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论文】导语，大家所阅览的这篇文章共有39244文字，由昌一小专心校正，上传于范万文网！社会，即是由生物与环境形成的关系总和。关于改革我国中学英语教育的思考_社会学论文十篇假如你对这篇文章有更多的感触，可以发表分享给大家！
关于改革我国中学英语教育的思考_社会学论文 第一篇
一、教育思想：变“以英语为本”为“以人为本”
二、教育目标：变“以掌握知识为主”为“以培养综合能力为主”
三、教学原则：变“以教师为中心”为“以学生为主体”
四、课堂模式：变“以教定学”为“以学定教”
五、评价体系：变“单一的终结性评价”为“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一、教育思想：变“以英语为本”为“以人为本”
新的《英语课程标准》在我国首次提出了英语教育要“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综合素质为本，以人的持续发展为本；培养的是一个具有健全人格又能持续发展的完整的人，而不是单纯着眼于他眼下掌握了多少个单词和句型。先成人，后成才，英语教育也同样责无旁贷地承担着这项历史使命。
多年来，许多教师用大量的事实证明，英语教学本身，不仅应该承担掌握语言的教学任务，还应该而且完全能够承担培养学生以下七个方面的基本素质和发展能力的教育功能。这七个方面是：思想品德、心理素质、思维品质、个性品质、文化素养、学习能力、社会能力。
思想品德
通过英语教学渗透思想品德教育，是教学大纲规定的重要的教学原则之一，也是一项英语教师长期以来研究探讨的重要课题。教学实践证明，通过英语教学能够渗透以下几个方面的思想品德教育：
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热爱集体、热爱劳动；遵纪守法、文明礼貌；行为准则、是非观念；关心他人、学会合作。
心理素质
与智商（IQ，Intelligent Quotient）相对应，美国心理学家戈曼提出了情商（EQ，Emotional Quotient）的概念。所谓情商，是指了解、控制、调整和激励自己的情绪，使自己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增强注意力和创造力的能力。
显然，戈曼所说的情商，大体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包括诸如兴趣、爱好、动机、态度、内驱力、情感、性格、毅力等在内的非智力因素。也相当于新的《英语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中提出的“情感”目标的内涵与外延（见第29页图表）。
戈曼指出，一个人要想成就事业，不仅要有一定的智商水平，更需要有较高的情商。情商是使智商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是应付波折，抵御挫折的动力。因此二者必须同时开发，交融并举，它们互补融合才能构成人的完整素质。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偏重认知活动，而忽略情感活动；只重视开发智商，而忽视开商，致使学生心理障碍严重，耐挫能力低下。顺利时忘乎所以；受挫时悲观丧气，严重地阻碍着智力因素的发挥。
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对学生进行兴趣训练、好奇感训练、情感训练、毅力训练、性格训练、注意力训练等诸方面的心理素质的基础训练。这样做，在语言方面，能够激励他们大胆进行语言实践，不碍口、不害羞、不怕犯错误，勇于矫正错误，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同时，在心理素质的铸造方面，也有助于他们逐步形成争强好胜，不怕困难、不怕挫折，敢于冒风险，敢于迎接挑战，勇于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对挫折和失败具有一定承受能力的健康完美的心理素质。
思维品质
语言既是思维的主要载体，也是思维的表现形式。英语语言教学与思维品质的形成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
在英语课堂呈现阶段，教师应该创设真实或模拟的情景，运用实物、模型、图片、动作、表情、身姿、手势等直观手段把抽象的、概念化的新语言变成具体的、形象化的、立体的直观影像呈现给学生，既达到了语言输入的任务，完成了理解新语言的功能，同时也发展了学生形象思维能力。
在语言操练阶段，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运用类似联想、对比联想、搭配联想和相邻联想等联想思维的方法来掌握和记忆单词和句子，既能事半功倍地学习语言，又能开发学生联想思想能力。同时，在该阶段，还可以引导学生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以及归纳与演绎、与综合、比较与概括、抽象与具体等抽象思维的方法来理解掌握句型和方法，以此来培养学生抽象思维能力。
在语言实践阶段，教师可以设计一些诸如读图对话、憧憬想象、打破定势、发散集中、新旧连接、矛盾辩论等话题，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或对子表演，以激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他们的灵感思维能力。
综上所述，通过英语教学应该而且能够训练学生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和灵感思维的方式和方法，培养他们具有广泛性、深刻性、灵活性、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维品质。
个性品质
长期以来，我国的应试教育过分强调共性制约，无论是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测试手段甚至试题答案都必须整齐划一。学生跟着教师走，教师跟着教材走，师生都跟着考试的指挥棒走，用这同一个模子塑造人才；一个标准、一个规格、强求一致，人人都必须进行求同思维，谁也不许越雷池半步；这些都限制了学生个性的发展，扼杀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他们成了循规蹈矩、人云亦云，被教师和教材牵着鼻子走的“小绵羊”和“书呆子”。
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性，而且个性素质包含并表现共性素质。因此，在发展学生共性素质的同时发展他们的个性素质，这是英语教学又一项教育功能。针对当前我国学生个性不强的弱点，更应该着重对他们进行个性素质和特殊才能的培养。
以思维方法为例，应该鼓励学生求异思维、发散思维、反向思维、逆向思维，敢于唱反调，善于用不同语言结构表达同一思想，以使他们在具有普遍素质的前提下具有自己的特殊素质，成为“全面发展加个性”或者“合格加特长”的21世纪所需要的人才。
文化素质
语言是人类文化的载体。任何一种语言的背后都隐含着使用该种语言的民族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沉积下来的文化底蕴。所以，学习一种语言，不仅要掌握这种语言的结构，而且还要了解该种语言所依附的文化背景，从而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丰厚他们的文化功底。
此外，我国长期应试教育造成过弱的文化陶冶，致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思想底蕴严重缺损，这
又使通过英语教学对学生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任务显得更为重要。
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了解世界各国尤其是英语国家的先进文化以及汉英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应该是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这就要求英语教学要把语言和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二者同步发展，并采取对比的方法，结合语言教学的内容，适时地介绍汉英文化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国民性格、礼仪习俗、家庭模式等方面的差异，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学习能力
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培养人才的周期远远滞后于社会对人才需求规格变化的速度。现今已经没有“管用一生”的一次性教育，只有“贯穿一生”的终生教育。那种在学校一次性“充电”毕业后终生“放电”的观念已成为历史。因为学习不可能一次性完成，而且一个单一的专业也很难应付未来复杂的社会需求。因此，学校教育只能教会学生学会学习，把开启知识宝库的钥匙交给学生。“授人以鱼，只供一餐之食；授人以渔，则终生受益”。掌握了学法，具有较高的学习能力，要比多记几个单词或句型重要得多，因为这将受益终生。
英语，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技能学科，更要采取科学正确的学习策略、方法和技巧，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因此，学习英语方法的培养和能力的形成，其核心是实践，实践，再实践。
学法决定教法，教法源于学法；反转过来，教法又影响学法，学法依赖于教法。只有教的有方，才能学得有法。教法与学法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双向关系。我们必须以学促教，以教示学，才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
据此，培养学法，必须从改进教法切入。教师在教授、语法、词汇等基础知识和训练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时，就必须充分尊重语言学习规律和符合学生的学习过程，不折不扣地贯彻以学生为主体，以实践活动为主线的教学原则，把课堂上大量的时间交给学生，引导他们进行大量的语言实践活动，并以此为主线构建英语课堂教学的框架结构。从而确保学生在学会英语的同时逐步学会会学英语，提高学习能力。
社会能力
现行《英语教学大纲》提出，要培养学生具有“为交际运用英语的能力”；新课程标准也规定，学生要具有“初步的交际能力”。
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胡文仲指出，交际能力是由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社会能力（Social Competence）构成。
社会能力，哈佛心理学家嘉纳称之为“人际智能”。他指出，人际智能是指认知他人、善解他人、关心他人并能与他人友好合作的能力。他还把人际技巧分成四类：领导能力、交友能力、解决纷争的能力和社交生态的能力。他还强调，与情商其它诸因素相比，人际智能是最为重要的一种能力。卡耐基曾说，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只有15％是他的专业技术，另外85％是靠人际关系的处理技巧。洛克菲勒也曾说：“与太阳底下所有能力相比，我将更多关注的是与人交往的能力。”
由此可见，培养社会能力，不仅是铸造一个人素质的需要，也是英语教学培养交际能力的需要。
英语教学，如果能够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活动为主线，以小组活动为主要的活动方式的原则，那么，学生便可在与同伴合作活动中训练自己的结伴交友、关心他人，群体组织、协商调解、团结合作的意识和能力。而这一切正是二十一世纪信息社会所需要的开放型、合作型、竞争型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教育目标：变“以掌握知识为主”为“以培养综合能力为主”
新的《英语课程标准》中关于课程的目的做了如下阐述：
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目的是激发和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语言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建立初步的语感，获得
“xx”与党的新型执政观_社会学论文 第二篇
陈家广
【作者简介】陈家广 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讲师（广东 广州 510515）
【内容提要】重要思想是中国党在对党的执政的思考中产生出来的；与此同时，在对重要思想的全面贯彻中，中国党又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的认识，并集中表现为对文明的推进，将对今后的国家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摘 要 题】党建天地•领导与执政
【关 键 词】/党的执政/权力/文明
【 正 文】
探索执政规律，是中国党在社会每一个具体阶段的重大课题。在21世纪的新时期里，中国党的重要思想，深化了党的执政观，这在探索执政规律的课题上迈开了关键的步伐，其执政理念举世瞩目。
一、对党的执政问题的探索引发了重要思想
执政是现代组织的追求目标。对于党而言，执政的深远意义在于：其一，执政是在领导夺取国家之后，领导掌握的方式，或者说是领导的内容之一；其二，执政要追求积极后果而避免消极后果，也即执好政；其三，执政是在各阶段的执好政基础上，在整个社会这一过渡性社会形态里的长期执政。
然而，由于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运动特别是党执政遭受到严重挫折。而在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由于“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在经历了初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之后，中国党的执政也面临了一系列考验，如经济犯罪、等。这与党执政的固有意义有着明显的差距。解决有关执政的问题，把党执政的根本要求有机结合于现实中尤其迫切。
面对严峻的形势，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国党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实践上，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第三代中国党人十三年来的执政，没有战乱、内乱和，这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党对重大事件的应对和处理是成功的，它不断推动执政目标指向的实现，执好了政，这给思考党的执政的问题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和有益的参考参照物。“十三年来的实践，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怎样建设，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1]
第三代中国党人成功的执政经验，推动了其理论的创新，形成了重要思想。这就是在提出了“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之后，又提出“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设问，从而引发和总结出重要思想。其论证的结构为：从历史上，重要思想是我们党赢得拥护、能够执政的原因：“我们党所以赢得的拥护，是我们党因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的根本利益。”[2](P2)从现实看，重要思想是我们党成为主心骨和领导核心、执好政的保证：“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的根本利益。[2](P152)从本质上来说，重要思想是我们党保持先锋队性质、长期执政的要求：“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的根本利益。”[2](P8)总之，“重要思想是对主义、思想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1]
二、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的认识
中国党在对党的执政的思考中产生出，又以为其执政衡量标准，剖析现实问题，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的认识。
首先是党的领导切实有效地覆盖社会和市场发展的广泛领域的问题。一方面，社会阶层结构多样化和人们精神生活的复杂化，党的领导要求扩大覆盖面。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以及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阶层，构成了中国特色事业的建设者。并且精神生活中除了精神文明外，“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市场经济活动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关系上来，容易诱发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内部矛盾的内容和形式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增加见识、活跃思想，但国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文化也乘机而入。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包括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会沉渣泛起。”[2](P59-60)而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的意图和其利用所谓、、自由、民族、宗教问题和、问题，勾结“分子”和我国境内敌对分子等向我国的发难，更是混淆了部分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中，发生了一系列与党的执政不相协调的问题：有些地方、有些基层处于放任自流的无组织、无管理、无状况，问题、怪事出来前无人警惕和察觉，出来以后也没有人报告、研究，迟迟得不到处理；有的企业在改革中，党组织涣散无力，放松群众工作，出现，领导手足失措。在思想工作上，则出现要真正把一些道理向干部群众讲清楚，把他们的思想统一起来有很大困难的问题。
因此，按照的要求，党的执政必须使党的领导切实有效地覆盖社会和市场发展的广泛领域，把的要求落实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去，加强国有企业、农村基层组织、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街道社区的党建工作，特别是要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建立党组织，更好地代表全体的根本利益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具体利益，“一定要使分布在全国各条战线、直接联系着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基层党组织，不仅能在平时改革、发展、稳定等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在遇到突发事件、面临各种风浪时也能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2](P11)防止“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情况；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要把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组织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2](P169)注意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和高知识群体、青年中发展党员。[1]
与此同时，党的执政必须做好思想工作。这在工作全局中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包括了要用宽广的眼光去观察把握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和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深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我国改革对思想影响和国际斗争带来的影响的认识，努力把的要求研究好、宣传好。
其次是对党自身建设的深化知识。按照要求，党的执政必须做到领导水平的“与时俱进”、努力克服消极现象和培养造就接班人。领导水平的“与时俱进”、努力克服消极现象事关执好政，培养造就接班人事关长期执政。领导水平和“与时俱进”就是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提高干部的主义理论水平的执政能力，以提高素质、优化结构、改进作风、增强团结为重点建设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以及不断健全集中制。这是一个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问题。努力克服消极现象，或者说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克服不正之风，惩治，则是一个突出的需要加快解决的问题。“党内确实存在一些同党的性质、宗旨不相符的突出问题。如果我们不下最大的决心加以解决，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些案件触目惊心，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警觉。90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内出现了问题。……我们现在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既有内忧也有外患，切不可掉以轻心。”[2](P72)
而对于培养造就接班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兴盛衰亡。中国的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就要看我们党能不能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2](P112-113)培养接班人，一要不拘一格，二要加强磨练，三要人才辈出；理论教育和学习是培养，基层锻炼是培养，使用也是培养，而且是更重要的培养。要把德才兼备、实绩突出和群众公认的人及时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三、以的新型执政观推进文明
“发展，建设文明”是当前我国生活的核心，其根本原则是党的领导、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党的领导、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中，党的领导是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因此，党的领导是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以重要思想为内涵的中国党的执政观，对党的领导进行了从理念到方式的时代性建构，
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 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_行政论文 第三篇
今年恰逢国家火炬计划实施十五周年，为进一步了解过去十多年来科技部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记者采访了国家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主任赵玉海。
问：请您谈一谈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取得了哪些历史性的突破？
赵玉海：自1985年以来，科技部联合有关部门，紧紧依靠地方，以企业为主体，通过实施863计划、攻关计划、火炬计划和建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全国构建了从高技术研究、工程技术应用开发，到产业化的工作体系。
1、通过构筑科技企业孵化培育体系，大幅度提升了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高新技术产业化要经历从种子期、成长期到成熟期等不同的阶段，要经历技术、管理和市场风险，而种子期是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最为脆弱的阶段。为了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能力，从80年代后期起，科技部先后推动了科技企业孵化器、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和软件、集成电路设计、生物技术、光电技术、新材料等专业孵化器的建设。这些孵化机构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科技人员创业提供场地、设施、、培训等服务，培育了一大批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全国已经有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近400家，正在孵化13000家科技企业，已有近4000家企业从孵化器中毕业，其中30家已成为上市公司。由科技部和共同建立的43家大学科技园，吸引了10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入园转化，目前正在孵化2200多家企业。近年发展起来的一大批专业孵化器，在提升孵化能力，提供专业化服务方面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2、通过建立产业化支持服务体系，形成了科技型中小型企业创新创业的平台。自1992年起，针对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点和高新技术化工作的薄弱环节，科技部加大了产业化支持服务体系建设力度。一是依托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和骨干企业，组建了110多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提高科技成果的工程化和产业化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累计转化工程化成果10500项。二是先后支持建立了846家生产力促进中心，通过为6万多家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和服务，使这些企业增加了300多亿元的销售额，为社会提供了20多万人的就业机会。生产力促进中心已经成为产业化支持服务体系的骨干力量。三是为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难的问题，1999年，批准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遵循公开、公正、竞争择优、规范透明的原则，四年来，从16200个申请项目中，择优支持了3700多家企业的具有较高创新水平的产业化项目，财政安排资金28亿元，吸收了地方和社会的资金276亿元，有力地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化，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四是联合有关部门共同推动风险投资机制的建立，吸引了境内外一批风险投资公司向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据统计，截止20xx年，风险投资额已达119亿元，投资项目超过1500个，促进了技术与资本的结合。
3、通过营造局部优化环境，高新技术产业化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基础仍比较薄弱，市场体制还不十分完善，特别需要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起来，形成局部优化的环境，以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需要。从1991年起，先后批准组建了53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年来，大量高新技术成果在高新区实现了产业化，为所在城市的新兴支柱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53个国家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过去十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0%，创造了近300万个就业岗位。20xx年，53个国家高新区实现技工贸总收入近12000亿元，就业人员294万人，创造税收640亿元，分别是1991年的137倍、21倍和164倍。高新区实现的工业增加值，1998年至20xx年3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5.2%，是全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期增长速度的3倍。高新区内产业上亿元的企业已从1991年的7家，发展到20xx年的1539家，其中上10亿元的企业有189家，百亿元的企业有10家。20xx年，在全球高技术产业出现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国家高新区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依然保持28%以上的增长率。国家高新区已经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主要基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力量。正如同志的精辟论断所指出的：“本世纪在科技产业化方面最重要的创举是兴办科技工业园区。这种产业发展与科技活动的结合，解决了科技与经济脱离的难题，使人类的发现或发明能够畅通地转移到产业领域，实现其经济和社会效益。”
4、通过制定产业化政策，形成了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良好环境。科技部先后联合有关部门了《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关于以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入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的暂行规定》、《关于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方式为国服务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股权激励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性文件，有力地推动了产权激励，知识产权参与分配、鼓励科技人员创业、鼓励外商创业投资发展和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等政策措施的形成。
在上述体系和环境的支持下，一批高新技术研发成果快速、畅通地实现了产业化，如程控交换机、北大方正激光照排系统、远大溴化锂直燃空调、地奥心血康等新技术产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
问：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赵玉海：今后二十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党的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关键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按照的要求，结合过去十多年的实践，今后我们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的主要思路是：
1、进一步加强科研计划和产业化工作的结合。按照的指示，科技部集中财力在“十五”期间重点组织实施了12个重大科技专项。这些科技专项涉及集成电路、软件、制造业、交通运输、能源、材料、农业等重要高新技术领域。完成后，将对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实现产业跨越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将进一步精心组织，加强管理，一方面要瞄准科技前沿，进一步凝练目标，突出重点，力争在关键领域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为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提供技术支撑。同时积极引入竞争机制，广泛吸引企业以及其它社会力量参与专项的研究开发工作，及时推进科技成果包括阶段性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努力形成新兴产业。
2、继续在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化环境方面狠下功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主要任务是营造环境。一是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针对落实中的难点问题，抓紧研究可操作的办法，重点解决激励机制问题、科技风险投资和担保问题以及促进科技中介机构发展问题。二是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大力发展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进一步增加数量，提高质量，重点发展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生物医药、新材料、光电子等专业孵化器。推动大学科技园建设、科研机构创业园、民技术产业园、留学生创业园等专门孵化器的发展。三是继续管好、用好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充分发挥基金的“种子”作用，引导社会资金增加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投资。
3、进一步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合作，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加速发展高技术产业，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必须充分发挥各有关部门和地方的积极性。科技部作为科技职能部门，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是赋予科技部的重要职能之一。我们将认真总结过去十多年的经验，不断完善已经形成的工作体系和机制，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继续大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合作，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于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及时转化的重大科技成果，我们将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以迅速实现产业化。
问：为加速推进国家高新区的“二次创业”科技部要加强哪些方面的工作？举措有哪些？
赵玉海：国家高新区经过十年发展，已经基本完成了初创阶段的主要任务，初步建立了适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市场推进机制，为实现高新技术产业更大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今后一个时期，国家高新区将通过“二次创业”，重点加强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大幅度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因为技术创新是高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未来高新区发展的支撑。目前，高新区内企业的创新能力与跨国公司相比总体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必须下大力气，努力缩小差距。二是进一步加强高新区的环境建设，特别是包括管理、服务在内的软环境。经过过去十年发展，相对于软环境，高新区在硬环境上已有很大的改观，但从发展的实际看，软环境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在未来“二次创业”中特别强调的。三是进一步加强开放，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应该说过去的十年，高新区是在一种开放的环境中发展的，通过开放，促进高新区的发展。未来我们要加大开放，在引进来的同时，也要走出去，包括更多的产品走出去，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到境外兴办加工企业，近距离地跟市场接触，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四是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集中优势，发展特色和主导产业。这也是兴办高新区的一个重要目的，通过产业的集聚效应，把高新区的优势进一步发挥出来。五是全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律的新体制、新机制，进而实现国家高新区的更大发展。
具体措施：
1、针对个别国家高新区在管理体制上出现的新问题，要按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加强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对高新区的支持和指导。
2、引导国家和地方科技项目成果在高新区实现产业化，我们通过建立对接平台，运用863引导资金和在现有的孵化器的基础上组建863成果转化中心等等，用这样的方式来引导、鼓励863
文化中国与第三世界处境_社会学论文 第四篇
一 现代性反思与文化中国
杜维明作为哈佛大学教授，并不是从解构角度谈论后现代后殖民文化，而是从建构的角度谈论后现代后殖民语境中的"文化中国"或"中国文化"。他在海外汉学界尤其是美国学界有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地位，正是在多元问题中的思考，使我们不可能不重视他的意见。
面对现代性问题与中国文化出路问题，使杜维明九十年代以来致力于"儒学第三期"的发展、"文化中国"以及"文明对话"的反思。尽管杜维明所讨论的大多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问题，但是他的问题和问题语境或知识根基，则是立足于当代整个世界文化发展或后现代文化大语境中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仍然有可能在现代性或后现代性问题层面上，看杜维明的文化忧虑和文化关怀意向。
反思现代化或现代性问题，成为杜维明思考中国文化与西方关系的重心：现代化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从西欧开始而发展到北美，然后散布世界各地的一个工业化、都市化、市场化和合理化的运动。有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有人认为现代化不一定是同质化，而应该充分注意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和社会的变革，而且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运动。杜维明据此指出："开发传统资源、累积社会资本和培养文化能力的工作非常艰巨，但非做不可。否则，现代化就变成了由技术官僚导引的、以市场机制为主的全球化。西方启蒙心态所发展出来的几个最大的弊病，一个是社会解体，所有人与人关系的组合，从家庭到社群甚至到国家，中间的纽带变得松弛，突出唯利是图；另外一个是伦理价值崩溃，没有了能够整合整个社会的润滑剂，各种形式的矛盾冲突加剧，也可能为、金钱创造条件；还有一个重大的危机，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的甚至到了不可以逆转的地步。" 这里，杜维明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现代化中的传统文化精神问题。在西方现代性中的误区后得问：中国文化精神中的和谐精神，是否可以对现代性中的问题加以融摄和解决？面对现代化和全球化进行中国文化建设，儒学思想在现代是否有新的发展可能性？这种发展可能性的前提是什么？其发展的形态和价值有何意义？
儒学是否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建立在儒学能否对西方文化所提出的重大课题作出创建性的回应的基准上。在杜维明看来，儒学不能只是停留在中国文化或东亚文化的范畴中，儒家传统一定要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科学精神、运动、宗教情操，乃至弗洛伊德心理学所讲的深层意识的问题，都是儒家传统所缺乏的，而又都是现代西方文明所体现的价值。这是中国现代化所必须要发展、必须要掌握的价值。如果儒家传统不能对其作出创建性的回应，乃至开出一些类似的崭新价值，那么连健康的传统价值都可能因异化而变质，更不会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事实上，杜维明紧紧地将中国儒学的创新与对西方文化的体认结合起来，使中国文化中所缺乏的发展因素能够得到全面补充，而不再是一味地空想超越而难以落到制度和实处。这样，科学与等就成为儒家必要的补充，并在的发展中有可能逐步获得整合、融摄、互补和创建。
面对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形态以来代沟现象严重的状况，杜维明认为，这种没有文化根源的青年文化，是容易漂流易变的。"他们有不同的价值，不同的运作方式，青年没有集体记忆，因为没有集体记忆，共识的建立就特别困难。建构共识的困难，还有另一个深刻的理由，即知识结构本身较为薄弱，这意味着公众领域私有化的倾向。" 现代青年文化的矛盾，实际上体现了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中所出现的矛盾，即传统、现代、后现代变成了一个连续体。后现代和传统有相当复杂的关系，其特色之一是集体记忆和集体文化记忆传统的综合，因此值得深切关注。在后现代语境中，不仅现代式的青年文化存在着代沟问题，而且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很多："该继承的不能继承，该扬弃的不能扬弃，该引进的不能引进，该排拒的不能排拒。" 以至于陷溺于自五四运动以来即自以为是的激进氛围中，包括儒家在内的"传统文化"已成为遥远的回响；在知识分子中起作用的"文化传统"不外是由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所塑造的"意底牢结"（ideology）。因此，面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挑战，儒家传统若不能作出创建性的回应，为人类社群当下的困境提出解决之道，那么儒学的发展前景必然黯淡。无疑，这种深厚的本土文化意识和价值关怀，使思想者面对思想价值流逝和思想新生代的变异时，感到深重的忧虑，对这种双重失语，当代儒学应有怎样的文化策略？
正是在这一思考的基点上，杜维明提出："多元文化各显精彩的"后现代"社会，儒家应该以不卑不亢的胸怀，不屈不挠的志趣和不偏不倚的气度，走出一条充分体现"沟通理性"的既利己又利人的康庄大道来。" 在这一总体思路中，杜维明进一步提出"文明对话"（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策略和"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概念。其中尤其以"文化中国"为影响最大，引发的争议最多。他认为，"文化中国"是从宏观的文化视域来理解广义的中华世界，是动态的过程。"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应除儒家传统外还有许多源头，因此儒家传统的意义不能涵盖"文化中国"。杜维明倡导的"文化中国"，从深层次看具有相当的文化忧虑，即对中华文化的前景的深层考虑。在他看来，"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如此薄弱，而价值领域如此稀少，和近百年来儒家传统在中华大地时乖命蹇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并不坚持唯有光大儒学才能丰富’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才能开辟’文化中国’的价值领域。但我深信，重新确认儒家传统为凝聚中华民族灵魂的珍贵资源，是学术、知识和文化界的当务之急。" "文化中国"的提出，在当今世界学术界引起普遍的反响，使人们面对中国文化时，关注文化中国的多种层次和多种力量的交错，同时对文化中国在新世纪的发展保持关注。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文化中国将研究汉学的洋人也包括进去，使"中国"的含义过于膨胀。
在西方经历过现代甚至进入后现代时代时，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将社会资本作为制度的条件之一。杜维明最近提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文明，不仅要发展"经济资本"，而且要发展"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表面上看起来是无形的，却也有一定的机制，基本内涵是通过沟通，通过讨论、辩论，社会各阶层形成交往机制，在这种交往中，各种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假如这个社会只发展了经济资本，而没有形成深厚的社会资本，矛盾冲突就会阻止社会，特别是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以为，杜维明在布迪尔社会象征资本理论的启示下，提出重视"社会资本"的看法，颇有新意，不但可能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获得同步谐调发展，而且能够发掘出传统文化中原典儒家富有生命力的至今仍然存活的文化精神。
尽管杜维明没有将后现代社会形态和后现代文化特征的探讨作为自己研究的中心，但是他在研究中始终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知识背景提出来加以考虑，使得他的研究具有相当的新的角度，不是一味在传统的范围期望"由内圣开出新外王"，而是有坚实的当代世界人文社科视野，为中国文化乃至文化中国开出新世纪的新图景。在这个意义上，杜维明在20世纪风云中的的学术转型性创造的观点，尤其值得当代学者深思。
二 "吃饭哲学"与"儒家第四期"理论
作为中国著名学者，李泽厚在八十年代曾对中国思想界起了重要的作用。九十年代初到美国后，在海外有一定的影响。李泽厚的思考大抵属于中国现代性论域，虽然未曾直接讨论所谓后现代话语，但这不等于他未对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进行思考，更不意味着他在九十年代的问题意识不包含后现代氛围中的问题意识。
李泽厚八十年代在主体论基础上提出"人类学本体论"，而在九十年代则提出"吃饭哲学"。认为"首先是物质生存，要使人活着，包括衣食住行和寿命，这就是历史的基本要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是精神的东西。我认为这个基本事实，被很多学派、很多学者所忽视，而这正是所注意的。包括西方主义，他们忽略了物质基础，不懂经济，老搞文化批判。所以我讲要回到经典的主义，坚持我的吃饭哲学。"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李泽厚不再坚持人类学本体论，而是从更为基本的层面上总结了中国20世纪话语和思想文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物质生存优先论。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反省，也是对西方现代性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反思。
对九十年代的问题，李泽厚不同意有人贬低八十年代而指责八十年代浮躁，认为，从学术、思想、对社会的影响来看，八十年代相当不错，至少不差于九十年代。"九十年代有两大思潮，一个是自由主义，另一个是民粹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理论上的根本弱点，是缺少历史性，以原子式的个人基础为本位。但哈耶克本人就是反对原子
美国文学的使命书——《道格拉斯自述》的阐释模式_社会学论文 第五篇
——《道格拉斯自述》的阐释模式
赵白生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 100871
【内容提要】在《文学超验主义》(Literary Transcendentali)中，劳伦斯·布艾(Lawrence Buell)指出，预言的冲动，为自我而新造自然，用第一人称言说，是美国文学史的3个主导母题。笼统地说，这个论断似乎不错，但落实到具体的族群，它好像忽略了美国文学中一支越来越重要的主力军——黑人文学，即非美文学(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在非美文学中，特别是早期的奴隶自述里，种族的使命意识一直是一条主线。本文以《道格拉斯自述》为个案探讨黑人文学的使命书模式，并指出该自传的3个阐释策略：制度的系统定性，传记事实的类型归纳和象征性自我的打造。
【关 键 词】使命书/制度/象征性自我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xx)05-0052-06
制度是文明的拳头产品。制度的建立有一个过程，血与火的洗礼，利与害的冲突，爱与恨的激荡，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对制度的建立者来说，他们的制度是天经地义的，但制度的挑战者没有一刻不在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向制度决裂。革命，遏制不住的罗曼蒂克，它的不朽引力来自没有遮掩的血淋淋的格斗——制度与自我。把制度与自我捆绑在一起的人，往往怀有一种终极关怀。终极关怀的具体表现就是把自我投身于一项事业。在事业的感召下，他们义无返顾地把自传书写成一部使命书，或建立完善某种制度，或破坏某种制度。层出不穷的帝王传，卷帙浩繁的圣徒传，洋洋洒洒的烈士传，无一不把一个个曾经活过的血肉之躯升华为泣鬼神惊天地的纪念碑上的浮雕。《道格拉斯自述》也不例外，但它的经典性表明，它把自传作为使命书的各种阐释方式推向了极致。
制度的系统定性
表面上看，制度的合理性和制度的合法性是两回事，互不相干。前者更多地牵涉到道德的问题，后者纯粹属于法律的范畴。但从制度嬗变史的角度出发，制度的合理性和制度的合法性常常会互为因果，并不是井水和河水互不相犯。合法地位的确立，一成不变逐渐演进为僵化，久而久之制度就会束缚变动不居的发展，暴露出它的不合理性。对合理性的质疑，甚至谴责，往往会成为对合法性挑战的先声。当制度性变得穷凶极恶时，它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导火线，随时会诱发大规模的行为，促成其合法性的死亡。
道格拉斯是历史的宠儿。身为黑奴，他经历了美国内战，亲眼目睹了奴隶制度的死亡。更为重要的是，他是这一制度最有力的掘墓人，因为他的一生主要致力于对奴隶制的道德谴责。事实上，在林肯总统把奴隶制的不合法性公布于世之前，道格拉斯已经用他的如椽大笔从根基上动摇了这个制度的合理性。檄文之一就是他的自述。
在《道格拉斯自述》里，道格拉斯坦陈，他大量的演说和不倦的著述都离不开一个目的——“我的同胞们的事业”(the cause of my brethren)。(注：Douglass,Frederick,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an American Slave.ed.Benjamin Quarles(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1960 ),p.153.)在自传的结尾处，他曲终奏雅，再一次重提自己的作传动机：
我真诚而郑重地希望，这本小书能对人们认识美国的奴隶制度，并对促使千百万在水深火热中的兄弟得到解放这一快乐的日子早些到来，多少起点作用。只有全心全意地依靠真理、爱和正义的力量，他们才能得到解放。为了祈求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得到成功——我庄严地保证要重新把全部力量投入这场神圣的事业，——我特亲笔签名如下：
弗烈德里克·道格拉斯
1845年4月28日于马萨诸塞州林恩(注：道格拉斯：《道格拉斯自述》，李文俊译(：三联书店，1988)，第121-122页。)
在“同胞的事业”和“神圣的事业”面前，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一贯谦卑。这种谦卑和他对自己使命的清醒认识是一致的：“暴露等级制度的荒谬，并在某种程度上把人从它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是我的一部分使命。”(注：See Rebecca Chalmers Barton,Witnesses for Freedom:Negro Americans in Autobiography(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48),p.174.)限定词的使用，显得低调，有分寸，它既避免了那种把“同胞的事业”放在嘴边的伪崇高，又没有“神圣的事业”光环下的蹈空感。道格拉斯不着痕迹地把制度和自我粘合在一起，但从他一生的经历来看，上述种种承诺确实是他使命的全部，至少《道格拉斯自述》如此。
道格拉斯专家夸尔思认为，“《自述》最鲜明的特色或许是道格拉斯泯合论点和事件的能力。”(注：Quarles,Benjamin,ed.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
【关 键 词】,an American Slave,p.xvii.)古得温指出，“道格拉斯的《自述》之所以至今魅力不衰，其原因在于它的叙述和话语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书中的叙述把他作为奴隶的经验个性化了，而话语则把这种经验普式化了。”(注：Goodwin,James,Autobiography:The Self Made Text(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3),p.49.)夸尔思和古得温虽然用词不同，但从他们的举例里可以看出，他们的看法大同小异。道格拉斯擅长用故事来阐述他的观点，换言之，《自述》的长处在于对作为奴隶经验的各种事件的阐释。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道格拉斯对奴隶制的阐释的话，这个词无疑是“残酷”。“窒杀灵魂”是他给奴隶制的另一个归纳。读完几起血淋淋的事件之后，读者很容易接受道格拉斯的结论，但《自述》不同凡响的地方是，它不但把定性阐释跟事件叙述密切挂钩，以免流于凿空之论，更为关键的是，在这百页左右的自述里，他对制度的定性却具有惊人的系统性。
首先，他从最基本的家庭关系入手来揭露奴隶制的灭绝人性。母爱是人性中最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部分，可是奴隶制却与人类的这一天性格格不入，根本无视母爱的存在。当婴儿被生下来的时候，奴隶主常常采取母婴分离的措施。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疏远家庭关系，从而使奴隶成为“畜生”，纯粹意义上的工具。然而，母爱是遏止不住的，总是不放过任何表达的机会。据道格拉斯回忆，他的母亲只能在晚上来看他，因为整个白天她要在地里干活。即使如此，在他的记忆里，他一生只见过他的母亲四五次，因为奴隶主的鞭子随时有可能给每一次见面留下血的记录。由于他自幼没有享受到多少母爱，母亲去世时奴隶主又不让他们母子见最后一面，所以他对母亲的死亡反应木然。奴隶制的人为障碍确实起到了它预期的效果。
母子关系如此，父子关系更暴露出奴隶制的惨无人道。道格拉斯对自己的父亲是谁一直蒙在鼓里。由于母亲的早逝，他连父亲是谁的线索也失去了。通过道听途说，他得知他父亲就是他的主人。这一事实是真是假，他无从判断。但从当时的某些习俗来看，道格拉斯比较倾向于相信这个事实。因为奴隶主为了满足自己的，同时又为了增加自己的私人财产，在“不少情况下，奴隶主对他的奴隶都有着既是主人又是父亲的双重身份”。这样的黑奴日子更不好过。他的女主人随时想消除这块心头之患，其结果，
主人为了尊重白人太太的感情，往往不得不把这一类的奴隶卖掉；一个人把自己的亲骨肉卖给人口贩子，这种事谁都会觉得残酷，但是他这样做还往往是从人道出发；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他就非但不得不自己鞭打亲骨肉，而且还要站在一旁看他的白皮肤的儿子捆上皮肤稍深的兄弟，将凝着血块的鞭子往兄弟裸的背上抽去……
卖亲骨肉是“残酷”的，可动机却是“人道”的，残酷的人道，人道的残酷，这是奴隶制固有的悖论。所以，道格拉斯说，奴隶制“不认父亲”。(注：Douglass,Frederick,Life and Times of Frederick Douglass(New York:Collier Books,1962),p.29.)
奴隶制最令人发指的地方是它对老外婆的处置。道格拉斯的老外婆一生坎坷，饱受。她一手把自己的主人带大，最后还为他送终。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她为主人生了12个儿女。孙辈、重孙辈更是难计其数。可是当老外婆年老多病时，这么多儿孙却没有一个被允许留在她的身边。更有甚者，她竟然被遗弃在野外的森林里，在孤寂中惨然地死去。对此，道格拉斯义愤填膺：“如果说在我的经历中有一件事比任何别的事都更能加深我对奴隶制邪恶本质的认识，更能使我对奴隶主充满难以言喻的憎恨，那就是他们对我可怜的老外婆的忘恩负义了。”(第50页)
可见，奴隶制对家庭关系是全面的摧残。它不但给它的受害者以心灵的重创，也同样玷污了这个制度的受惠者的品质。暂且不谈它的最大受惠者种植园里的奴隶主，就连偶然接触到奴隶制的城市白人，也会因此而逐渐丧失人性。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他在巴尔的摩的女主人。道格拉斯刚到巴尔的摩时，他觉得女主人对他来说犹如天使。她善良，和蔼可亲，平等待人。她还意想不到地给了道格拉斯一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礼物。她把ABC教给了小道格拉斯。可是一旦在丈夫的开导下，意识到一个有文化的奴隶最靠不住，她就立即判若两人。她不但不再教道格拉斯识字，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剥夺道格拉斯任何学习的机会。对于女主人的这种大转变，道格拉斯毫不迟疑地把这笔账算在了奴隶制的头上：“蓄奴制很快就显示出自己有能力败坏她这种天使般的品质。在这种制度的影响下，她那柔软的心肠变成了铁石，羊羔般的禀性让位给母虎似的凶狠。”(第40-41页)
当然，奴隶制的最大罪恶是视奴隶的生命如草芥，任意践踏。确切地说，一部《道格拉斯自述》就是一部血淋淋的黑奴鞭挞史。由于赫斯特阿姨违背了主人的意志，晚上去同情人幽会。被发现之后，她被剥光衣服，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她那撕裂人心的尖叫声成了种植园的“小夜曲”。玛丽只有14岁，可她的外号叫“小挨刀的”，因为她的身上布满了溃烂的创伤。命运比赫斯特阿姨和玛丽更惨的是道格拉斯妻子的一个表姐。仅仅因为过度劳累，晚上没有听到婴儿的哭声，她就被她的女主人黑克太太打断了鼻梁和胸
走近人道精神的民族文学中的文化身份意识_社会学论文 第六篇
【 作 者】刘俐俐
【作者简介】刘俐俐，女，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地址：天津市，邮编 300071。
【内容提要】通过考察中国当代民族文学中文化身份意识的淡化乃至被遮蔽，经由觉醒到深化等阶段，以及这样的主体变化过程对文学的复杂影响，我们发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中包含有意识，并演化为自蒙追求；民族文化身份中文化因素从单一向多重的综合将成为趋势；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性作为一种始终存在的力量，制约着民族文学文化身份意识的人道追求的必然性。这三个方面所形成的合力，是可以避免单纯的身份，而延伸出差异意识乃至建立人道的。民族文化身份作为一种边缘性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 要 题】理论新视界
【关 键 词】民族文学/文化身份/人道精神/身份
【 正 文】
在后殖民理论对族裔问题和文化归属问题的思考中，文化身份问题浮出历史的地表，其所激发出的灵感，不仅是作为一种研究路径被引入文学研究，而且激活了第三世界和前殖民地国家的作家和人文学者的民族意识。但是问题也相应地被提了出来，即文化身份意识有可能走向单纯的身份。所谓的身份是以确立自己的身份为目标和原则的组织行动。在爱德华·萨义德看来，身份和人道的关系是，身份是维护被压制的身份所采取的第一步抗争，但它本身并不是抗争的目的。抗争的目的是实现人道主义，所以只有人道才具有解放意义，它的终极价值是身份所不能替代的。所谓人道，后殖民理论认为，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淡薄是从改善人的生存处境的目的出发；其二，它不仅是社会改革的基础，而且更负有“启蒙”的任务，具有“启蒙”的意义。所谓差异意识，也是后殖民理论中一个有价值的思想，之所以强调差异，是为了避免简单地以逆反二元对立论来强调第三世界相对于第一世界的特殊性，从而再度落入殖民话语的逻辑控制之中。强调差异是从人道主义出发，为了人道主义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岂止是在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关系上有差异，其实，差异存在于多种生存领域，只有意识到差异的普遍性，才能产生普遍性的批判和对抗意识，人道才能形成。文学中美学意味的生成主要来自于对人的精神追求的艺术描绘和传达，来自于对人的精神家园的勾画和期盼，从总的目标上，与人道是同一的，因此，对于民族文学中广阔的有价值的审美空间的形成，人道和差异意识是不可或缺的东西。
考察和研究民族文学中文化身份意识及其所发生的复杂作用，包括其能否避免身份及其可能的走向，当代中国民族文学是个极好的考察和研究对象。在诸多民族中笔者选取藏族文学和蒙古族文学为个案。首先，这两个民族特色鲜明、居住相对集中，聚集区一个是雪域高原，一个是辽阔的草原，独特的自然条件和文化氛围对文化身份的形成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其次，这两个民族的文学发展，包括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有可描述的丰富对象和基本水平；再次，这两个民族文学的主体部分大都有双语背景，并且基本用汉语写作。
一、当代中国民族文学中的文化身份意识的历时性描述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又可译作文化认同，是特定文化中的主体对自己文化归属和文化本质特征的确认。文化身份认同是与人的现代性分不开的。在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年里，身份问题一直没有成为社会成员对自身利益、自我建构和社会关系位置的自觉主体意识。而民族文学的文化身份意识更加淡薄乃至丧失，自然地在后来的文化环境中就有觉醒、恢复等阶段。淡薄乃至丧失的第一阶段除外，第二和第三阶段其实也是共时性的现象。本文将纵向描述，旨在勾勒出一个框架，以便进行比较性的描述。因而本文在归纳中是有比较的，在比较中描述出各民族文学的复杂性。
1.文化身份意识淡薄乃至丧失阶段。新中国之初，少数民族作家是在民间文学的营养滋润中走向文学的。民间文学给予了他们文学的热情和才华，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扎拉嘎胡、乌兰巴干、朋斯克等，还有用双语写作的敖德斯尔等，都描述过自己这样的文学背景。敖德斯尔说自己“生在一个文盲家庭里……上了中学，还不知道什么叫文学，……我所接触的唯一文化生活，就是那唱不完的蒙古民歌和充满浪漫色彩的蒙古民间故事以及拉四胡的民间艺人说唱的各种演义。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间文学，给了我奶汁一样的营养”。（注：吴重阳编：《敖德斯尔研究专集》，内蒙古出版社1985年版，第73页。）扎拉嘎胡也说自己在童年和幼年时期，经常通宵达旦地听蒙古民间说唱艺人演唱《蒙古秘史》和蒙古民间故事。这些民间文学所培育起来的初步文学修养和热情，成为动力，推动着少数民族作家汇入当时共同的文流中，而这个文流的基调，就是经过第一、二次文代会所定下的描写的新生活，描写新人。应该说，这个基调与全国各族对新中国的欢欣、对新生活的热爱和憧憬是相契合的。历史进程的共同性使少数民族作家自觉把用艺术表现新中国共同历史任务和历史境况引以为己任。比如玛拉沁夫就认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应当写以歌颂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作品。”（注：转引自托娅、彩娜：《内蒙古文学概观》，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页。）于是，历史的特定条件以及这一代作家自身的情感积累和指向，自然地使他们淡化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
因为文化身份意识的淡薄乃至丧失，少数民族作家民族的审美视点与汉族作家取得统一，即“看他”，所谓的“他”，固然也可能是民族的生活，但是审美指向和寄托却不是民族的，不是民族自己的独特诉求，而是当时中国总体生活中所共同的追求和情感。比如敖德斯尔写于1962年的《撒满珍珠的草原》，通过草原上推广人工配种细毛羊这一新生事物，展开了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冲突，并在这样的冲突中渗透进阶级斗争因素，表现的是阶级斗争、干部的工作作风、党的正确领导等。扎拉嘎胡的《草原的早晨》，是作家深入包头钢铁基地，有感于第一代蒙古族工人、冶金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干部的忘我的劳动、主人翁精神而写作的，可以说，这是当时整个新中国生活的横断面，创作基点与汉族作家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时，尹虎彬曾提出，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写的是当时写得滥熟的阶级斗争题材；这类小说之所以在当时受到好评，是因为它适合了模式的小说热。它们大都是他民族（汉民族）生活在本民族生活的投影；作家在本民族生活中所关注、所提炼的恰恰不是该民族特有的、带有某种本质性的生活意蕴，而是寻找一种与汉族、与流行的看法相契合的生活表象。他们不过是证明在汉民族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诸如阶级敌人破坏生产、落后人物的转变、先进人物的斗争精神等，在少数民族中也同样存在”。（注：尹虎彬：《从单重文化到双重文化的负载者》，《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6期。）当代藏族文学是以20世纪50年代解放为开端，新旧时代的分水岭由此确立，因为这是以外来先进之力了一个落后制度，和平解放、改革、神王统治土崩瓦解，继之而来的是方面全新的输入。解放之初文学创作主要是由进藏解放军的文学家们所承担的，他们的文化身份是汉族文化传统的军人，如徐怀中、高平、刘克、杨星火等。至于藏文新文学，其历史很短，藏文新文学无传统可循，藏文文学作者即便有很深的自己文化身份的意识和情绪，也因语言的隔阂而无法为我们所知。而用汉语写作又明显具有藏族文化身份意识的藏族作家，则在20世纪80年代才崛起。因此，在民族文化身份淡薄、被遮蔽的阶段，藏族文学基本是个空缺。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中情形也与前述的蒙古族文学大致相似。
从宏观来说，这样的所谓“看他”在客观上造成一些民族审美情感的流失，各民族文学之间众语喧哗、可以相互交叉检验的总体文学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2.民族文化身份意识觉醒阶段。民族文化身份意识觉醒的客观因素很多。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中的民族政策，宽松自由的宗教环境，生活领域的扩大等是社会性的因素。人文方面的因素可能在于全国文学格局中的文化寻根思潮，探寻久已消逝了的民族文化之根的追求给予文学的灵感，在民族作家那里，则促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身份对于探寻自己之根的重要。另一个因素是西方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的质疑和解构，尤其是后殖民理论介绍到本土后，人文知识分子意识到了以往东方在西方视野中被规定为“他者”的严峻处境，这给予民族作家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思考民族地位的眼光和视角，民族文化身份意识开始觉醒。
觉醒后的民族文学书写从“看他”转向了“看己”，所谓的“己”，意思是开始正视自己本民族的存在，正视民族心理的历史变化，包括开掘自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剖析本民族文化心理、追寻民族文化之根等，还包括赞美性的描绘、审视式的反思和质疑，乃至探询本民族在当下的心理走向等所有方面在内。
1984年蒙古族小说家白雪林的《蓝幽幽的峡谷》，被蒙古族文学批评家认为是蒙古族文学中文化意识觉醒的标志。是“后草原小说”（注：“后草原小说”的提法来自蒙古族文学批评家黄薇的著作《当代蒙古族小说概观》（内蒙古出版社2000年版）。）的开始。小说着意刻画了牧民扎拉嘎，他本来是敢于向蛮荒和权势斗争的硬汉子，可是却在怯弱贪婪而又善于使阴耍赖的塔拉根的步步挤压下退却忍让。传统伦理中的利他原则变成了软弱。这是蒙古族小说里第一次写牧民（扎拉嘎）精神和性格的负面——懦弱、委曲求全，而且从风格上也出现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因素和成分减弱乃至衰微，增添了缠绵、哀伤、幽怨、惆怅的阴柔气息。小说风格的变化仅仅是外在征候，内里的根本是文化身份意识促使作家体验和反思本民族文化的积弊与弱点。
与反思民族文化同步的还有对民族精神的张扬。被认为是1990年中国短篇小说精粹的蒙古族作家雪波的《原野上走着一个罗锅》，以浓厚色彩的东北乡村为背景，刻画了一个叫奥根宝的孩子，在艰难的环境
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之回顾与前瞻_社会学论文 第七篇
一、语言特色与技巧研究
关于《孟子》的语言特色，一般认为与《论语》基本相同，属语录体，而多由对话所组成，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但比《论语》更有文采和富于气势。柳存仁认为，《孟子》之“记言文字，极见流利丰畅。”（P70）刘大杰认为：“孟子的文章不仅文采华赡，清畅流利，尤以气势胜。”[4]（P83）谭家健发表于50年代中期的《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一文[6]对孟文语言艺术特征作了细致而独到的，认为：孟文语言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便是明白晓畅”，这是因为它不事雕琢，不用生僻的词汇和蹩扭的句法，加之善于精工刻镂，精辟准确地使用词汇，平实浅近，干净利落，“有一种爽朗明快的风格，给人朴素自然的美感”。谭氏并由人物语言入手，了《孟子》的人物形象，认为孟文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生动而复杂的孟子形象，他具有“豪爽直率、泼辣大胆的个性”，“锋芒毕露、痛快淋漓的风格”，“基本上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作为议论散文，既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无法描写繁复的活动，主要是利用个性化的人物语言，通过孟子自己说的话，“塑造一个栩栩如生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在50年代初中期人们大多只注重诸子散文思想内容的评判，而忽视其艺术特征探究的背景下，谭氏之论引人注目，而由人物语言入手? 盐章鬯瞪⑽闹械娜宋镄蜗螅嗔钊硕课恍隆Ｑ罟魅衔睹献印返摹坝镅匝辖鞫鞒穸垌Ф钢拢谏美钡挠镅灾校髀蹲徘苛叶拭鞯母星椤保埂懊献拥男愿窕钕衷谥缴稀保佣浞值乇硐至嗣献拥母鲂蕴卣鱗7]（P354）。一些研究者从修辞技巧运用的角度了《孟子》散文的语言艺术。罗星明撰文认为孟文大量地使用排偶句式、重复对比以及实词、虚词的交错搭配，使语言既简洁精炼又概括性强，“以准确、凝练的语言来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8]章沧授认为孟文通过书面语的口语化、引俗语入文、释古语通俗化等方法，形成了“平朴自然，开口见心”的语言艺术风格；加之“具有自如娴熟地驾驭语言的技巧和能力”，从而“准确凝练，辞简义丰”[9]。边家珍也指出《孟子》具有“高超的表达技巧”，其语言“晓畅明白，通俗易懂，确如泛舟中流，优游自如”[10]。贺友龄《漫话〈孟子〉的语言风格》[11]，联系具体作品了孟文“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段”，认为《孟子》文章朴实通俗而不粗浅俚俗，是因为其极重视“文采”，从词语的锤炼，到句式的选择，以至篇章结构的安排，都是“极见功力的”。此文颇有深度，立论平实而新颖，在孟文语言艺术研究方? 娼嫌刑厣档米⒁狻?/P>
孟子生当战国中期，激烈争辩的现实需要和策士纵横文风的沾染，使《孟子》与《论语》的“慎言”间拉开了距离，而呈现出雄辞激越和气势磅礴的风格。鲁迅精辟地指出：“孟子生当周季，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妙。”[12]张振镛认为：“大抵孟文以闳肆胜。”[13]（P26）郑振铎认为，孟文“沾了战国辩士之风”，因而“辞意骏利而深切，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钱基博ii认为：“儒家之文，至《孟子》而极跌宕顿挫之妙。”[15]（P33）均含有对孟文由“繁辞”而形成的语言风格认识的意思，对此研究者多从修辞的角度作了探讨。谭家健认为，孟文喜欢运用排偶的句式和反复重叠的句型，“使文章的如长江大河，浪头一个接着一个，造成浑灏流转，滔滔不绝的壮观”[6]。李泽厚指出：“孟文以相当整齐的排比句法为形式，极力增强它的逻辑推理中的情感色彩和情感力量，从而使其说理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16]（P60）贺友龄具体地了《孟子》遣辞造句方面的特点，认为其“行文中那种铿锵顿挫的音节，排散结合的错落句式，使人读来朗朗上口，有一种鲜明的节奏性和优美的音乐感，使人感到作者笔端凝聚着的，使人受到感染，受到启迪，使人得到一种美的享受！”[11]章沧授把孟子散文的语言风格概括? 捌瓢蹴纾劢∮辛Α保浔硐钟腥?、语句排比而起，连贯成篇，“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2、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列尽事理，千言不穷；3、居高临下，势如破竹，水到渠成，迎刃而解[9]。侯爱平、吕玉玲《论〈孟子〉和〈战国策〉说辞的共同特色》一文[17]通过二者的比较认为，战国时期以“辩”为特征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二者语言上的共同特色，一是善于揣情摹意，引人入彀，以利害打动人心，二是体现出文学性与逻辑性相统一的特色。文章着眼于二者之“同”，而忽略了光明正大的孟子之文与“逆探巧合”的纵横家言之“异”，而二者的貌合神离正是孟文语言艺术特色之所在。
善譬巧喻是《孟子》散文语言艺术的显著特色，对此研究者也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郑振铎认为，孟子“喜以比喻宣达他的意见”，“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刘大杰指出，《孟子》文章在说理论事时，“偶尔举例取譬，时时露出一种幽默”，如牵牛过堂、齐妾诸段，“实在是巧妙，然而又是出色的比喻和讽刺”，“显示出散文的活泼和机智”[4]（P83）。谭家健认为，孟子的比喻“浅易而生动有有趣，轻快灵便而又深刻贴切”，“堪称比喻圣手”，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设譬，运用灵活，精辟允当，一语中的，从而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用寓言故事作譬喻《孟子》为开风气者，这类“叙述则时特精妙”的长喻“曲折多姿，生动有趣”，“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短喻则既平易又精练，正喻生动有趣，反喻夸张幽默。因此，《孟子》的比喻“既有高度的艺术性，又结合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充分表现了伟大散文家的艺术匠心”[6]。杨公骥认为,孟子尤为擅长以寓言故事作譬喻，从而使《孟子》更具文学性，虽然这些譬喻有时并不都能恰切地阐明其理论，然而却充分地表现了人物的感情，因而孟子使用譬喻“不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而是情感联想的产物，因此它也是抒情的”[7]（P354）。徐立认为，《孟子》设喻取譬不仅数量多，而且丰富生动，“孟子设喻不拘一格，有的是眼前景物，有的是出于杜撰，有的是当时的故事；有的夸张，有的幽默；有的一语破的，有的妙喻成串。”[18]章沧授了《孟子》用喻的具体情况，认为孟文或以物喻理，深入浅出，或以事喻理，情理显豁；或以寓言喻理，入木三分，从而化抽象为具体可感，化深奥为浅近通达，因此，作者认为：“孟文用喻，自如娴熟，摇曳多姿。”[9]管仁福《孟、荀散文艺术比较》[19]iii，通过比较论析认为，孟文用喻不仅多而广，而且比喻手法富于创造性，作者往往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内容设喻，既有针对性，又妙趣横生，同时孟子的比喻富于想象力，并且通过与对比手法结合，以一些超乎常理的比喻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从上述可知，对孟文擅长的譬喻手法的研究比较深入，实际上无论是单纯的比喻，还是故事性的长喻，为先秦诸子散文所共有，而孟文为人所称道，是因为有其独特的“个性”，从而形成了孟文特有的风格，管文提供的思路当有某种方意义。
二、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诸子，好辩、善辩为时尚，而孟子尤以知言善辩著称。孟子在中国文学史、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气”这一概念，并把“养气”和“知言”结合起来，“他所谓知言的本领植根于养气，而养气就是对自己本性中的善端，循乎自然地加以扩充，不断地进行道义的积累”[20]（P112），具体运用于在对话和论辩中，形成了孟文刚柔相济而析义极精的论辩艺术，充分表现了《孟子》散文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与风格。在对孟子论辩艺术的研究中，又大致集中在论辩方法技巧与论辩风格两方面。
钱基博认为孟子论辩“开辟抑扬，高谈雄辩，曲尽其妙……一纵一横，论者莫挡。”[15]（P33）段凌辰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孟子〉之辩论术》一文[21]，对孟子的论辩技巧方法作了条分缕析的概括，奠定了孟文论辩艺术研究的基础。另外，杨寿昌《孟子文学之管见》[22]、李长之《论孟子文章的特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23]等一批早期论文，对孟文的论辩技巧也时有论及。而从文学散文的角度对孟子论辩艺术进行理论研究，当是50年代中后期以后。谭家健从文章结构入手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其特征是：（一）抓住要害，突出中心，在论辩中“有如老吏断狱”，一下子就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作集中论证以服人；（二）脉络分明，有条不紊，次序极为清楚，“简直是块天成的织锦”；同时（三）又极富于腾挪跌荡，摇曳多姿，在一问一答中逐步深入问题，穿插变幻章法，富于戏剧因素，“真是极尽
《山海经》的神话地理_社会学论文 第八篇
一．引言
《山海经》既是一部挑战性的古书，又是我们民族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的渊薮。
在古代，它以异端邪说之渊薮的性质对"不语怪力乱神"的正统思想方式提出挑战，对通行的经史子集图书分类法构成某种潜在的威胁；在现代，它又给既定的学科划分和专业界限造成很大的麻烦。无论是中国古时候的知识分类还是现代国际通行的学科体制，都无法使它对号入座。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方志学家，科学史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文学批评家，乃至思想史家均不能忽视它的存在。但谁也无法将它据为己有。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学科，却又同时属于所有学科。
一般说来，20世纪以前，国人较多地把《山海经》视为地理著作（《辞海》"地理学"条目下云："地理学一词始见于我国《易经.系辞》和古希腊埃拉托色尼《地理学》，我国最古的地理书籍有《禹贡》，《山海经》。"）而自1903年西方的"神话"概念假道日本传入中国，人们较为普遍的把它看成是上古的神话著述。还可以再进一步追问：如果神话是幻想的产物，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又是怎样和作为科学理性产物的地理学统一呢？
《山海经》的构成，带有明确的动机，它之所以出现，和上古文化走向大一统的权力集中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说，它是一部神话地理书。更确切的讲，它以山川地理志的外观表现着现实世界与神话时空交织的内容，而这种虚实相间，半真半假的空间图式之实质，则是服务于功利目的的宗教想象图景。只要从祭政合一（或政教合一）的远古社会的特色着眼，《山海经》的巫书性质和功能便容易理解了。那就是为走向一统的文化权力话语提供神权的空间证明，通过对各地山神祭祀权的局部认识和把握，达到对普天之下的远近山河实施一种法术性的全盘控制。
二．地理与之缘
地理学作为人类对现实生存空间的理性认识结果，在西方学术体系中一直占有着重要位置。一般又有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部门地理学与区域地理学之划分。不过，随着20世纪以来科际整合的冲击，晚近的研究呈现出打破旧的学科划分，寻求新的交叉组合的趋势。其中地理学与学的结合引人注目。这种学科嫁接的结果就是一门边缘学科---地理学或地理学。
学者们在研究中发现，地理学的问题有时不能从地理学本身得到完满的解释，原因在于地理学的产生，发展和实际应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非地理的因素制约，特别是和军事的因素（广义的又可将军事包括在内）。有法国学者认为，西文中的一些有关空间的比喻既是地理的，又是战略的，因为地理学就是在军事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可以看到在地理话语和战略话语之间存在着概念的流通。地理学者的"地区"也就是军事区域(从regere，即"指挥"演变而来),"省份"一片被占领的领土(从Vincere，即"战胜"演变而来)。"区域"则使人想到"战区"。对此思想史家福柯表示："人们常指责我迷恋于这些空间的概念，我确实对它们很迷恋。但是，我认为通过这些概念我确实找到了我所追寻的东西：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一旦知识能够用地区、领域、换位这样的术语描述，我们就能够把握知识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和播撒权力的效应的过程。当人们对它们进行再现的时候，能够指引人们通过区域、地区和领土这样的概念来思考支配的形式。--战略的术语表明了军事和管理把它们自己刻在话语的形态和材料上。"福柯认为，他与地理学专家的对话和交流足以导向一门能使双方都受惠的交叉学科。他在一次访谈中对法国的地理学杂志《希罗多德》的编辑说道："我越是进行持久的研究，就越是认识到，对话语的形成和知识的谱系所进行的，不应该根据意识的种类，感知的方式和思想的形态来进行，而应该从权力的战略和战术的角度出发:战略和战术通过对领土的移植、分界、控制，以及对区域的组织来实行，这就构成了某种地理学。"
《山海经》虽然乍看起来确实像一部地理书，甚至还给人以科学实录的假象：不厌其繁地罗列山川河流，地形地貌，物产资源，方向里程等等，但这些仅仅是些虚实难辨的陈述，总体上看则是服务于特定功利目的的想象图景。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试图用纯实证的方法对《山海经》内容加以考实的种种尝试均不能令人如愿，不免陷入无尽纷争之中。我们若能从地理的观点去考察，也许能说明《山海经》的构成奥妙。
与其说它记录着可以考实的地理知识，不如说反映的是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的知识生产模式。鉴于这一认识，我们把《山海经》当作知识社会学的对象来研究，要比把它当作地理知识来研究更具有学术价值。借用福柯的词，不妨把它视为"权力地理学"的一个古代中国个案。权力与地理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地理方面的差异特征不只是科学研究所关注的，而且也是权力最感兴趣的内容之一。福柯讲到18世纪末的地理大调查时说："那时候人们在世界上到处旅行，收集资料。他们收集的并不是原始资料，他们真的是在探索，遵循着一种他们或多或少有着自觉意识的规划。我们在地理学可以找到很好的例子，证明惩罚系统地使用度量、探索和审查。"《希罗多德》杂志的编辑对此也表示了看法："地理学家的功能是把资料收集到清单中去，这些资料是未经整理的，除了权力以外，没有什么人会对它感兴趣。权力需要的不是科学，而是大量的信息，权力的战略使它对这些资料能够加以利用。"了解到这一层，地理知识对于权力机器的效用和它在认识论上的非科学一面就不难理解。这种以怪异奇闻方式对异族异国信息加以编码的现象，表明了需要和权力作用不仅影响叙述内容，而且还改变叙述形式。
地理的世界是一个巧妙结合而成的机制。地理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是综合考虑产生这个总体的各种因素，以便更好地认识全局的性质。在古代中国"天人合一"式的思考方式作用下，地理现象和现象本来就不是截然分开的。古文献中有关生态的思想颇为引人注目，可视为地理观念的先河。古人叙述山川之形势，陈列物产之所出，实与国家之兴亡，天下之治乱息息相关。《国语.周语上》引伯阳父云："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国）亡之徵也。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可见在古人心目中，山川河流的秩序与人类社会的秩序就是如此唇齿相依，因果相系的。
山川地理同人及其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宗教思维惯常的解释是通过神灵作为中介者来建立这种关系。而抱有人本主义世界观古代思想家则以圣人或圣王来充任此一中介。《大戴礼记解诂》注引曾子曰："圣人为天地主，为山川主，为鬼神主，为宗庙主。"天地山川既然都是为圣人宗主天下而设定的，那么叙述地理和物产方面的知识也当然是为圣人治天下所用。这就是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地理观。受此影响，有关国土的观念当然是以某种山川地理的集体表象为根基的，不过，这种集体表象却又同史前信仰密切相关。《山海经》一书对此种古老的联系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书中每述及一地一山，必要交代当地的祭祀情况，各种奇异的山神形象也是屡见不鲜。如法国社会学家迪韦尔热所说，我们目前掌握的有关史前期人与土地及环境关系的知识告诉我们，这种关系带有神秘和迷信特征："土地、树木、植物、动物、河流、湖泊都被看作是可以与之保持人际关系的超自然力量。通过祭祀可以得到这种关系，违背禁忌就失去它们。从某种程度上讲，领土也被人格化、主体化了，而不是被看作一种外在的东西、一种客体。"（迪韦尔热《社会学》，杨祖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55页。）这些论述有助于理解《山海经》为何在记述山川形势和动植物分布之后总要归结到祭祀的仪节方面。只有通过世代相沿的祭祀礼仪的象征作用，圣王对国土的控制才会得到传统信仰上的支持。地理知识对于维系权力的绝对必要性也是通过祭祀活动而得到突出表现的。可知，地理学的前身必然是某种宗教的地理观。《山海经》可作为此种宗教地理的标本来看。
三.同心方空间与"中国"中心的世界秩序
现代的《山海经》研究者发现，这本书中反映的国土观念不同于儒者之"中国"观，乃是一种极为少见的"大世界观"。 如蒙传铭所说：古代儒家相传之地理观念，谓普天之下，皆为中国；中国之外，则为四海。而《山海经》之作者，以为四海之内为"海内"， "海内"之中有五山，而中国在焉。四海之外为"海外"，"海外"之外为"大荒"，"大荒"为日月所出入处，且在"海外"与"大荒"之间，尚有许多国家及山岳在焉。故就地理观念言之，儒家所谓天下，犹今言"中国"； 《山海经》之作者所谓天下，犹今言"全世界"也。这位学者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不论《山海经》的"大世界观"还是儒家的"中国"观，都受制于同样一种自我中心式的想象作用，因而体现了地理观的特征。
阅读《山海经》一书给人的深刻印象首先就是那五方空间秩序井然的世界结构。这种按照南西北东中的顺序展开的空间秩序并不是从现实的地理勘察活动中总结归纳出来的，而是某种理想化的秩序理念的呈现。
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_社会学论文 第九篇
1. 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 Payne Fund 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 effect 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 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 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 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和性。面对这种压力，由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可以减少实际的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 hypodermic 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 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主义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主义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 Veblen）和米尔思（C. Wright Mills）为代表的非主义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 media 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 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 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的相对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 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 匾囊彩悄岩猿降摹?BR>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 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所说的，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ideological 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 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 Hogard）、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汤姆逊（E. P. 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 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 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 腿妨⒘似淅砺酆头椒ㄗ试瓷霞蟪傻脑颌摺?BR>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 cross
“大学之道”——《大学》新读之一_社会学论文 第十篇
本文即尝试据此对《礼记》之《大学》一篇进行。所谓新读云者是相对朱子《大学章句集注》而为言。我认为，朱子最大的误读处是其将《大学》之书的主题或性质判定为对“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的讨论。如此处理或许十分便利于他将所谓三纲领八条目作为申述其哲学心得，表达其时代感受的注释文本。但是，这却不仅使得孔子在此扮演的角色无形中由“圣人”降格为“史家”， ③也使得该文本的原主题“大学之道”的内涵或意义很大程度上被覆盖遮蔽。
一
了解“古之大学”及其“所以教人之法”的基本情形究竟如何，应该是我们评估朱子所给出的定位能否成立首先所必须加以考察的。根据《礼记》中《学记》、《王制》、《文王世子》诸篇再加上其它一些材料，我们即不难对此勾画出一个大致梗概。
（一）《王制》：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国之俊选，皆造焉。”
（二）《周礼·春官·大司乐》:
“掌成均之法以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教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磐》、《大夏》、《大濩》、《大武》。……”
（三）《文王世子》：
“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秋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
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谕诸德者也。
仲尼曰：学之为父子焉，学之为君臣焉，学之为长幼焉。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
（四）《祭义》：
“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礼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耕籍，所以教诸侯之养也。朝觐，所以教之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是故乡里有齿而老穷不遗，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此由大学来者也。”
（五）《大戴礼记·保傅》载《学礼》云：
"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如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如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而圣智在位，而功不匮矣。帝之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
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端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达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
（六）《学记》：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
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肆三，官其始也。入学鼓箧，孙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不视学，游其志也。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幼者听而弗闻，学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伦也。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受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
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者，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记》曰：三王四代唯其师。
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
（七）《周礼·地官司徒·师氏》
“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掌国得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
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
（八）《白虎通·辟雍》：
“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学何？以为八岁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七八十五，阴阳备，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学，学经籍。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小学，经艺之宫；大学者，辟雍乡射之宫。
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诸侯曰泮宫者，半于天子宫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乡曰庠，里曰序。庠者庠礼义，序者序长幼也。《礼·五帝纪》曰：帝庠序之学，则父子有亲，长幼有序。”
如此征引虽颇嫌烦琐，但有关所谓古之大学的发生沿革、校舍、学制、师资、教材、教法、招生对象及培养目标等等，均可以从中搜寻出一些端倪或大概。
了解一事物之所由以发生，颇有助于我们把握该事物的本来属性。从文字上说，学与教古为同一字，后来才分化为二。事实上，“学”之成立的前提是有所以学和所从学，而此二者均统一于“教”。《广雅·释诂三》：“学，效也。”《玉篇·子部》：“学，受教也。”而教，《说文》：“上所施下所效也。”古动词常有十分确定具体的内容。据《书·说命》：“学于古训，乃有所获。”可知所从学的对象是人，所以学的内容则是某种知识或据价值。又据《书·舜典》：“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古训”应该是口口相传的早期生活和的经验，而以后者为主（因“教”原本就有上与下、施与效之别）。“五教”之类即是其主要内容，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古之大学中的教师作为这种知识或价值的承传者，在《周礼》的记载中主要是司徒之官及其所属之师氏、保氏。而在更早的时代，则应该是德高望重却并不具备什么头衔的长老。尧命舜作司徒是完成这一转变的一大枢轴。《论语谶》谓：“五帝立师，三王制之”，可资印证。《说苑·君道篇》记郭隗之语：“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贾子·官人》云：“与师为国者帝。”可知行教之师，最初乃是辅佐君王以道化天下的顾问。“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东序 ”应该就是后来所谓“大学”所以发育而出的最初的胚芽。①
当然，“养老乞言”由的实际运作衍变为功能相对的道业传承，前提条件是稳固，有明确的治道选择，需要大批相对优秀而又属于“我族”的权力继任者，因而必然表现为一个与历史进程相适应的漫长过程。这一点如果成立，则大学的师资也就明确了。《五经通义》云：“三王教化之宫，总名为学。夏曰校，校之言教也。殷曰庠（庠者庠礼义），周曰序（序者序长幼）。周家人兼之。”所谓周家人兼之，应统是指周人在乡设庠，在里设序，即学校之设越来越普遍，越来越趋近民间，实用意义上的教化（以教为政）色彩越来越重。但是，由辟雍泮宫的制度化，我门也可看出，以贵族子弟为招收对象，以人材为培养目标的国家之学“太学”，在形制上不断得到发展完善的同时，其培养目标的化特质和培养过程的教育学特征两个方面都同样被强化，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大学》中论及的大学也当是指周而言。它主要的师资一是师、保，二是三老、五更。师氏主职是“掌以媺诏王”，“以三德三行”教国子；保氏的主职是“掌谏王恶”，“养国子以道”，“教之六艺、六仪”。师氏还掌国“得失之事”，可以使太学生“识旧事”。保氏另一责任则是“以师氏之德行审喻之”。分而言之，师氏主讲“德”与“事”，保氏主授“艺”与“仪”。②
三老、五更也各有所擅长。《白虎通·乡射》：“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陈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实际“示天下以孝”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因为成为三老，五更并不只是年龄（齿）足够即可。还是《白虎通·乡射》：“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于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于五行之道而更事也。”③《文王世子》注云：“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史籍一般说“养老于东庠”，东庠究竟是以养老而成学，还是以学而得养老，即养老与立学间关系渊源颇有深意可寻。但三老、五更无论作为王者之师还是作为传道授业解惑之师，相对于“国之贵游子弟”来说，无论从历史或者逻辑的角度看，其出现在先应当毫无疑义。而其见享于太学，似乎并不能只看成是一种荣誉或一种姿态，同时应也承担有一种工作一份责任，盖以颐养为主而兼教职备咨询者也。他们的知识结构表明他们主讲的课程可能近于今日所谓之“历史”、“哲学”与“伦理”诸内容。
此外，应该还有专职教师若干，即《文王世子》所载之教乐的大师，教礼的执礼者，教书的典书者，教舞的领舞者。作为国家之学的辟雍、泮宫的生源显然与乡里的庠序不同（庠序之俊士当然亦可升等为太学生），而主要是前引《王制》所谓之“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另外，还有部分由庠序层层选的“国之俊选”。
培养目标则很明确，“造士”，以使“王道流转，周而复始”，如辟雍所象征者。
由于存在一个“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的逻辑前提，古之大学的课程即是“学之为父子，学之为君臣，学之为长幼”。三者之中，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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