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对传统会计的冲击与会计创新_会计论文十篇

【经济论文】导语，大家所阅读的这篇文章共有29442文字，由倪屏建尽心修改之后，发表于★范万文网fwan.cn！职能是一个汉语词语，拼音是zhí néng，意思指人、事物、机构所应有的职责与功能（作用）。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亦译称功能。出自萧乾 《随想录》：“当记者最要提防糖衣炮弹，因为他的职能是反映情况，也即是既可通天，又可以通左右。”知识经济对传统会计的冲击与会计创新_会计论文十篇假若你对这文章有什么独特的建议，可以和大家一起探讨！

知识经济对传统会计的冲击与会计创新_会计论文 第一篇

class=a>　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创新基础上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以快速的技术变革、不断增长的不确定性、无形资产取代有形资产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驱动因素为特征。本文将介绍知识经济对传统会计模式的挑战，并对相应的会计创新提出一些看法。

[关键词]知识经济；无形资产；储备确认会计

知识经济是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是当今世界一种新的经济类型。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之上的经济。知识经济是以不断创新的知识为主要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它领依靠新的发现、发明、研究和创新，是一种知识密集型的经济。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以及由信息技术推动的经济变革的迅猛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经济时代。“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会计如何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呢？

一、知识经济对传统会计的冲击

传统的会计计量模式以公认会计准则（GAAP）为指导，采用了历史成本的计量原则。这种会计模式正面临着知识经济的严峻考验。

1无形资产成为会计核算的核心内容。在知识经济时代，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尤其在高新技术领域，衡量企业价值的主要标志不以物质资源为主，而是以无形资产为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拥有的无形资产如专利权、版权、商标权、专营权、土地使用权、商誉等都将正式纳入会计系统进行管理和核算。传统会计系统中确认的无形资产大部分是外购无形资产，自创无形资产不作为资产在账面上反映。这样，一方面使企业的无形资产不能得到全面的体现；另一方面，财务报表中没有无形资产的详细项目，既不利于全面衡量企业的真正价值，又不利于投资人了解无形资产的构成以及科研投入和技术含量。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全面来临，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总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企业自创的无形资产将会正式纳入财务报表。特别是为盘活存量资源，企业间将会产生重组、购并，如何科学地、客观地评价企业的全部资产，编制出合理的财务报表，对传统会计是一个挑战。

2投资者的决策依赖于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新对于企业的生存和成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同时也是企业盈利能力的基础。这一特性也就决定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盈利能力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投资者决策的成败起决定作用的是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和盈利水平，而这恰恰是历史成本会计所难以解决的问题。根据GAAP，可以在企业财务报表上进行反映的收益应当是企业已经依据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的已实现收益，是建立在收入/费用（配比）概念基础上的“收益”。这种建立在收入/费用（配比）概念基础上的“收益”不仅容易被企业管理当局所操纵，更为重要的是它不能提供有关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信息，以使投资者对企业的发展前途和投资价值做出判断。因此，如何科学地反映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向投资者提供相关信息，对传统会计也是一个挑战。

二、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会计创新

会计作为一种管理信息系统，其核心任务就是向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相关与可靠的财务信息，以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决策有用论）。其中，相关的信息是指投资者能够用来评估企业未来经济发展状况的信息，而可靠的信息则是指未被管理当局操纵的信息。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历史成本会计在提供相关与可靠的财务信息方面存在着上述弊端，需要进行较大的创新。

（一）对相关无形资产实行资本化在知识经济时代，无形资产正在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主要驱动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给出基于价值创造的无形资产定义：无形资产是指由企业创新活动、组织设计和人力资源实践所形成的非物质形态的价值创造来源。鉴于无形资产（诸如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畅通的营销网络、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等）在企业盈利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继续采用历史成本原则核算无形资产，特别是将企业自创的无形资产进行费用化而不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上进行反映，就不能准确地向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相关信息，甚至有可能误导投资者和债权人。因此，对于无形资产特别是自创无形资产的会计核算需要进行改进。国际上使用的自创无形资产计价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1）全额费用法，即将研究与开发费用全部作为期间费用，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2）全额资本法，即将研究与开发费用在发生期内归集起来，待开发成功并投入使用时列作无形资产，分期摊销其价值。（3）成果决定法，即在研究与开发费用发生期内，设置多栏式账户专门记录其相关支出，最后按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结果来决定采用何种处理方法。若已经取得成果并预期能够产生收益时，就将相关支出全部资本化；反之，将其全部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考虑到无形资产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笔者认为应当抛弃当前GAAP会计对自创无形资产进行费用化的做法，采用上述第二或第三种处理方法较好。[page]

（二）将储备确认会计作为现有会计报表的补充

1982年，FASB（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了SFAS69，要求石油天然气公司对其经营做出一些补充披露。SFAS69要求披露的其中一点，就是要求石油天然气公司对其已证实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所能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做出估计和披露。这一披露的目的，是为了在未来现金流量方面，向投资者提供比以往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会计报表所披露的信息更为相关的信息。这一现值会计，就是储备确认会计（ReserveRecognitionAccounting，RRA）。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历史成本数据与其价值相关性极低。例如，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其市值与账面价值之比（M/B）的平均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左右持续增长到2000年的6倍以上。这表明，每6美元的市场价值只有1美元反映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其余的5美元则代表了投资者对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期。知识经济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使得以历史成本数据为基础编制的会计报表在提供信息方面满足不了投资者和债权人的要求。因此，在现有会计报表的基础上，应补充一张RRA报表，作为会计报表的补充，以大体反映企业未来现金流量情况以及未来收益对企业现值的影响。虽然在RRA的运用过程中，会出现诸如折现率的确定、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主观因素过多等问题，从而会削弱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但值得肯定的是，RRA能够提供比历史成本计量更为相关的信息。对于投资者来讲，RRA具有潜在的有用性（WilliamRScott）。

（三）以经济资产为基础改造会计系统

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曾指出“资产价值是由它可能产生的未来收益所决定的”。这种将资产视为企业对一项预期权益的权利的定义，使得资产的形成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法律形式或交易形式，而是将一切可能在未来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都包涵于“资产”的定义之内。在这一“资产”定义的指导下，一些原来在GAAP会计模式下难以计量的项目，包括知识创造系统、独特的组织设计（如DELL以网络为基础的计算机直销系统）、独特的人力资源以及其他管理创新等可以给企业创造未来收益的项目，都可以并入会计的统一核算之中。这样，以经济资源为基础的会计系统可以将GAAP会计下许多难以计量的资产项目加以合理的计量，以向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更加相关的信息。

（四）突出财务会计报告的及时性与充分性

知识的快速更新，加大了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风险。而金融工具创新、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更是加剧了经济的动荡。为减少知识更新所带来的决策风险，在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基础上，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必然要求进一步提高财务报告的及时性与信息披露的充分性。鉴于上述，为满足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减少决策风险的需要，应对财务报告的及时性与充分性适当创新。这不仅涉及到财务报告本身结构框架的改变，而且也导致了报告所依据的会计基础理论的创新。在会计理论方面，提高及时性与会计分期假设有关，可考虑缩短报告的时间间隔，也可以根据业务经营特点，实行灵活的不等距的报告制度。同样，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充分性，从空间跨度来说，企业应提供“金字塔”式的报告结构，从最底层的原始数据到最高层的高度浓缩的信息，以适应不同使用者对“充分性”的需求差异。而从时间跨度来看，会计不但要提供“过时”信息，而且要提供“实时”信息与预测信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提高财务报告的及时性与充分性将是财务报表创新的主要方向。

知识经济已经渗透到社会和经济的各个领域，同样也给会计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会计创新已经成为一个崭新的课题。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

网络经济将走出优美的U形行情_管理论文 第二篇

看到纳斯达克股指曲线近年来呈现一蹶不振的“L”型走势，悲观的人也因此认定有股指充当晴雨表的世界网络经济，将步入令人沮丧的“L”图形。中国网络经济专家日前发表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说，恰恰相反，世界网络经济将逆股市而行，走出优美的“U”形行情曲线。

中国邮电报和中国网友报的总编辑武锁宁受“第四届中国信息港”特邀做了题为《信息化，决胜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制高点》的讲座，新颖的观点引起与会专家和媒体的强烈兴趣。

对当今世界网络经济，武锁宁的新观点主要有：

其一，纳斯达克股市指数从去年三月十日创造五千零六十八点六二点的历史最高纪录后，两年来一路滑落到眼下的一千余点，沉重地打击了世界投资者对于网络经济和信息经济的信心，但是互联网革命并没有死亡。

其二，股市的K线不能等同于信息经济的走势，股市同新经济的联系只能是“间接联系”，信息经济的总体趋势并没有改变，互联网的的事业才刚刚开始，网络经济正在深度调整中前进，互联网的走势不是“L”，不是“V”，而是“U”。

其三，对网络市场的三要素网络生产工具、网络劳动对象和网络生产主体的结果显示：刚好是纳斯达克股指大幅下滑之后，世界网络瓶颈状态因为新的技术涌现而正在打破。纳斯达克股指暴跌之后十八个月期间，全球骨干网络的总体带宽资源飞速增长，网络交换、连接技术也日益成熟，网络的开放性、兼容性大大加强。网上资源正呈式增长。事实上，纳指暴跌之后的十八个月，世界网民尤其是中国网民不是减少了，而是成倍增加，互联网的访问量激增和网站收费行为的被认可，给网络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武锁宁对于中国的信息化革命前景持更加乐观态度。报告指出要用信息化带动中国工业化，他认为，高层对信息化工作的高度重视，就说明中国信息化道路前景远大。

强劲发展的中国信息业，必将形成对世界信息业和网络经济的拉动力。中国经济的崛起，必将给全世界信息产业展现出一片广阔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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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职能观　财政职能及财政支出范围的理论选择_经济学论文 第三篇

财政支出与财政职能有密切联系，支出必须为财政职能的实现服务。而财政职能又导源于国家职能，国家有什么职能，财政就应该通过财政收支活动予以实现因此，财政理论对财政职能和财政支出范围的不同看法，大多由于对国家职能有不同看法所致。

当前对我国财政最有影响的两种理论是“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两种理论所蕴涵的国家职能观，以及它们从各自的国家职能观出发，论述的财政职能和财政支出范围，进而结合中国实际，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财政的职能和支出范围作出理论选择，是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

一、国家职能观的选择

（一）两种不同的国家职能观

国家分配论从财政本质切入财政是论研究。论者对财政本质的文字表述不尽相同，但概括起来都认为财政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其主要特点是强调国家的阶级特性，和国家通过财政分配实现对经济社会的主导作用。例如许毅、陈宝森编《财政学》，把财政的共性表述为：“财政是特定阶级统治的国家为了维护加强其上层建筑、巩固发展其特定生产方式而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关系”。从这种理论表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国家分配论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并由斗争中胜利的一方掌握统治权的，因此，国家的任务就在于维护加强其上层建筑、巩固发展其特定的生产方式，而财政则是国家为达到此目的运用的一种分配手段。这种国家观反映到国家职能方面，则是国家应统摄一切社会事务，使之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种国家职能观我们可称之为宽派。

公共财政理论把的服务看作是创造价值的第三产来的一部分。这样，的财政收支就融入了经济，成为经济的一个相对的组成部分。活动产生的是公品，非通过交换而融合。

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需要由来生产公品？公共财政论者认为，这是由市场失效造成的。

公共财政论者避开了国家性质的认定，直接从市场经济的弱点切入，将的功能经济化，更具体的把功能和市场功能联系起来。但并不表明公共财政论没有国家观。公共财政论的国家观是社会契约论，主张国家由社会契约产生，从而否定了国家在执行社会职能过程中具有阶级统治的性质，在国家职能方面，公共财政理论实际上是主张由补私人之不足，我们可以称之为狭派。

（二）两种国家职能观的评估

国家分配论把国家完全等同于阶级统治，从而引导出国家职能是“维护、加强其上层建筑，巩固、发展其特定生产方式”。把所有社会活动都列入国家监控之中，需要国家去维护、加强、巩固、发展，使国家成了无所不在的组织，在国家范围内，什么事情都应该由国家去干预。反之，公共财政理论把国家看作是人群协调产生的产物，它的职能在于弥补私人经济的不足，私人能够办到的事情，国家就不应该干涉。两种不同国家职能观存在的

主要差异是：（1）国家是否具有阶级统治性质？（2）国家的职能应该宽还是应该狭？

1.国家是否具有阶级统治性质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以上两种国家职能观都存在不足之处。实际上，国家既具有阶级统治的性质，又不完全是一种阶级统治。把阶级统治绝对化，或者完全抹煞国家所具有的阶级统治性质，都是脱离历史和现实的。

我们不赞成抹煞国家所具有的阶级性质，因为这是违反历史和现实的。早期的资产阶级学者也不隐讳国家的阶级属性，亚当·斯密就认为：“在财产权没有建立以前，不可能有什么。的目的在于保障财产，保护富者不受贫者侵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受控于资产阶级也是现实的存在，它们不但在自己国家的范围内维护资产阶级的权益，也在世界范围内维护资产阶级的权益，不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看不清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所作所为的目的所在。正是从国家的阶级属性出发，我们可以看清楚公共财政理论的国家职能观如何的切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凡是有利可图的，也是私人愿意去做的，就应该让私人去做；凡是无利可图的，也是私人不愿意做或不能做的，应该由国家去做。

我们也不赞成把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绝对化。实际上国家是具有多重性质的复杂事物。首先应该看到，经过历史锻铸的国家是一种具有共同文化和共同利害关系的最高地域组织。所谓爱国，也就是以共同文化和共同利害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集团意识。这种意识是不能以阶级斗争、阶级统治来解释的。其次，作为处理公共事务的一种社会制度看待，国家职能虽然打上阶级烙印，但它却是由氏族制度演变而来，最终又将转化为无阶级社会的社会制度，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继承的都是公共事务的处理。不能认为，有了阶级就没有了公共事务，而只有阶级事务。第三，还应该认真看待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曾在《〈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极其明确的指出社会形态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认为，无论那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展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因此，对国家在维护现存生产方式方面的作用，只要这种生产方式处于可以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状态，国家的维护作用就是积极的，就不能单纯的把它看成阶级统治，看做只对剥削阶级有利的事情。

2.国家的职能应该宽还是应该狭。

国家分配论对国家职能作宽泛的理解，是和公有经济的广泛存在有密切联系的。在公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时期，个人经济能力只限于生活消费，一切社会事业都由国家和集体负责是理所当然的。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结构已经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这种国家职能观应该有所修正。

公共财政理论对国家职能的理解似乎是消极的，他们认为国家只应做私人做不到或不愿做的事。这种理解有二个优点，一是突出个人自主性，在职能界定上，先个人后国家，有利于社会个体主动性的发挥。二是突出经济效率，在职能界定上，以效率为标准，凡私人去做有效率的由私人做，凡私人做没有效率的由国家做，有利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这种理解最大缺陷在于维护个人财富拥有不平等，有利于富有者更富有，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



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实践看，虽然它们都奉行公共财政理论，但财政在实施国家职能方面，态度却并非是消极的。一旦社会经济形式需要国家干预时，国家是决不会放任不管的。

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实行何种社会制度，从整体上讲，国家职能总是统摄一切社会事务的。但在具体时期，国家职能的具体实施，需要根据当时社会经济的需要，和国爱财务的可能来确定。

　二、财政职能观的选择

（一）两种不同的财政职能理论

国家分配论者认为，财政有四种职能：筹集资金、供给资金、调节控制和监督管理职能。这种职能论述并未显示财政职能范围。能够显示财政职能范围的提法可从国家分配论关于财政定义的阐述中看到。如此上引用的许毅等编著的《财政学》，把财政表述为：“财政是国家为维护、加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为建立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实现以最少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经济效益，不断满足需要，对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进行的有计划分配和再分配”。从这个表述和国家分配论其他论著中可以看出，国家分配论从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出发，对财政职能作出宽泛和积极的解释，在财政职能范围方面反对“狭隘的财政职能观”，在财政职能实现方面主张望积极主动的姿态。

公共财政理论认为，财政职能有三种，这就是：配置资源职能、收入分配职能、经济稳定与增长职能。在财政职能范围方面，公共财政理论受它的国家职能观的制约，自然是局限于弥补市场的不足。这种看好与国家分配论针锋相对。我国一些论者，把公共财政理论看做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一种财政类型，而国家分配论则是从计划经济为体制基础的财政类型。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在财政职能方面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财政到底有哪些职能以及财政职能范围到底有多大。

（二）财政职能有哪些

从不同侧面去考察，社会事物的功能可以有不同的分类，财政职能也是如此。从总体上看，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其功能是以资金保证国家职能的实现。财政资金活动是国家职能实现在经济上的反映，因此，可以认为国家职能就是财政职能。这种说法说明了，突出财政以国家为主体的本质对于财政实践有一定指导意义，但它过于原则，不能完全满足理论探求和实践的要求。

从财政满足国家需要的方法出发，财政自然是具有筹集资金和供应资金的职能。进一步，筹集资金的职能还可以划分为：税收、收费、国债等等；供应资金的职能还可以划分为无偿拨付、有偿借贷等等。但这种概括包含不了调控和管理。调控是指国家通过财政收支对社会经济现象产生的影响，它本身是一种目标性功能。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方法，它也不是和财政收支处于同一层次的方法，而是依赖于财政收支而存在的次生性方法。监督管理如果是指财政筹集资金和供应资金过程中，的监督管理，如税收管理、预算管理等，那它

“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理论探讨综述_经济学论文 第四篇

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1998年底我国部门提出要构建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以来，公共财政就逐渐成为我国财经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社会各界特别是理论界对我国建立公共财政的必要性和具体途径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总的来看，主张我国尽快建立公共财政的人越来越多，有部分学者也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的概念与我国财政现状

　（一）“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的概念。

从理论上和历史上，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的国家都存在着财政，财政等同于“国家财政”，也叫“财政”，这是“财政一般”。财政因其天然具有公共性，也叫“公共财政”。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财政”、“财政”、“公共财政”是一致的。不过，现在我们所指的“公共财政”是引进西方的。因此，“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基础理论概念，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可以衍生出不同的次生概念。例如，“国家分配论”、“国家财政论”、“国家需要论”、“国家财政模式（类型）”、“国家财政职能”、“国家财政政策”等都与“国家财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公共财政论”、“公品论”、“公共需要论”、“公共选择论”、“公共财政模式（类型）”、“公共财政职能”、“公共财政政策”等又与“公共财政”密不可分。财政本质的界定、财政具体论点的争鸣、财政模式（类型）的划分、财政职能的整合以及财政政策的取向等问题，都可以分别涵盖在“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的大概念或大关系内。这样看来，正确认识“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就变得十分必要和突出。

在西方，“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的提法已有近三百年历史。我国学者翻译西方财政论著时，有的译为“公共财政”，有的译为“财政”。近几年来“公共财政”被广泛引用。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财政理论研究的空前活跃，“公共财政”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形成了一个阵地，发表出版了一批论文论著，正确指出了“国家财政”与“财政模式（类型）”的联系与区别。这无疑促进了我国财政理论与财政改革的深化，是可喜的进步。但同时必须指出，有的人在研究“公共财政”理论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有的回避、混淆甚至否定“国家财政”。这种对待“国家财政”的观点引起了正常的批评与反批评。于是，质疑答疑的论战层出不穷。“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的关系被演变成了严重的对立关系：不是以“公共财政”排斥、否定、最后替代“国家财政”，就是以“国家财政”排斥、否定、最后替代“公共财政”。这两种认识倾向都是片面的，不可取的。长此以往，必将进一步导致理论不明、实践不顺的局面，不利于改革与建设事业的发展。

我国现行财政体制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演变而来的“国家财政”。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主体，财政作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职能，必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相应地形成财政的职能范围大而宽，几乎覆盖了生产、投资乃至消费的各个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是市场，而不是国家，这样一来，以国家为分配主体的我国财政职能范围就显得过宽，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的推进，有些市场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财政又变得无能为力，国家财政职能开始出现严重的“错位”现象，这主要表现在财政支出范围上的“越位”和“缺位”问题。所谓“越位”，即不该由国家财政负责的项目和部门，财政却依然为其提供资金，如企业挖潜改造支出、企业亏损补贴等，这使得财政支出向竞争性生产建设领域延伸过多，远远超出了职能的范围。所谓“缺位”，即应该由国家财政保证资金供给的项目和部门，财政却由于种种原因（财力紧张、收支矛盾尖锐等）而无法满足，致使有关社会稳定和促进改革进一步深入的政策措施如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难以付诸实施。还有，财政应当保证的基础教育、基础科学、卫生保健等方面同样也发生了财政资金支出不足现象，这种种迹象都表明，现行的财政体制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了，改革势在必行。

公共财政是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可以说，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公共财政；发展市场经济，也必然要求建立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理论的最早奠基人是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著名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中将财政的管理范围和职能限定在公共安全、公共收入、公共服务、公共工程、公共机构、公债等范围，基本确立了公共财政理论框架。经过两个多世纪的研究和发展，公共财政理论日趋完善。公共财政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也就是说凡是市场可以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都应让市场机制去发挥作用。但是，仅靠市场机制来完全配置社会资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公共物品，这就必须依赖于公共财政加以弥补。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有三个基本特征：（1）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社会公共需要决定着公共财政的存在，决定着公共财政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效果。公共财政着眼于满足大部分人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需要，公共财政不应该成为超越市场的力量去满足社会成员的私人需要，而应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调控，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比如通过力量调节中国越来越大的收入分配差距。（2）立足于非营利性。公共财政框架下的部门，是一个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动力的单位和实体，它必须提供物质保障，但不能直接介入市场，这样可以避免部门以权谋私的行为。公共财政理论还认为，公共财政是为弥补市场失效、提供公品的分配行为，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用的财政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是营利性的市场运营主体，不能参与市场的营利竞争，因而也就决定了公共财政的非营利性。（3）收支行为规范化。具体表现为：一是以法制为基础。财政收入的方式和数量以及财政支出的去向和规模的确定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二是全部收支进预算。通过预算的编制、审查、执行和决算，可以使的收支行为从头到尾处于立法机关和社会成员的监督之下，不允许有不受监督、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收支。三是财政税务部门总揽收支。

公共财政是国家（或）为市场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和模式。公共财政的主要职能是为弥补市场失效，因此它的活动领域被严格限定在市场失效的范围之内；双元财政也称“双元结构财政”，指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由相对的公共财政和国有资产财政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因此单从二者的概念内涵来看，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是双元（结构）财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双元财政和公共财政之间并不存在对立或是排斥，而是范围上的一种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双元（结构）财政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必然产物，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几十年“大一统”的财政模式由于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必然需要一种新的财政模式来取而代之，于是公共财政、双元（结构）财政就提到了部门的议事日程。随着作为组织和生产资料所有者双重身份的分开和职能的转变，客观上也要求新的财政模式内部逐步区分为二个既相互又有内在联系的财政分配行为，即为满足国家行使组织职能需要的公共财政分配行为和行使生产资料所有者职能的国有资产财政分配行为。很显然，这种内含两类财政分配行为的财政模式，就是双元（结构）财政。双元（结构）财政是与我国转轨时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客观财政模式，并且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还要长时期存在。

　（二）我国财税体制中的主要问题

1.财政职能尚未转换到位，公共财政体制仍处于建立过程之中。各级尤其是多数地方仍将发展经济、开辟财源作为的首要职责，把公共服务作为第二位职责。不少地方直接筹划和投资竞争性项目，而用于公共服务的资金长期不足，缺口很大，越是基层财政上述表现越突出，矛盾也越尖锐。财政还没有从它“越位”的领域完全退出，“缺位”的领域进入不足。

2.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还未完全理顺，“分税制”体制不健全，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正在建立的过程中，财政对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调节能力还很有限。过去十年间分税制的几次调整以财力向上集中为主。集中上来的财力是“吃饭钱”，但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了建设，使得基层财政发放工资困难，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资金缺口很大；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健全，能够用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资金十分有限，地区间、城乡间的收入及公共服务的差距不仅没能缩小，反而有所扩大。

3.现行税制不规范，不统一，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发挥。增值税的实施范围基本上限于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多数服务行业实行的是营业税。流转税制的双重税种给企业改革和重组造成很大障碍，铁路、石油化工等行业的重大改革都遇到了税制的问题。

4.财政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发挥不够。个人所得税通常采用累进税率，具有在经济高涨时自动增税，经济衰退时自动减税，对经济周期“削峰填谷”的功能。在我国

国家职能观、财政职能及财政支出范围的理论选择 _经济学论文 第五篇

财政支出与财政职能有密切联系，支出必须为财政职能的实现服务。而财政职能又导源于国家职能，国家有什么职能，财政就应该通过财政收支活动予以实现因此，财政理论对财政职能和财政支出范围的不同看法，大多由于对国家职能有不同看法所致。

当前对我国财政最有影响的两种理论是“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两种理论所蕴涵的国家职能观，以及它们从各自的国家职能观出发，论述的财政职能和财政支出范围，进而结合中国实际，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财政的职能和支出范围作出理论选择，是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

一、国家职能观的选择

(一)两种不同的国家职能观

国家分配论从财政本质切入财政是论研究。论者对财政本质的文字表述不尽相同，但概括起来都认为财政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其主要特点是强调国家的阶级特性，和国家通过财政分配实现对经济社会的主导作用。例如许毅、陈宝森编《财政学》，把财政的共性表述为：“财政是特定阶级统治的国家为了维护加强其上层建筑、巩固发展其特定生产方式而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关系”。从这种理论表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国家分配论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并由斗争中胜利的一方掌握统治权的，因此，国家的任务就在于维护加强其上层建筑、巩固发展其特定的生产方式，而财政则是国家为达到此目的运用的一种分配手段。这种国家观反映到国家职能方面，则是国家应统摄一切社会事务，使之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种国家职能观我们可称之为宽派。

公共财政理论把的服务看作是创造价值的第三产来的一部分。这样，的财政收支就融入了经济，成为经济的一个相对的组成部分。活动产生的是公品，非通过交换而融合。

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需要由来生产公品?公共财政论者认为，这是由市场失效造成的。

公共财政论者避开了国家性质的认定，直接从市场经济的弱点切入，将的功能经济化，更具体的把功能和市场功能联系起来。但并不表明公共财政论没有国家观。公共财政论的国家观是社会契约论，主张国家由社会契约产生，从而否定了国家在执行社会职能过程中具有阶级统治的性质，在国家职能方面，公共财政理论实际上是主张由补私人之不足，我们可以称之为狭派。

(二)两种国家职能观的评估

国家分配论把国家完全等同于阶级统治，从而引导出国家职能是“维护、加强其上层建筑，巩固、发展其特定生产方式”。把所有社会活动都列入国家监控之中，需要国家去维护、加强、巩固、发展，使国家成了无所不在的组织，在国家范围内，什么事情都应该由国家去干预。反之，公共财政理论把国家看作是人群协调产生的产物，它的职能在于弥补私人经济的不足，私人能够办到的事情，国家就不应该干涉。两种不同国家职能观存在的

主要差异是：(1)国家是否具有阶级统治性质?(2)国家的职能应该宽还是应该狭?

1.国家是否具有阶级统治性质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以上两种国家职能观都存在不足之处。实际上，国家既具有阶级统治的性质，又不完全是一种阶级统治。把阶级统治绝对化，或者完全抹煞国家所具有的阶级统治性质，都是脱离历史和现实的。

我们不赞成抹煞国家所具有的阶级性质，因为这是违反历史和现实的。早期的资产阶级学者也不隐讳国家的阶级属性，亚当·斯密就认为：“在财产权没有建立以前，不可能有什么。的目的在于保障财产，保护富者不受贫者侵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受控于资产阶级也是现实的存在，它们不但在自己国家的范围内维护资产阶级的权益，也在世界范围内维护资产阶级的权益，不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看不清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所作所为的目的所在。正是从国家的阶级属性出发，我们可以看清楚公共财政理论的国家职能观如何的切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凡是有利可图的，也是私人愿意去做的，就应该让私人去做；凡是无利可图的，也是私人不愿意做或不能做的，应该由国家去做。

税收优惠与吸引外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问题_经济学论文 第六篇

一国对外国投资者在本国的投资可以采取三种征税原则，即优惠原则（又称从轻原则）、平等原则和最大负担原则（又称从重原则）。一国采取哪种涉外税收原则，与其吸引外资的政策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会随本国经济发展的状况而有所改变。目前，发展中国家对外商投资多实行平等原则或优惠原则，尤其是从80年代以后，一些过去对外商投资持谨慎或限制态度的发展中国家也逐步改变了立场，平等原则逐渐成为这些国家对外商征税的指导原则。

　发展中国家的税收优惠措施

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实行对外税收优惠原则，还是实行平等原则，一般都在本国的税收制度中规定有税收优惠措施，以吸引和鼓励外国投资者对本国进行投资。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加速折旧

加速折旧是发展中国家对原始投资实施税收优惠所采取的一种传统做法，这种做法在发展中国家十分普遍。据一项对32个发展中国家税收制度的调查，有近一半的国家实行加速折旧。加速折旧的具体做法各国有不同的规定，最通常的做法是允许企业对符合优惠规定的固定资产在购置或使用的当年提取一笔初次折旧（initial allowance），初次折旧占国家资产原值的比例一般较大，企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折旧提完。也有的国家规定，享受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如韩国规定，投资于高科技项目或厂址设在特定地区的企业可对固定资产提取额外折旧；新加坡规定企业在优先工程项目、技术性劳务和科研开发等领域投入固定资本可一次性提取投资额50％的初次折旧。

2.投资税收低免

投资税收抵免是与固定资产投资相关的另一种税收优惠形式，即企业可以用固定资产投资额的一定比例直接冲减当年应纳所得税税额。投资税收抵免的比例各国规定不同。有的国家较低，但有的国家规定较高。如马来西亚规定为25％，墨西哥规定为30％。

3.费用加倍扣除

有的国家为了鼓励一些特定项目或领域的发展，规定企业在这些项目或领域的费用开支可以按超过实际费用开支的一定比例从税基中扣除，从而使企业少纳一部分所得税款。如赞比亚规定用于促进出口的费用支出可按150％扣除；新加坡规定企业用于研究和开发方面的费用支出可按200％扣除；莫桑比克规定用于职工培训的开支可按300％扣除；等等。

4.再投资退税

即企业用于再投资部分的税后利润已负担的税款可按一定比例退还给企业。巴西、哥伦比亚、洪都拉斯、秘鲁、乌拉圭、摩洛哥、突尼斯等国都有这一规定。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也有再投资退税的规定。

5.免税期规定

免税期是所得税优惠措施中最普遍的一种形式，即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利润可以不缴纳所得税。在对32个发展中国家的税制调查中，有32个国家规定有免税期。在具体实施上，有的国家规定免税期对各类所得都适用，例如企业的创业期免税；有的则规定对特定种类的所得实行免税期，如对出口加工利润实行免税期。免税期的长短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在马来西亚，企业的免税期长短要受投资额、投资地点、雇工人数等因素的影响。免税期短的2年，长的一般5年~10年。有的甚至规定更长，如象牙海岸规定免税期可长达25年；突尼斯规定免税期为20年，以后企业还可以再享受10年的部分免税。免税期一般都从企业投入正确生产经营之日算起。另外，一些国家如泰国、韩国等还规定，企业的免税期过后，还可再享受一定时期的减税待遇。泰国和韩国规定的减税比例为50％。

6.特定收入免税

即规定企业取得的特定项目的所得免税。8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出口，规定对境内企业的出口收入免征所得税。

7.低税率优惠

即对一些特定部门或地区的企业实行较低的优惠税率。如越南对在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从事基本建设投资的外资企业实行10％的税率，对从事重工业的外资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外资企业的一般税率为25％）。又如新加坡，过去对一般公司实行30％的公司税税率，但对1986年4月以前的出口企业和新兴服务业公司等实行10％的优惠税率。不过，总的来看，实行低税率优惠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并不很多。

8.承诺税收待遇一定时期不变

有的国家为了鼓励外国投资者来本国投资，还与外商签订一份协议，承诺在一定时期内，保证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待遇稳定不变。稳定期最长可达25年。例如喀麦隆、刚果、加篷、中非共和国等就采取这种做法。

　发展中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

发展中国家提供特定税收优惠，一般都与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经济政策目标联系起来。税收优惠的目标一方面是增加本国的投资总量，但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税收优惠，使外来投资在产业之间、地区之间达到合理的配置。所以，发展中国家对外国投资者提供的税收优惠一般都带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发展中国家制定的享受税收优惠条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来考虑：

1.产业行业政策

许多发展中国家向本国落后和亟待发展的产业、行业提供税收优惠，以鼓励外资投向这些产业、行业。例如，巴西规定，凡投资于林业、旅游业、渔业的投资者，可享受6％~25％不等的投资税收抵免；新加坡规定，凡投资新加坡《新兴工业法》规定的产业部门的企业，可享受5年~10年的免税期。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也有产业行业政策方面的税收优惠，即从事农业、林业、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享受“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以后，经税务部门批准，还可在以后的10年内继续按应纳税额减征15％~30％的企业所得税；另外，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1年至第5年免征所得税，第6年至第10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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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管理改革_经济学论文 第七篇

在WTO框架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受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的影响，一方面要与多边贸易规则接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国情条件，如行业差别和区域差别，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面临入世后的环境和要求，国家税收管理突出地面临着这样一种发展任务，即发达国家税制改革，如降低税率、扩大税基、堵塞漏税等，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发展中国家相应地调整税制，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如税收效率低下、税收征管不力等，亟需加以解决。有专家学者推出，我国既要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减少非国民待遇的深度和范围，又要坚持按本国的经济政策调整税收优惠措施。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家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形成并长期发生作用的税收管理如何进行改革是一个关键问题。鉴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我国初入世贸组织实际情况，本文重点考察较我们早先入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税收政策方面的措施与办法、经验与教训，以期获得应有的启示。

　一、基本状况

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管理和税制改革受世界经济影响，已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变革。进入新世纪，各国税收管理、税制改革与发展的主流是：降税率减负担；扩税基减优惠；简手续强管理。每次改革都起始于发达国家，继而在发展中国家引起反响，而入世则促使双方日益朝着同一方向发展。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税收管理在决定高效税收体制方面的关键作用，以及在宏观经济平衡方面的重要作用，税收行政改革历来是关注焦点。目前，发展中国家日益认识到，税收政策要与行政管理能力吻合，没有相应的管理变革，政策变化不会产生预期效果；良好的税收管理既能实现尽可能多的税入，又能使管理高效和实现税收合作，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提高国家福利水平有决定意义。

为适应国际经济趋势和推动国内经济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积极采取措施，提高税收管理效率，其中，拉丁美洲和东盟诸国家积极努力，应该说取得了明显成效。例如，20世纪60年代伊始，拉美国家企图借助新兴的计算机技术解决税政效率，但由于税制设计复杂，税率档次过细，税收优惠减免繁杂，偷税逃税现象严重，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到了70年代，随着城市发展和经济交易扩大，经济行为日趋规范，对公共设施和公共管理在质量上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们开始认识到单纯依靠电子技术远远不够，而必须围绕税制结构合理化和税收管理现代化进行改革；进入80年代，在高额外债和宏观经济动荡的双重压力下，这些国家逐步走上了配套性的税收管理改革的轨道。与此同时，东盟一些国家鉴于旧税制不能有效利用资源，在行政运作上失之公平，不仅难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也难以通过税收来弥补持续扩大的预算赤字的问题，先后进行改革，以期建立更加公平、有效和简便的税收管理体系和制度。结果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在改善税管质量上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阿根廷成功地进行税收结构改革以后，已转而全面检查和调整税收管理工作，获得日益增长的税入回报。

据统计，1989年到1990年，阿根廷税入占GDP的比例由13%上升为20%，其中，至少有1/3的增长应源于税政改善；墨西哥经过改革，税收结构已出现显著性变化；巴西从20世纪80年代至现在，陆续了一系列调整税制结构、强化税收管理的改革措施，使税制趋于合理。实践表明，在适合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效率可在相对短的时期内显著提高，而且，随税收管理状况的明显好转，在降低过高税率以及对不同纳税群体实行更加适当征税的同时，可以增加税收并有效减少社会不公现象。

当然，由于宏观经济环境问题丛生以及通货膨胀影响税收管理效率等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税收管理改革仍任重道远。

　二、改革途径

税收管理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改变行政管理资源分配，大力进行结构重组，积极利用外部资源优势，以及采取新的技术手段等来提高管理水平，增加税入。

在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法是征税、用税的根本依据。完善的税收立法是税收管理基本权力的来源。----法集中从三个方面做了规定，一是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除非有例外规定，任何人不得免除纳税义务，也不得任意增设或变更纳税义务；二是征税必须经过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在法律授权下进行，否则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无权征税；三是税收的使用必须严格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所以，许多国家都依法治税，推动公民诚信纳税。巴西通过法律建立税种、颁行重大举税措施、规范各级税收管理权限、限制税收减免权力滥用等。墨西哥法律规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雇员最低月工资收入的4倍，达到起征点的人要根据月收入额纳税。这里有两类情况，一类是每月有固定薪水的职员，包括公务员、企业和公司的合同职工等，他们都有固定的工资账户，或企业每月都会按其收入从其账户上自动扣除应缴额。另一类是自由职业者，包括企业主、医生、律师、出租车司机等，其月收入并不固定，所以税务部门对他们的监管和审查比较严格，要求每月或每两个月都要申报纳税，并对其申报单进行抽查，详细审核各类单据，防止偷税逃税行为。墨西哥法律对偷逃税者处罚严厉，罚金有时甚至超过应纳税额，如果纳税人连续逃税数月，罚金将以每月20%的速度递增；如果发现伪造单据等严重违法行为，罚金可在原有基础上增加60%至90%；偷逃税情况特别严重者，还将接受司法调查，甚至坐牢。当然，墨西哥法律规定，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可以帮助纳税人申报纳税，但绝不能弄虚作假，否则将面临法律严惩。但会计师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通过合法手段进行税收筹划，尽量减少纳税人的纳税额，这不属于非法行为，不影响纳税人的信誉。

在发展中国家，一个共同性制约因素就是缺乏税政资源，由此产生的后果是税管人员不足，高薪吸引高质人才能力较差，甚至不能满足税管基本工作条件，如办公空间和计算机等。因而，税政改革战略必须着眼于现有资源的优化组合，把有限资源从非生产性任务投向更富有生产力的工作上。所以，一些国家进行税政部门内部重组，划出“特殊单位”来处理主要纳税人的申报和纳税事务。多数情况下，60%或70%的税入源于1%的纳税大户（如大企业），因此，保证他们按时申报和缴纳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他们也很注重其他纳税人，维护中小企业的税收合作，保证税收总量的稳定和持续增长。在改革过程中，他们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使税收管理更有秩序和效率。通常，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通胀问题，如何保证这一时期的税收成为征管的重点。在改革中，他们采取了降低征收时滞对收入影响的方法：（1）建立预付制。20世纪70至80年代，拉美国家普遍采用预付制征收商业企业所得税。（2）缩短评定期和纳税期，提高纳税频率。20世纪70年代中期，智利的大企业每两周必须预缴一次增值税。1987-1988年间，乌拉圭增值税纳税期缩短了将近60天。还有一些国家的每月缴税周期从20天缩短到15天甚至7天。（3）税款支付指数化，即在计算税款时，计账单位不用法定偿付手段，而用一种可根据一些指数如消费物价指数等进行调整的财政或税务计量单位。20多年来，巴西一直实行的是按通货膨胀调整的税制，由通货膨胀导致的税收调整已成为税收文化中的一部分。1979年到1987年，墨西哥主要通过缩短公司税的预付期和纳税期来增加税收，1987年后也开始实行税收指数化。

税管改革能否成功，简单易行是重要因素。一方面，要简化程序，如删除税收申报书中多余的信息要求，合并申报和支付单据等，使税管集中到主要事务上来：（1）方便合作，即为纳税人下达明确的指令，绘制易懂的表格，以及提供必要的帮助和信息，改善服务质量。（2）监理合作，即开设和维持纳税人活期账户，建立覆盖最终极纳税人和税收代理人（如银行）的管理信息系统，以及设立快速管理程序来查询和追踪未申报者及其税收拖欠。墨西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纳税信用体系，税务管理部门对纳税人的纳税情况一般都有详细记录，作为对其信用考察的基本依据。纳税人信用良好，社会各部门都会为其生活和经营提供方便，否则，生活和经营都会遇到麻烦。（3）制止不合作，即建立查询责任和有效运用惩罚。司法程序和司法机构也为实施税法和运用惩罚提供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对小额纳税人实行复合管理。在实施增值税时，最棘手的是小额纳税人的征收工作。不同国家按简化管理原则，分别采取了不同办法。在墨西哥，凡是年销售收入不超过年最低工资7倍或者资产不超过年最低工资15倍的纳税人，可自行决定是否在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时向购买者收取增值税，但其前提是要向税务机关申报。智利注重使每个纳税人进入增值税体系，并采取了简化管理办法：一是将小额纳税人作为一般纳税人管理。只要其对增值税的申报和计算方法比较熟悉，可自愿作为一般纳税人。二是根据小额纳税人月销售情况，将其分为5个纳税等级，每个等级从低到高算出不同的销售税额，从而确定小额纳税人应纳税额；以平均销售额不超过20个纳税单位的为小额纳税人，并应到税务机关专门登记，否则视为一般纳税人。三是对一些不易监管的小额纳税人，如零售商贩、小规模粮食生产者等，由与其购销活动直接联系的企业代扣代缴，税率适当优惠。简言之，最好的办法是综合运用这些措施，帮助纳税人依法纳税，

论发展中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与投资激励_经济学论文 第八篇

　一、政策工具简述

1.优惠税率。优惠税率是发展中国家采用最为广泛的鼓励投资的政策工具。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优惠税率这一激励措施不能随着投资额的变化而改变，因此，使用优惠税率在提供投资激励方面并不是最有效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实施的优惠税率政策，一般不允许新企业将创业期间的亏损结转到以后的会计年度用以扣除应税额，而只能以企业的税后利润冲减，这也使得优惠税率措施相对无效。

免税期是优惠税率政策的一种特殊形式。发展中国家经常使用公司所得税免税期这一税收激励手段来促进资本投资。一个国家免税期的最常见方式是，在目标行业从事经营的新公司在其正式经营的一定年度内可以完全或者部分免除公司所得税，免税期以后则按适用的所得税率全额纳税。除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外，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在某些行业采用免税期政策。从新设企业的角度看，免税期并不像人们最初想象的那样宽松，只有当企业可以将折旧延期到免税期之后时，有效税率方能为零。

2.投资税收抵免与扣除。在投资税收抵免的情况下，某些被鼓励投资的行业的公司可以将购置固定资产或研究与开发、资本存量或就业新增部分的支出，在其应纳税额中按一定比例扣除。从国际实践看，对特定活动的税收予以抵免即提供直接补贴的政策工具比降低税率更为有效。

投资扣除即企业在缴纳公司所得税时从应所得中扣除，其效应和税收抵免相类似。投资扣除发展效应的力度取决于操作形式，即扣除额能否直接返还或结转冲销。对于从事高新技术研发等高风险活动的企业或正处于成长期的小企业来说，提供直接补贴的力度越大，激励效果会更高。对于境内的外国子公司，东道国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税收抵免和扣除的积极政策效应是否被外国税收抵免的税制安排所抵消。譬如，对来自某些母国的子公司的投资起不到激励作用；或在某种程度上导致部分税收收入流入外国财政部门。

3.投资成本的快速摊销。最为常见的方式为固定资产的快速折旧，以及无形投资（如研究与开发支出、勘探费用、费用等）允许作为费用列支。其他如成本（利息）等在有些国家亦允许加速扣除。有些国家把选择性折旧扣除与免税期结合起来，如巴西规定对批准的项目在第一年允许5O%或100%折旧。

除上述三个主要政策工具外，许多国家还将援助、就业、产权保护、改善基础设施等政策配合运用，以达成良好的投资激励效应。

　二、对投资激励的作用

1、抵消公司税的扭曲效应。在开放经济中，如果公司税是作为一种预提税的工具，就会对国内投资产生扭曲。只要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低于可以在外国抵免的税率，这种扭曲就只会发生在外国人拥有的资本上。这意味着对国内拥有资本采取的投资激励将抵消公司税的扭曲效应。

旨在达到上述目的投资激励，其作用大小关键在于外国税收抵免水平。否则，这种积极作用会因为主要适用于外国而不是本国投资者会转移到外国国库而丧失。反过来，外国可能认为一国选择性地对本国公司实行激励具有歧视性，它影响了正常的外国税收抵免的运行。

在实践中，针对特定部门（如本国资本拥有程度较高的部门）实行的投资激励，在不造成歧视印象的同时使转移到外国的税收最小化。但这一措施会导致不同国家的税收扭曲水平，因而它自身就具有扭曲性。

2、吸引外国投资。吸引外国投资的激励手段，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公司行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而不是仅仅使收入转移到国外。如果投资激励的方法不会影响到外国税收抵免，则东道国可以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即使投资激励会降低外国税收抵免水平，但由于外国税收抵免不是立即发生的（在股息等资本所得汇回母国时才发生），因此延期纳税的存在意味着国内税收制度对于以公司保留利润进行的投资具有边际影响。为抵消税收外流的不利影响，如何确定公司税税率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而言，应考虑将国内税率定在低干投资公司母国税率水平上。

3、保护幼稚工业。发展中国家幼稚工业中的大多数属于起步阶段的小型公司。与关税保护相比较，对其直接提供帮助的投资激励措施能起到更好的效果。从政策工具的设计看，降低税率的措施在较为长远的意义上方能产生保护效果，而投资税收抵免（如直接提供资金支持）措施对于受流动性约束的幼稚企业更能提供有效的扶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针对国内公司实行的临时性减税措施（如免税期）也将对国内幼稚企业提供有效的税收激励。

4、创造就业机会。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可导致某些形式的失业，这种扭曲可以通过政策予以弥补。例如，如果失业是由效率工资引起的，给予就业补贴将是可行的政策措施。

　三、影响投资激励效果的有关问题

首先，相机抉择型激励措施与自动享有型激励措施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所产生的效果是有差异的。相机抉择型激励即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并实施的激励措施，企业能否获得优惠扶持需得到部门的批准。自动享有型激励是指凡满足既定标准的企业可自动享有的激励措施。在实践中，这两种类型激励措施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经济学界一般均强调自动政策工具的优点，因为这类工具减少了激励措施具有的不确定性，减少了非经济因素和偏好影响决策的可能性，并且能降低政策实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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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影响散论_经济学论文 第九篇

20世纪30年代前期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造成了何种影响，农产品价格下跌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农村经济和农家生活，取决于农产品价格下跌幅度、农业商品化程度和农民卷入市场程度。近代以来，随着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商品经济日益发达，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同时因地租货币化、农家经济贫困化和苛捐杂税增加等原因，农民与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农户同市场的联系，体现在生产资料与日用品的购买率和农产品的出售率两个方面。据卜凯1921至1925年对全国7省17处2866家农户调查统计，以总平均计，农产品自用部分占47.7%，出售部分占52.3%，农家生活资料中自给部分和购买部分各占65.9%和34.1%。（注：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28、303页。）20年代末和30年代前期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又有所加深，据马札亚尔研究，中国“农民经济的商品性任何地方都不低于百分之四十，并且在市场的帮助下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低于百分之四十”（注：马札亚尔：《中国经济大纲》，新生命书局1933年版，第33页。）。从20年代末和30年代前期调查看，马札亚尔这个结论大体上是正确的。据1934年对浙江兰溪县调查，各类村户平均每一家庭生活日用品自给和购买的百分比分别为45.07%和54.93%，其中饮食的自给率和购买率分别占65.74%和34.26%。（注：冯紫岗编：《兰溪农村调查》，浙江大学农学院1935年版，第136页。）据卜凯1929～1933年对全国19省148县151个地区调查，农户于收获后立即出售农产品者，小麦地带占50%，水稻地带占58%，平均占55%，即使是粮食，全国平均购买率也高达35%。（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由上述一系列调查，我们发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市场，农民对市场依赖程度比费维恺教授估计的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户出售粮食作物的价值占收获物价值的百分比，比以重量计算的百分比高，因为农户往往将价值较高的粮食售出，购进价值低廉的粮食自己食用，据卜凯对中国农家经济的研究，发现农户售出的粮食作物价值占收获物总价值的54%（注：实业部银价物价讨论会编：《中国银价物价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5页。）。

费维恺教授认为1914～1918年中国经济作物产值占农业总产值14%，1931～1937年占农业总产值17%（注：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史》（第一部），上海出版社1993年版，第81～82、75页。），吴承明先生认为1920年经济作物产值已占农作物总产值的17%，1936年达到23%（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27、234、6、126、67、29、126页。）。的确，无论是费维恺的估计，还是吴承明的估计都表明，30年代前期经济作物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都并不太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作物与市场的关系却比粮食作物与市场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经济作物基本上要投入市场。据卜凯1929～1933年调查，棉花、、油菜籽、烟草率分别占总产量37%、74%、61%和76%（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同时，还应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经济作物价值较高，所以其价格变化远比粮食价格变化对农户收入影响大。

既然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已经十分密切，市场价格自然对农村经济和农家生活极端重要。固然，30年代前期农产品价格下跌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毫无疑问，世界经济大危机是中国农产品价格下跌最主要的原因，并且因为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首先，由于国际市场萎缩和通货紧缩的影响，30年代前期中国农产品价格总体下跌。如果以1926年为基期年，则1931～1936年上海农产品趸售物价指数分别平均下降19%。以1930年为基期年，则1931～1934年上海五谷类趸售物价指数分别平均下降34.03%；纺织原料类同期指数分别平均下降18.7%，豆及籽仁类同期指数分别平均下降16.2%，茶叶类同期指数分别平均下降4.75%（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虽然豆及籽仁类、茶叶类1930～1934年指数平均下降幅度不大，但1931～1934年下降幅度却非常剧烈（该时期世界经济大危机才波及到中国），分别下降30.03%和44.89%。上述农产品下降幅度是按上海市场趸售物价指数计算的，而内地农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远比上海市场大，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该时期农产品价格下降幅度比费维恺教授低估的25%高。据刘佛丁教授估计，1931～1936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分别为244、192、154、131、147和156亿元，稻麦等28种作物净产值分别为121、119、99.5、89.5、102和131.5亿元（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27、234、6、126、67、29、126页。），中国农业总产值和稻麦等28种作物净产值30年代前期下降最大幅度分别达113和31.5亿元，由此可见30年代前期中国农业总产值幅度下降之大。虽然导致农业总产值下降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却是农产品价格下跌，因为同时期中国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没有非常剧烈的下降。

其次，30年代前期，由于洋米、洋麦、洋面、棉花等农产品大量进口，导致同类国产农产品价格下跌。据统计，1930年进口大米1900余万担，1931～1935年分别进口1074、2138、20xx、1072和1106万余担，同时期小麦进口数字分别为2273、1508、1771、769和861万余担。（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大量进口的低价洋粮压低了国产粮价，例如上海市场上国米虽然多于洋米，但由于洋米价格低于国米，因而国米价格决定于洋米价格，而洋米价格又决定于西贡、仰光等地市场的米价。不仅如此，上海米价又影响江西、湖南、安徽米价，其中，因为安徽离上海较近，所以洋米价格对安徽米价影响尤大。1927～1934年上海国米价格与洋米价格相关系数分别为0.92、0.81、0.93、0.96、0.72、0.92、0.95，1931、1933两年相关系数较低，实因这两年上海进口洋米较少之故（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27、234、6、126、67、29、126页。）。这就充分表明：不仅国外米价直接影响上海米价，而且上海米价又直接影响国内其他地区（当然包括产米地区）米价，上海米价变动主要不是受国内产量变动影响，而是受洋米价格影响。事实上，洋米进口最多的几年，也正是农村“谷贱伤农”最烈的时候。洋麦价格虽然高于国麦，但由于美国小麦过剩，对中国实行借款倾销，所以洋麦在上海市场不仅具有垄断性，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压低了国麦价格，抢占了国麦市场。

现在我们看同时代人的亲身感受，或许这比枯燥的数字更能说明问题。关于国内米价，有人说：“以今日情势而论，国内米价之涨落，决不以国米产量之多寡为断，概国外产米区域之是否丰收，影响甚大。如十九年时，国内米价飞涨至二十元之谱，但不久因洋米倾销，国内新米登场，米价即见狂跌。”（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有人说：“我国米谷价值之所以如此惨跌不已，皆由于无市场为之销售。外国市场固无我国米谷销行之余地，乃本国市场亦被外米所侵夺，实太可惜。”（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1932年广东“晚造新稻，自登场以后，因洋米竞销之故，市价陆续跌落，每担米所售之价，较之往年跌落一元至二元不等，约跌百分之十五以至二十五左右。不但跌价已也，因销场受洋米攘夺，亦日见滞蹙”（注：马乘风：《最近中国农村经济诸实相之暴露》，《中国经济》第一卷第一期，1933年4月。）。1932年以前各地商会尚未把米价下跌完全归咎于洋米倾销，但到1933年各地商会差不多把米价下跌完全归咎于洋米倾销。（注：《商会联合会电呈府院请重征洋米入口税》，《申报》1933年9月1日，第19版。）1933年8月25日湘、鄂、皖、豫、赣五省省主席联名电告，请求加征洋米进口税。接着安徽米商通电响应，谓农村经济凋敝，“揆厥原因，实由洋米倾销，谷价日贱所致”。同年上海杂粮业同业公会呈市文谓，1932年国内农产丰收，但因世界产量过剩，“米，麦、面粉，运入我国，争先恐后，跌价倾销，靡所底止，致粮价暴落，农商交困”（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中国银行报告书说，1934年农产歉收，大米本应大幅涨价，但因“仰光米价所涨无几，西贡米反见跌价，因之源源进口。湘米受其影响，故涨价较微”（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陈雅赓说湖南湘潭“往年仓库栉比，米袋塞途，近因洋米进口，倾销至武汉及长沙，国

贷款损失准备的税收政策探讨_经济学论文 第十篇

通过增加贷款而扩张资产业务是银行的重要盈利活动，贷款损失应该是银行正常的运营成本。根据国际经验，将贷款损失的税务处理规则和计提呆账准备的审慎原则密切联系起来，使税收制度安排能遵循税收中性原则，反映银行的真实收入，有利于鼓励银行客观估计贷款风险，提足呆账准备金，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而我国金融税制改革与会计制度改革不同步，尤其是对贷款损失的税务处理规则与计提呆账准备的审慎会计原则脱节，导致我国银行业呆账准备金计提严重不足，呆账挂账现象普遍，不利于我国银行业的稳健经营和与外资银行进行公平竞争。笔者认为，调整我国贷款损失准备税收待遇已迫在眉睫。

　一、我国现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使用的基本规定

我国商业银行呆账拨备制度自1988年建立以来，已作过若干次调整。目前现行呆账准备、核销的金融、财政与税务规定如下：

1.央行的相关规定。

20xx年，银行在《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中规定，银行应当按照谨慎会计原则，合理估计贷款可能发生的损失，及时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包括一般准备、专项准备和特种准备。一般准备是根据全部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的、用于弥补尚未识别的可能性损失的准备；专项准备是指根据《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对贷款进行风险分类后，按每笔贷款损失的程度计提的用于弥补专项损失的准备。特种准备指针对某一国家、地区、行业或某一类贷款风险计提的准备。

2.财政部的相关规定。

20xx年11月27日财政部颁布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商业银行按照贷款五级分类结果及时、足额在当期损益中计提专项准备金，对特定国家发放贷款在当期损益中计提特种准备金，商业银行也可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一般准备。

20xx年6月21日财政部发布的《金融企业呆账准备提取管理办法》明确将贷款损失准备划分为：一般准备、专项准备和特种准备。规定一般准备作为利润分配处理，是所有者权益的组成部分，并将一般准备的计提基准从原来的不低于期末贷款余额的1%调整为不低于风险资产期末余额的1%.

3.税务部门的相关规定。

国家税务局在自20xx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金融企业呆账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中规定：允许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本年末允许提取的呆账准备的资产余额×1%-上年末已在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余额。这是一种对一般准备金进行所得税税收减免的税务处理方式。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国税发［20xx］73号文件规定：决定的事项、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企业改组改制过程中清理的跨省区的呆账损失和单笔5000万元以上的呆账损失，由国家税务总局负责审批。除以上情形外，金融企业的呆账损失由省及省以下税务机关审批。《金融企业呆账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还规定，金融企业发生的呆账损失，按规定报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后，应先冲抵已在税前扣除的（按1%比例计提的）呆账准备，不足冲抵部分可据实税前扣除。

从我国贷款损失准备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贷款损失准备制度不断完善，计提范围逐步扩大，计提比例逐步提高，对于商业银行经营稳健性的要求日益严格，说明央行和财政部门越来越关注贷款损失准备对银行抵御风险的重要性。但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金融企业呆账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银行计提的专项准备不能获得税务减免，严重制约了金融企业及时、足额计提特殊准备。

二、贷款损失准备税收待遇的国际比较

呆账准备金的税收处理是银行税制的核心问题，国际间的做法虽存在一些差别，但基本原则都是遵循税收中性原则，即税收减免在时间和数量上都应该与银行贷款损失的市场价值相一致，也就是在银行贷款损失发生的时候就应该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国际上对于贷款损失的税收减免主要采取下列三种方法：

一是核销法。美国、澳大利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采取这种税收处理。核销法是在银行提取特殊准备金时，不予税收减免，待到实际核销时才予以减税。如果已核销的贷款后来又收回，则重新计入收入并缴纳税收。实行这种方法的国家，一般都对已经认定为没有价值的贷款允许核销并抵税，商业银行一般拥有呆账核销的自。例如美国的商业银行可以对其认为必须核销的资产进行主动核销，进而获得税收减免。但在少数国家需要经过批准，比如菲律宾，呆账核销须经央行批准，日本则须经大藏省批准。

二是专项准备法。如英国、法国、哈萨克斯坦、加拿大、德国、塞尔维亚、等。专项准备法是对银行在提取专项准备金时就给予该项准备金全部或部分的税收减免。对专项准备金给予税收减免的比例各国不尽相同，可以减税的专项准备金不能超过该银行年总收入的10%，塞尔维亚专项准备金获得的所得税金额减免，等于央行所要求的新增呆账准备的90%.

很显然，采用专项准备法有利于激励银行及时足额提取准备，而采取核销法则有利于激励商业银行及时核销呆账，避免不良资产长期挂账。

三是一般准备金法。采用一般准备金法的国家相对较少，捷克、德国、意大利和新加坡采用这种方法。这些国家规定了一般准备金的减免税限额，专项准备金也有限额。德国没有对专项准备金进行限制，但是要求一般准备金不能超过过去5年内平均贷款损失的60%.意大利在一般准备金和专项准备金的税收减免方面有一个累积的限制，即每年不得超过贷款余额的0.5%，并且贷款损失准备金小于贷款余额的5%.在法国，对列入国家风险的对外国借款人的贷款的准备金可以进行税收减免，但是一般准备金则不能。

各国对准备金的税收待遇虽然有所不同，但是金融运行稳健的国家，都倾向于鼓励银行及时充足地提足准备金和核销呆账，比如美国、德国等国家。而对核销呆账和提足准备的税务环境较为苛刻的国家，则银行业的呆账问题较为严重，比如泰国和日本。

　三、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对待银行贷款呆账准备与核销的税务处理，实际上就是当年税收增加和未来财政支出之间的平衡问题。从《金融企业呆账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来看，对于银行业存在过度征税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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