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论文】导语，大家眼前所阅读的这篇共有40150文字，由冯南保详细修改，发布到范万文网！路易，原名樊路易，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中国内地男主持人。2004年起在上海电视台星尚频道主持《美食大王牌》、《X诊所》、《今天谁买单》、《生活大不同》等栏目。“女性文学”还是“性别文学” ——“女性文学”及相关概念辨析_社会学论文十篇假如你对这类文章想说点什么，也可以上传分享给大家！
“女性文学”还是“性别文学” ——“女性文学”及相关概念辨析_社会学论文 第一篇
“女性文学”还是“性别文学”
——“女性文学”及相关概念辨析
【英文标题】“Female Literature”or“Sexual Literature”
JIANG Hong-yan
Chinese department of Yunnan University,Kunming,Yunnan650091,China
【 作 者】降红艳
【作者简介】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650091
降红艳，女，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与“女性文学”相关的概念有“妇女文学”、“女性写作”、“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意识”，它们既相互联系，又有各自的特定内涵。目前批评界对“女性文学”的理解存在狭隘化倾向，不能涵盖批评对象的范围，因而应在“女性文学”之外再加上“性别文学”。“女性文学”以女性作家创作、作品为对象，探寻其审美特性。“性别文学”则不管作家的自然性别，用社会性别理论对文学中存在的社会性别权利关系进行清理。
【英文摘要】The Concepts that are related to“female literature”include“woman literature”,“female writing”,“feminist literature”and“female consciousness”.They are interrelated to each other while having their own particular meaning.Now critics understand“female literature”in a narrow way and cannot cover all objects they criticize.So“sexual literature”should be added besides“female literature”.
【关 键 词】女性文学/妇女文学/女性写作/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意识/Female Literature/Woman Literature/Female Writing/Feminist Literature/Female Consciousness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xx)05-0083-05
女性文学研究无疑是我国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然而究竟什么是“女性文学”，“女性文学”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界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明确的界定。自然，搞文学批评大可不必纠结于理论概念的缠绕之中，很多女性文学评论的写作者就采取了避而不谈的策略，绕开概念的陷阱，只专注于文本本身。但是随着女性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一味的回避显然无法提升文学研究的理论高度。本文也不企望给出一个定义，而是想从对“女性文学”及相关概念的梳理中，提出一些想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几个相关概念的梳理
妇女文学 在新时期较早的女性文学评论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妇女文学”这个词，这个词似乎还出现于“女性文学”之前，始见于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文章中，如《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1期刊登了题为《埃及的妇女文学——沙龙文学》的一篇短文，用了“妇女文学”这个词。而影响大的当数朱虹的《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一文，这是为《美国女作家作品选》作的序言，介绍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女作家作品。“妇女文学”在英语中的原文是Women's literature。从1982年开始，有评论者在评价国内女作家创作时采用“妇女文学”的提法[2]，并有人用“女性文学”一词[3]。1983年吴黛英《新时期“女性文学”漫谈》[4]将“女性文学”置于大标题内，可以算是“女性文学”这一概念术语正式进入新时期文学评论界的开端。其实，“妇女文学”这个词在我国二三十年代就已出现，如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谭正璧《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后改名为《中国女性文学史》)。
从运用者看，“妇女文学”可以和“女性文学”互换的，指的都是女作家的创作，只不过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泛指一切女作家的作品，如谢无量、梁乙真和谭正璧的著作；狭义的专指那些从妇女的切身体验去描写妇女生活的作品，如朱虹的介绍文章。后来评论界似乎约定俗成已基本不用这个语汇而采用“女性文学”。大多数研究者都没有对两个词语之间的差异加以注意，而我国女性文学研究专家刘思谦教授却敏锐地看到了两个概念在中国文学中所应具有的不同内涵。刘思谦认为，“女性文学”、“妇女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是中国女性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几种形态类型。其中，“女性文学”与“妇女文学”的区分是基于“女性”和“妇女”两个词的不同内涵：“女性”以区别于旧式女人的作为人的主体性为本质内涵，“妇女”则是一个被国家权利化了的话语。“女性”一词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女性文学”同时出现。20年代后期至建国以后10年期间，妇女概念内涵化功能化，女性文学发生分化，思想资源源于妇女观的妇女文学出现。80年代，随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苏，女性与女性文学再次出现，妇女文学走向衰微。大约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出现了女性主义文学这一新类型[5]。刘思谦的这一是很有道理的。
女性写作 “女性写作”是又一个与“女性文学”几乎并用的术语，只是与前述“妇女文学”相比，它出现得较晚，在80年代的女性文学研究、评论文章中几乎没有踪迹，到90年代才大量可见。它由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一文中首次提出，国内把这篇论文翻译介绍过来见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这本书出版的时间1992年就可以理解何以这个词在国内文学批评界使用晚的原因。但它一旦出现，就受到不少人的青睐。在我国目前的有关女性文学论著中，“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学”的使用频率不相上下。
我国女性文学研究在80年代主要做的工作一方面是翻译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论著，另一方面是评论中国女性作家的作品，评论中有的采用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有的并没有。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当代女性作家创作的进一步繁荣，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广泛传播，尤其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起到的催化作用，女性文学研究成为热点，进入了当代文学史教材编著者的视野。近年当代文学史比较著名的几部教材都列专节专章乃至专编的篇幅谈论女性文学创作。如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二十三章“女作家的创作”；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二十一章中把“女性写作空间的拓展”看作是“新的写作空间拓展”的一种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列专章“女性意识与女性写作”，执笔者为当今在女性文学创作和研究方面均有一定建树的徐坤。张炯编著《新中国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版)专列题为“女性文学的强旺”的一编。以上四种教材，两种称“女性文学”，两种称“女性写作”。不过二者似乎是可以置换的，《共和国文学50年》中明确表述：“‘女性文学’或曰‘女性写作’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到本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思潮在中国内地获得的广泛传播，以及国内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而逐渐获得学界的认可和接受。”另外，不论称“女性文学”还是“女性写作”，几部教材论述的都是女性作家的创作。这与西方的“女性写作”又有所不同。始提出“女性写作”的“法国女权主义者主要从后弗罗伊德主义的代表雅克·拉康的精神理论和解构主义者雅克·德里达、罗兰·巴特的理论中吸取营养，注重对语言的象征系统的质疑，提出了‘女性写作’的问题。她们认为，女性写作能够在语言和句法上破坏西方式的叙述传统，这种毁坏性便是妇女作品中的真正力量。同时，这种‘女性写作’不一定出自女性作者之手，一些男作家，比如乔伊斯的作品也属于‘女性写作’的范围”[6](P17)。法国女权主义者原初的“女性写作”可以包含男作家作品，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埃莱娜·西苏就提到了男性作家让·杰内特(Jean Genet)的《盛大的葬礼》[7](P200)，而我们讲的女性写作则全部是女作家作品。这一现象说明西方的外来概念传到中国会发生某些变异。
女性主义文学 “女性主义文学”这一概念在我国评论界出现于80年代后半期，90年代大量使用。但不同的使用者的理解却有不同点。《从女性文学到女性主义文学》(注：当代文艺思潮，1987(5).这篇论文与孙绍先1987年9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女性主义文学》观点一致。)一文的作者孙绍先似乎应是最早提出者。孙绍先是有感于当时“女性文学”概念使用混乱而提出的，当时“女性文学”多指的是女性作家的文学活动。孙绍先认为，在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男性作家率先喊出了两性平等的口号，并以杰出的艺术创作震动了亿万读者的心。反之，有不少女性作家为父系文化所同化，其作品几乎是父系文化观念的翻版。他由此提出了应从女性文学走向女性主义文学，而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以探讨女性问题为中心的作品，不管其作者性别如何。前述刘思谦文章中把女性文学、妇女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看作是中国女性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三种形态，刘认为我国女性主义文学大约出现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是那些“对中国妇女尤其是中国知识女性、职业女性的精神成长和主体性建构进行了默默和艰苦的探索”的作品，代表作家有张洁、张辛欣、残雪、陆忆敏、萨玛、王小妮、伊蕾、翟永明、张烨、张真、叶梦、斯妤、、蒋子丹、方方、徐坤、徐小斌、陈染、林白等。从刘文列举的作家看，全部是女性。可以看出，尽管同是用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语汇，孙、刘的所指却是存在差异的。刘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90年代以后女性文学研究评论界绝大部分人的观点，陈染、林白、海南、徐小斌、徐坤等作家的创作似乎也印证着这派观点的正确性。
女性意识 “女性意识”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它自然是西方来的概念，最早的介绍者就是前边提到的朱虹的《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一文，文中与“妇女文学”相对应，称为“妇女意识”。从原英语词Feminine Consciousness看，翻译成“女性意识”更确切，所以后来就都称“女性意识”。朱虹文中介绍，“妇女意识”是一个跨国
“中国农村派”与新xx主义理论的形成_社会学论文 第二篇
作者：雷颐 新主义理论是中国党在夺取的长期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作为在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指导理论。这一理论体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党（无产阶级）领导“大众”进行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理论”，另一方面是有关革命成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社会如何建设的理论。由于后一方面在夺取之前对中国党只是一种尚不具实践意义的理论设想，所以当时内容最丰富、最富创造性因而也最具理论吸引力和征服力的还是它的第一个方面，即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它之所以能提出要把“帝、官、封”这“三座大山”作为革命对像，是以它对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阐释和界定为基础的。无疑，这种阐释和界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它之所以成功当然有多种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与一大批信仰主义（绝大多数是党员）且受过良好现代社会学训练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对中国农村所作的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分不开的。事实上，正是他们（后来被称为“中国农村派”）在30年代以现代社会学的“科学”语言和方法，以大量详细的调查数据，公开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 毙灾剩⒉思蟮挠跋臁Ｋ堑呐Τ晒导噬铣晌靶旅裰髦饕濉崩砺鄣闹匾谌莺突 ５牵源巳匆恢比狈Τ浞值难芯亢腿鲜丁Ｒ虼耍疚哪舛?928━1935年间“中国农村派”有关中国农村、中国社会的理论探索和研究作一初步研究和透视，并试图由此对他们在“中国革命”的理论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作一恰当的历史定位，藉此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商榷之资和引玉之砖。
一
“中国农村派”是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中国理论界（包括主义派与种种非主义派）必须重新认识、界定中国社会性质，并为此几次激烈论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当20年代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之时，便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1】，认为中国的救国之道唯在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主义多数派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正这篇短短的时评，触发了关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
张文发表后，陈望道、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等主义者立即对此进行反驳，他们认为张东荪以“发展实业”来反对各种主义其实质是以发展资本主义来反对。而张东荪、梁启超又发表了多篇文章详论自己的观点。大体说来，张、梁一方认为中国目前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更无从言及。所以希望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行以阶级调和、劳资合作为特色的“基尔特”。而这，自然是中国的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虽有所不同，但中国已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能够走之路。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尚极简陋，远谈不上一种“社会学”的方法。如陈独秀这样“论证”：“请问中国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2 】蔡和森则断定“全国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无产阶级，就是小中阶级，而小中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3】可以看出， 他们的论断还只限于一般性论述，只是套用一些主义的论断，根本没有以各种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实证性说明，自然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对来说，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仍是一个没有解决但却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但在1927年以前，对此却无明确、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较为发达，所以国民革命成功后即是资本主义社会，要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之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有的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直接间接都是的买办，均属革命对象。1927年4月国共合作破裂，遭到巨大失败。那么， 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还是一种理论指导的错误？新成立的南京国民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又是什么？“革命实践”把理论推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是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面前，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4】1928 年夏六大申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1929年又根据国际的指示，对“半封建”作出如下解释：“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5】对此， 已被免除职务的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概括地说，他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的侵略及南京国民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一观点，在《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文中作了十分系统的阐发【6】。 这种观点亦成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第二次论战中“托派”的主要论点。
面对这些论点，理论家必须作出回答，这就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二次论战。李立三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一长文，亦运用主义的理论论证“现在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城市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乡村封建生产方法上，而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占优势。所以上层的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即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而陈独秀等“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就是不愿农民的革命的反动理论的根据。”【7 】值得注意的是，李立三对“半封建”的解释与国际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已略有不同，即中国社会既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所有制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而“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后来，中国党对“半封建”的解释也大体如此。1929年1月， 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开始运用一些统计资料，力图论证自战争以来，中国便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年11月，党在上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并于翌年4 月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多篇党理论家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不仅运用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且都开始注重以各种数据和材料? 魑治龅幕。壑ぶ泄前胫趁竦匕敕饨ㄉ缁帷！?BR> 为了反驳的理论观点，“托陈派”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其中以严灵峰和任曙的著述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二人的论点在某些方面亦有不同，甚或互有攻击，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概言之：一，的扩张“不但不保持封建势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他们并引用了更多的数据来论证此时“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二，他们根据大量海关统计数字、在华投资的增加及民族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认为“我们很可以肯定的结论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三，他们认为商品化的发展和农机的使用，使“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商品经济支配之下”。由此得出“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性的生产，便日益崩溃，以至到微不足称的残余地位”。【8 】如果说前此陈独秀的著作尚属一种抽象的泛论，仅提出了一般性的论点，那么任、严的著述则引用了大量的数据以为陈的论据。
这样，理论家必须对这些数字与方法作出自己的解释，因而提出“死的数目字与活的解释”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托陈派”只是玩弄数字游戏，把“个别”当“一般”，只看到表面而未看到实质。如他们认为海关册上外贸数字表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恰说明是“农村破产，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庄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进口的主要是工业品，恰恰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对土地的高度集中，他们也认为并不表明是地主拿来用农机雇佣农民，而是仍将其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仍是封建剥削关系。【9】根据同样的数据， 双方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与第一次论战相比，这次论战表明中国的理论界在这短短的几年间无疑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开始具有较确切的函意，并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极其复杂，而这次战对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农村的论述却依然笼统，也就是说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极为宏大的理论概念依然缺乏详细、充份的论证，因此整体的理论建构尚无法完成。这就很自然地要引起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概念得到了充份的论证和确立，而这一理论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农村派”完成的。
二
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此时也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尤其注重“无产阶级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因而对农村的实际和理论的调查研究亦不能说充分。【10】但是，有一批主义社会科学家几年来却一直作着虽不引人注意、但却深入细致的中国农村研究，并因1933年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而被称为“中国农村派”。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使他们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而他们对中国农村
对xx的历史思索_社会学论文 第三篇
作者：陈晓律 作为一种理念的，往往舆进步留紧紧地聊系到一起，并成为—种能使人热血沸腾的象征。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似乎已经遗忘，或是根本未曾注意到，西方知识界自法国大革命后的—百多年间，对的认识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化。作为自五·四以后将与科学作为自已的奋斗目标，而又对知之甚少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温这一过程，天疑是大有裨益的。
（—）
十八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一个今人兴奋而又焦虑不安的时期。启蒙主义运动的影响和美国革命的实践，似乎向欧洲的知识分子表明，一个他们翘首盼望的以自由为标志的即将到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无异于证实了这个时代的到来，然而它并未给欢呼的知识分子带来他们向往的一切。不错，革命的确了一个专制王朝，但它也同时带来了社会的动荡、血腥的和前所未有的集权与专制。一个十分今人震惊的现象是，一大批狂热追求自己理想的法国知识分子，却把自己送上了革命的断头台。这种任何智者在事先都不曾预见的历史现象，理所当然地在知识分子当中掀起了轩然，并使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由支持革命变成了反对革命。
对法国大革命的总体评价至今仍是学术界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对法国大革命反思乃至攻击所产生的思想成果，却是无人能够否认的。毋庸讳言，这是一股保守主义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有迈斯特尔、博纳尔及著名的埃德蒙．伯克等人。随著时光的流逝，其他人的言论己逐渐被人们淡忘，只有伯克的观点成为现代西方思想的主要财富之一。
伯克认为：“法国革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事件中最今人震惊的事。”虽然他支持北美战争，谴责英国在印度的暴行，但却不喜欢革命，因为法国革命破坏了他所了解的关于人类本性和的常识。在1790年出版的《法国革命感想录》中，他阐述了他的学观点。他十分尖刻地指出，启蒙运动通过其对人的简单抽象的概念，建立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秩序的乌托邦式的要求，最终把法国引向了一场灾难。它把人类的虚妄称为理智，把人类一些最重要的历史智慧，如宗教、传统及人与人之间的具体联系通通抛弃，而代之以之类的抽象口号，结果导致了不信上帝的人们互相。由此，伯克在很简单地回答了当时困惑著人们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即一大群本是追求光明与理想的人们为什么会在转瞬之间变得如此冷酷无情？
伯克的答案是，因为他们抛交了传统，抛弈了人类世代集体智慧的结晶，他说：“你们将看到，从《大宪章》到权利宣言，我国政制的一贯政策是提倡和维护我们的自由权，把它们看我作我们祖先给我们传下来的并将由我们传给后代的遗产，把它们看作特别属于这个王国的的财产，而不必以任何其他更普遍或更优先的权利为依据。由于这个缘故，我国的政制虽然在其各个部分之间有着非常巨大的差别，但它却保持着协调一致。……“我认为这种政策是深思热虑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顺乎自然的美妙的结果，因为自然是不需要思索而又超越思索之上的智慧。革新的精神一般是自私心理和狭隘见识的产物。……”（i）也许，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用继承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自由”。人类的权利不是来自学者们形而上学的假设，而是来自传统与经验。而这一点，恰恰是启蒙学者们所忽视的。
伯克认为，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的革命者，他们都抛弃了传统，认为这不过是一堆破旧的废物，因此，他们毫无顾忌地在传统的基础下埋设一个即将的地雷。在一次巨大的中，所有人类获致的东西，所有的先例，所有的宪章，所有的议会法令，都会化为灰烬。他们有，反对者肯定是瞎眼的；他们不承认调和与妥协，任何与他们的全面要求有所保留的事物，对他们而言那是丑恶与非正义的。结果只能是摧毁一切，他们的没有留下来保证其行政持续性的安全、正义和仁慈……”2伯克由此指出，启蒙运动最大的虚妄在于对的幻想，事实上，已由法国革命的事实证明，它必然导致，结果是对社会的毁灭。
伯克认为，是人类智慧为了满足人需要而建立的一种聪明的设置，这种设置不仅要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且必须控制群众疯狂的热情以及他们的意愿。要做到这一点，显然只能通过群众自身之外的权力机构才行，靠来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言，人们应该意识到，他们对自己意愿的约束，对自由的控制，并不是社会对他们的压制，而是他们自己享受的权利。人们形成现存的社会并不是先知的设计，而是经验、历史与宗教的产物。换言之，人首先是宗教的产物，其次是历史的产物，空洞的自由只能是学者的想象，只能导致混乱而并无实质性的帮助。因此，伯克坚决反对“民众的意愿就是对的”这一假设前提，他认为这只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方法。如他当选，他将会按照自己的判断对国家的利益负责，而不管这些看法是否同选民的意愿一致。他指出，议员并不是以选民为师去向他们学习法律和的。他还以雄辩的方式证明，任何严肃的家，必定具有他认为什么才是正确的政策的想法，公开宣布他的想法，由此而寻求实施其政策的手段。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使伯克怀疑一切理性和形而上学的论断，乃至对单凭理性的决断产生了某种恐慌感。他担心完全置于个人理智审度下的社会生活，因为每个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多数人的理性之和也未必一定正确，而这恰好是的基础，如果多人的判断失误，所造成的灾难也就是可以想象的了。由此可见，伯克极力反对的前提是建立在人性不完备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既不反对，也不反对社会变革，只是反对那种按多数人的狂热决定办事的危险倾向，希望在继承人类作为一个类别在世世代代积累下的智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有等级的宽容的社会。
伯克特别讨厌那些一刻不停，跳来跳去的社会发明家，他们毫无耐心去思考或寻找他们祖先的智慧，就急急忙忙地试图按照他们的发明把整个社会推倒重建，似乎人类诞生以来，只有他们才是第一个会思考的人。正因为他努力地捍卫传统来对抗抽象的和，他曾被形容成为“权威的卫士”，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伯克的思想是深刻的，但从总体上看，他却是在与那个时代的潮流作对。正如阿克顿勋爵后来承认的，革命“教会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看作是衡量自己权利的最高标准。”④除此之外，很多知识分子虽然认为伯克的话有道理，但仍然希望，革命能在摧毁旧的一切后，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一个美好的与社会。这是一种纯洁的，可以理解的想法：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此之前并未体验过真正的大众，也很难完全相信就是法国式的鲜血与恐怖。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创造一个真正理想的共和国，这成为1830年，尤其1848年革命的主要思想基础。
（二）
1830年的法国革命实质上是由共和党人，即巴黎革命的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核心部分所发动的。革命的结局是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为国王的七月王朝，受益者则是银行家、商人和新崛起的工业家。对于激进的主义者而言，这场革命对于他们的理想只不过是再一次的梦幻而已。于是，他们继续为努力建设一个理想的共和国而奋斗，这种努力的一个历史性成果，便是1848年革命。任何一次革命都绝不会是单一因素的产物，1848年法国革命当然也不会例外。然而，法的知识分子为革命添加了至关重要的燃料——为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却是无人能够否认的。1848年的革命能够迅速取得胜利，与这种思想准备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历史似乎又跟争取的知识分子开了一个玩笑。因为，这次法兰西共和国不是被反动阶级的武力摧毁，而是被其自身创建的选举制度摧毁的。在年轻的共和国实行普选后，占选民大多数的农民投了路易·波拿巴的票。而波拿巴当选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大权完全抓到自己手中，实行了军事，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理想被的制度所摧毁，这对充满热情、高呼口号的知识分子无异于当头一棒。整个欧洲知识界都发现了一个悲哀的现实：他们有太多的白日梦和模糊的公式，而太少慎密的思考了。于是，人们便自然地回忆起伯克那令人不太愉快的忠告，并再次对本身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这一次，欧洲知识界出现了两位思想巨匠，那就是托克维尔和穆勒。
在1830年至1848年的两次革命之间，托克维尔就已去过美国，他考察了美国的实践，思考着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这种似乎不可阻挡的洪流，如何才能与自由和欧洲的传统文明协调起来。野蛮的群众是否会摧毁文化？是否会导致新的？托克维尔用一种实证考察方式得出了如下两点至为重要的结论：“要想在自由中寻找别的什么东西的人，生来就是侍候人的。”“威胁制度生存的两个主要危险，是立法权完全屈从于选举团的意见及立法权集中了的其他全部权力。”托克维尔是第一个指出可能成为多数人的人。他认为，任何制度都会导致集权，因而会导致某种专制制度，有蜕化为个人专制的危险；即使用三权分立来制止个人，也无法制止多数人的。因为任何制度的假设前提都是，多数派总是对的，少数派因而几乎无法保证自己的自由不被多数派所剥夺。不幸的是，法国1848年革命的结局似乎证实了托克维尔的预见，而穆勒在此基础上的继续探索使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也许法国革命进程的悲剧性结局给穆勒的最大启示是让他认清了一个简单的社会学现象：在社会的人口构成中，知识分子永远是少数。因此，当知识分子将辛苦奋斗争得来的普选权交与民众时，无异于将自己的命运交由了
保守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xx主义_社会学论文 第四篇
作者：陈家琪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我已经看过了好几本。近三、四年来，关心的文人们差不多都已把革命的热情从攻克巴士底狱转向了英国的“光荣革命”，而且对激进与保守、革命与渐进的关系也作出了一种可行性上的取舍；还不仅只是可行性上的，也包括着哲学上的，因为源于英美传统的经验主义哲学和方法已在人们的观念中明显地占了上风，这也许更合于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
作为这样一种转向的背景材料，除了近百年来的苦难历程使得人们不得不从对革命原则的珍爱转向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外，也和旧制度在各项局部改革中所呈现出来的曙光有关。
然而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所阐述的却正是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话题：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与此话题相关，还可以产生如下一些疑问：对于一个坏来说，为什么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何以减轻负担反而更激怒了？合法地违法为什么比没有法律时更坏？打倒贵族、驱逐教士作为一种对与平等的追求，为什么反倒给自由留下了一道永不愈合的创口？
更多的类比无疑是多余的，那场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毕竟是二百多年前的事。然而书中却有这样一段话：早在一七大革命前几十年，法国盛行过一种可称之为经济学派或重农学派的主张；作者说。正是这种主张才给我们研究这场大革命的真正本性提供了一个文本，“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大革命所有最基本的内容。”(第194页)这些内容是理论探讨，但决不脱离实际，而且是为解决实际问题才设计出来的，所以它比我们今天只能抽象谈论的欧洲大陆哲学更接近于那场大革命的实际进程，其中包括着它的目标、步骤与举措。作者说，当他读摩莱里的《自然法典》时，仿佛就置身于法国大革命之中，而其实，这本书出版于法国大革命前一百年。而且更令人惊奇的地方在于：对整个经济学派或重农学派来说，他们心目中最理想、最美好、最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完美典范恰恰正是当时的中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第198页)
当许多人把主义作为乌托邦而置之不理时，千万别忘记了这是一种在操作上完全可行的乌托邦。经济学派确实在三百多年前的中国那里看到了一种原则，这就是使国家成为一切人的产物和代表，同时使每个人的权利服从于全体意志，它的内容包括“财产公有制、劳动权利、绝对平等、一切事物的划一、一切个人活动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级规定的专制制度和公民个性完全并入社会整体”。(第199页)这一切都正如这一学派的创始人魁奈所说，“集权制与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他们二者之间的相对关系是栽培的果实与野生幼树的关系。”集权指的是强大。托克维尔说，只有集权才能改变社会形式，当然也只有集权才能毁灭社会基础。法国大革命正是借助于集权才同时实现这二者，在实现过程中，王权式的集权变成了专政的集权并最后发展为雅各宾式的专政；它在摧毁了旧制度的机构和民事机构的同时，也动摇了整个的社会基础，包括法规、风尚、习俗直至语言和上帝本身。一切都如此可怖、如此必然而又如此费解，“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了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 嵌枷耙晕＃魏谓餍∩魑⑺嵌疾恍家还恕！?第191页)许多人正是据此才将这场大革命视为魔鬼在世间的显灵，认为“人们无法阻止它，它也绝不会自动停止，它将把人类社会推向最终的彻底崩溃。”(第43页)
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仅从观念上来梳理的话，就交织着保守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主义的关系。
自由、、平等、博爱历来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中最激动人心的口号。然而今天回头去看，又会发现这四个口号之间并无内在的同一性，而且自由从本质上说是与对立的，正如平等与博爱也根本不在同一层面上一样。它们之间的联系当然有，但也正是种种可在观念上建立起的联系，才使人们误以为可以获得一切，并在获得中不得不以牺牲掉自由和博爱为代价去服从于和平等的需要。
当“博爱”被理解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同情或关心时，托克维尔指正，请记住，哪怕在这种同情与关心中真正包含有想把另一部分人拯救出苦海的善心，也仍然不能排除关心中的蔑视和同情中的轻视：“这不禁使人想起夏特莱夫人的看法；伏尔泰的秘书告诉我们，夏特莱夫人毫不在乎地当着仆人的面更衣，因为她并不确信仆人也是人。”(第216页)夏特莱夫人是伏尔泰的情妇，爱好科学，同情，写有大量有关“博爱”的论文。
问题就在于这种不乏轻蔑的同情与关心，再加上早在大革命爆发前十三年就业经国王敕令所废除了的劳役制，还有不断减轻着的负担，包括对取消盐税和军役税的呼吁，所有这一切反而使农民们更意识到了世道的不公平。“从而在他们内心深处燃起贪欲、嫉妒和仇恨。
”(第219页)这一切共同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同情与关心感动了有教养的阶级，使他们投身革命，同时也点燃了被者的怒火，使他们产生出复仇和改变地位的强烈欲望。于是一个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用最博爱的呼吁鼓动起了最没有教养的阶级的最残忍的行动。一直被压在社会最下层的农民早已被命运的严峻弄得冷酷无情，他们自身既然能忍受一切，那么也就能使别人也忍受一切。十八世纪的路易十六时代，宗教宽容、领导温和，统治者充满人道甚至仁慈，然而也正是在如此温和的风尚中，爆发的却是一场最不人道的革命。
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法国社会陷于麻木状态，因循守旧，毫无创新，城市未作任何努力使居民的生活环境更舒适健康，巴黎之外的区域在经济上陷于全面崩溃之中。正是大革命前三四十年间，社会才出现了内在的震动，民族也才复活过来。这不仅指努力促进着公共繁荣，不断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而且指的是整个法国的全面富裕和发展。作者认为“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二十年中那样发展迅速。”(第208页)原因有二：一是“一个依旧强大但不再实行专政、到处维持秩序的”；二是“一个从上层阶级看已成为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民族，在它内部，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有了这两点，尽管封建权利、国内关税、行会管理、官员依旧，但全社会依然可以结成一体，就像一部机器一样朝着繁荣的目标运转。
但也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虽说人人努力改变环境，是一种使人焦急的追求，引着人们去诅咒过去，并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相反的情景；如果说二十年前人们对未来还无所期望的话，二十年后则变得无所畏惧，“人们的想象力预先就沉浸在即将到来的闻所未闻的幸福中，这使人对既得利益无动于衷，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第211页)
二是法国行政当局的种种流弊，特别是财政管理不善的劣迹变得越来越刺目。所有这些流弊是早就存在着的，而且以前要严重得多，但当它与个人的财富有了关系后，也就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所有投机的欲望，发财的热忱和对福利的爱好早已变成了一种意识着的经商活动，而最先发了财的又恰是那些在过去最敌视改革、最蔑视或厌恶法律的特权者；当他们迅速地摇身一变而成为食利者、商人、工业家或批发商，当他们开始呼吁对整个财政系统必须进行彻底革命时，他们自己就已既是债权人，同时也是债务人。作者说，一七，法国国家欠债达到六亿里弗。于是全法国陷于这样一种滑稽而又悲惨的境况之中：“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它不断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着自己的毁灭。”(第213页)
毁灭自己的什么？也许有人会想到旧制度。一切弊端皆起因于不的王权专制，而王权专制所保护的又恰是贵族的特权和教士的等级。宗教成为一种制度，教士成为尘世的地主和官吏，成为什一税的征收者，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最初措施一定是对教会的攻击的原因。当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旧的贵族制度业已衰落，日益取代贵族统治的是官吏。但贵族本身又正是由于其失去了往日的权力而变得不能让人容忍；他们越衰落、危害力越小，激起的仇恨反而越大。由于贵族不再有权力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他们自身的特权就只能作为一种近于种姓的遗产存在着，“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第73页)
如果法国大革命的目标是铲除遗留下来的封建特权并建立一种的话，那么王权、教会和贵族就会同时成为革命的对象。
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对平等和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人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当抄下这段话时，脑海里某个被遗忘的角落似乎出现了二十多年前投身于的红卫兵形象)但也同样是这样一批法国人，由于种种原因而抛弃了他们最初目标中自由的一面，并最后在一个比大革命所的更强大、更专制的统治下，“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的自由——这些正是一七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
，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
大革命的精神是自由，目标是，有如大革命的鼓吹者以博爱为原则，目的却是想使人
文化民族主义论纲_社会学论文 第五篇
作者：康晓光 “今中国人所自以为中国者，岂徒谓禹域之山川、羲、轩之遗胄哉，岂非以中国有数千年之文明教化，有无量数之圣哲精英，孕之育之，可歌可泣，可乐可观，此乃中国之魂，而令人缠绵爱慕于中国者哉。有此缠绵爱慕之心，而后与中国结不解之缘，而后与中国死生存亡焉。”
——康有为，《孔教会序》，一九xx年。
一、引论
思索的缘起
我是与中国的改革事业一道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关心国家大事”是我们个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我对和文化的关注始于“八九”事件。这一事件深刻影响了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此之前，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者，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一切”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那一事件使我意识到，至少在短期内，文化和是一种于经济的、对社会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自此，韦伯和葛兰西的思想开始引起我的注意。我相信和文化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伴随着90年代初期的“传统文化热”，我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儒家经典。1994年《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发起了民族主义讨论。与此同时，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国际上的并起。这一切促使我思考文化、民族与国家的关系。1993年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并引发了一场全球性争论。这场讨论使我把关注的视野扩展到国际领域，开始关注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以及民族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90年代末期进行的两项立足于本土的实证研究，强化了我对民族文化的信念。对功的研究使我认识到传统因素的顽强生命力。对亚信公司的研究使我看到了中华文化对现代经济发展的积极贡献，从而加深了对“儒家资本主义理论”的理解。[2]
“9.11”事件后，我在华盛顿做访问研究。弥漫美国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气氛，促使我更加关注文化与全球经济和全球的关系。在这种氛围中，我重读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受益匪浅。这一年也使我有机会对美国的宗教进行了近切地观察，看到了宗教对美国社会无所不在的影响。于是，我回过头来阅读中国宗教史，特别是康有为等人的一系列著述。在异国他乡的这些阅读和思考，加深了我对新儒家和康有为的理解。
基本观点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民族与国家是不可分离的。民族、文化、国家的“三位一体”是现代化的产物。文化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没有统一的文化就没有统一的民族和国家。反之，没有的国家也很难有完整的文化。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竞争日趋激烈。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现代化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丧失，而是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创造了条件。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在全球化时代，文化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文化是支持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文化也是民族国家成功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结盟的基础。文化或文明正在成为支配国际格局的基本力量之一。
21世纪初叶，中华民族站在了文化复兴的转折点。一方面，文化或文明成为主导国际冲突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任何民族都不应轻视自己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就国内形势而言，需要从传统文化汲取理想、价值和道德资源，为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目标、动力和凝聚力。同时，持续的经济发展为文化复兴奠定了基础，提高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此外，中国人口众多，移民遍布全球，而且中华文化气质独特、难于同化，也是支撑文化民族主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问题，通过文化重建强化民族凝聚力，同时通过文化重建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建设以华人为基础的、超越国界的“文化中国”，并借此提高中国的国家竞争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也就是说，21世纪的中国需要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
今日重提“文化民族主义”，不是要建立一种束之高阁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理论，而是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要发起一场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运动。通过继承传统，博采众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往开来，确立中华民族的理想、价值、道德。这是一场精英领导、国家支持、大众参与、始于本土、遍及全球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一运动的核心目标是，把儒学重塑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这是支持中华民族复兴的最深厚的根基。
与一般的民族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议论不同，本文强调：第一，面向未来，继承历史，在现代化的脉络中审视文化传统，为中华民族寻求新的理想、价值、道德，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第二，立足全球化，审视文化传统，把文化民族主义看作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有力工具，是文化中国的灵魂，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第三，提倡力行，反对空谈，提倡通过社会运动，建立一种渗透到日常社会生活之中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民族宗教，即新儒教。
二、全球化与文化
文化、民族与国家
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具有截然不同的演化轨迹。因此，在这两类社会中，民族、民族文化与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也不相同。在这里，我们关注的不是民族、民族文化、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而是它们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相互关系，即在工业社会中，民族、民族文化、民族国家的关系。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盖尔纳对此给予了精辟的论述。[3]
盖尔纳指出，成熟的工业社会要求其成员能够顺利地交流和流动，而正是这种要求导致了民族、民族文化、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兴起。
现代工业社会的特点是大规模生产、分工和交换。这要求它的参与者能够不受背景的限制，与所有的人在面对面的短暂接触当中用抽象的交流方式进行密切交流。它要求参与者在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甚至在自己的一生里，时刻准备从一种职业转换到另一种职业。交流与流动需要共同的文化，一种识字的、世俗的高层次文化。只有凭借共享的文化，人们才能顺利地交流和流动，离开共享的文化，人们根本无法进行交流和流动。文化既是支持个人交流和流动的因素，也是限制个人交流和流动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在其中接受教育的高层次（识字）文化，是他们最宝贵的投资，是他们身份的核心、他们的保险、他们的安全保障。”[4]“人们的确热爱自己的文化，因为他们现在可以感知到文化的氛围，他们知道自己离开了文化，的确不能呼吸，不能保持自己的身份的完整性。”[5]
要想在大范围内创造和维持这种统一的高层次文化，需要一个集中的权威机构，由它来创造各种机构和制度来整理、开发、储备这种文化，同时大规模动员资源以确保这种文化在整个人口中传播。这种权威机构就是现代民族国家。“总的说来，每一个这样的国家都管辖、维持和认同着一种文化，一种沟通方式，它们在这个国家的领土上占主导地位，它们的持续存在，取决于受该国家监督并且往往实际上受其管理的集中的教育体制。国家垄断着合法的文化，就像它垄断着合法的一样，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6]“工业社会……的各种因素——普遍识字，流动性和个人主义，上的集权、对昂贵的教育基础设施的需求等等——使它处于一种和文化疆界基本协调的状态。”[7]于是，一个使文化和政体和谐统一的世界便诞生了。
工业经济需要新型的中心文化和国家，统一的文化需要国家的支持和保护。同样，国家也需要统一文化的支持。“国家可能需要它的成员在文化上具备相同的特征，因为它面临这样一种形势，既无论是管理它的公民，还是用社会生活所必需的道德热情和社会认同来激励公民，它都不可能依赖业已受到很大削弱的次群体。是文化，而不是社群，提供了内部的约束力。总之，现代文化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相当新的事务，是现代经济的需要必然产生的结果。”[8]
文化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密切相关。作为一种共同体，身份与认同是必不可少的。民族也是如此。民族身份可以看作是集体性的象征，民族认同意味着社会成员以“民族”相互认同并以“民族”结成共同体。
民族身份是文化范畴的问题，涉及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哲学思想、风俗习惯等等。一个人的民族性特点，深深地植根于文化结构里。“民族认同是由特定的历史过程决定的，其文化建构非常复杂，因为树立新的文化认同的过程与价值、伦理、道德的重构是相关的。民族认同往往锁定在一些特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身上。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被提炼为文化符号，既发挥认同的对象物的功能，又诠释一个民族的品格。”[9]人们的民族自我意识，即从属某一个特定民族的意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
“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身份，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并以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安全感和自信心。一个民族的正向的身份感，能产生强大的心理力量，给个体带来安全感、自豪感、意识和自我尊重。提供安全感的土地，也只有祖国了。一个民族的信仰受到了挑战，如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危机，就会对一个民族造成不安全或者虚弱的心理。在国际交往中，民族身份会表露出鲜明强烈的文化特征。在国际社会，无论来自哪个国家，哪种文化，习惯有多么不同，来到国际社会，要服从国际社会的惯例、礼仪。但民族身份的文化特征，如道德和品格力量，也决定了是否有能力在国际社会上与其他国家正常交往。”[10]
&nbs
xx化村级治理的型态——尝试一种理解乡土中国的理论框架_社会学论文 第六篇
作者：贺雪峰 何包钢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治村者的品性和能力，区分出好人型、强人型、恶人型、能人型的四中理想类型村治型态。讨论了村庄性质、制度和治村者的互动关系，认为在当前村庄大多解体、村集体经济资源普遍匮乏的背景下，治村者个人品性和能力对村级治理具有决定性影响，而村级治理的化，又成为推动化村级治理型态变动的制度力量。本文试图初步描画村治理型态循环的一般图景。
关键词：村民自治 村治型态 村治的循环 乡土
中国人特别关心由谁来治理村庄，因此有“能人治村”和“恶人治村”之说。的确，不同能力和品性的人治理村庄，会有相当不同的结果。自1987《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开始试行，特别是1998年正式颁布实施以来，按法律规定，村干部应由村民选举产生，村民选举什么样的人上来当村干部，就产生了什么样的村级治理型态。因为村庄社会面对的问题及村庄社会内在性质的差异，在选举和治村型态上，有着颇为复杂的关系。本文试图讨论这种关系。
一、村级治理的四种型态
我们习惯说“能人治村”或“恶人治村”，是以村干部个人的品性和治村能力来评论村级治理的型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区分出四种相当不同的村级治理型态，即好人型、强人型、恶人型和能人型村治。好人是从治村干部的品性上讲的，一般具有良好人品和人缘，不愿随意用粗暴的手段去惩治村中任何一个村民，也缺乏让一般村民畏惧的个人力量。正因为好人不愿惩治村民，对于村中一些不良倾向与行为不闻不问，害怕得罪村民，而被村民称为“老好人”。好人治村的优点在于，他一般不会化公为私，谋求私利，他也不会在村中为非作歹，他因为缺乏足够的个人魄力而不会给村庄造成个人决断失误所带来的损失。好人治村也有不足，其中最糟糕之处是好人往往迁就村中恶行，缺乏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勇气和决心，也没有抵制村中不良势力的个人魄力。总体来讲，好人治村，因为个人能力和性格上的特点，他很难为村民创造额外的公共收益，一般也不会损害村民已有的公益。好人治村，无所作为，无为而治。
与好人相对应的是强人。强人也是从品性上讲的，性格强悍之人，这样的人敢于承担责任，敢于与村中不良倾向作斗争，他往往具有令一般村民畏惧的健壮身体、社会关系或暴烈个性。强人治村的好处是他敢于碰硬，在大多数村民的支持下，他敢于惩罚那些有损全村公益的行为和村民，他通过减少村中少数人的收益，而创造于全体村民更多的收益。
在不能受到足够约束的情况下，强人很容易向恶人转化。恶人一定是强人，但与强人不同，恶人的私欲更重，治村手段往往超过法律所允许的界限，而最终引起民怨沸腾。恶人治村一方面可以通过抑制村中一些有损公共收益的行为，为村庄创造一些收益。好人办不了的公共工程，恶人治村反而可以办好，村民一直期待的村庄秩序（比如对付地痞的搔扰），好人可能无法提供，恶人却可以轻易办到。另一方面，恶人往往乐于将自己为村庄创造的公共收益据为己有，更有甚者，恶人治村时，他可能不仅不创造新的公共收益，而且为了个人私利捞取本身就不多的村中公益或损害公益。
恶人不会受到村民的欢迎，村民怀念起好人和能人来。所谓能人， 是指那些有特殊经营头脑和一技之长的人，尤其指那些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自己率先发家致富的村民。为了不辜负村民对自己的期望，这些能人在自己发家致富之后，也有参与村庄治理的热情，希望通过自己的经营头脑和一技之长，带领更多村民致富。能人治村的好处很多，第一，在个人已经富裕起来的情况下，他一般不会打村中公益的主意；第二，他有带领村民致富的能力，也有为村集体增加公共收益的办法。不过，能人治村并非百好，其中的一大弱点，是能人治村时，他一般期望在已有个人经济成就的基础上，通过当村干部来获得村民对他声誉上的认可，他期待经济现实变为社会声望。或者说能人当村干部，具有强烈的声望取向，他并不愿因为治村，而得罪村中任何一个村民，因此，他的治村与好人治村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他不愿如好人治村一样碌碌无为。能人治村，倾向于在不得罪任何一个村民，即不减少任何一个村民收益的情况下，额外地为村集体创造公共收益空间，他试图通过这个额外的收益空间，来获得他当村干部所期待的政绩、面子和声望。 现实中的村治型态往往是以上四种类型的混合。不过，现实中也很容易区分出一种主导型的治村型态。以上依据村干部个人能力和品性划分为好人、强人、恶人和能人四种可能的村治型态，对于把握当前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的现状，特别是其间的变迁，大有益处。以上四分中，好人是品性好、能力弱的一类人，恶人是品性不好，但能力强的一类人，强人和能人都是品性好且能力强的一类人，但强人比能人更愿意和敢于得罪村中少数村民。在此类的村级治理中，决定村治型态的好人或强人，是村民选上去的，这些选上去的好人或强人在治村的实践中，会表现出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他们因此决定了自己在下一轮选举中的命运。有时候，村民会不满于好人治村时的软弱，而选出强人来，强人治村很容易变成恶人治村，村民便又怀念起以前的好人来。这就构成了化村级治理型态的循环。本文试图讨论这种循环的过程与条件，并试图构建一个理解乡土中国的理论框架。
二、化村级治理的理想状态
从理论上讲，化村级治理，就是村民通过来获得村庄秩序的办法。作为一种方法，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由多数人决定村庄事务，决定由谁来具体承担村务的办理。村一级因为是社会而非国家，缺乏少数服从多数所需要的强制工具，因此，化村级治理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获得村庄秩序的过程中，让少数反对者顺应村民大多数人的决定，从而将村务办理下来[1]。
构成少数反对者顺应村中大多数人意愿的力量大致有三种，一是村庄的压力。出于对村庄大多数村民道德指责的恐惧，对村务决策不满意的少数村民不愿意公开反对，而顺应了村中大多数人的决定。村庄压力正是涂尔干讲的构成“机械关联”前提的集体意象。在当前迅速转型的中国农村社会，“机械关联”大都解体，村庄压力越来越不能构成少数村民忍受利益损害的力量；二是村干部个人的才干、魄力或强悍。善于说理的村干部更有能力将村民大多数人作出的决定变成全村村民的决定，他会找那些在村中有影响的反对派私下交谈，让这些反对派觉得只要忍受了暂时的利益受损，立即会有更多的利益回报，或者不能忍受暂时的利益受损，不久会有更多的利益损失。“软硬兼施”，村干部的个人魄力在村务决策的实施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三是村集体占有经济或其他资源的数量。较多的村集体经济资源不仅减少了举办村中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对村民的依赖（比如不需要事事向村民提取费用），而且增加了村干部奖惩村民的能力。正是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的不同，化村级治理可以区分为“动员型村级治理”和“分配型村级治理”[2]。
在村庄公共可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对村干部个人才干和村集体经济资源的要求就会不满，村庄秩序依靠村庄内聚力来获得。在这种村庄的中，村民大多会选那些德高望重或一致赞同的人出来主持村政，办理村务，的办法只不过是对村庄古老惯例和传统的承认和认同。这类村庄在当前中国已不多见。
缺乏公共压力的化村级治理不得不对村集体资源和村干部个人才干提出要求。其中村集体经济资源状况是不可选择的，村干部个人才干的可选择性因此显得尤为重要。正是村干部个人才干的可选择对于化村级治理的重要，构成了化村级治理型态变动的关键。
从理论上讲，村集体经济资源较少的动员型村庄，更加依赖于村干部的个人才干来发挥其对化村级治理从而对村庄秩序的基础性作用，因为村干部更缺乏对付少数反对派以实现村民多数人意愿的手段。村集体较多的资源为村干部提供了较多的治村手段，村民选举村干部时，就更多从村干部的品质方面选择那些能人和好人上来。在农村集体经济资源较少的村庄，好人无法对付少数反对派，村民盼望一个可以压服少数反对者从而为村庄提供公共秩序的强人。也就是说，在选举村干部的总体倾向上面，不同类型村庄会有不大相同的化村级治理型态出现的机率。分配型村庄倾向于好人和能人型村级治理，动员型村庄呼唤强人型村级治理。正是这种不同的总体倾向性，构成了分配型村级治理与动员型村级治理略有些不同的村治型态变动的底蕴。
三、选举和村级治理型态的循环
可以选择任何一种化村级治理的型态作为讨论的逻辑起点。我们以好人型村治为逻辑起点。因为好人缺乏说服或压服村中少数人的能力，而可能构成对村庄秩序的损害，村民期待村中有魄力的强人出来为村庄秩序服务；强人在治村的过程中，很容易过度使用自己的强悍，当他感到村民构不成对自己的强有力监督时，他很可能会借办理村务之机，为自己谋取私利，这种谋取私利行为被村民发现，但村民慑于强人的强悍而敢怒不敢言，这样的强人也就变成了村中恶人。下次选举，这样的恶人就会落选，村民试图选出一个能人出来；当村中能人较少或没有能人愿意出任村干部时，村民被迫再选好人，而能人若愿意出来当村干部，他的当选似乎不成问题，但能人因为不愿意得罪村中少数人而可能造成村中公益的损失，他这时必须创造出更大一块在每个村民之外的公共收益，当他可以创造出这种收益时，他会受到村民更多的信任与期待，若他只能创造出较少的额外公共收益时，他会感到村民的不满，他发现当村干部并不能获得自己所渴望的面子和社会声望，而是“两头受气”，他便会在任期届满时退出村干部的竞争。 以上关于化村级治理型态的变动过程，构成了村治型态循环的一般图景，加入更为具体的背景材料，可以将此一般图景描画得更为清晰一些。以下我们分别描画动员型村庄和分配型村庄化村治型变动的不同侧重点。
在动员型村庄，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较少，
虚拟经营——企业发展的成功之道_行政论文 第七篇
一、虚拟经营的形式
虚拟经营，在这里不是指从事有价证券交易的虚拟资本的经营，也不是指通过互联网进行电子商务、网上交易的网络虚拟经营，而是指以下三种企业组织虚拟化的形式：
1.业务外包
企业按扬长避短、“留强去弱”的原则精简组织结构，仅建立或保留关键的职能机构，集中力量开展属于自身强项的业务，而把非强项业务外包出去，让国内外相对条件好、能力强的专业单位去经营，也就是将那些对应的非关键的职能机构虚拟化，借用外力即社会优质资源来弥补、整合企业资源，“借鸡生蛋、借船出海”，以降低经营成本，增强组织的应变力，争取市场竞争中的最大优势。例如耐克公司就是最早、最典型的“虚拟生产”、“没有工厂的工业企业”，它专管产品的设计和营销，充分发挥其知识密集、掌握市场、擅长创新和管理的优势，至于产品的生产则全部虚拟化，通过定牌生产、委托加工等形式，组织一大批分布在各国各地的，人工成本或原材料成本、场地使用成本较低的小企业严格按其计划和要求进行。又如可口可乐公司，它把除原液生产以外的大部分灌装生产业务加以虚拟，外包给世界各地的众多饮料厂就地取材、加工、销售，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外部资源，确立了全球头号“饮料王国”的地位。近年来，波音、通用汽车、IBM、思科、爱立信等公司也把部分零部件制造业务和部分产品装配业务转移给其他企业，既使自身“减了肥”，又使技术开发、产品总体设计方面的专长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2.特许连锁
拥有品牌、技术等优势的企业实行“强项扩散”，在保留自身全部经营业务的同时，和经过严格的选择与人员培训的国内外其他企业订立特许经营合同，有偿地授予它们在一定期限、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使用该企业的品牌或技术开展经营活动的特权，从而使它们在业务上经营，成为该企业“虚拟营销网络”的成员（尽管它们可以继续保持原来的企业的地位）。输出品牌或技术的该企业无需投入大量物质、货币资本，无需承担被许可方经营失败的直接损失，既能凭知识产权取得可观的许可使用费收入，又能迅速扩大企业影响，参加连锁经营的单位越多、经营规模越大，企业的市场地位、市场价值就越高。麦当劳、肯德基、沃尔玛、家乐福等公司举世瞩目的发展正是成功地应用这种方式的范例。
3.战略联盟
若干企业（包括不同国家的企业）为实现一定时期内某一共同的战略目标，在平等、相互信任、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达成彼此交换关键资源、强项互补、共同开发产品和国内外市场的协议而形成的一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网络型企业联合体。它比主要靠资本纽带联结起来的企业集团松散、灵活；联盟对其成员并无合作项目以外的统一要求，所有成员始终保持各自的高度性；一个企业可同时参加几个联盟，故企业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利用、支配外部优质资源；共同目标完成后，联盟可很方便地解散，各企业可为新的目标重组新的联盟。这种在协同组合、协议合作等传统形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形式，已赢得了愈来愈多企业的青睐。例如2000年，通用汽车公司与菲亚特汽车公司结成了跨国战略联盟，我国科龙公司与小天鹅公司也结成了战略联盟，都使企业的实力和影响大为增强。
二、虚假经营兴起的背景
虚拟经营方式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世界上迅速兴起不是偶然的，而是新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正是在以下四方面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之下，企业虚拟经营有了实行的必要性和可能条件：
1.生产社会化向空前的深度发展
生产社会化就是由孤立、小规模的个体生产变为统一、大规模的社会生产的过程，它是贯串人类社会始终的一种不可逆转的生产力发展总趋势。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协作日益广化，各种生产越来越具有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社会性质。生产要素（资源）在越来越大的社会范围内配置和流动，日益从单个人、少数人支配、使用变为社会上大批人共同支配、使用，生产过程从一系列个人行动变为一系列不同个人、不同群体的社会行动，产品从个人的直接生产物变为社会的共同生产物，因而不同生产单位、部门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不断扩大、加强，逐步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如今，“社会化”的范围已完全达到了“全球化”，“社会化”的深度已囊括所有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含人才）、生产资料（含环境条件）、科技、信息和经营管理、产权。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基本单位的每一个企业，可以也应该充分利用空前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这一“天时、地利”，更经济、高效地组织生产经营，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每一种产品从源头到末端的生产经营全过程中独自承担一切环节的任务（同时亦承担相应风险），只需在某一个或某几个环节上“各尽所能”即可。
2.市场竞争日益趋向合作化
市场经济离不开竞争，然而竞争既有排他性，又有共性、共处性，如果完全排除、消灭了竞争对手则竞争不复存在。另外，在多个经济主体相互竞争的格局中，部分主体为了更有力地开展更大范围内的竞争，往往需要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故竞争与合作本来就不是绝对互斥的。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竞争更是不同于旧时代的竞争，在全面、激烈竞争的同时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广泛合作化倾向。企业间竞争正在走向理性、文明、规范、有序的竞争。竞争理念和准则不再是将市场比作你死我活的“战场”，将对手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而是将市场比作“赛场”，将对手视为共同开发市场，比谁能更好地满足顾客需要、赢得更多顾客的竞赛伙伴，以及分享资源、环境的“协同优势”和“外部经济”利益的合作伙伴，通过互学、互帮，取长补短，力求“双赢共赢”、共同提高、发展。在当今国际企业界，“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已成共识，各种不同性质、领域、地域、期限、途径、形式的经济联合、合作以及“合作型竞争”已是十分普遍、活跃的现象。
3.生产分散化成为重要趋势
从单个企业的生产布局来看，过去，处于总体卖方市场态势下的传统企业一般都实行“生产导向”，出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企业自身管理方便的考虑，生产集中化通常成为企业的最佳选择；而现在，由于总体买方市场态势持久化，企业经营活动不能不实行“市场（顾客、需求）导向”，为了方便顾客购买、消费，各类企业普遍从集中在一地产销的“产地销”转变为分散在各地（包括国外）产销的“销地产”，即“在顾客身边生产”，以四通八达、星罗棋布的营销网络为各方顾客提供“零距离”服务。
从全社会产业组织格局、大中小企业的比例结构来看，适应现代社会需求日益多样化、多变化的客观要求，以及反垄断、保护竞争的法制与要求，越来越多的行业已不需要很大的企业规模，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日显，其总体市场地位大大提高。现代竞争中，已不再是单纯、无条件地进行“小并大、大吃小”的资本集中和生产集中，而出现了与集中化并行不悖、甚至越来越重要的分散化趋势，形成了只占极小比例的大企业与占极大比例的中小企业实行稳定的专业化分工、配套协作、系列化生产经营，以求互补互利、共存共荣的格局。尤其是在信息、知识产业中，各种非物质的、无形的资源，如信息、技术、知识、注意力、关系、权利、形象、文化、历史传统、时间、次序、空间等，它们当中有的并不稀缺，有的不会损耗，有的可不断再生，有的可无限创造出来，它们大多不可能被少数企业垄断，而是极其分散地存在于各个企业、个人之中。同大企业相比，小企业开发、利用这些资源不但有可能，而且通常具有更灵活、适应性更强、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优势，因而能取得非常广泛的生存空间。
4.管理手段信息网络化、高效化
信息从来是一切管理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手段。随着互联网这种可以做到“无时不在、无处不至、无所不包”的现代化信息传播手段在全球的普遍应用，人际沟通和管理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通过网络平台，人人都能及时、随时共享来自各处的有用信息，都能成为发布信息和主动传递信息的主体，从而使信息传播达到了空前规模、深度的个性化和互动化。企业可以直接为消费者生产，开展“量体裁衣”、“微细分化”的“一对一”营销，可渗入消费活动，直接了解消费意向、要求、满足、指导和引导消费，而消费者也可直接参与企业经营，为企业出谋划策。企业的机构和人员可以不集中在一地，不在统一时间里工作，企业的“上、下游”协作单位也可以分散在全国、全世界，依靠“零时差、零成本、零失真”的信息传递都可使企业照常运转。管理体制可以从传统的管理层次多、管理幅度小的“高耸式”组织结构改变为现代管理层次少、管理幅度大的“扁平式”组织结构，从自上而下的专制型领导方式转变为上下结合的型领导方式，既能充分发挥全体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能增强整个组织的应变力、大面积、大幅度地提升管理效率。
三、虚拟经营对企业发展的启示
虚拟经营方式由于顺应、体现了当代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故各行各业越来越多的企业实行虚拟经营大获成功。这给我们考虑新经济时代的企业发展战略提供了以下四点原则的启示：
1.“不求大，但求强”——不要片面追求规模大，而要努力追求实力强
传统的企业发展思路是扩大企业的资本规模和生产规模。但规模并不等于实力，规模大不等于实力强。被许多企业作为梦寐以求的追赶对象的《财富》世界“500强”主要是根据营业额或资产额评选、排列的，其实只应称为“500大”，近年名列前茅的安然公司轰然破产便是虽大却弱的典型例证。我们一定要彻底破除“规模崇拜”，决不可盲目求大、一味贪大。企业生产规模过小不经济，过大也不经济，因为随着规模的扩大，规模报酬的变化往往经历递增、不变、递减三个阶段，所以规模必须适度。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其实各有利弊，如大企业一般比中小企业对市场影响、控制力大、承受风险、亏损的能
新时期李白生平研究综述_社会学论文 第八篇
肃宗至德二年写的《为宋中臣自荐表》中却说：“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
”至德二年57岁，其生年应当是武后长安元年，至神龙初迁蜀时李白已5岁， 显然不可
能生于蜀中。清代王琦编《李太白年谱》时发现了这个矛盾，提出疑问：“神龙改元，
李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亦或太白之生年在未家广汉之前欤？”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展开过对李白出生地的大讨论。
1971年文学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认为李白“出生于中亚细亚
的碎叶城”，其位置在今哈萨克境内的托克马克。郭沫若的观点得到众多学者的响应。
进入80年代，学界展开了对李白出生地的大讨论。将各家所持的论点按地域划分，
可分为以下四种。
首先是蜀中说。《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4 期发表郑畅《李白究竟出生在哪里》
，文章认为李白于神龙元年出生于绵州昌明县青莲乡。王少志《李白的故乡——江油》
（《日报》1982年5月8日）、蒋志《李白生于江油补正》（《古典文学论丛》1982
年第10期）均认为李白生于蜀中。蒋志的《再谈李白生于四川江油》（《宁夏教育学院
学报》1995年第4期）一文亦认为对蜀中说不能轻易否定。 裴斐《评李白出生碎叶说兼
及其籍贯问题》（《江汉》1984年第11期）也持蜀中说。他后来又写了《“神龙年
号为神功之讹”补正》（《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一文，认为即使像“神功”这样
只存在了三个月的年号也可以称“初”和“始”，李白生于蜀地确定无疑。
其次是条支说。刘友竹《李白的出生地是条支》（《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2 期
）和康怀远《对〈李白出生地是条支〉的一点补充》（《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3 期
）认为唐代条支的地望在今阿富汗中都一代，其治所就是昔之鹤悉那，今之加兹尼，在
唐代时属安西大都护府管辖。
第三是焉耆碎叶说。《李白出生地考异》（《李白考异录》，齐鲁书社1986
年版）谓李白出生于“焉耆碎叶”，即今境内博思腾湖畔的焉耆自治县和库车一带
。王耀华《关于李白出生地史料的辨析》（《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也认为李白的
故乡应是安西的焉耆碎叶。
四是长安说。刘开扬《李白在蜀中的生活和诗歌创作》（《文学遗产》1982年第4期
）认为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称“奔流咸秦， 因官寓家”的“咸秦”指长安，由此
推论李白生于长安。
进入90年代，关于李白出生地的讨论仍在继续，且探讨的角度有所拓展。周勋初《
李白及其家人名字寓意之推断》（《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一文认为李白父子三代
的名字全都暗示了李白一家来自西域，并寓其本姓“李”；又从李白为死去的朋友吴指
南实行“剔骨葬法”（又称二次检骨葬）一事出发，认为这与他接受突厥文化或蛮族文
化的影响有关。王伯奇《李白的籍贯探讨》（《中国李白研究》1994年集）从籍贯的概
念入手进行讨论，结论是只有山东才是李白的籍贯。
综合以上众说可知，关于李白出生地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蜀中说”与“西域说”两
种观点上。不论是哪一种说法，所依据的基本史料不外乎以下几种：李白《上安州裴长
史书》，李白《与韩荆州书》，李阳冰《草堂集序》，魏万《李翰林集序》，刘全白《
唐故翰林学士李君墓碣记》，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刘煦《旧
唐书·文苑传》（下），宋祁《新唐书·文艺传》。虽然基本材料相同，结论却差异甚
大。为此，李家烈《李白的家世与生籍考辨》（上）（《四川师院学报》1997年第4期）
一文从李白生平史料的存世状况出发， 认为基本材料的诸多不实之处动摇了它们的权威
性，因此，在未发现新见史料的前提下不宜急于创立新说，立足于对已有的史料进行重
新检讨和反思才是谨慎和理智的做法。
二、家世问题
第一种说法为李白是李暠之后。王文才《李白家世探微》（《四川师院学
报》1979年第4期）、 耿元瑞《李白家世问题郭说辨疑》（《江汉》1984年第5期）
两篇文章持这一说法。 王步高《李白是达摩的子孙吗》（《衡阳师专学报》1986年第1
期）亦认为李白和李世民都系凉武昭王九世孙。
第二种说法是李白为李贤、李穆之后。兰州大学张书城在其《李白家世之谜》（《
光明日报》1984年10月14日）一文中认为李白是西汉李广李陵、北周李贤、隋朝李穆一
系的后裔。本文作者另有《拓跋魏系李陵之后说考辨——附揭李白本家金陵之谜底》（
《祁连学刊》1990年第2期）、《李白家与许氏家似曾相识》（《李白研究》1990年第2
期）两篇文章亦持同一观点，并在《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发表《说李白“本
姓李，其先陇西诚纪人”》一文，对李白先祖的家世演变进行了完整的勾勒。
第三种说法为李白是李抗之后。刘伯涵《李白先世新探》（《中国李白研究》1990
年集）一文持此说。作者认为李白应出生于陇西李氏的一般平民家庭。
第四种说法为李白是太子李建成之后。徐本立《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中国李
白研究》1990年集）一文认为李白应为凉武昭王十二世孙、太祖李虎七世孙、高祖李渊
五世孙、太子建成玄孙。
第五种说法为李白是李瑗之后。徐本立在写了《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中国李
白研究》1990年集）后，很快又发表了《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补正》（《中国李白研究
》1991年集）对前文进行补正，认为李白也可能是李瑗的后代。
第六种说法为李白是李轨之后。周维衍《关于李白先世的问题》（《学术月刊》19
85年第6期）持这一观点，认为李白是隋末割据河西、入唐后与李渊抗衡失败被诛的凉王
李轨的或第五代孙。
第七种说法为李白是李伦之后。胥树人的《李白和他的诗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
84年版）认为李白是陇西李氏丹阳房始祖李伦之后。
除汉人说以外还有混血儿说。范伟的《关于李白氏族的研究》（《求实选刊》1986
年第3期）认为李白是汉之苗裔、 胡之身躯的中原和北地的混血儿。
除以上观点外，研究者们还从其它方面对李白家世问题进行了探讨。张书城《李白
先世流放焉耆碎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7年第3 期）一
文重点考查了隋朝在西域是否开辟过贬谪地。杨镰《李白身世的一个问题》（《唐代文
学论丛》1986年第7 辑）一文认为“咸秦”一词应指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
从以上归纳可以看出，在对李白家世的讨论中宗室说占的比重较大。而异族说的主
要依据是：《宗室世系表》中没有记载李白的家世；李白本人没有成为天宝元年宗正寺
隶入李氏子孙的诏赦对象；在李白自己的作品中对唐宗室的称呼非常混乱；李白的容貌
像异族；李白懂外国语。非宗室的汉人说的支持者往往赞同异族说的前两个论据而否定
后三个依据。实际上这三种说法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第二种说法是对第一种说法的全
面否定；第三种说法又部分地否定了第二种说法。家世问题又与出生地问题之间有着紧
密的联系：持宗室说者一部分赞同西域说一部分赞同蜀中说，而非宗室的汉人说的支持
者和异族说的支持者则一般赞同西域说。
三、入长安的时次问题
一千多年来，人们一般认为李白仅在天宝初年到过长安一次。王琦《李太白年谱》
以及詹瑛《李白诗文系年》都认为李白在关中写的诗篇是天宝初年的作品。
稗山在1962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发表《李白两入长安辨》，提出李白在开元
年间也曾到过长安，并描述了李白的行程，而且估计李白第一次入京时间约在开元二十
六年夏至二春之间。但此说提出后很长时间未得到学界响应。1971年郭沫若在《
李白与杜甫·李白的家世索引》中肯定了稗山的“两入长安”说，并认为第一次入长安
的时间在开元。
1978年以后，郁贤浩陆续发表《李白与陈垍交游新证》（《南京师院学报》
1978年第1期）、 《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同上第4期）、 《李白初入长安
事迹探索》（《社会科学战线》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1辑）等文， 肯定了稗
山的两入长安说以及郭沫若的开元第一次入长安说。此后不少学者撰文对开元年
间入长安说予以补充，包括谢思炜《李白初入长安若干作品考索》（《西北大学学报》
1983年第3期）、 薛天纬《李白初入长安事迹之我见》（《唐代文学论丛》总第5期）等
文章。
国内外学术界基本赞成“两入长安说”，但在李白第一次入长安的时间问题上意见
不统一。稗山提出开元二十六年说；郭沫若认为是开元；郭石山《关于李白两入
长安问题》
家族的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文化认同_论文 第九篇
集体主义是不是中国农村传统家族社会的一种价值取向？如果农民认同于“家族的集体主义”，那么，这种认同是否同的集体主义相耦合？本文的基本问题，就是通过村落家族的集体主义，揭示农民对文化认同的底蕴。
一、农民的集体主义情结：家族的还是的？
在传统中国农村，个人在礼俗关系上的位置由家庭规定，家庭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由家族规定。这种社会制度之所以得以运行，其文化根源就是农民对家族这种“家庭的链条”（chain of family）形成了集体主义的认同。科大卫（David Faure）用“家族”（lineage sociali）来形容家族的集体认同意识（David Faure and Helen F. Sui, 1995, 161）。
笔者以为，历史上的家族是一个集体行动的共同体。家族有自己的集体土地、集体财产、集体组织。家族在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家族集体利益认同为核心的家族文化主义。而无论是“家族”，还是“家族文化主义”，其实都是家族对集体主义利益的诉求。所谓家族的集体主义情结，就是家族在共同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中所形成社会共同体认同意识。
农民的家族集体主义认同具有深厚的经济与社会根源。家族集体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土地的家族集体私有制，这种私有制决定了家族成员之间的互惠、互助关系。家族与村落在地缘上的重合，使得家族是村落的，村落是家族的。血缘与地缘关系的糅合旅程到达了互为表里的程度，这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根脉意识的强化，使得家族成员之间的血脉亲情难以切割，这种文化心理是家族集体主义得以延续的心理基础。一个出生在村落的人，外出了，谋生的场所不在村里了，他与村落的地缘关系也许断了。然而，他的“根脉”仍在这个村里，他与父老乡亲的血脉关系不会因谋生场所的转变而割断。 在当代中国，国家以的集体主义来排斥和替代家族的集体主义。这种观念的正当性，追溯其源，就是现代主义对传统主义的否定。而这种否定，无论是孙中山以国族取代家族的“祖宗革命”，还是以三座大山为目标的“农民革命”，家族都被当作封建主义残余而成为革命的对象。在《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中，把家族定性为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这四种权力――、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1927，31）确定了党人对待和处理家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政策。认为，解决问题是解决其它三个问题的前提，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因此，“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1927，33）。
中国党执政后，国家建设首要目标就是建立和巩固经济制度。50年代的土地改革、打倒地主阶级、废除封建宗法制度，随后的互助合作、初级社、高级社直到公社等农村社会改革，都是同国家建设相统一的农业集体化运动。集体化后的农村，消灭了土地私有制，最终形成了生产资料“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农村集体组织，如大队党支部、生产大队、生产队等，控制着村庄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及其家庭，在经济上也就依附于集体组织。农村集体包办了一切，也就对农民的生老病死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戴慕珍认为，包括生产队内在的国家与农民形成了庇护-依附关系（Oi, 1989, 5）。农民对这种庇护关系的接受，强化了农民对国家倡导的集体主义的认同。作为传统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一切行为准则的中心是为了生存（刘金源，20xx，50）。而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农民庇护关系，符合农民的生存伦理。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尽管国家不断从农村转移资源到城市工业，但国家把保障农民生存作为这种资源提取的交换，由此换取农民对国家政策的服从。而且，的国家也在中国农村创设了不少公共福利项目，如“送瘟神”（卫生下乡运动）、“赤脚医生”、“返销粮”、“救济粮”、“五保户”等。这些社会福利项目建设目的，一方面是要体现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是培育和增强农民对集体主义的认同。
实际上，当制度能够不断创设公共利益、公共价值并把农民卷入其中的时候，的集体主义就能把农民从传统集体主义的文化认同中转移过来。从这个角度来看，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农村家族文化衰落的原因，不仅是国家建设的一个副产品，而且是农民生存伦理的找到了一条与国家建设道路相一致的实现路径。
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许多农村家族呈现出“复兴”态势。无论是对家族文化复兴持温和态度的人（钱杭，1998，193-204； 王铭铭，1998，247），还是对家族复兴持否定态度的人（陈光金，1996，437-441； 何清莲，1998，214），村落家族及其文化认同“卷土重来”之势谁也阻挡不了。那么，家族复兴的根源是什么？这种复兴与农民的集体主义认同又有什么关联？
在笔者看来，90年代中国农村家族复兴的实质，不过是农民对某种集体主义的追求，这种追求是自耕农式的小农谋求生存及安全的集体选择。而以包产到户为起点的农村改革，在保持土地公有性质不变的前提下，正在把集体化的农民还原成原子式的自耕农。由此形成的农村经济，既不是东亚国家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也不是传统中国农村的那种包含了土地家族集体私有的家庭经济，而是以土地使用权均分为特征的“小农村社经济“（温铁军，1999）。然而，这种小农村社经济结构，一方面改变了过去的那些庇护关系，同时也使得国家-农民关系成了“取”与“予”的直接利害关系。于是，农民对国家的认同，随着乡村干群关系的紧张化而弱化起来了。
当农民从过去的庇护关系中解脱出来，当农民不再能够从的集体主义中获得生存与安全保障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向家族，试图重建家族的集体主义来满足他们的生存理性和“安全第一”的伦理需求。显然，当代中国的乡村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任何不被认可的民间组织也缺乏自由发展的制度空间。而农民最熟悉的民间性组织，无疑就是家族。因而，随着农民对集体主义认同的削弱，招回的是家族的集体主义。这就是家族复兴的全部意义。
二、家族集体主义的功能及其变化
农民对集体主义的追求，使农业改造运动进行得很顺利，也使得家族成了一只“不死鸟”。那么，家族的集体主义究竟有什么作用，究竟能够给农民带来什么利益？这个问题值得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深入研究。在此，笔者只是举要而论。
1、集体主义的家族福利功能 历史上的家族，具有一定的集体福利功能，家族福利制度体现了家族的集体主义取向。过去，人们总是以族内阶级和阶级斗争来否定家族的集体福利取向。不错，家族内部是有阶级区分的，占有土地的地主家族在家族社会一般占据优势地位，地租收入也许来自本族缺地少地的族人。也就是说，族内剥削是个客观事实，这就是党打倒族权的正当理由。这个理由的假设前提，就是族权掌握在族内地主的手中。然而，对家族史的考察，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即族权并不总是控制在族内地主的手中，按照家族辈分制度排列的族内等级秩序不一定与族内财富分布秩序相一致。杨懋春的研究发现，农村的财富分布秩序总是变动的，富与穷都不过三代。因此，无论是富户还是穷户，家族都有可能为落魄者提供精神的物质的援助（杨懋春，1945，135）。
当国家还没有能力把农民纳入社会保障范围的时候，农民对家族集体经济的奉献与投入，不仅可以获得光宗耀族的荣耀，而且在建设自己的“保险公司”。因此在家族文献中，经常有族内富户捐献土地、银两的记载。例如，在南方一些家族集体主义兴盛的农村，任何一个族内地主所占有的土地都没有家族的集体土地多。在这样的农村，家族集体土地及其经营收入，为建立族内福利制度奠定了经济基础。这些福利制度包括，为族人子弟提供免费教育（塾学）并鼓励族人考取功名，为丧失劳动力的族人、老人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为缺地少的族人出租耕地（地租交给家族组织），为族人操办红白喜事等等。
的农村，家族存在的正当性还倍受质疑，也就不可能以家族的名义占有土地、经营企业以及其它生产资料，家族失去了为其子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和资格。目前，一般农村所面临的集体困局是多重的：一是农民不能从家族内部获得社会性福利，因为家族存在的正当性问题还没有解决；二是农民还没有资格享受统一的社会保障；三是农业集体化时期建立的农村初级社会福利制度衰败了，同时又没有重建类似的制度。在这样的农村，一当农民的家庭经济面临破产又得不到的援助，国家面对的将是农民的“斯科特问题”：一当农民陷入生存危机，站在国家面前的农民就不会是软弱分散的农民，而是为了生存而组织起来反叛的农民（詹姆斯?C?斯科特（1976），20xx）。
在中国的那些发达农村，一般都建立了比较全面的村内福利体系。在这些农村，例如深圳万丰村，村民享受的福利主要包括如下几项：第一是教育福利。村民子女上幼儿园、小学都不要钱，读中学每年村里给补助。青年人考上了大学，有的村包学费，有的村每年奖励4000元左右，还要进族谱的“光荣榜”，鼓励年轻人好学上进。二是养老与尊老。老人们每月可从村里获得100-200元的“零花钱”，村集体花钱把宗祠改建成文化娱乐活动室或文娱中心，老人们可以在这里看电视、拉家常、打麻将、下象棋，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三是合作医疗福利与公共卫生。不少农村，建立村医院或村诊所，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常见病（小病）实行个人负担30%，村集体负担70%；大病（如癌症、胸科手术等）。村里还设立了专门的环
民族主义_社会学论文 第十篇
作者：伯林 观念史宏富多端，无确切的领域，更看重确切性的各学科专家难免对之狐疑，不过，观念史有其惊喜与报偿，比如，当发现我们文化中某些常见价值远比想象的更为晚出之时。在中古时代，正直、诚挚就不是受到敬重的品性——事实上，根本就无人提起过；那时重视的是理论上的客观真理，追求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正确的东西。今人认为多样性是可欲的，一致性则是单调、沉闷、乏味的，于人类之精神自由是桎梏，如歌德形容霍尔《自然体系论》为“永恒的黑暗，如同死尸”［1］；这跟传统观念恰好相反，直到17世纪末，这观念还很少遭受质疑：真理只有一个，余者均归错谬。今天之信奉宽容，不是当作避免破坏性冲突的功利权宜，而是本质的价值；目前都在讨论自由与的概念，认为天才不受约束的意志可以挑战规则，蔑视任何层面理性的约束——所有这些在西方思想和情感的巨大变化中作用堪巨的因素，皆成于18世纪，它的后果体现在各种潮流中，于当今生活的各个领域也非常明显。这是一个宽泛的论题，本文不拟直接讨论，只提醒注意一个角落。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获得了迅猛发展。对此可做多种解释：自然科学突飞猛进、所向披靡，尤其是技术发明及由此而致的大规模工业生产，给生活和思想领域带来了革命性变革；新的国家、阶级和统治者兴起，并试图探寻自己的由来；古老的宗教和社会制度分崩离析，这既是文艺复兴、世俗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勃兴的原因，亦是其结果；这激起了人们对历史变化和新生事物的关注。历史研究，事实上是起源学研究受到空前。催生了一种社会生活在持续进步、至少总是在经历着变迁和革新的感觉。有充分理由设想，自然科学新方法既然能解释外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就也能解释社会的本质与规律。彻底发现这些规律，就能很好地解释过去、预言未来，把关于人类的预测从神秘的宗教先知、《圣经》启示的阐释者、占星术士和超自然玄学家手中解放出来，成为一门条理井然的知识学科。
这期望激发了新的历史哲学，成为社会研究的全新领域。新一代预言家习惯于声称，他们对过去与未来的陈述具有科学有效性。有很多是夸夸其谈，有时甚至是自大狂的想象或者根本就是玄思，不过他们所取得成就之值得敬重要多出一般想象。孔多塞未免过于乐观了，他预言将出现一门综合、系统的关于人类的自然科学，可以之终结懒惰、无知和非理性而致的犯罪、愚蠢和痛苦。在1794年的黑暗狱中岁月，他描绘了一个生动、美好的新世界，由知识和道德上获得解放的人把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组织而构建起来，一个各民族和谐的社会，艺术和科学不断进步，并实现永久和平。这当然是乐观过了头，不过，把数学、尤其是统计学方法应用到社会问题，则是一个重要的原创性预见。
圣西门是个天才，众所周知，他预言了技术官僚统治秩序的盛行，谈到了科学、金融和工业组织联合的趋势，于其中，生产者须倚靠科学家，新的宣传群体——艺术家、诗人、富于感染的新世俗宗教传道者——将取代牧师，缺少这个群体，工业社会将无常运转。他的门徒孔德呼唤、并预言一个权威式的精英阶层，以教化和控制理性但非、自由的社会及受过科学训练的公民。无需详尽阐述这预言之准确：技术与世俗宗教绝对权威的结合，在我们时代早已实实在在地变成了现实。那些相信在新启蒙运动中，应该将偏见、无知、迷信及其在非理性的、性的法律、经济、、种族和性别等制度中的具体表现应该一扫而空的人，他们的企望落空了。这不足以否定他们的洞见于引领西欧进入发展新道路的意义。这道路就是边沁和麦考莱所宣传的那种包罗万象的理性新秩序，这秩序困扰过密尔、托克维尔，亦为卡莱尔、迪斯累利、罗斯金和梭罗深恶痛绝，前此，18、19世纪之交的德国浪漫主义者亦对之多有批判。到了傅立叶，对贸易和工业罪恶的攻击连篇累牍，认为无限制的经济竞争导致惟利润是瞻的人肆意破坏或窃取劳动果实；他说，对广泛人类群体的集中控制导致了奴役和异化，他鼓吹消灭，要求用缜密的职业指导将情感纳入到理性轨道，使所有的欲望、才能、趣味沿着自由和创造性的方向发展。傅立叶此人确实有点怪异，这些理念却一点都不荒诞，事实上他所预言的很多东西现在都是常识。
托克维尔预测到的同等化将导致千篇一律，所有人都承认这不祥的预测料事如神，不管对他的药方作何看法，恐怕也没有谁会否认，卡尔·也凸显了预言独一无二的力量，不管这预言有什么错，却指明了他那个时代发挥作用的某些关键因素，他的同时代人对此基本无知——即技术变化与文化是相互依赖、权力集中与生产资料私有化、无情的工业化、大企业的兴起与全面发展之间也是互相决定的，初期阶段，社会和冲突激化不可避免。他也不无成功地揭示出掩藏在与道德、哲学与宗教、自由主义与科学面纱下的这些冲突最冷酷的表现形式、及其社会和思想后果。
这些都是些比较重要的预言家，预言家当然不止这些。才华横溢而任性的巴枯宁比其对头更精确地预言到一无所有的人必将揭竿而起，预感到这种情况更容易在那些大多数人仅能维持生存、任何剧烈变化都不会让他们有所亏失的国家出现——比如像和西班牙这样资本主义最薄弱、原始的农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地方，而不大可能出现在工业化水平最高、处于上升阶段的国家。因此，本世纪亚洲和非洲发生的巨大社会变动的原因，在他看来，太容易理解了。再进一步：诗人海涅在路易-腓力普王朝初期谈到法国时曾预见到，日尔曼邻居将在历史记忆、怨恨与形而上学和道德狂热的下，进攻法国，根除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将不受恐惧和贪欲的约束……就像徒，肉体的折磨享乐都不能改变他们”［２］，这些陷入迷狂的野蛮人将把欧洲变成一片沙漠。尔曾鼓吹国家，并且可以说预见到了这个混合制度——即当代的，叫它国家主义也好，国家资本主义也好，则在对哥达纲领的评论中对此进行了严厉批判。
十多年后，雅各布·布克哈特预言到军事-工业综合体必将控制没落的西方国家；马克斯·韦伯对官僚权力日益扩张坚信不疑；杜克海姆警告社会陷入失序状态的可能性；之后是扎米亚京、阿尔丢斯·赫胥黎、奥威尔的梦魇，当下看来，他们半是讽刺者，半是预言家。所有这些预言中，有的现在还停留在预言状态，有的则是某种程度上的现实了，最引人注目的是主义者和海涅所预言的新哲学野蛮人，他们控制了种族主义者和新的异教非理性主义者的想象力。19世纪还涌现了形形的乌托邦和预言，自由主义的、的、技术官僚主义的，最后还有那些满怀新式中世纪乡愁者的乌托邦，这些人向往着很大程度上是想象的远古礼俗社会——所有这些思想体系，时至今日，我们差不多是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所有这些精致、自洽的大量未来学和幻想中，却有一个怪异的空白，一个控制了19世纪欧洲的思想和社会运动，它无所不在、人人皆知，因此只需略加思量，我们就明白根本不能想象一个缺了它的世界：它有自己虔诚的信徒、势不两立的敌人，有、贵族、君主的派别分野，它给实干家、艺术家、知识精英和群众以灵感；奇怪的是，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曾预料到它会在未来扮演远为重要的角色。但不夸张地说，它当是今世界现有各种思想、社会运动中最强大之列，在一些地方还是唯一强大的运动；没有预见到的人则为此付出了代价，失去了自由，事实上是丧失了自己的生命。这个运动就是民族主义。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有重大影响力的思想家预见到民族主义的未来——毕竟没人明确地谈论过。唯一的例外或许是被低估的摩西·赫斯，他于1862年在《罗马与耶路撒冷》中强调说，犹太人肩负着把主义与民族性融为一体的历史使命。但这仅仅是告戒而非先知的预言，这书除了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外，恐怕没有几个人读过。
毋庸讳言：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支配了大多数国家在会议的行为，这种情况比国际联盟时代尤甚。不过我相信，这必将令19世纪的预言家们吃惊，而无论其思想和倾向。因为当时的绝大多数社会和观察家，不管本人是不是民族主义者，都普遍地相信，这种情感会逐渐衰亡。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被看成是欧洲的一段小插曲。大多数人渴望成为一个与民族边界一致的国家的公民、有同胞之感，这种欲望被认为是自然的，至少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这种历史-发展是民族意识发展的结果，亦是其原因，至少西方是如此。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感和，并不（恰当地说是在我看来）等于民族意识。
最起码自亚里士多德，归属于一个愉快的身份群体的欲望被看作是人类的自然需求：家庭、氏族、部落、社会等级、社会秩序、阶级、宗教组织、政党，最后是民族和国家，所有这些都是这种基本需求实现的历史形态。可能没有任何具体的形态对人类的生存来说，具有跟食物、住所、安全、生殖等需求一争高下的重要性，但是其中有些形态却是须臾不可或缺的，从柏拉图、波利比乌斯到马基雅维利、波舒埃、维科、杜尔哥、赫尔德、圣西门、黑格尔、孔德、及这些人的现代子嗣，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解释这些形态的历史演变。共同的祖先、语言、习俗、传统、记忆、长期地生活在同一块土地，这些就被认为构成了社会。这种同质性凸显的是一个群体与周边群体的差异，强调的是部落、文化和民族团结的存在，通过这一点，突出自己与信守不同习俗、具有不同历史或神话起源的群体的差异，且经常夹杂着对自己以外群体的厌恶或蔑视；民族国家身份就可以据此作出解释并赋予正当性。19世纪前，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
本页网址:
https://www.fwan.cn/mianfeilunwen/shehuilunwen/83951.html
热点排行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