的表现之一就是农村金融机构从机构设置、业务范围、贷款投向等方面逐渐退出农村金融市场（林毅夫，20xx；那洪生、周庆海，20xx）。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1997年开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撤并县以下金融机构，导致目前仍在农村开展业务的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寥寥无几；二是1994年成立的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仅仅开展粮棉收购和贷款业务，未能较好发挥政策性金融应有作用；三是多年来农村邮政储蓄只存不贷，导致农村资金大量外流，被形容为农村金融中的“抽水机”；四是由于自身问题和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考虑，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关闭清算；五是1998年以来，国家规定了民间金融的非法地位，导致众多曾经十分活跃的合会、私人钱庄等民间金融机构消失或转入地下（李丹红，2000）；六是由于以上原因事实上形成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村金融中的垄断地位。但由于经营不善，农信社陷入亏损，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曹力群，20xx）。虽然近年来特别是20xx年6月农信社试点改革以来，当局加大了对农信社的扶持力度，并且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绩（，20xx），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信社的“官办”性质而转为合作性质，农信社和整个农村金融的前途依然堪忧。

要解决上述问题，有许多具体层面上的工作要做，但从总体上看，制度供给不足或者说市场竞争主体的缺位是当前农村金融的根本症结所在。因此，章奇（20xx）指出，必须提倡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竞争，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前提下，才能有效扩大金融服务（包括数量和品种），满足农村需求。林毅夫（20xx）也指出缺乏合适有效的金融机构是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他提出发展发展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来解决农村金融和经济发展问题。茅于轼（20xx）指出目前金融体制的最大问题是管制，而最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对农村金融体系的普遍放开，给地下金融以合法地位，让合理的地下金融转化为地上金融，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允许农村金融机构多元化，促进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竞争，几乎成为解决当前农村金融问题的多方共识（马晓河、姜长云，20xx；何广平，20xx；谢平，20xx）。从根本上看，上述措施可以归纳为一个问题，即农村金融机构的进入（entry）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指的“进入”是广义上的，即农村实质金融服务的增长，主要表现为农村各种金融机构从无到有或现有金融机构逐步扩大存贷量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农村金融机构的进入实际上是扩大农村金融竞争，从而增加农村金融服务，缓解农村金融抑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

二、农村金融机构进入的博弈

Milgrom－Roberts模型告诉我们，在一般情况下，引入竞争机制，允许其他企业进入是能够改进社会福利的。除非在混同均衡条件下，高成本和低成本在位者都限制价格从而隐藏成本信息，可能会产生因限制潜在企业进入所造成的福利损失。这就启示着我们，仅仅允许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是不够的，而必须实行有效的配套措施，保证潜在进入者拥有更多信息以打消其对进入市场的顾虑。在我国众多民间金融活跃的地方，这一点应被当局纳入考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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