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中三个代表是实现三大振兴的强大力量_经济学论文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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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中xx是实现三大振兴的强大力量_经济学论文 第一篇

的思想的新意何在？  

在理论指导下提出的这一思想，对21世纪中国有什么意义？  

思索这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跟踪研究与集体的思想足迹，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层层深入地阐明它对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党的建设创新论

的思想精髓是什么？

应当说，的思想，是在继承我党优秀传统基础上作出的适应时代与国情的重大创新，旨在要求实现党的建设与科技、文化、体制的综合创新：按照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体制创新、全面创新的要求，来推动党的建设创新；以党风党建创新为关键，来支撑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体制创新、全面创新；中国党应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多元主体的核心力量，从而开创中国式的国家创新体系，既不同于特别突出通产省主体作用的日本技求创新模式，也不同于特别突出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综合的美国模式。

从以为核心的集体的思想发展轨迹来看，从80、90年代之交开始，尤其是从反思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历史教训的1998年以来，经过十来年反复酝酿、反复锤炼、反复琢磨，逐步提出了以科技创新为龙头的全面创新论。

2000年1月14日，同志在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谈话中，率先提出了科技创新、全面创新与党的建设创新问题：“当今世界处在重大而深刻的变动之中，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党的建设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

2000年2月24日，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特别明确突出地讲到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的“两个创新”问题：“面向21世纪，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大力依靠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更艰巨了。如何在新的国内外条件下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增创经济发展的新优势，要加紧研究和实践。”

2000年6月初，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再一次纵论创新对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我多次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科学精神的内涵很丰富，最基本的要求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2000年6月22日，在西北宁夏、甘肃视察工作时，更进一步阐发了至少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四大内容的全面创新理论：“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我们进行体制创新，就是不断完善适应发展市场经济、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要求的各方面的体制。我们进行科技创新，就是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

2000年6月30日，应邀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了社论《科学在中国：意义与承诺》，再次提纲挚领地阐发了全面创新论：“中国将致力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思想背景下，从2000年1月起到6月间，多次阐发了的重要思想，主旨首先在于面向21世纪科技创新、全面创新的时代潮流，全面推进中国党自身建设的重大创新。

的重要思想，自身体现了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上：第一，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上的重大创新

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历史时代，主义史上的“头两个五十年”，主义、主义、思想中的建党学说与建党实践，在党的建设上都突出了阶级斗争这个纲：首先强调党是工人阶级战斗的先锋队，是阶级斗争工具，是把握武装斗争的武装集团。

而面向21世纪，我们面临的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崭，现代科技革命与经济全球化两大潮头代表时代主流。正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思想坚持和发展了理论，要求中国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进政党，最重要的工作重心不是再搞阶级斗争，而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利益、的未来发展方向。

第二，体现了创新主体的重大创新

在当代国际上流行的创新理论中，往往对创新主体做出不同规定：把企业与企业家作为技术创新主体；把科学家、科学院、大学作为科学创新、知识创新主体；把国家作为政策创新、体制创新主体……但很少专门探讨党的创新、执政党的创新、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创新主体作用问题。

的重要思想，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专门探讨了中国党作为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全面创新问题，把党作为创新主体，作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力量，这不愧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重大创新。

第三，体现了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独特创新

在目前已有的国家创新体系中，较有影响的是美国模式与日本模式。

美国式国家创新体系，显著特点是强调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结合，特别突出企业与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称之为“企业主体型国家创新体系”。

日本式国家创新体系，过去比较突出与市场结合的技术创新，特别强调通产省在技术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称之为“主导型国家创新体系”。

中国在认真学习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创新体系的同时，也努力开创有自己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把中国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能动主体之一，并作为领导多元主体综合创新的核心力量与整合机制，或许可称为“党领导型国家创新体系”。

三大振兴的历史使命

高度概括地说，与集体提出的重要思想，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使21世纪中国党实现三大振兴的伟大历史使命：振兴党风——振兴中华——振兴。

（一）提出的重要思想，首先是为了“振兴党风”，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克服官僚、不正之风，使21世纪中国党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核心力量，中国式国家创新体系的能动主体与多元主体中的主导力量。

正在迎来建党80周年的中国党，以“过五关斩六将”的开拓奋斗精神，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考验：

从地下党，转变为执政党；

从武装斗争为主，转向和平建设为主；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重心；

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新型体制；

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走向对外开放、全面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

从比较单一的经济成分、经济结构，走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初级阶段多层次经济结构。

总的来说，中国党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战斗力、综合创新能力，历尽磨难，千锤百炼，成长壮大，不断发展。

当然，不应讳言，在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发展过程中，党的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突出、相当严重、相当尖锐。最大的两个问题，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与党的建设问题。最突出、最典型的表现，是官僚、不正之风。

为此，和集体，一再为我们敲响警钟：“从这些年和最近揭露出来的一些大案要案来看，一些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简直到了利令智昏、利欲熏心、胆大包天、无法无天的地步！”“如果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国的危险啊！”

正基于此，在提出，思想的同时，代表集体，不仅重申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指导方针，而且提出了“振兴党风”的“三个必须”：

“必须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抓紧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适应新的情况，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按照的方向与标准，全面建设21世纪中国党，正是“振兴党风”的必由之路与根本途径。

（二）提出的重要思想，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现代复兴．让中华文明在未来世界新型文明中大放光彩。

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在古代世界有过光辉篇章，而在近代世界历史上，从1750年英国走向近代工业化以来，中国却走向封闭、走向落伍了。1840年战争以来，中国更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屈辱局面。

1894年，孙中山在成立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前身组织——兴中会时，率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

20世纪中期，把中华复兴作为中国党与新中国的伟大历史使命，1962年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还专门列出一个时间表。

在1990年，专门以《振兴中华民族》发表了重要谈话，并使“振兴中华”重新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主题。

2000年5月，提出思想的，在视察上海时，同样把“振兴中华”作为自己一切思考，包括提出的出发点和中心点：“怎样使我们党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始终充满活力，带领全国各族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宏伟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想的最多的一个问题。”这个思想主旨，他反复讲了多次，并且点明了这也正

论我国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_经济学论文 第二篇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不应当是继续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或减税

在当前国情下，我们应当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在哪里，却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仍然是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的投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应当是减税，即减轻企业税负。笔者对这两种观点都不赞成。

第一种观点笔者不赞成。一是因为财政投资原本缺乏产权约束，效率内在地相对低下；二是因为继续集中地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按照经济规律，其投资边际收益将会愈来愈大地递减，况且基础设施投资的传导链条短，对各产业的拉动作用小，这意味着财政风险将愈益加大；三是笔者认为，如果今后财政政策仍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的投资为着力点，则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里引发财政危机。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近几年的内需不足，说到底是消费需求不足，而不是投资需求不足；这种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则是收入分配不公。消费需求不足使得继续扩大财政投资支出对解决内需不足问题效率甚低。

我国当前的消费需求显著不足。这鲜明地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8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大幅度下降。据测算，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由1981年的0.84一路下降，到1998年已下降到0.40；二是表现在当前我国的消费率即平均消费倾向偏低。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0%-80%之间。而我国整个90年代的消费率则一直在60％上下波动，而且呈下降趋势。消费需求显著不足，使得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法有效地扩大内需。边际消费倾向显著低下且继续下降，则意味投资乘数（支出乘数）显著低下且继续下降，因此这便会使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消费率偏低则意味着投资率偏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内需占全部需求90％以上的大国，也就意味着我国的总需求过多依赖投资需求来实现。然而我们知道，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没有必要比例的消费需求的支撑，则投资需求作为中间需求，其形成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发生供给能力过剩，民！司投资便会自发地萎缩，扩大内需的财政投资只能“孤军深入”。这样，消费不畅，以及由此产生的民间投资不振，便使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难以启动内需。这几年民间投资增长率不高，直接原因，就是我国近几年消费需求相对不足。1998年至2000年，我国持续实行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3年里，分别拉动GDP增长1.5、2.0和1.7个百分点，对这三年里扩大内需、治理通货紧缩功不可没。但由于一方面消费需求低下，投资乘数不高，另一方面国家财政风险虽尚未超过警戒线，却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这便使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难以为继。有人认为，加大投资可以提高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增加则消费也会增加，消费增加间投资也会增加，这样投资便可以拉动民间投资，到那时，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便达到了拉动内需的目的，可以“功成身退”。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源于我国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分配不公。只要分配不公问题不解决，则社会边际和平均消费倾向必然持续低下，投资难以有效地提高GDP和国民收入，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消费的增加额又仍然低厂，民间投资也就不可能拉动起来。20xx年上半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固定资产投资，1－6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5.1％，其中国有及其它经济类型同比增长17.9％。然而，民间投资仍然不畅，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投资平均同比仅增长7.5％，便是明证。

我国当前消费需求不足，根本原因是出现了较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状况的最常用指标。国内外理论界一般公认，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小于0.2表示绝对平均，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基本合理，0.4以上则达到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而0.5以上则表示收入分配差距悬殊。测量基尼系数有不同的方法，一是按家庭总收入计算，二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家庭为单位计算；三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个人为单位加权平均计算。其中，第一种方法测出的基尼系数略小于第二种方法测出的基尼系数，后者又略小于第三种方法测出的基尼系数，但三种方法得出的结果差别并不大。

近几年来，中外许多学者以不同的样本和不同的方法测算了我国的基尼系数，绝大多数测算结果表明，我国自90年代末期以来，基尼系数明显超过0.4，有些测算结果，基尼系数达0.45以上，显然超出了通常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世界银行在1997年公布了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研究报告，报告中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上升太快，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

可见，我国当前的基尼系数充分表明，我国当前贫富差距过大，出现了较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这还没有考虑到我国高收入者大量存在的工资外收入、非法收入等隐性收入太基尼系数过大，国内学者们更多看到的是它影响公平，是它将引发收入水平相对低下的群体的不公平感，从而造成社会不稳定。然而实际上我们应当看到，基尼系数过大的弊端，不仅在于影响公平，而且在于影响效率，即宏观经济效率；甚至可能首先在于影响效率。进一步说，一种收入分配状况是否公平，应主要以其是否有宏观经济效率来判断。对应宏观经济效率高的基尼系数区间就是公平合理的区间，对应宏观经济效率出现明显下降的基尼系数值就是警戒线值。就公平谈公平，不仅难以得出基尼系数的合理区间及收入差距过大的警戒线，而且还可能得出平均主义分配最公平合理的荒谬结论。这里，宏观经济效率高显然意味着国民经济基本对应着充分就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按照这一认识，基尼系数到达某一上限后之所以可以认为其不公平、不合理，就是因为它明显偏离了对应着充分就业的总供求的平衡，具体说，就是因为它造成了全社会消费需求不足，从而使全社会总需求不足或供过于求，大量社会产品价值不能实现。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4这一警戒线，出现了较明显的分配不公，是因为过高的基尼系数导致了当前消费需求明显的不足，从而导致全社会需求不足。深入的理性思考还可以发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则基尼系数的合理区间水平应当越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则基尼系数的合理区间水平可以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则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越单调、低级，此时老基尼系数过大，则高收入者虽有购买力，但现有商品需求已得到满足，又缺乏新的消费热点；低收入者缺乏购买力，对现有各种商品有较强烈需要却缺乏消费能力。可想而知，其结果，便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大量地供过于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多元化、高级化、个性化，基尼系数合理区间的水平就可以逐渐提高一些，因为此时尽管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但一方面高收入者可以不断追逐新的、有时其价位比传统商品高出一个甚至数个数量级的消费热点，另一方面中低收入者由于绝对收入也较为可观（加之有社会保障支撑），对社会现已生产出来的大量各类商品具有较大需求，这样，全社会商品供求仍可以保持平衡。美国被公认为二战后收入分配差距大大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二战后直到80年代，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我国现在高得多，可其基尼系数也仅在0.35－0.38之间，只是到了出现了所谓的“新经济”的90年代后，基尼系数才越过了0.4，超出了通常公认的警戒线。就此而言，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反映出的收入分配不公状况相当严重。如果再考虑到我国经济转轨的现阶段存在的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体制改革等这些将使我国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将来支出预期，以及将来收支差额预期会进一步加大，从而进一步缩减即期消费的制度变量因素，则我国现实的0.4以上的基尼系数的水平更是远远高于合理的水平。我国目前人均国民收入仅800美元，就连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上海市，其城镇居民1999年的收入水平，也仅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的1／4的水平，按照国际经验，这时本不应出现带全局性的总需求不足，我国却出现了，这是极不正常的。商品供过于求，当然有各省市重复建设，却在现有体制下不能实现企业优胜劣汰等原因，但不可否认，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多数居民对许多日用或耐用消费品有需要却无需求是一个重要原因。

找国当前出现了明显的分配不公，还可以从“五分法”清楚地看出。“五分法”是将居民按收入高低依次分为五个等级，通过比较五个等级各占收入的百分比来判断一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平等状况。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三月统计，我国以“五分法”计算的收入分配不公，超过了工业化国家一个世纪以来最糟糕的纪录；我国学者近年的研究结果也表明：1999年，我国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相对过大，合计占到总

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理论依据的当代重构_经济学论文 第三篇

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界对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和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依据普遍持初级阶段说，即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的不平衡和不发达决定了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力发展。它的内在假定是，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依据是与不发达的生产力相联系的，或者说，非公有制经济是不发达生产力的内在要求。言外之意就是，等将来生产力发展到发达的程度，非公有制经济存在与发展的理论依据将不复存在，非公有制经济也就自然消失。显然，这种理论不符合党的基本路线长期不变的方针政策，也落后于当代经济生活的现实，是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羁绊。为此，必须立足于当代社会经济的实践及发展，探索与重构当代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依据。这是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界的一项重大任务。

 一、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理论依据——生产力，不仅是指既定生产力的不发达，而且主要是指对生产力的促进与发展作用

（1  ）从主义唯物史观和的“三个有利于”理论来看  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对辩证的关系，  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的变革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二是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种反作用表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和阻碍两个方面。依据这一原理，要确立一种作为生产关系基础内容的所有制形式，不能对生产力只做笼统抽象的，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两个不同方面作具体的。为此，必须立足于两点，一是依据生产力水平确定所有制形式，二是依据是否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确定所有制形式。生产力的水平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是既定的，既定的生产力水平是一种所有制形式确立的前提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更不是最终的依据。而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是一种所有制形式确立的最终依据，因为它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确定所有制形式的，反映了一种所有制形式确立的最根本方面和最终目的。尽管一种所有制形式的内容主要是指资源所有权，但所有权只是资源所有者的法律规定，它必须通过使用过程才能实现。“所有”只是手段，“所用”才是目的。而检验“所用”的结果，只能是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志将这个问题具体概述为“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生活的改善”［1］P372。因此，在确立一种所有制形式的理论依据上，不能仅仅把生产力水平当作既定的主要条件，而应把重心或者说主要的方面放在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由此可知，非公有制作为一种具体的所有制形式，其存在与发展的理论依据只与不发达的生产力相联系，既不符合主义唯物史观，也不符合同志“三个有利于”的哲学思想。这种观点的根本问题，在于割裂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相互联系，只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单一方面来确立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依据，忽略了“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更重要的方面，从而也忽略了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的最终依据和最终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二）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来看  如果按照社会由低级向高级逐步演进与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公有制作为一种比私有制更高级的所有制形式（原始社会除外），应是发达生产力的内在要求；私有制作为一种比公有制低级的所有制形式，应是不发达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但这只是符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方面的观点，也只能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来看。如果仅仅从这一角度来所有制形式和生产力的关系，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简单、机械的粗浅认识。因为它忽略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与复杂性，忽略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特点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殊性。从历史的实际运行来看，许多国家的历史发展往往出现超出“一般规律性”的特殊情况。如前苏联、前东欧诸国、中国、朝鲜、越南等国家的制度（公有制经济）都是建立在生产力比较落后或十分落后的基础之上。与此相反，美国、西欧等资本主义私有制（非公有制）的国家，其生产力总体水平是当今世界最先进和最发达的。因此，不能把非公有制经济确立的理论依据简单归结为既定生产力水平的不发达，也不能笼统地认为，公有制经济是发达生产力的内在要求，非公有制经济是不发达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二、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依据，并非只有生产力这一客观因素，还有社会的主体力量结构这一主观因素，二因素共同构筑其完整的理论依据

恩格斯在晚年（1890年）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显然，  恩格斯在这里所批评的是那种把生产力当成生产关系所有制形式、经济基础形成的“唯一决定性因素”的观点。这种观点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上也十分有害，是典型的机械“唯生产力论”。

从理论上来看，作为生产关系基础内容的所有制形式，是人们在分割社会利益这块“蛋糕”中形成的。生产力作为人们用资源生产社会利益的力量，只能生产出作为分配对象的“蛋糕”，而不会自动生产出人们的利益关系来，当然也不会去分配生产力的要素归谁所有、归谁支配，而自动制造出所有制形式来。只有当人们把争取自身利益的主体目的渗透到生产力中，占有与分配生产力要素及其产生的利益结果，才能形成生产关系，形成一种所有制形式。因此一种所有制形式是由主客体两方面因素共同构筑的——其客观因素是生产力：生产力一旦创造出来，便成为客观存在的现实，而其主体因素则是“社会的主体力量结构”［3］；社会成员在占有资源与分配利益的活动中，必须进行相互合作与冲突，从而组成了各个层次上的社会利益集团（社会的主体力量）——家庭、家族、民族，企业事业单位与社区，阶层、阶级、国家等等，由此生成某种社会力量格局。这种社会的主体力量的总体，就构成了“社会的主体力量结构”。

从实践上来看，如果说生产力是所有制形式形成的唯一决定因素，建国前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中国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等到将来生产力发展到先进的水平之后，才能走道路——这正是所谓“二次革命论”的理论依据。同样，今天我们搞市场经济，引进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只能实行相同的资本主义制度，所谓“全盘西化”的观点也由此而来，实践证明，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观点。

那么，能不能用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原理来补充说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具体形成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种反作用被理解为脱离人类主体的上层建筑对所有制形式的外在机械作用：上层建筑“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破坏和阻碍异己的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的理论，是束缚和限制国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因为按照这种理论，上层建筑只能“维护自己的经济基础——公有制，破坏异己的经济基础——非公有制（私有制）”，不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显然，这不是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依据。

所有制形式是由生产力和社会的主体力量结构共同生成的理论，对我们今天探索与重构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普遍指导意义。生产力不是我国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唯一因素，它仅是一种客观因素，我国的社会的主体力量结构的主观塑造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个作用比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主体力量结构的塑造作用要大得多。因为社会的力量所起的作用比资本主义社会的力量所起的作用更大，这点是由国家制度的特点所决定的。同志就十分强调社会力量对所有制形式的主观塑造作用，并将其成功地运用于我国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依据中。当有人担心三资企业会使公有制经济受到削弱、威胁、甚至变质时，他深刻地指出：“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手里。”“‘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的”［1］P373。  他还特别强调：“‘特区’姓‘社’，不姓‘资’。”［1］P372  这些著名的论断清楚地表明，我国、经济力量格局形成的社会的主体力量结构对非公有制的强大塑造作用。党的十五大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经济体制内，并将其一视同仁的思想，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想，以及其他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亦表明，我国的社会的主体力量结构对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所起的强大主观塑造作用。

 三、将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依据确立为生产力的不发达，不符合当代非公有制经济的生产力状况，也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潮流

（一）从当代非公有制经济的生产力现状看  对当代非公有制经济中生产力现状的，要从不同层次、不同区域全面进行，不能局限于某一类型企业或某一区域，甚至不能仅局限于一国范围之内。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等。个体经济目前主要局限于传统小工业产品的生产、小商品买卖及餐饮、理发、维修等服务行业，其客观要求的生产力水平较低，但近几年也有了明显的提高；私营经济作为我们国家民营经济的一部分，经过改革后20多年的发展及市场激烈竞争的洗礼，其技术装备、管理方式有了质的提高，面貌焕然一新。其中一部分私营企业积极进行产权变革，改制成了股份制性质的民营企业，这部分企业生产力水平更高，基本

全面实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大力推进工伤生育保险工作_经济学论文 第四篇

新世纪第一年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要坚持医疗保险制度、医疗机构和药品流通体制三项改革同步推进的方针，按照“稳步扩面、狠抓管理、突破难点、完善政策”的工作思路，主要抓扩大覆盖面、强化政策和完善政策三大工作重点。力争到20xx年底，有90％以上地市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人群达到8000万左右。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呢?

稳步扩大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

一是全面总结2000年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存在的问题，交流各地改革经验，明确今年的工作重点和落实工作目标，明确稳步扩大覆盖范围的措施。二是调整完善重点联系城市制度。联系指导的重点主要转向京、津、沪、穗、汉等大中城市，指导这些城市加强基础管理和完善政策。三是加强督促和检查工作。在三项制度改革联合督查的基础上，重点开展医疗保险扩面和基础管理工作的督查和指导。积极配合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医疗保险管理制度，促进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流通企业的竞争，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降低医药成本。

强化医疗保险基础管理

首先是建立健全医疗保险组织体系。要进一步理顺管理职能，明确医疗保障管理范围，健全管理制度。加快机构建设，特别是市县统筹地区的经办机构建设，真正实现职能、机构、人员、工作四到位。同时加大以基础管理为重点的培训力度，通过分层次、系统化、多形式的培训，提高管理队伍的政策水平和业务管理水平。其次是建立健全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建立和完善统计指标体系和信息反馈系统，保证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医疗保险基本情况和基本数据。逐步规范和改进医疗保险管理运行系统，努力实现管理服务的计算机网络化，提高医疗保险事务经办和管理监控水平。第三是强化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管理。要在保障参保人员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前提下，加强对门诊和住院医疗费用支出情况的监控，个人账户和统筹基金的收支状况，重点是加强对统筹基金的支出管理，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第四是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管理。督促各地落实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管理，完善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管理办法，落实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结算管理的具体措施，探索科学合理的结算方式。

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要研究离休人员等特殊人群医疗待遇的保障机制和管理办法。要全面实施和完善公务员医疗补助办法，规范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办法，妥善解决基本医疗保险支付之外特别是“封顶线”以上个人医疗费用负担过重的问题。要指导建立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同时，研究探索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办法，解决城市贫困人群医疗问题。要研究规范解决多发病、慢性病患者的门诊医疗费用负担过重问题。还要研究解决扩面中困难企业参保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保险基金不足的问题。

在全面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要稳步推进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建设。

今年工伤保险要按照“加快立法、规范制度、稳步推进、夯实基础”的工作思路，重点解决目前工伤保险问题日益突出和工伤保险制度建设滞后的矛盾，力争到今年底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在去年的4200万人基础上扩大到5000万人。具体措施：提高认识，抓住机遇；加快推进工伤保险立法工作的步伐；规范和完善劳动鉴定制度。要力争今年《职工非因工和疾病致残丧失劳动能力鉴定标准》，并组织实施，同时，着手研究完善劳动鉴定组织体系建设，提出《劳动鉴定委员会组织管理意见》；加大工伤保险推动力度，重点抓尚未开展这项工作的省市，特别是加强对大城市的督促联系；加强工伤保险组织建设，提高各地在工伤保险基本工作程序、基本工作制度、基础数据统计方面的现代化管理水平，强化政策研讨和培训，不断提高干部的政策业务水平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今年生育保险工作的思路是：打牢基础，稳步推进，促进生育保险向法制化、规范化、社会化的健康轨道发展。争取到今年底参保职工达到4000万人。主要措施：建立健全生育保险制度，争取尽早《城镇职工生育保险规定》；加强基础建设和规范化运作，加强队伍建设和工作指导力度，建立生育保险自我约束和监督机制；强化生育保险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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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财政政策的取向：改善供给 扩大内需 _经济学论文 第五篇

摘要：１９９８年，我国经济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面进入了疲软、通货紧缩和买方市场同时并存的局面，为了应对这种增缩调整（经济增速下滑、轻度通货紧缩和全面结构调整时期，详见《改革内参》１９９９年第八期，许安拓）的形势，果断地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在这近４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隐患。本文在审慎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中短期内（２—４年）仍要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效，避免功亏一篑。而从长远来看应逐步实现稳固平衡的公共财政，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必须将改善供给、扩大内需作为制定财政政策的取向，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建立起一个稳固、强大、平衡的国家财政。

自从１９９５年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软着陆”以来，国民经济基本进入了低通涨、高增长的良性运行区间之中，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加速，一些体制内深层次的矛盾（如体制、行政方式、管理运行效率、经济结构、国企改革等）日渐突出，多年来经济上积淀的许多总量、结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不断积聚，再加上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到了１９９７年底，我国经济终于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商品相对过剩”的买方市场和轻度通货紧缩局面：物价大范围持续下跌（长达一年多的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从１９９２年的１４．２％下降到１９９８年的７．８％，但相对增长速度依然是较高的）、失业增加、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内需的不足）。总之，应该说这段时期我国的经济处在一个增缩调整阶段（见《改革内参》１９９９年第八期，许安拓）。在这种情况下，从１９９８年中旬开始适时提出并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时至今日，已近３年了，其效果如何呢？现在及今后的财政政策取向又当如何呢？

一、现阶段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所谓“积极”原指正面的、肯定的、进取的意思。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国自从１９９７年改革开放以来，所执行的财政政策应该都是“积极”的，都是“放水养鱼、放权让利、藏富于民”的“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财政从统收统支、全面统管，到收缩范围、实施“公共财政”都是旨在调动广大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我国目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却不是完全从这个意义来讲的，它既不同于上述的放权让利的“积极”，又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积极扩张性财政政策，它是由我国现阶段特殊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所决定的。其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扩大赤字，增支也增税

凯恩斯经济学中所说的积极扩展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指以增加支出、减少税收的方法来扩大有效需求，解决就业问题。而我国从１９９７年下半年开始，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支出以满足投向公共基础建设领域和启动内需的需要。然而，同时非但没有减少税收收入，而且税收还有了很大的超常提高，这是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特征。

２．立足长远，调整结构，深化改革

此次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立足于经济的长远发展而采取的应变之策，是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的战略调整。这又与西方的一般扩展性财政政策不同。１９９７年以后，我国经济基本结束了长期供给不足的“短缺”局面，由资源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将面临内需乏力、需求疲软的状态，这就必然迫使我们要从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上实现“两个转变”，从全局整体的角度出发调整经济结构。为此，积极财政政策一方面在增加税收、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则以国家宏观战略为依托，将增加支出的范围限制在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领域和支持西部大开发等方面，尽可能避免重复建设、盲目投资的发生。同时也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缓解社会矛盾营造了缓冲的空间。如抽出大量财政资金积极支持社会保障体制、费税关系等领域的改革，缓解就业压力和社会矛盾，以此从长远角度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进一步深化改革。

３．短期杠杆，化解风险

这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着眼于运用国家短期定向的资金投入来启动内需，带动民间投资的发展，以此发挥财政投的杠杆带动作用。同时调整经济结构，化解经济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比如１９９８年增发的２７００亿特别国债就是用来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促进金融体制改革、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措施，而且在增发国债的过程中也推进了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１９９９年又从财政资金中拿出数百亿元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以支持四大银行清理不良资产，改善大中型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不良债务，促进国有企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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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产劳动的社会化和层次化_经济学论文 第六篇

摘 要：生产劳动是一种能够通过市场关系转化为社会劳动的配置生产要素的生产经营活动。生产劳动具有社会化和层次化的属性。生产要素是社会化和层次化的生产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联接机制。

关键词：生产劳动；生产要素；社会化；层次化

一、生产要素与生产劳动

人类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劳动者有目的地运用生产要素的过程，而生产要素是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必需的各种要素的总称。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生产要素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点：一是资本属性或增值属性，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使用者都是为增加财富或实现增值而拥有和使用生产要素的。二是产权明确性，任何一种生产要素无论其处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哪一环节，都应该表现出或对应着明确的产权关系，这是确保生产要素进行有效配置的社会关系基础。三是生产要素配置在社会范围和生产范围都具有层次性，从而使生产要素配置可分为直接配置和间接配置。四是生产要素可分为具体要素和抽象要素，而具体要素的种类和用途既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也具有发展性，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加，质量和性能不断提高。因此，任何创造价值的劳动都是各种方式使用生产要素的行为。

但在劳动价值论中，对于什么是生产劳动是比较难以界定的。而清楚地界定生产劳动对于劳动价值论又十分重要。在此不讨论对于生产劳动的界定和理论界对此的争论，而是直接对生产劳动下一个与按劳分配相联系的新定义，即生产劳动是一种能够通过市场关系转化为社会劳动的配置生产要素的生产经营活动。简单地说，生产劳动就是配置生产要素的劳动。配置生产要素是生产劳动的基本形式和实质内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市场体制下讨论什么是生产劳动，市场关系说明的是对运动中的劳动的价值化和效益化核算，而市场交换关系则是说明劳动凝结物的产权变更和价值补偿，但市场关系包括市场交换关系，与市场关系无关的劳动即使生产物质财富（自给自足），也因其社会关系不明显而不属于生产劳动范畴，所以，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劳动是一种劳动者有目的地使用生产要素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生产要素配置的社会化

市场经济活动得以正常开展和顺利进行，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真正形成和有序运转，需要相应的制度基础和动力源泉，其制度前提是生产要素的多元所有制，或生产要素产权主体多元化，所有的生产要素实行一种所有制，只有一个产权主体，市场经济根本不可能形成，更谈不上发展。市场经济的多样化和竞争性，则有利于人们充分地发掘自己的才能，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和机会表现才能，实现经济目标。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并不是任何劳动者都可以运用自己的劳动去配置生产要素，产权是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和运行的首要基础，在产权关系明确的前提下，什么样的劳动者运用哪些生产要素，怎样运用生产要素，是由产权关系来决定和调整的。谁配置生产要素，生产要素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进行配置的，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需要什么条件。

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和经济体制的变革，人为创造财富的生产经营活动内容、活动方式、活动关系和结果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国际化、一体化，就是突出表现。

创造财富的生产经营活动即生产劳动发生的这些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到生产要素的配置方面，就是生产要素配置的社会化和层次化。所谓社会化，主要是指生产要素的使用范围和过程越来越社会化，只有依靠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与高效组合。其主要表现是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生产目的的社会化，劳动产品的社会化。在社会化过程中，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的使用，任何一个经济活动组织的活动，都不能孤立地进行和完成。

三、生产要素配置的层次化

所谓层次化，主要是指生产要素配置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了层次分明的结构关系，有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不同层次还对应着不同的主体，即、行业或市场和企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往往需要通过这些层次分明的分工磨合过程，才能更好地实现。这在现代社会中是显而易见的。

试论当前我国出口贴息政策最优化策略_经济学论文 第七篇

当今，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贸易的产生及其结构被认为是由比较优势或者是由资源禀赋所决定，自由贸易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佳途径，国际上也成立了象WTO这样具有法人地位的组织，致力于建立公正、公平的自由贸易环境，但是，在现实中却没有国家真正采取不干预的贸易政策，总是在某种程度上采取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的政策。目前以关税限制进口、以补贴鼓励出口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产业政策”正在逐渐为各国所采用。这种政策认为目前比较优势形成的原因很复杂，在其中可以起到相当的作用，即通过补贴来实现一种人为的比较优势，从而改变传统的贸易格局，很多国家也正是通过这种政策促进了本国的出口，改善了国民的福利。在战略性贸易产业政策中，补贴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其中出口信贷又是最常用的出口补贴方式，而利率是其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因素，因此本文试图对我国的出口贴息政策进行。

一、出口贴息问题的引出

由于出口补贴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国际贸易中的公平、公正的竞争原则，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因此在国际上通过协商建立了一些规则来规范这方面的操作，协调相关的争端。加入WTO后，我国承诺要遵守其规则，因此必须对一些有违WTO的政策进行调整，贴息问题在其中显得比较突出。出口贴息，一般体现在出口信贷方面，实际上这是目前国际通行的支持出口的一种方式，我国是通过成立进出口银行来完成这方面的职能，只是我国的出口信贷采用的信贷工具和侧重点跟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异，这是由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包括金融体系的机构、财政实力等，我们没有必要在此论证孰优孰劣，关键是必须作到既能加大对出口支持的力度，又不至于招致非议。

（一）国际上的有关规定

1.WTO关于出口补贴的规定。WTO是倡导自由贸易的，因此对出口补贴之类的做法采取的是一种排斥和反对的态度。根据WTO《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的规定，一国仅仅可以对研究开发和对落后地区、环保等进行补贴，而在其他方面的补贴都是不允许或被禁止的。其中出口补贴是明文禁止的，属于“禁止使用的补贴”，即是任何成员方都不得使用或维持的补贴方式，否则如果被其他成员发现或有理由相信其正在实施或维持这种补贴，则可以采取反补贴措施或救济方法；同时对出口补贴也进行了定义，即指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仅向出口行为使用的补贴，并列举了出口补贴的12种形式，其中就包括了出口信贷的利率优惠，规定如果出口信贷利率低于其成本则构成了出口补贴。介于允许的补贴和被禁止的补贴之间的是可申诉的补贴，这种补贴虽可被成员国所采用，但其他成员国可以采取反补贴措施或救济方法，因为这种补贴行为也会受补贴方某种产业或产品的发展，而直接或间接阻碍其他成员产品的生产或出口，导致不公平竞争行为的产生。

因此在出口补贴问题上必须十分策略，否则会出现贸易摩擦。根据上述的规定，如果对某个行业整体，而不是在出口阶段上进行补贴是WTO所允许的，同样对高新技术和产品的研究开发进行补贴也是可以的，这就为采用贴息手段间接支持出口提供了可能。2.OECD关于出口信贷的有关规定。不仅WTO对出口信贷有明确规定，经合组织OECD也为协调内部争端达成了关于出口信贷的“君子协定”。由于发达国家为支持本国出口，大量的使用出口信贷这一手段，竞相提供优惠的贷款，导致相关国家的财政难于承受负担，最后大家被迫坐在一起就有关的出口信贷条件进行了协调，达成了所谓的“君子协定”，其主要目的就是规范并约束各国在出口信贷方面的操作，它规定的出口信贷的主要条件包括：

A、贷款最长期限：一般不超过10年；

B、贷款最高比例：一般不高于85%，这样就要求现汇或预付款比例不低于15%；

C、风险加息率；

D、贷款最低利率：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包括直接贷款、再和利率支持）的最低利率必须以商业参考利率CIRR为基础。

它之所以被称为“君子协定”，是因为它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全靠各成员方自觉遵守。应该说“君子协定”的诞生，规范了各国的出口信贷政策，使出口信贷有了统一的标准，并增加了透明度，抑制了各国为鼓励出口竟相提供优惠贷款的行为，为国际贸易创造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但由于发达国家的出口信贷主要是买方信贷，而直接贷款给本国企业较少，这方面多是由商业银行提供商业贷款，而出口信贷机构提供担保，采用贷款担保的方式，因此“君子协定”对出口卖方信贷没有做相应规定，不过却给出口卖方信贷提供了较好的借鉴，即可以通过设定一个参考的利率，来衡量出口补贴的程度。

（二）我国出口贴息政策的现状

目前我国出口贴息主要体现在出口信贷上，而这项业务由进出口银行作为官方出口信贷机构来承担，并以币出口卖方信贷为主，以接受国家财政的利差补贴为主要特征，较商业贷款有较大的利率优惠，因此其补贴特征比较明显，容易授人于柄。加入WTO后，我国承诺要遵守其规则，并在有关的文件上对政策性银行，包括进出口银行的信贷业务做了相应的说明，即政策性银行贷款不接受国家的财政补贴，贷款基本上按商业贷款利率，而进出口银行的业务主要是以出口信贷担保为主，少部分采用直接贷款。目前对此种说法还没有见到任何权威的解释，但我们的出口信贷有较大的补贴成分以及业务方式有较浓的中国特色却是不争的事实，这说明我国以出口信贷为主的出口贴息政策在入世后面临着较大的调整压力。

二、出口贴息的产业政策依据

一国实行出口补贴政策，就是将国家的财政资金，即纳税人的钱补贴给出口企业，而最终受益的很可能仅仅是国外的消费者，这就涉及到了国家的福利损失问题，因此必须理清什么样的产品可以给予扶持，才能将有限的资金投放在最需要的地方。该问题的实质已突破了贸易政策范畴，更关系到了国家的产业政策，过去我们常将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完全割裂开来，贸易政策于产业政策，很难发挥出应有的功效，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问题国内化、国内问题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国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更加密切相关，因此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迫切。

如果单纯地来谈论出口补贴问题，仅仅为了出口而给予补贴，那对出口的补贴很可能不仅不能真正起到出口的目的，还会导致国家福利受到损失，其实质不过是把本国纳税人的钱捐给了进口国的消费者，而在后果上还可能引起法律上的纠纷和贸易上的摩擦，福利经济学理论的追随者们很反对进行这样的补贴，更有学者认为，在一些条件下为维护国民的福利，对某些产业的产品出口不仅不应补贴，反而应加征出口税。

而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倡导“战略性贸易产业政策”的西方学者认为，实行补贴政策，应选择符合下列条件的产业，才能符合国家整体利益：

1.该产品出口所获得的额外收益必须超过补贴的总成本，出口增加带来的收益抵消了补贴成本后，才能增加国民的福利，达到补贴的目标。但不是每个产业都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企业要想进入出口补贴范围，必须越过一定的门槛，即由设立的进入壁垒，否则成了为出口而出口，造成一定的政策错位。

2.出口补贴不能对国内消费者造成大的不利影响。由于出口补贴只针对了部分的行业，受补贴行业的出口增加会导致该行业的利润率增加，促使生产要素向该行业的流动，并引起该行业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变化，引起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的改变。

3.出口补贴应使本国企业能增加产量，同时必须要造成国外竞争对手降低产量，使产品价格不至于降低太多，否则补贴的结果只是由国家承担了企业的一部分成本，促成企业降低出口价格，而这并不一定能达到增加市场份额的目标，带来额外的收益，反而可能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这不是出口补贴的目的。

当然，这些观点是建立在目前西方世界不完全竞争即寡头垄断的假设基础上的，但却很值得我们思考。尤其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第二，单纯鼓励出口赚取外汇的时代已过去了，赔本的买卖企业不愿意做，也不会鼓励，支持出口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扶持国内的产业，提高竞争力，而不仅仅是为了创汇。选择出口补贴，首先考虑的应该是选择行业，对出口的支持不应完全体现在出口的阶段，否则极易授人于柄，引起贸易纠纷，必须采用灵活的策略，关注企业的技术研发以提高核心竞争力方面，这些不违反WTO的规则，从长远来讲更具意义。

三、贴息方式探索

由于我国的出口贴息政策，主要是体现在币出口卖方信贷上（对企业技术改造的贴息贷款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这是目前我国出口信贷机构使用的主要支持方式，因此要更好地使用这一信贷工具，就必须解决好利率问题。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涉及到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但至少应该把商业贷款利率、国债利率和银行的筹资成本等几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考虑，确定一个科学、合理的信贷利率。

（一）商业贷款利率

跟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相比，出口信贷的贷款利率肯定有一定的优惠，否则无从体现对出口的支持，政策性银行的政策导向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但由于出口信贷利率确定机制的不健全，导致了其他负面影响产生，商业银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出口信贷业务，更出现了不应有的信贷竞争。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出口信贷利率体系已变得十分迫切，尤其是加入WTO，更使这个问题显得重要，我们还不得不考虑以下因素的影响：

1.贷款利率放开的影响。加入WTO，我国承诺要开放金融领域，贷款利率市场化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到了这一天，政策性贷款的优惠如何体现将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2.如果政策性金融机构开展了出口信贷担保业务，为出口企业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提供担保，那贷款利率上的优惠如何转化为担保费用的优惠将会产生新的问题。

（二）进出口银行筹资成本

根据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三条的规定，如果

论当前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模式选择_经济学论文 第八篇

一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模式选择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客观地要求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在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必须要高度重视社会保障体系的转轨。我在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经济转型等问题时，就开始注意到社会保障体系问题对于整个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如在1994年出版的《企业改革：模式选择与配套设计》（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中，我对于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职能、新加坡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均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一） 社会保障模式选择的理解

从世界范围内看，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模式有两种：

1 现收现付模式（pay-as-you-go system），这种模式以德国最为典型，故又称为“德国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社会保障成本的代际转移是以收定支，即由在职职工承担已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成本；支付给退休者的社会保障资金是直接来自该时点的在职劳动者负担的社会保障费用。这一模式要求有较小的人口压力、年轻的人口结构、较强的国家实力、完备的税收体系等。但是，在这种模式下，社会保障负担随着支出的增长而逐年提高，而且资金完全没有积累。

2 个人帐户模式。这种模式强调雇员的个人缴费和个人帐户的积累，退休者的社会保障权益来自本人在工作期间的积累，且所积累的资金通过投资基金进行运作。这种模式以智利的模式为代表。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具有累积性和增长性，资金供给比较稳定，在经济波动中表现出较强的抵抗能力。

在现收现付模式中，在事实上承担了巨大的社会保障债务，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一债务是隐性的；这就对的社会保障支出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随着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提高收费标准，这必然会抑制经济增长，干扰经济运行中的正常的激励（incentive）机制的运行。因此，不仅许多人口压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承担现收现付模式带来的债务压力，即便是一些经济实力强、人口压力小的发达国家也越来越意识到现收现付模式的负面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模式、以及由此体系支持的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是形成欧洲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福利病”的重要原因。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行个人帐户模式。

（二）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演变

在50年代，中国建立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以企业为单位，基本上采取现收现付的模式，将社会保障成本进行代际转移。这一模式当时之所以是比较有效的，是由于当时的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同时这一模式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持。随着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人口年龄结构也逐步趋于老化，社会保障问题开始引起关注。1991年6月，中国颁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开始着手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制度，其基本思路，是逐步建立职工的个人帐户，将企业与个人缴费的大部分积累于个人帐户，以试图缓解现收现付制度与人口老龄化的矛盾；与此同时，促使职工承担一定的社会保障成本，以减轻企业的负担。在这一模式框架下，中国的社会保障部门正逐步着手扩大这一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如逐步将私营企业、部分地区的农民等纳入这一框架。

不过，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模式尽管从名义上是个人帐户制度，但是其实质依然是现收现付制度，因为现收的记入个人帐户的资金同时就用作社会保障的支出了，个人帐户中的资金只是帐面上的；与原来的现收现付模式相比，其差异就是将风险分散单位由企业转变为地方，同时中国当前实行的新制度不仅要负担上一代人的保障成本，还要为在职一代积累社会保障资金。因此，中国当前实行的这一模式是一个名义上、帐面上的个人帐户制，在实质上是一个高标准、高负担的pay-as-you-go模式。

（三）当前中国实施的社会保障模式不能适应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因此，尽管我国的社会保障部门为推行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了大量工作，但是，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模式及其运行状况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我们认为，高效率的社会保障模式，应该达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目标 ：（1）社会安全网的建立；（2）社会进行储蓄与积累的重要手段；（3）维持对工作的积极的激励机制；（4）对所有权结构形成积极的影响；（5）建立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管理体制；（6）确定适宜的收入分配目标；（7）解决失业救济及劳动力流动问题，等等。从这几个角度出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首先，当前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不能适应中国正在进行的显著的人口年龄结构变迁，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和独生子女政策，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在不长的时期内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不在当前年轻人口较多的阶段及时建立以个人帐户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必然会难以承担越来越庞大的社会保障成本，并且会被迫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并被迫投入更大的成本来解决这一问题。根据粗略的估算，中国社会的老龄化推进很快，2000年左右将进入老年型国家（即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7％），20xx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9000万，相当于目前欧洲老年人口之和。据劳动部门测算，基于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加上物价上涨等因素，从2025年起，中国将每年需要拿出5000亿――14000亿元用于维持城市退休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障 。显然，如果中国继续沿用当前这种以现收现付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保障模式，到下个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受到威胁。

其次，当前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模式在老龄化社会到来后，会扭曲经济运行中的积极的激励机制。在退休职工占人口较大比重时实施当前的现收现付模式，就会使在职职工的个人所得在纳税后，一方面要负担相当比例的退休职工，另一方面还需要承担自身的社会保障成本，最后所剩余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实现有限。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在职职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成本会相当高。如果按照目前的城市职工社会保险水平和标准，并采用现收现付模式，到20xx年，工资的提取率将达到32.3％，到2040年将达到40.2％。

即便是在经济实力强大的德国，目前也遇到了社会保障负担过大、从而扭曲正常的激励机制的问题。1997年德国的失业人口达到439万，失业率也相应达到11.4％，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社会保障降低了公众的工作积极性。根据德国联邦银行1996年公布的资料，如果将德国餐饮业就业者每个月的最低纯收入与社会救济对象的收入状况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子女，前者比后者多收入276马克；如果有一个子女，前者比后者少收入41马克；如果有两个子女，前者比后者少收入573马克。高社会保障水平甚

至造成了社会救济收入大于劳动收入的现象，直接导致了社会激励机制的紊乱。

与德国、荷兰等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扭曲积极的激励机制相比，新加坡的做法更值得借鉴，新加坡公积金中的自存自用、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只有努力工作才能不断充实个人帐户的制度设计，就有效地实现了积极的激励机制与社会保障功能的兼容。

第三，当前的社会保障模式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为了控制社会保障的成本，当前我国对于退休职工的消费、医疗等实施不同范围的控制，如限制特定的新药品的报销等。但是，当代科技进步主要体现在生物化工、医疗器械、信息技术等方面，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为退休职工扩大消费、改善医疗等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即便限制退休职工对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在社会观念、家庭观念的影响下，退休职工所在的家庭、企业也可能会积极为退休职工创造条件运用这些成本较高的新技术，这就进一步扩大了事实上用于社会保障的成本。

第四，继续运用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所承担的巨大的社会保障职能必然会成为企业改革的重要障碍。正如我们在《企业改革：模式选择与配套设计》一书中指出的，企业运算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沉重负担，“本源的错误应该归结于退休金的现收现付制度”。现实地看，巨大的社会保障成本已经成为不少国有企业的经营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我们在企业改革的实际操作中也遇到不少类似的问题，在比较不同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开始尝试在一些打算上市的企业中划出一部分国有资产，为职工建立个人帐户，从而设法解决社会保障成本对于企业改革的制约。这一做法体现了我们对当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些设想和设计，我们在后面还将继续讨论。

第五，继续运用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会增大居民对于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大其储蓄倾向，这对于当前扩大消费、内需的宏观政策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制约。

第六，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利于全社会进行储蓄和积累。

二 当前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与方案设计

（一）建立以个人帐户为主导的分层次社会保障模式

1 我们所设计的社会保障模式的不同层次

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实施的以现收现付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保障模式，可以说是一种令各个阶层、各个方面都不满意的模式：承担了过大的社会保障成本；企业的负担过大，不利于企业改革的深入；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得不到保障；在职职工需要承担过大的社会保障成本。因此，这一社会保障模式必须进行改革和完善。综合考虑中国的人口压力和财政的承担能力，以及中国国情的复杂性，我们认为，当前应该建立以个人帐户模式为主导的分层次的社会保障模式，即大幅度地建立强制型个人帐户，继续保留现收现付模式（pay-as-yo

论当代国际贸易方式创新及对我国的经济影响_经济学论文 第九篇

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来，随着计算机产业的迅速发展，世界经济逐渐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过渡，国际间开始出现了信息产品贸易。进入90年代以后，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更是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将国际贸易带进了一个信息化时代，信息要素已成为影响21世纪国际贸易走向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电子商务的兴起和网络贸易的诞生，导致国际贸易运作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信息通过全球网络在世界各国和地区间流动，推动了国际贸易向信息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为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一、电子商务兴起的意义

电子商务(Electronic Business或Electronic Commerce)是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一种新型商务模式。目前，电子商务有两层含义：从狭义上看，电子商务一般指基于数据的处理和传输，通过开放的网络进行的商业交易，包括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活动。从广义上看，电子商务是指Internet（国际互联网）、Intranet（企业内部网）、Extranet（企业外部网）的整个商务活动及其相关领域的综合电子化运作方式。

近几年来，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是市场、金融、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必然产物。这种依托Internet,Intranet（企业内部网）、Extranet（企业外部网）的工作方式，利用Internet技术将企业、用户、供应商以及商业和贸易所需环节联接到现有的信息技术系统上，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业务作业方式和手段，是全球信息流动在国际贸易领域得以实现的形式。电子商务拓展了国际贸易的空间和场所，缩短了国际贸易的距离和时间，简化了国际贸易的程序和过程，使国际贸易活动全球化、智能化、无纸化和简易化，并实现了划时代的深刻变革。据贸发会议估计，如果在全球国际贸易中使用电子商务，每年可带来大约1000亿美元的收益，因此贸发会议将之誉为“提高世界贸易效率的革新方法”。还有专家认为，按照现在的发展势头，未来10年全世界国际贸易将会有1/3是通过网络贸易的形式来完成的。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全世界进出口贸易通过电子商务完成的比重还将会逐步增加。

电子商务正在掀起国际贸易领域里的一场新的革命。电子商务是经济全球化的技术基础，它冲破了国家和地区间设置的各种障碍，使国际贸易走向无国界贸易，引起了世界经济贸易的巨大变革。

首先，国际贸易市场交易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虚拟市场”。电子商务通过网上“虚拟”的信息交换，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开放、多维、立体的市场空间，突破了传统市场必须以一定的地域存在为前提的条件，全球以信息网络为纽带连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促进了世界经济全球市场化的形成。信息流动带来的资本、商品、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全球加速流动，促进了全球“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这种网络贸易的环境下各国间的经贸联系与合作得以大大加强。

其次，国际贸易经营主体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虚拟公司”。现代信息通讯技术通过单个公司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拥有的核心技术，把众多公司相互联接为公司群体网络，完成一个公司不能承担的市场功能，可以更加有效地向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这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在资本关系上不具有强制各个公司发生联系的权力，而是由于承担了一定的信息搜集处理和传递功能似乎具有某种实体性。跨国公司战略联盟便是这种“虚拟公司”的主要表现形式，通过开放系统的动态网络组合寻找资源和联盟，实现“虚拟经营”以适应瞬息万变的经济竞争环境和消费需求向个性化、多样化方向发展的趋势，给跨国公司带来分工合作、优势互补、资源互用、利益共享的好处。

再次，国际贸易经营管理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电子商务提供的交互式网络运行机制，为国际货易提供了一种信息较为完备的市场环境，通过国际贸易这一世界经济运行的纽带达到跨国界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使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这种贸易方式突破了传统贸易以单向物流为主的运作格局，实现了“四流一体”，即以物流为依托，资金流为形式，信息流为核心，商流为主体的全新经营管理模式，这种经营方式通过信息网络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互动式的商贸服务。生产者与用户及消费者通过网络，使及时供货制度和“零库存”生产得以实现，商品流动更加顺畅，信息网络成为最大的中间商，国际贸易中由进出口商作为国家间商品买卖媒介的传统方式受到挑战，由信息不对称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与方式发生动摇，贸易中间商、代理商和专业进出口公司的地位相对减弱，引发了国际贸易中间组织结构的革命。

二、网络贸易的迅猛发展及其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网络贸易是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指在网络平台基础上直接进行在线交易(Trade on Line)，利用数字化技术将企业、海关、运输、金融、商检和税务等有关部门有机连接起来，实现从浏览、洽谈、签约、交货到付款等全部或部分业务自动化处理。广义的网络贸易主要包括因特网贸易和EDI无纸贸易两种类型；狭义的网络贸易则仅指因特网贸易。电子数据交换(EDI)技术开发应用时间较早，但它是一个封闭性系统，费用昂贵，且技术标准复杂，缺少通用性，至今EDI无纸贸易的发展仍较缓慢。而因特网是一种开放性的网络系统，有统一的协议标准，通信费用低廉，更能适应市场日益扩大的需要，相比较而言，因特网贸易将是未来网络贸易发展的主流方向。

目前，网络贸易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一个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开始形成。可以预见，网络贸易在未来的21世纪内，将会成为主导性的贸易方式。网络贸易产生的客观基础，从根本上讲是科技革命的大发展，要求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和一体化。众所周知，科技进步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及国际互联网络的形成，正在把世界经济融合成以全球为一体的“网络经济”，经济活动的国内国际界限逐渐模糊，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已开始突破时间概念和空间界限，计算机网络的覆盖范围成为信息社会中阻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全球经济网络一体化趋势，给传统贸易的改造与创新提供了动力和机会。网络贸易突破了传统贸易活动中物质、时间、空间对交易双方的限制，它的产生与发展必将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增长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网络贸易与传统贸易方式相比，主要有以下几个优势：(1)网络贸易将会大大降低买卖双方的交易成本。买卖双方通过网络直接接触，无需贸易中介的参与，减少了交易的中间环节；参与交易的各方只需支付较低的网络通信和管理费用就可获得存储、交换和处理信息，节省了资金，降低了成本；由于Internet是全球性开放网络，有利于交易双方获得“完整信息”，降低了市场上的搜寻成本，减少了交易的不确定性；在网上直接传递电子单证，既节约了纸单证的制作费用，又可缩短交单结汇时间，加快，节省利息开支。(2)网络贸易提高了工作效率。现有网络技术实现了商业用户间标准格式文件（如合同、提单、发票等）即时传送和交换，买卖双方足不出户就可在网上直接办理订购、谈判、签约、报关、报检、租船订舱、缴税、支付结算等各项外贸业务手续，大大缩短了交易时间，使整个交易非常快捷方便，从而带动了金融、海关、运输、保险等有关部门工作效率的提高。(3)网络贸易有利于企业增强竞争地位。公司和厂商可以申请注册域名，在Internet网上建立自己的网站，通过网页介绍产品、劳务和宣传企业形象，有利于扩大企业知名度，开拓海外市场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此外，网络贸易无时间、地域的限制，受自然条件影响小，可? 越小叭旌蚪灰住保巡吠葡蛉颍黾用骋谆幔庇钟兄诩笆薄⒆既返卣莆帐谐《芮型突У囊滴窳担岣咂涫谐【赫匚弧?/P>

网络贸易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领域，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网络贸易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据国际数据公司资料显示，1996年全球电子贸易营业额为20-30亿美元，1997年增至150亿美元。1998年4月美国发表题为《崛起的数字经济》报告中称，因特网上的贸易额正以每3个月1倍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xx年将达到3000亿美元的规模。另据世界贸易组织估计，到20xx年，通过网络进行的国际贸易可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0%-15%。为了促进网络贸易的发展，许多发达国家纷纷主张对网络贸易实行全面自由化。一些国际性经济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和亚太经合组织等，也开始就网络贸易问题进行政策对话和信息交流。因此，网络贸易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这将极大地推动网络贸易的发展。

但是，网络贸易在改变国际贸易的方式和内容的同时，也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跨国公司理论和国际贸易法规提出了新的思考和挑战。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比较优势的形成基础是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而在网络贸易的条件下，信息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资源，这就改变了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基础，即国与国之间对信息的生产、传播、反馈与使用能力上的差异—信息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贸易中信息技术因素成为贸易国或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国家或企业的信息处理效率成为其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和条件，信息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和信息产业的规模比重，都极大地影响了一国在国际贸易甚至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实力和竞争地位。世界各国和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程度不同，导致了全球网络化发展很不平衡。据国际电信联盟1997年9月的报告表明，截止1996年底，全世界Internet用户有2/3分布在美国和加拿大，21.9%分布在欧洲大陆，6.3%分布在亚洲，3.7%分布在大洋洲，拉美及非洲仅占1%和0.6%。这使发展中国家在网络贸易的发展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加剧了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发达国家还试图控制和垄断世界信息资源，以达到继续主? 脊拭骋字髁鞯哪康摹Ｃ廊樟焦谑澜缧畔⒓际醪返某隹谧芏钪写笤颊?/3，以它们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信息贸易占国际信息贸易的90%，其他

试论当前集团公司在营销管理方面的若干战略性课题及其对策_经济学论文 第十篇

 1、引言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信息化大潮风起云涌，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在蕴含着更大机遇与挑战的国际环境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中，中国民航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紧要的历史关头：三大集团的成立，宣告群雄割据时代结束，三强鼎立的格局已基本形成。新的形势需要我们站在更高的思维层面、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全局，把握时代的脉搏。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要对集团公司的营销管理体系及模式进行反复探索和思考，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集团公司培植更加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才能无愧于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当然，营销管理体制作为集团公司实现其长远目标的主要保证，其论证是一个系统工程，决非朝夕之功。本文无意于面面俱到地阐述集团公司营销管理体制的每一个层面，而旨在综合当前市场环境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我们所面临的若干战略课题作一个粗浅的论述，以期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2、当前航空旅客运输市场的基本特点1）航空公司之间由无序竞争走向协调整合   我国的航空运输企业作为市场销售的主体，过去一度经历过战国时代：一方面，航空公司数量众多，实力、规模、所有制结构复杂，加上运力严重过剩，各公司作为的经济实体各自为战，造成了严重的内耗局面；另一方面，在价格战之余，航空运输企业往往过于重视市场占有率及客座率等硬性指标，对于企业改革本应坚持的主攻方向—成本、管理、服务重视不足，结果造成折扣越打越低、违规现象层出不穷的局面，既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又形成国民经济发展环节中的瓶颈效应。当前，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特别是为了在入世后迎击国际竞争的挑战，我国航空运输企业终于告别小而全、散兵游勇的发展模式，加速向现代企业制度、规模经营方向发展。三大集团的成立，市场走向法制、明折明扣的实施，都是大势所趋。2）由公务旅客占据市场主体向休闲—公务市场过渡休闲旅客占航空旅客市场主体，是一个国家经济高度发达的重要标志，说明航空运输已取代地面的运输方式成为大众所能广泛运用的交通方式。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过去公务旅客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已大有改观，旅游、度假、留学旅客市场正在显示出勃勃生机。3）旅客消费心理日渐成熟，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传统的消费观念加以变革，倡导休闲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渐成为潮流；对于在航空客运销售领域中特别是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旅客的维权意识愈来越强烈；这表明旅客这一市场消费主体逐渐走向成熟；4）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最终将演变成服务、品牌、管理、信誉的竞争价格日益规范、通过协调整合避免价格战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航空产品具有同质性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加强管理降低成本，取得发展后劲，怎样做好服务工作、树立良好形象成为航空公司的当务之急。 3、当前集团公司营销管理的主要战略课题面对营销环境的巨大变化，集团公司营销管理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视我们面临的一系列战略课题：1）         如何克服核算管理体制的不足当前，我国航空公司普遍采用目标管理法，将总体销售任务指标依据前一年各分子机构的任务完成情况逐层划分，实行年度考核制度。这种管理模式使各基层部门成为了核算、承担盈利责任的实体，实现了责权利的统一，实践证明是相当行之有效的。但这种体制也存在着一系列缺陷，主要包括：①任务划分缺乏科学的测算方法。例如，某公司驻沈阳营业部的任务总量比去年增长了20%。而沈阳地区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9%。这意味着，即使该地区将社会财富增长全部用于航空运输消费，也不足以使该部门完成任务增加的部分，何况还有若干家航空公司与之竞争。因此，这一任务指标制定明显具有不合理性。②相对的任务指标使各部门对总公司共有资源产生争夺，使总公司协调的任务加剧。这种争夺突出体现在运力和人力资源上。结果往往导致无人从整个公司利益出发来全盘考虑问题，各部门的局部行为和短期行为频频出现。这方面云南航空公司有过深刻教训。九九年五一期间，该公司沈阳营业部为使某航班收入最大化，取消了一家旅行社八十人沈阳—昆明的团队座位，改卖散客，结果那家旅行社因已同旅客签订旅游协议，不得已购买全价票经转机送旅客成行，造成了巨额亏损。随后，该社倒向北方公司。2000年，在北方公司累计发团6000人，云南航空公司由此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像此种短期行为，在实施分权化管理的公司中是相当容易发生的，尽快建立有效的监管系统是摆在面前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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